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3 15: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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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注意到一些国家规定的投资措施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以及跨国投资的开展，因而通过其成员国之间达成协议，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以规范国际直接投资。这些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类，即对国际直接投资间接适用的原则和对国际直接投资直接适用的原则。
对国际直接投资间接适用的世贸组织协议包括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国际直接投资直接适用的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TRIM[,s]首先要求将世贸组织的两项基本原则即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适用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其次，规定了其禁止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包括：(1)当地成分要求：外资企业必须购用东道国当地一定的产品作为投入；(2)进出口平衡要求：将外资企业的进口限定在该企业出口量或出口值的一定比例内；(3)进口用汇要求：外资企业进行生产所需的进口被限制在属于该企业流入外汇的一定数量内；(4)国内销售要求：限制外资企业的出口，即其产品必须要有一部分在东道国销售。
由上可知，当地成分要求是世贸组织禁止的第一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那么，当地成分要求究竟会对国内产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哪些影响呢？本文拟通过建立相关模型，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此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二、基本模型
本节讨论在没有当地成分要求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润函数和东道国的效用函数。
假定存在2个国家，H代表发展中国家，F代表发达国家，同时生产2种产品；X产品代表中间产品，Z产品代表最终产品，生产X产品只需不熟练劳动，而生产Z产品需要中间产品X和熟练劳动；单位不熟练劳动的价格在发展中国家为w[,h]、在发达国家为w[,f]，单位熟练劳动的价格在发展中国家为t[,h]、在发达国家为t[,f]。
H国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市场结构不完善，X产品和Z产品的生产都由垄断厂商生产，换言之，是上游垄断和下游垄断的市场结构。生产单位的Z产品需要单位的X产品和单位的熟练劳动L。
F国生产力水平较高，X产品的生产是完全竞争生产，即其价格为发达国家生产X产品的边际成本——单位不熟练劳动的价格；而Z产品的生产是垄断市场结构，但生产单位的Z产品只需n(0＜n＜1)单位的X产品和m(0＜m＜1)单位的熟练劳动。
在没有直接投资之前，H国内生产最终产品Z满足国内需求，国内需求曲线为：
P(q)=a-bq(1)
生产Z产品的生产厂商必须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Z在H国的生产必须满足：
Max[P(q)q-kq-t[,h]q](2)
其中，k为单位X产品的价格，q为厂商生产Z产品的数量。
根据一阶条件公式，得到：
a-k-t[,h]
q=───────(3)
2b
由于q=x，因此，根据式(3)，将k作为x的函数解出，得到：
k=a-2bx-t[,h](4)
同中间产品X需求函数相关联的边际收益是：
MR=a-t[,h]-4bx(5)
令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我们有：
a-t[,h]-4bx=w[,h](6)
因此得到：
a-t[,h]-w[,h]
x=────────(7)
4b
由于q=x，因此，最终产品的总产出为：
a-t[,h]-w[,h]
q=───────(8)
4b
相应地，确定Z产品的价格为：
3a-t[,h]-w[,h]
P[,Z]=───────────(9)
4
中间产品X的相应价格为：
a-t[,h]+w[,h]
P[,X]=──────────(10)
2
发达国家F国内的生产状况，如同发展中国家H国一样可以确定，假定发达国家F国内对最终产品Z的需求为：
P(q)=A-Bq(11)
其中F国的中间产品价格为：
P[,x]=w[,f](12)
因此，F国内Z产品的需求量为：
A-nw[,f]-mt[,f]
q=─────────────(13)
2B
相应地，其价格为：
A-nw[,f]-mt[,f]
P[,z]=───────────(14)
2
假如F国的跨国公司决定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向H国进行直接投资，现设定如下前提：(1)跨国公司和H国的企业在市场上形成的垄断均衡是库尔诺均衡；(2)H国在国内的Z产品的产出的q[,1]，跨国公司在H国的产出为q[,2]；(3)生产要素（劳动力）不可自由流动，换言之，跨国公司在H国的生产必须使用H国的熟练劳动力；(4)中间产品X可以从国外进口，或者当地生产，
a-t[,h]+w[,h]
当w[,f]=─────────，
2
且没有当地成分要求的条件下，F国全部的中间产品将从国外进口；(5)不考虑跨国公司在H国投资的固定成本。根据上述条件，H国和跨国公司如要同时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满足：
Max[P(q[,1]+q[,2])q[,1]-kq[,1]-t[,h]q[,1]](15)
Max[P(q[,1]+q[,2])q[,2]-nw[,f]q[,2]-mt[,h]q[,2]](16)
相应地得到：
a-2k-(2-m)t[,h]+nw[,f]
q[,1]=─────────────(17)
3b
a+(1-2m)t[,h]-2nw[,f]+k
q[,2]=───────────────(18)
3b
此时，q[,1]=x，因此得到：
a-3bx-(2-m)t[,h]+nw[,f]
k=────────────────(19)
2
可以发现，中间产品X的边际收益为：
a-(2-m)t[,h]+wn[,f]-6bx
MR=────────────────(20)
2
由于边际收益必须等于边际成本，因此，最终确定的X产品的产量为：
a-(2-m)t[,h]+nw[,f]-2w[,h]
x=──────────────────(21)
6b
假定跨国公司的效用函数为从H国获得的净利润，即利润减去H国征收的税收（设H国的所得税税率为T），在没有当地成分要求的情况下，其效用函数的值为：
(1-T)[a+k+(1-2m)t[,h]-2nw[,f]][2]
U[,M]=────────────────────(22)
9b
假定H国政府的效用函数由最终产品的利润、中间产品的价值、从跨国公司征收的税收和消费者剩余等四项要素之和构成，我们得到在没有当地成分要求的情况下，政府的效用函数值为：
UG=H[,Z]+V[,X]+TII[,f]+CS(23)
其中，H[,Z]代表H国生产Z产品的利润，V[,x]代表X产品的价值，TII[,f]代表从跨国公司征收的税收，CS代表消费者剩余。具体地用代数式表示：
[a-2k-(2-m)t[,h]+nw[,f]][2]
H[,Z]=─────────────────(24)
9b
[a-(2-m)t[,h]+nw[,f]-2w[,h]][2]
V[,X]=────────────────────(25)
24b
T[a+k+(1-2m)t[,h]-2nw[,f]][2]
TII[,t]=───────────────────(26)
9b
[2a-k-nw[,f]-(1+m)t[,h]][2]
CS=──────────────────(27)
18b
三、当地成分要求下的模型
假定H国政府规定当地成分要求，即限制跨国公司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规定中间产品必须有λ的份额从当地购买。于是，跨国公司的成本函数变为：
附图
四、基本模型与当地成分要求模型的比较
（一）U[,M]和U[,MLCR]的比较
比较U[,M]和U[,MLCR]可以发现，1-T，a，b，t[,h]等都相同，不同点在于，在U[,MLCR]中，相对U[,M]有2nλ(w[,f]-k)，而根据我们的事先假定，w[,f]＜k，因此，我们得到：
附图
基于上述(45)式相同的原因，(47)式的值必然大于0。因此，随着当地成分要求的提高，H国政府从中间产品中获得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四）TII[,fLCR]和TII[,f]的比较
附图
(52)式数值正负的关键取决于T、a的值。由此可以判断，发展中国家的当地成分要求，使得政府在牺牲消费者剩余的同时，从国内中间产品和国内最终产品中获得的价值增加，但总的福利水平却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
附图
显然，(56)式的值同样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在当地成分要求的条件下，随着H国内对国外企业税收的提高、中间产品的价格提高和国内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提高，其国内的总效用值下降。
五、结论和启示
（一）对东道国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东道国通过当地成分要求的规定，企图达到促进当地技术的提高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劳动力就业、积累当地资本等目标，但同时也面临着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下降的危险。具体而言：
1.促进东道国技术的提高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生产最终产品或者中间产品，如果东道国采取当地成分要求的限制，跨国公司将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其资源配置，结果东道国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和管理能力将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之所以进行直接投资，关键在于通过直接投资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回报，而利润回报是建立在它们雄厚的技术实力基础之上的。随着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增加，这将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特别是中间产业的技术水平。
2.扩大劳动力就业。东道国通过当地成分要求，使相关产品的生产扩大，从而有利于增加东道国的就业；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自身能吸引当地的劳动力就业，而且能通过相关产品（上游产业）的生产扩张增加东道国的就业。跨国公司的生产在促进东道国就业增加的同时，还能提高东道国就业人口的素质；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先进销售技能，能快速提高东道国相应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销售水平。
3.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下降。消费者剩余是衡量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最佳度量方式，因为它测度的是如要消费者放弃他对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费而必须补偿给他的那个货币量。上文的公式推导、比较已经显示，东道国的当地成分要求将导致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下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通过线性需求方程式对消费者的福利水平进行度量的，如果通过非线性积分方式加以衡量，结果也将是一样的。
（二）对跨国公司的影响
1.阻碍跨国公司实现市场内部化目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之一，是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实现市场内部化。市场内部化不仅可以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且可以节省成本，有利于其产品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但东道国规定当地成分要求，迫使跨国公司在生产的过程中减少使用其内部生产的产品，必然影响跨国公司实现市场内部化的目标，最终减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生产产品的利润回报。
2.有利于专业化生产经验的积累。分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国际分工的实现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优势各异的基础之上，而专业化生产是分工的必然结果。由于东道国实行当地成分要求，意味着中间产品的生产在东道国内部进行，这样，跨国公司就有可能专职生产最终产品，专业化生产最终产品的经验将进一步积累，从而有利于跨国公司进一步提高生产利润。
（三）对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总体影响
从总体上看，当地成分要求有利于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却使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下降。其下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减少了跨国投资。如果跨国公司完全遵循东道国的当地成分要求，跨国公司投资的额度将大幅度减少。这一方面导源于当地成分要求减少了中间产品的投资，另一方面导源于当地成分要求使跨国公司难以实现市场内部化的目标，难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因而对东道国投资的意愿难以实现。
2.影响了资源配置。根据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了合理配置。而国际贸易的产生导源于各国发挥了其相应的比较优势或资源优势。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导源于跨国公司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等三个条件的满足状况。而当地成分要求使市场产生扭曲，不能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合理的配置，将最终影响世界各国比较优势的发挥，降低跨国公司内部化优势，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因此，世贸组织所规定的禁止东道国采取当地成分要求的措施，必将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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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liveJie,A-JoenArthur,AndersenRenéBelderbos(1998),LocalContentRequirement,VerticalCooperation,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
NIBOR/RM/98/01.
内审外包主要采用以下四种形式:
1.补充式外包,即将部分的内部审计职能赋予第三方。例如,在一些关键性的内部审计项目中聘请外界专业人士提供帮助。又如,在审计外地的分公司时,聘请懂当地语言或熟悉当地习俗的审计人员提供帮助。另外,在审计特殊领域(如电子数据处理系统)时,企业也可聘请这方面的专家参与审计。
2.审计管理咨询,主要是指请咨询机构帮助企业确定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数量及配备情况,并有可能促进内部审计计划的形成和改进。审计管理咨询服务还包括对内部审计人员的招聘工作,帮助管理层定义主要的审计风险领域等等。
3.内审职能全部外包。在这种外包形式下,企业不设内部审计部门,但是为了进行合理的经营性审计,就将内部审计职能全部外包给会计师事务所或咨询机构。
4.内外成员结合审计,亦可称合作内审。这种外包形式下,内部审计工作由一个统一的项目和审计工作组来完成,成员包括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但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对这种结合审计分别承担不同的责任。
以上各种内审外包形式各具特色,因企业规模及行业不同,在是否实行内部审计外包及实现的方式上可能都有所不同。
一、内部审计外部化的优劣分析
内部审计究竟能否外部化？以何种方式实现？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实现内部审计功能和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并使企业能够与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相适应；这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权衡和选择。
（一）内部审计外部化的优势
1.提高审计的独立性。经济学认为，当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时，内部审计是必须的。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内部审计能监督经营者如何更好地行使受托经营权，而内部审计的成本也构成了企业一项重要的管理成本。虽然内部审计部门代表所有者履行监督职能，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但是，实际工作和管理层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管理层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预内部审计；另一方面，内部审计部门为了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必须主动同管理层协调好关系。在这种利益牵制下，内部审计可能会失去独立性，甚至与管理者共谋来欺骗所有者。而外部审计师独立于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企业委托事项进行审计，其工作只对委托人负责，因此能够客观地报告审计结果。
2.节约企业成本。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内部审计的传统职能已不能满足企业增加价值的需求，因此，内部审计为适应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而不断扩充其职能，逐渐向风险管理和管理咨询拓展。风险管理和管理咨询业务的开展需要金融、会计、人事、市场、工程、计算机等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共同完成。此时，企业将面临高额的成本。将内审职能部分或全部外包后,部分或全部的审计成本就变成了可变成本,从而降低成本。通常表现为：（1）节约招募、培训费用和维持成本。内部审计外部化可以避免内部审计人员的招聘费用，为更新和扩充知识而发生的培训费用以及支付专业人员的高额薪金。（2）节约开发软件和新方法的成本。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的审计，企业必须不断开发新的审计软件以及对新出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会给企业带来高额的开发费用。如果内部审计外部化，咨询机构的这些开发费用就可以分摊给多个客户。（3）降低雇佣成本。外部咨询机构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在相同的价格下，企业可以选择更为优质的服务。
3.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内审工作质量。内部审计外部化能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外部咨询机构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他们通过了专业技术资格认证，并且在对不同类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悉不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能够根据自身经验及被审计单位的经营过程、风险控制和管理等活动进行客观的评价并提出切合管理者需要的建议，这一点是仅仅服务于单个企业的内部审计师所不能及的。内部审计外部化能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将一些企业的先进经验介绍给其他的企业；内部审计外部化还可以充分利用地理资源优势，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聘请当地的咨询机构或是熟悉该地区业务的外部审计人员可以帮助企业很快融人该地区文化，避免过长的适应期所带来的额外开支。
此外，企业还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主业。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企业的存在就是因为其专业性，衡量企业规模的最佳方式就是其管理成本小于产品的交易成本。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因此管理层关注的焦点应该是组织的关键性业务,企业应该将其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核心业务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公司的服务水平也越来越高,企业完全可以将其次要业务(如内部审计等)交给相应的专业服务结构去做,从而提高组织的竞争能力。
(二)内部审计外包的劣势
这个问题，首先应认识内部审计的发展和外部咨询机构的性质。内部审计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其职能已由传统的监督、评价，拓展为监督、评价与咨询，逐渐由“监督导向型”向“服务导向型”转变；内部审计的重点由单纯的财务审计转向经营效益审计和风险审计；内部审计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监督和参谋作用。这使得内部审计作为一个专业职能已越来越多地和经营管理相融合，内部审计的经济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外部咨询机构作为市场中的一员，他们的服务也是有成本的，他们的选择也是理性的，即在一定条件下会出现寻租现象。而且，由于内部审计要求的多样性，外包服务的价格发现机制主要靠谈判来确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却往往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1.破坏内部审计职能的整体性。内部审计的评价、监督、咨询的职能是相互支持、互为基础的一个整体，能为企业增加价值的咨询活动是建立在对内部控制的监督和评价的基础之上的，而咨询意见的采纳和顺利实施需要对审计过程进行监督，并且对绩效和风险进行评价，保证其按预期的方向发展。因此，将任何一项职能外部化都不利于内部审计发挥其整体功能。
2.导致管理当局对内部控制缺乏责任感。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内部审计本身就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具体操作和管理之外的控制层。内部审计部门直接对独立的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或最高决策层负责，对具体的操作和管理部门内部控制的充分性和潜在的风险进行评价，并提出审计建议，以降低内部控制无效而产生的风险。与此同时，内部审计还帮助企业进行“软控制”环境的营造，是内部控制过程设计的顾问。可见，内部审计在帮助管理当局改善内部控制中发挥着积极的主观和客观作用，将其外部化不利于对内部控制环境的优化，同样也不利于内部控制方法的改进。
3.可能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一方面，因为内部审计和相应的管理咨询工作由外部机构来做，企业缺乏积累知识和创造价值的动力，无法充分发展内部审计所需的知识和人才；另一方面，要想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咨询服务，势必会泄露企业部分的核心机密，这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
4.放弃了内部审计自身的资源优势。首先，内部审计人员熟悉本公司的管理政策、业务程序、经营活动和人事状况，了解企业的组织文化、业务过程和风险控制方面的特点，能更好地提供符合管理层长期战略的咨询服务。而外部咨询机构只能通过一些公开的资料以及通过询问和观察来确定服务的重点。往往由于保密的需要，企业不可能向他们提供完整的资料，这势必影响到外部咨询机构对企业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判断，从而影响咨询服务的质量。其次，内部审计人员作为企业的内部人，其工作成果和个人的经济目标联系更密切，在主观上会更投入。再次，内部审计人员对企业的战略管理、组织操作程序和企业文化的了解程度是外部审计人员所不能及的。最后，如果内部审计部门的消失将会使企业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审计人员，他们可能索要越来越高的佣金，因此企业必须权衡成本、效益问题。
5.内部审计外包的工作质量不一定令人满意。内部审计外包后,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外部审计人员一般只在约定的范围内消极地进行审计,尽量削减审计计划,减少工作量，而不愿意积极主动地去帮助管理层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审计可能会变成一种程序性的工作,外部审计人员不会像内部审计人员那样全心全意为企业考虑。外部审计人员只与企业有短期的合约关系,企业最终的经营成果与他们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外部审计人员毕竟不熟悉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内部审计人员,特别是那些在企业里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内部审计师,更了解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手段、企业文化、部门间的利益关系等因素。这种背景知识的差异可能影响到审计计划的深度和审计程序的执行,并可能会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我国内部审计外包的可行性
1.从独立性角度分析。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实质不在于是由内部审计人员还是由外部审计人员来执行内部审计工作，而在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程度。内部审计机构在企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由管理层领导还是由董事会来领导，内部审计机构与业务部门及其他各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制衡关系等因素，将最终决定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程度。内部审计工作不独立，很大原因在于内部审计人员在经济上的不独立，不在于是由谁来执行内部审计工作，而在于我们的内部制度还不够科学、不尽完善。因此，可以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来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可见，提高内部审计独立性的根本不在于是否将内部审计外部化，而在于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及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独立性不影响企业内部审计外包的选择。
2、从经济效率角度分析。效率通常指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较，是个投入与产出的比率问题。在内部审计外部化问题上，较流行的观点是它有利于提高内部审计的效率，其理由主要在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内部审计人员的招聘成本、维持成本、培训成本等。也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较小的成本来达到相似或者更好的审计效果。但是，该观点至少没有充分考虑下列影响因素：
（1）从投入来看，企业在将内部审计外部化时，已经隐性地支付了审计人员的选拔成本、培训成本等，而外部审计人员的素质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差别很大。如何选择高素质的外部审计人员来执行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是企业在将内部审计外部化时所必须考虑的。实际工作中，企业往往根据外部审计人员及其所在单位的声望、信誉等进行选择。通常，声望越高、信誉越好的外部审计人员，其在执行内部审计工作时所索取的服务费也越高而这就会造成经济学上说的资源投入冗余。
（2）从产出的角度来看，内部审计由“检查与评价组织活动和为本组织服务”转变为“增加组织价值和改善组织经营，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实践证明，通过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审计人员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企业的各项业务以及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增强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及观察与分析问题等能力。如IBM、GE等很多跨国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已经成为经营主管和财务主管的集训地。也就是说，由内部审计人员开展内部审计工作，企业所获得的远不止内部审计工作成果的本身，而这是内部审计外部化所无法实现的。由此看来，认为内部审计外部化一定会提高内部审计工作效率的观点是片面的。
三、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企业采取内部审计外部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经济性。至于外包的方式和范围需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但是，在审计外包的工作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1.加强内部审计服务的监管和规范。制定内部审计指导性规范,使内审服务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完善相应的法规,就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内审服务所导致的独立性等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著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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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5页
阮德信《区域信用体系与和谐社会构建路径》《求实》2005年第6期
薛求知黄佩燕《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71－79页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陨缁岢钟信辛⒊〉闹斗肿佑种匦氯鲜兜铰砜怂己吐砜怂贾饕宓募壑担哑渥魑槿肷缁崤械墓撸谡飧鲆庖迳希奥砜怂嫉挠牧椤?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原因对策
据国家发改委2004年统计，目前国内工商注册登记中，中小企业已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全国GDP比重的50%以上，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约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实现利税40%以上，提供城镇就业岗位75%以上。中小企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改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中小企业融通资金十分困难，这与中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和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是不相符合的。
对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而言，融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以青海省为例，截止2004年底共有各类企业3.25万家，其中规模以上中小企业419家，大型企业9家，其余均为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99.98%的中小企业，在青海省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见一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小企业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建设，同时也是保证就业水平，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
一、对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比较分析
1.全国中小企业普遍融资渠道。目前，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内源性融性融资和外源性两种。内源性融资主要是指和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主、股东、合伙人或业主的亲友等，向企业提供的债务或权益性质的资金。外源性融资主要包括银行贷款、信用担保融资、风险投资、创业板上市融资等。根据调查，中国中小企业初创时的启动资金90%以上主要来自企业发起人、合伙人及他们的家庭，在后继投资中，企业依然严重依赖内源性融资渠道。
2.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在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方面均受到重大限制，由于经济不发达，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往往通过自由资本的积累来扩大企业规模，很少能获得债权或权益性的资金，内源性融资受限，在外源性融资方面就更加不如全国平均水平。仍以青海省为例，在中小企业占企业95%的青海省海南州，2004年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52家中小企业中，只有6家获得了银行贷款，占企业总数的11.5%；90%的企业，其自有资金占总投资比重的90%以上，流动资金方面，102家中小企业中只有7家获得了银行贷款，占总企业6.8%；有88%的企业，其自有资金占流动资金比重的85%以上。
二、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解析
1.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民族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是家族式企业，是个人说了算或内部人说了算，不具有规范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报告真实性和准确性低，管理水平低下，运作不规范等问题，这正是治理结构不健全所致。再加上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普遍缺乏优秀人才，企业开发投资严重不足，技术水平落后，专业化水平低，因此，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是较高的，而为了规避风险，银行以谨慎为原则，必将缩减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
2.中小企业自身信用不足。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信用经济，信用成为市场交易的基本准则，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企业信用的好坏对其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仍不健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经济主体信用观念淡薄，信用观念差直接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整体形象，银行不得不采取“惜贷”、“慎贷”措施严格控制贷款，从而也影响了企业的筹资绩效。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信用评级A级以上的中小企业所占比例很低，绝大多数在BB级以下，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根本够不上认可的信用等级。中小企业信用不足已经成为制约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原因之一。
3.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认为，在经济运行中的任何一项交易中，信息不对称就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要求贷款最大限度地披露其个人信息和经营信息，而中小企业公开有关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必将为自己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因此中小企业不愿按银行的要求披露所有的信息。同时，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中小企业地域分散规模小，大部分不具有资信记录，银行很难得到中小企业的相关信息，在无法充分了解申贷企业真实情况的条件下，银行为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被迫给予中小企业“信贷配给”待遇，即要求更高的利率（相对与大型企业）或其他较苛刻的条件，甚至拒绝贷款。
三、解决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对策
为帮助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尽快走出融资困境,应从我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应中小企业特点的融资方式,采取措施,构建适合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环境。
1.中小企业应逐步完善自身治理结构,提高内部管理水平
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小企业首先应从自身做起,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内部管理水平,以改善自身融资条件。一是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由自由人产权向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转变，完善企业经济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二是加快中小企业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技术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三是中小企业必须加强信用意识，自觉还贷，规范自身的金融行为，同时及时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信息反馈给金融机构，实现信息的实时沟通，建立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四是要规范财务管理，提供准确真实有效的会计报表，如实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确保企业各项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的合法性和真实性。
2.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
当前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一是要发展一大批中小商业银行，包括民营中小银行，促进竞争，使中小金融机构有动力去接近中小企业，并最终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二是设立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以民间出资为主，政府投入一定的资本金，向银行贷款取得运营资金后，向小企业以产权投资，贷款和贷款担保的方式注入资金。三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有利于公共发展的中小投资项目给予信贷或信用担保方面的支持。
3.积极拓宽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狭窄，资本市场结构单一。积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种方法，可逐步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创业板建设，总结中小企业板块设立以来的运行和监管实践，设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创业板上市条件和规则。二是发展债券市场，废弃传统的多家审批管理的债券体制，建立起真正由市场发行、交易和依法管理的发债机制，让中小企业平等进入市场发债融资。
4.进一部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系统的设立，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对于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系统的设立，一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一个有序的担保业，行业准入标准，准入制度和从业人员管理制度等是必要条件。二是要资金支持和补偿力度。三是加大税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高，收入低，需要国家给予必要的扶持。四是健全再担保制度，完善风险分散机制。五是加强信用担保行业的维权与自律。
总之，目前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融资难，其中既有中小企业的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制度共给不足是主要症结，而融资难的最大障碍是担保难，因此，建立互信的信用担保制度必将成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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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建设银行；跨国并购；重组整合
引言
在第五次世界性的国际银行新一轮的并购浪潮中，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也积极的参与到此次并购浪潮中来。一定程度而言，中国建设银行便是这条道路的先驱。中国建设银行自2006年8月24日在香港以97．1亿港币收购美洲银行?穴亚洲?雪以来，中国建设银行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历史性突破。此次收购对建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此次收购对建行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而为中国其他银行的并购提供一些借鉴，鼓励我国银行走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一席之地。
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洲银行（亚洲）对建行产生的影响既有对其发展有利的一面也有对其发展不利的影响。本文将从成本收益、垄断、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互补效应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此次并购给建设银行带来的正面的影响。从重组整合及制度健全的角度分析了此次并购给建设银行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1正面影响
1．1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经济决策分析方法。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人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并不是单独考虑行动的成本或者收益的而是把成本和收益结合起来综合的比较和分析。如果该行动的收益大于其成本，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值得做的；反之，成本大于收益，则人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该处的成本不仅要考虑显性成本，有时候还要考虑隐性成本。从理论上讲，当经济主体进行一项努力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恰好相等时，它达到了自己的最优状态，此时消费者达到了效用的最大化，而生产者达到了利润的最大化。
对建行的跨国并购而言，是跨国并购不但可以提高其收益而且还可以降低其成本。因而建行并购的正面影响首先体现在并购带来的财务方面效益，及其综合成本的降低。并购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是由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以及证券交易等内在规定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纯货币上的收益。除此之外，银行并购带来的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财务协同效应也是其收益提高的原因之一。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6日2007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中国建设银行2007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为342．55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50％。以下图1体现了中国建设银行并购后的盈利能力及其成本控制能力的提高。
图1显示，建设银行的2007上半年净利息收益率比2006年增长0．32％，比去年同期增长0．41％。净手续费用及佣金收入20071H同比新增63．86亿元。2007年上半年的税后利润比2006年上半年的利润增加了111亿元人民币，税前利润增加了177亿元人民币。
从图2可知，建行并购后2007年上半年的成本收入比低于去年同期的4．3％，而费用的增长为26．3％这一合理的增长速度。
并购对建行的收益成本的影响情况在图3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图3是建行2007年的中期业绩的2007年上半年业绩情况与2006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比较。2007年上半年，建设银行的净利息收入、经营收入、净利润、资产回报率都比去年同期有显著的提高，而其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成本收入比等都比去年同期有了一定的下降。
1．2垄断角度分析
垄断一般指一个或多个市场在一个或多个阶段上的唯一的购买者或生产者。当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居于垄断位置，那么他就可以指定有利于自己的价格与产量，并从中获利。
通过收购香港的美洲银行（亚洲）为实现建行在香港市场上的相对垄断地位获取定价权及提高其提供领先服务的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美洲银行（亚洲）在香港市场是一家典型的中小零售银行，主要经营个人和中小企业业务，管理团队富有经验，财务表现良好，与建行现有香港业务重合度低。建行收购该行使建行在香港的业务规模扩大为原来的两倍，客户贷款从原来的第十六位升至第九位，这一点将在下文作详述。
下图显示并购后的建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及其资本充足率仅2007年上半年就接近2006年全年的资本充足率。
1．3规模经济角度分析
规模经济指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增加，平均成本不断降低的情况。这是由于规模经济认为在一定的产量下固定成本是不变的，那么新增的产品就可以更多地分担固定成本，从而使总成本下降。成本的降低是企业追逐高利润的途径之一。因此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洲银行（亚洲）扩大了其规模，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据悉建行收购美洲银行（亚洲）后，其在香港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为原来的两倍，信贷能力提高了，其客户贷款也从原来的第十六位增至第九位，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经济。
由于建行及其美洲银行（亚洲）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不尽相同，因此两者特色产品和服务投向对方市场发挥了并购后银行服务的交叉销售的效应。这是由于并购后一方面可以减少重新开发新产品及拓展的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时扩大同一金融服务在不同目标市场的供应。例如，花旗银行在商业银行拥有广大的客户基础，设有3000个分支机构，在居民和企业存贷、外汇交易、贸易融资、信用卡发行等方面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旅行集团与之合并之后，就可以利用这些客户基础，推销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人寿基金、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金融服务①。
此外，并购后建行在香港的业务规模有了显著的扩大，其在香港的客户贷款总额排名也有所提高。如下图所示：
1．4范围经济角度分析
范围经济是指由厂商的范围而非规模带来的经济。只要把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合并在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的成本要低，就会存在范围经济。范围经济效益是指企业在产品范围、地理范围、生产链活动范围这三种领域中的扩张，为企业带来成本降低的效益。银行并购的范围经济则主要体现在管理的效率上。跨国并购一般是管理效率低的银行并购效率低的银行，并购后并购银行丰富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管理技术以及优秀的管理人才必定会通过范围经济而使被并购得银行的管理水平有所提高达到优势银行的管理效率水平。管理效率的低水平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内部的调整来提高效率，而通过外资的并购则可以更快地提高其管理效率。
建行收购美洲银行（亚洲）后，通过双方的财务和管理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建行通过美洲银行（亚洲）所在的香港的有利地理位置优势，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增强其在海外的竞争实力。如下图所示，建行2007年上半年的海外盈利水平相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252％。
1．1．5互补效应角度分析
并购银行与被并购银行之间会产生部分互补效应。并购后银行所产生的效率或效能远超过并购前各银行单独经营时所产生的效能之和，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实现两者整体水平的提高。并购带来互补效应的同时会带来一定的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并购后两个企业的价值比他们并购之前的单个价值之和要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1＋1＞2的效应。它与规模经济、纵向一体化或较好的技术有关。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一个是财务。①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洲银行（亚洲）不但可以优势互补而且可以实现协同效应。
并购后，建行的国际和国内市场份额的叠加使其面临的市场需求成倍放大，通过规模经济的作用增加银行效益，降低了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极大地增强了银行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力。图7显示美洲银行的财务指标处于香港同业优秀水平。美洲银行的2005年成本收入42．2低于香港银行平均值43．5，核心资本充足率27．5高于香港银行平均值12．5。净利润增长率为20，而香港银行平均值仅为4．5。所有这些说明了美洲银行财务指标处于同业优秀水平，建行收购该行可以提升自己的整体水平。并通过互补效应，提高两者的劣势，优势互补，最终提高建行的整体实力。
2负面影响
2．1并购后建行的重组整合问题严重
建行尽管已经收够了美洲银行（亚洲），但此次收购活动也给建行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的问题，而并购后的重组整合就是建行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这次并购不但不能给建行带来一定的收益反而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并购后的整合与重组主要包含债权债务整合、业务整合以及文化整合等。其中，对于跨国并购的建行来说文化整合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美洲银行（亚洲）的管理层是美洲银行，因此对建行而言，文化方面必会有一些冲突。如果文化整合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导致收购的失败。类似于此的例子有很多。德国德意志银行（Deutsche）并购英国的投资银行摩根·格林菲尔（MorganGrenfell）失败就是文化整合失败导致并购失败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对于业务整合方面，由于建行银行缺乏跨国并购后的经营方面经验和管理技术，使建行在收购后有一个完整顺利的发展还需要一段时间。
2．2制度角度分析并购给建行带来的制度风险
作为中国银行并购国外银行的先例，中国建设银行的第一次收购给建行带来了效益，但同时也给建行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等都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能否克服这些治理缺陷，制定有效的制约机制，对公司的发展都会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中资银行稳健发展的另一重要缺陷是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比较薄弱。建行也不例外。不论从制度上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保证对各种风险的及时识别、评估和监控，难以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和控制，难以对大量的内部关联交易和重要业务领域的风险暴露进行有效的防范，难以对一些业务和新产品的风险进行科学的评估和控制。
总结
建行收购美洲银行（亚洲）对建行产生的影响是辩证的，既有有利的影响又有不利的负面影响。有利的影响是，可以为我国其他试图走跨国并购的道路、成为国际性大银行的我国银行提供信心与勇气。负面影响是，一方面为建行克服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借鉴，以完善其并购后的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其他银行提供了借鉴作用，以使其在发展或走跨国并购道路时少走弯路。
尽管此次并购对建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的分析可以给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提出有益的借鉴。但是本文对此次收购影响分析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此次建行收购对建行的影响只是短期的分析，要对此次收购对建行的影响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与判断，还需要长期追踪的分析。其次，本文在分析并购对建行的影响中没有将并购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的因素分开，这使得收购对建行的影响没有做出一个全面的透彻的分析，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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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经济学分析银行业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融资工具发展至今，不仅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内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而且成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的金融创新技术；因此积极地吸收国外资产证券化这一重要的金融创新成果，在国内研究资产证券化，实践资产证券化，无论是资产证券化本身效率的释放，还是对国内整体金融效率的提高，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正是资产证券化引起国内金融界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
一、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创新内涵及其效率
本文仅讨论资产证券化的两个创新之处，即破产隔离和风险对冲。这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的创新和效率体现所在。
1、破产隔离
资产证券化针对传统金融的缺陷，创造了破产隔离技术，是资产证券化具有的一个重要创新特征，并且为资产证券化的其它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它对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信用风险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资产证券化重要创新内容的破产隔离具有下面两层基本含义。
（1）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相隔离。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中，一般需要特别强调，发起人必须通过“真实出售”的方式向SPV转让基础资产。在这种交易结构安排下，发起人必须将资产的所有权合法地过让给发行人，发行人对受让资产拥有完全的产权，发起人对所转让资产没有追索权。因此，既使发起人因为各种原因而破产，也不能追索基础资产，不得对基础资产进行清算，基础资产所创造的现金流仍然按照资产证券化交易契约支付给投资者。资产证券化因此实现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相互隔离，投资者的权益因不会受到发起人破产的株连而得到有效的保护。
（2）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人与破产相隔离。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同时也是为了提升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资产证券化对特殊目的载体的组织模式、经营范围以及运作程序都严格地进行界定，从经济基础上保证SPV远离破产，进一步强化资产证券化破产隔离的技术特征。部分国家还通过立法，强制性地规定SPV不得破产。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处理，使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远离破产风险，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因此得到有效地控制。与此同时，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处理为资产证券化另一重要技术的有效应用提供了可能，即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增级技术。经过破产隔离处理以后，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不仅与发起人的破产相隔离，而且通过SPV的刻意设计，保持了与其它经济实体的隔离，使基础资产非常独立。正是因为基础资产得到有效隔离，才能有效实现针对基础资产的信用增级，用较低廉的成本达到有效提升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级别，降低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的目的。
2、风险对冲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化金融技术，与传统的间接融资相比较，有一个显著的创新特征，就是能够更加广泛地进行资产组合，有效地实现风险对冲，降低资金融通的风险。这也是资产证券化充分发挥其结构化金融优势的基础。
（1）间接金融实现风险对冲的局限性。在间接金融实现资金融通过程中，受信息不对称的困扰，银行总是试图与客户建立稳定的关系，既可降低信息成本，也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出于同样的考虑，银行一般更乐意在比较熟悉的领域、地域拓展业务，形成一个基本的市场定位。在间接金融的资金融通过程中，银行所持有的贷款在地域、行业上的分散程度非常有限，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难以达到风险对冲的目的。因此，银行不仅要常常面临具体贷款的个别风险，还时刻要警惕系统金融风险，一旦遭受剧烈的系统风险冲击，银行极易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2）资产证券化实现风险对冲的优势。资产证券化则不同，构成其资产组合的基础资产从各银行购买而来，各银行在克服信息不对称矛盾上，已经起到了事实上的前置过滤器作用。因此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对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两难选择可以得到回避，SPV在构造基础资产池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有效选择。资产证券化因此不仅可以突破行业限制，而且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广泛地收购基础资产，构造成资产池，并将基础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与基础资产剥离开来，以资产池为基础进行重新构造，实现基础资产风险相互之间的充分对冲。根据投资组合原理，资产组合的统计分散特征越显著，基础资产的个别风险将得到越彻底地对冲。极端的情况是，当资产池包含所有风险资产，则基础资产的个性风险将不复存在，资产池只有系统风险。资产证券化在筛选基础资产，构造资产池的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这一原理的应用。资产证券化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池的收益和风险与基础资产的剥离与重组，为资产证券化有效运用金融工程技术进行金融再创造提供了条件。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人通过将被剥离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切片、组合，创造出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证券，满足具有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使资产支持证券具有非常广泛的投资群。因此在二级市场上，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能够得到进一步分散和对冲，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二、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1、资产证券化的微观风险
与普通固定收入证券相似，资产支持证券同样具有违约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购买力风险和再投资风险的一般风险。然而，相对于普通固定收入证券，资产支持证券具有两大风险，是传统证券所没有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基础资产提前偿付风险。从本质上看，资产支持证券是一种衍生金融资产，其价值由作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信用基础的基础资产所决定。而作为资产支持证券信用支持的基础资产，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利率波动影响，有可能被原始债务人提前偿付，影响资产池预期现金流的稳定性，使资产支持证券的价值发生波动，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因此面临较大的风险。二是失效及等级下降风险。在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中，一系列交易均是通过契约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在复杂的契约体系中，如果某一份契约无效，就有可能导致整个交易无效，发行人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支付义务有可能消失，投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利息的求偿权得不到保全。资产证券化还特别容易受到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的损害，因为资产证券化交易与构成交易的基础包含复杂多样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任一因素恶化，整个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就有可能下降。显然，交易结构越复杂，导致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的潜在因素就越多，投资者蒙受的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风险就越大。
2、资产证券化的系统风险
（1）资产证券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传统信用的一种替代。资产证券化使银行以及其它信用中介创造了更多的信用，但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金融形式的替代，投资者在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后，就减少了其在银行的存款，或者在其它方面的投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信用在其它方面就相应有所减少。因此资产证券化更多地是用更加有效的金融替代效率相对较低的金融形式，从流动性管理以及风险有效对冲等方面弱化金融体系的风险，而不是绝对地放大整个社会信用总量。
（2）资产证券化通过有效的结构设计缓解了对基础资产监管弱化的矛盾。在基础资产的监管问题上，随着资产证券化发展的逐步成熟，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一般通过某种形式，让发起人继续对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承担一定责任，以此激励发起人继续对基础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发行人一般将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战略性的融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具有对整个交易进行监督管理的动力。发行人只有加强对基础资产的监督管理，包括在受让基础资产时对基础资产进行严格挑选，使投资者免受或者减少风险损失，其今后的融资才具有可行性。资产证券化过程的信用评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基础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因此，通过上述三个途径，对基础资产的监管不仅不会因为资产证券化而削弱，相反还有一定程度加强。西方国家资产证券化的相对较低的违约比率，从实证角度也支持了这一论断。
（3）资产证券化固有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减小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资产证券化就是将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性不强的金融资产集结成池，然后以此为支持发行证券进行融资，让不能流动的资产流动起来，给整个金融体系创造大量的流动性。这一特征改变了银行贷款流动性的现状，使银行能够方便地实现资产与负债在流动性上的匹配，降低流动性风险。这一结构性的变革，对于增强金融系统抗御风险的能力，强化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在我国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我国银行体系改革与发展的金融益处
首先，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负债业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吸收资金的规模和质量。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负债业务效率的影响主要在于可以减少对银行资金来源的约束。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还是以吸收存款为主，其中又以储蓄存款的地位最为突出，而各项贷款在银行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同样具有主导地位，这样的资产负债结构意味着银行的资金来源受到存款增长的较大约束，从而也降低了银行负债业务的效率性。资产证券化则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存款之外的另一条筹资渠道，不仅增加了银行负债业务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也减少了存款业务对银行经营扩张的刚性约束。
其次，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实行资产证券化，为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产业务扩张、资产结构调整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可能性，具体为：第一，资产证券化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实现资产多样化，降低地域或行业风险。资产证券化帮助商业银行将所承担的地域、行业风险分散给众多投资者共同承担，从而降低了由其自己承担的部分。另外，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购买不同地域或行业的资产支持证券来实现自身资产组合的多样性，使资产结构趋向更合理。这对于我国的一些地方性商业银行尤其具有意义。第二，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善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状况，使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匹配更合理，从而摆脱短期资金来源对长期资金运用的约束，也为商业银行更好的进行利率敏感性缺口和期限缺口管理提供了便利。第三，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降低资本规模对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约束，满足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因为推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一方面降低了平均资产风险权重从而使风险资产总额变小，另一方面增加了银行的现金收入从而提高了银行自身资本金的积累，尽管以第一方面的作用为主，但这两个方面都能对银行资产扩张对资本规模产生的压力予以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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