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7 11:40:5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中原文化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1试验点概况
阳江银滩园林绿化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21°33′~21°40′N、111°47′~112°01′E），常年气温高，降水量充足，但分布极不均匀，易出现季节性盐雾，夏秋季节多台风，台风灾害尤其严重，每年平均出现2~3次。
1.2试验设计
在试验点选择种植时间超过1年（植物种植完工时间为2011年5月），长势良好的树种的花坛作为园林绿化种植土壤的采土点，客土厚度为1~2m之间，花坛种植面积约为300m2，植物种类较为丰富，层次配置率高。空白对照为同期填土，但尚未进行绿化种植的区域。
1.3综合措施
2010年春至2012年12月对阳江银滩园林绿化项目进行园林绿化工程改造。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抬高地面降低地下水的方式。客土土壤为黄壤土和红壤土混合，砂砾较多，平均客土厚度为100cm，以保证短期内不会受到地下水盐碱度的影响。试验点花坛的园林植物种植于2011年5月前完成，调查时的植被种类。定植以后的管理过程中，进行水分管理，特别是每当台风过后需用淡水洗盐。
1.4样品采集与处理
2012年12月份，在花坛试验点和未种植区域采集表层（0～20cm）土壤样品，3次重复。土壤样品均为砂壤土，土壤的化学性质由华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进行测定，包括pH值、电导率、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
1.5数据处理用
Excel的数据分析功能对2个试验的土壤指标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花坛的种植土壤pH值为6.12，较对照的6.08高，但两者无显著差异（P>0.05）；花坛的土壤EC、交换性钠的含量显著低于种植区域（P<0.05）。结果表明，综合措施实施后1年后的土壤的盐碱度水平处于植物正常生长的适应范围（pH范围为6.08~7.00，EC范围0.26~0.39<1.00，ESP（交换性钠）含量范围10.06~15.93mg/kg）；而且能降低土壤的盐度、碱度，但与pH无明显差异，这与赵秀芳等和单奇华等观察到的现象一致。花坛种植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碱解氮分别比对照显著高85.72%和25.00%（P<0.05），但有效磷和有效钾含量较后者显著低66.96%和44.19%（P<0.05）。表明综合措施实施后，1年后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和有效氮含量，但降低了土壤中有效磷和钾的含量；土壤中碱解氮含量仅为2.85mg/kg，处于较低水平。
3讨论
靳埭强自幼受祖父靳耀生熏陶，爱好绘画。1957年定居香港，投身为学徒，满师后当裁缝师，如此十年之久。1964年开始随伯父靳微天学习素描及水彩画。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攻读由吕寿馄教授的水墨画课程及王无邪主持的设计课程。1967年开始从事设计工作，屡获奖项，享负盛名。1976年开始创办设计公司，作品受高度评价，成为驰名中外的设计师及画家。他的设计作品获奖数百，被众多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在国际赛事上获奖的香港著名的设计师靳埭强把中国元素与平面设计融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在张力中尽享中国文化、传统、色彩的博大精深。而正是因为中国设计师一直把中国元素融合与平面设计中，让更多的人通过绚丽、优雅、大气的设计作品认识中国、认识中国文化的厚重。
二、中国传统元素
1.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包含着无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含而不露的，隐而不显的。现代平面设计通常以直线和几何图形构成元素对书法进行解读，以创作出富有现代气息和视觉冲击力强的作品。书法的平面设计通常是以点、线、面、形、色和质感等视觉要素的综合运用。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不仅仅是记录历史的文字，也是一种艺术，一种美的享受。靳埭强设计了在其设计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件设计作品——中国银行标志，该标志设计是将古钱与“中”字结合，赋予简洁的现代造型，表现了中国资本、银行服务、现代国际化的主题。中国银行标志的造型完美大方，符合国家专业银行的身份，更包含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这个标志可谓是靳埭强融贯东西方理念的经典之作，也是现代设计中传统元素的经典之作。元素的再造不仅仅局限于旧有造型元素，对于现今可利用的视觉造型的改良与再造对于传统文化亦有其重要的意义。其次，对于传统造型元素、民间造型元素的应用，我们还是应该以客观冷静的眼光去看待。由于，欧美真正意义上的平面设计发展可追述至十八世纪的字体设计与印刷革命，体系的完善与设计上日趋规范化与标准化，使得设计师愈来愈多地将古典元素看齐。这种极力摆脱现代设计模式的束缚的现象是建筑在一定的基础上的。而反观中国的平面设计，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不完善与不成熟，如果一味对于旧有元素情独钟、迎合西方的猎奇心态的话，不仅不会造就传统元素的设计氛围，更会造成千人一面的雷同局面。显然这是不利于我国平面设计理论体系与形式体系的完善与健全．而从在元素的利用上来讲也是不符合设计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靳埭强先生的设计是平面设计传统文化与设计元素再造成功的典范。利用传统文化设计观念对于旧有造形元素进行改良和取舍，使之成为载体，传达现代社会的特质，这是我们的平面设计较之欧美平面设计个性的诠释。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五千年所形成的传统的惯性使我们不可能抛弃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是如此。五千年来的文化沉淀于我们来说就有如是宝藏、有如是肥沃的创作土壤；但也有如包袱。面对传统旧有元素的改造，我们则必须先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加以吸收、消化才能继承和发扬。
2.中国水墨山水画
水墨画用简单的色彩描绘万千世界，用神韵传递情感；中国传统建筑宏伟高大，高低错落有致，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由于书法的特殊功能、特殊形式和特殊的创作规律，它对客观事物线条的反映比之舞蹈、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反映有着更大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在书法艺术的线条中，基本上看不到对客观事物线条的直接模拟，而是通过形象思维活动，撇开客观事物的线条所必然带有的种种限制，专门摄取其具有美学含义的特征，并使之融化在书法艺术本身所独有的形式之中。中国水墨画“以形写神、神形兼备”，通过线条和墨色的变化来象征性的抒情达意，将传统礼俗中追求自然、含蓄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寓于绘画笔法和意境之中。根据产品特点而在表现手法中借用国画之“形”与“神”的广告创意，尤为独具传统礼俗文化之神韵。
3.中国吉祥图案
吉祥图案的出现源于吉祥意识的产生。吉祥意识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安的一种意识，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吉祥图案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等作为有机的整体，题材和构思来自于现实，其表现往往超越现实，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是中国人对万事万物乞求祝福的心理意愿和生活追求，反映了图案至善至美的本质。象“龙”这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自然中没有的吉祥物还有很多，如凤、麒麟、辟邪、朱雀、玄武等。此外，传统吉祥图案及纹样还有方胜、云纹、如意纹、回纹、水纹、太极八卦、中国结等，这些传统吉祥图案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后，开出一朵朵奇葩，透出情感的细腻……
三、靳埭强作品中的传统元素解读
靳埭强在的设计作品在设计风格上回归传统，这中传统文化精神在设计中的回归，不是在设计上对传统图案的简单引用，而是升华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继承。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感悟到一种神韵、魅力、一种征服人心的力量。他之所以走向成功，不仅因为他有一流的设计意识和头脑，也由于他在设计中把很中国化的东西，如中国古钱币、水墨文化、儒家文化，很好地加以理解，并加入一些现代时尚的“调味剂”呈现出来。
1.中国书法的独到灵妙的运用
他在一组“吃喝玩乐”的设计作品中，将“吃喝玩乐”这四个中国字融入到作品中，这组平面设计作品将独特的东方语言与直白的概念把东方的美妙恰当地表达出来，对本土文化的思考和浑然天成的运用，对现代设计的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进行了综合，使得人们一下就记住了这些饱含着浓郁东方情愫的设计作品。视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说是字，又像是画，造型奇妙，神采飞扬，让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呈现出书法线条独特的意境。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以线界形是人类最古老的绘画方法，是人类为了在平面上表述客观事物而使用的虚拟性、提示性的视觉语言。他设计的重庆形象标志，此标志创意源于“双重喜庆”的文化典故，以它为基础，以两个欢乐喜悦的人字形重叠成“庆”字，传达出重庆名称的历史由来。同时，标志中张扬的人形也展现了“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理念，传递出重庆人热情、奔放、“广”“大”开放的胸怀。标志以汉字“庆”字为切入，并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图形化处理，就使受众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城市重庆的个性特征。
1．促进区域文化发展模式创新
文化产品和服务既要有标志性的经典项目，又要贴近群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满足居民文化需求，不断开拓新的文化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的换代升级。［1］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体育文化产业优势是当下中原经济区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遗产作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同时也是具有文化特色的市场消费项目。目前，中原地区传统体育项目在以非遗为主题的大型综合性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传统武术演艺品牌“武林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以及节庆旅游品牌世界传统武术节、中国国际武术杂技艺术节、河南国际少林武术节、国际太极流大会、中国侠文化节等。这些项目的商业开发和利用既是市场优势转化，也是文化发展的创新，不仅影响了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影响着体育消费心态和趋势。同时，通过产业化的带动辐射，也使不少地方成为有一定影响的旅游产业区域，比如登封、焦作陈家沟等，使文化优势转化为区域产业优势，甚至成为当地支柱产业。由此可见，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发展是通过市场渠道转化为健康优质的文化产品，将产业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加快其产业化步伐来实现的。
2．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和推广
体育价值观是个人或社会对体育的意义和价值的认知与判断，它控制着体育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在生活方式上，人们开始追求身心的双重享受，从以往对人体健康认识的单一生物学模式转变为身心双重享受的模式。群众对体育的认知转变，同时也带动了对传统体育的兴趣和关注，对传统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体育文化遗产是河南特色文化遗产项目，传统体育的传承推广是河南体育发展的主要任务。例如河南省文化厅和文物局主办的“文化遗产日”河南省主题活动启动仪式(非遗专场)中开封石锁、二鬼摔跤等传统体育项目展示;由文化部主办的“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薪火相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活动”陈式太极拳代表性传人陈正雷大师携弟子进行展示。这些活动具有多种传播途径，因而逐渐被大多数人了解和熟知。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传统体育文化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对项目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认识不足。只有通过对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播与推广，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将健身的理念不断宣传，使人们真正意识到传统体育的价值核心，才能使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作用，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3．推动城镇生态文明建设
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方位的生态化构建。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核心的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一直以来，民间是传统体育项目产生、传播的土壤。它们散落在民间成为传统文化的缩影，为普通农民或城市一般居民掌握，形成民间自发性的传播，大多项目既可以在农村发展也适合在城市推广。现阶段，以民间传统节庆活动为内容的乡村节庆旅游和务农采摘旅游等已成为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种形式。通过大力发展古镇古城民俗活动、地方传统技艺和游戏、传统节日、民风民俗等传统体育旅游活动，丰富了生态文明发展形式，进一步推动城镇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二、中原体育文化遗产发展面临的困境
1．群众认识不够，缺乏动力
虽然现代社会居民富裕程度提高，闲暇时间增多，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一些健身活动上，并没有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引起足够的重视，更不会关注其内涵。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发展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对于传统体育的了解还不够，还有不少人认为体育运动就是体育的全部，而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体育活动。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持续性开发的文化符号有待于更多人理解认识。不仅仅是普通居民对传统体育认识不够，甚至一些基层部门在管理当中也认为体育仅是体育部门或教育部门的事，文化遗产是文化部门的事，两者关系不大，割裂开来看问题、处理问题;各行政管理部门习惯了条条框框的对口管理，在没有明确的归属情况下，对体育文化遗产置之不理，尤其是在基层宣传推广中主动性较差，政府部门介入较少，造成群众对传统体育项目认识较少，不能充分认识到推广普及的重要性，阻碍其健康发展。
2．资源条件匮乏
“空间、设施、形式、组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保护的重要因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包括软硬件资源:硬件包括了场所、资金、活动形式、市场宣传开发等;软件包括了文化理念、大众需求、市场消费心理等。中原传统体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软硬件资源条件作保证。尽管近些年来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保护的投入资金每年都在增加，并且在地方政府和基层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在各地铺开，但是与河南省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经费的人均占有量还是相当低，与公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反差较大。体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是大部分地区缺乏充足而固定的经费渠道，对政府依赖性还是很强，设施、场所不固定，套用名目、非法获利的不规范开发现象经常可见。同时，组织者、指导者、传播者队伍建设也比较薄弱，如何落实规划，如何发挥好队伍的作用等关键问题都未经深入思考，而这些问题不是仅靠政府补贴经费就能解决的，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的宽松环境，及时出台扶持政策和管理法规。在这种松散放任的状况下，居民们很容易失去对传统体育的正确认识，资源储备和居民文化需求严重失衡，加剧了文化环境的恶化，使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阻碍了文化传播系统的正常运行。
3．保护传播机制尚待完善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设立了保护机构，但是基层保护机构仍然很不健全。一些保护的法律法规尚未正式出台或还未规范完善，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纠纷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一些措施和规定过于空泛，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针对性差，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保护人员不能在工作过程中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计划、发展措施仍未能纳入中原经济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主体规划中，非遗保护机构大多是现行的主管文化的相关单位，或者是在政府引导下依托社会力量成立的相关协会，与各地方体育、教育专门机构并没有太多的交集，责权并不明晰，因此，在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中效率低下，执行力度差，专项人才队伍建设也有待落实。收集、调研、记录、存档、运行、人才培训等工作都还不规范，保护措施与技术相对单一，没有形成相对系统规范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机制。保护机制中的教育环节发展尤其滞后。首先，掌握着传统技能的传承人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稳固的传授群体，迫于生活、经济等方面压力他们会将主要精力放在谋生上，许多独特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其次，社会教育和宣传跟不上，受众范围较小、气势不盛、影响力有限。学校教育普及程度跟不上，学生们在学校往往接受现代体育项目的较多，传统体育接触少甚至没有，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大学教育中没有专门的学科支撑，传统体育与文化遗产相交叉的课程缺乏，不能培养文化遗产传承所需社会人才。
三、中原体育文化遗产发展的路径探析
1．以社区体育为本位，提高社会认知度
要通过有效手段让政府和社会各层次人群自觉了解传统体育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高社会认知度。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加以促进和约束。比如降低非遗项目结社结会的门槛，降低组织基金会的门槛，减免、降低税收以及提供融资、土地使用等优惠政策，以前传统体育有各式各样的协会，也有组织行业组织的，都是爱好者自发组织的，依靠社会资助生存，有些维持了一百多年。［4］目前，河南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城市管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回归，社区将成为现代城市居民生活和休闲的基本单位，以地缘为基础的社区体育将成为新世纪体育的重要组织形式。社会对社区体育的价值定位，也应该由社会目标向个人的自我满足与个人的身心发展方向转移。现代体育已成为群众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部分，在人们进行体育活动时，已习惯运用体育符号来诠释一些社会价值特征。因此将传统体育带进城市社区、新农村社区，对促进体育和文化和谐发展，促使居民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尤为重要。要想让体育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充分发挥出自身价值，必须在认识上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化主体要全力灌输传播意识和传承思维，以不改变传统文化特色为原则底线，在群众思想中形成良好的传统文化观。群众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提高了，自然就有了培育发展的土壤。以地域文化为特色，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增强居民体育意识，扩大传统体育的影响力是开掘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具体来说，一要改变小农意识文化观念。小农意识文化观念的特点是目光短浅，小富即安，保守吝啬，惧怕变革。二要更新计划经济文化观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文化的政治性因素被无限放大，文化单位没有竞争观念，没有经营意识，没有成本分析，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价值不能有效开掘，所以文化资源闲置与浪费严重，守着文化富矿过穷日子。
2．以非遗开发为契机，构建体育产业开发体系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推进和一些地方扶持文化产业的政策出台，为了避免体育文化遗产开发的重复性和盲目性，必须建立科学可靠的体育产业开发体系。结合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对河南省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河南省的传统体育产业应围绕“以推广普及为基础，以传承开发为核心，以休闲健康为重点，以人文体验型生态旅游等为特色”的产业体系来构建。一是以观光型生态旅游与地方传统体育特色相结合。这种发展方式是以“观”为核心，观光型生态体育是现阶段中原经济区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确保地方自然环境、传统建筑、遗址、农耕风光不遭受破坏的基础上，以旅游观光为契机，使观众广泛接触传统体育文化遗产，通过了解自觉接受传统体育项目，自发学习和推广传统体育项目。这种模式在丰富了旅游开发模式的同时也可以优化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结构，使体育文化遗产的开发与生态环境合理利用找到了最佳结合点，是现代化的生态体育开发模式。二是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播推广，重点是提高人们的休闲健身意识，使之成为一种有别于城市喧嚣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依托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自然历史价值，使其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相结合更能迎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三是加快建设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专属发展路线，形成河南省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态核心区域。同时，要大力发展俱乐部、健康养生群众团体、表演团、生态旅游度假村等各种形式的文化项目(团体)，形成能够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河南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传播推广体系，完善休闲服务功能，丰富全民健身途径，培育和扩大市场。
3．规范传统特色文化市场建设
原来，她们不知道谁更美丽，就吵了起来。桃花说：“你看我，身边有这么多人来欣赏我优美的身姿。而你呢？像一个小杯子，还是一个连一丁点儿水都装不进去的小水杯呢！哈哈哈——”桃花为自己幽默，笑的合不拢嘴。“什么？你敢说我是一个连一丁点儿水都装不进去的小水杯，告诉你吧！我不是一个小水杯，我是一朵身穿粉袍子的花儿。”“你还算是一朵花儿吗？”迎春花反驳道：“我看你才像是一个小水杯。”“我……你……”桃花气得说不出话。“哈哈，说不出话来了吧！你就承认吧！”迎春花大声地说。
……
说到后来，在一边听着的杏花说：“让我来说两句吧！”顿时，她俩停了下来，兴华又说：“你们都是美丽的，美丽并不是看外表，而是要看内心。”听了杏花的话，迎春花和桃花都不由自主地红着脸低下了头。
Abstract：Basisthelastwordoftheanthropologystudy,CombineprogressofthechineseancientworksresearchandArcheology,Thistextthink:TheoriginaloftheformationChinese,maindirectsourceshouldbeCentralAsia,SoutheastAsiaisjustpartofoforindirectsource.AncientmankindfromCentralAsiaenterSoutheastAsiawhobehaveSundadontytooth,thesecrowdenterthesouthofChinaorcircumfluenceentersCentralAsiaandcontinueentering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aberrancebecomehumanwhobehaveSinodontytooth.Henceforth,thesecrowdfrom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continuouslytransplanttoeastChinaandsouthernChina.Atthelaterperiod,becometheEastAsiamongoloidoftherealmeaninggradually,bealsotheChineseofnow.
关键词：中国人、源流；NRY、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古籍学；中亚、东南亚；中国北方
Keywords：Chinese、Headstream；NRY、PhysicalAnthropology、Archaeology、AncientStudy；CentralAsia、SoutheastAsia、NorthernChina
一、古人类的遗传学研究
1.1、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的研究
金力先生等研究认为：[1]汉族的根源在中国北方。南方汉族是北方汉族向南方迁移扩散的结果。
然而，[2]文又认为：东南亚群体中的单倍型几乎涵盖全部中国和东亚的特异单倍型，因此东南亚可能是早期由非洲迁来的人群进入东亚的第一站，从那儿开始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一发现与线粒体DNA单倍型分布相符。
这里，[1]文与[2]文就形成一个严重的矛盾：形成汉族的古老原始人群，从东南亚起步，经中国南方越过长江进入中国北方，难道是一个不剩的整体迁移吗？如果不是，那么沿途遗留在东南亚、中国南方的原始汉族人群，其父系基因库就大可不必从北方汉族获得，换句话说，若按[2]文，则南方汉族当今的父系基因库，完全可以是未迁移或遗留在当地的原始汉族人群所有。
因此，若[2]文结论成立，[1]文的研究结论，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对此，杜若甫、肖春杰先生相关的遗传学研究[6][7]，基本否定了[2]文。
本文研究认为，形成中国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头还应是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只是部分的或间接的源头。从中亚地区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巽它型齿的古老现代人人群，在进入华南或回流中亚转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北亚的过程中，异化为中国型齿人群。此后，中国型齿人群在中国北方、北亚地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融合，在较晚的时期，在中国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蒙古人种群，即当今的中国现代人种群（包括汉族）。（此注：本文作者认为，东南亚及澳洲古老人群，之所以主要选择绕道中亚向其它地区迁移扩散，是因为这些古老人群，本身就是通过中亚来到东南亚及澳洲的，其绕道中亚的迁移扩散行为，只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性“回流”行为的表现。）
为了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下面首先来看YCC3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已知类型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3]）。
从图上，我们清晰地看到：
1、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N、Q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和美洲人群中出现，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2、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J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南亚部分地区（如印度西北的Punjab人）有，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3、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较高频率出现的C类型，高频率出现在澳洲、东南亚和北亚、北美洲，但在台湾人中却没有；
4、藏族人群、日、韩人群中高频率出现的D类型，只在中亚哈萨克人群和北亚蒙古人群中有，却不见于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也不见于东南亚人群；
5、在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低频率出现的K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一定频率出现，而在东南亚、澳洲人群以较高频率出现，在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中，则没有K类型；
6、东南亚人群中较高频率出现的F类型，在蒙古人群、朝鲜人群中都有，但在中国大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人群中，却没有发现；
7、中国北方汉族和东亚其他人群、东南亚人群及太平洋人群中高频率出现O类型，然而，中国北方汉族和东北亚其他人群的O类型，在内容上和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的O类型，有着根本的差异。
[1][4]研究发现，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尤其是具有M122-C突变的单倍群(O3-M122和O3e-M134)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M119-C(O1)和M95-T(O2a)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O2a1-M88和O3d-M7,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此注：[1]文中的O3-M122、O3e-M134、O1、O2a、O1b-M110、O2a1-M88、O3d-M7，分别对应着[4]文中H6、H8、H9、H11、H10、H12、H7，是对O类型标示的两种符号系统）。
以上对中国北方汉族及其他东北亚人群的NRY类型分析的结果，可以肯定：中国北方汉族出现的单倍群类型，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有着非同源的明显差异，因此，不能按[2]文简单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而应该考虑中国北方汉族是多源流迁移形成的。
1.2、其他遗传学研究
[6]杜若甫、肖春杰先生根据38个基因座（此注：ABO、MNSs、Rh、P、Diego、Duffy、Kell、Kidd、Lewis、Lutheran等红细胞血型,白细胞抗原系统中的HLAA、B、C、D,酸性磷酸酶、腺苷脱氨酶、腺苷酸激酶、酯酶D、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乙二醛酶、葡萄糖磷酸变位酶-1、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等红细胞酶,A-抗胰蛋白酶、补体第二、三、四、六、七组分,备解素因子B、血清A-球蛋白、结合珠蛋白、免疫球蛋白Gm因子与Km因子、转铁蛋白等血清蛋白质,以及血型分泌型、和盯聍类型、苯硫脲味觉等。其中MNSs与Rh都以一个基因座来对待,而以各单倍型频率作为基因频率。）的基因频率,对我国各地的汉族人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各族的人种归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全国各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可分为南北两大群,南方各地汉族及各族间的遗传距离都比北方要大；长江以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且南、北汉族均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血缘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这说明,长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很多血缘交流。
[7]对中国人群中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绘制了主成分分布地图和主成分综合地图。结果显示，汉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间遗传结构差异的梯度变化，而其第2主成分分布则反映了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间的基因流动。中国少数民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与汉族中的第2主成分相似，而第2主成分分布则与汉族中的第1主成分相似。当将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基因频率放在一起分析时，所得出的主成分分布基本上与少数民族的相似。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第3、4主成分的分布则可能反映了古代某些地区人口骤增而向外扩展的历史事件。中国人群基因频率主成分综合地图明显地显示出：在亚洲的南、北方蒙古人种间有一明显的分界线——长江。猜测：如果中国现代人确实起源于非洲，则南、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在进入亚洲以前已经分开，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自非洲或中东沿海岸向东迁徙、扩展、直至东南亚,然后折向北，至华南，再直至长江，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曾占据过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则在帕米尔以北地区自西向东，直至东北亚,再扩展至美洲、日本等地,同时向南，直至长江。在近二三千年内，北方蒙古人种才不断向长江以南扩展、渗透。
综合[1]、[3]、[4]、[5]文及[6]、[7]文的研究，构成本文的研究推断如下。
推断1：M168位点下突变出的C类型，应是最早出现在东南亚、澳洲的现代人群，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原生少数民族中，没有出现C类群，韩国、日本C类群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中国北方汉族及北亚其他人群，因此，可以推论，其迁移路线不是沿中国海岸北上，而是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在这里，向北亚、北美洲迁移，其后，北亚的C类型，向南迁移，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2：D类型在中亚形成，一支通过北亚直接迁移到东北亚地区，另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青藏地区；
推断3：J类型在中亚形成，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4：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K类型，在中亚形成，主要部分迁移进入东南亚、澳洲，部分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5：在中亚，M214位点下突变形成的N类型，向北进入北亚、北欧地区，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N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6：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Q类型，在中亚形成，向北进入北亚、北美，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Q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7：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R类型，在较晚的时期，从中亚地区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8：在东南亚，M214、M175位点下突变形成O类型人群（此注：金力先生又将O类型下的各单倍群分别标记为H*，如中国北方汉族中的H6、H8、H9单倍群，中国南方汉族中的H6、H8、H9、H11、H7单倍群）
我们来看O类型人群各单倍群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4]）。
推断8.1：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9单倍群，分为两条路线迁移，一条沿第四纪大冰期距今最后一次冰期的中国沿海（包括海床），向北直到华东沿海地区和日本列岛，另一条同C类型人群的迁移路线，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并在这里向北亚迁移，形成北亚人群（如布里亚特人）中的H9单倍群；
推断8.2：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6单倍群，其主体部分，绕过青藏高原，从东南亚回流到中亚，并继续迁移，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这个迁移过程中，H6突变形成H8单倍群；留在东南亚的另一部分H6单倍群，则进入华南，并向华东迁移，突变形成H7单倍群，直到长江口附近地区；
推断8.3：在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H9单倍群继续突变形成H10单倍群；
推断8.4：M175、M95位点下，H11、H12单倍群在东南亚、华南地区形成，和H10单倍群一样，这两个单倍群相应的人群，基本没有大范围的迁移活动；
推断8.5：在较晚的时期，北方的H6、H8人群南下，越过长江向中国南方扩散。
通过上述研究推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东南亚、中亚、北亚分别进入中国地区的NHY各类型现代人群，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和复杂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中国现代人群（包括汉族），这就是形成中国地区现代人群的多源流过程。
下面，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验证上述研究推断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
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2.1、刘武先生的研究
刘武等人研究认为：[8]对柳江、山顶洞、资阳、丽江等主要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化石及1114例全新世以来不同地区现代中国人头骨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柳江人头骨绝大多数特征的出现情况位于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只有极个别特征与现代人不同；柳江人头骨具有的低眶等特征也可见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说明柳江人化石上保留有少量常见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但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尤其是山顶洞人头骨相比，柳江人显得要现代的多；柳江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头骨形态特征的差异以体现头骨原始性及粗硕强壮程度上的差别居多，而个别特征差异或许与气候环境适应有关。我们认为：柳江人在形态进化上与现代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柳江人与山顶洞人头骨特征表现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他们之间在演化程度上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自的生存环境；现有的形态学证据不大可能为柳江人较早的时代提供支持。
生活在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和南方人类的体质特征已经呈现出与现代中国人一致的种族群体及地区特点。此前研究指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共有许多原始特征，但在一系列头骨特征的表现上有明显差别。而其中的一些差别与现代中国人南北之间的差别基本一致。以此作为现代中国人南北两大类型可以追溯到更新世晚期的证据。
研究显示柳江人及山顶洞人除具有一些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外，其余特征中的相当部分很可能是现代人类共有的，不具有种族或人群特异性的。由于我们对其中具体的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因而目前不能排除柳江人及山顶洞人属于尚未完全分化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倾向于同意Brown的观点，虽然若干学者都使用了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但迄今对这一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并没有严格规范的定义。因而，对柳江人在现代东亚人群形成与分化上的作用尚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尤其将其归入现代蒙古人种南亚类型需要更多的证据予以支持。
[9]许多研究都指出，在同一人群内，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后期人类具有更多的人群内部变异，而这些变异说明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全新世现代人类具有更多的原始性特征，分化程度低。这些变异可能反映了更新世晚期人类具有较高程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v)。而现代人类人群内部变异较小的同质性(homogeneity)倾向很可能出现在全新世。
2.2、外国学者的研究
ChristyG．Turner，YoshitakaManabe，DianeE．Hawkey等外国学者研究认为：
[10]Manabe和Hawkey的比较观察，支持由Turner(1985)所做的最初评定的可靠性，后者使用C．A．B．Smith的多变数平均歧异量测定(MMD)(BerryandBerry，1967)，认为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实际上与中国型相同，而不可能是晚旧石器时代或近代欧洲人的齿型。
山顶洞人与古印第安人(中国型齿)之间的MMD=-0．159；山顶洞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中国型齿)的MMD=-0．080；山顶洞人与苏联的旧石器晚期克罗马农人和马耳他人的MMD=0．205；与现代西北欧人的MMD=0．617(Turner，1985)。
实际上，山顶洞人的牙齿不太明显地保留着某些巽他型齿的性质，如同古印第安人那样(Turner，1985)。
结论是：3具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与中国型齿型相一致。假如这些化石最终属于从110O0~30000年之间比较老的年代，那么中国型齿可能由巽他型齿演化而来。
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牙齿的不同，与“在亚洲北部巽他型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型齿的模式（Turner）”一致。中国齿型与晚更新世和欧洲(简化)现代人牙型的显著不同，有力地证明了东北亚人与土著美洲人的密切关系。
2.3、其他研究
潘其风先生认为：[11]在更新世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代表(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中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黄河流域主要接近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其中的中﹑下游地区居民的体质还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类型的特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比华北地区更明显地接近南亚类型。
朱泓先生认为：[13]“……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例如，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进行对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均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也与东亚人种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我们恐怕不宜将其视为南亚蒙古人种与东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再如，我国华南地区出土的若干组先秦时期人骨标本，如广东佛山河宕组、广西桂林甑皮岩组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组均表现出一方面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另一方面也具有与赤道人种接近的特点。考虑到在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上也具有类似的性状，因此这些所谓的“赤道人种”特征的存在，未必就意味着在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一定存在着与赤道人种的混杂，更为可能的是他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那里承袭下来了某些原始性状的结果。东北地区先秦时期居民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先秦时代居民中存在着可以区分的两个古代人种类型的群体。但不管是古东北类型居民还是古华北类型居民，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高颅类型，而高颅这一性状正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此，如果把上述两个古代人种类型视为现代东亚人种形成过程中诸多来源中的两个重要源头的话，当不致有太大的错误。
[14]实际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先秦时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到了汉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即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十分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或许是现代东亚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有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如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毛庆沟和饮牛沟的东周时期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该类型的居民也辐射到西辽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点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的接近程度也比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该类型居民在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分布相当广泛，应该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土著类型，至少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古代土著类型之一。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I组居民等。
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人种类型。其特征为短颅、阔颅、低颅、阔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南杨家营子拓拔鲜卑居民、朝阳东部鲜卑居民以及豪欠营、山嘴子等辽代契丹族居民都属于此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这些古代居民均为游牧民族，而这种具有短而低的颅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人种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仅在崞县窑子墓地中出现了一例属于长颅与低颅相结合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这应该是一种外来的人种因素。
[15]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组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并且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当地的现代人最为接近。
江苏常州圩墩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为近似。
浙江余姚河姆渡组居民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可基本上归入南亚蒙古人种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河姆渡居民与我国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河宕、甑皮岩等组颇为相似。
福建闽侯昙石山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人种都比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项数值更接近南亚人种。
广东佛山河宕组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群有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
广东增城金兰寺组既具有比较明显的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也拥有某些与赤道人种可以对比的性状，其多数特征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一致。
广东南海鱿鱼岗组在种族类型上可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
广西桂林市甑皮岩组头骨被认为具有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比现代南亚种族的颅型更长，还具有较大的面宽和更大的鼻宽。这种低面、阔鼻和长颅特征在我国华南地区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重庆巫山大溪组居民可能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同时在某些种系特征上又显示出与南亚人种近似的倾向。
湖北房县七里河组的主要种系成分应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此外，或许也含有某些与南亚类型相似的体质因素。
河南淅川下王岗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比较接近。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相比，下王岗组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比较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的居民应是同属一个种族类型的古代居民——古代华北人。
从现有的古人种学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
根据古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分布地望，“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至于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做如下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由于属于该类型的古人种学资料太少，目前我们对其分布范围还无法得出比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笔者曾依据现有资料的分布情况，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40]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
以上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也无不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三、考古、古籍研究的研究
3.1、考古研究
[16]在仰韶文化发现近60年的时候，研究者关于仰韶渊源的探索有了较多的共识。最主要的收获是，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个认识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为学术界接受。杨肇清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时，说“仰韶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类型各有其来源”，具体说半坡类型源自大地湾一期文化，大河村类型源自裴李岗文化，后岗类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
将分布在陇东一关中一陕南一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它们或可合称为典型仰韶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将这个区域一度划属仰韶早期的北首岭下层类型归入前仰韶文化；将周边分布区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年代相当的遗存，与中心区明确区别开来，分别命名为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下王岗文化等。
[17]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共74个，在许多聚落群中都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能确定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有21个。在这21个聚落群中有17个都有特级聚落或一级聚落；有2个聚落群中没有特级和一级聚落，只能把二级聚落作为龙头遗址；还有2处聚落群中连二级聚落也没有，但是庙底沟类型遗址的数量占优势，所以仍可确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分布在西安辖区和榆林辖区各1个，铜川辖区2个，咸阳辖区4个，渭南辖区5个，延安辖区8个，陕南3个辖区没有，宝鸡辖区的聚落群中多有庙底沟类型遗址，但目前还不能确认以它为主体。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除榆林辖区1个外，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东部和陕北南部(主要是延安辖区)，从大范围看已经联结为一个整体。
[18]半坡文化晚期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是秦岭南北二侧古代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的重要时期。从芮城东庄村到蔚县三关、从陕县庙底沟到淅川下王岗，承半坡文化之继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诸文化，沿汾河—桑干河、丹江一伏牛山的二条文化迁移与融合线路，不正与徐旭生先生所主张的黄帝和炎帝的东进路线完全一致吗
[19]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类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
[20]据最近学者们的分期研究，半坡文化最晚的遗存仅见于渭水上游地区，表明了该文化逐渐向西退缩的总趋势，这应当反映着庙底沟文化兴起于东方并向西扩张，逼迫半坡文化退守西北一隅的事实。
[21]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李绍连先生以“江汉地区仰韶文化”来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类型在长江以北的传播和影响，他说：“从陶器群看，江汉仰韶文化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而同时含有一些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比如半坡类型的直口杯形器纽的器盖，在大溪文化中常见，特别是在长江边上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他认为“江汉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单调，不仅基本是半坡类型的东西，而且从陶器群看，没有早期遗存，迄今发现的都属中晚期遗存，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这里扩展时经历了一段时间所致”
[22]岱海地区的早期农业开发,是由中原地区向北移民垦荒完成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在岱海乃至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王墓山坡下遗址最为典型。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对外的影响空前扩大,在黄河流域很大的一个范围内都发现了花瓣纹彩陶等，其中主要通过岱海地区对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司空类型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系统融合，又产生海生不浪文化。
[23]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仰韶晚期类型的居民是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
[24]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第一期阶段与渭河上游及西汉水流域的同时代文化差别不大，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了第二期阶段，其文化面貌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乃至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发展到第三期阶段，白龙江流域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以及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仍然大同小异，以共性为主，可以归入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当中，即通常所说的“石岭下类型”。但到了第四期阶段，甘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生了分化。东部以泾渭区为中心，通过常山下层文化发展为东部齐家文化；中西部以河湟区为中心，通过马家窑文化发展为西部齐家文化。在白龙江下游的秦岭谷地发展成以大李家坪三期遗存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地方特点和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而白龙江上游的甘南高原则分化为马家窑类型，其后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西汉水流域此阶段的文化序列也不是很清楚，但可能更接近于渭河上游地区。
通过以上考古研究，可以看到，新石期时期中国核心文化——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完全印证了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2、古籍研究
本文作者对《山海经》进行了十余年研究，发现《山海经》是具有很高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的中国史前唯一古籍，其所记载的史前人文地理资料，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地理、气候、植被、人群分布的最新科研成果，高度一致（此研究已著《探讨中国史前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另文发表）。
《山海经》记载的人文地理资料，也完全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3、最新考古证据
[25]2007年04月03日出版的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披露：中外科学家最近完成了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4万年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也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化石表明：很难相信现代人类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向东方扩散，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部发现的稍晚的古人类带有相似的混合特征。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
“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这一研究结论，恰恰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本文结论
在上述诸学科的研究充分支持、印证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本文的上述研究推断，作为本文的最终科学论断，可以成立。
参考文献
1、BOWEN1,2,HUILI1,DARULU1,XIUFENGSONG1,FENGZHANG1,YUNGANGHE1,FENGLI1,YANGGAO1,XIANYUNMAO1,LIANGZHANG1,JIQIAN1,JINGZETAN1,JIANZHONGJIN1,WEIHUANG2,RANJANDEKA3,BINGSU1,3,4,RANAJITCHAKRABORTY3&LIJIN1,3.GeneticevidencesupportsdemicdiffusionofHanculture[J].16September2004，Nature431,302-305
2、李辉、宋秀峰、金力.人类谱系的基因解读[J].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7月31日，总第4期
3、MarkA.JoblingandChrisTyler-Smith.THEHUMANYCHROMOSOME:ANEVOLUTIONARYMARKERCOMESOFAGE[J].NATUREREVIEWS，GENETICS，AUGUST2003，VOLUME4
4、LiJinandBingSu.NATIVESORIMMIGRANTS：MODERNHUMANORIGININEASTASIA[J].NATURE
REVIEWS，GENETICS，NOVEMBER2000，VOLUME1
5、斯宾塞·韦尔斯，杜红译.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M].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版
6、杜若甫，肖春杰.从遗传学探讨中华民族的源与流[J].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7、肖春杰，杜若甫，L.L.Cavalli-Sforza，E.Minch.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主成分分析[J].SCIENCEINCHINA，2000Vol.30No.4P.434-442
8、刘武，吴秀杰，汪良.柳江人头骨形态特征及柳江人演化的一些问题[J].人类学学报，2006年8月，第25卷第3期
9、刘武，何嘉宁，吴秀杰，吕锦燕.山顶洞人与现代华北人头骨非测量性特征比较及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一些问题[J].人类学学报，2006年2月，第25卷第1期
10、ChristyG．TurnerⅡYoshitakaManabeIDianeE．Hawkey.周口店山顶洞人齿列[J].人类学学报，2000年11月，第19卷第4期
11、潘其风，韩康信.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J].文物考古
12、朱泓.体质人类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01
13、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J].文物季刊，1998年1期
14、朱泓.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J].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15、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J].人类学学报，2006Vol.25No.2P.87-101
16、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J].考古，2003年第6期
17、许顺湛.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J].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18、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J].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19、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2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20、薛新明，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J].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21、李绍连《试论中原和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22、田广金，唐晓峰.岱海地区距今7000一2000年间人地关系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9月，第16卷第3辑
23、陈卫东，王天佑.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J].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我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学校的管理关系着学校是否能够为中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的环境，使得中学生在校园中既能够通过课堂教学接受必要的义务教育，学习现代知识，又能在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中，在教师的引导下养成规范的行为习惯，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得初中学生能够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二、优化初中校园管理的有效措施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教育理念也逐渐进步，越来越多先进、成熟的教育管理观念对学校的管理队伍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的现代教育起步相对比较晚，但是近年来随着新课改以及其他学校的教育改革和新型管理方针的实施，初中学校管理逐步呈现出新的景象。目前，我国初中学校的管理日臻成熟，但是依旧存在某些问题，制约着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教学质量的增强。下面笔者将从初中学校常见的管理问题入手，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1.增强师资力量，整体提升教学质量初中时期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很多中学生未来人生的分水岭，因此，学校是否能够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从整体上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关系到很多学生的未来求学或者就业方向的选择。笔者认为，很多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初中学校，对于教学质量的重视程度比较低，它们的师资力量比较有限，而且很多教师多年来采取相对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视野比较狭隘，再加上师资力量不足，导致教师力量往往集中在某些重点班，对大多数学生的重视教育程度不够。这就限制了师资的分配以及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学校领导必须想方设法增强学校的师资力量，学校可以从周边的学校吸收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或者是定期向师范学校引进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壮大学校的师资力量。另外，学校还可以加强每个学期的教学质量考核，包括定期抽查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召开教师先进教学经验分享会或者加强教师队伍内部的人才竞争，制订更加完善的教师管理机制等，激发教师的积极性，自觉引进新型的教学方式，努力加强课堂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率。
2.制订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强学校的内部管理很多初中学校并没有制订比较完善的校园管理规章制度，导致学校管理方面经常出现无据可依的情况，给学校和教学管理的奖惩处理等增加了很多难度。因此。若要优化初中学校管理，必须要制订完善的学校管理制度，使得校园管理中能够遵循一个具体的章程，每一项教学管理工作都能够有所依据，减少学校管理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让全校师生形成良好的习惯，自觉遵守学校的管理规章。另外，学校还要加强相关的规章制度监管力度，保证全校师生能够严格遵守，维护学校的管理秩序，提高管理效率。
三、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环境，加强人文关怀
论文摘要：本文以四合院为中心，分析四合院的格局、民风民俗和四合院所反映的传统文化思想，揭示四合院包含的文化内涵。
四合院建筑，是我国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所以这里我们就选取四合院文化这一角度来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内涵。
1四合院的概况
四合院，是一种由四面房屋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内院式建筑。“四”是指东西南北四面，“合”是指合在一起，四面的房屋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这就是四合院。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起，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日下旧闻考》中引元人诗云:“云开间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这“百万家”的住宅，便是如今的北京四合院。
四合院广泛分布在中国南、北各地，由于气候、地理条件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南方和北方的四合院又有差异。从院落来看，不仅大小不同，而且作用也不一样，南方的四合院院落较小，宅院中房屋之间的房屋和围墙之间所围成的小院像井一样，俗称“天井”，天井的作用也是由于南方的气候特点所决定的。而北方冬季长，气候寒冷，房屋需要充足的日照和采光，所以北方的四合院都有较大的庭院，门窗也高大。四合院虽为建筑，却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承载着博大的中国文化。
2四合院的阴阳思想
四合院在构成和空间组合上，阴阳思想最为明显。首先，院子在形态上是由东西南北四方房舍相围合，外“实”内“虚”构成一对阴阳关系。其次，组合依据“门堂制度”，在轴线主导下设计门屋和正堂，两侧再配两厢，“门堂”这一主一次又是一对阴阳关系，在等级上有严格讲求。东西厢的配置亦成第三对阴阳关系，以横轴线贯之。而在纵横轴线交织的院落关系之中，纵为主，横为次，形成第四对阴阳。
四相空间乃以阴阳法则而定。《易经》云:“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一组院落中从方位来看，除院落围合的东南西北“四正”的组合安排外，还有院落四角空间的利用和安排，如布置耳房、天井或厕贮、门道等，成为“四维”的布局，这“四正四维”亦构成院落空间一对阴阳关系，整体上即可认为院落空间是一个布局完整的八卦空间。在内外空间层次演进上，形成阴阳组合关系。每一级组合成为一个递进层次，形成一个层级的阴阳关系。如北京四合院外封闭内开敞，以东南宅大门别内外，为界定领域之第一层次。垂花门为界定主客之第二层次。中院正房为界别“前堂后寝”，即界定私密之第三层次。内院后房多内眷闺阁，为界定性别之第四层次。后罩房杂役灶厨，为界定主仆之第五层次。不同性质的内与外，反映出鲜明的东方儒家文化特质。
3四合院中放映的封闭和等级思想
四合院产生于中国的封建时代，所以很难逃脱传统的文化精神和等级观念的影响。
院落四壁都有墙壁，外面的人看不到院里，院里的人也看不到外面，一家人的活动都在院墙之内，与外界相通的唯一渠道就是大门，而平时大门是紧闭的，因而四合院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封闭式文化，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封闭式的住宅使四合院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关起门来自成天地;院内，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一家人和美相亲，其乐融融。
四合院的房屋布局是既定的，对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也有严格规定，反映出传统大家庭的等级观念，“长幼有序”的传统要求。布局上一般是正房高于侧房，面积也比侧房大，住房安排上一般是家长住在正房，晚辈住在厢房霍泽华耳房，一家老少，从上到下，什么辈分的人住什么样的房，一切都是按规矩来，没有可争议的。这种安排不仅突出了家长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家族内部的秩序，强化等级观念。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
4四合院的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
院落中的门楼、门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门窗等处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出人们对美好、幸福、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嵌于门替、门头上的吉祥语，附在抱柱上的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更是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句，或颂山川之美，或铭处世之学，或咏鸿鹊之志，风雅备至，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有如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1.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是指充分利用各地方名吃特有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等，将各地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及文化底蕴展现给幼儿。幼儿园以各地特色名吃为线索展开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幼儿全面、具体地了解各个地方的民俗习惯与风土人情。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饮食习惯各不相同，或嗜麻辣，或喜生猛，或尚清淡，或重浓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从全国范围来看，像北京烤鸭、天津“狗不理”、太原的刀削面、新疆烤羊肉串等都展现了不同地方的民族特色。除此之外，还有像南京名吃虎皮三鲜、苏州美食酱鸡、桂林的鸳鸯马蹄等驰名中外的地方美食。立足地方菜系的原则充分地将各地特有的人文风貌、饮食习俗充分展现给幼儿，从而使其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民族，了解民族的饮食文化。各地方菜系色香味俱全，且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更肩负着传承中华饮食文化的伟大使命。幼儿园围绕地方名吃对幼儿进行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使得有些枯燥无味的国学文化、民族精粹能够以一种“色香味俱全”的方式呈现在幼儿面前，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拓展幼儿视野。
2.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就是要立足中华饮食文化相关知识，并充分结合儿童兴趣点、认知水平和饮食需求等对幼儿进行教育。在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无论是“传统菜系”的讲解，还是“地方名吃”的渗透，都应从幼儿实际情况出发。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应充分立足幼儿对饮食口味的偏好和饮食造型的兴趣，借助多样的主题活动将中华饮食文化教育渗透其中。像造型奇特、口味香甜的糖葫芦将劳动人民巧用大自然食材的智慧展现给幼儿；造型夸张的陕北面花、胶东大馍呈现给幼儿的则是劳动人民在饮食制作上的精美细致。食材的碰撞把饮食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浓郁，相信幼儿在这种渲染中对中华饮食、中华饮食文化的情感也会更加深厚。幼儿园结合幼儿饮食特点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充分调动幼儿兴趣，提高幼儿参与度，从而增强幼儿对本民族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铺平道路。
二、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的途径
1.欣赏中华饮食菜品。幼儿园在进行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实物展示等方式，选择刀工精湛、色彩鲜明、形状奇特的菜品向幼儿展示中华饮食的外在形象美，给幼儿视觉上的冲击。制作精细的川菜夫妻肺片、多而不杂的粤菜及第粥，展现的是工艺美；乳白清雅的鲁菜奶汤蒲菜、色泽红亮湘菜辣子鸡等展现了色泽美。中华饮食文化的外在美，可以让幼儿通过视觉切实感受到，而中华饮食文化的意境美则从听觉、嗅觉和心灵上影响着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还有饮食礼仪之美、饮食环境之美等，都把幼儿的美感引向新的境界，提升了幼儿对中华文化的审美认知。幼儿园还可以借助一些关于中华饮食的名人轶事、喜闻乐见的饮食习俗，进一步加深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将抽象的中华饮食文化，转变为形象、具体的事物，引导幼儿将饮食美味与饮食的内在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真正去欣赏和享用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视觉盛宴。
2.体验中华饮食制作。中华饮食的制作手艺是撰写人类味觉记忆史、民族文明的通用语言。幼儿园在中华文化饮食启蒙教育活动中通过图片的展示、故事的讲解，可以激发幼儿直接参与饮食制作，有利于幼儿感受饮食制作带来的快乐，享受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酣畅淋漓的美感。中华饮食的制作过程展现了劳动者对自然馈赠食材的灵活运用，其中渗透着劳动者的智慧美和劳动美。一是选料丰富广阔“，我们中国人便从树上吃到陆地，从植物吃到动物，从蚂蚁吃到大象，吃遍了整个生物界”；二是调料复杂精细，常见的调味品像酱油、豆豉、味精、醋、酒、生姜、麻油等足足有几十种；三是烹调手法精湛深奥，像凉拌、炒、蒸、煮、煎、炸、焖、焗、炖、煨、烧等有几十种；四是刀工严谨讲究，食材可切成片、丝、条、块、丁、粒、米茸等大小均匀、厚薄适中的各种形状。正是这种灵活而非机械的饮食制作技术，使中华饮食文化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超越，使中华饮食文化充溢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而幼儿置身其中，必定会受其熏陶，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体验制作时，幼儿园可以利用幼儿好动的特点，借助各种炊具唤起幼儿动手的欲望，提高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扮演小厨师为大家制作各种美食，启发幼儿团、捏、搓出元宵、月饼、饺子、麻花、烧饼、面条等，让幼儿置身其中，为他们提供更多体验中华饮食文化的机会。
3.感受中华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是一个历史文化长卷，在这个历史文化长卷中，幼儿能够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丰富民族文化的情感，感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尤其是民族节日饮食文化中的多姿多彩内容，更有利于幼儿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灿烂辉煌。“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节除旧迎新除夕饺子宴，“火树银花不夜天，万家灯火十五晚”的张灯结彩闹元宵，“雄黄酒、插艾蒿、吃粽子，龙舟竞技九州同”的纪念屈原爱国情怀的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月，吴刚嫦娥同祝贺”的阖家团圆中秋节等，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节日饮食文化，传递给幼儿的是爱国主义情怀，民族文化饕餮。幼儿园在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广播、实物展示等途径，刺激幼儿的感官。幼儿通过欣赏、体验制作和感受中华饮食文化，对中华饮食文化由知之到熟之再到爱之，逐渐地由远及近、由景及情，耳濡目染，从最初的感知中华饮食文化，逐步升华到热爱祖国璀璨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情感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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