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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弹性规划，韧性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 A
1 弹性与弹性城市空间
1.1弹性
弹性一词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受外力作用发生形变后的自我恢复能力。后被推广至诸多研究领域：经济学中，弹性成为计量一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敏感度的数值；弹性指“系统遭受意外干扰并经历变化后依旧基本保持其原有功能、结构及反馈的能力”……虽定义不同，但内涵相近，即指事物易于抵抗变化的特性，是事物面对变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核心能力。
1.2弹性的城市空间
弹性对于城市是一个重要概念。城市是“社会一空间”辩证统一体，即城市是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可以推进城市的综合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因市场影响而不断调整与改变，城市也呈现出复合、复杂的发展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比，城市空间发展变化则相对缓慢。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如何将具有较长生命周期的城市空间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匹配，增强良性互动，那么创造具有弹性的城市空间就非常重要。
弹性城市空间是对于外在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有一定抵抗力的城市空间。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弹性城市空间可高效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减少物质环境损耗，因此对我国城市规划建设活动尤为重要。
2 我国“流行”的弹性规划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 “弹性规划”这一关键词，可得到数量可观的论文搜索结果。由此看出“弹性规划”这一概念已被运用到城市规划的诸多方面，甚至在城市规划相近专业中使用。虽然弹性规划在理论建构上仍不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契合现实城市发展需求，在以下方面已进行了大量实践：
比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相关论文数量最多，且年份最早）；历史文化遗产及遗址保护；建设用地扩张需求预测；生态工业园区规划；城市居住区停车容量；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体系的确定；传统农村弹性规划研究等。
以上研究共同点在于弹性规划译为flexible planning，而“flexible”一词也十分贴切地反映了上述论文核心思想，即根据不同项目特征灵活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Flexible在牛精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意为“适应新情况的，可变通的，灵活的”。我国的弹性规划理论与实践现状，则围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的规划背景、项目特征、实践措施等，以“万变应万变”，摒弃“一刀切”的规划模式，强调柔性地规划。比如在深圳城市弹性规划的实践中，依据规划深度可以分为四类：总体规划弹性、详细规划弹性、规划法规与标准的弹性以及项目组织与管理中的弹性。其中，总体规划层面的弹性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承带状组团式布局。详细规划层面的弹性表现在工业区规划中通过划定均质的方格网络及工业建筑群的标准化，使得空间结构可以适应多样工业生产门类的需求。在规划法规与标准层面的弹性表现为：为适应不同土地利用与建设行为，深圳市1999年颁布的《法规图则编制技术规定》改变了以往规定土地利用单一性质的方式，而是通过土地性质的相容性来实现弹性控制，提供建设开发的其他可能。在项目组织与管理层面，弹性主要是通过频繁的滚动的修编来调整规划决策。比如从1979年到2011年，深圳市共进行了9次全市层面的总体规划修编工作[ 刘垄；李贵才；尹小玲；徐丽；走向多维弹性：深圳市弹性规划演进脉络研究[期刊论文]-城市规划 2012（01）]。
总体上看，深圳市总体规划从编制、审批到实施都只是在寻求多样的规划手段。故称之为“弹性规划”，或者说是“弹性地进行规划”，更确切地说，是“灵活地进行规划”。相比“弹性”，“灵活”要笼统的多。这是违背“弹性”一词的本来含义的。同时，这类弹性规划与近两年国外流行的弹性规划（resilience planning，国内又译为韧性规划）存在很大的区别。
3 国外近两年流行的韧性规划
韧性规划理论的立足点也是为了提高城市应对外界各种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变化的承受-消化能力、调整-抵抗能力以及再造-自我恢复能力，从而奠定一个耐久的空间结构。韧性规划中的韧性（resilience）――在牛精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指（人或性格）能迅速恢复或重新振作的，达观的，适应性强的，这与“弹性”本意相异。具有韧性的城市空间是可以通过稳定的结构与形态支撑外在环境变化。
目前，韧性规划所强调的城市弹性正逐步替代众所周知的可持续性发展。其深层次原因城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改变了，而非简单地更名。
3.1提出背景
众所周知，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次危机导致很多地区的经济波动与社会矛盾加剧。2012年北京的特大暴雨袭击导致全市交通几乎频临瘫痪。 2007年的雪灾使得中国南部19个省市区被低温雨雪天气所覆盖，……这些只是当下城市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小侧面。
源于城市经济要素、政治环境、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城市发展也具有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从基本依靠服务业向多元化经济的转变，（有人提出重（chóng）工业化）。环境保护方面的不确定性源于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与环保、环境修复的成本代价之间的博弈。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国际环境中政党的理念相异难达共识。城市规划同样有不确定性。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环境下的不确定的城市规划。如何来提高城市这一人造空间系统的安全性，以及城市自我维稳和自我恢复的能力，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措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2理论概括
从影响因素及影响范畴的角度，针对不确定性，城市韧性主要从三方面来衡量：城市经济、社会、环境：
城市经济――城市应对外部动荡能力。这意味着多元的城市结构并寻求新发展目标。
社会――城市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在小尺度上表现为社区归属感的营造，社区整合及自我振兴的能力。
环境――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城市基础设施和空间留应有余地；城市环境能够自我复苏。
从发展阶段的角度，衡量城市韧性强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承受阶段――城市或区域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变化并内部消化；其次，调整阶段――城市或区域能够自我调整并最终适应外界变化；最后，再造阶段――城市或区域能够结合条件变化进行再造并最终恢复稳定。
3.3衡量城市韧性的方法
衡量方法是对与一个城市或地区韧性的三方面进行量化，形成地方性或者地区性的指标体系。并通过这些量化指标的统计计算找出不同地区的相对优势和劣势。指标体系的确定需要研究者通过实践与反思来探究指标量化的方法并提高指标的科学性，同时，各项目因所处背景与地方特色的不同也各具特点。
经济方面 平均收入、企业经营环境、生活成本可负担程度、经济多元化程度等；
社会方面 以各项人口指标来衡量――居民受教育程度、有工作能力人口所占比例、脱贫程度、健康保险普及率等；
社会环境方面 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区域稳定性、住房拥有率、居民投票率等。
4 比较评价
在我国，城市规划会经常遇到被称为“伪科学”的现象。由于我国规划学科起步较晚，技术性较弱，其更多地是一种经验科学。因此，其科学性就被淹没在“综合的、系统的、统筹的”这一类笼统的形容词中。
我国的弹性规划与国外的韧性规划初衷相同。但前者意是通过非刚性的规划技术和经验弹性地分析、解决问题。其关于弹性规划的真正含义是从工作方法的角度来阐释，即弹性地去规划。
韧性规划是从规划目的的角度来阐释内涵，且已形成综合理论体系。即提高城市应对外界各种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变化的承受-消化能力、调整-抵抗能力以及再造-自我恢复能力，从而奠定一个耐久的空间结构。韧性规划可以理解为“为实现韧性而规划”。
城市发展本身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综合的而非机械的，故我们追求弹性而非刚性的规划。弹性一词可用于对各类城市规划工作方法的概括。然而，“弹性”本就是一个概念维度较大的词语。弹性更多意味着定性而非定量。而定量的研究最终将回归到定性的应用上，定量是为了更好地定性。因此，一方面我国当下的弹性规划应注重规划工作中对空间数字技术的应运，借鉴韧性规划原则中的“建立信息反馈系统”，依托大量数据统计与定量分析，增加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为弹性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弹性规划应加强在系统性理论层面的研究，形成从编制、审批、实施、管理的完整理论体系。
5小结
我国的弹性规划符合城市规划工作的价值观，城市系统的动态性要求规划工作不能“一刀切”，只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科学性有待验证，否则无法避免“伪科学”的评价。同时，城市规划过程分为编制、审批、实施、管理。在这些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增强城市体系的稳定性，体现韧性规划的核心林，仍需大量研究和实践工作。另外，我国的城市发展明显滞后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国家整体机制也不尽相同。韧性规划的实用价值与新兴理念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为一种舶来品，它于我国的可操作实践有哪些，这些将是我们日后有待探讨的问题。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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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伟；王琴；河南郑州现代科学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弹性工作方法分析；[期刊论文]-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2.（08）
4.杨培峰；姜文超；胡上春；叶林；弹性理念下的生态工业区规划实践探索――以广州镇龙生态工业区概念规划为例；[期刊论文]-城市规划学刊 2007（05）
5.邱靖；城镇建设用地弹性规划区研究――以重庆市秀山县县城土地利用规划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0.05
【关键词】问题意识 中国史研究生 培养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2C-0047-03
研究生教育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培养研究型人才，通过学校教育以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独立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对他们问题意识的培养。所谓问题意识，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独立思考，进而具有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中国史研究生来说，培养问题意识应是多方面的，而在具体的学习和研究中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史实与理论、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是他们论文写作中容易出现差错的地方。
一、问题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在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提出多与一些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倾向相关，部分研究对象和选题过于琐碎。究其原因，恰恰是由于部分论著缺乏问题意识，使其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烦琐的史实描述和特征罗列的层面，就事论事，没有进一步做更深入、更深刻的探讨，从而显得浅层化、表象化或支离破碎。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走向了重理论而轻史实的另一面，他们在学习运用西方某些社会理论时，未能很好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从而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的碎片化现象。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研究生论文写作中也多有发生。
在研究生教学中，老师时常会发现学生提出的选题或者撰写的论文缺乏问题意识，整篇论文看不出作者要讲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仅仅以把事情讲述完整为目标。以研究较多的人物为例，除了诸如、李鸿章等历史名人外，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人物，但很多学生对人物的研究却较多地流于传记式的写作，缺乏对人物背后社会、历史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挖掘与分析，缺乏对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而不是其他人物的深层次发问。他们对某些人物思想的研究也是较多地罗列观点、言行，而未能进一步发问其中有多少是其真正思想性的东西，抑或是其“在其位谋其政”式的工作言论。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恰恰是问题意识不强，平时理论学习不够或忽视理论，只追求史实的讲述。
另外，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史越来越趋向区域研究，中国史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也较多地倾向于区域或个案研究。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也只有先对局部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才能进而对整体有更为清晰的认识。然而，区域路径的选择又使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沦为地方史的潜在威胁，写作思路和方式的程序化犹如一部部地方志，有现象和史料的描述与罗列，但缺乏对问题的挖掘与分析，更缺乏对规律性特征、特点、趋势等的总结、归纳与条分缕析。这一点，在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其论文学术史梳理中也只非常具体地关注与题目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缺乏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视野。究其原因，也是因为问题意识不强所致，缺乏深层次的问题挖掘、史料分析与理论探索。对此，陈春声也讲到，在越来越多学者进行区域研究的现今，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
实际上，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导致的是他们在学习、思考、研究历史问题时止于浅层化与表象化，缺乏敏锐与深刻。
因此，加强中国史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不仅对创新教育、教学有重要意义，更对学生养成创新精神和主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问题意识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一）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中国史研究生在具体开展研究时首先应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紧密结合，从史实到理论再回归史实，挖掘史实背后的深层动因与潜在逻辑，带着问题来梳理、分析、探究史实，用理论来指导研究过程，避免零散与空泛。正如黄宗智对解决中国研究领域存在将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的现象时所指出的，经验一旦连接理论，便有可能超越经验的简单描述性、回顾性和纯特殊性;同时，理论一旦连接经验，便会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避免其超时空的绝对化或意识形态化。
至于怎样实现史实与理论的结合，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就对史实与理论的结合有过专门阐述。他批评了当时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存在的或重视具体事实而忽视理论，或重视抽象理论而忽视事实的现象。他说，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因区域或历史等的不同，必然会有些差异;假使在研究具体事实时离开了理论，固然会陷于支离破碎;反之，如仅研究理论而忽视具体事实，同样也会陷于浮泛空洞。他进而提出，在具体研究时应注意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用正确的理论分析具体事实，另一方面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而研究理论，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这就是实际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再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日常生活史和制度变迁研究为例，也同样存在史实与理论脱节的问题，或重史实轻理论，或重理论轻史实。在诸多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论著中往往存在或流于琐碎叙事或沦为诠释社会理论的注脚的现象，而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又较多地偏重结构式的宏观分析。如果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结构式的、宏观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则能够较好地避免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琐碎和制度变迁史研究过于宏大的弊端。如此，既能透过日常生活观察制度变迁的具体实践形态，又能够从制度变迁中理解和认识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行动逻辑和社会含义，从而在具体研究中较好地将史实与理论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做支撑，有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迅速抓住主要问题与事件本质的思考能力与研究能力，问题意识正是培养上述这些能力的基础。
另外，中国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也要注意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能够从中探求出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问题，实现各研究之间的对话。这一点民国时期的社会学者即予以了充分注意。李景汉等在选择定县进行调查时，除乡村建设实验的因素，更因为当时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等情形可以相当地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的各县情形，也可以大致说明全国农村社会的缩影。因此，他们进行的社会调查“不是单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也对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有过精彩阐述。曾有人质疑《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仅以一个小村庄怎么能代表中国，他回应道，一个人认识问题总要从小到大、从偏到全，问题是怎样把一个微观的调查，放到宏观的世界里去。进而他提出用“典型”以进行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庄的研究探求中国农村经济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些区域研究背后所具有的宏观视野，才能够从一个个的区域或个案研究中提炼出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理论命题，而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必须带有问题意识，能围绕问题解剖个案，展开深入思考，探究、探索隐藏在诸多个案背后的发展脉络与发展趋势，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从问题的探究中寻找出规律与特征，并从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和认识。
再以农村经济研究为例，其在20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几度占据十分凸显的地位，有关论著和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仍可以发现其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发展，更确切说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问题。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农村的衰败与滞后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不仅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正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民国以来持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派别、人士都对中国农村经济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展开讨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而争论的核心问题仍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路径，对此的不同回答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主张，并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现实感和问题导向特征。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村经济问题研究时就需要注意到个案或局部的研究与整体的主线与背景的关系，否则在面对如汗牛充栋般的农村经济研究论著时就会无从下手。而这样的研究，同样需要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去搜集、梳理、分析史料，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与探讨。
所以，中国史研究生一是在平时学习与训练中就要注重理论修养的提升，只有用理论武装自己，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缺乏理论素养的学生在面对大量琐碎、繁杂的史料时，往往很难快速找到头绪甚至有时感到无所适从，这就给学习、梳理、研究史料带来诸多不适与障碍;二是在论文写作中要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紧密结合，包括注意区域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培养和训练研究生抓住核心问题、主要问题来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与探讨的各种能力。
（二）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除上述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外，老师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学生思考、分析、归纳、总结等各方面的能力。
首先，老师要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既要广泛地阅读，又要掌握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方法。良好的阅读习惯与方法，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十分重要。笔者以在人民大学参加黄宗智先生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高级研修班时其所提倡的阅读方法为例来简单谈谈这个问题。黄宗智先生提倡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时首先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并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当然，也要多阅读一些带有理论性的著作，熟练掌握一种以上的理论工具。如此，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问题。
其次，老师要改变课堂教学的单方面灌输式教育方式，提倡参与式教学法。传统的教学多是老师讲授内容，学生被动接受，难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和能力。以笔者教学实践为例，在多年的研究生教学中，每次都会专门安排时间鼓励学生就讲授知识进行自由讨论。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大多数学生只是沉默不语，在老师反复多次要求后，才有个别学生响应，而且多数情况总是那么几个比较固定的学生在主动参与讨论，能够提出一些问题，其他大多数学生只有在老师直接点名要求其提出问题时才会被动地有所响应，且所提问题常常大而无当。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与以往长时期灌输式教学法不无关系，在那样的被动学习环境中，学生已失去主动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积极性，甚至形成了被动接受、不质疑、少思考的学习习惯与思维定势。
（下转第68页）（上接第48页）
再次，老师应营造宽松、自由的讨论氛围，以参与者的身份而非学术权威或裁判的身份面对学生，对学生也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启发，充分调动学生思考、探究的积极性，而不是过多批评甚至嘲讽。学生对参与式讨论不积极、不主动，除其自身知识欠缺、少有发言习惯以外，也与其顾虑自己的发言有可能因为错误或不当而受到老师批评或同学嘲弄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老师应以平等的参与者姿态与学生共同讨论，特别是要允许学生提简单的、粗糙的甚至是肤浅、错误的问题，从而激发他们的热情和自信心，逐步做到善于思考、善于发现。
最后，老师应鼓励学生多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并提供机会、提供建议，锻炼学生、磨砺学生，且提醒学生事前做足功课、做好准备，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带着问题与目标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探索与研究，更有实效地培养自己、提升自己。
【参考文献】
[1]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J].读书，2006（9）
[2]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开放时代，2007（4）
[3]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J].中国农村， 1934（1）
[4]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简述我一生的写作[J].群言，2000（1）
【基金项目】河北大学第二批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YJ11-15）
关键词：河南省，城市规划，土地集约利用
1 当前河南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是指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以及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高度集中的地域空间。城市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具体可以表现为：第一，它将吸引非农产业和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集聚；第二，它能够促使以社会化服务为特征的城市生活方式更为扩展和强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目前已经界定的城市，其城市的规划建设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以河南省为例，省会郑州市近年来，在大力开发郑州东开发区的同时，也兼顾对西区（老城区）的改造建设，而郑州、开封两市的一体化进程，也必将为开封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城市规划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在产生着新的问题。河南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土地利用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状况仍然存在，造成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由于建国初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因此，目前的基础设施滞后，土地利用的功能性日渐削弱成为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以郑州市为例，流动人口的不断涌入，加之其它原因，导致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的问题十分突出，而各类工业用地比例又相对偏大，居住用地偏低，道路、广场、绿地严重不足。论文参考网。尤其是与一些发达城市和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这一方面说明了当前河南省特别是一些地市的城市规划部门管理跟不上，一方面又说明国土资源部门所采取的部分监管措施力度不
够。论文参考网。
表 中外城市用地结构及比较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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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述评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与演化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成本理论，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其主要标志就是在纺织业、动力机械和冶金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也加速了市场的扩大和城市化进程。
当工业革命兴起之初，新生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对尚无经验的生产经营活动导致潜在的社会危害，并没有充分认识和相应对策。对在工业生产的成本中，所费于社会的代价，资本家既无意识，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仅有少数观察力敏锐，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开始提出企业活动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
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末期，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发生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成本管理论文，人类对自然无穷无尽的索取而不考虑对自然的补偿，使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更为复杂，自然开始向人类实施报复。接连不断的悲剧的发生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环境保护政策，社会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以及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人们开始要求企业约束自身行为对社会的不利影响，试图将其造成的社会损失进行计量并转化为企业成本的内容，归由企业承担使社会成本得到补偿。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个词组是1924年由美国人谢尔顿提出来的，指企业不能仅仅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还应照顾到包括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社区、环境、社会弱势群体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从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开始在财务报表中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所属的国际会计报告准则专家小组于1982年在《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草案》中，对社会责任的披露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建议。
根据社会责任报告在线收录网站CorporateRegister的数据，截止2008年9月28日，该网站已收录全球4609家公司18299份社会责任报告。目前，我国了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主要是进入500强的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华能集团、南方电网、南方航空、中石化、中石油、中国银行、中移动、中远集团、中钢集团、中化集团、中国平安等。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列中。
二、中西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评述
根据近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企业重视社会责任，并把其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之一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业绩，因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关注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如果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则利益相关者就会将隐性的要求转化为显性的，从而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因此，只有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有正确的理解，才能够健康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揭示了工业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高，企业社会成本问题也就越突出，因而，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是历史的必然。
从人们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关注到推动企业社会成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成本管理论文，许多中外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对社会成本理论作了积极的探索。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法国籍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弟提出的“社会成本”概念，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的“社会成本簿记”和“社会价值”理论，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A?C?庇古的“外部效应”思想，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奠基者阿弗里德?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理论，还有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W?卡普的“社会损失”理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那德?哈理?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美国会计学会关于“社会成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我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对社会成本理论也做了许多探索，主要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社会生产费用”论，以许毅、王振之为代表的“社会平均成本”论，以陈今池、刘凤歧为代表的“社会代价”论，还有吴水澎教授的“企业对社会的任何成本”论，谢志华教授的“企业非自愿性支出和耗费”论以及有关学者的社会成本是“国民经济成本”说等等。
在上述的西方“社会成本”理论中，克拉克的“社会成本簿记”和“社会价值”观念，可以说是早期较为完整地研究社会成本的学术成果；庇古的“外部效应”思想为研究社会成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歇尔首次提出“外部经济性”的观念，使经济学从单纯分析单个企业组织经济行为，扩展到对单个企业组织经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效应影响作用的关注；卡普的“社会损失”思想试图用实物和价值指标对环境污染作为“社会损失”即社会成本的实例进行了他的计量研究。而科斯所说的社会成本是私人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总和，他认为在完全竞争情况下，私人成本就会等于社会成本，社会成本的意义在于揭示交易成本的存在，其社会成本的含义一方面包含产品成本，另一方面又包含交易成本。
我国关于“社会成本”的诸多认识中，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社会平均成本论”和“社会代价论”两种不同的社会成本观念，尽管二者差异悬殊但彼此并不矛盾，都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概括和描述，都反映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社会经济资源耗费管理的社会化程度也应提高的要求。他们涉及不同的研究范畴，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社会经济资源耗费水平和状况，从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而二者不存在取代和替代的关系，而是要以某种形式把二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成本管理论文，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资源耗费，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益。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从萌芽到发展，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角度进行的理解。有些是按照政治经济学中的再生产理论去理解社会成本的内容；而有些则是按照企业生产经营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浪费去理解；还有的则是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来理解社会成本。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一部分人是站在国民经济的角度看待社会成本，另一些人则是站在企业角度去看待社会成本。由于人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有较大的差异。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的发展告诉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往往是以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的现状是：人口基数大，年龄结构正趋于老化，城乡人口结构不合理；生态资源破坏严重；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内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经济资源耗费与补偿的失衡。同时，特大矿难、黑砖窑、三鹿奶粉等社会责任事件引起了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关注。严峻的形势告戒我们，忽视从整个社会去研究资源的耗费与补偿，忽视社会成本的存在，最终必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企业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是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企业付出应尽的社会责任成本是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投资。只有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才能准确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从而，为企业更加健康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有价值的定量信息。
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实践意义述评
从近年来的一些调查显示：①大多数企业提供的责任竞争力实践表现而言，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公司发展战略的高度；②企业提供的责任竞争力所体现出的社会效益非常显著；③企业能够结合自身专业优势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④责任竞争力实践所体现或带来的经济效益排在第五位，比较靠后，还有待提高。同时也发现：①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的同时，能较好地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和利益；②实践意识比较高，但系统性、战略性、自觉的实施还显不足；③有较好的兼顾履行责任和提升竞争力的关系；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表现较弱，外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更差；⑤企业在遵纪守法和对股东的基本责任的履行状况较好，但道德和自愿性责任的履行状况有待加强。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实践意义在于：
1．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研究源于其社会实践，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2004年上半年，我国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目前，我国企业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内容、范围、作用和如何实施等方面还处在学习、消化、探索的初级阶段，相当多的企业甚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导致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把追求利润当作企业的惟一目的，根本不愿或者只是被动地去承担其社会责任。笔者认为成本管理论文，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长期战略，从客观角度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其发展的需要，因为企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各界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它需要有雇员、供应商、销售商、社区以及政府的支持，也就是说企业发展的资源是社会给予的，企业也有义务回报社会。当然，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会付出一定的短期成本，但从长期看，企业通过向社会证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证明自己能够在经营活动中把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从而为企业带来社会公众的认同，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好的企业声誉带来好的财务绩效，从而促进企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2．可提升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按照成本层次理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应该属于宏观成本范畴，在分析成本对象的范围时，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环境以及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比传统微观成本层次的摘要求相适应。一般来说，人们把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分为八类：①保护环境成本。是指企业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防止环境污染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和为了改善环境、恢复环境的数量或质量而发生的各种支出；②自然资源成本。是指对在我国境内的企业，因其对资源的开采和使用而向资源所有者支付的资源使用费。换言之，是企业因开采和使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应足额支付维持自然资源再生费用的成本；③人力资源成本。是指企业为发展人力资源所发生的耗费与支出。包括对员工的招募录用费用、劳动报酬、集体福利、教育培训支出、职工社会统筹保障金等；④消费者责任成本；⑤社区公益和慈善成本。是指企业为社区及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所发生的各项耗费和支出；⑥其他责任成本，如节能产品的研发费用等，也包括企业对政府、股东、供应商、债权人以及顾客等承担的责任成本；⑦土地使用成本。这是对企业因使用土地而应支付的成本，特别应包括企业因过度使用土地而使土地退化、质量下降计量的成本；⑧外部不经济成本。是指一个公司或企业从事谋利经营活动而消耗的并未记入自身成本费用中的社会资源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企业应充分计量这种消极外部效应，并加以内部成本化。
根据现行的成本会计制度，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在计算其产品成本时也是相对独立的，一般都以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作为成本核算对象，通过一套相对成熟和完整的成本核算理论，得到比较明确客观的成本计量结果。但是成本管理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仅仅使用传统的成本会计工具，将很难对以上的一个或多个成本做出系统的分析和计算，这往往源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特殊性。即：社会性、间接性、模糊性和滞后性。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性质决定了其计量形式的多样性，只能应用一些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估算，尽量做到相对准确。另外，除了可用货币反映企业的各项社会责任成本和效益外，还可用实物指标和指数，甚至用文字来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核算可以借鉴国内外会计机构的经验,采用调查分析法、替代品评价法、支出成本法、设计新型成本信息系统等方法。
3.可加大企业的竞争力。在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信息与效用关系问题上，美国著名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认为：如果企业能够用他们选择核心业务那样的方法和框架来分析CSR的机会，他们就会发现CSR并不简单意味着成本、约束或者是慈善活动的需要，而是企业实现创新和提高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当企业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已经促进了社会的价值，它会因此获得更好的竞争地位。
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很多途径。 但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无疑是一条捷径。因为提倡社会责任不仅仅能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更能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提升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和众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联度，企业完全可以将社会责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具体可在提升财务业绩方面，降低运营成本方面，提高效率方面，提高销售量和顾客忠诚度方面以及降低监管力度和市场壁垒方面都会给企业尤其的跨国公司产生积极的作用。
四、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作为研究课题的专家学者较多，研究内容五花八门，但焦点和难点主要集中在试图回答：如何从现有的财务报告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的经营绩效如何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如何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如何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效益如何量化，等等。
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有以下三方面：
1．关于企业多元化成本的准确计量问题。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成本，社会责任成本信息的生产应结合使用各种方法，比如成本管理论文，当社会责任成本无法直接决定时，可以通过估计替代品来确定；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发生的实际支出，如购买环保设备，可按历史成本计价；有些社会责任成本可以根据恢复原状所需要的成本来进行估计，如废水对河流造成的污染，可通过估算恢复污染之前的状况至少需要多少治理费用来确定。
2．关于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问题。计算外部不经济成本并将其内部化是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较好做法，在计量社会责任成本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外部不经济成本。从经济学分析可知，企业的经济行为可产生两类成本费用：一类是企业自己承担的成本，表现为企业产品成本、营业成本等；另一类是不由企业而由社会承担的企业外部成本。一般而言，企业的成本都是在微观范围内进行最优化选择而付出的代价，但它的活动常常超过自己的财产权力界限，从而发生了一些由社会和他人承担的成本和费用，这就形成了外部性问题。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的建立就是要求在政府干预等手段下解决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问题。
3．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信息与效用评估的关联体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收益两方面决定。若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所付出的成本大于由此所带来的收益，企业就不会很情愿、很主动地去承担社会责任；反之，企业就会很乐意、很热情地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如何科学评估企业在付出履行社会责任成本后所带来的效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在对企业取证调查的基础上，将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与效用评估的关联体系作进一步的量化考察，将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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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律法规 消防法律法规体系 公安消防机关
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我国公安消防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避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和西方先进国家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相比较，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有必要对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并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寻找对策，从而不断促进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一、当前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严格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作为我国公安消防特别行政法，对国务院、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等国家机关在消防行为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目前在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根本没有对国家机关的消防行为做出明确规定的组织法。这样，在执行消防法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机关会借口国家机关组织法中没有消防法的内容而拒绝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消防法对于国家机关来讲就是一纸空文。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西方先进国家适时进行法律修改不同，我国法律法规修改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法规的立法程序相当复杂，无论是制定法律法规，还是对法律法规的修改，都相当困难，制定法律法规往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持续数年才能制定完成，对于法律法规的修改同样如此。并且制定好的法律法规颁布后一旦开始实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便不再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我国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同样如此。
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和建筑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城市建筑的主力军。但是，在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涉及到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以及施工要求的内容尚不健全，导致现代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与施工无法可依，同时又和原来的消防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现象。
（三）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不足
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人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在消防法律法规体系执行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由于主要领导的干涉而无法执行的现象。同时，由于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监督的是国家机关、团体以及各种类别的企事业单位，这样也导致了我国消防法律法规在执行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通常情况下，不能按照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规定执行的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如果不能进行限期整改，通常只是对主要领导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并且大部分时候处罚力度也相当低。特别是在一些机关单位中，相关责任人一般不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者法定代表人，这样就出现了法律责任和消防责任相互脱节的现象，对消防法律法规的严肃程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二、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正是因为我跟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主要依据我国国家机关组织法。因此，为了保证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对国家机关的约束力，避免国家机关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确保我国消防法律法规的顺利执行，必须切实改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按照我国实际状况以及消防工作的特征，制定对国家机关具有约束作用的消防组织法。在消防组织法，必须明确各级党政国家机关和公安消防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的手段实现对国家机关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
（二）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全面加强消防法律法规建设的需要，同时还是保障全体公民生命和安全的需要。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第一，必须大力加强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度，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规划，促进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立法进程，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我国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保证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和消防队伍建设相适应；第二，要大力加强消防立法机制建设，按照民主以及公开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专家消防立法机制，公开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争取反映他们最根本的利益。第三，要努力完善当前实施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和现行消防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确保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内部互相协调，互相统一。第四，要认真分析当前消防方面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然带来设计理念、建筑风格以及消防安全技术的变化，特别是在高层建筑以及现代化工厂消防方面，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消防法律法规的与时俱进，保证消防法律法规能够符合经济发展的形势，参考西方先进国家在消防法律法规建设上的经验很有必要。
（三）努力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
在我国，要想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主管领导首先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修养，充分认识到消防法律法规的重要性，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办事，决不可凌驾于消防法律法规之上。在国家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中，消防安全的责任人，必须是其法定代表或者主要责任人，从而确保法律责任设定和职责设定相一致，保证在发生违反消防法律法规时责任追求的严肃性。
努力提高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执行力，还要努力提高公安消防机构的执法力度，大力加强防火设计的审核和验收工作，加强对各单位在建、新建或者已经投入使用的建筑的消防检查，避免出现在消防工作上的政企不分、灭火救援体系相对混乱的现象。
一、业论文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得到重视，前期工作准备充分
客观上，毕业论文的写作应起到考察我院99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锻炼他们的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作用，并同时达到以写代学、以写促学的目的。另外，通过论文的写作，可以对我院科学制定今后的统计教学、课程建设和师资建设等统计教育发展计划、促进我院统计教学科研发展目标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确保本次毕业论文写作工作的顺利进行，统计学院成立了毕业论文工作小组，并在2002年11月正式开始运作。按照学校的要求和指示，统计学院从11月6日起就着手开展2003年毕业论文的各项准备工作，具体如下：
1、用每周一次的集中时间，向全学院教职员工阐述本次毕业论文写作工作的重大意义
独立建院以来，在校党委和校行政领导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学院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基层建设持续发展，总体实力显著增强。尽管时间很短，但取得的进步和成效是显著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对的，不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步和差距就无从谈起。较之以前的统计学系，今天的统计学院无论是从哪一方面都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在院领导的重视下，管理工作井井有条、师资力量越发雄厚、教育水平蒸蒸日上，无一不显示着统计学院朝气蓬勃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正在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在这种形势下，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深化统计教学改革，培养能说会写的复合型人才，无疑是经济发展对统计教育的新要求。毕业论文写作是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科学生在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初步训练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论文写作折射出教学单位的教学科研水平、教师素质和管理水平，是对一个教学单位总体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并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因此，要求各位教职员工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不得有丝毫松懈或疏忽。经过会上会下的多次强调，使全学院上下进一步认识到重视2003年毕业论文写作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统一了思想认识。“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在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2、以毕业论文工作为契机，提高全学院的科研水准
众所周知，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自身科研素质和敬业精神，一个科研水准不高的教师是很难指导出高质量的论文的。为此，统计学院在独立建院伊始就规定，在一年内没有公开发表两篇学术论文的教师，即使有讲师以上职称，亦不得指导当年学生的毕业论文。事实证明，这条规定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统计学院2002——2003年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且为2003年的毕业论文写作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充分利用毕业实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准备素材
毕业实习是教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毕业实习，一方面使学生了解社会，了解本专业的实际操作过程；另一方面能检验学生掌握所学专业知识的程度，以及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进行毕业实习，为论文写作准备素材，除一般要求之外，统计专业的学生还要求学生在实习时注意做到：
（1）、实习过程中注意培养创意思维
所谓创意思维亦称创新思维或创造思维，就是能够运用所学的统计理论知识开拓本专业的新领域，或是对解决本专业问题所采用的新方法、新角度、新思路的总称。创意思维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思维的路子富有创意；其二：思维的结果富有创意，最关键的是要为其他学科和社会各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不同层次的统计信息产品。因此，要求学生学于统计，但决不能只局限于所学的课本上的知识，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长期磨合中，才会层出不穷地推陈出新，写出有新意的毕业论文。
（2）、学习过程中注意进一步掌握扎实的人文知识基础
有资料表明，二战以来国外的高等教育特别强调人文教育在整个专业学习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学科知识之间有着越来越密切的渗透趋势，如今光用某个专业知识来认识和解决某一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例如，学统计的要剖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现象的诸矛盾，不仅要以统计特有的通过数量透视社会经济现象的思维方式来进行不同层次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的剖析，还要运用哲学上的一般原理对历史与现实的、国内与国外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既而提出改革与完善的举措等。经验表明：统计人员只有平日里博览群书，一旦碰到纷繁复杂的具体的统计问题时，才会具有“一览众山小”的大局观。因此要求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注意利用时间积累必要的知识，如此，才会大大增强解决统计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写出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较高质量的毕业论文。
除此之外，统计学院还通过全院总动员、班主任深入及专题讲座等形式进行毕业论文的前期工作，使广大师生均认识到毕业论文写作工作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统一了思想，协调了步骤。事实证明，前期准备工作的充分和细致是今年毕业论文写作工作进展顺利的重要原因。
二、持高标准、严要求，扎扎实实做好毕业论文写作阶段的工作
有了周密的工作计划和充分的前期工作，并不意味着就能产生高质量的学生毕业论文。要达到计划目标，确保工作计划的顺利实现，尚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各个阶段的工作。为此，统计学院要求每个指导老师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情况要摸准说到底，毕业论文指导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大家的创造性。做好毕业论文指导工作，要求指导老师对学生情况要摸得准，问题要吃得准，原因要找得准，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情况要摸准，就是要求每个指导老师对自己指导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了解透彻，彻底排除仅凭学生自述或大纲来进行指导的现象。而是应该了解学生的写作意图和新观点，针对这些实质性的内容提出问题，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统领全局，把握方向地给出合理性、可行性建议。问题要吃准，就是要求老师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分寸，切中要害，切实提高论文的质量。原因要找准，就必须进行科学分析，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找出不足，进而弥补缺陷。由于各种原因，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思维方式和知识范围不尽相同。要确保统计学院整体的论文水平，就必须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指导工作，只有对症下药，方能治百病。
（2）方法要灵活首先，要由“单一行”向“复合型”转变。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许多问题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影响而造成的。比如学生的协作态度、思想认识、思维模式等。因此，解决问题用某一种一成不变的方法是不能见效的，必须从多方面着手，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多味配方下药”。有的老师在指导学生论文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学生论文分为“实践型“和“理论型”两类，对前一种论文，注重指导学生在理论上进行升华，避免陷入繁杂的数据之中，缺乏理论经验的总结，造成论文“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现象。对后一种情况，要求学生避免在报刊杂志上找结论，而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新意，如此较为有效地纠正了当前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两种主要倾向。其次，要由“静态型”向“动态型”转变。要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认识的对比、原因的分析、行为的修正、效果的证实，达到提高学生论文写作水平的目的。从实习开始到论文写作的一稿、二稿，有一段较长的选题、构思和写作的过程，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论文选题的更换、写作到五稿、六稿还尚未定稿等等。从写作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正常的，因此要求指导老师充分意识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情况。从动态的角度，不断探讨问题的原因，改换指导的方式方法，不要产生厌烦情绪。我们学院多名教师指导的学生论文，其写作都不止三稿，只要其质量不能令人满意，就得继续修改，直到满意为止。由于全学院指导教师认真负责，耐心指导，才使今年的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水平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
（3）计划要落实毕业论文工作必须实打实地做。首先，毕业论文工作的安排要“实”，要切实把毕业论文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其次，毕业论文工作的措施要“实”，毕业论文的指导形式和方法很多，但都必须切合实际，动真格用实招，切忌走过场应付检查。毕业论文工作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内容，有重点地研讨问题。我院要求做到工作之前有计划，工作之中有交流，工作之后有考核。为此，根据学校的统一布置，先后拟订了《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2003届学生毕业实习安排》、《统计学专业论文指导老师和指导方向一览表（2002年）》、《九九级毕业论文工作计划》、《毕业论文评分标准及等级要求》、《九九级统计班毕业论文答辩分组方案》、《九九统计班毕业论文答辩佳话及安排》、《九九统计班毕业论文答辩须知》等。具体工作中，要求老师应经常了解、检查学生论文撰写的进展情况，及时指导解决存在的问题，每周至少一次汇报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情况。以周为周期，考核每个指导老师的工作质量，与计划及要求及时对比，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不让问题拖过夜。再次，毕业论文工作的效果要“实”。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效果不明显则应及时总结教训，改进方法，调整措施。
（4）制度要严格毕业论文工作的严，首先要严在责任制上。即要明确责任范围，又要明确责任人；不但要有原则有界限，更要有奖惩措施配套。毕业论文工作出了问题，要按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其次，我院还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形成有机的毕业论文工作网络。做到左右促动、一呼皆应、相互沟通，应在浓厚的工作气氛。通过联系会议、每周集中、指导老师与答辩老师相互交流等形式，互通信息、统一步调，形成毕业论文工作的合力。
（5）工作要细致毕业论文工作要做细，首先必须心细，即考虑问题要周全，处理问题要审慎。不能简单浮躁，急功近利。我院老师在指导过程中，尽管他们的日常工作及其繁忙，但是在指导论文的工作上依然丝毫没有懈怠，他们在审阅论文的时候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都能找出来。这等的细致使学生们深为感动。另外，毕业论文工作还必须持之以恒，在“勤”上下工夫。有很多毕业生对毕业论文的写作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这只是个过场而已。有人认为毕业论文具有季节性、阶段性，所以它就具有某种权宜性。确实，毕业论文写作是一种季节性的工作，但是如果就简单的认为它是权宜性工作的话，那是犯了一个大忌。如果仅把论文当作一个季节性的任务来做的话，论文的质量绝对是提高不了的。“勤”，首先要勤在意识上，只有真正意识到论文协作的重要性，才可能会花时间花精力去努力完成它。其次，要勤在行动上，不能发生“光打雷不下雨”的现象。要掌握学生的基础理论学习动态，要时刻注意当前的焦点和实际形势的变化，要客观分析问题的原因和研究结局问题的方法。再次，毕业论文工作要勤总结。要在平时的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和总结，以提高毕业论文工作的水平，将可能出现的预期问题消灭在平时的工作中。这些经验将会给下一年的论文写作及指导工作以借鉴。
三、在毕业论文工作过程中的不足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论文百事通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论文百事通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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