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6 10:20:1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建筑批评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先抱拳说一声客套的祝贺。祝贺当中更多的是感谢，感谢在这物欲横流、回黄转绿的时代，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瞻远瞩敢于不惜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为振兴中国建筑创作，办起这么一个杂志，而且顺顺溜溜居然出了一百期。其中让多少院领导加上主编、编辑，包括作者们为杂志、为版面、为稿子去废寝忘食、焚膏继晷、千里奔波、风餐露宿，那肯定是一言难尽的，而且是无人知晓的。作为曾经担任《东阳建筑》杂志主编整整十年的我，倒是深有感受和体会。这岂止是一件为人做嫁衣的事情啊 同时还是一种有苦无处说，有委屈无处诉，颇有些低三下四的工作啊!辛辛苦苦修改刊发的稿子是作者的专利，编辑们不管花去多少九牛二虎之力，都不愿而且也不会去署第二作者的名字；大胆一点的、前卫一点的文章发出来，特别是较为尖锐的评论文章，难免会让某些人不愉快于是就会招来莫名的批评，甚至是严声训斥，为了某篇文章能够尽善尽美，一而再再而三地联系作者补充插图、照片或资料，作者因为忙、因为烦、因为说不明白的理由没有及时配合，弄得编辑心急火燎，或者某一期印刷出了点问题、版面有了点错差其补救之急难，不亚于救人于生命攸关之时，真是千言难尽啊，因为整整出了100期了，我们的《建筑创作》。
接下去再抱拳道一声钦佩。我由心底深处发出的钦佩，不光是钦佩《建筑创作》100期来愈办愈好、愈办愈精、愈办愈漂亮，更多的是钦佩《建筑创作》杂志社在办好杂志的同时，为中国建筑设计的繁荣，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播，为中国建筑历史的延续，为中国建筑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做了大量重大而有意义的工作。每年中帮助建筑师们推出五六十本著作，成功地参与筹备召开第二届著名建筑师与著名作家与诗人的盛大聚会，重走中国营造学社当年走过的调研之路等等，然后还有为“申遗”的大运河之行，还有配合奥运工程报道的建筑摄影等等，直是项目多得吓人，意义深远得无比!这可能是所有杂志社不敢想不敢做、独步天下的所为，旷古绝伦的所为。所以我在这里说一百个钦佩，都无以表达我的钦佩之情啊。这方方面面的业绩肯定在《建筑创作》100期庆典之际有很多人写文章大书特书，我仅举一例说明做好其中的一件事，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2005年为了配合中国第三圣地――浙江省磐安县榉峰乡榉溪村孔氏家庙破格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杂志社决定与我合作出版一本新书。我的任务是提供研究成果、撰写文字稿，杂志社是拍摄彩色照片作为附图，指派美编康洁女士负责版式设计。为此他们在百忙当中派出建筑摄影师刘锦标等人到处在深山冷坞中的榉溪村，那时候正是酷暑季节，白日里我们穿街走巷、翻山越岭、涉水过河、顶着烈日，光着脊背忙碌；到夜晚散了架似的身子不断地遭遇蚊子围攻，然后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又被此起彼伏的狗叫声、鸡鸣声吵醒。真是难言的苦辛、难言的狼狈不堪呀。最后新书《沉浮榉溪》出版了，这个改写中国文化史上“北孔曲阜、南孔衢州”定论为一个“北孔”、两个“南孔”的榉溪孔氏家庙，在罗哲文、谢辰生、吕济民三位老人的极力举荐之下，于2006年6月2日获得国务院的正式批准。你说这种事情，有多少重要就有多少重要，你说有多少意义就有多少意义。但是杂志社是赔钱的买卖，榉村要了六百本书。因为实在太穷了，至今连三万元钱的折价书款都没付。
一、艺术评论及其场域
艺术评论与其场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艺术评论作为艺术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应有其独立性，不受制于其他媒体或个人的喜恶与价值判断；而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又无法避免因场域的媒介特征差异所带来的限制与影响，并从而产生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上的区分。
（一）艺术评论的界定
关于艺术评论的界定，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其简单，是因为顾名思义，艺术评论即指对于艺术的相关评论活动。说其复杂，则是因为艺术评论可以涵括书画、乐舞、戏剧、影视以及建筑园林等等艺术种类，细分为绘画艺术评论、音乐艺术评论、舞蹈艺术评论、戏剧艺术评论、电影艺术评论、建筑艺术评论等多个分支；也可以贯穿艺术家、艺术作品与艺术鉴赏的完整艺术系统，成为关注某一创作者或某一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事件的专门评论；更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活动，生发优秀艺术创作的同时，进行自身艺术化的再创作，某种意义上，有些见解深刻、剖析准确、文辞俱佳的艺术评论本身即是一件艺术作品 [2]。笔者认为，优秀的艺术评论是连接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既在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两种形态之间重叠存在，同时又会在其存在的形态一端，对另一种形态产生相应的影响。
首先，从“物”的角度来看。艺术评论通常是对某一件艺术作品的相关品评，一幅绘画、一首乐曲、一段舞蹈、一出戏剧或者一部电影，艺术评论并非单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演、论证，而是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再创作过程。而且，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艺术作品，艺术评论也将无法成立，并会随之成为评论者的一种自由抒发，从而失去对艺术实践的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对于当代艺术而言，“笔墨当随时代”，艺术评论从更加狭义的视野而言，还是指对当下热点以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的评论，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引起具有更加广泛社会基础的、跨越学科局限的讨论、交流，也更有可能建立起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对话空间，从而进一步推动艺术总体上的发展、繁荣。
其次，从“人”的角度来看。以往，艺术评论更多只是“物”的概念，而缺少”人”的身份，或一时有感而发，或长期鉴赏研究，艺术评论更多是从作品到作品的言说，虽也有关注到”人”的艺术评论，但那也是评论者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创作者作品的持续关注，可以说，艺术评论的重心始终倾向于具体的艺术品创作层面。而艺术评论者则要么兼具着某一艺术种类艺术家的角色，要么是某一领域艺术理论的研究学者，要么是观众，始终没有独立的身份定位。而随着艺术评论的不断升温，”人”的重要性也被进一步地发现与认知，艺术评论者逐渐拥有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家身份，如中国文联的“文艺评论家协会”等机构的成立，就正式将艺术评论者纳入到了与其他专业协会艺术家同等的定位，艺术评论成为了区别于业余艺术欣赏、艺术观后感言的专业艺术活动，艺术评论家也具有了更多身份上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再次，艺术评论是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连接。如前所述，一方面，艺术评论是针对当下艺术创作、关注具体艺术作品的艺术再创作，另一方面，艺术评论又是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艺术活动。因而，在实践层面，优秀的艺术评论同时也可被视为艺术作品，艺术评论者是从事艺术评论实践的艺术家；而在理论层面，艺术评论则不是单纯的艺术感受抒发，而是建立在艺术创作与艺术作品基础之上的提炼、归纳与总结，具有一定理论深度。艺术评论既可归属于艺术实践，又可归属于艺术理论，并且，艺术评论还会在实践中影响理论，也会在理论中影响实践，是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之间不可或缺的连接。
（二）艺术评论的场域
一般来说，艺术评论可以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任何人，关于任何艺术作品的评论皆可称作艺术评论，而如前文所述，艺术评论作为一种专业的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又具有其进一步的概念界定。不同概念范围的艺术评论，的场域也不尽相同，且场域的不同媒体特征，也会对艺术评论产生相应的影响。下面笔者将对艺术评论的场域作出简要的梳理。
其一，文字形式的艺术评论。从现有的评论作品来看，艺术评论大多以文字评论的形式存在，场域则包括纸质媒体、网络媒体以及新媒体等，其中，纸质媒体又包含一般的报纸、杂志、书籍以及专业的学术期刊、理论著作等；网络媒体包括门户网站、艺术专门网站以及基于这些网站而搭建的博客、微博、专栏、论坛等；新媒体则包括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中的智能终端平台，如APP应用以及微信公众号、订阅号等。
其二，影音形式的艺术评论。艺术评论有时也会以影音的形式存在，如一些含有艺术评论内容的电视栏目、网络视频、播客以及自媒体等，就都属于此类。
当然，从现今的传播方式来看，网络媒体、新媒体中的文字评论以及电视、网络、自媒体中的影音评论，由于场域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媒介特征，更容易引起受众的普遍关注。如以电影艺术评论为例，“在新浪微博上，无论各大娱乐网站、新闻广播报纸媒体、还是独立影评人均可免费注册账号”。其中，“新浪娱乐粉丝量达到 1500万，《看电影》杂志的粉丝数有 222万，万达电影生活粉丝数有 50多万等。 ”[3]而一些艺术或艺术评论相关的公众号、订阅号更是阅读量巨大，甚至成为了受众艺术信息的主要来源。同样，自媒体在艺术评论中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作用，如罗振宇的“罗辑思维”、高晓松的“晓松奇谈”、马未都的“都嘟”、陈丹青的“局部”，以及常被媒体称为 2016年第一“网红”的“Papi酱”等等，虽然都有各自不同的栏目定位，且播出的内容也相对广泛，但其中偶有的艺术评论段落还是不容忽视，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更有针对性的艺术评论自媒体出现。
可见，艺术评论与其场域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制约关系。简言之，简短、通俗，具有更强欣赏性与娱乐性的艺术评论，一般会在网络、新媒体或自媒体之上，而长篇、较深入，具有一定说理性与辨析性的艺术评论，则会选择在传统的报刊、书籍等媒体之上。这其中虽不乏交集，但总体的趋势基本可以认定。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评论众多的场域中，学术书籍与学术期刊还具有既等同于传统媒体，又区别于一般书籍、报刊的特征，而这也使得学术型艺术评论具有了独特的角色定位与理论价值。
二、学术型艺术评论的角色定位
从对艺术评论及其场域的界定与梳理不难看出，一方面，区别于广义存在的“感言式”艺术评论，当代艺术评论呈现出了更加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在逐步纳入到艺术实践活动之中的同时，也出现了身份定位更加明确的艺术评论家群体；另一方面，随着艺术评论更趋专业化，不同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的艺术评论也根据场域的不同特征，实现了进一步的调整，一些相对更长篇幅、更具思想深度、更趋向于艺术学专业范畴探讨的文字形式的艺术评论，一般也会刊发在传统的纸质媒体之上，而在这其中，学术型艺术评论又因其更加细分的目标受众，拥有了不同于一般场域的角色定位。
（一）实践与理论的同场对话
由于学术书籍与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章一般以学术论文为主，所面对的目标受众也更加倾向于学术专业领域（高校、科研机构）以内的读者。因而，区别于以刊发报道、体会、知识等文章为主的非学术一般媒体，学术书籍与期刊能够为艺术的实践与理论提供一种同场对话的交流空间，并由此在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形成直接的相互影响，而这即是学术型艺术评论的首要角色定位之一。
艺术家创作一件艺术作品，一幅书画、一出戏剧或者一部电影，完成一次艺术实践，其后，无论是艺术创作者还是艺术评论者都会产生相应的感受，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样的感受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回想、沉淀与反思，而对于评论者来说，这样的感受则是由作品所引发的理论思考，或将作品放置于艺术史脉络中的意义思辨。非学术的传统媒体虽然也可以将这两方面的观点并列刊发，但面对大众读者，自然会弱化其中的理论成分，更多地关注于作品本身或其社会反响，而学术型艺术评论正好可以填补这一方面的缺失，为创作者和评论者双方同时提供一个对话的空间，从而在思想碰撞的过程中挖掘出更具有深度与广度的艺术观念。
（二）创作与理论的深度结合
如前所述，艺术评论既是生发自优秀艺术作品之上的再创作，属于专业的艺术活动范畴，同时，又是具有相当深度的艺术研究，在对艺术作品的评论过程中，逐步发掘出新的理论价值。艺术评论者兼具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双重身份，因而，使创作与理论实现深度的结合，将二者合而为一，则是学术型艺术评论的又一角色定位。
虽然，艺术评论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得到了越来越显著的重视与明确的界定，但不容忽视，在当代艺术评论的现实环境之中，一个艺术评论家还具有着多种角色，“或许是也写小说、写杂文、写学术研究论文、写文化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做报刊编辑……身份角色甚多” [4]，艺术评论只是一个视需要而设的随机身份，尚缺少致力于此的专门人才。然而，能够不失艺术创作才情，又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并能将二者结合展现于文字之中的艺术评论家，恰恰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存在，正如苏轼所言：“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5]因而，艺术评论家撰写的更加专业、更具针对性的艺术评论，保留艺术评论的创作与理论成果，正是学术型艺术评论区别于一般艺术评论的优势所在。
（三）艺术与学术的矛盾并存
当然，学术型艺术评论也同样面临着艺术与学术的矛盾并存，如前所诉，当代艺术评论有必要向时下艺术热点以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适当倾斜。但是，时效性较强的文章往往不具备足够的沉淀与积累，从长时间来看，其学术影响力也会随之减弱。然而，如不刊登此类文章，又无法实现艺术实践与理论的对话交流，也无法保留艺术创作与理论的结合成果。因而，笔者认为，把握艺术评论时效性与恒久性、艺术性与学术性的“度”，使鲜活的艺术实践与深沉的艺术理论同时并存，既符合学术型艺术评论的理论深度，同时又能够及时地反映出当代艺术发展的最新动向，既不过于艰涩，将学术型艺术评论束之高阁，也不过于流俗，使学术型艺术评论一味地追求关注度，而是在灵动的艺术评论创作中，为艺术理论提供进一步提炼与归纳的基础，相信这也正是学术型艺术评论最为重要、也最值得思考的角色定位。
三、学术型艺术评论的理论价值
综上所述，学术型艺术评论作为艺术评论的众多形式之一，有其区别于网络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以及一般非学术报刊等传统媒体上艺术评论的独特的角色定位。而基于这样的角色定位，不难发现，学术型艺术评论，最重要的价值即在“理论”。无论是架设在艺术作品创作者与评论者之间的实践与理论的对话，还是并存于艺术评论家及其评论文章之中的创作与理论的结合，亦或是学术型艺术评论所面对的艺术与学术的矛盾，其实都紧紧围绕在学术型艺术评论的理论价值周围。于是，对艺术实践起到引导与影响的作用，就自然成为了学术型艺术评论不容忽视且应努力追求的现实价值，而除此之外，能够紧扣理论特色，进一步发挥学术型艺术评论区别于其他艺术评论的优势，并从而在丰富多样艺术评论的逐渐积累中，最终提炼与总结出专属于当今时代的艺术精神，则是学术型艺术评论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
注释：
[1]王一川.当前艺术批评的学术自觉[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6）：93-97.
[2]在近现代艺术理论中，关于艺术的分类方法多种多样，如根据美学原则，则可将艺术划分为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情艺术、综合艺术与语言艺术五大类别，广义来说，艺术评论也可称作语言艺术的一种类型。
[3]王宜文、张云.互联网时代的电影评论[J].艺术评论， 2015（8）.
关键词 审美标准 汉赋 评价标准
古人对汉赋的评价颇不一致。汉代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王充非之为“虚妄之言”，唐柳冕批评汉赋“置其盛明之代，而之音”；与此相反，汉代班固赞汉赋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近人王国维更把它奉为“一代之文学”。为什么对同一种文学样式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而造成的。
文艺批评标准的核心是审美标准，文学的审美批评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尺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提出了真、善、美的审美批评标准。
在中国古代最早将“美”和“善”分开，并将“美”“善”标准用来评论文学艺术的是孔子，孟子继其后。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章句下》)这是孟子在评论人格美时说的话，后来移用于文艺。同时，庄子说的“真”和“美”也被移用于文艺。用当今的文艺观点来看，“真”是指作品的真实性，即内容能表现出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善”是指作品内容的倾向性，即作品内容能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正确的政治伦理观念和美好情操；“美”是指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性，包括艺术形象的可感性、情感性、典型性，艺术形式的完整性、多样性、独创性等等。真、善、美三者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区别。对三者内涵的不同理解，对三者偏重的不同，造成古代文人对汉赋评价的不同。
一、真——作品内容的真实性
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是“美”“善”的基础，没有真实也就没有“美”“善”。“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常用“诚”、“信”、“实”、“核”来表达，含义很广，包括言辞、事物、景象、感情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等等，如“修辞立其诚”(《易·乾·文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等。王充作《论衡》，开始在文学上明确使用“真”这个概念，指出“文有真伪，元有故新”，阐明《论衡》的目的是反对“虚妄之语”，“立真伪之不平”，汉赋就是他所认为的“虚妄之语”的代表。但是，他的集焦点在于：文人史家笔下所叙述所描写的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他所说的“真”，强调的是客观事物的“真”，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再现客体的“真”才有主体的“精诚由中”，这大致是对的。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
所谓艺术真实，是指形象地反映了事务本质特征的真实，需要更多的从作品的象征意义和感情体验方面去领会真实，不能拘泥于其所言事物本身是否合乎常理。但直到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情采》篇中指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这里所说的“写真”，就是指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抒发真情实感。当然，汉赋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有诸多不符合生活真实之处，但这正是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之处。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为我们创设了一种虚无缥缈、扑朔迷离、若有若无、令人神往的神仙世界；扬雄的《甘泉赋》则提供了高度夸张、生动形象的描绘……而有些文论家，如王充等人，对这些动人的艺术描写不仅不欣赏、不认可，反而痛斥为“非”，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不能接受任何驰骋云天的想象以及与现实不符的描绘，总是以生硬死板的客观真实的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对具有象征意义和夸饰性质的文艺持否定态度，结果把汉赋作品中夸张虚构的浪漫主义手法也纳入“虚妄”的范畴。这是对“真”的一种曲解。
二、善——作品内容的倾向性
作品内容的倾向性，与政治功利、道德情操密切相关。“善”是“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先秦时往往“美”、“善”不分。在中国美学史上，孔子首先把“善”和“美”区分开来，作为两个不同的标准来使用。如他在评论《韶》和《武》两种乐舞时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善”指思想内容而言，“美”指艺术形式而言。就思想内容来说，则有“尽善”与“未尽善”之别。因为，《韶》乐表现的是舜接受尧的“禅让”而继承王位的内容，这符合孔子的“礼让”思想，故称之为“尽善”；《武》乐表现的则是周武王以武力征讨商纣王而取天下的内容，故称之为“未尽善”。从孔子的评论来看，他对“善”的要求是很高的，“尽善尽美”的提法，应该说是美善统一，但实际上，他还是偏重于“善”。这种美善结合、以善为主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深远。“善”这个功利性标准，包含着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常常通过与“文”相对的“道”来体现，如所谓“明道”、“载道”等，主张一切言谈论说必须合乎“道”、宣扬“道”。“道”泛指作品思想内容。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所谓的“道”，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体现在汉赋评价中，就是强调其讽谏作用。扬雄、班固等对汉赋的评价均受孔子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
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日：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批评汉赋铺陈事物、雕绘辞藻，有如学童雕琢虫书、篆写刻符，是小技末道，壮夫不为。扬雄是从儒家所强调的文学的教化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写赋本来是要对统治者发挥讽谏、批评作用的，但是，汉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的艺术形式，使它产生“劝而不止”的作用，甚至已经失去了讽谏作用。但事实上，没其讽谏之义的并不是侈丽闳衍之词，而是当时的帝王及后世的读者。文学作品是需要读者的共鸣及再创造的，如果读者不能与作者、与作品产生共鸣，不能领会其创作意图，那作品也只能被湮没。
班固认为汉赋“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又认为汉赋“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极力推崇这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并要求赋“抒下情以通讽谕”，体现的仍是儒家崇尚实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可见，儒家以“善”为根本、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影响着人们对汉赋的评价。
三、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性
“美”以“善”为基础，又与“善”密不可分，而且在中国古代常常是“美”“善”不分，以“善”代“美”。但是，文学作品都有它自身的特征和符合美的规律，否则它就不成为文学作品了。文学作品体现其自身特征和美的规律的程度，就是判断其艺术性高低的标准。
汉赋之所以被王国维称为“一代之文学”，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它显示了汉王朝的宏大气象和时代精神；二是它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三是它是一种具有独立品
格的文学样式，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一般说来，汉赋是具有铺张扬厉、辞藻华丽、描写细致、散韵相杂、结构宏伟等特色的我国特有的文学样式，而其最根本的审美特征是“以大为美”。
关于汉代赋家的以大为美，前人早就注意到了。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相如日：‘合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苞括宇宙”是指在赋家的笔下，时间是无始无终，空间是无边无际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也认为“楚汉侈而艳”，而“侈”有夸大、张大之意。正是由于看出了赋家的以大为美，刘勰才准确把握了《七发》“独拔而伟丽”、《洞箫》“穷变于声貌”、《二京》“宏富”、《甘泉》“深玮”的特点。对这种特点，班固认识的也很清楚。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其后宋玉、唐勒、汉兴牧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闽衍之词。”这都充分说明，汉代赋家追求的是“大美”的艺术效果。
汉代赋家的这种追求，后世多受非议，因为很多人忽视了汉赋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忘记了汉赋是为了充分适应汉代的社会而产生、而存在的，是为了满足汉代人的审美追求而存在的。
这种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我们只能从历史发展中去找原因，因为“文变染乎世情，行废系乎时序”，“每一时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时代而存在的，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时代的美的要求。”汉代，作为秦以后又～个大一统的时代，它的疆域比秦时更加广阔，这个大国的统治者，难免要踌躇满志，比如他们建筑上的追求是“无令后世有以加”，追求大的东西，以大为美。同时，“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和四海一家的政治形势，为文学家提供了优越的创作条件，使之得以用彩绘之笔歌颂帝王物质享受之富庶，描绘苑囿建筑工艺之精细，赞美祖国山河之壮丽，赋予作品伟大的气魄。”另外，疆土的扩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在审视自己面对的世界、面对的生活时，有了极强的开放性、并蓄性、包容性，有了一种傲视天下的豪情，从极度满足之中产生出一种夸诞的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赋家自然喜爱用铺张扬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生存的环境，正像刘勰说的，在雕画现实时，“莫不因夸而成状，言饰而得奇。”赋家也把自己追求大、描写大、张扬大，认为是极为自然的。只有汉代人才能深刻理解他们生存的时代，才能理解赋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即使像王充那样认为汉赋是“虚妄之语”的文学家，也认同了赋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汉室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论衡·定贤》)
综上所述，古人对汉赋评价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所采用的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如从“真”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客观真实)，汉赋被认为是“虚妄之语”；从“善”的角度出发，汉赋被认为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等等。本人认为，不仅是对汉赋，对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要采取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既要重视其功利性，更要重视文学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汉赋作为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符合文学创作的“美的规律”，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徐中玉：《秦汉散文发展概况》。
李宝龙：《真与美的悖反统——兼论前人对汉赋的误读》，《东疆学刊》2003年7月。
张毅：《关于汉赋的“丽以”与“丽以则”》，《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1984年版。
曹胜高：《汉赋“大美”的构成与渊源》，《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12月。
踪凡：《试论王充的汉赋观》，《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2月。
在二语写作教学过程中，实施有效反馈对于提升学习者的写作能力非常重要。“写作反馈的形式主要包括教师反馈、同伴反馈和计算机网络反馈。目前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写作课堂中，教师反馈占主导地位，同伴反馈和网络反馈使用相对较少。”（周一书2013）现有研究“虽然提及在教学中应考虑依赖多种来源提供反馈，但对教师反馈之外的来源（如同伴反馈）探讨不深”（邢加新，代尊峰2014）。事实上，教师反馈与同伴反馈[1]是两种不同机制的反馈形式。其中，前者一直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占主导地位。它所体现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理念，强调教师对学习者写作结果（product）的权威评价。而后者则是维戈斯基（Vygotsky）“最近发展区”（ZDP）理论与过程写作教学（process approach）相结合的产物，凸显的是“学习者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体现了建构主义和互动合作等学习理论的精髓。同伴反馈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格拉斯哥大学的相关探索，但其真正引起广泛关注与重视则主要是最近20多年（李彩林2012）。相关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生参与评价写作的重要性。……同伴评价作为学生参与评价的一种主要方式，被更多的人运用到英语写作教学中来”（邵名莉2009）。与此同时，“学习者对同伴评价的态度以及这种评价方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邵名莉2009）。然而，关于同伴反馈在二语写作教学中的实际效用，不同研究者基于各自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
具体而言，一些研究者持赞同态度，认为同伴反馈在二语写作教学中有诸多积极效用，如提高学习者的写作水平，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增强学习者的互动合作意识并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等（Caulk 1994； Jacobs et al. 1998； Paulus 1999； Villamil & Guerrero 1996，1998； Guerrero & Villamil 1994，2000； Tsui & Ng 2000；莫俊华2007；Zhao 2010；蔡基刚2011； Rouhi & Azizian 2013； Yu & Lee 2014）。另一些研究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同伴反馈在二语写作教学中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效用非常有限、不完全适用，甚至不可行等（Leki 1990； Carson & Nelson 1996； Connor & Asenavage 1994； Zhang 1995； Sengupta 1998）。鉴于此，学界有学者开始探究影响或制约同伴反馈在二语写作教学中效用发挥的因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Rouhi & Azizian（2013）指出的影响同伴反馈效用发挥的四大问题，即： （1） 学习者因二语能力所限无法给同伴提出具体适用的反馈信息或反馈信息质量参差不齐；（2） 学习者因二语能力所限仅能关注到同伴写作中的浅层错误；（3） 学习者因对同伴反馈理解有误而有抵触或对同伴批评过于严厉；（4） 学习者因来自不同母语语言文化背景而给予同伴不适当的写作质量评判。综上可见，二语写作教学中同伴反馈策略应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馈主体――学习者自身的二语水平与写作能力。要发挥同伴反馈的积极作用，作为二语写作教学的主体――教师应给予学习者必要的引导和培训。这方面，目前已有学者开始探讨相关问题。比如Carrie Yeahuey Chang（2015）基于实证研究指出，在二语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给予学习者实施同伴反馈的必要培训，使学习者掌握必要的方法和技能。而且，研究数据分析表明，这种同伴反馈方法的培训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有关学习者同伴反馈方法培训的研究中，反馈中介的重要工具之一――辞书的作用却基本被研究者所忽略。究其原因，研究者对当代学习型词典的二语写作辅助功能缺乏充分认知，加之传统意义上的辞书在课程教学中的长期缺位也有一定影响。因此，本文拟借鉴二语教学研究中的“支架”（scaffolding）概念以及二语写作同伴反馈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二语写作反馈模型，探讨学习型词典作为同伴反馈“支架”的合理性及基本功能类型，为今后的相关实证研究做初步铺垫。
二、 二语写作反馈模型与学习型词典的反馈中介定位
在二语写作教学与研究领域，除上述对教师反馈或同伴反馈各持己见，有鲜明倾向的一批研究者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将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策略进行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最佳的反馈教学效果（Tsui & Ng 2000；杨苗2006；许悦婷，刘骏2010；于书林2013）。其中，于书林（2013）重点探讨了教师反馈和同伴反馈的差异与融合问题，他还借鉴社会文化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视角，思考并构建了二语写作反馈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这个“反馈活动系统由反馈主体、反馈中介、反馈客体、反馈规则、学习共同体、劳动分工和成果几部分构成”（于书林2013）。通过图中的互动箭头可以看出，反馈中介分别与反馈主体、反馈客体和学习共同体这三大部分有直接的互动关联。正如该系统模型构建者所述，“中介工具包括物理工具和心理文化工具，在反馈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于书林2013）。具体来看，在反馈中介中，主要有反馈的载体语言（母语或二语）、辅助资源（书、词典）、活动路径（网络、反馈表格或符号等）。这其中，毫无疑问，第二类是真正有效提升反馈信息质量的辅助工具，尤其对于同伴反馈活动而言。学习者由于自身二语习得水平与写作能力所限，对中介工具中辅助资源的依赖，既有实实在在的信息获取需要，也有心理文化方面增强自信的需要。“调查表明，水平越好的学生压力越大，因为他们不想‘出洋相’，都竭尽全力改好文章，而水平差的学生为了不被同伴嘲笑，也不敢懈怠，往往为了一个词反复查词典或问其他同学。”（蔡基刚2011）然而，遗憾的是，该模型的构建者在阐述教师和学习者在使用反馈中介工具的主要差异时，恰恰疏漏了在第二类辅助资源中介方面的不同之处。这实质上也反映了学界对学习型词典的语言文化认知辅助功能缺乏应有的重视或了解。
Carrie Yeahuey Chang（2015）在对同伴反馈进行界定时指出，同伴反馈就是指学习者互相交换写作草稿，彼此提供反馈建议的过程。具体到同伴反馈所涉及的信息类别，主要包括两大类： （1） 全局或综合性（global）的写作问题（比如写作内容、语篇衔接、篇章结构等）；（2） 局部或单一性（local）的写作问题（比如语法、词汇、标点符号等）。通常来说，教师反馈更多关注全局性问题，而同伴反馈则更重视局部性问题。因此，研究者认为，在对学习者进行同伴反馈的培训过程中，教师应培养学习者对全局性或综合性层面的写作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相关实证结果也表明，经过引导和培训，学习者在同伴反馈时确实能够做到对两大类问题的更多兼顾，而要真正能够就上述两类（宏观和微观）写作问题提出适当有效的同伴反馈，则学习者自身的写作素养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学习者有更多的写作经验和技巧积累，同时也还要有更多的词汇知识与能力。而这方面，致力于辅助二语学习者语言习得和文化认知的学习型词典正好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型词典在同伴反馈的中介工具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二语写作教师在过程教学中能够很好地引导学生利用学习型辞书工具，那么学习者不仅提供同伴反馈的信心与质量会有提高，而且同伴反馈者自身的二语写作能力也能得到很好的促进。对此，笔者将在今后展开相关的实证研究，这里暂不讨论。
三、 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与同伴反馈中介需求
在词典学研究中，词典设计特征（design features）至关重要，它涉及内容特征、结构特征和技术特征三个主要方面（魏向清，耿云冬，卢华国2014）。在近一个世纪的不断探索中，学习型词典编纂与研究者立足词典使用者不断变化的实际学习需求，充分借鉴吸收现代语言学、语言教学以及二语习得等领域的理论成果，在设计特征方面推陈出新，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说，随着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其学习活动由先前的解码型为主（decoding）逐步发展为解码和编码（encoding）并重。二语教学的重心也更偏重“听说读写译”中的“说”“写”和“译”的语言产出能力培养，其中二语写作已经成为二语教学实践与研究的重点之一。相应地，我们也可以看到，英语学习型词典各家族同样也顺应这一二语的教学与研究趋势，致力于编码信息的内容表征和结构与技术处理。近些年，英语学习型词典中不仅陆续推出了致力于二语写作辅助的专项类学习词典，比如朗文系列的《英语写作活用词典》（Longman Language Activator）、《美语类义词典》（Longman Thesaurus of American English）、《朗文简明写作活用词典》（Longman Essential Activator），以及《朗文常见写作错误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mmon Errors）等；又比如，牛津系列的《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Oxford Learners Thesaurus： A Dictionary of Synonyms）、《牛津学术英语学习词典》（The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Academic English）等；再比如麦克米伦系列的《麦克米伦搭配词典》（Macmillan Collocation Dictionary）。与此同时，各大品牌英语学习型词典均高度重视二语写作教学的实际需求，在通用语文词典中也凸显了一些辅的新设计特征，对二语写作教学中同伴反馈的资源辅助需求也有很好的针对性。
根据较大规模的实证研究，王文宇和俞希（2008）发现，在英语二语写作过程中，“学生在二语作文的内容、结构和语言三方面都感到有困难。……在内容方面，学生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内容的深度和新意。……在结构方面，学生认为在谋篇布局（包括如何开头，如何结尾）、中心句与主题句的运用、文章的条理性、段落及句子的衔接等方面，可能存在问题。……在语言方面，学生认为最大的困难是词汇的缺乏。因为缺乏词汇，学生不能充分表达想要表达的内容，常常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作文用词单调，学生常常重复使用同一个词”。很显然，学习者二语写作的障碍是来自多方面的，既有全局性的问题，也有局部性的困难。如果二语写作教师能够有意识地鼓励同伴反馈在上述方面有针对性地提供评价性反馈并提出修改建议，那么学习者的受益也将是多方面的，将最终对整体的写作质量提升有帮助。因此，换个角度，我们可以将上述的学习者二语写作难点视为同伴反馈可能的反馈中介需求信息。这对二语写作教师在给学习者进行同伴反馈培训时将是有用的启示。
四、 学习型词典作为写作同伴反馈“支架”的主要功能
语言教学中的“支架”理论（scaffolding theory）源自建筑领域“支架”概念的隐喻借用，它强调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或较高水平学习者可以通过积极指导或合作学习的方式对学习能力较弱的学习者提供有效辅助。“支架”理论自1976年被引入教学领域以来，其有效性已经为学界所普遍认同，诸多“支架教学法”也应运而生。“维果斯基认为： 提供支架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同伴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教师提供丰富、有效的概念支架是促进学生认知发展、使学生有效地实现知识意义建构的有效方法。”（转引自梁爱民2010）在本研究中，二语写作教学中的同伴反馈，需要借助中介工具使用，才能更加有效。这类似二语习得或教学过程中的“支架”效应。所不同的是，这种“支架”不是来自教师的言语辅助，而是从词典中可以获取的相关知识辅助。换言之，借助学习型词典查阅所进行的同伴反馈，其实质就是一种“支架”式反馈（scaffolded feedback）（Hyland K. & Hyland F. 2006）。
就辞书作为同伴反馈的中介工具性质以及它所承担的辅助写作的主要功能来说，本文认为，学习型词典所承担的反馈支架功能可以进一步细化，使其在教师培训过程中更加明确。如上文所述，在二语写作过程中，同伴反馈需要兼顾全局性（global）（比如写作内容、语篇衔接、篇章结构等）和局部性（local）（比如语法、词汇、标点符号等）写作问题两方面。同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写作困难主要集中体现在内容、结构和语言三方面。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同伴反馈所需的词典支架功能描述为： （1） 内容反馈支架（content scaffolding）；（2） 结构反馈支架（structure scaffolding）；（3） 语言反馈支架（language scaffolding）。二语写作教师可以结合相关学习型词典资源来对学习者进行培训，使其掌握必要的支架信息（scaffolding information），进而对同伴写作文本做出可靠而且有效的反馈。
1. 内容反馈支架
据相关实证研究，现有写作教学中的同伴反馈往往存在如下全局性反馈不足的局限，比如，“中国学生反馈意见中约60%―80%为微观层面”（张立2008）；“只注意表面错误等‘低层次的问题’，而忽视了诸如文章结构和中心思想等方面存在的‘高层次问题’”（包著红2010）；“学生往往易选择形式上如更多给予语法，词汇，标点，大小写等表层结构的反馈，忽略和回避内容上的评价和建议”（樊惠君2011）；“很少有学生能评论文章的主题陈述、主题句、文章结构安排、连贯性及语言的清晰度、风格、逻辑思维等问题，在如何使文章更有层次和内涵方面更是束手无策”（赵金桂2012）；“只是评改文章的某些方面，而不能对文章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周一书2013），等等。当然，也有少数实证研究的发现与上述结果相左，比如“同伴反馈较多关注篇章结构、总体评价和内容意义层面，而教师反馈较多关注表层修改，如语法规范和格式等细节问题”（杨苗2006；许悦婷，刘骏2010）。对此，本研究不做主观评价。事实上，就大多数研究发现而言，同伴反馈在内容层面的不足是比较普遍的。
就二语写作而言，由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不足，往往存在“词不达意”或“言不尽意”的情况，影响了其内容表达的“深度或新意”（王文宇，俞希2008）。一方面，学习者可能对相关话题的思想认识比较粗浅；另一方面，学习者在二语表达过程中力不从心。这方面，旨在帮助二语学习者提升写作能力的学习型词典均有一定的针对性。以《朗文简明写作活用词典》为例。这部以中高级英语学习者为目标用户的写作学习词典就充分考虑了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针对学习者写作内容表达粗浅平白的问题，该词典设计了30个话题性写作词库（word bank），所涉及的写作主题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广告；银行；书籍/文学；计算机；法院/审判；人物描述；驾驶；；教育；环境；体育锻炼；节假日；电影；闲暇时光；政府/政治；住房/住所；邮件、电话和传真；医疗；音乐；报刊；警察；宗教；餐馆/饮食；体育；奇异事物和事件；科技；电视/收音机；戏剧；旅游；交通”。这些写作话题较为全面地覆盖了二语基础写作的主要内容，会给学习者提供内容层面的有效帮助或启发。同时，同伴反馈也能够基于上述话题素材的词汇内容激活相应的反馈内容。
我们仅举一例来说明。比如，有关环境（environment）方面的话题写作，该词典就提供了如下的丰富内容： 首先，该词典将可能涉及的写作内容分为两大板块――1） 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problems）；2） 解决方案（some solutions）。在第一个板块中，词典编纂者先对环境问题进行了较为简要的描述，主要包括污染问题（pollution）、汽车问题（cars）、温室效应问题（greenhouse effect）、臭氧层洞的问题（holes in the ozone layer）、酸雨问题（acid rain），以及动植物栖息地破坏问题（the destruction of habitats）。在第二个板块中，词典编纂者就解决方案进行了较为简要的描述，主要包括有利于环保的交通方式（alternative forms of transport）、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sources）、有机食品（organic food）、废物回收利用（recycling），以及抗议活动（protesting）等。无疑这些词典编纂者基于大型语料库分析统计而精心筛选的内容，为学习者的相关写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写作内容素材。
紧接着，词典编纂者还提供了相关的英语表达核心词汇，比如： acid rain， air quality， alternative， the atmosphere， car pool， CFCs， congestion， electric car， endangered，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group，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xtinct， fertilizer， flooding， fumes， global warming， green， greenhouse gas， the greenhouse effect， habitat， organic， the ozone layer， pesticide， pollutant， polluter， pollution， power station， protest， protester， public transport， rainforest， recycle， recycled， renewable energy， skin cancer， smog， solar power， species， sustainable， source， threaten， toxic waste， ultraviolet light， wave power， wild life， wind power， woodland。这些与话题密切相关的“可用词汇”（available vocabulary）将有利于学习者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与此同时，该词典还通过参见的方式，补充了可能会涉及的相关写作内容及“可用词汇”，即陆地与海洋（land and sea）、问题（problem）、意见（opinions）、抗议（protest）、交通（transport）、破坏（damage）、毁坏（destroy）、保护（protect）等。显而易见，这样一个同语义场的话题内容和词汇网络的建构，给二语学习者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写作素材内容和词汇。这些不仅有利于同伴反馈过程中向学习者提供有效的针对性反馈，而且反馈者本人也能够从中获取有益的写作资源，进一步提升写作能力。当然，这需要二语写作教师对相关辞书的使用有充分的了解并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
五、 结语
在众多教学模式中，“做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模式强调学习者通过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所习得。并且，研究表明，随着学习者任务完成能力的提升，其相关领域知识的获取也会随之不断增加。（Marczok， Braukhoff & Amann 2015）学习者“在阅读同学的文章时，能实践‘评价标准’，体会自己文章的问题”（黄静，张文霞2014）。显然，二语写作教学过程中的同伴反馈活动就体现了这种“做中学”的理念。这其中，学习型词典对二语写作同伴反馈能力的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支架”作用。基于辞书使用的二语写作“内容反馈支架”“结构反馈支架”和“语言反馈支架”这三种反馈支架的积极搭建，既有利于同伴反馈的顺利有效实施，促进被反馈的学习者二语写作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过程中提升了作为同伴反馈主体学习者的相关语言文化认知能力，可谓一石二鸟。这种基于学习型词典“支架”功能的教学模式探索，要求二语写作教师对学习型词典的学习辅助功能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并能够结合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对学习者予以积极的培训和引导。当然，这种支架式同伴反馈的实际教学效用还有待笔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附注
关键词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变革；福斯特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07-0029-06
非洲国家的职业教育范式一直摇摆于巴洛夫与福斯特的思想论争之中。针对巴洛夫以职业学校范型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福斯特基于在加纳的研究积累，写出了《发展规划中的职业学校谬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M.Blaug）对此有如下描述：如同“在鸽子群中放一只猫”，在职教理论界引发了一场大战。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取向在二人之间发生转向，但这一切似乎持续至今仍没有结束，福斯特命题（即“职业学校谬误论”）引发了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与变革取向的考问。
一、巴洛夫与福斯特之争：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欧美强国经过战后的恢复期，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与之相伴随。由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与“人力资本理论”开始盛行，非洲诸国依据人力规划的方法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时代的特征。巴洛夫与福斯特作为影响世界职业教育政策的代表，二者关于非洲国家职业教育范式选择的思想论争持续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巴洛夫，英国经济学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非洲的大灾难》、《非洲需要什么样的学校》等[1]。福斯特，早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曾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学和社会学教授、比较教育中心主任等职。他的代表作品是发表于1965年，作为比较教育名家安德森和鲍曼主编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一章的《发展规划中的职业学校谬误》[2]。巴洛夫与福斯特的观点直接影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
巴洛夫与福斯特关于职业教育认识与发展的理论区别甚大。其中，职业教育组织方式问题是争论的焦点。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非洲国家教育部长会议，讨论该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问题[3]。巴洛夫以“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源说”为基础，主张大力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并对传统普通学校进行职业化改造，即主张在普通中学设置职业课程，以实行多样化的学校课程计划。巴洛夫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支持，成为20世纪60年展中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巴洛夫的思想与世界银行的主张被当时的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一些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普通教育职业化、中等学校综合化的战略，在普通中学中渗透职教因素，并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大力发展职业学校，并对普通学校的课程进行职业化改造。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职业教育的高度发展并未带来预期的高收益。反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高失业率使公众与政府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大失所望。传统学校职业教育“人力生产的规模效应”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反到成为就业危机的一种危险；而其“应变能力差”、“反应迟钝”的弊端更加明显。福斯特60年代提出的职业教育命题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福斯特基于对非洲的多年研究认为，职业化的学校课程既不能决定学生的职业志愿也不能解决其失业问题。他以学校形式职业教育“技术浪费”与“天然缺陷”为核心观点，提出职业教育的重点是非正规在职培训，企业本位的职业培训优于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用其原话来说，“职业技术培训必须主要在正规教育机构之外进行”，发展企业本位的在职培训计划比发展正规的职业学校“更加经济”、“更少浪费”[4]。
二、学徒制与学校制之博弈：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历史追问
（一）学校何以产生
职业教育历史悠远，可以说“自有分工，便有职业教育”。手工业时代技术传承形式颇多，但以“师徒相继”为主体模式。英国经历了自由学徒制、行会学徒制、立法学徒制阶段，12世纪开始盛行行会学徒制，劳动组织通常由徒弟、工匠、师傅三种身份组成。徒弟学习7年方可转为工匠，工匠游学几年之后，其“得意之作”经师傅认可方才能为师傅。156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工匠、徒弟法》，标志着英国进入立法学徒制时代[5]。其他欧洲诸国与之类似，美国如是。17世纪后，学徒制衰落且逐步被职业学校所取代。
职业学校的产生首先基于权利诉求。欧洲大学的诞生先于基础教育，而基础教育一般被认为是家庭之责。贵族子弟接受家庭教师之教而进入文法学校，自然贫民排除其外。17、18世纪，欧美开始出现招收底层群众子女、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培训机构，如英国17世纪末期开始创办的“免费学校”“贫儿学校”“乞儿学校”“流动学校”等慈善学校，18世纪后期出现的星期日学校，后来曾一度流行于欧美各地。另外，还有依据教育家洛克的主张，集中贫苦儿童或流浪儿童，以职业劳动为主的“工作学校”。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职业学校指向贫民既是等级差距的凸显，又是教育民主取向的萌芽。
职业学校的产生基于效率原则。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超过了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变革。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工场手工业时代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真正的狂飙时期。”[6] 机器工业的迅猛发展直接导致了对于技术工人的大量需求。学徒制因人才培养“低效”而逐步衰落，职业学校因“规模效应”开始占领历史舞台。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开办了第一所文实中学，开设商业、航海、贸易、机械等课程。进入19世纪后，文实中学蓬勃发展，1830年，美国已有核准文实中学950所；1850年达到6085所[7]。1879年，武德沃德创办了美国第一所手工训练学校。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颁布之后，兼顾就业和升学的综合中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职业学校的产生基于科学理论的学习。与手工业时代不同，近代工业技术以近代科学为基础。传统学徒制长于实践而疏于理论知识的掌握。因此，以科学为基础的近代技术教育呼唤一种新的形式。18世纪，英国“机械工人讲习所”诞生。机械工人讲习所是一种由中产阶级主动资助并自发组织的向技术工人讲授能应用于其职业的各种科学知识和原理的场所。机械工人讲习所具有成人教育的性质，聘请大学教授开设科学讲座。在英国，1840年的机械工人讲习所有200多个，会员2.5万人，至1850年，全国讲习所达700所之多，会员10万多人，拥有藏书70多万册。半个世纪以后，因成人教育的受众局限，许多讲习所转为面向民众子弟的工业学校[8]。同样，德国18世纪开始出现实科学校、商业学校、进修学校，等等。
（二）学校何以被质疑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历史条件的变革。产业革命初期，生产不足使社会并未显露就业与失业的困扰。由于工人需求数量巨大且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职业学校实践教学之缺陷并未显露。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失业震动使职业学校遭到质疑。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信息化与后工业化社会对职业教育提出诸多要求。比如，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后移，中等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发展，瑞典、英国等国职业学校转型为综合中学即为一例。传统职业学校对经济与社会巨大的发展变化反应缓慢。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自身的天然缺陷。手工业时代，技术传承的主体是学徒制度，而学校成为“理性”培育之所。可以说，学校产生的历史同时是“体脑”分裂的历史。学校远离生产，体现其“象牙塔”高贵之所的同时，孕育出自身的天然缺陷，即“实践”的缺失，职业学校亦是如此。职业教育因移植普通教育，所以重视学科知识的传习。职业教育是“做”的学问，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现代学徒制度、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度、美国青年学徒制度等相继兴起。而德国“双元制”的成功恰恰是企业弥补了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源于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激进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美国的一种“非制度化”、“非学校化”教育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古德曼、伊里奇、赖默、贝赖特、霍尔特等。他们通过对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批评，提出了教育的自由选择和“非学校化社会”的观点，强烈要求改革传统学校教育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做中学”的特征更是符合激进主义思想的取向。需要厘清的是，激进主义的“非学校化”观点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截然不同。
（三）学校何以尚存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提出的同时，一个基本事实是：职业学校一直存在着。福斯特之后，尽管世界银行的政策支持有所转向，但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强国的职业学校都没有消减，职业学校尚存有其合理性。
职业学校尚存源于自身的教育使命。学校与企业不同，企业追逐利润而学校旨在育人。英美两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除受崇尚“博雅教育”的传统影响之外，主要是由企业自身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即使是职业文化浓厚的德国，近年来企业参与“双元制”的积极性也在降低。因为接纳学生成本巨大而经济回报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对于以育人为天然使命的职业学校而言，是否存在断然不是由“投入—产出”的经济维度所决定的。即使企业积极参与办学或独立办学，同样不能替代职业学校即是这个道理。
职业学校尚存与教育对象的主体需求息息相关。学生的天性差异甚大，人才类型具有多元的特征。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为技术人才提供了心理学支撑。他在1983年出版的《智力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并着重论述了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结构，并认为支撑多元理论的是个体身上相对独立存在着的、与特定认知领域或知识范畴相联系的八种智力，即语言、逻辑、空间、肢体动作、音乐、人际、内省、自然探索[9]。其中，在“肢体动作”智能领域具有天才基因的学生容易培养成技术与技能型人才。新加坡“小四”普职分流，而德国是12岁。如果说职业学校产生于等级社会，现代职业教育应是“因材施教”的结果。没有职业学校，适合职业教育旨趣的学生的出路是什么？
职业学校尚存还在于其技术知识的传承功能。尽管企业同样是技术传承的通道，但其在技术理论教授方面存在不足。况且，企业由于生产的限制往往局限于岗位培训，因此企业独立的职业培训一般是不完善的。另外，职业教育形式只有多元化才有活力。然而，职业学校尚存的合理性分析不能自行解决自身的困境，同样不能阻止理论与实践领域对于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质疑的持续。但困境与质疑并非是坏事，或许是职业学校深度反思的开始与有效变革的前兆。
三、技术话语与学校本位之张力：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内在困境
（一）跨界属性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一是如何面对跨界问题。历史与实践证明，单独的学校形式无法完成现代职业教育的整体任务。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导致了“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与“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普遍法则”将职业学校引入困境且迷乱其取向。
德国与日本均是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度，但同时也是职业学校备受质疑之地。德国以“双元制”著称。企业与学校共同完成职业人才培养的任务。但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是企业本位的，职业学校仅是服务企业完成“应知”部分的教授。同样，日本以企业培训著称。而与此同设的职业学校，其效果与名声远远低于企业培训。日本之例，正是福斯特所言的：就职业教育而言，企业培训优于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在历史的沉浮之中尴尬存在。
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进中国，分别在辽宁、上海、北京成立三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引进的结果是除太仓、青岛等德资企业的“双元制”学校成功以外，其余均以失败告终。“双元制”的核心特征是企业与学校双方的“分量”不等性，企业主体是“双元制”成功的基石。中国职业教育以学校为主体的特征，直接导致“校企合作”中学校的被动地位。
中国“校企结合”最成功的事例是20世纪中期的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行业办学使学校与企业基于共同的母体。二者之间的结合机制问题自然解决。但伴随企业改制与行业职能的转换，职业学校从行业之中被剥离出来，行业办学作为中国特色的“双元制度”自此消失。由于中国中小型企业居多，尤其缺乏企业办学的制度文化，因此“政府投入、企业办学”的模式是否可行还有待研究与检验。
世纪之交，校企、校校、区域合作等各种类型的职教集团纷纷诞生。职教集团作为一种创意试图解决资源共享问题，当然“校企结合”是其中的核心要旨。但实践证明，职教集团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企业办学积极性倘若无存，就没有真正的“校企结合”。跨界难题似乎成为职业学校的一种宿命。
（二）匠器法则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二是如何应对匠器成长的特殊规律。吴国盛在专著《科学的历程》中写道：“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着两个传统，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历史渊源。”[10] 其中，两个传统指哲学家传统与工匠传统。
历史上对待工匠传统是非公正的。工匠培养被排除在学校之外而成为“隐学”。“箕裘相继”乃是典型范例。箕裘相继，语出《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志于学矣。”主旨手工业技术以父子相传，至今依然在民间诸多技术领域盛行。另外，民间学徒制度是技术传承的重要方式。中医为例，先秦长桑君教授弟子扁鹊，汉代淳于意师从师阳庆，尤其华佗与其弟子樊阿、吴普、李当之师徒传承极为著名，至今华佗收徒馆遗址仍可再现其当时授徒之景。明清时期，学徒制度在商业领域开始盛行，如闻名于世的晋商学徒制度特点鲜明并极为严格。另外，武术、曲艺、厨艺、木工、瓦工等许多领域学徒制度盛行至今。
历史地位相分与存留状态差异忽略一个重要的命题。匠器成长范式与哲学家成长范式截然不同。纽曼曾经对于哲学家生活有过经典描述：“大希腊之光毕达哥拉斯曾一度居住在洞穴里。泰勒斯终身未娶，隐居一生。柏拉图远离雅典，隐居在阿卡德米树林。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寒窗苦读20年；修道士培根孤居在爱生神城塔。牛顿终日苦思冥想，几乎因此失去理智……”[13] 试想一位工匠是否可以脱离实践、冥思苦想既成，答案是明晰的。
历史的分野直接演变为当下职业学校的尴尬。苏格拉底视匠器为傻瓜笨蛋，但职业学校却无法完成“傻瓜笨蛋”的培养，传统的课堂之上无法教出铁匠、鞋匠与生意人。柏拉图的雅典“学园”无法胜任农民与工匠的技术传授。亚里士多德的博雅教育更是与奴隶无缘。自学校诞生以来的“体脑分裂”直接导致今日学校无法完成匠器的培养。匠器的培养是“工作本位”的，而学校似乎只是长于学术人才的培养。
（三）默会向度
职业学校面临的内在困境之三是如何面对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作为一种知识形式与学科知识并存。相对于学科知识在教育实践中的“显性”地位与久远历史，技术知识因与生产实践融合而被习惯性地认为是一种“去理性”的存在，以知识相称则是20世纪技术哲学发展的结果。职业学校长于教授学科知识，而技术知识的教学与之存在很大差异。
职业学校的“学科本位”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技术是科学的运用。实践证明，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相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远在科学原理产生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始运用技术。技术的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在手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电器时代、电子时代都是如此。就如罗杰斯所言：“如果不了解科学，就不可能研究科学，因为科学是知识。但是即使不了解工程科学，也能够从事工程或技术活动，因为工程和技术是关于物品的制造。对理论一无所知时，实践知识也可以存在；在实践方面笨拙时，理论也同样存在”[12]。
职业学校长于“概念性”与“原理性”知识的传承，但技术知识是一种“行动知识”。技术知识中“默会成分”是典型的行动知识。行动知识又常以“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或者“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action-inherent knowledge）称谓之。如挪威哲学家格里门所说“对知识的表达而言，行动是和语言同样根本的表达方式”。波兰尼指出，默会认识和认识主体须臾不可分离。默会知识在离开其母体后便失去了生命，游离于其母体之外的只是一些毫无生命的明确知识。黄焕金对默会知识的描述更为形象，“知识一离开产生它的人的头脑，便像鸡蛋那样获得一个坚固的外壳”[13]。课堂是无法完成“行动知识”学习的。
职业学校长于“分科知识”的讲授，而技术知识是一种整体知识。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学科分类的历史，如自然科学有物理、化学等学科之分。与学科知识的细化相比，生产实践是综合的，其蕴含的知识形态同样是综合的。制造一台机器、建筑一栋房子皆不是只有力学、制图、材料等单门学科知识即可完成的。“分科知识”与“整体知识”的矛盾似乎即是“课堂”与“车间”的矛盾。
四、回归学校与适应变革之融合：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问题破解策略
（一）做当为之事
职业学校存在合理性遭遇质疑一方面凸显出其需适应社会经济环境而作出变革，同时表明，学校变革的方向不是背离教育的“本质属性”与“核心使命”。概而言之，职业学校变革的底线是“做当为之事”。“当为之事”即是不可替代之事，“学校”回归“学校”是根本。
职业学校第一任务是对于职业人才的唤醒。职业教育的本体价值在于育人，没有人的职业教育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过度专注技能与技术层面的“人力本位”范式愈加强化技术理性异化所引发的深层危机。“人性”关照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学科信仰与永恒坐标。职业人才的尊严与觉醒是一个深刻的哲学与伦理学命题。职业人才在青年时期没有对于自身理性的觉醒，没有对于人类自身的关注意识，没有对于生命自由与局限的体认，没有对于人性问题与美感的追求，一个混沌与蒙昧、缺乏深度关怀的个体，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职业主体。职业教育本身如果“去启蒙性”就不能称之为教育。而职业人才的唤醒是企业培训无法完成的。
职业学校贵在关注学生整体素质培养与发展的张力。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谋生劳动”与“自由劳动”的概念，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工人视生产活动仅为谋生手段而丧失自觉劳动的兴趣。对此，马克思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工具的技能。”[14] 杜威的职业准备“间接论”同样是在未来岗位变化与职业涵盖无限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企业培训关注“用”而不关注“育”，整体素质培养是学校当为之事。
职业学校需重视学生成长通道的创设。学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此建设普职跨界融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的证书制度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互通即是成功的范例。跨界融通基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同质性，目的是促进两种人才的自由选择与多维发展。跨界融通与基础取向皆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凸显，这应是学校所尊奉与守持的。
（二）做可为之事
“做当为之事”是基于职业学校使命而言的，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学校变革的方向。以此为基础，职业学校在变革方向上仍存在着“度”的把握。核心问题是职业学校基于效率原则在顺应变革过程中“做可为之事”。“做可为之事”是适应变革，效率原则同样是学校存在合理性的基础。
“做可为之事”首先体现在学科知识的改造上。学科知识并非一无是处，知识体系所显示的系统性必然会影响人类的思维，无论是作为义务教育或是素质培养皆是必要的。目前职业学校对于学科知识的“彻底颠覆”在知识论层面上是危险的，“做”的学问需好好研究。CBE课程的任务导向以及项目课程的综合皆是很好的尝试，但是基于工作任务分析而“析出知识”的内在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削弱理论思维与背离工作本位均是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误读。杜威在批判教育“二元论”的基础上提出，必须改革学校的课程体系，使普通与职业两类课程结合起来，为上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目标服务。杜威关于课程整合的思路正是美国乃至欧洲20世纪职业教育课程范式的选择。
“做可为之事”同时体现在教学方式的改造上。“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然选择。学校教育需吸收“工作场所学习”的特点。普通教育领域对于传统教育的批判早在欧洲“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就展开了。这些普通教育的改革均加入了手工操作的课程，职业学校必然要依据内在的属性而变革。
“做可为之事”在于与环境的互动机制。作为一种效率原则，“做可为之事”并非完全不考虑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最终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的全面参与。因此，学校在做“当为之事”与“可为之事”的基础上，应该成为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尤其要保持、创设与企业之间联合、互动的能力与机制，要积极推进校企合作的深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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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ogers，G.F.C.The Nature of Engineering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54.
[13]邓线平.波兰尼与胡塞尔认识论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49.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6卷：218.
Analysis on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Vocational School
——Thinking Triggered by Foster’s “Vocational School Fallacy Theory”
LU Bao-li1，2， PANG Hai-zhen2， SHI Rui-zhen2
（1.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 Hebei Teachers’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huangdao Hebei 06600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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