时间：2022-03-19 05:51:0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管理学常识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尝试自学，探究规律
“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小学语文教学要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这节课教学的每一部分都是让学生尝试在前，学生能学会的就不教，确实不能学会的也先学后教。教师让学生尝试朗读，尝试讲诗意，尝试自己解答疑难，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这说明小学生尽管年龄小，但也有自学的能力，何况他们已经学过不少古诗，并非“白纸一张”，我们完全可以放手让他们自己学习。对学生的学习潜力估计太低，处处不放心，实在是不必要的。
自学，也要提高“含金量”，这个“含金量”就要让学生从中领悟一些语言文字的规律，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拿这节课来说，教师把“虚指”与“倒置”作为古诗学习的知识点和方法，让学生在试讲的过程中感悟学习古诗的方法，就使教材的教育价值得到更深的发掘。
二、自主感悟，多元解读
古人早已认识到“诗无达诂”，也就是说没有惟一正确的解释。一首好诗，正因为可以作多种理解，才让人觉得回味无穷。同时，由于读者的人生经历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作品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这一节课上，在“这么冷的天，那个老翁为什么还在江上钓鱼”这个问题上，鼓励学生提出多种假设，就是为了让学生探讨答案的多样性。这种对作品的多元解读，有利于学生从小就形成一种观念：问题的答案不只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这对学生的人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尊重多元解读，又要重视价值取向，这是阅读教学必须注意的两个侧面。拿“这么冷的天，那个老翁为什么还在江上钓鱼”来说，学生有那么多的答案，有好有坏，教师不能简单地全部肯定，而宜加以引导分辨。显然，“养家糊口”的解释不仅缺乏诗意，也有悖诗人的本意。教师在适当的时候才出示柳宗元的简介，然后让学生联系诗人的经历来解读文本，使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达到了新的深度。
三、比较阅读，深入感悟
1 办学理念管理是校长文化管理的核心
办学理念是对办学思想的凝练，是校长对“办什么样的学校”和“怎样办好学校”的深层思考。它是学校定位发展自身的一系列教育观念、思想、信念及其价值追求的浓缩，是学校教育哲学的体现。办学理念要重点凸显以学生观、教师观、学校观和教育观为重点的学校的教育哲学。中小学办学理念的形成是学校自身发展定位的要求，充分体现学校的价值追求和精神追求。“关心道德、智慧、感情的和谐发展，注意培养高尚的心灵，使一切精神冲动和意向保持纯洁，这是培养新人最根本的要求。”要实现学校培养新人的功能，就要通过文化管理不断凝练办学理念。例如芬兰的罗素高中，它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世界性影响并引领时展的高中。其办学理念是管理“恪守传统，自主选择，放眼未来，国际视野”，这一办学理念指引着一代代罗素高中的师生朝着理想的目标奋斗。可见，办学理念有助于学校形成短期、中期、长期发展规划，有利于学校共同体分享和支持学校的发展愿景。
2 学校制度管理是校长文化管理的保障
学校制度管理要刚柔相济，将科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有效结合起来。科学管理中，标准是统一的，纪律成为一种机制，能通过其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分散肉体，从肉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而是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科学管理的弊病同时也存在于标准化产生的量化评价机制。教育教学作为学校中心的活动，在某些层面是难以量化的，例如教师家访、教师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人格陶冶，这些教育活动或某些教育事件可能对受教育者产生一生的影响，但却很难进行量化考评。因此，科学化管理下的绩效评价制度易导致急功近利、恶性竞争、人际纠纷，进而引发学校的内部矛盾。这就需要将科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化解学校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人性化管理是基于“社会人”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物质利益并不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唯一手段，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人性化管理应针对学校的每一个人。校长在管理中以人为中心，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建立教育决策的参与机制，实际上，这是通过分权式管理实现管理的服务功能。校长要满足不同层次师生的需要，信任、尊重、关爱师生，激发其内在动机，实现教育管理自律机制的建立，形成一种平等、民主、和谐的学校文化，从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全面发展。学校制度管理的人性化还体现在校长能够有效运用情商，进而实现人际关系的有效沟通和互动，使得学校的制度化管理更为有序、稳定。
3 教师文化管理是校长文化管理的途径
教师文化管理是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个人英雄主义的教师文化或许可能在个人层面上取得一定的绩效，但这对学校的发展依然是微不足道的。教师文化管理就是校长要提升对教师文化的领导力，实现教师团队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引进、发现并培养中层管理者和各学科骨干教师，使教师团队获得归宿感、使命感，获得专业发展的支持，使教师群体都获得公正评价和有效激励，从而使其产生被认同感。一是集思广益，制定、规范和修正学校各项管理制度。这有助于实现管理层对学校工作的有效督导和评价，做到修正错漏、激励进取、赏罚分明、公平公正。二是建立教师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校长应提升学校核心价值观和教师职业伦理规范，结合教师伦理热点问题进行研讨，深化教师对该职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理解，从而使教师将学校的职业伦理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三是建立健全多元化、制度化沟通渠道，组建民主的教师团队。民主的教师团队有助于实现教师相互认同，实现教学中的学科互补、个人优势互补，使教学活动在合作交流中得到改善，实现团体的共同进步。
4 课程实施管理是校长文化管理的内容
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根除各科目之间那种致命的分离状况，因为它扼杀了现代课程的生命力”。但课程的实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校长应对学校的课程实施管理。
学校通过引入学术性课程、实践活动课程、整合性课程，通过大力推行区别性课程、特色性课程来强化课程评价和实现课程的多元化功能。但由于受到教育投入、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教育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的农村地区实现三级课程的全方位的开发、设计、实施的管理，还难以实现。不同中小学课程实施管理的层次是不同的，示范性学校一般能够有效地开发和实施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的农村城镇中小学只能确保(甚至是未能确保)国家课程的有效实施，有些科目甚至缺乏足够的专任教师。校长要实现课程实施管理，无论是在资金筹备、物质保障、技术支撑、团队建设方面，还是在资源开发、课程规划、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估上，都需要解决许多难题。不难看出，实施课程管理也是校长实现文化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应根据学校发展的需要、自身的发展定位而不断进行调整、再实施和再重建。不同类型的课程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校本课程，在解决校本问题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5 办学特色管理是校长文化管理的提升
办学特色管理是校长在长期办学中不断反思实践，不断创新文化，是提升学校文化精华的结果。它是校长作为教育实践探索者的勇气和胆识的结晶。然而，要形成办学特色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和外在环境下，学校对自身特长、自身发展优势的强化，并深化教育目标、教学目标的结果。从宏观上说，学校的课程建设、校本教研的开展、教学改革、学生学习方式革新、校园文化节、农村中小学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各种实践活动等都可成为学校办学特色的一部分；从微观上说，学校的标志性校园建筑、各种典籍藏书、校史整理、学生寝室文化、学生特色作品收集和展览、学生志愿者的各种社会服务等，都可以逐渐积淀为学校办学特色。
总之，校长对中小学实施文化管理应该是多方位、多功能、多渠道、多载体、多主体、多层次的。新的时代赋予了中小学校长实现学校文化管理的历史使命，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更大的责任和权力。文化管理是校长管理权力的实施，也是校长带领学校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广东潮州，521041)
参考文献：
[1]苏霍姆林斯基著，黄之瑞等译，公民的诞生[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1.案例选取适用性低，影响教学效果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基本素材，在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只有选择好的恰当的案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中案例素材的选择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选取的案例时效性不强。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一些新技术和新理念不断地涌现，这就要求教师不断调整教学内容来适应市场营销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案例的选取上更应当如此。有些教师的教案不及时更新，所选取的案例发生时间很早，案例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已经获得改进和解决，或者案例所反映的现象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案例的内容缺乏时效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影响案例教学的效果。其次，选取的案例本土化程度低。市场营销学理论起源于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被介绍到我国，而国内许多教材最初也是由国外教材翻译而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所选取的案例也大多是国外的案例，例如微软、可口可乐、IBM等跨国大公司。一方面，由于背景和环境差异，对于案例内容学生难于理解、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所选取的案例大多来源于跨国大公司，与我国企业的实际有较大差异，针对性不强，指导作用不明显，实用性不够，这些都严重影响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2.案例教学方法保守，影响教学效果目前，大多数的经济管理专业市场营销教学仍以教师课堂授课、学生被动接受的陈旧方式进行。在实际的案例教学过程中，大多也仍以教师为主导，由教师陈述案例内容、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问题、教师简单点评后给出答案。这种“灌输式”的案例教学方法容易导致学生参与课堂分析讨论的积极性不高，教师开展的案例分析也变成了理论知识的佐证，使得案例教学形式化；学生也以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为目标被动学习。因此，难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难以提高学生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3.教师教学水平欠缺，影响教学效果市场营销案例的真实性和实践性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需具备一定的市场营销实践经验，否则很难在案例教学环节给学生讲透，更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参加高校的教学，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而且多数高校对教师的案例教学能力也没有进行专门培训。因此，这种学校到学校的经历，使得多数教师对案例的分析只停留在文字和理论层面，对案例的分析不够全面，不能指导实践，很难达到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
二、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模式应用
案例教学起初主要应用于研究生教育，并不涉及本科教育，但由于市场营销学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对经济管理专业市场营销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案例教学由于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启发性，因而，在本科层次的市场营销学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1.案例教学的组织。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合理的组织实施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组织得当才能充分发挥每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有利于案例的组织讨论，应当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一般来说，3~5人一组比较合适，太少了不利于相互讨论，集思广益；太多了则不容易调动学生积极性，存在“搭便车”现象。最好由学生自由组合，然后推选出小组长，由各小组长领导自己的小组分工负责，齐心协力完成任务。2.案例的选取市场营销案例的选取应尽可能选材于现实生活，这样不仅能使案例内容贴近现实，从心理上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引起重视，提高学生的实战技能；同时，在案例教学实践中，教师的角色必须转换，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咨询者和指导者。这样，学生参与到全部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现如今的信息时代，学生往往乐于在互联网上浏览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与其让教师主导课堂，不如让学生参与其中。在市场营销学案例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自己准备10分钟的案例内容，并以Powerpoint形式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这样，学生既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市场营销现象保持关注，如分析小米手机的营销策略，三星压制小米中国手机的营销对策，京东上市后的营销战略变化等；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归纳综合能力、演讲表达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3.案例问题的设计进行案例教学，一定要针对案例内容和教学需要设计相应的问题。设计问题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问题要与案例内容、教学内容、理论观点相呼应；二是问题的设计要便于课堂讨论，方便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思考，最终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三是题目数量不宜过多，一般以1~3个为宜。4.案例的分析讨论课堂讨论通常是案例分析的核心环节。在案例教学实践中，只有学生广泛参与讨论，通过思考形成建设性的方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分组讨论，各小组形成自己的方案，并通过演讲方式进行陈述。当然，就一个问题来讲，往往存在多个解决方案，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自主地去寻找更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通过各小组间的辩论和分析使之完善。5.案例的总结对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教师应该进行点评、总结和归纳，还可以根据情况要求学生将案例及其分析内容总结成书面材料，加深学生对案例的印象，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常识；知识社会学；社会学智商测验
论文摘要：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当今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往往存在偏误。本文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教师(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角度和专家与大众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只有综合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才可以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对关系的涵义。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如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香港的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其著作《社会原理》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论。张德胜的基本观点是“道不远人”，社会学的规律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它自然不会与人们的常识认识太过疏远。
有学者分析认为，当新闻节目需要在与大量娱乐节目的竞争中立足的时候，怎么“讲故事”才更好看，就成了关键问题。电视新闻内容的软性化和边缘化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在众多娱乐节目的诱惑下对新闻节目作一些视觉停留。归纳起来，不论是电视新闻娱乐化还是其他媒体的新闻娱乐化，成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社会转型期的躁动、激烈的市场竞争、受众的心理需求、媒体职业道德的缺失。而这些成因往深层次挖掘，都是“市场理念”在起作用。
传播业的结构是社会结构决定的，娱乐的泛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娱乐泛化服务于收视率或发行量，而收视率和发行量有两个作用：对内，它是产业评估的衡量指标：对外，在传媒公司跟广告商谈判的时候，它又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所以说收视率和发行量本身就是商品，媒体的经营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商品产生更大的利润，娱乐化便成为资本的扩张和积累的有效手段。新闻节目作为传媒的一个重要节目形式，不可避免地娱乐化了。
香港报业自律的困境――以香港报业评议会为个案
文章借鉴英国学者巴特勒的媒介社会学的观点，把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置身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下来研究。社会变迁体现在媒介变化上，媒介方面折射出社会变迁，媒介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报业评议会是一个绝佳的研究样本，它的成立、理念、运作模式、面临的困境等各方面都是香港社会变迁的缩影，涉及报界、学界、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之问的角力，展现了香港丰富的媒介生态。报评会是在回归后成立的，选取香港报业评议会这个小切口来研究回归十周年来香港的传媒生态，算是一次小的回顾和总结。
文章选取了香港报业评议会作为个案来研究报界自律，首先梳理了新闻自律研究和香港报业现状，把报评会放在香港报业发展史和报业恶俗化两大背景下来研究，通过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如公众评价不高、不具广泛代表性、“有限度豁免被权”争议，投诉成效不足等问题，来折射背后香港传媒生态中报界、公众、政府、社会团体之间的博弈，再加上香港本身的地缘、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多种角力展现了丰富的香港媒介生态，最后对报评会的前景进行展望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买方市场下的传媒生存之路
随着大众传播事业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传媒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阶段，素质不断提高的受众不仅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媒介，他们的主动性和参与性也在日渐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介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传媒市场“过剩时代”的到来，注意力经济的发展，受众成了各种传媒竞相追逐的对象。为了获得受众的注意这一稀缺资源，中国传媒业的体制、观念、定位、功能、经营模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观念求主动、载体求移动、内容求心动、传受求互动成了这一阶段传媒业发展趋势的整体概括。
传媒仅仅拥有互动平台、互动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将互动作为一种理念和运作手段，作为内容生产的必备环节。只有这样，传媒才能顺应受众需求，满足他们对亲身参与的愿望，获得传者与受者的双赢。
解读电视新闻节目《本周》的平民化特征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大校教育的不断发展，高校出现了多校区的管理模式。多校区的发展，使高校的教务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多校区教务管理中出现的合作多、问题多、教务管理人员不足等新问题的涌现，为高校的教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对在大学多校区的教务管理体制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进行了论述。
近年来高校不断的发展扩招，学生人数越来越多，高校多校区大规模建设增加了许多学科和专业课程，高校的教务工作对大面积校园很难做到全面管理，现代高校的发展需求促使了教务工作不断的变革。多校区的教务管理体制还处在发展完善阶段，教务管理的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适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不断的完善教务管理体制，才能为高校多校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大学多校区教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高校的不断建设发展，很多大学都在进行着教务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改革后的教务管理运行状况来看，对在教务工作中采用多校区分级管理的模式是比较成功、可行的。由于原有的教务管理体制只针对本校区进行教务管理，以至于很多教务管理人员对教务工作中多校区的教务管理的制度认识不足，对多校区内的教务管理工作的重点不够了解，对多校区内的教务管理工作范围不确定，对多校区内的分校教务工作的理念薄弱，在教务工作中不能正确分校教务管理职责，导致多校区的分校教务管理体制在运行中出项诸多的不协调。
高校的工作重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大学人才。高校在前期发展中学生的数量相对稳定，教学结构比较简单，对教务工作的职权范围界定不明显，很多本应当由教务管理部门进行的工作，由教学行政部门掌握，高校的教务处几乎是替代了教务管理部门的诸多工作，学校基层的教务工作人员的工作几乎就是信息的传递和转达。高校办学模式改革后，规模不断扩大，学校自身的内部结构也日趋复杂化、多样化。高校可以自主运用的权利范围越来越广，出现很多新的工作需求，原由教务处代劳教务管理工作的管理方式已经成为阻碍新工作开展的绊脚石，有必要多原有的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使教务管理的工作权限下放，使教务管理的中心下移。目前很多大学的教务管理体制发展缓慢，和高校的发展需求，不同步，其中原因在于教务处对大量应由教务管理部门进行的工作大包大揽，高校的教务管理工作繁多复杂，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教务处无法同时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教学研究、教学规划、教学监督、指导等工作。而且教务处的人员相对较少，对于日渐增长的高校师生数量，教务管理的海量的工作内容，已经力不从心，工作效率很难提高，小马拉大车的状态必定堵塞教务管理工作的进展，影响了教务工作的开展，工作不到位容易引发学校、教师、管理人员、学生之间的矛盾，导致教务管理与高校的建设不同步。
原有的教务管理体制已经运行多年，教务管理人员已经形成固有的工作模式和工作习惯。在多校区的管理体制中，教务管理人员对教务处制定的教务日常规范、管理制度、需要传达发放的工作安排、教务通知等工作，只是例行性完成，不做研究，不结合自身学校状况，不做深层次分析，使教务处的管理与多校区的教务管理工作进展状态快慢有别。而且很多分校区的教务管理人员身兼数职，教务管理人员还同时负责爱国卫生、安全保卫、计划生育、学生管理等多项工作),表面上看节省了分校区的人力资源，实质是降低了分校区教务工作的效率，致使分校区教务管理工作与主校区的教务工作脱节，不利于分校区教务工作的开展，阻碍了分校区教务工作的良性发展，这种状况无形中加剧了教务处过多包揽教务管理工作的现状。
二、利用有力措施，推动多校区教务管理体制建设
1、建立正确的管理思想
原有的教务管理体制运行规范、便捷已经形成固有的工作模式，而多校区管理体制转变了教务管理的重心，使高校管理者的部分工作转移由教务管理者掌控。而高校多年形成的思维模式一时难以改变，有的管理人员依然沿用原有的工作形式和管理思想，对多校区的管理体制不适应，产生抵触思想。正确的管理思想可以带动管理人员的工作方向，思想动力直接影响工作效率。教务管理人员对多校区管理制度的熟知、了解，加强理解层次，提高认可的深度，都可以促进多校区教务管理体制的发展。有必要对教务管理工作人员进行思想培训，使教务管理人员确定正确的管理思想、观念，提高多校区教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强对多校区教务管理制度的完善。
2、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
教务管理人员的知识素养、工作能力决定着教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进展。分校区的教务管理部门应清楚的了解教务管理工作在高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多校区教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建设，对多校区的管理人员进行定期的知识培训，加强管理人员工作能力培养。在各校区之间进行教务管理工作的交流，相互了解，学习科学的管理方式，多校区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增强多校区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提高教务管理的业务水平。
3、遵守多校区管理原则，明确职责
只有按照教务管理工作的多校区管理原则,明确分校区划教务管理机构各自的工作职责和范围,并力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能避免教务管理过多集中于教务处层面状况的发生,切实提高教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如就课程管理而言,对需在全校范围内统一安排的公共课等性质课程,应由教务处负责编排和管理;对于其他各专业类课程的编排,应由各院(系)教学办根据教学计划的安排进行组织和管理,包括确定上课时间、地点、上课节数和任课教师等。
针对考试管理,学校教务处应主要负责宏观、程序层面的管理,如考试的总体时间安排、试卷管理、学校统考课程考试命题、学生统考成绩的公布等;院(系)教学办主要负责微观、技术层面的管理,如各专业类考试命题、试卷审查等。
通过简政放权,明确分工,使教务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构建起校—院(系)两级管理的教务分层管理工作模式,来应对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新形式,提高教务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全面落实高校的各项教育、教学目标,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
综上所述，教务管理是高校管理的支撑力量。高校教务水平的高低，教务管理能力的强弱，从另一方面体现了高校发展建设的状况。高校的多校区建设是现代高校发展的必然方向。多校区教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以促进高校不断的发展。加强教务管理人员正确的工作理念，提升良好的教务工作思想，利用有效的措施方法，提高分校区的教务工作效率，加强多校区教务管理体制的完善，实现培养多方面高校人才和高校建设的双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奇.高等院校多校区管理过程中理性思考［J］.教育出版社.2005.
［2］李怀青.高校教务管理常见问题探讨［M］.科学出版社.2002.
［3］刘立君.浅谈高校多校区教务管理的发展［J］.中国成人教育.2003.
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论，公共管理研究已经进入了方法论的多元化阶段，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探讨却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单一化，无法回应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在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时候，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仍是主流，通论性教材往往侧重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学”研究的部分，主张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公共管理客观事实中的经验性因果联系，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寻求，发现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1]与此相关，目前国内的公共管理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等作为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这些课程的主导方法也是实证主义，难以凸显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实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学发现、技术设计（政策设计、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机制设计等等）、公共评估、诠释和批判的统一，需要实证的、诠释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论的合理使用和组合，阐明多元方法论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的逻辑，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
2.程序性方法与实质性方法之间存在鸿沟。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是公共管理知识成果中蕴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识的途径。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则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设计和实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步骤和技术。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研究的逻辑，后者侧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献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体系也较为成熟，比如：盖尔•约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这些著作以选题、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撰写为经线，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为纬线，共同编织起公共管理学的程序性方法论体系。不过，很少有文献探讨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当我们从事一些属于技术设计类、诠释类、批判类、评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时，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衡量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论标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形成了方法论标准的单一化和有些研究没有有效方法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实务和咨询方法脱节。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使用科学方法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答案的活动，包括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公共管理咨询三种基本形态。但实践中，三者脱节的状况较为严重：从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撰写大量的论文，充斥着繁杂的统计数据和生僻的词语，往往被束之高阁。公共管理咨询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学者们的高深研究难以接轨。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三者统一的“公约数”缺乏坚实的理论共识。事实上，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和公共管理咨询的“公约数”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科学发现类、评估类、诠释类和批判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是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解决的过程，其本质是公共管理者运用适当的途径———诸如战略设计、政策制定、机制设计等———弥合公共管理主体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公共管理实务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提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但是公共管理实务的方法论框架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咨询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并不是单一的方法论框架，往往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框架，为顾客提供知识、技术、理解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学术关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词可以做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思维方法、行动方法、研究方法的总称。狭义的公共管理方法则指公共管理实践或公共管理实务活动的方法，属于行动方法的范畴，即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认识工具（比如战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行动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合同外包、凭单制等等制度、机制、程序、手段和技术等管理手段）的总称。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批侧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动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较少。公共管理“思维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见。这导致了公共管理思维方法、行动方法和研究方法学术关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寻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础，提高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5.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缺乏合理的标准和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费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贝利（M.T.Bailey）[7]，亚当斯和怀特（G.B.Adams&J.D.White）[8]等人开展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评估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孙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吴颖年（2006）[12]等学者对台湾地区的公共管理论著亦做了文献评估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陆很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规范、标准和方法论问题。比如：张成福（1996）对中国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关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聪、肖生福（2006）等人探讨了中国行政学学科和学科整合问题。[14]袁达毅（2002）、马骏（2006）、刘亚平（2006，2008）、何艳玲（2007）等人对中国公共行政“危机”进行了分析。[15]张梦中和马克•霍哲（2001）[16]等人对公共行政期刊论文或博士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尝试提炼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总之，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尚未形成兼顾多元方法共性和个性的标准和规范。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于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认识，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样化、合理、适宜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上述五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论，从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逻辑合理性？随后本文将从问题类型学入手，阐明基于问题类型学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以期对这两个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17]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19]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在图1的二维坐标中：（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三、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体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是对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各类、各层次方法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的系统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20]（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总之，在问题解决这一点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种形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有机的联系，它们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司职侧重不同，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知识深化的递进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动中同时包含了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学问题亦可能是技术问题、评估问题、诠释问题和批判问题。不同问题类型在问题结构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求解的方法论框架也会存在根本的差异。如果用解决诠释类问题的方法去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应该无法获得求解答案，因为他们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都不一样。因此，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研究方法论的差异是研究哲学层面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不同属性的知识亦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论获得。比如要获得诠释类的公共管理知识，就需要以诠释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现象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要获得规律性的实证知识，则需要使用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如果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解答诠释类问题，就犯了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不匹配的错误。总之，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
第四，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思路、求解路径、求解方式、求解结果以及对求解结果的评价。公共管理研究设计作为研究的蓝图和规划而言，需要对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求解和问题求解结果的评价加以详细的阐述。按照问题类型的差异，可以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分为科学发现类的研究设计、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评估类的研究设计、批判类的研究设计和诠释类的研究设计。总之，正确的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选择相应公共管理研究设计类型的前提。
第五，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沟通了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鸿沟。公共管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美国的教育学科分类中，就将公共管理类学科划入职业性的应用性学科范畴。尽管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实务者往往是不同的群体，但是并不意味着，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可以分离，并不意味有纯粹的公共管理理论，或者纯粹的公共管理实践。实际上，将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融合起来的桥梁就是公共管理问题，对公共管理问题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就能寻找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沟通的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通道。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还是从事实务的工作者，都需要有问题意识，根据问题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获得问题的答案。从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问题最终解决的过程来看，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是紧密连接、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的过程，问题及其问题的类型是沟通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研究人员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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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3］［15］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4］［7］［18］王佃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及几个相关问题［EB/OL］.［2011-04-28］..201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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