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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税务筹划分析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关键词】税收筹划财务目标纳税债务
一、公司一般财务目标内涵规定性
（一）财务目标体现着本金的本质特征
财务目标是经济组织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与自身的价值判断中不断推动本金运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影响和制约着各经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总体目标。
资金分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货币。增值性是本金的本质特性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本金投入的目的是为了增值。二是本金的增值具有可能性。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者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不仅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而且形成了价值。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本金增值的来源。财务管理是本金外在表现形式——财务活动与内其在利益约束——财务关系的有机构成，其行为充分体现出本金运动的本质特征即对增值或利益水平的追求。这就是公司财务目标的本质取向及核心。
（二）公司财务目标内涵
公司经营理财，其目的直接指向获利水平和偿债能力的提高。尽管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以及在不同的时期财务目标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公司在形式上拟定怎样的具体财务目标，最终都必须符合投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终极目标。在实际公司运作中，经营管理阶层与投资所有者对目标实现的期望上常常产生一定的分歧：投资者在理财策略上和经营策略中往往会从公司长久良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而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的短期的利益往往会满足于“安全处理业务”，其结果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所有者可能无法获得应有的财富最大化期望。但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二者又是相统一的：其一，投资所有者的理财目标，其长久的利益必须首先通过公司经营者对财务目标的追求才能得以体现；其二，经营者的保守、消极态度和行为一旦被投资所有者认为“不当”，也会危及到经营管理者的利益。因而，从长远来看，经营管理阶层拟订的财务目标必须统一于投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客观要求。
二、纳税制约下的公司财务目标
（一）纳税债务与公司一般性债务偿还对现金支付需要的差异
公司的负债主要来源于：（1）营业性债务，如各种长短期借款、应付债券、结算信用债务、其他长期应付款；（2）应付投资所有者股息、红利；（3）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等等。前两者定义为公司的一般性债务，后者称之为纳税债务。
纳税债务与公司的一般性债务的偿还对现金流量的要求呈现差异。一般性债务偿还相对于纳税债务偿还对现金流量的约束具有较大的弹性，即体现出一定的“软”约束状态。纳税债务的清偿则体现着现金流量的“刚性”约束，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弹性可能。税法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决定了公司只有及时足额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能使其市场法人资格在法律上得以认可，进而才可能享有法定的市场自与正当经营收益的法律保护权。法定税款的缴纳，不同于公司的一般性债务，其运作的规则是必须动用现实的现金才能予以完成。
（二）现金匮乏对公司切身利益目标的负效应分析
税款的计量依托于法定税率与公司账面记载的应税收益（为便于分析，假定会计计税收益与税法计税收益具有同一的内涵）金额，而不考虑这种账面意义的收益所实际取得的现金流入量的状况。因而公司纳税的行为规范就是：只要体现出账面（或会计）观念的应税收益，公司就必须依法及时足额地动用现实的现金予以解缴。
既然存在着会计收益预期的应计现金流入量与实际现金流入量的非对等性同依据会计收益而非实际变现收益计算的应交税款现金支付的刚性约束间的矛盾的客观性，因此，单纯地依据公司最大获利能力所确立的所谓“最佳”财务目标在纳税现金支出刚性约束下对公司切身利益产生以下负效应。
其一，绝对的现金支付能力匮乏。即手持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即时税款，而公司在税法规定期满前又无法予以融通。
其二，现金的相对不足。即公司手持现金相对于纳税现金支付需要量短缺，但通过融通能够弥补，只是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相对于公司投资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形的纳税现金流量的短缺，都直接反映为对公司根本利益的侵蚀，即纳税的机会损失完全定义为公司的成本。一旦这种成本损失的增长额度超过账面边际税后利润时，便意味着此时的账面利润相对过度，或者说抑减一定数额的账面获利能力对公司可能更为有利。
（三）纳税约束下的公司适度财务目标的内涵规定性1．适度财务目标以公司获利能力与现金偿付能力的制衡协调为基础
账面收益最大化并非直接等同于公司投资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必须充分依托于现金的偿付能力，特别是纳税现金流量的有效限度，遵循边际损益分析原理，通过获利能力与现金支付能力间的利弊权衡与制约协调，最终达成在投资所有者利益最大维护下二者的和谐统一。2．适度的财务目标应当有利于公司与国家长期利益的良性稳健增长
较高的公司账面收益的确有利于政府即时税收收入的增加，但由于政府这种即时收益的增加是基于公司需要承受较大的机会风险损失前提，一旦公司因税负相对现金支付压力过重而无以缓解时，便将对公司资金运行的内在秩序发生严重的扰乱，以致效益再殖活力基础推进滞缓。这样最终损害的就不仅仅只是公司利益更主要的将是国家利益。相反，若政府能真正通过法制规范将市场价值判断取向权力赋予作为市场法人主体的公司，使之能够充分依托有效的现金支付能力预期，而非单纯地以账面收益最大化组织经营理财决策，这样尽管可能对政府即时税收收入的增加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一微小的代价将换取公司长期稳定的资金基础的有效奠立，因而从长远意义看，政府的税收收入必将随着公司效益增殖活力与功能的提高和强化而得到更大的增长。
参考文献：
[1]唐腾翔.税收筹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中小企业；纳税筹划；财务管理；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强化自身内部管理，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纳税筹划(Taxplaning)是指纳税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事先进行筹划和安排，最大限度地利用税收优惠条件，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以达到税负最小化目标的纳税规划。纳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部分，其实质是依法合理纳税，最大程度地降低纳税风险，以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筹划性、目的性等特征。纳税筹划不同于偷税、漏税、逃税或抗税，它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小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它贯穿于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现对中小企业在筹资、投资、经营三大方面的纳税筹划略陈管见。
一、筹资过程中的纳税筹划
筹集资金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先决条件，企业可以从多种渠道以不同方式筹集所需的资金。一般来说，从纳税筹划的角度分析，可将企业的筹资方式分为（1）负债性筹资（包括：向银行及非金融机构的贷款或企业借款、企业内部筹资、发行债券等）（2）权益性筹资（包括企业自我积累、发行股票等）（3）其他筹资（租赁、赊购等）三种形式。[1]（P44）从纳税角度看，这些筹资方式产生的税收后果有很大的差异，这就需要进行筹资决策。在筹资决策中进行纳税筹划，有助于企业降低资金成本，优化资金结构，增加所有者收益。通常情况下，企业内部集资和企业之间拆借方式效果最好，金融机构贷款次之，自我积累效果最差。其原因在于内部集资和企业之间的拆借最容易使纳税利润规模分散而降低。就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筹资而论，发行债券比发行股票更为有利。这是因为，发行债券所发生的手续费及利息支出，依照财务制度规定可以计入企业的在建工程或财务费用。财务费用作为抵税项目可在税前列支，企业也就可以少纳所得税。而发行股票支付给股东的股利却是由税后利润支付的，比发行债券要多纳所得税。另外，租赁已成为中小企业实现节税筹划的重要手段。对承租人来说，租赁既可避免因长期拥有机器设备而承担资金占用和经营风险，又可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的应税所得额，减轻所得税税负。对出租人来说，出租既可免去为使用和管理及其所需的投入，又可以获得租金收入，此外租金收入按5%缴纳营业税，其税收负担比产品销售收入缴纳的增值税低得多。因此，企业筹资时在不违反国家经济政策的前提下，可通过税收筹划实现资金的筹措却又节税增资的目的。当然，应该注意到，在筹资决策的税收筹划中，有时税收负担的减少并不一定等于所有者收益的增加。因此，不能只关注筹资中的所得税，而必须以企业是否能获得税后最大收益作为选择筹资方案的标准。[2]（P121）
二、投资过程中的纳税筹划
税负轻重，将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在投资决策中的税收筹划，主要从投资方向、投资地点、投资方式及投资伙伴的选择等方面综合考虑，进行优化选择。（1）就投资方向而言，国家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在立法时对鼓励类和限制类行业制定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可投资国家鼓励类项目，借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税负。（2）从投资地点来看，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对经济特区及西部地区的税收政策。根据不同的投资地点，也能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有很大的纳税筹划空间。（3）从投资方式来看，企业投资可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指把资金直接投放于生产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如购置设备、兴建工厂、开办商店等。间接投资是指对股票或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投资。税法规定，购买国库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可免交企业所得税，购买企业债券取得的收入需缴纳所得税，购买股票取得的股利为税后收入不交税，但风险较大。这就需要企业进行权衡。直接投资涉及的税收问题更多，需面临各种流转税、收益税、财产税和行为税等。（4）从投资伙伴上来看，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利润除征企业所得税外，投资者分配的股息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合伙制企业的营业利润不交纳企业所得税，只交所分收益的个人所得税；外资企业中的紧密合作型企业，享受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松散合作型企业，则部分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总公司所属的分公司，因其不是独立的法人，虽部分的承担纳税义务，但不能享受地区的税收优惠待遇，而子公司不仅可独立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而且可以享受注册地区的税收优惠。[3]（P205）
由于企业的经营目的不同，应该根据自身的状况，谨慎选择投资方向、投资地点、投资方式及投资伙伴，已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三、经营过程中的纳税筹划
经营过程中的纳税筹划是依照国家制定的财务政策所允许的收入确认原则、成本核算方法、计算程序、费用分摊、利润分配等一系列规定进行的内部核算活动。通过有效的纳税筹划，使收入、成本、费用和利润达到最佳值，实现减轻税负的目的。但是，企业财务政策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更，故在选择财务政策上要有前瞻性。
1、收入结算方式的选择与纳税筹划
主要是通过对取得收入的方式、时间、计算方法的选择、控制，以达到节税的目的。具体表现在销售收入结算方式的选择。企业销售货物有多种结算方式，不同的结算方式其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不同。现行税法规定：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货款或取得索取销货款的凭据，以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结算；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以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的当天结算；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以货物发出的当天结算；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以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结算；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以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的当天结算。这样，通过销售结算方式的选择，控制收入确认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可以合理归属所得年度，从而达到减税或延缓纳税的目的。[4]（P132）
2、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与纳税筹划
存货计价方法不同，企业营业成本就不同，从而影响应税利润，进而影响所得税。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存货计价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和移动平均法等不同方法。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对企业纳税的影响是不同的，采用何种方法为佳，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物价持续上涨时，应选择后进先出法对存货计价，这种方法符合稳健性原则的要求，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低，销货成本提高，从而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税后利润；在物价持续下降时，应选择先进先出法来计价，可以使期末存货价值较低，销货成本增加，从而减少应纳税所得，达到“节税”目的；而在物价上下波动的情况下，宜选择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法，可以避免因各期利润变动造成企业各期应税所得上下波动而增加企业安排资金的难度。
3、折旧方法的选择与纳税筹划
由于折旧要计入产品成本或期间费用，直接关系到企业当期成本、费用的大小，利润的高低和应纳所得税的多少。因此，折旧方法的选择、折旧的计算就显得尤为重要。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等，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如选择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法，可使得在资产使用前期提取的折旧较多，使得企业少纳所得税，起到推迟纳税时间和隐性减税的作用。延缓纳税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在计算折旧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净残值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由于新的会计制度及税法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这样企业便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对企业有利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来计提折旧，以此达到节税及企业的其他理财目的。对于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来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往往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成本的回收，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4、成本列支、费用分摊的选择与纳税筹划
对费用列支，纳税筹划的指导思想是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列支当期费用，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减少应交所得税和合法递延纳税时间来获得税收利益。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费用应当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在确认有关收入的期间予以确认。费用摊销时的确认，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直接作为当期费用确认；二是按其与营业收入的关系加以确认；三是按一定的方法计算摊销额予以确认。企业在计算成本时可以选择与已有利的方法。同时已发生的费用应及时核销入账。如已发生的坏账、呆账应及时列入费用，存货的盘亏及毁损应及时查明原因，属于正常损耗部分及时列入费用。对于能够合理预计发生额的费用、损失，应采用预提方法计入费用，适当缩短以后年度需分摊列支的费用、损失的摊销期。例如低值易耗品、待摊费用等的摊销应选择最短年限，增大前几年的费用，递延纳税时间。对于限额列支的费用，如业务宣传费业务、业务招待费等，应准确掌握其允许列支的限额，争取在限额以内的部分充分列支。
5、资产减值准备项目的纳税筹划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以提取的减值准备有八项，不得刻意多计提或计提不足。对于那些由于经营情况变化如原材料上涨、投资的股票债券升值、子公司业绩提升等原因引起相应准备的冲回，仍将按有关会计准则处理，并将冲回的准备计入当年的利润。但目前税法对各项准备允许扣除的数额并无具体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及时地、灵活地计提各项准备从而增加计税时的可扣除金额。[5]（P138）
纳税筹划是一个企业走向成熟、理性的标志，是一个企业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表现，但由于它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受到企业内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需要企业的财务、供应和销售、企业管理等多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在企业纳税筹划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风险意识，认真分析各种可能导致风险的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减少风险，同时应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并致力建立一种协调融洽、诚信互动的税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规避纳税筹划风险，节约税费支出，达到创造最大经济利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英法，王全福，宋惠玲.邯郸市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42-45.
[2]于反.中小企业如何合理节税[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税收筹划 避税 发展 途径
引言
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纳税人更应该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政府、税务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完善税务筹划工作，提高税务筹划工作的实行力度，解决好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为题，提高税收筹划回报的效益。我国税收筹划工作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虽然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意识增强，但是税收筹划理论和实务发展相对落后，如概念区分不清、税收政策体制不完善、筹划方法与途径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环境、缺乏征管部门的支持与指导等，严重制约了我国税收筹划的深入发展。
一、税收筹划三层次简述
(一)税收筹划的定义与特征
目前对税收筹划的定义虽然表述上存在差异，但是表达的内涵基本一致。从微观上说，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实行实际纳税义务之前对纳税负担做出的最低选择；从宏观上说，税收筹划指的是经济实体通过合法途径合理筹划经营与财务活动，达到最大限度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行为。
税收筹划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合法性。税收筹划是在税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操作的，这是税收筹划与逃税、偷税的本质区别，是税收政策应鼓励的行为。第二，策划性。税收筹划工作是需要纳税人进行积极的事前策划、恰当安排的活动。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的差别，所征缴的税款也不同，纳税人需要对税收筹划进行策划。第三，低风险，高收益性。低风险高收益性，是税收筹划工作得以被人重视的重要原因，它不仅体现了立法机构的征税的意图，也反映出纳税人的现实收益。
(二)税收筹划三层次的构建
税收筹划的传统划分方法主要从行业、税种、主体等人们普遍认识的范围出发，主要强调狭义税收筹划即中级税收筹划层面出发。税收筹划的三层次从广义的角度将税收筹划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税收筹划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初级筹划是纳税人认识掌握税收体系的过程，它的投入产出性价比最高，征税机构最赞成推崇。中级筹划是纳税人熟知、理解和运用税收法规的过程，也是纳税人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它的收益最大，是税收筹划的关键一环。高级筹划则要求纳税人不仅仅是作为客体的适应，而是要主动参与到税收改革的活动行列中来，探索适合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体制，操作性最难，一旦成功，风险性最小，收益最大。这三个过程不仅层层递进，还是同时存在的，并没有先后主次的分别，税收筹划三层次的划分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基本思路。
二、税收筹划基本途径探析
(一)税收筹划狭义途径探析
从税收的三个层次来说，中级税收筹划即狭义的税收筹划。因此，税收筹划的狭义途径即中级税收筹划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策略：缩小税基及选用低税率。这两种筹划途径经常一并使用。税基即应缴税额的依据，随计税依据变化而变化，它与产品的生产销售方式密切联系。在税率固定时缩小税基，或税基固定时降低税率，都可实现降低纳税的目的；规避纳税义务及税负转嫁。规避纳税义务是指对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和征税项目的筹划，具有一定的刚性。纳税人通常使用在不改变原来资产的情况下，将部分资产所有权转为公司的做法，以此降低个人的纳税负担，并增加企业的税后收益。税负转嫁是指纳税人将自己应缴税款，通过相关途径如税负前转、后转，税负消转、碾转等转由他人负担的过程。日常生活中企业通过提高原价转嫁消费税的做法就是典型案例；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延迟纳税。税收政策优惠筹划成本小、操作性强、收益大，有国家的法律法规密切相关，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税基、税额、税率式减免实现减免税务的目的。另外可充分利用纳税义务实行的时间差，延迟纳税，节省利息资金，积累财富。
(二)税收筹划广义途径探析
广义的税收筹划是从三个层次对整体出发。针对目前存在的税收筹划概念不清、纳税人复杂的纳税环境、各机构部门纳税意识不统一现象，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树立科学正确的税收筹划观念，加强区分税收筹划、避税、逃漏、漏水等概念和行为，提高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水平。纳税人也应当提高自身的税收筹划水平，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二，完善我国税收法制，使纳税人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开展税收筹划工作。第三，让国家通过政策优惠大力扶持开展税收筹划工作，为更广泛的进行科学的税收筹划工作提供必要的客观环境。
三、结束语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增值，使得纳税人群体更需要合法有效的途径维护自己的纳税权利与义务，税收筹划作为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筹划三层次理论的发展是我国税收筹划实践历程的印证。从遵守税法、筹划税务行为到改革税制，纳税人、企业、政府都需要树立科学的筹划观念，不断完善税征体制，创造合法支持性强的客观税收筹划大环境，不断开拓与完善税收筹划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白芸.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关键词：所得税 税务风险 国有企业 企业性质 相关因素
随着我国企业管理的日趋成熟和风险管理理论的日益完善，税务风险管理成为了各大企业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2009年5月5日，国家税务总局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标志着我国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促使企业深化对税务风险的认识和加强对税务风险的管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企业所得税税务风险的相关因素做出的初步探讨，分别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所得税税务风险相关因素做出了实证研究，为企业进行相关的税务风险管理提供了方向和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一）税务风险的界定 对于税务风险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税务风险，总结起来普遍有以下两个特点：有意图的应缴税费的减少；使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及付出法律代价的可能性。2004年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发表了关于税务风险管理（TRM）的专题论文，在COSO内部框架的理论基础上对税务风险的定义及其管理要素做出了阐述，并指出了税务风险来源的7个方面：事务风险（如收购，合并）；操作风险（如新的商业投资，新的经营模式，新的业务结构）；合规风险（如记录和控制的不力，数据完整性的问题，法规的变化）；财务会计风险（如制度和政策的变化）；联合风险（如任意风险的结合）；管理风险（如人事的变动，新的或者缺少经验的资源）；信誉风险（如税收机关的调查，媒体评论，法律诉讼）。该文将事物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财务会计风险划分为特定风险领域，将联合风险、管理风险、信誉风险划分为普遍风险领域。这篇文章是有关税务风险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大部分研究相同，都注重强调企业内部对税务风险的控制管理。而HaroldeneF.Wunder（2009年）使用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CFO对自身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现状，研究表示，即使政府已经出台大量税务风险管理条例，但许多美国企业的CFO对企业内税务风险情况及管理并未作出深入了解和有效管理。
（二）税务风险成因和管理控制研究 现在关于税务风险的研究，我国大部分学者都是延承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理论研究或者问卷研究的方式，探讨税务风险的成因、税务风险的管理控制等问题。韩灵丽（2008年）从企业的各种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了各种经济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纳税行为风险，并对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具体研究，从不同的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了各税务风险的防范及管理方法。尹淑平、杨默如（2009年）较为全面的对税务风险的定义、成因及管理做出研究，认为税务风险具有内因和外因，外部税收立法和执法的不得力，内部企业管理人风险意识薄弱、专业水平浅薄、内部控制欠缺等因素也都会加大企业的税务风险。文章针对税务风险产生的因素构建了税务风险管理系统，认为有效的内部税务控制能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保障企业的利益。郑可人（2009）探讨了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计量中的企业操纵问题，认为大部分企业会操纵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操纵的动机还未能下定论。陈美华（2009）用问卷研究方式对可能导致会税差异形成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认为，企业会税差异的形成大多出于利益动机，选择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目的是为企业带来利益，而不是出于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或可靠性的动机。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其定量的困难，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很少涉及，国内研究者也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陈锦华、曹晓丽等（2008）使用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作为度量，用实证方法证明了2007年起用新会计准则给企业带来了外部税务环境风险，外部环境的改变通过企业的涉税处理使企业内部税务管理风险增加。曹晓丽、罗剑群等（2009年）构建了零售企业增值税税务风险评估模型，使用增值税税负差异率作为税务风险度量，证明零售业企业的增值税税务风险与其销售毛利率显著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执行新会计准则后中国A股市场2006年至2008年所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划分为国有企业（包含国家单位经营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三种）和非国有企业（包含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自然人控股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在样本选取上，为了尽量使各数据间相关关系合乎逻辑，可以进行数据回归分析，本文遵循以下选择标准：剔除数据缺损的上市企业；剔除所有当年被ST或PT企业；剔除所有当年法定所得税率为零及所得税率数据缺少的企业；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还剔除了关键数据1%的极端值样本。最后，共选取858个A股企业样本，2558个年度样本，其中，国有企业有571个企业样本，共1713个年度样本，非国有企业有287个企业样本，共861个年度样本。所有样本及数据均来自聚源数据库，用SPSS进行数据处理并使用OLS进行回归分析。
（二）税务风险的度量研究所得税时，一般常用的方法有2种：一是实际税率指标，二是所得税现金流指标。实际税率指标的计算方法有四种，即ETR1=（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ETR2=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ETR3=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tickney and McGee，1982），ETR4=（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hevlin，1987）。所得税现金流指标的计算方法为营业现金流入的税负（CFTR，Cash flow tax rate）=支付的各项税负/营业收到的现金。由于实际税率受到企业自身财务政策的影响较大，而现金流指标更能体现企业的实际税负，反映企业各期间承受的实际税务压力，则现金流指标的差异度和波动度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结果，也更能体现企业的税务筹划带来的税务风险，因此本文选用所得税现金流指标作为研究对象。陈锦华等（2008）使用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作为税务风险的一个度量标准，曹晓丽等（2009）也将增值税税负差异率作为税务风险度量，本文借鉴这种将税率异常波动作为税务风险的研究方式，在综合了行业因素，年度因素后，本文使用所得税现金流指标的变化值作为所得税税务风险的代表，也就是CFTR与行业平均偏离的程度越大，其税务风险越高。在考虑了行业和年度税率变化的影响后，本文确定被解释变量为Taxrisk=CFTR=（CFTR-本行业本年平均CFTR）/本行业本年平均CFTR。
（三）模型建立 根据Wunder等人的研究，税务风险既有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管理者风险偏好等内因，又有税务法规变化、税务优惠政策等外因，来源多种多样。本文选择几个比较重要也可量化的因素，建立简单回归方程为：
Taxriski=α+β1LEV+β2EBIT+β3INTANG+β4SIZE+β5PB+β6BTD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含义如下：NATIONAL表示企业性质，设国有企业=1，非国有企业=0；LEV为企业当年的资产负债率；EBITDA为企业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用于控制企业经营状尤其是经营现金流况的影响；INTANG为企业期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针对研究企业资产状况对税务风险的影响；SIZE为期初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用于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PB为市净率，针对研究市场反应对税务风险的影响；BTD（Book-tax difference会计-税收差异），计算公式为BTD=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当期适用所得税率，针对BTD与税务风险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自身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取税收相关的政策支持，而同时，国有企业对税收筹划的动机弱于非国有企业，本文认为，税收的政策支持对企业税率的减小作用会大于税收筹划对企业税率的减小作用，因此预计NATIONGAL应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有较低的CFTR。由于负债与无形资产摊销的抵税效应可以较容易的控制当期负税，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无形资产总额增大时，企业的CFTR将会降低，因此LEV和INTANG回归系数预计为负。EBITDA的减少，意味企业可用现金流减少，促使企业进行税务筹划，降低当期应交所得税，而在现金流较充裕时转回递延所得税，因此EBITDA回归系数预计为正。当企业规模增长，更有能力争取税收优惠并进行有效全面的税收筹划，因此SIZE回归系数预计为负。当企业的市净率增高时，意味着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得到更多认同，将有更多资金流入企业，与EBITDA的现金流机制相同，因此PB的回归系数也预计为正。当期会计-税收差异（Book-tax Difference）增加，原因可能有：当期的所得税费用降低，或者当期适用所得税率提高。本文认为原因一的可能性和影响力较大，因此BTD的回归系数预计为负。本文为了研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税务风险上的不同表现，另用以下回归方程做对比研究，各解释变量含义不变。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2006年至2008年各行业的CFTR表现，其中，采掘业、电力能源、房地产、交通运输、社会服务业、食品饮料业的CFTR较高，电子、建筑业、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信息技术业的CFTR较低，本文认为这与不同行业的国家税收优惠的政策扶持有关。如电子、信息技术业大部分为高新科技企业，农林牧渔为国家扶持行业容易得到所得税优惠，采掘业、电力能源属于能源行业，国家征收税率较高。从（表1）中也容易发现，在大部分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平均CFTR高于国有企业。
（表2）报告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务风险代表值――CFTR的统计数据，可见，国有企业的CFTR普遍比行业平均水平略低（国有企业CFTR平均值为负，小于行业平均水平），相对比，非国有企业的CFTR普遍比行业平均水平略高（非国有企业CFTR平均值为正，大于行业平均水平）。而且非国有企业的CFTR波动性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CFTR的标准差为0.7233，大于国有企业CFTR的标准差0.5804），显示了非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现金流比行业当年平均水平有更大的差异波动，因此从统计学的观点出发，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作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在风险管理上比非国有企业更加稳健，其税务筹划行为相对保守，且国有企业大部分更容易得到政府的税务优惠，因此国有企业的CFTR较低，而且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波动性较小。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难取得政府税务优惠，因此企业有更多的动机进行税务筹划。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也较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更大，因此会更积极的使用税务筹划以降低税负，由此带来更多的税务风险。
（二）回归分析（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出了对于所有企业而言，企业性质与税务风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证明了在描述性统计中的结论：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同时，资产负债率LEV与无形资产也与税务风险有较强的相关性，且系数为负，与本文的预计一期，证明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使用了负债和无形资产这两种常用方式来调控企业当期的纳税现金流。但对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国有企业除了资产负债率LEV外，其余因素与税务风险均不显著相关。对于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总额、总资产、会计-税收差异均与CFTR呈现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EBITDA、市净率与CFTR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计一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使用负债进行税务筹划的表现相对一致，两者的LEV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没有明显差别（国有企业LEV回归系数为-0.006，非国有企业LEV回归系数为-0.007）。但非国有企业较国有企业似乎更多使用了当期无形资产的摊销数额进行税务筹划，非国有企业的INTANG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较国有企业更大（国有企业INTANG回归系数为-0.008，非国有企业回归系数为-0.023）。相对于国有企业在EBITDA和PB回归的不显著，非国有企业在这两者尤其是当期EBITDA回归中表现了明显的显著性，说明了非国有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现金流管理，会从当期现金流的情况出发，对税负进行筹划。当期现金流紧缩时，筹划税务以减少现金税负流出，降低当期CFTR，减轻现金流压力；当期现金流宽裕时，筹划税务转回前期递延所得税，增加当期现金税负流出，故CFTR升高。从SIZE的回归系数也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的非国有企业，更多地进行了税务筹划，这些企业更有实力付出筹划成本进行税务筹划，符合本文对一般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关系的假设。而国有企业的规模与现金税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却不显著。同时，非国有企业的BTD回归系数与本文假设一致，证明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减少当期税费，而非当期适用税率的变化。而国有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则与自身减少的当期税费相关性不显著。对该回归结果本出了以下解释：我国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积极性与企业的性质有较大关系，如企业规模、资产状态等，较大规模的企业更加注重也更有能力进行税务筹划，企业规模与企业现金税负负相关；我国企业均显示了所得税税务调控现象，当企业现金流较大时倾向多缴税，而当现金流短缺时，则避免税金过多流出，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表现的更加明显；我国的国有企业其所得税税率影响因素更多的依靠企业性质带来的政策优惠等，企业内外在的其他因素对所得税税负的影响较小，其税务筹划的动机较小，由此产生的税务风险也较少。
四、结论
本文在所得税的基础上研究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务风险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了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大部分企业使用负债和无形资产调整当期所得税，因此负债与无形资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企业的税务风险增大。国有企业除了资产负债率外，其他的考虑因素回归结果均不显著。相较之，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总额、总资产、会计-税收差异、EBITDA、市净率等各个考虑因素在回归中均有程度不同的显著相关性。说明了国有企业的税率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政府扶助等，而企业自身进行税务筹划较少，企业的税务风险较小，各税务风险影响因素的作用也较小。而非国有企业受到的政府影响较少，而自身风险管理比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加激进，税务筹划动机较强，实际的现金税率受到自身因素影响较多。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税务筹划，其实际的现金税率波动较多，因而其税务风险也较大。因此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应注意加大企业的风险管理，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在正当争取税率优惠政策扶持的同时，合法合理进行税务筹划，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创新使用实证方法，在所得税基础上对税务风险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由于可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较少，相关理论还不够成熟，故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各参数的选择和设定还存在不够严谨的问题，可能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误差影响，但希望借此作为起点，展开更深入合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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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教师;工薪收入;纳税筹划
近些年我国税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就现阶段税制改革情况分析，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高等院校和大学教师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并将其作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重点工作。如何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通过纳税筹划降低高校教师的税务负担，直接关系到教师的生活水平，也是教师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就此展开相关论述。
一、高校教师工薪收入组成分析
高等院校教师的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除过基本工资外，还包括绩效工资、补贴、科研项目、年终奖等内容。通常年终奖确定，校方会考虑职称、职务、课时等因素。这些部分共同构成教师的收入，税务筹划时财务人员要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到目前为止，少数高校依然坚持每月仅发给教师基本工资，其他费用在年底或学期末汇总发放，造成月收入起伏较大，影响到税务筹划工作的进行。做好高校教师工薪收入纳税筹划，满足国家税制改革政策，降低教师纳税额度，提高其生活品质，可以让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尤其是新个人所得税纳税政策实施，通过分析教师个人所得税问题可以解决税率过高的问题，促进教师总体薪酬水平的提升，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二、高校教师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问题分析
税务筹划并不是逃税漏税，而是在法律条款允许的范围内调整相关内容，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实现增加个人收入的目的。但具体实施过程中，个人所得税务筹划存在一些情况，不利于相关工作的开展。
(一)教师收入增加与纳税现实的问题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支持力度增加，财政拨款逐年增加，高校教职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原有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与现实发展之间存在愈发突出的矛盾。体现为，教职工群体并未形成全面的纳税筹划认识，原有的纳税筹划体制与教师个人利益之间关系不明显，造成高校财务部门不重视纳税筹划，不利于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革新。
(二)纳税筹划成本与调整程度的问题如果不主动开展纳税筹划工作，就会造成教职工承担较重的缴税负担，但如果开展纳税筹划工作，会增加财务人员的工作量，加之各单位之间协同能力不足，造成工作负担增加。纳税筹划与具体计划之间存在矛盾，需要根据实践情况进行调整，但无法准确把握调整力度与难度，主要工作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纳税筹划方案。
(三)纳税筹划实践难度偏大的问题高校规模持续扩大，校内教职工的数量多则上百甚至上千人，收入来源主要为财政拨款、学费等，但工资发放时间存在差距，收入类型较多、发放单位多，这就造成往往拖到学期末或年末才能发放，但税法规定要在工资发放当日扣除税费，集中发放造成税务负担过高，损耗教职工的利益。同时，工资发放时间缺少统一规范，各单位之间缺少统筹规划，最后基本上由财务部承担相关责任，但财务部门仅承担工资发放责任，而不负责最后统筹。
三、高校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增加福利内容，降低名义层面收入就当前高校工薪阶层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工作现状分析，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加强教师福利待遇水平，在合理范围内有计划、有目的地降低教师个人名义收入，将其转化为教师生活所需各种福利，这也是当前减轻教师税务负担最有效的一种策略。因此，高校财务部门一定要仔细研读我国税法章程，在新税法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将我国教职工的个人名义收入加以福利化和费用化改进。在确保我国高校收支均衡的条件下，尽可能提高我国教职工待遇福利。比如，相关部门在引进优秀教学人才同时，加大投入力度，结合现阶段我国关于教师住房计划和学校自身对于人才引进所设置的各项优惠政策，可以适当为新进教职工提供住房需求，或者负担一部分房租、伙食费，帮助教职工解决基本的生存生活问题，为他们投身于教育事业提供良好后勤供给，使他们安心开展青少年教育事业。当前高校教职工存在多样化的需求，高校可以做教职工之家、活动中心等项目的建设，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同时推进面向教职工的免费性后勤服务工作体系，适当增加或减免教职工物业、停车或清洁费用，最大限度保护教职工利益。同时，在职期间可以给予补贴与优惠，如交通、住房、办公用品等。这样既能保证教师薪酬水平，又能降低名义性收入，实现控制与降低教师税负的目的。
(二)提高科研补贴与奖金的发放比重首先，可以通过进行科研开支的方式支付部分的科研补贴，为了解决相关的科研经费的不足的相关问题，可以让教职工人员通过使用发票报销在科研过程中报销相关的花费的费用，使用发票报销相关的费用，尽量少使用现金所报销。其次，可以使用分拆纳税主体的方式发放相关的科研奖励，因为工薪所得税一共会有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分级也会有临界点，当税率到达即将突破临界点的时候，适用的税率也会不断的提高，因此，可以通过拆解几个纳税主体的方法，就可以有效地降低税率，也就会不断降低纳税负担。最终高校可以选择先将科研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进行报销，再将剩余的奖励金直接发放到参加项目的每个老师，这样不仅会合理而且会节省税务，降低税务负担。案例:某高校王教授月基本工资为6500元，每月需要固定支出3200元，包括房租、交通费用、图书费用等。王教授个税缴纳=(6500－5000)×10%－105=45。王教授所任职的高校内，可以选择给教师提供住房、交通工具、餐费等方式，抵扣掉一部分现金，适当降低基本工资，王教授的下调为(6500－3200)=3300，意味着个税税额为0。校方支出不变，但王教授每月缴税为0，全年节税45×12=540元。
(三)调整薪酬比例，做好年终奖的筹划在高校教师收入分派改革过程中，我国各地高校也在与时俱进，寻找最合适的一种分配和发放方式。很多高校开始将教师薪酬和其个人具体能力、实际工作量、岗位职责等因素挂钩。主要根据教师个人在学校的所评职称、授课量以及指导毕业论文的数量进行划分，由此得出的教师薪酬更具说服力，更加公正、公平。但是牵扯到具体评定时，划分方法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教师实际薪酬发放模式产生差异。但是具体牵涉到如何统筹和发放形式多样的薪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首先，可以采用延迟或者提前预知的方式，将所有相关薪酬均衡发放。因为在现实工作、生活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限制薪酬的按时发放。因此学校可以将其集中在某一具体时间段，为教师进行统一发放。其次，学校还可以根据教师教学表现，合理筹划年终奖安排，尽可能规避黑洞空间的发生。由于我国新税法的改变，或许只是多发一元奖金，但其税额可能增加成百上千之多，因此，高校在对教师发放薪酬时，一定要合理利用纳税临界点，尽可能避免因为纳税为教师带来的经济损失。
“避税”一词最早出现在欧美地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将其经营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将避税带到其它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经济地区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使我国税源大量流失。面对这种挑战，有必要从战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量化这些因素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并且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国家税务机关采取反避税措施提供建议及意见。
（四）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研究税收筹划和避税港经营问题，如Fuest和Riedel。
我们通过第一类理论文献了解税收筹划的策略手段，学习有税收筹划倾向的企业特征有哪些。
一、文献综述
对美国跨国公司避税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多，学者们研究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以及转移利润的途径和结果。Fuest和Riedel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其在美国和欧洲高税率国家获得的利润转移至避税港。
在高税率的国家举债融资，利润多流向税率低于10%的国家。Desai等[10]研究跨国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从税基中扣除来转移利润，因此在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债务融资。
通过第二类理论文献总结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美国跨国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Rego[7]采用COMPUSTAT数据集中1990—1997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跨国公司税收筹划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正相关关系。Mills等[8]通过采用企业3年平均ETR为因变量，采用税收筹划投资（企业税务部工资+税收筹划费用），规模，国外资产虚拟变量，长期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固定资产率，库存集中度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得出税收筹划投资多和杠杆比率高与企业ETR低相联系的结论。
第三类理论文献指出避税企业的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较大，二者相关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计了一个固定影响模型，采用企业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为因变量，采用有利节税的投资和融资（利润率、亏损经营、销售额变化），随时间变化的投资（厂房设备和其它资产的定期折价/退休福利），永久性差异（1993年前的商誉），偶然因素（亏损额变动、国外经营范围、规模、之后的扩张）等为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中不能解释的部分作为避税指标进行固定影响模型分析。因变量采用递延收入对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回归残差做Y，自变量包括激励补偿和管理变量。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1.在华跨国公司相关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某省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本文采集了某省国家税务局2011年管辖范围内，申报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10万元以上的A类外商投资、2 424户独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截面数据①。采集数据范围包括企业类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税收申报表信息、财务报表信息以及对企业实施稽查后制作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等二十余项企业报告及税务检查信息。在此基础上剔除报告信息缺失或造成变量计算错误的企业样本，得到参与模型估计的有效样本企业1 999户。剔除的样本企业包括：总资产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总负债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固定资产大于等于总资产者；总负债大于等于总资产者。
2.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的统计分析
按照营业收入划分企业规模及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来看，两者成正相关关系。有效样本企业统计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A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查账征收企业，B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核定征收企业，与A类纳税人相比，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报告数据资料少，因而不做为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户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营业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特大型企业64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20%，缴纳企业所得税510 399万元，占总数的67.36%。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10亿元之间的大型企业713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5.67%，缴纳企业所得税237 973万元，占总数的31.40%。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1 222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61.13%，缴纳企业所得税9 392万元，占总数的1.24%。
企业的亏损面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亏损面最大，达到57.28%。报告研发支出的企业户数仅占总数的2.50%，研发企业随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额也逐渐增加。税务机关对企业近年的税收遵从情况检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不遵从户数比重达到9.80%。不遵从户数比重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
3.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
有效样本企业中，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95户、房地产业150户和纺织服装、服饰业146户。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3 625.63万元、房地产业1 261.21万元和金属制品业346.88万元。盈利企业占行业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71.76%、金属制品业65.69%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9.14%。亏损企业占行业户数超过50%的行业 分别为批发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在亏损企业中，户均亏损额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房地产业1 917.24万元、汽车制造业1 214.39万元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52.98万元。
三、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估计模型的变量定义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定义因变量1，即Y1为有效税率变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实缴所得税/税前会计利润。
如果两个企业税前会计收入相等，缴税少的企业有效税率低，可视为税收筹划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均把ETR做为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Levenson 认为，股票市场把企业缴纳税收多少做为衡量企业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标。因此，ETR是众多股东关注的重要企业表现指标。实际计算时，如果企业亏损的话，变量值取0。
其次，定义因变量2，即Y2为企业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额（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标值为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如果差额为0，指标取值0，其它情况下将差额的数量级取自然对数进行缩减。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税指标，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个避税指标之一。 Chen等[15]实证研究采用的因变量分别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和非正常的会计—应税利润差额。
最后，定义因变量3，即Y3为企业负债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国企业收入转移存在难度，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一般共享企业独特的资源，如品牌或技术，这些商品极少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因此难以取得其定价标准，也难以对其子公司利润分配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证实。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关注收入转移的动因及规模，一方面从动机出发，如看企业负债情况，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是否在高税率地区有更多负债；另一方面研究转移定价和无形资产的属地问题。因Y3在因变量为Y1、Y2的模型估计中充当自变量，定义参见下文的自变量定义。
2.估计模型的自变量定义
模型估计采用的自变量定义如下：
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在美国国内经营和跨国经营的总体样本中，规模较大的企业，ETR也较高，这与Zimmerman[16]和 Omer等[17]关于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承担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结论一致。跨国企业扩张地域越广泛，其ETR与国内企业相比越小，所以说企业经济规模与税收筹划相关。
利润率（Profit）：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营业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计美国跨国公司在税率为4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税前利润/销售收入）为9.30%，在税率为2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为15.75%，由此推断存在由节税驱动的利润转移现象。从收入转移的动因出发，企业会把利润率高的项目放在低税率地区进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如果企业规模相同的话，可以推断利润多的企业因为筹划意识强而避税更多，ETR相对较小。
亏损企业虚拟变量（Loss）： 当企业利润总额<0时，变量值为1，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亏损企业税负低，并且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也通常被认为避税嫌疑大，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企业亏损额（Net Operation Loss，NOL）：当企业亏损额>0时，变量值取ln（亏损额），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Dyreng等[11]认为，如果亏损额增加的话，企业可能采取避税行动，本文采用该指标模拟企业避税额度的差别。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因为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跨国企业有动机将利润转移至亏损子公司进行避税。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的关系尚无定论。
企业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总资产。企业公众可见度越高，避税越少。Dyreng等[11]采用该指标做公众可见度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负相关。
企业研发支出：研发支出/总资产×100。Hanlon等[18]指出研发支出可进行税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认为它代表无形资产，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总资产。Mills等[8]指出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多种税收筹划方法，包括资产是购买还是租赁取得、购买和处置的时间等，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无形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总资产。Dyreng等[11]认为，无形资产价值可做为企业转移收入难易的衡量指标。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没有实物资产的企业，摆脱了固定资产的负担，可以轻易的易址至税收优惠地区，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债务利息可税前扣除，降低企业税负，举债融资是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国家常用的避税手段。另外，债务融资能力也是企业在当地政治力的一种体现。Dyreng等[11]将其做为企业财务复杂性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3.估计模型的行业虚拟变量定义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Dummy）：当某行业企业超过40户时，对该行业赋予一个虚拟变量。例如当企业为房地产业时，I2变量值为1，其它企业I2变量值为0。依此类推，共12个，如表2所示。指标可解释为在控制了以上变量变化的同时，某些行业的税负高，某些行业的税负低。
从变量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到，样本企业平均有效税率15%，低于我国标准企业所得税率10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较低，亏损情况较严重，研发支出少，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性较差。由于企业避税手段相对于逃税方式更加隐蔽，不易被发现，税务机关通过稽查方式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多，而通过反避税工作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避税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模型估计前进行变量相关性检验，发现自变量LOSS与NOL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计时，将两者替换使用。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70，保证了模型估计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的结论与应用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避税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较低，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说明企业越大，避税额越小。这与税务机关对大规模企业的关注程度高、管理监控严格到位不无关系。企业利润率越高，进行税收筹划的可用资源越多，从而避税的可能性越大。由于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亏损额越多，企业避税动机越小，因而亏损额与避税呈负相关关系。
企业研发支出可申报免税收入加计扣除，因而研发支出与避税呈正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比率高，均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更多便利，此两项与避税呈正相关。利息支出可税前扣除，因而负债率高的企业避税额大。税务机关对企业前期避税检查有效减少了企业后期的避税额度，但该变量的显著性较低。广告支出和前期税务稽查行为对避税均无显著影响。一般来讲，广告宣传费越多，企业知名度越高，企业避税一旦被发现，由于声誉受损而产生的成本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局长指出，“过度避税”（tax aggressiveness）战略会对企业声誉造成显著的风险，但实证证据很少。但Gallemore等[19]实证分析了一组因过度避税而被税务机关查处的大企业样本，采用多指标衡量声誉成本，包括管理层轮换率、营业利润、广告费用改变、财富杂志等媒体排名，实证研究结果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企业避税对其声誉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前期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无显著影响，印证了税收法律“棍棒”对遵从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在控制了以上诸多自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房地产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避税额显著高于其它行业，而金属制品业企业避税额显著低于其它行业，但变量显著性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实证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影响在华跨国企业避税额的主要因素有利润率、亏损额、企业的研发支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等。企业利润率越高、研发支出越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越高、长期负债率越高，避税越多；企业亏损额越多，避税越少，税务机关前期对企业的反避税检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后期的避税行为。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无法获知企业国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属地、税收政策法规、税率及企业经营情况，使实证研究难以鉴别企业是否存在避税港经营等某些重要的避税决定因素。
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估计，转移定价不会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也不都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因此，在可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指标的情况下，研究不应局限于ETR和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方面。使用财务报表数据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税的指标，以及遵从与不遵从避税之间的区别。并且避税的影响因素还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文摘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贯穿于纳税于纳税人从战略管理到日常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它要求筹划人能够充分了解纳税人的各项涉税经济行为，从而对筹划方案应用以后产生的涉税收益可以作出正确的评估，以及对筹划中提供的纳税模式的运行效率及其被税务机关认可的程度有准确的把握，这要求筹划人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节税原理、市场供求平衡原理及有关法律法规、税收优惠政策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本文通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实际案例进行了剖析，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理论、法律依据及运用一定的筹划方法，通过筹划前后的对比，阐述了筹划在企业理财中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现状
我国现行所得税政策的优惠方式单一，基本上局限于税额的定期减免和优惠税率，要真正享受这些优惠，其前提是企业必须有利润，利润越多，优惠越多，这就体现在对有利润企业的事后扶持，对亏损和微利企业则起不到任何鼓励作用。例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指出“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新办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这条优惠政策所起的实际效果是由高新技术企业前几年的盈利情况所决定的。而通过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特点可以知道，其投入产出在时间上具有不一致性，研究与开发项目的投入是及时发生的，而成果转化的产出却是滞后的，即使转化成功，其收益也是随着生产经营逐渐在将来释放，与前期的高额投人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因此，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在成立至营业的两年内没有所得直至亏损，不能享受这条优惠政策，而高新技术产品一但商品化后，由于其高额利润，企业的税负水平较高，可见，如何在现行税制下充分利用优惠政策，合理安排经营策略，是高新技术企业思考的问题。其次，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属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科技产品成本结构中直接材料所占比例不断下降，间接费用的比例不断增加，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的支出往往大于有形资产的投入，此外购入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计价、摊销等会计处理方式的选择，也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有影响，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1 企业自身筹划目的不明确
企业所得税是国家对企业所创造的经营成果的部分无偿占有，它的征收客观上减少了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由于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点，所以企业认为只要有利润就要缴纳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在享受国家“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后，很少有企业进行其他的所得税筹划，来合法避免企业现金流出。合法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不是偷税、逃税，而是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为国家形成长期税源。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普遍面临的瓶颈，企业刚刚起步，信誉商誉尚未建立，同时高新技术产品一般具有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的特性，而在企业融资过程中，投资方往往更注重高风险性。由此可见，若企业自身进行所得税筹划目的明确，在企业内部建立专业所得税筹划队伍，将为企业避免资金外流，更有利于企业快速、长远发展。
2 忽视企业内、外部涉税条件建设
税收法规的复杂性，国家税收政策的动态性，要求企业有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工作。高新技术企业以其特殊性更注重研发机构以及新产品的销售，产品的高回报、高附加值和其固定资产在其资产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常常忽视企业内、外部涉税条件建设。内部条件建设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来进行筹划工作，还是由企业设立专门的机构、聘请合格的人员来进行筹划工作。从人员素质上讲，从事筹划工作的专业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法、财务会计法规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应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能够在充分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和自身的判断能力，为企业出具筹划方案或提出筹划建议。从机构设置上讲，当企业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经营范围比较广泛，经济业务比较复杂，需要进行的税收筹划工作又相当繁多时，就要求企业设立有关的部门机构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税收优惠是国家税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对纳税人实行的税收鼓励。税收优惠对税收筹划潜力的影响表现为：优惠政策范围越广、差别越大、方式越多、内容越丰富，则纳税人筹划的活动空间越大。首先，在外部条件建设中，当纳税人处于不同的主体地位、不同经济性质或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税法规定有相应不同的偏重和待遇时，不同企业可以利用税收内容的差异来进行所得税筹划，特别是当关联企业的税负轻重不同时，关联企业就可以以税负作为利润转移的导向，达到筹划的目的。其次，目前我国的会计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的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本位币等；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企业根据有关制度的要求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如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核算方法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所得税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为企业在这些框架和各项规则中“自由流动”创造了机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最后，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受到任何关于税收方面的处罚，即在税收方面没有任何风险，或风险极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状态。在涉税零风险状态下，纳税人虽然不能直接减轻税收负担，但却能避免某些利益损失的发生，亦即间接地获取了一定经济利益，从长远而言，赢得政府信誉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问题分析
1 高新技术企业对所得税筹划主观认识不足
法律对权利的规定是实施权利的前提，美国著名的法官汉德曾指出：人们通过安排自己的活动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人都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税负。税收不是靠自愿捐献，而是靠强制课征，不能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我国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主要有以下权利：延期申报权、延期纳税权、依法申请减税、免税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委托税务权、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权、索取收据或清单权、保密权、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权等。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对其资产、收益的正当维护，是对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本能，只要没有超越纳税人权利的范围，就属于其正当的经济权利。因此，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纳税人对社会赋予其权利的具体运用，纳税人在法律容许或不违反税法的前提条件下，有从事经济活动、获取收益的权利；有选择生存与发展的权利。税收筹划所取得的收益应属合法收益，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开展所得税筹划的基本前提。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筹划时不仅考虑到合法性，还应兼顾到整体性，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应从全局出发，把所有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来考虑。当企业所得税的筹划同其他税种的筹划产生矛盾，或者与别的经营活动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当在企业的整体目标下进行协调，获得一致。当前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缺乏树立长远的战略筹划意识，只重当期的好处，未能兼顾未来的利益，也就无法实现最优的配比，当当前筹划和长远筹划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应当全面考虑，综合衡量，使得企业所有活动服从实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不能一叶障目，片面追求暂时的所得税负担的最小化。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筹划时还要认识到面临的风险。
2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理财活动中忽视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是指企业对资金筹集、投资和分配的规划安排，其主要内容是对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利润分配决策等财务决策的筹划。在这一系列决策中无一不受到税收的影响。从根本上讲，税收筹划应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它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一切选择和安排都围绕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来进行。因此，筹划方案都必须考虑是否满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要遵循成本效率原则和资金的时间价值，任何偏离财务管理目标的涉税筹划方案都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从每一个所得税筹划的方案来看，都必须经历有关涉税事项筹划目标的确定、税收法律法规情报的收集、筹划方案的设计、对收益成本的审核等多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财务决策手段的运用。通过财务决策，才可以充分进行筹划的可行性分析、收益预测和成本认定。其次，涉税筹划方案的实施必须得到有效的财务控制。筹划方案由于涉及的经营时间较长，在运用筹划策略的过程中，必须对设计的筹划方案进行追踪考核和预测，适时对筹划方案作出调整。总之，资金、成本和利润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三大要素，而企业涉税筹划正是为了实现这三者的最佳利益，所得税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第一大税，合理筹划所得税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财务管理水平。
3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技术处理手段欠缺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中重要的一环，也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工作。企业所得税涉及企业的现金流出、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尤其要求从事企业所得税筹划的会计人员具备专业的技术水平，目前我国的会计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的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本位币等；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企业根据有关制度的要求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如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方法等。在企业进行资金筹集、投资和分配的规划活动中，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利润分配决策等财务决策的筹划同样涉及所得税筹划。这些会计处理手段、财务活动中对涉税的以及对相关税法的掌握均要求会计从业人员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具备实际的技术操作经验，在税法及有关规章制度的范围内进行合法操作，在这些框架和各项规则中“自由流动”，同时还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目前，高新技术企业在上述的技术处理方面手段还比较欠缺。
三、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合法对策原则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是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为实现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应有目标，具体操作时应把握以下几项原则：
1 合法性原则
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时，必须严格遵守税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偷税、逃税等行为可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却违背了合法性原则。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及纳税人征税、纳税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的代表应当依法征税，纳税人也应依法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因此，企业只有在遵守税法及相关法规的前提下，才能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
2 整体性原则
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应从全局出发，把所有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来考虑。当企业所得税的筹划同其他税种的筹划产生矛盾，或者与别的经营活动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当在企业的整体目标下进行协调，获得一致。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也应当树立长远的战略筹划意识，既要看到当期的好处，也要照顾未来的利益，要兼顾整合当前和长远利益，使之实现最优的配比。当当前筹划和长远筹划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应当全面考虑，综合衡量，使得企业的所有活动服从实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不能一叶障目，片面追求暂时的所得税负担的最小化。
3 风险性原则
在无风险时，企业的收益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存在风险时，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这时就不能简单地比较收益的大小，还应当考虑风险因素以及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大小。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需要企业在自身经济行为发生之前作出适当的安排。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企业自身状况等因素不断变化使得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同时，筹划的收益也只是一个估算值，而非绝对的数字。因此，企业在实施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时，应充分考虑筹划的风险后，再作出决策。例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可能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改变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企业预期的盈利可能由于经济的波动，市场的疲软而变为亏损，或者由于经济的繁荣，而使利润剧增；此外，也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而税法并未根据通货膨胀水平对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行指数化调整，等等。因此，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要建立在充分研究科学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走向、外围环境行业走势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论证，对于筹划的风险进行理性科学的评估和考虑。
4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
由于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总是由特定的经济主体，在特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所得税税收法律法规，在对于未来的特定预期下进行的，因此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时，不能总是停留在现有的模式上，更不能僵硬地套用别人的方法，而应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从而实现预期的目标。比如，我国的企业所得税采用比例税率，通过折旧期限和折旧方法的选择，企业可以获得资金时间价值上的好处，但是当企业处于盈利、亏损或税收优惠期等不同状态时，应选择的折旧期限和折旧方法是不同的。
5 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通常反映了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实施宏观调控的意愿，是实现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作用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税收立法上仍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政策，这就为企业开展所得税税收筹划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新兴行业，税收立法上对高新技术企业也有倾斜，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有利的优惠政策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盈亏互抵、无形资产的确定、计量和摊销以及优惠退税等。
6 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是企业缴纳所得税的依据，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应纳税额，间接地也可以适用较低的税率，以达到双重减税效果。如企业可以使各项收入最小化，在税法允许范围和限额内，使各项可以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最大化等。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可以直接减少应纳税额，但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并不是总能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总体目标。
7 延缓纳税期限
资金具有时间价值，不同时点上的资金其价值是不相同的，而税收始终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种现金净流出，延缓纳税期限，可以使企业享受无息贷款的利益。企业可以对收入、成本、损失、费用等项目进行调整或分摊，合理归属应税所得的所属年度，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折旧的计提方法的选择等。选择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即主要指收入实现的方式和费用确认的方法，尽量使应税收入或所得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推迟实现，即延迟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可以获得延迟纳税的利益。在同等的风险条件下，企业的纳税额越小，纳税时间越晚，企业获得的利益相对越大。
8 顺应税务管理的要求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有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信息、获取批准等方面的规定。如果企业按规定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并依法获得了批准，就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税收返还或者退税、税前扣除等优惠，否则就必须正常纳税。企业在这方面必须留意，在核算上早作安排，避免不必要的税收支出。
四、结束语
所得税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形式，无论其通过何种税种来筹集税收收入，结果都是减少了企业的经营成果，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率。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经营目的则是追求收入、利润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的最小化。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收入，都需要经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环节，才能最终形成企业的收益，其从筹建、开始生产经营直至解散的各个阶段，都处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之下。因此，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必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要重视所得税筹划，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要有法律依据及必要分析，要贯穿其投资、筹资、经营、利润分配等各项活动中。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税收制度将会变得更加规范和透明。同时，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外具有成熟纳税筹划经验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的不断涌入，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纳税筹划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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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税收优惠
【论文摘要】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充分利用好国家给予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是个重要课题。本文从税收的角度详细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降低企业的税负。
近年来,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依靠外部环境改善和国家政策支持谋求发展的同时,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利用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自身的企业特征及运营特点,为企业量身定制一套最优税收筹划方案,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降低企业整体税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每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一、未雨绸缪——做好前期规划工作
这是作为每个企业投资者首先必须抓住的基本要点,更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能否成功的关键。
一是要确定有利的产业领域。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涉及的产业领域很多,有电子产业、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等等,不同领域产业所涉及的税收政策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投资者认真考虑不同领域税收政策的差异,进行必要的税收规划。
二是要办理必要的资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往往是建立在企业资质之上,每项政策优惠最终能否获得,关键看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认可和审批,其直接依据就是各类资质证书文件。所以,企业应尽快申报自身的知识产权或提前安排以独占使用方式拥有该自主知识产权,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软件企业证书等资质至关重要,这也是税收筹划不得不把握的关键环节。
三是要与税务机关保持良好的沟通。一项税收优惠能否获得,税收筹划能否成功,最终决定在当地税务机关对税收优惠的审批这一关上,这就要求企业的相关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时常与当地税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了解和掌握最新信息,适时调整纳税筹划策略,才能保证筹划的时效性、超前性和成功率。
二、明智选择——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高新技术企业销售、进口货物以及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都必须依法交纳增值税。增值税的纳税人按其经营规模及会计核算健全与否,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虽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权按规定领购、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享有进项税额的抵扣权;而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享有进项税额的抵扣权,但是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不一定会重于一般纳税人。
首先,最近新修订的增值税条例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再设置工业和商业两档征收率(6%和4%),将征收率统一降低至3%。同时对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也作了调整,将工业和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应税销售额标准分别从100万元和180万元降为50万元和80万元。该项规定的调整,无疑大大减轻了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其次,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增值率高的可达60%以上,但其消耗的原材料少,因而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少。再次,企业在暂时无法扩大经营规模的前提下,实现由小规模纳税人向一般纳税人的转换,必然要增加会计成本。如增加会计账簿,培训或聘请高级的会计人员等。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由于税负减轻而带来的收益尚不足以抵减这些成本的支出,则宁可保持小规模纳税人的身份。最后,企业购入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被排除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范围外,这无疑加重了利用先进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直接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总之,高新技术企业由于生产的大多为高附加值产品,这些技术含量高、增值率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可以抵扣的进项税的成本含量很低。所以,对于规模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选择为小规模纳税人较合适;对规模较大的高新技术企业一般纳税人,可以通过分立的形式,尽可能降低分立后各自的销售额,使其具备小规模纳税人条件而变为小规模纳税人,从而取得节税利益。
三、降低税基——费用最大化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具体来讲,原计税工资标准取消,可以按实际支出列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标准、捐赠扣除标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条件放开,对于内资企业来说,扣除限额得到大幅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新所得税法限额内,在不违规的前提下,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即在规定范围内充分列支工资、捐赠、研发费用及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等,尽量使扣除数额最大化,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
例如,新《企业所得税法》第30条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结合过渡期税收优惠政策,特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三免三减半”,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对于研发费用集中性的投产初期的企业可以做一定的选择,以便能充分享受税收优惠。
四、准确把握——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筹划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可以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及时、充分享受到位。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新设高新技术企业需经营一年以上,新设立有软件类经营项目的企业可以考虑先通过申请认定“双软”企业资格,获取“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五年经营期满后,再申请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能获取更大的税收利益;无法挂靠“双软”企业获得优惠政策的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并变更设立一年以上的公司获取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许多条款,如:免征增值税、不征收增值税、软件生产企业软件产品的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集成电路产品其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一般纳税人销售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制品,可按6%的征收率计算纳税,并准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等。高新技术企业要具体分析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同税收优惠政策的条款相对照,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更是随处可见。举例如下:
一是对于符合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其中对于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作出了规定,因而对于欲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企业必须对研发费用从长计划。
二是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三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转让技术所有权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是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从税收的角度看比直线法可以增加当年的费用,抵减企业应纳税所得额。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做好准备,规划好企业的经营范围、研发费用、高新收入、科技人员等关键性的技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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