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3 02:06:1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传播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用传播交流
促进英语口语习得传播意味着信息的传递和“运动”。在英语口语习得中，习得者不断地获取信息点，同时，又不断地交流和传递知识。课内的师生互动，课外的实践练习都可以被视为语言的传播。学习者在交流中利用传播渠道，获取信息，加工信息，进而沉淀为知识。在传播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口语交流能力和善于向别人学习的良好习惯。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会促使学习者抓住时机，利用各种氛围，做好英语口语的传播交流。在课堂互动期间，面对集体、小组或两人等形式的任务设置，习得者的人际传播的欲望和积极性激励他们有效介入。在这种人际传播交流中，学习者巩固了知识点，把交流中的点不断集结为模块，丰富学习的成果，夯实英语口语基础。在培养学习者习惯方面，要注重以下两方面：第一，让习得者充分做好自身“功课”。习得者要利用不同时间段，常回忆，勤动嘴，学会“自言自语”。从人内传播的理论角度看，习得者个体对知识在大脑中的储存、归位和自控式输出可以增加传播的频率，提高习得效率。养成动嘴的习惯，从自身努力，在习得中发挥学习者的聪明才智，勤奋努力，用内在的自身传播巩固所学。第二，勤于人际交流，加工和输出大脑储存信息。学习者要在课堂互动和老师布置和设置的情景练习中积极介入，在和同学的交流中突出自己的存在和话语权。从理论的角度看，内外传播对学生英语口语实践应用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
（二）通过传播建立师生的英语口语交流观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基•西美尔（Georg•Simmel，1858－1918）认为社会是一个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西美尔指出交流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互动的结果，二人间有可能互相依赖，三人组有可能把意志强加给别人，多人小组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混乱。西美尔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不同人数的组群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影响和产生的效果。依据西美尔理论观点，在进行英语口语习得和指导学生的互动交流时，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让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学生的交流活动要避开不利因素，让参与者能够发挥所长，在氛围的助推下，让输入和产出等量进行。教师应该有紧迫感，时刻把握英语口语实践的机遇，起到引领者的作用。教师的示范会让习得者积极效仿，在当今人才需求实践的社会大背景下，英语口语的实践性应该得到落实，教师是这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其实，西美尔的理论观点也是基于这种需求，因为传播本身就源于实践。人际传播是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循环，以英语语言为形式的英语口语传播是提升和强化习得者英语口语能力的很好途径，传播不仅锻炼了习得者的英语口语，而且在交流中加强了人际关系，扩展了相关知识。习得者的交流传播在不同范围内的效果不尽相同，引导习得者适应英语口语在不同场合的实践需求，这样才能使习得者的英语口语得到真正的提高。在英语口语的互动交流活动中，教师要鼓励习得者的合作精神，要兼顾对方、理解小组内其他成员的诉求，让大家参与，大家有话语权。
（三）在传播中用情感
推动农村学校学生英语口语习得英语语言的交流是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综合体现，在这种传播交流过程中，少不了人的情感。富有情感的交流加强和增进交流的实效性，能够获取令人满意的效果。在研究和实施农村学校学生英语口语习得与教学实践中，应该避免单一的纯语言教学模式，教师对习得者要用情施教，富有亲和力，以此推动习得者学习的积极性，让习得者乐于张流。同时，教师要通过示范等形式让习得者之间的英语口语交流富有情谊，变得通畅自然，通过交流缩短交流传播者的情感距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认为“语言要成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就不但要意义上一致，而且也要有（无论这听起来多么奇怪）判断上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情感交流来实现，学习者之间的口语传播交流在认同感和同位性强的情况下交流的欢悦度就高，输出、输入的成就感就强，交流传播者的“一致”性就多了。所以，注重传播交流中的感情因素有利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英语口语交流，能够加速成效的显现。
二、注重农村学校学生英语口语传播交流的技巧
把传播学应用在农村学校学生的英语口语教学中是本次研究的创新。我国学校开设英语课的历史较长，源起于十九世纪，但英语实践应用的效果还有待提高。农村学校学生英语口语教学需要调整思路，教师要注重社会市场需求，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落实英语口语习得中的技术与技巧。
（一）研究学生在英语口语传播交流中的心理
《2011年版初中英语课程标准》和《2012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要注重语言学习对学生的价值，英语口语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突出主体，同时要承认差异。面对学生的差异，就要研究学生在差异现实中的心理轨迹，英语口语是语言的外壳，是人们交流和传播的外化体现。针对差异化的学习者，施教者需要在统筹全体学生教学大局的同时，照顾差异，让全体学生在英语口语学习中受益，学习者的成就感是激励其继续学习的动力。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Karl．R．Rogers）主张要尊重个体的心理需求，促进学习者心理的良性发展和循环。由于英语口语习得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习得者遭遇多方面的压力，以至于产生压抑感，疏导学习者的种种不悦心理，倡导和扶植他们健康的心理是保证推进教学和习得顺利进行的前提。教师不能只抓好学生而放弃口语表达差的学生，这会造成部分学生的学习心理受影响。罗杰斯主张要给学习者创造快乐学习环境和树立学习信心，农村学校的学生受地理环境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英语口语的学习和实践传播交流中有惧怕现象，走出这种困局，学生需要掌握学习技巧，需要教师给予技术指导。教师要对习得者有针对性地施以技术指导，让习得者在英语口语交流中学会使用技巧，以积极的心态和心理参与英语口语交流。
（二）把握好英语口语交流传播的时机
赫舍尔（A．J．Heschel）指出，人和人在相遇之后很可能要建立联系，彼此要合作。这从发展的角度阐释了语言传播交流的人类属性。作为个体，习得者的英语口语学习和交流同时也是在集体中进行。让习得者养成合作的习惯，英语口语交流习得应该像日常的生活一样自然。走出英语学习少口语的误区，英语口语实践和提高就会变成可能。所谓合作是指习得者能够抓住机会，主动积极和别人或同伴进行英语口语交流，这种交流符合传播学的要求。习得者谈论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实践学习内容，可强化口语表达能力。这种英语口语的人际传播是建立在人内传播基础上，习得者对习得内容的内在传播为英语口语的人际交流奠定了基础，使得与他人的交流变得顺畅。我国学者王怡红在《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中指出，传播中者会采取“策略”、“技巧”，进而形成“互动”、“关系”和“能力”等。这种观点十分符合语言交流传播的发展过程，它对指导农村学校学生的英语口语习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教师要把英语口语教学看作是语言交流，把对语法规则的解释和训练融入到口语交流中，避免把英语口语变成单一枯燥的规则课。教师应采取策略，教学中讲究策略，使用技巧，在课堂上充分互动，让教学内容在互动实践中进行，通过实践交流传播来提高学习者的英语口语能力。
（三）把新课标的要求落实
在技巧性传播交流中九年义务制英语教学大纲指出，英语教学要“充分体现语言学习对学生发展的价值”，要突出“语言学习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语言应用的首要目标是传递信息和人际交流，口语使用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交流形式。2012年修正的普通高中应用教学大纲第三部分把学生的语言技能放在第一位，在语言技能中突出了英语口语表达，《修正》充分体现了口语传递交流的重要性。农村学校英语口语习得要实现课标的要求，强化学生的英语口语实践能力，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理论指导，在实施中需要技巧。美国传播学学者丹尼尔•杰•切特罗姆（Daniel•J•Critrom）指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和传播而存在，也应该在传递和传播中存在。”切特罗姆从传播学的视角阐述传播和传递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英语口语在英语语言学习中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依据课标要求，正确把握语言的交流特性，依据传播理论，在互动、实践和传播中提升英语口语习得，让习得者形成用英语交流的良好习惯，让英语口语交流和传播存在于英语习得中，从而提高习得者的英语口语实际应用能力。
三、传播交流是英语口语的命脉
美国学者哈罗德•密芝尔（Harold•E•Mitzel）提出了有关教师、教学过程和教学成果的三大变量的学说。在教学的整体进程中，结果的变量来自于过程与付出，习得者英语口语提高需要个人、互动合作和教师的指导，形成交流圈。在英语口语习得的过程中，传播交流增进了学生的语言驾驭能力。因此，指导学生经常自己反馈，同时，抓住机会，扩大交流实践。
（一）英语口语交流与传播的对接
英语语言学概论把语言描述为“Languageissymbolofarbitraryvocalsymbolsusedforhu－mancommunication”，所以，语言的属性就是首先满足人们交流的需求。作为第二语言，把主要精力放在记忆语言规则上是不妥的，它偏离了语言交流应用的主流方向，弱化了对英语口语交流的训练。轻视语言交流传播实践的现象有悖于外语教学原则，重视英语口语互动习得，把交流和传播对接才是英语教与学的正确方向。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在交流传播中实践英语口语，通过预设的环境氛围，让学生实践口语传播交流。根据传播学的人际交流精神，学生之间的交流传播是一种理想的实践和推动英语口语习得的方式，英语口语本身就是交流和传播的结合。无语言就无传播，不用以传播的语言就会退出语言世界，因此，从理论的角度看，把英语口语传播和交流的结合是有效提高英语口语的方法。二者的对接是从实践视角发展了英语口语习得。语言学专家贝纳德•斯伯尔斯基（Bernad•Spolsky）提出了二语习得中的几个因素，社会环境、诸多态度以及个人动机，英语口语的交流和传播符合斯伯尔斯基的观点，农村学校学生的英语口语习得要在交流和传播中实施。
（二）社会发展需要会英语口语交流的人力资源
世界的地球村发展趋势越发明显，人际交往的语言性也越发突出。农村英语教学不仅不能弱化口语，而且要根据新课标的要求，突出和强化口语教学实践，彰显语言交流传播的特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96％的学生认为学好英语口语很重要，84％的被访学生认为学好英语口语可以提升整体英语水平。对于英语口语在英语习得和社会需求中的重要性，学生高度重视。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酒店餐饮业涉外经营与交往、对外贸易、劳动力输出等经营活动的增多，我国社会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不断国际化。因此，能够进行外语交流，特别是英语口语交流的劳动者会更容易就业。以酒店为例，懂英语交流的管理者和服务者报酬高，工作面宽。现在的中学生就是明天的社会人力资源，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当今各级学校教师的职责。捷克大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ComeniusJohannAmos）在《大教学论》中强调，教师要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教师要让学生在英语口语交流传播中形成好习惯，自觉实践，服务社会，受益终生。交流传播是英语口语生存的根本，懂英语口语交流的人力资源在社会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
四、结语
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专业是经教育部和人民政府批准的全区第一个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2008年，被评为自治区品牌专业。在多年的实践教学中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即根据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媒的人才需求取向，确定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现代传播理念，具备较强“全媒体意识和技能”，具有较为宽厚的人文与社会知识及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编辑出版行业的法规与政策，熟练各种现代新闻传播手段与技术，能在政府部门、新闻与出版单位、宣传以及企事业单位、军队等行业与部门，从事新闻宣传、采编策划、书刊编辑、网络策划、管理等工作的全媒体复合型专门人才。由此，确定新闻传播学专业实践教学的重点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即始终关注本学科前沿成就和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现代新闻理念与全媒体新闻报道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修养，实事求是的作风，不断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熟练地运用现代数字传播技术，掌握全媒体新闻采编技术，全面提高学生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二、搭建完善的全媒体实践教学平台
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是自治区级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良好的实验、实践设备。以此为依托，在突出传统新闻传播学与网络技术融合的教学特色的基础上，立足于新媒体发展方向，建成了完善的全媒体实习平台。包括网站平台:内蒙古文化(www．nmgwh．com);电子杂志实习平台:支持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编辑出版全媒体电子杂志《渴望》，现已连续出刊30期;IPad版电子期刊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纸阅读器出版实验平台:由学生分组制作电子书。通过全媒体实验平台的建设，实现了培养出集采、写、编、录、摄互联网运用和现代设备使用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2013年6月26日，组织学生外出到禾华农牧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移动采编训练，历时三天，全面训练学生移动采编技能。这次采访通过微博、微信、网络即时上传新闻稿件20条，采写编新闻稿件50篇，拍摄图片200余张，拍摄的电视新闻片《希望》，制作图片展板《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次采访活动让学生走进生活，充分感受到现代企业的发展状貌，同时，也领略了全媒体新闻采访的特点，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意识。2010年，以新闻学系学生社团“鑫源报社”创办的刊物，并获校学联“优秀社团”称号。马强老师指导的“内蒙古大学新闻学官方微博”，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制作的电子杂志《渴望》、新闻学专业学生主办的“内蒙古文化”网站、拍摄的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建系五十周年专题片》(2009年)、《国旗班的故事》(2012年)、《流流狗的诉说》(2012年)、《深视满洲里》(2013年)在校内外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建立系统的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
新闻实践教学中要加强全媒体技术和理念训练，依托新闻实验平台，逐步建成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培养学生全媒体新闻采制编播能力。
1．报纸模块。
提高学生纸质媒介新闻编辑与策划能力。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应用方正飞腾软件处理数码报刊编辑等业务，利用Photoshop软件加工处理图片，培养学生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专业图像处理等业务流程、步骤以及实践层面应采取的关键技术。
2．广播电视模块。
学生通过了解和掌握先进的影视高清影视多媒体制作手段，培养从事电视新闻节目和访谈节目采制、演播、视音频节目编辑、主持、网络直播等工作的能力。
3．数字出版模块。
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数字出版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学生较强的数字出版物编辑、设计和制作、能力;熟悉国内外先进数字出版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
4．数码摄影模块。
以室外拍摄、摄影用光布光、彩色胶片扫描等实验为基础，培养学生系统的影像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熟悉国内影像后期制作业务系统的运行流程。应用设备及常用配套软件的安装使用，具备影视多媒体前期采集到后期编辑的相关知识技能。建立符合专业特色的摄影课程的教学、实习与科研系统。培养具备专业摄影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技能，能在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从事影像制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5移动采编模块。
学习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关键技术，了解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动态追踪报道，深度报道和预警报道的步骤、作用，理解危机管理视域中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开展全媒体技术演练。
全媒体实验教学模块实施以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获得了极大提高，特别是学生网络数字传播技术的掌握获得了较大提高，在网络媒体及相关机构就业的学生逐年增加，包括:国际在线、新华网、人民网(英文版)、搜狐、新浪、CCTV内蒙古电视台、公安部网络宣传处等。2009年至今，学生在《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海峡都市报》、中央电视台、搜狐、新浪、《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晨报》、《北方新报》等区内外百余家新闻媒体上发表新闻报道作品近1000余篇，其中报纸260篇，广播电视120余篇，网络编辑稿件近500余篇。2009级新闻学生拍摄的《那年》、《一种念想》、《校园面对面》、《水壶终极转》《止战之殇》、《屌丝男生》在网络传播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点击率达到5000以上，2009级新闻班为学院新闻实验中心制作的4部专题片风格迥异，上传至在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YouTube等，供网民分享。
四、建立稳定的多媒体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实现教育、教学目标，全面贯彻新闻传播学专业教学计划，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重要环节，自1987年新闻学专业创办以来，内蒙古大学新闻学专业始终十分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先后与内蒙古地区十多家媒体签订了实践教学合作协议，建立起涵盖内蒙级新闻媒体、盟市级新闻媒体、行业媒体、中央级新闻媒体驻记者站，覆盖平面媒体(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媒体(电视、广播)、网络媒体(蒙汉文网站)、新媒体(手机报)的立体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体系。2012年，与内蒙古电视台合作建成了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内蒙古大学新闻传播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2013年在呼和浩特市绿篱摄影沙龙影视公司建立了摄影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新闻传播学专业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新闻传播学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近百名实习生提供新闻采编的真实环境，让学生们在新闻实战中了解并掌握新闻媒体运行的基本流程，掌握真实情景下新闻实地采访、写作、编辑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非智力方面的素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2010年以来，新闻学专业学生多次参与内蒙古电视台《蔚蓝的故乡》、《百姓热线》、《都市全接触》、《新闻天天看》等栏目的节目录制。2013年11月13号内蒙古日报社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到包钢集团采访。学生采写消息、通讯、人物专访52篇，拍摄新闻图片近千张。11月22日《内蒙古日报》5版发表教师与学生合作采写的消息《包钢稀土:今年年底将实现稀土工业废水“零排放”》(郭志菊李婧曹敏);12月11日《内蒙古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我们眼中的包钢》(视觉版)，集中了近10位师生的文字、图片新闻。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在强化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思维能力，激发了学生开展创新型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有效提升了每个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增强了学生就业竞争能力。近四年来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在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内蒙古电视台两大媒体的人员招聘中，几乎每次都招聘了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招聘比例达到30%—40%。这些毕业生经过历练很快成长为媒体中的业务骨干。
五、提升专业品牌效应
内蒙古大学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在本地区范围内起到了示范作用，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自治区高校范围内同类专业纷纷来我校观摩，交流经验。20多年来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一次就业率达始终保持在80%—90%以上。2010年至2013年本科生整体就业率为92．9%，2009年至2013年本科生专业对口率为51．6%。适应现代传媒需求的全媒体人才培养目标，加之系统扎实全面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方式，使学生在就业中才显示出独特的优势。2009级数字出版专业学生王超，大三在搜狐视频实习，因经全媒体实践教学培训，很快适应岗位，面试一周后即确定正式录用。2007级新闻班的远辉带着他发表的新闻作品，成功考入大型上市媒体公司光线传媒股份公司工作，并于2013年进入搜狐网总部工作;2006级新闻班的李文明，则凭借他的获奖作品专题片《来时，我们还年轻》在报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时获得了考官的好评，并考入《内蒙古日报》要闻部，成为一名自治区级的主流媒体记者;2011年新闻系学生的就业范围不断拓宽，2007级新闻班的孟颖靠着优秀的业务能力和大学作品微电影《鹿城故事》的加分，考入光线传媒有限公司，现已成为光线传媒王牌节目《最佳现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批学生进入国家、自治区党政网络管理机关和企事业网络宣传部门。
六、结语
（一）手机媒体传播的移动即时性———将人从“禁闭”中解放出来
手机媒体作为网络媒体的补偿和延伸，“纠正”了网络媒体的时间偏向，使信息传播由及时性转变到即时性：最为快捷方便地传播、接收信息。手机媒体将人从机器跟前和紧闭的室内解放出来，真正地做到了将人类说话和走路这两种基本交流方式结合到一起。3G、4G技术的运用实现了手机媒体与因特网的随时连接，使之具有互联网传播的及时性，它的便携性、移动性又做到“随时在线”“随身在线”，用户可以在高山草原、海滨沙滩、田野牧场一边走路一边与“世界”连接。无论用户身在何处，只要用拇指操作手机就能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包括专业媒体机构、自媒体提供的各种信息，实现“零时差”传播。即使用户不刻意打开游览器搜索信息，装载到手机中的各种新闻客户端或者其他APP应用软件会不断地向用户推送及时的新闻信息，铃声和振动也会提醒用户查看。它让静态的信息接收方式转变为动态的实时接收。
（二）手机媒体跨平台传播———“人性化”传播体验
媒介工具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中介和平台，因此作为媒介工具之一的手机媒体自身也就是一个信息传输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语音通话、短信、彩信的方式发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信息。此外，如今的智能手机所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使手机可以如电脑一样安装软件、游戏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程序，这使手机媒体具有了整合多种平台的功能，实现信息跨平台交流。这种跨平台交流消除了用户通过进入Web搜索的繁琐步骤，实现“一站式”到达，将人们从携带众多电子设备和繁琐的程序中解脱出来，同时也改变着信息以网页为主要承载的模式，凸显了手机媒体传播的“人性化”。换言之，手机媒体传播的“人性化”是对用户使用媒介工具的人性化满足。手机媒体屏幕小、方便携带、移动性极强等特点，也促使第三方平台针对手机媒体的特性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新浪微博iPhone4.6.1版为例，手机版与网页版相比主要的变化有：第一，主界面以可视化、简约为主。界面的大面积用来承载信息，导航区从网页版的左右两边调整至屏幕的上下区域。屏幕顶端从左到右依次是好友关注、分组下拉菜单、操作下拉菜单；分组菜单栏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将所关注的人进行分组，这种分组查看信息可以提高重点信息的阅读率。屏幕底从左到右依次是首页、消息、“+”(微博书写、等)、发现、我。导航区分类清晰明了，图标设计醒目，风格简约，使整个界面具有简洁方便、误操作少、可用性高和良好易用性的特点。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自主选择更换其他的免费或付费的个性化界面装备。第二个变化源于手机的定位、重力传感器和二维码扫描功能。这使得手机微博在功能上添加了与地理位置相关的信息，如带地理位置的微博、搜周边的好友、摇一摇等功能。重力传感器和二维码扫，则使用户无需键入文字搜索，通过轻轻摇一摇就能搜索到信息和正在一起摇的人，扫一扫就查找微博用户以及查看信息。这些也是手机版微博与网页版微博最大的不同。界面的调整和功能的设计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在2012年2月，新浪微博拥有的3亿多的注册用户中，60%活跃用户是通过移动终端登录，而通过手机媒体登录占所有通过移动终端登录的64%。[4]可以说，通过手机媒体，微博成功地帮助人们在“等候时间”里或不同的转化场景中提供了传播信息、建构自我的契机。这样跨平台的信息交流互动会成为未来信息传播的必然趋势，进而也将带来更为“人性化”的传播过程与使用体验。
（三）手机媒体传播的互动性———彰显用户的“自主性”
手机媒体作为新媒体的杰出代表，继承了新媒体开放互动式的传播方式。较之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传播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媒介的特殊地位，清除了一般受众进入媒体的障碍，使得每一个人都能行使自己的信息权与意见表达权，实现与传播者双向沟通。手机媒体的移动即时性，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5A传播环境：通过手机，任何人（Any-one）可以在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任何媒介（Anymedia）传播任何信息（Anymessage）。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播者和接收者的界限也变得更为模糊，它们的角色可以瞬时互换，相互融合。用户不再是单一的信息接收者、意见的反馈方，手机所具有的随写、随拍、随录、随转、随发的功能，使得每一个用户都能针对某一信息进行及时的补充、评论，转发，然后迅速传播开来，克服了传统媒体线性传播的直线性、孤立性等缺陷，真正实现传播过程的“双向循环”。手机媒体具有的集约各种媒体的功能，使用户可以自由选择通过编写文字、拍摄照片和影像等方式进行直接互动传播。而在传播渠道的选择上，用户同样具有高度的自，既可以通过短信、彩信、微信、移动QQ等方式进行人际传播，也可以通过微博、论坛、博客、社区等平台进行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甚至大众传播。手机媒体成为人能够“掌握”和控制的媒体，彰显了用户的自主性，体现了手机媒体对用户地位的人性化尊重。
（四）手机媒体传播“碎片化”———打造“个性化”传播
手机传播的即时性，将信息传递的周期缩短到以分、秒计算。同时，手机具有的储存功能，使人们不再被“钉”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段接受信息，而是能够自由地选择何时查阅信息，做到信息接收的异步性，将传播的时间分离、肢解，呈现传播时间的“零散化”。同时，这种零散化要求信息能够简明扼要地传递其最核心的内容，使用户能够在零碎零散的时间里能快速获取信息，亦或是分段的内容，使其在被打断后能在下一个零碎时间里继续阅读观看，造成信息的“破碎化”。此外，作为差异性个体的用户，他们对信息需求的类型不尽相同，迫使手机媒体的传播呈现“分众化”的趋势，使聚集的人群形成了无数的“碎片”。每一个用户都可以通过定制与自身的需求和兴趣相应的内容或下载相应的应用软件，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手机定位等功能，可针对用户身处的环境推送与地理位置相关的信息。手机媒体的这种传播将会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人的差异和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在信息需求方面的个人价值。而这种传播形态也印证了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预言：在后信息时代，信息将变得极端个人化，这种个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媒介的受众从大众到较小的和更小的群体的。手机媒体与生俱来的个性化、情景性，以及传播的“破碎化”（时间“零散化”、信息“破碎化”、传播“分众化”），使得手机成为适合于不同人的个性化物品，成为用户打造个性化传播的平台，突出了手机媒体对用户使用信息的人性化满足。
二、手机媒体推动消费观念的改变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教育是“教”和“学”的结合。教师把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要成功接受知识，教育才是成功的，知识的传播才是成功的。由此可见，课堂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注重了“教”，而忽略了“学”，所以课堂传播是不成功的。这种直线性的单向传播被称为“香农—韦弗”传播模式，这是由信息论创始人、数学家克劳德·香农和他的同事沃·韦弗于1949年提出的。这一模式最早用来解释电报通信过程中的传播模式，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包括用于教育教学研究。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包含“噪音”因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指影响学生接受知识的干扰因素，比如生词的出现、社会文化背景过于陌生、多媒体的不恰当使用等。根据《要求》的精神，理想的大学英语课堂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接受教师的信息之后，将教学效果和教学评价反馈给教师。教师和学生都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都发出信息，也都接受信息。这种双向传播符合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他认为，受传者都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在接受和传播该信息时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信息传播是双向循环的过程，每个成员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
二、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有效性的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有传播学者针对教育教学展开研究。90年代初期，已有一些教育传播学的教材与论著问世。教育传播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年来，课堂教育传播模式与效果成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基于对大学英语课堂传播模式的分析，如何利用传播学理论，来增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传播的有效性呢？从传播因素的角度来看，传播活动是从传播者开始的，要想增强传播有效性，就要先提高传播者的素质。首先，教师是大学英语课堂的行为主体，教师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够保证其传播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权威性。其次，教师要和学生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体现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对教师不反感、不排斥，才有兴趣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再次，教师在备课的同时，也要“备学生”。传播心理学表明，信息接受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范围，包括知识、经验、立场、历史文化知识来接受信息。所以教师要把学生的经验和兴趣融入到教学中，扩大师生的共同经验范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传播效果理论分析，首先，认知一致理论认为人在认识过程中主动寻求平衡和一致，如果某人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致时，他有压力形成新的观点，达成一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一部分学生能够成功接受教师的信息，而另一部分学习基础薄弱、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不能在相同时间接受信息。后一部分学生通常会感到紧张，有的会加快步伐，追赶上其他学生；有的则出现放弃或者逃避的念头，表面看起来接受了教师的信息，其实则不然。这就要求教师不能“点对面”地教学，而应该采取“点对点”的教学方式，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理解能力，让所有学生不仅接受信息，还要理解好信息。在大众传播学中，议程设置指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承担着设定议程的责任，比如，哪些内容该讲，哪些内容不该讲，哪些内容要重点讲，哪些内容要简要讲。大学生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教师带领学生学习“议程”时，要鼓励学生进行讨论、演讲等自主学习活动，提高课堂活动的效率和可控性。传播媒介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合理使用传播媒介是达成有效传播的基础。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传递的信息是英文，这对母语是汉语的学生来说是具有难度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应该科学利用传播媒介来辅助教学。在教材的选择上，既要有基本功的训练，又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在电子课件的设计上，要做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生动活泼，充满感染力和现场感；在多媒体设备的使用上，教师要多操作、勤练习，熟能生巧。
三、结束语
1.提升教师双语能力。目前国内大部分传播学课程教师都是国内新闻院校培养的硕士、博士，教师的口语水平与双语教学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教师双语水平亟待提升。考虑到传播学课程的特殊性质，应该优先培养传播学双语教师。要鼓励教师积极练习口语，学习专业英语，阅读英文经典原著。学校应该鼓励和资助教师海外学习，送其出国培训进修。建立激励机制，将翻译作品纳入职称评定和考核奖励制度，鼓励教师积极学习专业英语，提升其专业英语水平。
2.双语教材建设。目前国内已有少部分国外原版教材，但还没有双语教材。原版教材与国内教材相比有诸多优势，但是，学生接受上有一定困难。应该对英文教材进行本土化改革，建设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语境的高水平双语教材。在教材建设上，可以循序渐进、因校制宜，在起步的时候可以采用高质量的经典翻译教材，教师可以编写一本针对教材的专业词汇手册；然后建设双语教材，教师可以编著双语教材或讲义；最后，采取外国原版教材，在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基础上，让学生接触原汁原味的经典原著。
3.教学大纲设定。笔者结合长期的传播学课程教学实践，结合西方经典传播学著作和中国的语境，制定了双语教学大纲。一般来说，传播学为3学分、48个学时，上课时间为16周，中间结合课程进度和授课内容开展两次课堂讨论，具体可见右表。
4.改革考核方式。传播学双语教学培养学生对传播学理论和概念的把握，以及使用传播理论分析传播现象的能力。所以，应该改革成绩评价和考试制度，建立科学评价方法，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不完全依赖测试分数，平时注重学生表现，考察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社会热点传播问题的能力，提升考核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5.外部环境建设。应该重视利用和整合各方资源，建设校园双语教学氛围，辅助开展双语教学。开展校内外合作，在校外，与外资企业和英文媒体合作，组织学生参观其工作流程，与员工交流；在校内，鼓励学生选择一些英语选修课，请英文系教师举行专题讲座；配合传播学双语教学开设相应选修课程，培养学生接受双语教学的兴趣；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电教中心、网站的作用，播放英语新闻、欧美电影，全方位、立体式地对学生进行英语熏陶。
二、传播学双语教学的方法
1.国际视野、本土关怀。双语教学并不意味着用英文将传播理论简单地翻译出来，或者朗读、背诵英文原文。采取中英文授课的传播学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要有本土关怀。这要求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要超越所处语境，放眼世界，在全球背景下来考察传播现象和活动，追踪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焦点和动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运用严谨的事实和逻辑判断，集思广益，提升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质量。
2.开展双语互动。教师应该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开展对话式讨论，可以进行分组竞争，小组代表发言，小组之间和小组内部互访与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开展双语互动讨论。在讲授语言上，力所能及地使用英文，制作英文教案和课件，用英文解释传播学概念和理论；教师使用问题探究法，提出英文问题，让学生英文作答；采用现场教学法，模拟英文会话场景。采用任务驱动法，让学生查找和阅读英文文献，学生分组讨论，用英主题报告等等。
3.采用双语案例教学法。传播学双语教学可以借助国内外传播中大量的热点问题、具体事件和现象等，围绕事实，引导学生进行多角度分析。使用双语的教学案例，能让学生对传播理论和传播现象有更清晰透彻的理解，起到触类旁通、以点带面、学以致用的学习效果。可以要求学生用经典传播理论分析和评价某一社会现象。比如用“议程设置”理论分析美国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用“沉默的螺旋”理论分析社会舆论，用内容分析法和刻板印象等来分析国外媒体中的中国形象。
4.运用双语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由于双语教学短期内不符合学习习惯，较为抽象和疏离，这就需要借助丰富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制作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双语课件，充分发挥英文图片、声音、视频等的声画效果，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要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将一些课件、视频、文献供学生参考，给学生提前预习和复习的时间，提高上课讨论的效率。可以在课间播放带有英文音频、带有英文字幕的视频，让学生体验和感受西方文化，训练学生的专业听说能力。
5.重视课前和课后环节。在课前，教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外语水平，确定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难度，增强双语教学的针对性，做到因人施教，让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提前发放一些英文经典文献，嘱咐学生做好课前预习，以便在课堂上熟悉教师讲课内容，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讨论和辩论。课后要求学生做好复习，及时复习已有知识，加强同学之间的课外交流，布置研究英文课题或者作业，让学生通过搜集相关知识，并用英文归纳整理，在课堂上用英文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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