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0 05: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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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双休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特别是近年出现的乡村旅游让许多人度过了轻松而有趣的周末。乡村旅游的出现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也出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产品形式单一雷同等。要想发展农村旅游经济就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如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加强宣传等。
现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众性。所谓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来开展旅游活动，旅游业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消费自己的产品，使企业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众旅游兴起以来，经常性的休闲度假已渐渐取代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的观光型旅游而成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欧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国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5%，瑞典更高达75%，休闲度假已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使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3.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开发资金，因此如何筹集资金发展农村旅游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难题。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资。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大好时机，抓住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旅游经济。二是利用各种优惠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各种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利用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投资。
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是对宪法的丰富与补充。我国法律的总体结构和层次关系决定了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也会助推宪法的发展。经济法是宪法制定过程中经济方面的延伸与体现，其本质就是要细化宪法对于经济的约束作用。笔者认为，经济法对宪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所有制、分配方式等，这些内容在经济法中被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经济法中涉及经济体制的相关条文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对宪法发展不断助推的过程。二是经济法的完善助推了宪法中有关经济法条文的修改。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速，经济法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不断完善与发展起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调节的不断适应，都促使经济法不断完善，最终助推了我国宪法中涉及经济部分的修改，这正是经济法对宪法助推作用的具体体现。三是经济法“良性违宪”推动宪法完善。“试点立法模式”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仍处于摸索阶段，经济法作为完善的重点对象，许多新的法律规定被“先行先试”，甚至出现了“良性违宪”的情况。这种“违宪”的情况在经济发展中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很好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这些“良性违宪”的经济法规定的正确性被证明，宪法便会因此做出调整和修改。考虑经济法与宪法的相互协调作用，要从两者的相互影响入手，其根本是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性”。随着宪法中经济规范的不断完善，宪法越来越表现出其“经济性”，这种经济性正是对经济法发展与完善的最好指向；经济法作为宪法“经济性”的延伸与具体体现，在一定程序上甚至可以影响到宪法的修改。
二、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都在宪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由于经济法规范的经济活动领域门类繁多、关系复杂，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必然存在与其他部门法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合理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经济法与其余部门法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建设完善的重点。
（一）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经济法与刑法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利益为先导，而人性的唯利是图使得在经济领域触及刑法的案例比比皆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当破坏行为特别恶劣并触及刑法时，就应当对实施破坏行为的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刑法在经济领域显得越来越有“用武之地”。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经济违法行为的数额成十倍、百倍的数量增长。早期刑法中规定的量刑方式如果不能随着这种经济发展的改变而改变，就有可能变成一纸空谈。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刑法在量刑过程中难以抉择。2007年“许霆案”的宣判在整个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标志着我国刑法在与经济法匹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在刑法中得不到及时反映，规定似是而非；对于部分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在经济法与刑法中存在着分歧；刑法对经济犯罪的量刑也有待于重新考量经济法与刑法不相匹配的情况。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越居全球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离不开经济领域做出的贡献。作为直接约束经济领域的法律，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更加迅捷，而刑法的发展则显得相对缓慢。解决经济法与刑法不匹配的问题，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规律，加快推动刑法的完善。与宪法不同，经济法与刑法的“冲突”主要是刑法落后于经济法的发展。因此，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是关键。笔者认为，要从立法、司法和理论三个方面来改善。⑴加快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量刑完善。立法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要尽快地完成刑法的补充。这种补充必须建立在依宪的框架之下，与经济法相互协调适应。对于量刑规则、数额、机制等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调整和改进。⑵完善经济法与刑法的司法协调。经济行为的普遍性造成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于案件定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必须要由熟知经济法与刑法的审判人员进行审理，杜绝“相互扯皮”现象。⑶加快推进经济法与刑法理论上的协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何定罪量刑阶段。只有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促进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倡以“经济规律”和“政府调控”两只“无形之手”实现对市场的调控。这就形成了在经济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互重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局面。因此，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区别于刑法，其根本问题是“矫枉过正”的问题。即在经济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必须共同作用，相互补充。如果经济法的权限大过行政法就会造成市场主体肆意妄为，反之，就是政府权限滥加干预。经济法对于市场的约束力与生俱来，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初，经济法就随之而生。但行政法与经济法相互作用管控市场的现象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中规定的经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经济法律纠纷解决中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现象的产生都是经济法与行政法重叠的体现。［3］在考虑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漠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否则，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关系体现在两者的共同作用领域以及法律本身相互弥补作用上。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点做出分析：⑴经济法与行政法共同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调整和改进之中。美国著名行政法学者施瓦茨提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4］行政法的作用是约束行政机关对于市场调控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而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法关心的是国家调控手段与内容的正确性，是否对市场有利是经济法最关心的问题。可见，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调控问题上分别体现出了其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不同作用。行政法注重的是对于政府调控权力的管控，而经济法更多地关注调控手段的结果。两者之间的约束领域相同，却各自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共同保证市场良好、稳定、有序的发展。⑵行政法为经济法律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市场经济自建立开始，就与自由、公平、自愿、民主、自由等紧密联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市场形成了一种以自由、公平、自愿、民主为主的秩序。经济法本身对这种市场秩序的形成有着很大关系，但对于这种秩序的保护却相对乏力。而行政法恰恰为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最有力的保护。其一，行政法通过政府干预手段解决了市场竞争中存在的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其二，行政法通过对国家干预手段的完善使市场始终朝着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避免了市场秩序由于不可抗力而失去控制；其三，行政法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于政府行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进一步保证了政府在实施调控的过程中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防止权力滥用和过分干预市场，使市场秩序能够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经济法负责对市场本身的约束和规范，由行政法负责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制约和监督。经济法与行政法都是在宏观上对作用于经济市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经济法和行政法只有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保证市场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新时期的“三光荣”精神要求我们要学习老一辈地勘人在艰苦条件下顽强拼搏的献身精神，同时不能碌碌无为，要勤于学习，立志成才。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国家找大矿、找富矿。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国找矿，还要建设和谐的地质家园。当前我队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既要牢牢地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更要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脚踏实地，不怕困难，解放思想，干事创业，为创建和谐地质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新时期的“三光荣”精神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倡导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还要做到以人为本，满足地质事业发展主体的需求，要求地质事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地质勘查队伍的全面发展。加强地勘文化建设，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全面发展，包括生活的改善、能力的提高、社会责任的履行、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等。新时期的“三光荣”精神要求我们增强地质勘查队伍的主体责任感和整体凝聚力。地质事业已进入了以地质找矿为重点的全面发展阶段。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地质事业社会职能的履行与地质勘查队伍的自我发展是统一的，都体现了地质事业全面发展阶段的内涵、特点。地勘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统一认识，认清形势，转变观念，使个人追求、单位发展更好地融入行业发展，使“小我”更好地融入“大我”，使“大我”真正成为“小我”的根本利益所在、事业所在和精神家园。新时期的“三光荣”精神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载体建设，建设精神家园。2012年以来，我们先后规范、有序地接待了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技日报、中国国土资源报、中国矿业报、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在内的26家媒体采访团，中华环保世纪行14家媒体采记团关于舞阳地区深部铁矿整装勘查的深入采访。相关媒体、网站先后300余次报道我队的地质找矿成果等先进事迹，河南电视台《厚土中原》摄制组也到我队舞阳铁矿区，进行六集纪录片《厚土中原》舞钢片区的拍摄，我队还被确定为中国国土资源报社基层联系点，进一步提升了河南有色四队、河南有色地矿局的美誉度。同时，我们还在单位内部组织开展机关人员下一线、地质行业知识竞赛等多项活动，切实增强了职工们的行业归属感。
2完善营造大环境，构建“三光荣”精神之基
2.1以广泛宣传为载体，营造“三光荣”精神之良好氛围
一是加强对职工的队史教育，以此弘扬艰苦创业精神。我们用两年时间，组织全队各部门齐心协力做队志编纂工作，把近四十年的辉煌历史记载下来。大家积极翻阅近半个世纪的档案，看到了不同时期地质工作者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取得的各项不凡业绩，深受感触；二是要把“三光荣”精神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党员教育、职工培训的重要教材，把党性教育与“三光荣”精神教育有机结合。对此，我队建立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3个在职职工支部坚持每半个月集中学习一次的制度，使职工充分得到先进教育；三是要注重单位文化建设，把“三光荣”精神与单位实际结合起来，提炼各部门各具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四是要发挥单位简报、局域网络和宣传栏等宣传文化阵地的作用，形成长期宣传的舆论声势；五是要加强主题性教育。以庆祝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宣传教育活动为契机，突出主题，把“三光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融入其中，在吸引地矿职工广泛参与中引导他们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2.2以学习典型为载体，打造“三光荣”精神之楷模形象
在地矿事业发展的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三光荣”精神的先进典型，他们是弘扬“三光荣”精神的优秀代表，对广大地质工作者起着极大的激励和感召作用。要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让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积极组织职工参加地质楷模刘振江的先进事迹报告会，一个个令人震撼的事迹使大家潸然泪下，使大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和人格感召。在地矿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更需要发现、挖掘和树立一批具有时代特点、让广大地质工作者学习榜样、见贤思齐，从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要坚持在地矿行业开展“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等评选活动，让更多优秀人物和先进集体脱颖而出，推动队伍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的良好道德风尚。
2.3以建立机制为载体，强化“三光荣”精神之支撑动力
一要建立激励机制，使符合“三光荣”精神的行为得到奖励。多找矿、找好矿是地矿行业的重要职责，在绩效考核中向野外勘探人员倾斜，适当增加野外勘探一线职工的奖金福利待遇，加大考核提拔力度，进一步激发一线职工找矿立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要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创新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大力营造鼓励探索、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和鼓励干事业、支持干成事业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激发创造创新活力。三要建立创评激励机制。要把“三光荣”精神纳入党建、精神文明创建等先进单位创建评比活动中，激励各单位、各党支部争先创优、争创佳绩，形成共同追求“三光荣”精神的强大合力。同时，改善地质工作条件，收入分配向地质一线人员倾斜，用待遇留人，增强广大基层地质工作者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3结语
综合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发展的认知和理解，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强；二是公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热情的增加。换言之即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两大目标。然而大多数人学者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1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将政治发展看做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发展，即为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化是威权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迈进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渡阶段，而在这个过渡阶段之中一定充斥着一些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但是一旦转型成功之后，国家即成为具有民主性的国家了。
二、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
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列举的影响政治发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许多的变量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继而产生作用，对政治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指出：“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三、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
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和政治发展，会推动相关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第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到重要工业化的话会带来不同之前、更为多变复杂和彼此依赖的经济体系，并且会产生许多新型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然而这种经济体系对于威权政府来说无异于一种噩耗，政府对其控制力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社会的教育水平因为经济的发展得到提高。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为：“经济发展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商人、专业人士、商店老板、教师、公务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文秘和销售人员，构成了一个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社会阶层。”亨廷顿提出，多数统治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社会环境中贫穷的多数对阵富裕的少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与民主相容，而“在一个土地占有相对公平但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社会，比如19世纪初的美国或20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民主或许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最为积极主动的支持力量。例如，在巴西，1964年中产阶级为争辩提供了处于绝对性优势的支持。在韩国20世纪80年生的民主运动中，城市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构组成了瓦解全斗焕政权的主要力量，推进了韩国政治制度的转型。同样的，在菲律宾、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国家，中产阶级纷纷在推进国家政治发展，进入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社会发展首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动整个社会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给社会发展创造了前提。但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时，也会妨碍经济增长。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实现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期，往往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我国长达2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使原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使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对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只有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了，才能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稳定才能得到保证。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全社会都得到了好处，但先富起来的毕竟是少数人，加之分配制度上的缺陷，我国的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这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我国经济上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并未同步协调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和谐方面，一是我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过大，这给我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按国际贫困标准（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农村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而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二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三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四是我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出现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的现象。
二、从社会结构层面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改革开放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有时甚至集中暴露出来。从社会管理体系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从而使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众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又有着各自特殊的具体利益要求。为此，一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二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是要特别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把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2.逐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许多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善于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全面推进工作结合起来，把抓好当务之急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结合起来，尤其要解决好上访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建立重大决策的群众听证会制度，疏通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表达意愿、意见、要求的渠道；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力导致矛盾激化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社会秩序工作格局。
3.建立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能果断处理突发事件。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有的组织化倾向明显。此外，由于经济利益驱动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引发了一些意外事故。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建立健全处理的协调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要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形成规律的研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采取有效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地震、洪灾、矿难等灾害，应建立应急预案，并逐步建立应急指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对于各种犯罪活动、各类社会丑恶现象，要严厉打击。要充分发挥司法等专门机关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4.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机遇（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因为存在着家庭出身、个人能力差距、智力水平的差别，但社会应该保障每个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过程公平是一种机会均等，不受民族、性别、户籍等的歧视和限制，使农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结果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目标，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但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和个人在起点与机会的差别等因素影响。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十六大提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打击非法致富。
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相差20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6.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促进城市化。建议国家出台取消“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把城市化率从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1.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原因
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民族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呈现出单一化、畸形化的特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则获得了较充分地发展，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急需向海外扩张其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发达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原则上要求国际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可以将其工业制成品销往广大的落后国家，以实现其经济扩张；而落后国家只能生产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经济发展将始终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发展要求下，发达国家往往会倚仗强势，大力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摧残和扼杀其新兴工业。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利益将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对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路和口号。保护贸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成为其在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
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3)
dY/dL≤w/p(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
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7]。
表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工业
劳动力（百万）产值（百万美元）人均产值（美元）
美国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兰4.445015.010238
英国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国83.5123583.5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面临进一步升级，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这就要求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当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产业结构将面临着进一步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转移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而导致新经济的建立缺乏足够的资本存量，传统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却大量过剩。因此，我国就应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充分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增长平台。
【参考文献】
[1]文贯中，郑志海.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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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家骝.论中国“入世”的经济结构效应[J].中山大学学报，2000,(3):03.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关键词：民间金融引导地区经济
一、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繁荣发展的经济背景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发展战略西移的历史机遇，借助自治区鼓励优势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优势，通过实施“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带动战略，地区经济始终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千亿元关口，达1150亿元，同比增长24.3%，人均GDP超1万美元；财政收入达到200.8亿元，同比增长38%；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13.32亿元，同比增长42.8%，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新阶段，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排名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28位。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增长中呈现的显著特征是，民间融资作为一种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已成为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状况和特点
1、从事民间融资的机构多、数量多
据统计，经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担保公司159家，典当行12个，委托寄卖商行46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实际上从事民间借贷活动，未正式办理手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难以数计。
2、民间融资业务发展迅速，投融资量巨大
据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对两家投资公司、1家担保公司、1家典当公司、1家委托寄卖商行的调查，注册资金为7000万元，投资总量为14000万元，民间融资4200万元，民间融资占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委托寄卖商行全部资金来源的60%左右。据估计，投资总量平均为注册资金的1.9-2.2倍，以此比例测算，全市投资公司投资总量在180-200亿元之间，吸收公众存款在87.4-107.4亿元之间。
3、民间融资参与主体多元，借贷用途多样
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包括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等。资金投向由消费性资金需求为主转为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与消费性资金需求并重。500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向主要是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高载能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500万元以下的主要是汽车经销商、个体工商户短期资金周转。
4、利率高、期限灵活、手续简便
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为月息18‰，最高可达25‰，期限最短为一个月，最长一年。发放贷款的利率视不同期限、额度而变化，一般为月息30‰-35‰。期限最短的5-10天，最长为一年。资金需求旺季利率高达35‰-45‰，手续简便快捷，对中小企业有较强吸引力。
三、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高度发达内在成因分析
1、正规金融机构虚位为民间融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推行集约化经营战略，市场定位于面向大型企业、重点行业和企业，形成了对县域经济和农牧区信贷支持缺失。鄂尔多斯地区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充足资金，民间融资由此获得了生存发展空间。
2、资本的趋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生生不息的推动力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放贷于何种行业何种企业，获利是其根本驱动力。随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居民收入大幅迅速增长。2002-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58元增加到17000元，年均增长18.8%。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居民对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期望较高，寻求新的投资方式拓宽收入渠道。
四、鄂尔多斯民间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双刃剑”效应分析
1、民间融资对经济金融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1）民间融资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鄂尔多斯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扩张、实力增强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着显著作用。但由于银行难以适应中小企业经济复杂多变的融资要求，大部分民营企业未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民间融资强大的输血功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2）民间融资促进了地区就业状况的改善。民间融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间接地支持了本地区的劳动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2006年末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达37.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45.14%。民间融资主要支持的房地产业、公路桥梁等行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3）民间融资促进了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融资的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居民投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居民投资出现了多样化选择。民间融资投资的高额回报，加速了民间财富积累。
（4）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2、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间融资的逐利本性，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民间融资的本质是追逐受益最大化，加之自发性、松散性和信息滞后性特点，必然只关注利润收益，而漠视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冲击，加大了地区产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难度。如近几年来国家已明令严格控制小煤矿、电石、铁合金等高载能高污染企业，但在行业高额回报的刺激下，这些企业受民间融资扶持而屡禁不止，直接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
（2）民间融资分割了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影响金融稳定。民间融资机构未经银监局批准以存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18.56个百分点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冲击了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市场份额。2007年末，全市储蓄存款余额为226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幅同比回落7.81个百分点，成为2003年以来储蓄存款增速水平最低的年份，主要原因是民间融资市场吸引了居民闲置资金大量投入。储蓄存款的下降，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积累，对金融机构放贷能力、信贷支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3）大量地下民间融资造成国家大量税收流失。税务部门对从事民间融资机构主要采取定额征收方式进行征收，只能收缴在工商部门注册机构的税款，对从事民间融资但未办理注册手续的机构、个人无法进行征收；一些机构在许可经营范围之外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形成事实偷税；民间融资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导致了储蓄利息所得税流失。
（4）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可能触发民间融资存在的薄弱链条，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市场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非法集资或卷款逃跑恶性事件，但民间融资链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有赖于民间融资“输血”的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导致资金供应链断裂，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为例，由于面临政策控制、供应过剩、成本上升三重压力，行业预期回报率下降，一部分民间融资机构已从房地产行业抽离资金或进行行业转型。房地产业是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资金借入方，市场趋冷，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房利润下降、资金回笼困难，一旦某一地产商无法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导致融资链条断裂，可能会触发大范围内的资金供应偿还问题，引致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5）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及其制度变迁。从国家金融机构的制度变迁来看，新的正规金融制度必须正视非正规金融制度所导致的利益格局，但目前正规金融体系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做出的反应调整有限，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持续弱化，不利于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
五、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融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更新对民间金融的认知，为民间金融合理定位
根据国务院1998年《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定义，乱集资是指未经任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集资活动，包括擅自以还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红利方式筹资、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筹集股份等等。据此，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活动大多可被列入非法集资活动的范围。虽经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多次清理，仍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国有金融体系体制缺陷造成的，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本需求，资金的供求双方只能自己创造市场，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为促进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应加强政策引导，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经营。
2、尽快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建议尽快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缩小非法融资的范围，严格界定违法融资活动。修正的重点一是对非法融资活动做出准确界定，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二是明确开办民间融资业务机构的条件。三是明确对民间融资的管理部门，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管理。目前民间融资机构由多个部门登记管理，这些部门仅履行市场准入管理，业务合规性监管的力度和深度严重不足。由于缺乏法律支持，银监部门、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些机构实行业务监管，形成民间融资监管真空。四是制定明确细致的监管办法，有效监控此类机构日常运营与经营风险。五是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处罚标准和实施办法，对经认定的非法融资加大处罚力度。
3、加快中小金融机构建设步伐，改组改造非金融机构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直接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转化为资本，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组建民营银行、创投基金、小额贷款协会等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防范民营银行风险可以从提高注册资本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着手，切实保证存款人的利益。民营银行可利用其特殊的经营模式，较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昂交易成本和风险问题的优点，来补充大中型银行服务不足和空白。对民营银行要建立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确保民营银行健康发展。
4、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市场体系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有效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应积极推动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对具有发展潜力和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进一步降低上市的门槛，给与更多的上市机会；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进行融资；对中小企业的票据融资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创办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鼓励风险投资发展。
5、加快正规金融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发挥其融资主渠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
银行要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功能，加快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机构，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降低贷款门槛，对于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简化贷款手续，及时给予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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