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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一、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特点。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二、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特点。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结 语。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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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RIZ 组织创新 煤炭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014-02
引言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煤炭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加快煤炭技术创新。强调围绕煤炭资源高精度快速勘探技术、煤矿高效集约化生产配套技术、煤矿重大安全隐患防治技术、煤炭洁净加工转化与利用技术、矿区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技术等加强科技攻关。
当前，对于煤炭企业而言，科技创新是事关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企业必须把该项工作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着眼于突破制约发展的技术“瓶颈”，运用TRIZ理论，加强煤炭企业科技发展的纵深度，大大加快其创造发明的进程，得到高质量的创新产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公关和技术储备，增强科技对企业经济实力增长的带动力。煤炭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囊括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涉及面广，环节多且复杂，需要各个部门的密切配合，因此，要保证技术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健全技术创新组织，以保证其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因而，对煤炭企业技术创新配套组织模式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TRIZ是解决工程领域技术难题的一套系统化的方法和理论。但不能直接用于企业组织创新，其主要原因是结构失效。企业组织创新主要基于事实和实例，因而TRIZ的应用受到局限。根据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以及本体论思想，企业组织的复杂问题可以转化为结构化问题。因此，在哲学与科学方法论层而上，工程领域创新与企业组织创新具有较好的相似性，并均以哲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为基础，认知发展与创造性思维是实现发明创造与创新的主要手段。目前企业组织创新多局限于理论层而的研究探讨，缺乏可操作性。通过解析TRIZ的过程与框架，来构建企业组织创基本框架与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一、TRIZ理论简介及评价
TRIZ是俄文“创新问题解决理论”的词头缩写，是指导人们进行创新活动的科学。它起源于前苏联，流行并发展于欧美，被西方国家誉为“神奇的点金术”；它使得创新走上了方法学的道路，克服了传统创新方法随机性、无序性等缺点，使创新走出了盲目的、高成本的试错和灵光一现式的偶然；它可以帮助设计人员在方案设计阶段快速地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概念方案，大大加快创造发明的进程，并且能得到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其两大革命性的成果包括：(1)总结出了技术系统的进化趋势。技术系统的进化和发展并不是随机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2)提供了一系列分析、解决问题的具体流程、方法和原理。
具体而言，TRIZ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创新设计问题解决工具：技术系统进化法则，物一场分析法，发明问题标准解法，发明问题解决算法ARIZ，技术矛盾解决矩阵，40个创新原理，39个工程技术特性，物理学、化学、几何学等工程学原理知识库等。这些工具为创新理论软件化提供了基础。从而为TRIZ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条件。实践证明，应用TRIZ理论与方法，可以增加80％―100％的专利数量并提高专利质量，提高60％―70％的新产品开发效率，缩短50％的产品上市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美国的创造学大师乔治・普林斯曾经评价过TRIZ理论，他说没有见过任何另外的发明理论和方法能像TPdZ这样给人们提供这么丰富多彩的既实用又充满想象力的思考工具，TRIZ不愧是一件瑰宝。TRIZ理论推广专家、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卢志扬教授认为，研究推广创新方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们的思维方式，现有TRIZ工具的传播和应用都是为了进一步改善人们的创新思维。TRIZ理论指导人们进行发明创新，是协助人们解决发明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体系，这种理论大大强化了人类自身的能力，直接将人的思路引向问题的核心部分。
二、煤炭企业内部组织创新动力
2000年以来，原中央属煤炭企业按照国家发展大公司、大集团的要求，制定了发展规划，进行快速发展壮大，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同时，国家对煤炭企业提出了分离企业办社会和辅业改制等。原有的组织结构已经影响到煤炭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组织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
1、环境因素分析。权变理论认为，组织是对外部环境连续的适应过程。一个组织结构受到环境的影响原因就在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一些组织面临相对稳定和简单的环境，另一些组织面临动态和复杂的环境。因为不确定性威胁着组织的生存，组织结构的调适就是减少环境不确定的一种措施。
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使我国煤炭企业面临着在组织结构上的新一轮调整。从国内环境看，煤炭行业“十二五”规划将煤炭兼并重组作为重要内容。“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用三年时间，通过兼并重组将煤炭企业由当前的11000家减少到4000家，锐减7000家。这预示着国内煤炭行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煤炭行业由极度分散正在走向集中。至2020年，国内煤炭行业亦将形成大集团竞争格局，从而以强大的实力赢得在全球煤炭市场的优势地位。
2、发展战略分析。企业创新行为最原始的动力是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企业自身生存与成长的动力是企业组织创新的根本动力。企业一个复杂的人造系统，维持自身生存和实现自身成长是企业的本能，来自企业生存与成长的动力是企业组织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随着素质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必然突破原有的组织形态，在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行为规则和组织流程方面有所创新，为下一步的成长奠定基础。
根据煤炭工业发展战略要求，现行煤炭企业组织模式很难适应当前发展。中国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发展迅速，中国煤炭工业的集团化布局正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快速形成。一方面全国各大煤炭企业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实行以煤为主、多业并举的发展战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难以实施综合经营战略；另一方面现行煤炭企业组织模式造成的分散投入，使企业难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因此，同绕企业发展战略进行组织创新，才能在组织上保证煤炭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
3、规模分析。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发展迅速，特别是2001年以来，煤炭主业的规模增长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神华集团、大同煤矿集团、山东兖矿集团、河南平煤集团、河南永城煤电集团、山西焦煤集团、山西阳煤集团、山西潞安集团等企业年煤炭产量都达到了
300万吨以上，神华达到了2亿吨以上、大同集团达到了1亿吨以上。同时，其非煤产业，如电力、焦化、建材、机电修造、服务贸易等多种产业也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有的已达到了企业的半壁江山。由于规模的扩大，也使得企业原有的人员和管理体制无法对各个单位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生产技术指导，许多带有行业特点的重大事项，集团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决策。
4、技术分析。我国煤炭企业近年来大力推进生产自动化、大功率化和信息化，许多新技术的应用，使国有煤炭企业的井下煤炭生产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幅度降低。同时，对煤炭工人技能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使得传统的靠人工到现场操作的方法获得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其他非煤产业，技术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自动化程度提高、集约化程度提高，对员工技术的要求更新换代，很难由一个单一的以煤炭管理为主的技术部门对企业进行管理，这使得原有组织结构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行业技术的特殊性和竞争的加剧，各产业的相关技术不断变化，也要求企业进行组织创新。
三、TRIZ促进煤炭企业组织创新的一般原理
应用TRIZ理论解决企业组织创新实际问题时，完全挪用工程领域的理论框架并不可取，解题工具仅仅利用40个创新原理和冲突矩阵使用面太窄。其一是TRIZ的很多原理不适用于企业组织，其二是企业组织的问题要比工程领域的创新求解复杂得多。
TRIZ给出了实现创新遵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创新始于识别有害冲突；在创新解决方案中，解决所识别的冲突并不破坏冲突结构；源于理想和功能之间矛盾的工程技术领域的冲突是有限的；由技术发展历史来获取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其局限性且只适用少数几类。
根据工程领域TRIZ与企业组织创新问题求解原理在科学方法层面上的一致性和煤炭企业组织问题的特点，通过下列步骤来完成企业组织系统化创新问题的求解方法的构建，见图1：
1、分析并充分理解TRIZ思维方法、工作原理和相关技术。根据TRIZ的思想和基本哲理，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深入分析TRIZ研究的原理、流程和方法，结合煤炭企业生产管理领域创新的特点，构建面向煤炭组织创新领域的TRIZ理论体系。针对煤炭生产经营管理的特点，在39个通用工程参数的基础上进行增减，确定生产经营管理参数，进而构建一个新的生产经营管理冲突矩阵，并且修改40个创新原理，作为改善的策略。充分运用物质一场模型功能描述的特点和76个标准解。拓宽解题工具。
2、从本体论的角度识别TRIZ理论的构成要素。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述，用于描述事物的本质。一般情况下，创新基于两个条件：一是某一特定领域或目标的信息与知识；二是创新的技术、方法与过程。从本体论的角度，创新问题求解可以看作是系统矛盾冲突问题的解决，并表现为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对应地确定企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的矛盾及其与信息和知识的结构对应关系。
3、根据对偶原理提供组织创新新视角。基于科学方法论，并根据对偶原理，参照TRIZ理论框架和实现技术，建立企业组织创新问题求解的原理。根据戈登提出的对偶法：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创新过程。二是学习过程。创新过程产生于变熟悉为新奇的过程，即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创新是将信息针对创新问题冲突重新安排。在抽象的哲学和方法论层次，非工程技术领域创新原理与TRIZ原理具有相似性。
4、为组织问题寻找等价的方法体系。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很多TRIZ工具并不适应于非工程领域创新，需要在本体变换的基础上针对非工程领域创新进行修正。通过采用本体论和系统理论来描述和表征组织创新理论框架，构建组织创新理论与实现技术框架。具体实现方法是根据对偶原理寻找企业组织创新方法体系。
5、用组织领域实例进行确证。根据非工程领域创新理论框架和基本思想，需要用组织创新领域的具体资料进行修改和验证，并且具体化地深入分析，这就需要根据事实进行确证，通过相关领域专家的工作对其有效性进行论证。由于组织创新问题的复杂性，问题的求解大多是依赖于已有经验的相似性对比。已有经验、实际案例、相关领域的问题求解的启发机制等都在非工程领域问题求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6、计算机辅助创新(CAI)。现代的CAI技术是“创新理论+创新技术+IT技术”的结晶，使TRIZ理论不再只是专家们才能使用的创新工具，降低TRIZ理论门槛的同时，也加速了TRIZ理论的传播应用。基于上述创新原理可以实现企业组织辅助创新系统。该系统是一个适应于企业组织创新的软件系统，可通过本体转换完成创新问题的表述、创新求解、创新知识管理和知识本体间的映射和转化。系统涉及到的企业组织创新原理，来自对于非工程领域创新原理的研究成果以及企业理论和企业组织创新理论，其中大量的管理案例和管理实践来自于主流的企业组织管理学著作。效应知识取自与企业组织密切相关的制度、结构、战略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非线性科学和复杂系统理论在管理科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
四、结语
根据工程领域创新原理可以看出，实现创新需要遵从创新思维规律以及大量的知识和结构化的创新方法的支撑。也正是如此，才使得工程领域创新问题求解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因此将工程领域创新理论TRIZ引入企业组织创新是可行的并且是可操作的，是解决企业组织创新基本技术框架和基本思想的重要工具和方法。因此，基于工程领域创新理论应用于组织创新问题的基本技术框架和思想，针对煤炭企业组织创新一般原理进行研究，对煤炭企业技术创新配套组织创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运用TRIZ理论提升大型煤炭企业技术创新效能及相关组织模式研究》(编号1154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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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世纪上半叶，被称为现代教育之父的夸美纽斯提出了普及六年初等教育的思想，创立了班级授课制，围绕班级授课制的需要又订立了相应的学期、学年和假期制，为推进普及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学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势头，对教师需求也随之增加，在这种形势下，于17世纪末叶师范教育产生，当时主要是一些培养教师的短训班和一些规模不大的师范学校。如1684年法国天主教兄弟会开办的“教师讲习所”，1694年德国哥达举办的师范学校等等。这些师范学校的出现，标志着对教师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和教师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到来。
18世纪后半叶，蒸汽机发明和在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
这种社会化大生产不仅给教育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学校教育要迅速扩大教育对象，给未来的劳动者以文化科学知识、机械原理和技能的教育，以便培养出适应机器大生产的新型劳动者。
学校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普及教育由必要性变为现实性，进而促使师范教育迅猛发展。到19世纪，各国都普遍设置了师范学校，由初等师范、中等师范到高等师范，形成了师范教育体系，使普及初等教育有了稳定的、高水平的师资来源。
2.发展时期
19世纪后半叶，工业生产进入电气化时代，生产水平提高要求劳动者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因此，各工业国不得不延长普及教育的年限，由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向普及中等义务教育转化。
高等师范教育因此而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中等师范教育也逐渐向高等师范教育转变。比如美国，1893年纽约州奥尔巴尼市把师范学校升格为州立师范学院起，到1917年取消中等师范学校，此后中小学师资均由师范学院培养。
德国在19世纪，小学和国民学校的师资一律由师范学校培养，由于工业化生产发展的需要，要在国民学校高年级开设专业课，相应要求教师要有大学文化程度。于是，德国于1926年在普鲁士邦成立第一批师范学院，并且确立了以高等师范为主、综合大学教育系为辅的师范教育体系。苏维埃政权也十分重视师资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
1917年10月革命胜利，第二年即召开全苏第一次师范教育会议，并颁布《师范学院新章程》，第三年即1919年便创建了全苏第一批统一的高等师范学校和缺陷儿童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即确定了从师范学校到师专、师院和大学教育系这样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
3.改革提高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社会开始转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作为知识智力社会，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量急剧增加，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脑力劳动者就已经占整个就业人数的40%以上，到70年代，即上升到50.1%。
所以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不仅继续延长中等义务教育年限，扩大多种类型的中学后教育，而且把迅速发展高等教育也提到议事日程;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到80年代，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大学毛入学率已超过60%。这种形势对师资在质量和多样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师范教育进行改革和提高。
第一，师范教育向高层次、高水平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对教师要求高学历水平加实习试用期。比如，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取消了中师学校，中小学教师一律由师院培养，现在各州将在大学里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年限由四年延长到五年，并规定综合大学毕业生若要选择教师职业，必须再接受一两年教育理论和教育能力的训练。
原西德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实行的师专招收高中毕业生培养小学教师的做法，改为现在由大学本科培养小学教师。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英国等对教师除高学历要求之外，规定教师候选人被正式任用前，必须有一年的使用期，德国和卢森堡则设立8至24个月的带薪实习期。
(2)为了保证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西方许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一方面，这些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以便使教师职业有相当的吸引力，如丹麦、德国、西班牙、希腊、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日本等国规定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其工作稳定、待遇高。比如日本，本世纪70—80年代，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超出国家公务员的16%.另一方面，对教师候选人要经过严格考核。英、法、德等国还要求在通过国家考试或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后，再经过一定时间的试用，实际考查合格者方可任用。据1985年日本调查，全国大学毕业生报名参加中小学教师任用考试的人数达20万人，而实际被录用的人只有3.5万人，可见进入教师队伍竞争之激烈。
(3)师范教育由职前教育向终生教育转变，教师在职进修已从自由选择教育变成了义务教育，即教师有义务或者说必须接受国家举办的在职进修教育以便更新知识，提高业务工作能力。20世纪70年代英国教育家詹姆斯·波特提出“师资三段培训法”，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在职教师继续教育环节，这一主张在世界上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为了鼓励教师在职进修，各地均订有加薪办法，如任何教师利用暑假、周末或夜间在大学学习有关学科而获得学分者，根据学分高低加薪，修满足够学分获得更高学位者，则按学位加薪。日本也制订了严格的教师进修制度和教师晋升、资格鉴定的考核制度，即使连续任教15年的教师，也要接受例行的资格鉴定考核。
一、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工作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媒体给予了高校工作的新形式
新媒体是以数字网络与移动网络通讯技术为依托，是一个巨大的网络体系，将PC平台与手机移动平台连接到一起，因而，在这个新的巨大的网络体系下，信息的传播具有即时性与便捷性，且其网络的覆盖面非常广泛。在笔者的调查当中，各大高校基本上都采用了新媒体的载体形式如微信、微博等平台来服务广大师生。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者不仅能利用新媒体的形式为学生提供资源与信息的便利，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形式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动态的监控，从而更容易地掌握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更好地服务学生，并对学生的思想观念进行良性的引导。
（二）新媒体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
众所周知，新媒体环境当中信息传播具有便捷性、即时性以及自由性，因而在网络条件极度发达的当今，各种信息与思想观念都能够通过新媒体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成长的关键时期，其接受到的信息的好坏能够直接影响到其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养成。因而，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用新媒体的广泛影响力为当代大学生搭建一个良好的信息平台，使大学生在利用新媒体技术开阔视野的同时，提高抵抗不良价值观的能力，积极主动地抵制不良信息，使其身心能够健康成长。
（三）新媒体的泛化性与共享性给教育管理带来了挑战
新媒体的泛化性和共享性给高校的管理工作者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由于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异常迅速，又因其有即时性、广泛性与匿名性的传播特点，使得大学生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就能够发表很多看法。比如，当学校发生某些重大或者紧急事件的时候，一些学生处于无聊或者恶意的心理就可能会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将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见即时且匿名地发表到网络上去，这样就会造成一些不确不实的消息得到传播，而又没有任何制约与限制，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了不便，使得学校的秩序与环境得不到正常的维持，有损学校名誉，造成学校公信力的缺失。
二、基于新媒体平台开展大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新路径
新媒体给高校工作带来了一些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不能因为当前新媒体给教学管理工作带来的一些麻烦就否定新媒体的优势，我们要客观地看待新媒体，更新自己的理念，探索新的管理方式。
（一）树立正确的新媒体理念
首先我们要转变传统的师生之间的观念与交流模式，让学生成为教育、教学的主体，与老师之间展开平等的对话，从而方便教育管理工作者本着“以生为本”的理念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利用新媒体的技术，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信息单向的传播方式变成双向甚至多向的传播方式，因势利导，发挥新媒体正能量的传播效果，激发学生的人格个性，相信学生的智慧与潜能，引导学生的思想并激发其创造能力，从而构建和谐、平等、交流、互动的现代师生关系。
（二）建立健全新媒体平台的管理机制
高校要做好监督与管理的工作，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新媒体平台做好适当的监管与引导工作。新媒体作为一个传播非常迅速的平台，任何人都可能是信息的者与传播者，因而高校要做好管理与监督的工作，时刻为新媒体平台把关，正确引导媒体平台上面的内容，监管其不合法、不合理的内容，遇到违规的内容应该及时删除，进一步增强新媒体的亲和力，给学生营造最为和谐与纯净的网络环境。
（三）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育管理工作者队伍
关键词：班主任；智慧型；德育
一、案例展示
这一届学生都是1997年前后出生的中学生，他们最典型的社会环境是受到大量信息的包围。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90后的生活。随着信息技术与电子产品的普及，班上的学生几乎人人都有QQ号码，经常上网聊天玩游戏的也不在少数。但仍有学生存有侥幸心理，忍不住把手机带到了学校。我以往都是只要发现学生拿出手机，就当场没收，然后由家长来取。
周四下午学生有一节自习课，我和平时一样到教室看看，走到门口，我扫视了一下全班学生，大家都在认真学习，只有小王一直低头在看什么，我慢慢走过去，这时她听到动静，马上抬起头，迅速地把手里的东西放进桌洞。我走到她面前，她也看了我一眼，脸上明显泛红，赶紧又低下了头。其实，我能猜到她刚才是在玩手机，因为她在放东西的时候，我看到了明显的亮光。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伸出手去，谁知她的反应相当激烈：“你凭什么收我手机，国家规定你没有没收他人财物的权利！”我心里的火一下升腾起来，我倒有些紧张了，如果小王就是不肯交，那我这个班主任该怎样下台呢？我还是平静地和她说：“老师没有说没收，只是暂时保管！”她回我一句：“你刚才又没有跟我说暂时保管！”我安抚她：“行，但你先把手机交上来，我代为保管，我答应给你申辩的机会，下课后找我。”看情况不对，我主动做出了撤退。小王虽然还是不情愿，却也不好再争辩，把手机交到了我手上。
一下课，她立即尾随我到了办公室，想要回手机。理由还是咬住她没“玩”手机，她在查资料。我做出由我替她关机保管一周之“处罚”，然后要求她再写一个《没有手机的日子》的随笔，虽然她一脸不乐意，但还是答应了。周四如约把手机还给她。周五一份随笔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
周一开学的时候，已经有点习惯不用手机，上课也不再一直摸手机盼着几点下课。慢慢开始认真听课，发现认真听课就会感觉一节课的时间特别短：数学老师讲三四道题就下课了，英语讲半篇文章时间也就过去了，语文才把诗讲一半就下课了。认真听课就发现上课的时间特别短暂。
周二已经很习惯没有手机的日子了，虽然有点想念有手机的日子，不过没有手机过得也很充实。不用手机查答案问“度娘”，问老师也是一样的。
周三对手机已经比较无感，倒是早晨看同学们踢毽子更有兴致，迫不及待地期待大课间活动。
……
总之，没有手机的一周感觉整个人充实多了，上课也开始认真听课了，反而拿到手机的时候不知该用手机干什么了，拿上还有点怪怪的感觉，感觉不是自己的东西一样。
……
周五的班会上，征得小王同意，我在班会上给全部学生读了她的随笔，随机趁热打铁召开《手机的利与弊》的辩论会。理越辩越明，学生达成共识：手机可帮助我们获取更多资讯，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一些便利，但我们在学习生活中不能过分依赖手机。大家都支持班上的规定，不把手机带到学校。住校生为方便联系家长即使带了手机，在上课期间也要关机，不能拿出来，回到宿舍再开机，班上的手机潮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息。
二、处理方法反思
1.面对学生玩手机，我第一反应是非语言的暗示，尽量减少影响的范围。
2.在没收的时候，没有采取过激的言语刺激，以“暂时保管”替代“上交”。
3.在遭遇学生的消极对抗之后，做了适当的让步，主动降低目标，保住底线（上课玩手机是违纪，要有一定的惩罚，不可以简单地归还）。
【关键词】评价理论 美国每日新闻会 态度资源
一、引言
评价理论是James R. Martin在Halliday的人际系统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关注说话者/作者对人物、地点、事物、事件、现象等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及如何协商、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王振华， 2001）。评价理论近年来一直是语言学家研究的热点，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各个方面。评价理论即评价系统，本身又分成介入、态度、级差三个子系统。而态度子系统又可进一步分为情感、判断和鉴赏三个小系统。
本研究以评价系统中的态度系统为理论依据，从美国国务院官网节选30篇每日新闻会的内容（因提问者众多且来自不同国家，研究变量较大，故仅选用发言人部分）为语料，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美国官方外交语篇中的评价资源分布和运用情况，旨在发现发言人是如何运用语言达到政治外交的目的，并提升国家影响力和软实力的。
二、理论依据
在《评估语言――英语评价系统》（2008）一书中，Martin 和White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语言评价系统框架。介入是指衡量说话人/作者的声音和语篇中各种命题和主张的关系。级差是指说话人把人际印象和言语容量分级或把语义类型的焦点变模糊或变清晰的一系列价值。而态度系统是整个评价系统的核心。所谓“态度”，是指说话人用来做判断，把情绪和情感反应与参加者和过程联系起来的各种价值。
态度也就是表达感情的方法，包括情感、判断、鉴赏三个子系统。情感涉及人们正面或反面的感情；判断涉及人们对行为的态度；鉴赏则是对一些现象是否有价值的评估。换言之，情感是情绪性的，是对行为的反应；判断是伦理性的，是对行为的评估；鉴赏则是美学性的，是对现象的评估。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每日新闻会中发言人运用鉴赏资源最频繁（43.2%），情感资源（39.4%）的运用次之，而判断资源（17.4%）是运用最少的。由此可见，在美国每日新闻会中态度意义主要通过鉴赏资源来表达，其次是情感资源。发言人是政府的代表，发言人的态度即政府的态度，由于鉴赏资源是对现象的评估，发言人在回答提问者提出的问题时，会尽量保持客观的态度，就事论事，而不是像普通场合一样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但看似矛盾的是，情感资源的运用频率并不是最低，这是因为，在表达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时，人不可能没有情感因素的参与，政府也是如此。在每日新闻会中，发言人会代表政府表达支持或者反对已发生的事件。同时因为每日新闻会与正式的新闻会相比，是更偏向口语化的形式，所以发言人也会不可避免的需要表达个人的好恶，但这些态度资源对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而判断资源是对行为的评估，是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在政治外交类语篇中出现的频率都不会太高。
例1：MS. HARF： First， on Libya， we strongly condemn today’s assassination of Tripoli’s police chief， Colonel Mahmed Sweissi.
面对全世界人民都会谴责的利比亚暗杀事件，发言人运用情感资源condemn，明确的表示出美国政府与大家的观点相同，有利于树立好的国家形象。
例2：MS. PSAKI： Well， I think if both sides were willing to make the tough choices required that perhaps the negotiations would be ongoing.
面对提问人关于美国以及巴以问题的犀利提问，发言人运用判断资源tough表达出美国对于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怀疑态度。
例3：MS. HARF： I don’t want to make that link at this point. Clearly，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work towards a denuclearized North Korea. That’s an important process.
对于核武器这样的重大问题，发言人运用鉴赏资源important来表明美国政府很重视这个问题，撤销核武器是必须的。这说明美国在政治外交中，面对原则问题时，绝不退让的态度。
四、结论
本文运用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分析了美国每日新闻会中发言人用语的态度资源，发现鉴赏资源的使用频率最高，情感资源次之。同时通过定性分析发现，发言人运用不同的态度资源来表达美国政府对于不同问题和事件的立场和看法，可以在无形中达到美国的政治外交目的，而且可以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校体育 日美教育 软实力
[作者简介]袁辉明（1965- ），男，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山东 淄博 255049）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7-0098-02
一、前言
自1990年3月美国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以来，西方学术界迅速掀起了研究软实力学说的热潮。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软实力”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教育是构成一个国家或民族软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观点几乎成为所有研究者的共识。①就连约瑟夫・奈本人也认为：“软实力所鼓励的是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不断追求长远的目标。”②由此可见，教育不仅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软实力中其他诸要素，如文化、价值观念、制度吸引力、民族凝聚力、政治价值体系等得以延续和传承的认知基础和必经之路。既然教育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那么对教育价值观和教育理念的追求就成为世界各国高校教育发展的核心要求和重要思想。
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所谓“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是指在高校体育教育领域发生的与该国或该共同体高校体育教育文化、体育教育理念、体育教育意识、体育教育制度安排、体育外交政策、体育政治约束、体育人才需求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价值体系和观念认识的总和。由于美日两国是全球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变迁的两种重要表现，所以本文拟对这两个国家的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作一系统的介绍和梳理，以期发现对中国发展教育软实力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另外，笔者在研究美日两国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发展历程基础上，还论证了两国发展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经验和优势，以期为我国高校体育教育提供参考。
二、美日发展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主要特点
（一）美国发展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特点
1.开放性是美国发展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特点。在美国的大多数人看来，高校体育的重要功能是强身健体和娱乐身心，至于比赛只是展现高校体育教育成果的一种方式而已。有人做过调查，89%的美国民众认为高校体育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健康身心和提高身体素质。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美国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设以教育价值和休闲活动为主题的高校体育公园和高校体育设施。③高校体育活动的具体组织则由高校体育协会和高校体育俱乐部等团体承担，政府只起疏通、引导和联络的作用。
2.规范高效的俱乐部体制是美国发展高校体育教育的显著特征。各种形式的高校体育健身和竞技俱乐部是美国高校体育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为了大力发展高校体育教育事业，美国高校还制定了较为严格的俱乐部管理制度，美国高等教育管理机构认为：“高校体育教育为强健体魄的目的所做成的各种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橄榄球俱乐部、排球俱乐部、乒乓球俱乐部、田径俱乐部等必须是以自愿、引导和非营利为目的。”④这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营利性高校体育教育俱乐部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区别。
3.法治管理理念是美国高校体育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满足广大高校教师和学生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质量和健身健心的需求，联邦政府制定了各种高校体育政策，通过了发展高校体育产业化的诸多法规，这些都为美国高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二）日本发展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特点
近年来，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高校体育软实力的发展，并通过各种措施促进高校体育教育事业的完善和创新。⑤日本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发展和变迁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1.日本高校体育教育的“大众化”价值理念。日本于 1961 年制定了“高等体育教育振兴法”，开放了学校和公园，为大学生和大学教师参加高校体育活动提供方便。随后各个大学的体育教育逐渐适应了这一趋势，并开始走向大众化（sports popularization）。如今，日本国民重视高校体育锻炼，并非为了将来获得奖牌，而是为了富民强国，锻炼身体。在大众化的潮流之中，高校体育竞技项目逐渐走向民间，走出校园，成为全民健身的一大法宝。日本高校体育教育的“大众化”价值理念体现了一个成熟的体育强国的发展新思维，具有极大的国际感染力和吸引力。
2.日本高校体育教育的“生活化”思想取向。法国思想家拉美特里说过：“人不是简单的机器。人是在生活中，而不是在机械的锻炼中。”为了适应生活化的发展趋势，日本政府还把高校体育作为政府为民服务、提高国民素质、代表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来抓。⑥日本高校体育教育的“生活化”思想认识不仅为日本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大大创生了为世界所佩服的体育教育软实力资源，其意义非同寻常。⑦
三、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投资。中国不仅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了世界上总体规模较大的高等教育硬件体系，而且也在不断完善高等体育教育的软实力资源。借鉴美日发达国家发展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经验，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凸显自己的特点。
（一）注重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文化导向性
李力研曾经指出，“东方体育是一种哲学体育，其实质是对宇宙的把握；西方体育是一种物理体育，其实质是对生命的展现”。⑧不同国家的高校体育教育机制，既有人类共性，又具有民族特性。中国高校体育教育是一种以公有理念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内向文化；美日高校体育教育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以民族精神或宗教为核心的外向文化。中国高校体育教育文化既注重内在的精神修养，又注重外在的形体修炼，既主张内外的兼顾，又注重形神的统一；美日高校体育文化的价值观体现在推崇个人主义，注重竞技等特点上。基于此，我们就要特别注重中国高校体育软实力的文化导向性，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既显示出国际化的特点，又要不失自己的特色。由于高校体育软实力是指高校教育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吸引力、个人精神力量以及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的综合，所以，我国要实现高等体育教育的现代化，就必须把握好体育文化的传承，延续好体育精神的发扬，振兴好体育理念的和谐。
（二）重视高校教育软实力的社会传播性
历史发展到今天，借助于网络和多媒体传播技术，人们可以在瞬时即可获得足够多的体育信息和资料，从而使体育价值的传播变得快捷。中国高等教育软实力资源的社会延展性也因为传播手段的提高而变得更加真实和方便。客观上，美日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社会传播具有较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而中国高校体育教育软实力的传播则带有明显的内在性和非公开性。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体育产业政策的公开性、公正性和透明性，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国际教育软实力资源。
（三）要大力提倡高校教育软实力形式的多元性
在国家高等体育教育政策的鼓舞和激励下，中国的各高等学校除了借校办运动会的平台以外，还充分利用了地区运动会的机会，在校园内外大力营造体育文化的扩展氛围。就高校体育文化的对外传播模式而言，美日特别注重高校体育教育的大众化和生活化理念；而中国则应该特别注重体育高等教育的国民性、精英性和专业性理念。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我们应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不断拓展高校体育教育国际化交流理念，大力培养高校体育教育精神，逐步实现高校体育设施服务体系社会化。
[注释]
①（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陈景彪，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84.
②（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何小东，盖玉云，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139.
③虞荣娟.中美德日大众体育比较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4）：40.
④光.美国大众体育设施概况[J].中外群众体育信息，2008（3）：17.
⑤张建华，陈青.体育文化力的内涵及特征[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6）：50.
⑥舒其伟.中日大众现状的比较研究[J].四川体育科学，2004（6）：87.
的关键词：贝塞尔曲线；样条插值；利率期限结构；聚类分析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6-0085-04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无风险利率是金融市场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之一，它的实质是资金的价格，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相同的风险水平下，利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数量关系，或者说是理论上的零息票收益率曲线。它是资产定价、金融产品设计、套期保值、套利以及投资等的基础，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一直都是金融学中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基本的课题。利率期限结构的模型大体分为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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