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1 16:27:5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政治社会学，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要求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要求从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防止和尽可能减少社会灾害的发生；强调要按照法治的要求识别社会灾害，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治理及消除危害。灾害的评价尺度与灾害评价应该是多样而全面的，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创新理念，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X43，X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82-05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参考文献：
［1］焦双健等.城市防灾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68.
［2］全国重大自然灾害调研组.自然灾害与减灾［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306-307.
［3］蒙培元.追求生命的智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15.
［4］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92-493.
［5］原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60-140.
［6］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63.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整理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中国整理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整理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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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63.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学生主体性；教学方法；考试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243-02
一、政治社会学教学中课堂主体性的内容
教学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实践活动，同时有一定的模式可以遵循，教学模式又是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的一个中间环节，教学实践活动要在科学的教学模式指导下进行，科学的教学模式有以下几个环节：理论基础，教学目标，教学程序，辅助条件以及评价标准。政治社会学作为高校文科专业学生的专业课程或者公选课程，有抽象、空洞、不贴近学生生活、枯燥乏味等特点，所以，在教学活动中，提高课堂的主体性，既是现代教学的要求也是进行政治社会学课程教学的题中之义。探究性、实践性、自主性、开放性是自主性课堂的精髓。提高政治社会学课堂主体性的理论基础呼唤改变以往以教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为主的模式，注重教学互动，关注学生的潜能开发、个性发展，从而形成一套以学生为主的人本主义教学理论基础，这在政治社会学这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教学目的则是提升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得学生在人格成长过程中形成比较完善的人格和综合素质；教学程序可以根据讲授内容的不同有不同的设定，一般遵循诱导――尝试――变式――归纳――回授――调节这样的程序，比较符合政治社会学这门课程；辅助条件是现代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评价标准则可以从内在和外在来分，内在的评价标准有自己对教学状况的评估、反思，总结、提高，外在的评价则有同行评教、听课、学生评教等，都可以从侧面反映教学的状况和质量，是评价的重要指标。
二、政治社会学教学中主体性方式的实现
（一）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实际化
以政治社会学为例，这一类型的文科课程一般都比较抽象、空洞，如若在讲授过程中仍然按照书中的概念进行概念式分析，学生很难提起兴趣更难以理解掌握，在讲解概念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牵引式教学将社会中发生的鲜活的例子引入，跟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学生很容易引起接受的兴趣，同时也会提高他们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例如，在讲授政治参与这个概念的时候，如果引用他的概念：政治参与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就是普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这样的解释往往是抽象的、不具体的，但是如果我们引入生活中各种例子，比如对每年召开的两会、比如我们到了法定年龄18岁以后就可以参加选举，再比如新出台的各种政策政府举行的听证会，网上爆出的城管执法中殴打民众的照片，公民可以通过政务网、微博等各种形式对政策进行进言献策、发表观点、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等等都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其实这些行为都是我们的日常行为，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如此讲解，再配以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学生便有兴趣参与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增加学生课堂的参与度，这是实现课堂主体性的核心部分
1.可以采用行为导向式教学，比如进行角色扮演、模拟分析、案例研究，这些方法是目前文科教学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首先是角色扮演，通常给出的案例中有一些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立场或者利益派别，通过对同一问题的分析探讨得出相应的结论，可能结论是五花八门的，但这正是文科教学启发学生潜能激发他们头脑风暴，形成各种见地的重要手段；模拟分析也是一样的道理，让学生模拟某些情境去作为某些角色做出决策，比如在政治参与一章中，讲到决策系统，可以让学生模拟汶川地震当时的决策系统，让学生分组并体验3分钟的情况下，决策组织6名成员要对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进行汇总并做出各方面的安排和部署，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政治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往往更能理解一些政策的制定的原因以及他呈现出来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收集、处理信息、应变和统筹安排等各方面的能力；案例分析也是很多老师常运用的一种方法，相比较角色扮演和模拟分析，案例分析教学方法更为丰富、局限性更小、开放度更大。但是案例分析这种教学方式需要老师积极地准备和课堂组织。教师首先需要选择编写好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案例，并提前一周左右将材料发给学生，学生需要提前阅读材料，并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教师可以提前将案例分析的具体要求，如所提问题，分组的规模，讨论时间、发言时间、分析报告的形式和上交时间以及评阅标准等附在案例后面，这样学生会对课堂有更好的准备。在课堂中，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发言、并进行点评，需要注意的是，老师要从一个解惑者转变为一个组织、参与和协调者，充分调动每位学生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并在小组代表发言后进行各方面的点评并给予指导建议，如学生的思维能力、对所学专业的运用能力、逻辑能力、说服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通过不断的头脑风暴、质疑、争辩这样的过程，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自信心和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课堂主体性。
2.专题性教学方式，专题教学方式采用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专题，教师在每节课都给出下节课的小专题，让学生在课前积极准备一些资料，在课堂上让他们进行展示，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提高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题性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差别在于专题性教学着重于学生在课下的自学和课堂的学习成果的展示，设有探讨分析、争辩、说服、达到统一意见等这样的环节，相比之下专题性教学对团队性合作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案例分析相对来说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更有优越性，但对于教师的要求就相对要高些，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教师也会有一定的紧迫感，让教师在这种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组织协调以及点评能力，真正能显示教学相长。
3.运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等辅助条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实现学生课堂主体性。在人类获得的各种信息中，有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而剩下的6%的信息则来自其他感官，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中，多媒体的出现和综合运用无疑为课堂带来了革命性的效果，改变了以往学生单调的视觉接受知识的情况，更有PPT等教学软件的出现，使得学生可以在图文结合中、动画中轻松学习各种知识，教师也可以将所教授的内容以文字、图片、图形或者视频、动画等多种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加强学生的感官体验，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加快教学的节奏并且丰富教学的内容；也利于教学互动，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同时，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有示范的作用，以身作则是最基本也是最原始的一种教学理念，教师与时俱进更新教学手段、认真负责，学生必定模仿老师的理念和行为。教师最根本的一种教育方式便是影响。
4.转变考核考试方式。政治社会学课堂的主体性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课堂的呈现和课堂效果只是其中的核心和主要方面，除此之外，如果将课程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课程的设置、课程的性质、课程的检查、课程的教学、课程的考核等方面都可以进行改革，尤其是课程的考试。考试题目的设定可以摒弃以往的闭卷考查方式，逐渐向开卷考试转变。闭卷考查要求学生不断记忆很多基础知识，必然分散了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兴趣和时间，很多学生考试完了就将所有知识弃之脑后，必然达不到教学应有的效果，政治社会学这门课的课程目标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意识、达到政治社会化应有的水平、旨在提高社会的政治文明程度，对政治常识的认识仅仅是一个方面，所以就课程的目的而言，无需花费很大力气去考查学生的识记情况，需要顺应创新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的要求，侧重考查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实践能力，从这一方面讲，开卷考试以考查的方式、开放的题型，可以拓展学生的认知空间和思维领域，激发学生求职的兴趣和欲望；可以提高学生知、情、意和谐统一发展。这样的考查方式也更适合时政性强、信息量大、综合性突出的人文社会学科。作为教师，在开放性试题的命题方面，需要注意；题目的设计需要开放、不能封闭，答案要有多重可能性，给学生发散思维的可能和条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思考回答问题，既不是完全脱离了所学，又不会显得答案整齐划一、正确答案只有一种；评分标准要灵活，创新要加分，鼓励学生创新。
5.除此之外，一些不适合运用案例和专题等教学方式的章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采用问题式教学，即用问题引导学生的思路，教师要把握好，教学不是简单地进行知识的传授，而是引导学生发现、解决问题、开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系列能力，这种教学方式的实质在于它建立在对“问题”的追问中，通过提出问题、发现知识，最后提出见解。教师需要不断地运用适当的问题激发学生去思维，形成一种矛盾思维和矛盾的认知结构，最终要设法让学生在已知和未知、在答案和问题的转换中发现，任何一种所谓结论性的知识结论都具有暂时性，让学生形成一种“矛盾意识”，不能一成不变地处理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三、结语
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学方式的改革必须以提高学生的主体性为目标，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中心，布鲁纳、皮亚杰等都强调教学活动应该更多地起到激发学生去主动求取知识、组织知识和构建知识体系的作用。尤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科。以政治社会学为例，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性、理论性都很强的学科，如果仅仅按照传统方式授课、考试，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教学中，必须与时俱进，积极采用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方式、新的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中心和主体，充分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调动他们思考的积极性；并通过一定的考查方式让学生展示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想，不断帮助学生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方是教学改革应有的效果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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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社会学 社会分工 社会秩序
作者简介：张释文，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商法硕士研究生。
一、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根源：社会决定论视角下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
在涂尔干看来，个人与社会是双重建构的。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是在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双重建构中，社会具有先在性及实在性――社会外在于个人的确实存在且具有相对个人的强制力量。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递进剖析其社会决定论视角并通过这个视角理解他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模式。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式――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涂尔干诸多著作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在理解涂尔干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思路时务必要列出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当社会是事实的，是外在于个人的，个人与社会才具备双重建构的条件。
涂尔干建构了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且比个体生命更为持久的特殊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并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采取了类似自然科学家在分析自然现象时的处理手法。在《社会分工论》之后的著述中，他也不断在为这一判断的合理性提供佐证和依据。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同自然现象基本相同的特征和规律，具有同样客观的研究地位，且社会事实作用于人的意识，在不自觉状态下产生无法逃避的影响，形成属于这个集体的共同意识、行为规范，并对“挑战集体感情”的行为定义“犯罪”，实施惩罚。
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社会不仅是一个整体，还是一个有机团结的整体，它不仅在结构上集合和结合了各种细胞和组织，而且在功能上也具备有机体的所有活力和潜能。社会始终是以主体的姿态出现的。”涂尔干正是通过肯定了社会的客观存在，进而以实证的方法将社会事实当作“客观事物”研究，从而实践自己主张的实证主义并极力避免社会学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对于社会存在先验的判断，本身就构成了涂尔干实证主义的矛盾方面，这一点在稍后会继续探讨。
（二）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决定论
涂尔干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思考最典型的即为社会决定论。社会决定论也是涂尔干的主要理论之一。
为了理清涂尔干眼中的个人与社会，以及以此形成、建构的社会秩序，我们先对社会决定论思想进行梳理。
而涂尔干所强调的，即是这样一种社会决定论。对于他而言，社会事实不仅是一种作用于行动者个人的外在强制力，它同时也是一个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倾向的集团性力量体系。这些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在《社会分工论》中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通过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解释自杀的原因，涂尔干提出：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这具体的三个命题也完全可以与《社会分工论》中“个人通过各自出让一小部分利益而获得彼此的共识”共鸣。
由此我们可知：正是因为集体意识，个人才能够得到集体赋予并承认的身份，即正是因为社会，个人才成为个人。进而，社会并不是人思想观念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化存在，相反，个人是由社会分化出来的且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的烙印。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既参与建构了有限个人，个人又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社会最终实现了双重建构。
二、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手段――法律
涂尔干极力强调社会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因此社会秩序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手段得以表征和考量的。这正是法律与社会学交叉的核心部分――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重要手段。
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我们通过考察它的社会作用，才能全面彻底的了解社会事实。”同时，“要想使团结具有一种可以把握的形式，社会的后果就应该为其提供一种外在的解释。”“外在的解释”即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过程中的几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和考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即为法律。
（一）法律的意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合是一种道德现象，研究社会不可能从其内部进行，而必须考察他的外部表现，而法律就是社会结合最稳固、最明确的外部表征。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具有法律意义的，不可能存在离开法律的社会团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的本质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的变迁。通过法律来考察社会秩序并以此对社会进行二元划分是涂尔干创造性的社会思路。“法律的首要性质就是社会性”在他看来，“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法律就是这些组织中最稳固、最明确的形式。”
（二）法律的划分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社会分类与不同的法律形式相对应，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对法律进行了划分，即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进而证明了法律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事实表征着“社会“这个抽象的表达。“由于内在事实是以外在事实为标志的，所以我们能借助后者来研究前者”。内在事实是社会团结、社会秩序，外在事实即是法律等与社会相应的社会秩序调控手段。“尽管社会团结是非物质性的，但它也并非只具有一种纯粹的潜在状态，而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涂尔干显然将法律等社会秩序调控的手段认作了社会的“可感形式”。 在涂尔干的视角下，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的手段，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工具，也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的。综合《社会分工论》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章节，我们可以综述：在机械团结的社会，法律主要以打击反抗、维护集体感情的压制性法律为主。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则以恢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恢复性法律为主。“恢复性制裁法既然不包含共同意识，那么它所确定的关系就不会不加区分地针对任何人。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某些有限的却相互发生联系的特定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恢复性法律将个人意识维系于社会意识是需要中介的。”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这种有机团结社会中恢复性法律的中介诉诸于法团。法团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
（三）习俗与法律的关系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他律手段中，除了带有明显强制性和暴力性的法律以外，习俗也是一种他律手段，只是表达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一般来说，习俗是不与法律矛盾的；相反，它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当然，有些时候在这一基础之上并没有什么法律存在，有些社会关系也只能根据某些来源于习俗的分散形式得到规定。”但这只是存在于“法律不再于社会的现状相吻合”的特殊情况。涂尔干说：“如果某种社会团结单纯是由习俗表现出来的，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次级秩序。反过来说，法律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是本质的。”，也就是说，一般习俗与法律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或者说，习俗更多的已经融合进法律里，在每一个法律手段的背后实际都包含着一定的习俗意识、集体意识。而当且仅当在法律的手段进入了无力、空白的领域，习俗便成为公认的他律手段。
当然，社会秩序建构和整合的手段还包括道德、宗教等，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作赘述。
综上，对社会秩序的探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但理论的价值更在于指导实践，经典著作在当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方向仍被现代人所接受，仍存在植根的土壤――在当代背景下，产生于西方的百年前的涂尔干社会秩序建构思想是否能为中国现实社会提供理论可能性？
四、当代背景下社会秩序整合的意义
涂尔干思想曾经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讨论，近年中国对涂尔干的讨论比西方世界更热烈。笔者揣测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客观情况，中国引进涂尔干思想比较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涂尔干的相关社会学思想在中国有比西方世界更为契合的连接点。我们分别对两种社会进行探讨，从而找到涂尔干思想在中国地域的生命力及现实意义所在。
（一）西方个体主义上的集体发展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个体主义倾向盛行，强调每个人都更关注个体的利益和价值。而个体主义与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理论始终有一种张力――不能完全称反比关系，但有负相关性。这也是在现代西方世界，涂尔干理论有被边缘的倾向原因所在。虽然涂尔干在著作中也表明了个体充分发展的有益之处，但其所强调的社会先在、共同意识和集体感情，都更着力于社会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社会事实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个体主义相对盛行的现代西方内化了的冲突。
关键词：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将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视为造成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的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由于这种占有的不同，使市场在物质生产最大化的同时并不能实现各阶层人员流动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会资源的人总可以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要素的人，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劳动力这种要素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越来越趋于劣势，剩余价值在社会各个阶层间的分配愈发趋于不平等，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李强教授（2011）在《社会分层十讲》中，结合马克思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判断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的标准归结为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即对组织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将继续沿用李强教授所提出的社会分层标准划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另外，在此基础上，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其关注点在于在使物质增长最大化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使社会资源能更公平地在社会成员间良好地分配，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若这些社会资源在这些阶层间实现相对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着处于较低的阶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较高阶层，则社会流动是比较畅通的，反之则比较阻塞。这种以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来作为分层标准、研究社会资源在各个阶层间流动、来判断社会流动是否通畅的研究视角便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测量和把握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本文主要以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以下简称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是因为此类量表将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全面进而准确地测量我国一定时期内一定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变化。相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此类量表既考虑到其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因素，同时也兼顾到了其他社会因素，因而是一种可以广泛通用的量表（李强，2011）。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现状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现状
根据上文列举的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可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按照对三种资源占有的多少及对社会的影响大小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主要占有组织资源，经理阶层占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占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文化技术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占有少量经济资源，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则均占有很少的三种资源，而城乡失业、半失业及无业者阶层则基本不占有任何资源（李强，2011）。
根据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进行社会阶层划分，可以看出，占有社会资源多的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居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占有的三种资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种资源，最终不得不回归体力劳动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这一方面佐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根源”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劳动力要素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居于劣势；而其他阶层凭借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优势会继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底部阶层的人群向更高一级阶层的自由流动。
那么，这十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何种形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如何呢？李强教授在2005年将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ISEI量表相结合，对我国社会分层及社会结构现状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具体研究数据呈现如表1。
由表1数据可以看到，2000年时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数的大致分布概况。其中，23-2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64.2%，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为普通农民，具体包括从事稻田、棚架等农作物的种植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家禽家畜饲养人员及清洁工，以收垃圾为生者等。基本上是以简单体力劳动为生的农业劳动者阶层。
29-32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9.8%，主要由依靠劳动力要素参与分配的初级产业工人、小个体工商户阶层以及商业服务阶层构成。具体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质勘探工及装运搬运工等初级产业工人阶层；小个体工商户及商业服务人员等。这类群体相对于23-25分组而言，多为从农民而转化来的农民工，其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相比无较大差异。
33-40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等交通运输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装配员等蓝领工人阶层组成，相对于初级工人而言，这类群体占有相对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介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置。
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2.9%，主要由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户阶层构成。具体包括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职员，企业职员，护士，小学教师，推销展销及商业服务人员等。
65-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经济、文化、技术资源的中产阶层构成。具体包括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电子、电力、广播、交通工程等技术人员，规划设计人员，以及中等教育人员等构成，相应归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经理人员阶层。
85-88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由医生、律师、银行、证券企业经理等高级专业人员及党群组织国家机关负责人等人员构成。归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及经理人员阶层（李强，2011）。
通过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反之则越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千差万别。尤为突出的是居于劣势的劳动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国社会底部阶层，体现出我国社会分层的尖锐现状。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根据研究数据得出，2000年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社会底层所占比重过大，而中产阶层比重严重不足，社会分化现象不容乐观。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2000年时社会结构呈现的“倒丁字形”结构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我国严重的社会分化。64.2%的人群处于一个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国在2000年时的社会结构距离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社会资源在广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这无疑是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巨大隐患，需要引起重视。
（二）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现状
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所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会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又出现哪些新的情况呢？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至今，国内鲜有以此视角为基础，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现状。因此笔者从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出发，沿用李强教授的社会分层标准及分析测量工具ISEI量表，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用ISEI量表进行测量和评分；用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整体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状况。
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6岁-64岁之间的抽样统计数据。通过用ISEI量表测量与评分，结果如表2（详细数据略）。
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相对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组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数据的64.2%下降为第六次普查数据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为12%，同比增长3%。33-40分组由过去的11.2%上升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组由过去的2.9%上升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组由过去的4.5%下降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组中，数据由过去的0.5%上升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ISEI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图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发现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向着“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地发展。具体表现为，从2000年至今，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比重不断下降，而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业等阶层的比重均有上涨，这说明，我国底部阶层比重正在不断减少，中产阶层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社会整体结构正在不断向“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发展。
然而，从整体上看，虽然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会底部阶层所占比重过大，中产阶层比重很小，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的的分配依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虽然底部阶层的比重正在逐步减小，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过大；56.32%农业劳动者阶层意味着，我国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处在23-25分的低分阶层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将这一群体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还需要近四十年时间。另一方面，处于中间位置的中产阶层比重远远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长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快。通过对比数据我们可以发现，43-45分组的比重同比增长了2.96%，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广大蓝领阶层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总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国现阶段已然显露阶层固化的端倪，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虽然在不断进行，但距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无疑会给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的建议与反思
政治经济学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决定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因而保持良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使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极端不平衡的格局。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阶层固化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农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要远远多于农民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即便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福利、收入等方面远远低于城里人。从而使我国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缚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推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真正做到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公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各阶层间的差距，实现社会各个成员间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分平均而得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可能在现阶段的分配过程中达到绝对平均的理想状态。因此，在一次分配中无法实现绝对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过程中尽力做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从而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尴尬现状。这就要求政府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各阶层向更高一层的流动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类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等问题日益成为每个中国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即将突破4000美元大关，步入中等收入危机高发的危险门槛。中国能否解决好中等收入危机，将对我国能否顺利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因此，一个合理、公正、和谐的社会，一定是社会结构良好，社会资源分配公平，社会各阶层间通畅流动，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不仅是笔者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时也是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1）
3.亚当·斯密.国富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特征 价值
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对政治社会化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如今，政治社会化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政治社会化研究过程中，政治社会化的内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①
在上述定义中，包含关于政治社会化六个层面的内涵：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特定政治关系”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是“特定政治关系”中的人；政治社会化的客体是特定政治系统中的“政治知识和能力”；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即形成健全的政治人格、正确的政治态度和稳定的政治情感，进而提高政治行为能力，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政治社会化的媒介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人的能动的而非被动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互动中，能动地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
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习得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知识和能力，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理性的政治态度、良好的政治情感的互动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健全大学生的政治人格，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凝聚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维护政治社会秩序与安全，提高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政治行为能力，有序参与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活动。
因此，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两个方面互动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和造就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就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的政治人才与合格公民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大学生能动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知识，传承政治文化，稳定政治心理，提高政治能力，从“自然人”逐渐成长为成熟的“政治人”的个人习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统一于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特征
大学生政治意识的不成熟与可塑性。大学时期是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稳定时期。政治社会化是其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化，是其成长的必经阶段，也是其一生中政治观和政治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总体来看，由于受自身发展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政治意识还显得非常不成熟。于此同时，大学生在这一阶段的心理发展特点决定了此时的大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选择政治社会化方向和内容的能力，但还存在很多迷茫，政治理性还不成熟，政治情感还不稳定，政治态度还不坚定，政治信念还不坚决，政治方向还不完全确定。这就使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呈现出很强的变动性与可塑性的特点。
大学生政治教育的灌输性与能动性。政治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是自发地、自然而然地进行的，灌输是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手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人们的利益意识逐渐觉醒，主体性要求越来越强烈。面对各种思潮的涌入，大学生被推向了各种思潮交锋的最前沿。大学生已不再简单而被动地接受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因此，高校要认真研究新时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特点，尊重并利用大学生能动性的发展规律，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在满足大学生的政治发展需求、激励大学生主动接受政治教育和自觉进行自我政治教育上下工夫。
主导价值一元性与价值取向多元性。一方面，在教育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一根本原则。另一方面，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为不同社会意识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存在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多元价值取向的并存不可避免。因此，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要尊重大学生不同价值取向的客观事实，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要加强教育和引导，用主流的意识形态主导和塑造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唯有如此，方可完善大学生的政治人格，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媒介的多元特性与目标的高预期性。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各种传递政治文化的媒介完成的。概括来说，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媒介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治实践等。家庭是人的政治社会化的第一个途径。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引导孩子初步学习和了解社会政治生活，对孩子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的形成产生最初、最深层和最持续的影响。学校是最具系统性的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它可以灌输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知识，培养理性的政治认知能力，强化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提升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完善大学生的政治行为。大众传媒包括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宣传传播工具，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比起政治社会化的其他媒介来，它更具有根本的意义”。②
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③这也是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定性描述。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大学生“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定性描述突显了社会对大学生的较高的政治期望，也表明了大学生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必将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
论文关键词：职业性别歧视 社会学理论 社会政策建设
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转贴于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参考文献
[1]赵耀.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歧视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77.
[2]苏艳明，曾春媛.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及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2006，（3上）.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学 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素质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6-0070-01
大学时期的政治教学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教学工作、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限于课堂和校园范围，而是应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尤其在新时期，研讨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政治教学中的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 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大学政治教学，提升了教学效果
所谓的政治教学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以思想政治为主题的各类有益的实践教学，其社会性、公益性、教育性的特征尤为明显。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进程中，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做好学校与学生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广大教师要争取学校的支持和帮助，为开展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前提；其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只有做到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提高大学政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因为在社会实践中，学生的能力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提升。
另一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大学政治教学内容、形式、手法及模式的丰富，也是一种极大的创新。例如，教师们组织大学生开展一次“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公益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到敬老院、养老院甚至社区中探访、关爱孤寡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状况。类似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经常开展，可着重设定特定的主题，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爱民、热心公益、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总而言之，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主线，将政治教学推向深层次，无疑是新时期大学政治教师开展教学的有效选择。
二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能够不断进步，学生素质也得以全面提升
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培养思想素质过硬、综合能力突出，具备社会实践能力的合格大学生，这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将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对大学生一次很好的历练与培育，是十分合适的。可以看到，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同时，大学生已经在扮演社会中的某个角色，已经在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事务，也已经真正地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大学政治教学的核心诉求。一方面，大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与实践意识，同时提升自己动手、实践与团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历练下，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爱民情操与综合素养，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例如，教师们在组织开展以“关注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要求学生每人着重关注一名儿童，并且掌握孩子的各类情况。在整个活动中，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生活、学习与家庭状况，并且提升自己照料与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类似的关爱活动，无疑可以激发起大学生的情感和情绪，让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同时更加充满对社会、民族的热爱。在活动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都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也是政治教师们所乐见的。
三 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政治教学的进步
教师也是大学政治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发展与方向。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教师素质的进步。具体来说，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很好地帮助教师再次成长、不断进步，从而为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能量。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教学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施教能力。要积累社会实践教学所需的创造性理论知识，思想政治教师就必须掌握有效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技能和技术，即对教材和各种教育素材的加工、吸收和精选的能力，组织教学过程的能力，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将精选后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的能力等。
因此，必须协调好学生与教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位置，让教师紧密地参与到政治实践活动中来，从而切实提升业务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品质与全面修养，为推进大学政治教学的全部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提升大学生、教师的综合素质都大有裨益，也是教学工作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1]朱云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9（6）
[2]陈历.构建从课堂教学通往生活世界的实践教学体系――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视角[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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