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2 17: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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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xx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xx省xx市xx路xx号。
法定代表人杨xx，总经理。
被申请人xx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xx省xx市xx路xx号。
法定代表人马xx，总经理。
申请事项：依法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请人xxx万元银行账户存款或同等价值的其它财产。
事实和理由：
2011年5月3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订《xx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申请人承包被申请人的'xx工程，合同就承包价格、工程结算及付款方式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申请人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在2012年7月5日完工，2012年10月5日，经双方结算，工程款xxx万元，扣除已支付的工程款，尚欠工程款xxx万元至今未给付。
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为使将来判决得以顺利执行，特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裁定。
此致
xx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范文2】
申请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被申请人：
住所地：
因王某诉B公司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贵院于29年1月12日下发(28)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将申请人银行存款3万元予以冻结，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不服，依法申请复议。
复议请求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8)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3万元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与上述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的原告王某和被告B公司都从来没有过业务往来，申请人不是上述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的当事人。另外，经贵院通知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出庭的北京市A公司与申请人亦为不同的民事主体，产权各自独立、财务也各自独立核算(见申请人营业执照)。申请人作为上述案件的案外人，贵院(28)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将申请人的银行存款3万元予以冻结显属错误。现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特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8)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3万元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此致
财产保全申请书一
申请人：XXX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被申请人：
住所地：
因王某诉B公司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贵院于2016年1月12日下发(2015)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将申请人银行存款50万元予以冻结，现申请人对上述裁定不服，依法申请复议。
复议请求
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5)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50万元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不是上述拖欠租赁费纠纷一案的当事人。
经贵院通知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出庭的**市A公司与申请人亦为不同的民事主体，产权各自独立、财务也各自独立核算(见申请人营业执照)。
申请人作为上述案件的案外人，贵院(2015)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将申请人的银行存款50万元予以冻结显属错误。现申请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特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5)某民初字第1111号《民事裁定书》，并将申请人被冻结的50万元银行存款予以解冻。
此致
某某人民法院
申请人：
申请日期：年 月 日
财产保全申请书二
1．格式 财产保全申请书
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
职务、住址）
被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
和职务、住址）
请求事项：
请求人民法院对被申请人的下列财产进行诉讼保全：
1．……
2．（写明财产的位置、数量、金额等情况）
本申请人提供如下担保：
1．……
2．……
特此申请。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
概念：
复议申请书，是指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因不服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的决定或裁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请求对该决定或裁定进行复议审查并变更原决定或裁定的法律文书。
格式：
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因不服_______人民法院_____年____月_____日（___）_____字第___号（裁定或决定），特申请复议，理由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________年____月___日
附：证据及资料
文书格式与范例：
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XX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XX市XX区XX路XX大街XX号院。
法定代表人：李XX;职务：董事长；电话：XXXXXXXX
申请人因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2013年1月12日（X）民字第9号裁定，特申请复议，理由如下：
申请人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被申请人XX市XX科贸有限公司一案，已于2013年1月10日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所欠工程款、违约金、赔偿损失，计1,550,000元。贵院受理后，被申请人为了阻止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执行，其已开始与其未到履行期限的合同债权人洽谈偿还其债务。贵院如不对被申请人在中国建设银行XX分理处的银行账号为XX-XXXXXXX的存款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申请人赢得本案诉讼后，也会因被申请人无力偿还而使将来的生效裁判不能顺利执行。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特此提出复议，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13年1月12日（X）民字第9号裁定，并裁定准予申请人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
此致
XX市XX人民法院
一、纠纷的形成及处理
2005年11月28日，山东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B公司）与香港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S公司）签订了从马来西亚进口30000吨铁矿砂的合同，合同约定铁矿砂铁含量不低于61.5%，二氧化硅含量不高于6.5%.合同签订后WB公司依约申请中国建设银行某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开出可转让信用证，第一受益人为CS公司，第二受益人为马来西亚某运输公司即马来西亚出口商（下称MR公司），第一受益人的通知行为香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下称汇丰银行）。2006年2月货物装船后，MR公司将全套议付单据寄给作为转证行的上海汇丰银行，由作为第一受益人的香港CS公司换单后将单据寄开证行建设银行要求付款。在议付单据到达开证行尚未付款前，货物先期到达日照港，在卸货过程中WB公司发现货物表面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申请人遂委托当地的中国商检机构检验货物，中国商检出具的检验报告结果为铁含量56.75%，二氧化硅含量9.98%，与出口商提供的SGS检验报告大相径庭。WB公司一边向卖方提出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同时通过开证行以不符点为由拒付了信用证。第一受益人CS公司作为中间贸易商也对第二受益人的做法很愤慨，表示让WB公司与其配合共同向MR公司索赔，但在WB公司及CS公司向第二受益人提出降价的要求时，遭到了第二受益人的拒绝。
根据WB公司侧面了解的情况，马来西亚出口商因货在装货港被人盗卖，为满足数量要求，将堆场的泥土一块装上凑数。三方就价格及赔偿问题协商一月之久未果，后马来西亚出口商通过议付行发电开证行建设银行要求立即退回全部单据。经了解，CS公司和MR公司都不是有实力的公司，一旦退单，再追索损失几无可能，所以必须对提单及其项下货物采取保全措施，当然由CS公司出面申请法院保全最好，因为其与马来西亚公司有直接的买卖合同，但CS公司系一香港公司，在大陆申请必须办理营业执照、委托手续等的公证，需要约十天的时间，根本来不及，而且CS公司与MR公司的买卖合同约定有仲裁条款，申请诉前保全法院不一定会支持，所以只能由WB公司申请法院对单据及其项下货物保全。WB公司与CS公司虽然在买卖合同中也有仲裁条款，但一旦法院提出异议，双方随时可以变更；WB公司与MR公司虽无合同关系，在申请中，为确保法院能支持请求，在申请书中以CS公司与MR公司合谋欺诈构成共同侵权为由将马来西亚公司与CS公司均列为被申请人。因在建设银行扣押提单时间上已来不及，WB公司选择在上海汇丰银行扣押提单，次日上午向法院提交了扣押议付单据并查封货物的申请及担保，第三日上午法院赶到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将信用证项下议付单据全部扣押。马来西亚MR公司得到汇丰银行关于议付单据被扣的消息后，马上通过使馆、商会等给法院、申请人及汇丰银行施压，要求退还单据、解封货物，同时委托律师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以WB公司与MR公司双方无合同关系、单据所有权归马来西亚公司、扣押超标的等为由要求解除保全措施，同时也表示愿意三方坐下来协商处理。
在法院就MR公司的复议申请进行研究答复期间。申请人WB公司一边和MR公司协商，一边督促CS公司办理相关申请手续，以备一旦法院下达解封手续，由CS公司申请法院继续保全，并将此意见明确告诉MR公司。三方经过近半个月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MR公司赔偿WB公司11万美元。
二、案件主要涉及的两个法律问题
仲裁协议项下的诉前保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保全申请人必须在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15日内提讼，否则法院就应解除或撤销保全裁定。这一规定似乎意味着进行诉前保全后，申请人必须以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这样就使得当事人若希望在申请仲裁前进行财产保全成为不可能。而保全程序在仲裁程序中同样是重要的，在申请仲裁前如无法进行财产保全，就有可能会给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的机会，最终造成仲裁裁决执行的困难。而我国《海事诉讼法》中则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有关海事纠纷未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可以向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讼，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这一规定使得诉前保全与仲裁程序很好地衔接起来，申请人申请了诉前保全后可以进入仲裁程序，从而更好地保护申请人的权益。笔者认为，从《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来讲，15日内提起的“诉讼”应包括“仲裁”，《海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是最好的诠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对选择仲裁后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措施法官一般也会支持。我国正在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酝酿着民事诉讼法典的出台，海事请求保全的这些合理规定一定会被民事诉讼法典所采纳，使我国的财产保全制度更趋明确、完善。
（二）对信用证项下单据尤其是已议付单据能否扣押
笔者认为，在信用证项下单据没有议付的情况下，因货物所有权及代表货物所有权的提单属于受益人，一般也是买卖合同的出口方的动产，毫无疑问对单据是可以扣押的，但如果国外议付行已议付，则需进一步探讨。
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下称UCP500）第10条规定：“议付意指被授权议付的银行对汇票及/或单据付出的对价。仅审核单据而不付出对价不能构成议付。”《UCP500》中虽然对“议付”一词作了定义，但对议付行在议付后享有什么权利在《UCP500》中规定的很模糊，实际上“议付”究竟是买入抑或是“抵押”性质的融资，已议付的单据所有权属于议付行还是受益人，在国际银行界也没有统一的认识。这被归属于国内法律管辖的问题。各国法律界对此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一种观点认为议付行议付单据后，因为支付了对价，相应取得了单据和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所有权，议付行向受益人追索时必须从开证行拿回受益人提交的已议付单据并退单给受益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议付行议付单据后，受益人的单据只是以“抵押”方式抵押给了议付行，单据和单据所代表的货物仍属于受益人的动产，议付行只是抵押权人，不拥有对单据和单据所代表货物的所有权，议付行也不须等取得退回的单据后，再向受益人行使追索权。笔者认为，解决了所有权问题，能否扣押就简单了，除非法律有明确的或禁止性的规定。一般来说，对议付单据的所有权认定问题，应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主要看受益人提交的押汇申请书以及议付行与受益人签署的押汇协议是如何约定的。如果按双方的意思，议付行议付单据就取得了单据和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所有权，则法院就不能扣押单据，如果仅取得单据的抵押权，则可以扣押，当然银行仍可以抵押权人的身份主张优先受偿权。
申请执行人黄刚。
被执行人肖国宁等。
异议人雷宪祖。
法院在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过程中，异议人以法院查封其住所南宁市教育路1号1栋2单元603号房及牌号为桂A-10048的小轿车不当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请求予以解除查封。
1999年9月30日，法院在审理原告黄刚诉被告肖国宁等合伙纠纷一案中，根据原告黄刚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法院对被告肖国宁所有的奥迪牌小轿车（牌号为桂L-60658）进行扣押。同年11月1日，被告肖国宁以工作、生活急需用车为由，由朋友雷宪祖以同时购买的奥迪牌小轿车（牌号为桂A-10048）做为抵押，请求法院将扣押措施改为活封，并“保证取回轿车后随时听从法院通知，决不将轿车转让、抵押、变卖、销毁”。鉴于雷宪祖在肖国宁的申请书上签署了“同意用桂A-10048担保，以个人名誉负责”的字样，法院同意对桂L-60658小轿车采取活封。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被执行人肖国宁及桂L-60658小轿车均下落不明，已查封的肖国宁所有的房产尚不足以清偿本案债务，法院遂责令雷宪祖将桂A-10048小轿车开至法院听候处理，并对其住所南宁市教育路1号1栋2单元603号房进行了查封。
尚查明，牌号为桂A-10048的小轿车登记车主为陈静彪，异议人雷宪祖主张已向陈静彪购买该车，但没有到登记机关办理过户手续。上述购车事实，异议人雷宪祖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车主陈静彪亦未出庭作证。
二、裁决：
法院认为，异议人雷宪祖在肖国宁的申请书上签署了“同意用桂A-10048担保，以个人名誉负责”的字样，即表明异议人雷宪祖自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的两种方式为肖国宁提供担保：一是以桂A-10048小轿车提供抵押担保，二是以个人名誉提供保证担保，担保内容就是担保肖国宁在申请书上注明的“保证取回轿车后随时听从法院通知，决不将轿车转让、抵押、变卖、销毁”。现被执行人肖国宁及桂L-60658小轿车均下落不明，雷宪祖就应向法院承担担保责任。但由于牌号为桂A-10048的小轿车登记车主为陈静彪，雷宪祖未能在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陈静彪购买该车，法院根据本案法律事实认定雷宪祖以桂A-10048小轿车为肖国宁提供抵押担保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行为无效。故雷宪祖对本案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而保证责任的范围应限定在桂A-10048小轿车的评估价范围内。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对异议人雷宪祖的住所——南宁市教育路1号1栋2单元603号房进行查封，以追究保证责任的措施并无不当，法院不予解除查封。对桂A-10048小轿车，经法院审查，已确定不做为抵押物，则由异议人雷宪祖领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条第1款、第69条第2项、第5项的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驳回异议人雷宪祖提出的解除查封其住所南宁市教育路1号1栋2单元603号房的请求，本案继续执行。
三、评析：
本案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异议人雷宪祖替肖国宁向法院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有效，以及担保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和责任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反之合同无效。异议人雷宪祖购买桂A-10048的小轿车，没有到登记机关办理过户手续，又未经原车主陈静彪的证实，用该车替肖国宁提供抵押担保。法院只能根据法律事实及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精神，确认异议人雷宪祖用该车替肖国宁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无权处分行为，行为无效。
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本案而言，无效合同是指异议人雷宪祖以桂A-10048的小轿车替肖国宁提供抵押担保，而与法院形成的担保合同。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中，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过错。因异议人雷宪祖将车辆作抵押担保时，法院对桂A-10048的小轿车登记车主为陈静彪这一事实是明知的，所以通过确认抵押合同无效而单方追究雷宪祖的过错责任，无异于引火烧身。那么异议人雷宪祖对本案就不需承担责任了吗？显然不是，当时法院是在雷宪祖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才对肖国宁的车辆采取活封的，雷宪祖当然应对本案负责。所幸异议人雷宪祖在肖国宁的申请书上签署了“同意用桂A-10048担保”的同时，还签署了“以个人名誉负责”的字样，这足以说明雷宪祖当时在替肖国宁提供抵押担保时，还采取了保证担保的形式，故当抵押担保合同无效时，异议人雷宪祖就要承担次位的保证担保责任。进而这就促使法院将执行方向从桂A-10048小轿车转至雷宪祖的个人财产——住房。
那么异议人雷宪祖究竟要在什么范围内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呢？总体上是应根据异议人雷宪祖当时愿意以车辆担保的意思表示，参照车辆的评估价，确定责任范围。但因为存在车辆折旧、价格走低的问题，仍有两种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是按桂A-10048小轿车现在的评估价确定保证担保责任范围；另一种意见是按做出保证时，桂A-10048小轿车的评估价确定保证担保责任范围。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因为当时雷宪祖首先做出的是愿意以车辆担保的意思表示，假使抵押合同有效，今天才处理车辆，必然要按现在的评估价确定责任范围。虽然本案抵押合同无效，但仍然是到现在才追究保证责任。所以按目前的评估价确定责任范围，更符合异议人雷宪祖当时的意愿。
第一条 为了正确处理房地产纠纷，加强房地产业管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范围内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房地产纠纷的仲裁。
第三条 市、县（市）、区房地产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是同级人民政府组织设立的受理本辖区城市房地产纠纷的仲裁机构。
市仲裁委员会对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工作实行指导、协调、监督。
第四条 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原则：
（一）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二）对受理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第五条 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章 仲裁组织
第六条 仲裁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组成人员应是单数。
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仲裁办），负责组织日常仲裁工作。
第七条 仲裁委员会可配备具有市仲裁委员会颁发的岗位证书或聘书的专、兼职仲裁员。专、兼职仲裁员在执行仲裁时，享有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八条 办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应组成仲裁庭。仲裁庭由首席仲裁员一人和仲裁员若干人组成。仲裁庭组成人员应是单数。
简单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可由一名仲裁员独任仲裁。
第九条 仲裁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如实记入笔录，由仲裁庭成员签名。
仲裁庭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可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第十条 仲裁庭成员（包括翻译人员、勘验人员、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它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的。
第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人员回避，应当说明理由，并在案件开始办理时提出；如回避事由在开庭办理以后知道的，也可以在仲裁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第十二条 仲裁办主任担任首席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员担任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办主任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第十三条 对申请回避作出的决定，可以采取口头或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对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对案件的办理。
第十四条 仲裁工作人员营私舞弊、滥用职权，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受理与管辖
第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下列房地产纠纷案件：
（一）公有房产在承租、转租、转让、抵押、转兑、联建、互换、修缮、托管、买卖、损坏等方面发生的纠纷；
（二）私有房产在赠与、交换、买卖、分割（析产）、典当、租赁、抵押、修缮、代管等方面发生的纠纷；
（三）由于房屋产权和使用权争议所引起的土地纠纷；
（四）基本建设动迁安置纠纷；
（五）因委托估价而发生的房产纠纷；
（六）涉外房地产纠纷；
（七）有关房地产的其它纠纷。
第十六条 下列房地产纠纷不予受理：
（一）单位内部因分配住房引起的纠纷；
（二）调解书、仲裁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又没有新的事实发生的案件；
（三）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并审结又没有新的事实发生的案件；
（四）因违章建筑的买卖、租赁等引起的纠纷；
（五）因离婚所涉及的房屋纠纷；
（六）家庭成员及其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因房屋使用引起的纠纷；
（七）对公证内容有争议产生的纠纷；
（八）因继承房产引起的纠纷；
（九）由行政管理部门依照行政管理职权处理的房地产争议；
（十）对房地产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引起的纠纷。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时效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的二年之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符合受理范围的房地产纠纷案件，一般由争议标的所在地的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管辖。
在本市有重大影响和涉外房地产纠纷案件由市仲裁委员会管辖。
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理权的或县（市）、区仲裁委员会之间在管辖方面有争议的案件，由市仲裁委员会管辖或指定管辖。
第四章 当事人及其人
第十九条 房地产纠纷的当事人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公民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及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由其法定人（监护人）代为参与仲裁活动。
第二十条 当事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人（监护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为人代为参与仲裁活动。
委托他人，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委托人承认、放弃或变更请求事项，进行和解和提起反诉，必须有被人的特别授权。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的近亲属、律师、社会团体和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仲裁委员会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被委托为参与仲裁活动的人。
第二十二条 对当事人争议的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出申请，成为仲裁当事人。
对当事人争议的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办理结果同其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仲裁或由仲裁庭通知其参与仲裁活动。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有权在仲裁中陈述理由，进行辩论，提供证据。
经仲裁庭许可，当事人可以查阅、复制有关材料。
第二十四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申请人有权放弃请求。被申请人有权提起反诉。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必须遵守仲裁秩序，履行调解书、仲裁决定书、裁定书确定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人及其他人员干扰仲裁秩序、阻碍仲裁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情节较轻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仲裁程序
第二十七条 申请仲裁，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认为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
（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具体的请求事项和事实根据；
（三）符合仲裁受理范围和管辖的区域；
（四）双方当事人签定书面仲裁协议书。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向仲裁委员会递交申请书，并按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申请书应按规定事项填写。
第二十九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仲裁委员会立案后，应及时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在十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
被申请人未按时提交或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办理。
被申请人提起反诉的，仲裁委员会认定反诉与该案有关的，可以合并办理。
第三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资料、原始凭证及其它材料。
仲裁委员会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必须保密。
第三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委托有关部门作现场勘验或对物证进行技术鉴定。勘验笔录和技术鉴定书应由勘验或鉴定人员签名盖章。
第三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认为必要或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它原因，使裁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本案所涉及的标的作出保全措施的裁定。
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措施，须由提出保全的申请人提供担保，拒绝提供的，驳回申请。提出保全申请一方败诉的，应当赔偿对方因采取保全措施所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对保全裁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三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在办理案件时，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调解应遵循自愿与合法的原则。
第三十五条 对经调解达成的协议，经当事人签名后由仲裁委员会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由仲裁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
调解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六条 对调解不成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反悔，以及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仲裁庭应进行裁决。
第三十七条 开庭办理的案件，仲裁委员会应将开庭时间和地点提前三天通知当事人。
申请人接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销申请处理。被申请人提起反诉的，可以缺席裁决。
被申请人接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期开庭：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因当事人申请回避，使案件不能进行办理的；
（三）需要重新调查核实证据的；
（四）因其它原因需要延期开庭的。
第三十九条 开庭时，由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仲裁庭组成人员和仲裁庭纪律，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开庭办理时应认真听取当事人陈述，出示有关证据，组织当事人辩论，依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的顺序征询最后意见进行调解；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进行裁决。
书记员应将仲裁庭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仲裁人员和书记员签名。笔录经双方当事人或委托人阅读后签名，拒绝签名的，记录在案。
第四十条 对裁决的案件，应当制作仲裁决定书。仲裁决定书应当写明：
（一）案由、请求事项、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裁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
（三）裁决结果和仲裁费用的承担；
（四）仲裁决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仲裁决定书由仲裁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
第四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下列事项应作出书面裁定：
（一）驳回申请；
（二）准予或不准予撤回申请；
（三）中止或终结仲裁；
（四）补正裁决书中的笔误；
（五）同意采取保全措施；
（六）其它需要裁定的事项。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仲裁：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确定新的当事人参加仲裁活动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仲裁活动的；
（四）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结案的；
（五）其它应当中止的情况。
中止仲裁的原因消除后，恢复仲裁程序。
第四十三条 申请人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申请仲裁权利的，终结仲裁。
第六章 送达
第四十四条 送达仲裁决定书、裁定书、调解书，应直接送交受送达人。本人不在交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指定代收人的，交代收人签收。
送达仲裁决定书、裁定书、调解书应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
受送达人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四十五条 受送达人及其同住的成年家属拒收仲裁决定书、裁定书的，送达人应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仲裁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处或所在单位，即视为送达。
第四十六条 直接送达仲裁决定书、裁定书有困难的，可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四十七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章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的，可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第七章 执行和监督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或仲裁决定书，应当履行。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仲裁案件，人民法院认为仲裁机构的裁决或调解确有错误的，可裁定不予执行，并书面通知仲裁机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书、裁定书认为有错误或对送达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可在仲裁文书生效后二年内向市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市仲裁委员会应予受理，并经审查后作出驳回或重新办理的决定。
申诉期间不影响执行。
第五十一条 市仲裁委员会对县（市）、区仲裁委员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文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予以撤销，指定重新办理。
第五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主任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文书，发现确有错误，需要重新办理的，应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五十三条 重新办理的案件，应另行组成仲裁庭。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申请仲裁，当事人应当依照规定交纳仲裁费。仲裁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仲裁费的收取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关键字： 财产保全，自生自发秩序，三方，解读
财产保全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用了寥寥六个法条予以规定，相较于其他国家相关规定2而言，显得简陋而粗疏。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法条以及程序产生了诸多理解。因此，自民事诉讼法出台始，就开始有学者提出对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批判以及完善的意见，最高院也以司法解释、批复的形式对各级法院对财产保全制度的实施进行指导。
寥寥六个财产保全法条，如何解读？“成文法离不开法律工作者对它的理解和适用，而这种理解本身，既是在适用法律，同时也是在‘塑造’法律。法律条款向一切理解者开放，离开主体对成文法的理解，法律便失去活力，甚至无法生存。3”在司法过程中，每一个解读者的语言学能力、法学功底、社会阅历，具体个案的情况，法院固有的司法习惯都对解读的过程和结果都会有所影响4.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解读者无一例外地都是运用了其对财产保全制度价值的理解对制度中每一个程序的进行解读。因此，这种“寻求规则背后的价值，以价值来解读规则”的做法统领着每个法律理解者理解适用法律的过程。因此，对整个财产保全制度的理解需要从探究其背后的制度价值，或者说立法目的开始。
一、众议
寥寥六个法条演绎出的财产保全制度价值的何种理解？笔者在此把各种争论铺展开来。
1.“便利执行说”。
代表性观点有：“这一制度可以防止义务人隐匿、转移、挥霍其财产，逃避应当履行的民事、经济义务，从而保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顺利执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 或者“法律设立财产保全制度的目的在于便利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将来人民法院的判决能够执行，以维护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它对于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执行难’问题。有着现实的意义。6”
有持反对意见者对此作出的批判意见，大概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便利执行说”根本不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不顺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潮流。这种观点明显是从法院自身的角度来讲的，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它把所有的诉讼活动完全看作是由法院发动并采取的职责行为。因此，是否采取财产保全？如何采取财产保全？除了要象征性地询问一下原告的意见或令其出具申请书、交纳保全费以外，全由人民法院裁夺。这样，不仅是判决由法院决定，判决以后能否执行也要由法院包揽。似乎法院必须保证每个案件保质保量地执行到位，否则就有失职之嫌。
另一方面，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之时，往往判决尚未作出或者还不知能否作出？何时作出？怎样作出？便于判决执行之说的理论基础何在？
2.“权益担保说”。
该说认为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依职权或依申请，为避免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可能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而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而依法对一定的财产所采取的一种强制性保护措施。
理由如下：第一，从立法目的来讲，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明文规定，民事诉讼法有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任务。而财产保全可以有效地限制诉讼对方的经济活动，防止其在诉讼过程中逃避债务，所以，它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必须。第二，从法理上分析，该学说的要义在于它认为财产保全可以在被扣押的财产上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只不过在判决作出之前，它属于或然性的担保物权，判决一旦作出就告“完善”。享受此项担保物权的债权人至少会有两项好处：（1）对日后取得该项财产的人能主张担保物权（2）对日后在该项财产上取得担保物权的人（例如因其他诉讼案件取得胜诉判决的债权人）有优先受偿权。至于该担保物权何时成立？一般认为应自扣押之时起生效，也有观点认为生效日应为裁定书送达之日。
批评者认为：“权益担保说”虽然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但它却过分地强调了申请人的利益，忽略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担保物权的成就需要满足一定的法定条件，若说是约定担保，这里最欠缺的是反映被告方真实意思的承诺，若说是法定担保，担保法又只规定了留置权一种形式。
3.临时救济说。
该说认为：诉讼不仅是一种救济方法，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公力救济方法。但是，一般情况下，纠纷发生后，对于支配现状和控制局势发展的一方（往往是被告）来说总是有利的，所以它不会主动地诉诸法律。只有不能控制时局的对方欲使现状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才会寻求公力救济，也即提出变更现状的诉讼请求而成为原告。但是诉讼不仅消耗经济上的成本，而且还大大消耗时间上的成本，因此，至终审判决确定之日，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对诉讼长期置之不理的话，则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无法确定，这对于一直支配现状的被告来说始终是有利的。为防止出现对原告方面的不利状况得以推进的情况，人民法院必须在终审判决之前采取某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以改善这样的状况，而最合适的方法就是财产保全，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强制性，可以有效地抬升原告的诉讼地位，打击被告因久居有利地位而产生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具有临时性，表现在法院的终审判决一旦作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由法院判决来确定，财产保全平衡双方诉讼地位的作用就告终止。换句话说，财产保全的法律效力只存在于诉讼期间，即起于裁定送达或扣押之日，止于判决执行完毕之时。当然，如果是判决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的，就只能止于判决生效之日了。因此，持“临时救济说”者认为：财产保全具有“临时救济”的性质，它并不能起到债务抵销作用，也不属于事先对是非作出的判断，更不是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所设立的担保。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对被告权益暂时性的限制，限制其所有权部分权能的行使或债权的实现，所以在采取财产保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绝不能损害被告的基本利益，不能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生活。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诉讼立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即双方在诉讼中地位和处境的平衡。
二、溯源
上述三种观点应该说，都有其令人信服之处。如何解惑，只有追本溯源，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尽管正当行为规则就像它们使之可能的行动秩序一样，最初都是自生自发的产物，但是它们的不断完善却需要法官（或其他熟谙法律的人士）做出刻意审慎的努力，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来改进现存的规则系统。1”考察财产保全制度的历史， “财产保全制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其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与‘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早在古罗马帝国，大批奴隶赎身成为自由民，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这种状况导致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居住地极易变动，其必然的结果则是在诉讼中，被告可能为逃避败诉的不利后果而携产逃往他乡或毁灭争讼物，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展，罗马统治者在法律诉讼时期《罗马社会最早的诉讼形式》就规定了扣押之诉，即债权人为保证自身权益免遭不虞，可以不待判决而直接扣押债务人的财产，另外，裁判官在判决前也可以先行扣押。到了程式诉讼时期，进一步规定：裁判官按照权利人的请求，为暂时维持现状可以禁止实施某种行为的令状，至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须得诉讼后才能确立。这就是民事保全的最古老形式。前者类似现在的财产保全，后者类似行为保全。这种民事保全方法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得以在各地流行，后又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被日耳曼法所取代。11世纪，西欧商品经济关系日益发达，罗马法律得以复兴，民事保全这种古老的诉讼形式又在伦敦和欧洲大陆各国普遍应用。这种程序，在伦敦，叫做对外查封法；在法国，叫做”假扣押“。民事保全这种诉讼形式不断发展与完善，并先后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判例所确认。2”
三、推敲
从历史层面分析，财产保全制度的出现一开始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出于一种需要，即债权人为了使自身的权益受到不虞，而寻求的一种公力救济，印证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接下来，我们从三方的角度来对财产保全制度做“半实证”的分析：
（一）申请人3
从申请人来看，认为其权利确实有受到被申请人侵害之虞或已然受到侵害，其就寻求法院公力救济，这种寻求的结果除了判断是非之外，最重要的是使其保全其原有的完满状态。因此，请求方希望法院在最后判决之后以其权威威慑无法奏效之时，能够采取公力、强制力保证其原状之完满或不完满的赔偿。这也就是“纠纷发生”—“起诉”—“审判”—“执行”—“得到保护”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那么请求方发现在这段时间里出现某种不利于其之事由，这可能使其权利无法走完整个诉讼（起诉、审判、执行）而达到得以保护的结果，当然会试图求助于法院进行财产保全。因此，对请求方而言，财产保全制度的出现是其寻求司法保护其实体权利的需要，这也是最终目的，而这种需要的直接目的也就是对执行的一种保障。这两个目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在同一个过程之中，保障执行最终也是为了保障请求方的实体权利。从这个角度看，“便利执行说”有其可取之处。另外，财产保全与执行又有着区别，执行是对应的是判决的最终决定，具有终局性，而财产保全却不然，具有或然性，就此而言，认为财产保全具有“临时救济性”也是有道理的。
1.关于财产保全与第三人
请求方在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大概是这样一种模式：“由于……（行为），导致……（结果），因此……” 我们知道，现实生活是如此复杂，请求方提出的事由在具体案件中是具体的，五花八门的，我们无法一一去列举，我国《民事诉讼法》抽象为第92条：“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第93条：“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构成财产保全的理由是否可涉及第三人？
案一：甲为债权人，乙为债务人，甲获悉第三人丙将毁损其保管之下乙的财产，而甲认为乙其他财产可能不足清偿，因此，甲是否可以就丙的行为提起财产保全？
笔者认为可以，理由是：
（1）这种情形下，判决可能无法得到执行或者难以执行，采取保全措施符合财产保全的直接目的-“便利执行”及最终目的-“维护当事人利益”；
（2）也符合法律规定。在此情形下，如果发生在诉讼中，符合民诉法第92条的“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如果发生在诉前，也符合民诉法第93条，该条对何人的行为致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危害之虞并无限制。
案二：甲为债权人，乙为债务人，乙对丙有到期债权而怠于行使，而乙的其他财产不足于清偿，而丙准备出国，财产也将全部转移到国外，致使该债权无法或难以行使，此时，甲是否可以就丙的行为提起财产保全？
我们仔细分析，此案与案一不尽相同：
（1）本案之下采取财产保全的理由表面上看与丙的行为有关，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由于甲的怠于履行债权的行为；
（2）与案一不同，本案涉及第三人的实质在于财产保全的对象直接涉及第三人，而非财产保全的理由直接涉及第三人。
因此，本案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对丙的财产实行财产保全？
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该债权非专属于债务人乙自身的债权1，甲可以选择依据《合同法》第73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乙到期的债权，即进行代位权诉讼。我们可以将甲可进行的诉讼选择理顺出来，排列如下：
A甲未提起相关诉前，代位权条件已经成就：
诉前保全1不可以（1）甲诉乙债权债务诉讼 诉中保全不可以
或者
诉前保全未规定（2）甲诉丙代位权诉讼 诉中保全可以
B甲诉乙债权债务诉讼中，代位权条件成就：
诉前保全未规定（1）甲又诉丙代位权诉讼 诉中财产保全可以
（2）甲未诉丙代位权诉讼 诉中保全不可以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认为：“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该案外人对其到期债务没有异议并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这样看来，根据该批复，仅有债权债务诉讼（如图所示），是不允许对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的第三人丙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但是，根据199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对次债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财产担保。”这表明（如图所示）在代位权诉讼中，允许对丙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在此情况下，如果需要申请财产保全，就需要财产保全申请人人运用诉讼技巧，进行代位权诉讼而非对主债务诉讼。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大可以越过这种诉讼技巧，给予财产保全申请人理直气壮的保护，无须“曲线救国”，甲完全有理由在上述各种情形下对丙的财产申请财产保全，理由如下：
首先，该债权为到期债权，实际上是能转换成金钱的财产权，因此，该项债权也应计入债务人的财产权。进而推之，由于债务人的债权指向的对象是第三人占有之下的财产，当法院对属于债务人财产的债务人的债权进行保全必然要涉及到第三人占有之下的财产。
其次，基于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甲对丙代位权诉讼的进行，必须以甲与乙之间债权债务诉讼为前提，要么，在代位权诉讼中列乙为第三人，要么，在甲诉乙的诉讼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代位权诉讼应中止。这种主从关系绝对无法颠倒的，而且这种主从关系是相统一的，而上述的司法解释不同规定恰恰割裂了这种统一。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在甲对乙提起债权债务诉讼之前和诉讼中均可以申请对丙实行财产保全，保全范围以可行使的代位权数额为限，该请求同时产生了甲对丙提出代位权请求的效果，接下来的程序处理是在甲对乙的诉讼中将丙列为第三人，从而在程序上和实体上都达到了统一。
最后，对第三人占有之下的财产进行保全，可采取命令第三人不得向其债权人（即申请人的债务人）付款或不交付物品并可同时采取扣押等保全措施。但是保全程序到此为止，债权人不能进一步从出售价金中得到清偿。他所得到的只是财产的冻结。如前所述，财产保全措施具有“临时性”和“或然性”，有待于诉讼的进程。那么，在债权人甲取得胜诉后，还存在对第三人的财产采取的保全措施效力的理顺问题，甲是否能直接从该财产得到清偿？原因何在？
因为，从学理上讲，代位权的效力，对于债权人而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有权要求债务人返还；另一方面，如果债务人的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拒绝受领，则债务人有权代债务人受领。对于债务人而言，代位权行使的直接效果应归于债务人，即债务人对债务人的债务人的请求权或者有关的权利归于消灭，所获得的财产应归与债务人。债权人不得直接以此财产清偿。如债务人不主动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请求强制履行而受偿。1
但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此进行了突破，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有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此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恰恰正是上述突破，使得对第三人的财产采取的保全措施效力问题迎刃而解。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承认涉及代位权的对第三人的财产保全不存在任何障碍。
2.关于财产保全措施的担保物权的效力
是否规定财产保全措施产生担保物权效力的关键在于：如果被申请人有众多债权人，那么申请财产保全的债权人的地位如何？如果是担保权人有优先权，如果是一般债权人就没有优先受偿权，这体现了立法者对申请人债权保护的程度。
在美国法上，在类似于我国的财产保全制度的程序是有三种临时裁决，成为判决前的救济供债权人申请。一是扣押债务人的财产以及扣押在第三人手中的债务人的财产，前者产生在被扣押的财产上设定担保物权的效力：（1）对日后购买该项财产的人能主张担保物权。（2）对日后在该项财产上取得担保物权的人有优先受偿权；后者在少数州不设定担保物权，在大多数州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二是指定接管人，此种裁决中原告不能得到债务人财产上的担保权益，但是也在有限的程度上产生影响其他债权人的效力，有担保权益的债权人不通过法院不能强制执行它们的权利，从而打搅接管人的占有；三是取回动产的占有，这项程序只有对该项动产有所有权或占有权的人才能援用，比如有担保权益的债权人对担保财产。2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8条—第932条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归纳出：（1）对动产的假扣押，以扣押的方式，在扣押物上产生质权；（2）对已登记的船舶或建造中的船舶执行假扣押，在扣押船舶上发生质权，此种质权在于其他权利的关系上赋予债权人与船舶抵押权同样的权利；（3）对于土地或对于适用关于土地的规定的权利执行假扣押，以登记债权上的担保抵押权的方式实施。
美德财产保全措施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首先明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其他债权人在对采取保全措施的财产受偿的排队，申请人由于对该财产有了担保物权，在同样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队伍里按时间先后排队，另一方面绝对地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其次，明确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之后并不排斥被申请人对该财产进行处分以及设定其他担保物权。
在我国，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而其中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并不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最有力的理由是：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类型、内容、取得和变更均由法律直接规定。而通观我国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财产保全措施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的规定。
那么，采取保全措施的债权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关系我国法律如何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无直接规定，在司法解释中我们找到了有关规定，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2条、第297条、第298条、第29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作了相同但更为明确的规定，其中第88条认为：“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多个债权人的债权种类不同的，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与金钱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的，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清偿。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第90条指出：“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其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一个人民法院因执行确定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在被执行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第91条特别指出：“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配，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院主持进行。首先查封、扣押、冻结的法院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如系为执行财产保全裁定，具体分配应当在该院案件审理终结后进行。”第96条规定：“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参照本规定90条至95条的规定，对各债权人的债权按比例清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在不符合参与分配的情况下，申请人受偿肯定是排在对该财产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之后，只有在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申请人的执行措施先于其他一般债权人时，才能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4条“财产保全……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该优先顺序还是有一定保障的。
（2）在参与分配的情况下，申请人同样并不享有对于保全财产的分配顺序的优先，只能和一般债权人一样在实际分配时享有平等的按比例受偿的权利；
（3）对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债务人财产，申请人享有程序上的一些特殊照顾，如由保全法院主持分配，在案件审理终结后进行。
另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我们知道：（1）“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2）非经法院允许，任何人不能擅自处分已被采取上述措施的财产，人民法院有权责令责任人限期追回财产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上两点决定了：未经法院允许，在财产保全措施之后的任何处分都是无效的，同时也不存在“日后在该项财产上取得担保物权的人”。从这一点来讲，对财产保全的申请人还是有利的，对被申请人来讲是不利益的。
所以，“权益担保说”的理由并不完全合适我国的财产保全制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申请人的受偿地位总的来说处于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和最一般的债权人之间，并且以公权的介入制止了财产保全措施之后财产的处分和担保物权的设定，这是美德等国家所没有的，但是对申请人利益的保护力度还是比起财产保全措施产生担保物权的效力的制度设置而言逊色许多，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按照我们上面所分析的，积极的财产保全申请人不一定能达到其期待的后果，其在财产保全过程中需要提供的担保，花费的时间、财力、精力似乎都白费了，甚至让人有一种感觉：“其他的债权人是不是有不劳而获之嫌？”就保护申请人积极性和消除其他债权人的“不劳而获”的嫌疑，对财产保全措施设定担保物权不失为一选择。
（二）被申请人
从被申请人一方来看，作为与申请人利益相反的一方，不管事实如何，都必然会提出这样的抗辩：“在案件判决尚未出来之前，是非曲直还未清楚，如何根据一方之言根据来对我的财产采取措施？法官是否有偏袒申请人之嫌？如果对方是恶意的，如果错了，我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这种抗辩恰恰是“便利执行说”批评者所提出的质疑。那么，上述质疑需要立法者在天平上被申请人这一方增加砝码以保持平衡，主要有三个方面：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官司都打赢了却连公司的影子都看不到”这是杭州的石元法见到记者的头一句话。
有类似感受的还不止一人，俞水根也是其中之一。俞水根，现为杭州市江干区笕桥镇横塘村的工会主席、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清算小组的组长。但谈起与华农公司的讼争的时候，俞水根却只能一脸无奈地说：“8年了，我们的官司赢了，可是公司不见了，1400多万的股权争回来了可实际却拿不到一分钱。公司的情况更是没人跟我们讲，我们要参加股东会更是连人都找不到……”
8年的讼争
事情不得不从头说起。
1996年4月，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农科院共同出资，成立了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农公司”），其中养殖总场以土地使用权和实物的形式出资1410万元，占47％的股份。养殖总场由笕桥镇横塘村村民委员会、个人以及企业出资建立。
1997年8月，养殖总场的法定代表人石元法因某种原因被司法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养殖总场和华农公司签订了“关于委托管理养殖总场公章和营业执照问题的协议”，委托授权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秘书暂为保管，若需要使用，必须经使用方董事长总经理书面通知，并各自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9月25号晚，石元法被公安机关逮捕。
1997年9月26日早，华农公司就召开了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形成了《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以“养殖总场虚假出资”为由，将养殖总场清理出了华农公司。后来，时任华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乐南写了一份“因办理注册资金减免手续，需要在决定上盖养殖总场公章”的情况说明，并在决议上加盖了养殖总场的公章。之后华农公司从工商部门办出了变更，注册资金由3000万元变更为2255万元，股东变更为“农司”和“省农科院”两个。
“华农公司变更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清楚，是偶尔得知的，一枚公章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抹掉了养殖总场投资的事实，直接损害了4000多名村民和自然人出资者的利益。”之后成立的养殖总场清算小组的倪维平先生气愤地说道。养殖总场的股东决定以养殖总场清算小组的名义，要求法院确定《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不久，养殖总场清算小组成立，横塘村书记和村主任作为4000名村民代表和几个自然人出资者担任小组成员。
2003年6月，杭州西湖区法院判决《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8月，农司、省农科院和华农公司不服判决，向杭州市中院提起上诉。2004年2月，杭州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4年4月5日，浙江省工商局了“浙工商企2004第6号文件《关于撤销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登记的决定》”。《决定》称：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杭民二张字第652号民事终审判决，你公司于1999年6月15日向本局申请的注册及股东变更登记所依据的第八号股东会决定被认定无效。因此，我局决定，撤销依上述申请核准的变更登记。
但判决下达逾两年了，至今被恢复了股权的华隆养殖总场清算小组并没有见到一分钱，更是连华农公司的股东会和办公场所都不知道，而相应的权益更是无从谈起。
备受质疑的审计意见书
1997年6月24日至7月9日，浙江省审计厅对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996年4月成立至1997年5月的财务收支进行了审计，并对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杭州华隆养殖总场的有关财务情况进行了延伸和追溯审计。1997年12月10日浙江省审计厅就此次审计的情况出具了一份审计意见书，这份编号为浙审意农[1997]第102号审计意见书上总长度为12页，但除了文件的开头和结尾提到“公司”（意指华农公司）之外，其余90%以上的内容都是对华农公司的主要股东杭州华隆养殖总场的审计情况。该意见书中提到：华隆养殖总场以其下生产基地资产投入股份1100万元。但据查，1995年9月，华隆养殖总场与省农发集团组建华农公司时，原账面资本金169.2万元（省农科院100万元，华隆职工集资69.2万元）。当年9月，华隆养殖总场总经理石元法弄虚作假，伪造原始凭证，虚增华隆养殖总场资本金1130.88万元，并由浙华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在该文件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两条审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鉴于公司主要股东之一杭州华隆养殖总场存在假出资的情况，使公司注册资本与实际收到的资本金的差额较大，建议公司按审计后的各股东实际出资额登记实收资本额，并按有关规定办理企业登记。
对于这个审计，原华隆养殖总场的员工们一直都觉得十分可疑。本来是对华农的审计却延伸到一个华农并没有股份参与其间的民资公司。是不是应该审计该公司？出资的认定是不是合理？为何固定资产并没有进行审计？审计意见书为何没有送达被审计单位而且在审计之初并未通知被审计单位？审计意见书到底是否具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对于这上面一连串的疑问，“华隆”的员工都想想弄清楚。曾任华隆养殖总场办公室主任的倪维平曾就此事多次向浙江省审计厅咨询，但得到的多为口头答复。
2002年华隆公司清算小组委托浙江长川律师事务所办理此事，当时长川律师事务所向浙江省审计厅发出了质询公函。2002年6月4日，浙江省审计厅办公室以信函的形式向浙江长川律师事务所做出了答复。该函件中称，对杭州华隆养殖总场上诉事宜，经过认真研究后已做出了答复。我们的审计程序是正确的。1997年我们是对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审计，根据审计法规定，有关审计文书只需要送达被审计单位即华农公司，而不需要向其他单位包括华农公司的股东送达。至于华农公司在审计意见书送达前采取的行为与审计机关的审计程序无关。
在此后的交涉过程中，浙江省审计厅有关工作人员也多次向前来咨询的倪维平表示审计意见书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被审计单位可能参考执行。
2006年1月23日，记者就审计方面的有关问题采访了浙江省审计厅办公室副主任施松青：“对于被延伸审计的单位在审计之前要有通知，在法律效力上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的效力都是一样的，被审计单位都是要执行的。同时，如果被审计单位有国家的资金就可以审计，如果民企的账上没有国企资金的流入就没有必要审。”
而且有关方面并没有就为什么对华隆养殖总场以实物和土地作价入股进行认定，而从审计厅的这份意见书来看，也并没有对其实物和土地进行评估审计，也就是说审计只是一种账面的审计。
千万资本人间蒸发
1997年9月26日，华农公司举行了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股东代表陈品华（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商力生（浙江融鑫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徐炳清（浙江省农科院）、田加耕（杭州华隆养殖总场，受石元法委托）代表各出资方参加了会议，钱建国等人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陈品华主持了会议，他宣布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由王保平同志汇报省审计厅对公司近年来经营情况的初步审计意见；二是调整公司股份结构；三是选举和更换董事成员；四是其他问题。
据当时的会议纪要中记载依据浙江省审计厅对华农公司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书》王保平代表华农公司对1996年4月至1997年5月财务收支的审计情况进行了汇报。
汇报称：公司于1996年4月18日在省工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140万元，占38%；杭州华隆养殖总场1110万元，占37%；浙江省农科院150万元，占5%；浙江融鑫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300万元，占10%。另有不参与表决的职工股300万元。
纪要中对审计问题这样表述：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总经理石元法弄虚作假，伪造原始凭证，虚增华隆养殖总场资本金1131.88万元,个人股退股29万元，杭州华隆养殖总场实际应核减资本金1160.88万元；经审计后，属于杭州华隆养殖总场的个人股40.2万元。参加会议的2/3以上的股东认为，这次省审计厅的审计是法定审计，具有法律效力。杭州华隆养殖总场委托代表田加耕同志对省审计厅审计原杭州华隆养殖总场资本金和华农公司经营亏损情况，他们没有参加，对审计结论有保留意见。
同时，会议纪要还反映，在这次临时股东会上，还做出了调整股份的决定。在该次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上，调整后的股份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1805万元，占80.4%；浙江融鑫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300万元，占13.3%；浙江省农科院150万元，占6.66%。同时会议还“原则同意杭州华隆养殖总场要求退出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的40.2万元股本金按原价转让。但据原华隆养殖总场总经理石元法回忆：“当时我们并没有在决议上盖章，但事后这个决议上就有了我们公司的公章。他们选择我被拘捕（事后证明这可能是个错案）之后的第二天开会应该是早有预谋的，而且公章也是替我们保管公章的省农科院的工作人员替我们盖的。我们完全不知情。”而当时受石元法委托出席此次会议的华隆养殖总场代表亦对该决议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当时的决议显示，田加耕写下了这样的字样：核减华隆资金部分以审计厅正式文本为准。
1999年4月5日，华农公司召开1999年第二次股东会，形成第八号股东会决定，内容为：根据浙江省审计厅对养殖总场资本金和公司经营情况的审计，股东养殖总场系虚假出资，退出华农公司，华农公司现有实收资本为2255万元，其中农司2105万元占93.4%,省农科院占6.66%，变更前的债权债务由养殖总场、省农科院、农司按出资比例承担。同年7月，时任华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陈乐南出具给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因我公司在省工商局要求办理注册资金减免手续，需要一份股东会决议，请在决定上加盖华隆养殖总场公章。据此，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在第8号股东会决定上加盖了养殖总场公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第8号股东会决定将华农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为2255万元，股东变更为农司和省农科院。至此，杭州华隆养殖总场1410万的资本在华农公司变为零。
而原华隆养殖总场的个人股东，倪维平、王珉、胡跃法以及王永明等人也证实，在这期间他们分别收到华农公司的通知：请尽快与公司联系退股事宜，具体按45%的比例办理。也就是只能退回原出资额的45%。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华农公司曾扬言：“现在不退将来连45%也没有。”这样个人股东也被排挤出了华农公司。
现年80多岁的徐顺兴老人是浙江省内有名的鱼苗培育老专家，华隆养殖总场成立之初他就被石元法请来帮忙。老人当时就已经70多岁了，据石元法回忆：“那时，他都那么大年纪了，还跟我们这帮年轻的一起整天泡在养殖场，自己还到水塘里面抓鱼。”熟识徐顺兴的人都亲切的称他为“三伯伯”。然而，兢兢业业的“三伯伯”也受到了华隆养殖总场的影响。1998年9月，就在华农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决定把华隆养殖总场的股本清零后的一年后，徐顺兴被通知下个月不要再来华农公司上班了。“我从‘华隆’到‘华农’已经干了三四年的时间了，可是那年过中秋节的时候别人发月饼了我却没有。当时就发了我350元钱，说下个月你不要来上班了。也没什么解释，当时我手上为公司购买鱼苗的五千多块钱也找不到人报销了。”一向开朗热心的徐顺兴只能在那个秋天满怀悲凉地离开了华农公司。他成了“多余的人”。
而像倪维平、王珉等许多原华隆养殖总场的老员工也变得可有可无起来，没人要求上班，更无人通知公司事宜。这个他们一手建起来的公司显得与他们毫无关系，就像当事人倪维平所讲的：“我们自生自灭了。好像公司本来就是他们的一样。”
当初的事实
1996年3月8日，杭州市浙华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公司的各方投放资本情况依法进行了验证。
该验资报告显示，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系由浙江农业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杭州华隆养殖总场（乙方），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丙方），共同投资组建，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预核第737号核准，办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3000万。公司章程规定甲方出资1440万以人民币出资，占注册资本48%；乙方出资1410万元以实物和人民币投资，占注册资本47%；丙方出资150万元以人民币和技术出资。占注册资本5%。
在投资各方出资情况的分析中，该报告指出甲方浙江农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款1440万元，于1996年1月29日至2月6日4次汇入浙江省农行营业部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账户820万元，其余款620万元在借给华隆养殖总场短期贷款中划入。乙方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投资款以1995年9月30日止净资产1410万元投入，丙方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投资款150万元于1996年2月5日汇入杭州市农行浣少路分理处……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已全部到位。而在此报告随附的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和资产、负债验证表亦显示此时的华隆养殖总场的净资产达1427.8万元人民币。
这份验资报告证实了当时合作的真实性。
据一手操办华农公司成立的当事人石元法讲，当时我们华隆养殖总场是杭州市最大的菜篮子工程，总共拥有4259亩土地，1200多亩水面，猪数千头，鱼几万尾。王永明也证实养殖总场成立时的土地是他一个村一个村做工作才拿下来了。“当时加上土地和各种设施以及猪、鱼等有人给我们预估的固定资产为8000万元以上”石元法如是说。但缺乏后续资金投入的华隆养殖总场，一直都是制约“华隆”发展的一大瓶颈。后来有着国资背景的农司提出了可以注资发展的方案，使石元法最终同意了合作的建议。虽然，当时石元法提出过进行资产评估的要求，但时任省政府要职的一位领导对其讲：“不要评了，就1500万左右吧。”这恰恰就成了以后诸多事情的伏笔。由于华农公司的政府背景，后来出现了追加新股东而华隆养殖总场不知情的情况。而有关当事人也认为，也正是因为操作的不规范，客观上为争讼留下了空间。
许多了解此案的当地律师也表示，如果当时有一个资产评估报告，可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审计报告和一连串的麻烦了。
然而，就在石元法被采取强制措施，华隆养殖总场股本被清零后不久，华隆养殖总场的工商登记问题也亮红灯了。
2000年3月25日因未参加年度检验，杭州华隆养殖总场被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区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2001年6月28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原华隆公司的股东经过协商成立了以俞水根为组长，付传庆、周建伟、石元法、俞水根、王永明、倪维平、王珉等为组员的清算小组，负责清理原华隆养殖总场的债权债务。
法律解决和事实的困境
从2004年4月5日浙江省工商局了《关于撤销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登记的决定》至今，华隆清算小组相关人员并不能介入华农公司半步。清算小组组长俞水根证实，他们曾多次向华农公司去函要求行使股东权利、召开董事会，公布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是令人尴尬的是，该公司的注册地虽然还是为杭州是白沙路4号（现在已经为一片绿化带），但公司的真正办公地点华隆方面却几经努力仍未找到，而华农公司的现任负责人钱建国也表示对此事并不清楚。恢复了股权的“华隆”方面根本就无法介入华农公司的日常事务。
2005年5月10日，杭州华隆养殖总场清算小组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出了两份申请书。一份为《对浙江华农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经营、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鉴定的申请书》，另一份为《证据保全申请书》。在第一份申请书里，“申请人诉请解散浙江华农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并进行清算，同时提出对华农公司的经营状况、资产状况、财务状况进行全面审计鉴定”。
浙江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处长张雪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股东的股份既然从法律上得到了确认，那么就有权利了解当前公司的相关情况，实在不行就可以向法院要求解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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