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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文学写作，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考虑到文学写作隐性的课程价值，选修课程部分还是明智地给它留了一席之地。教材编者们在面对文学写作的时候，也都是殚精竭虑，颇费思量。可是多年来，孩子们心无旁骛地盯着考纲和真题，从文学写作中倒是腾出了不少时间，议论文却是越做越死，记叙文也是越写越呆。殊不知，没有写虚的训练，写实注定走不远；没有诗性的滋养，理性永远长不高。当诗性被放逐，语文理想国终究是梦想剧场。
文学写作贫乏，一方面是受我国主流观念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叶圣陶的应需论：“学生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他主张，中学国文学科教学的是一般的文章，不是纯粹的文学，它并不以培养文学家为目的，文学家也不是可以教出来的。文学写作可以尝试，但它并非一般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应该说在政治话语遮蔽语文的时代，这一思想引领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去重读叶圣陶。不妨对照着看看朱光潜是怎么说的。第一，文学并非纯然无用。“学问起于生活的需要，世间绝没有一种学问无用，不过用的意义有广狭之别”，那种“对于学问功用的狭隘而错误的观念必须及早纠正”。“它起于实用，要把自己所知所感的说给旁人知道；但是它超过实用，要找好话说，要把话说得好，使旁人在话的内容和形式上同时得到愉快。文学所以高贵，值得我们费力探讨，也就在此。”第二，人人能做文学。“文学的门本是大开的。迟钝者误认为它关得很严密不敢去问津。”“文学是用语言文字表现思想情感的艺术，一个人只要有思想情感，只要能运用语言文字，也就具有创作文学所必需的资禀。”第三，并非想当文学家才需做文学。“学问的功用也可以说有通有专。治数学即应用于计算数量，这是学问的专用；治数学而变成一个思想缜密、性格和谐，善于立身处世的人，这是学问的通用。”事实上，治文学也是这个道理，文学写作并非都是指望做文学家“专用”而去的，它当然可以求其“通用”的功能――超越工具性人格，生成诗性的人格，唤醒想象力与创造力，进而激发语文学习的动机、热情与潜能。或许是意识到文学写作有文学阅读难以替代的功效，叶圣陶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似有几分犹疑。在1940年的《六年一贯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叶老指出：要使学生“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培植欣赏文学之能力”，并且要“诱发文学上创作之能力”。显然，与此前相比，叶老对文学写作的态度已显得更为积极。
文学写作贫乏，另一方面也因西方理性主义的渗透。柏拉图之后，西方文化主要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受此影响，西方大国的语文高考通常限定写实用文，尤其是论说文。受此影响，国内部分专家遂大声疾呼，我们的高考理当“与国际接轨”，考查学生的论述能力，进而培养实用理性的精神。其实，西方高考虽然不考查文学写作，但这不代表人家平时不注重相关的训练。联系英美德法等国的母语课程标准和教材来看，无一不重视文学写作，而且，当西方文明进入后工业时代，许多语文课程论专家已在深切反思，这种理性至上的课程追求是否合适？它有没有充分激发人性的潜能？结合我们的国情来看，高考指挥棒若不指向文学写作，平时的相关训练基本是落空的（随着大分时代的来临，小作文或可做点新的尝试）。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是诗性思维，汉语是诗性语言，汉文也是诗性文字，中国文化更是诗性文化，它不尚思辨，而重整体观照、直觉体悟与意象建构。因此，从精神结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出发，汉语文教育应在语言教育的基础上，秉承祖先的诗性智慧，确立自己独特的诗性养成战略：一为文学阅读，二为文学写作。我们的文学阅读教学为何长期低效，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学生较少体验文学写作，而缺少这种独特的体验，文学阅读往往异化为文章阅读，直觉体验往往异化为理性分析，审美活动往往异化为认识活动。
当文学写作已经远离时代，远离课堂，我们有理由担心，学生的文学精神终将荒芜，汉语文教学的文化基因终将变异。作为学生精神的引领者――语文老师，如果深陷题海，缺乏超越的智慧，跟文学的趣味日益隔膜，那无论是文学教学还是语言教学，也都将迷失于荒原。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写作此文的目的并非想以文学文体取代议论文的地位，只是想说明问题的存在，并能引发大家进一步去思考。
参考文献
[1][4][6]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修养[A].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227～228；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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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43.
[5]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A].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2：159～164.
关键词：中文 母语 写作课 教法 探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8-0014-02
作者简介：孙新峰（1972―），陕西洛南人，文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写作学教授，校陕西文学研究所所长，校高层次“优秀拨尖人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校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陕西文学文化批评。
笔者是一所地方高校文学院的写作课教师，所任教的学校不大，但学生的写作能力可以与一些名校、强校一较高下。笔者的学生敢于操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文体，而且写得有模有样；在全国90后学生普遍不读书、学风浮躁情况下，他们坚持文人基本品格，保持了对母语学习、文学写作的浓厚兴趣，作为一个长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的语文教师，笔者个人认为这就是最大的欣慰和成功。
作为写作课教师，笔者从“模仿”起步，先做“匍匐式”普及工作。在写作课堂上，不选那些名篇名作作为范文吓倒学生，而主要直接选取本校高年级学生发表的优秀习作供学生进行形神兼备的模仿。当学生看到经过自己的再思考、再创作，“美文”也能从自己手中产出的时候，就不自觉地爱上了写作。时机成熟时再做“眺望式”提高工作，贯彻“创意写作”思想，鉴赏名家名作，让学生知道要用思想、用心写出真正的好文章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同时借助学校“金笔杯”校园征文大赛，将一些写作出色者选，跟踪培养。在这些“写作苗子”的感召下，全体学生写作兴趣高涨，激励竞争、比学赶超成为主流。
一、懂得感恩，写好亲情、乡情、文化类散文
感恩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一环，写好这类题材也是人之本分。这类文章主要有三个目的：一练学生眼力，看其生活储备，能不能从生活中选出有意味的连贯性意象；二练学生的话语逻辑感觉，看其能否纵深分析，横向拓展，使得未来的文章有层次感，结构清晰；三练学生思维，看其能否找到所选之象与所表之情的深度关联。
笔者鼓励学生以小见大进行选材，找准动情点，写好关节点（相对连缀的情节与细节，有时空的嬗变），靠真情动人；尤其在结尾部分，讲究回环，注意生活意象的意义提升和开拓。学生佳作有《圆圆的烧饼，满满的情》《烟斗情》《“木头”父亲》等。比如在《“木头”父亲》中学生写道：从那天起，我知道，父亲并不是一块“木头”，他是一个我必须用满满的爱真心回报的最爱的人。……爸，我决定了，下辈子不做您的女儿，我也要变成木头，变成一棵树，为您遮雨挡阳；变成一条板凳，让您随时歇息；变成一双筷子，让您尝遍佳肴美味……学生不仅学会了写文章，更学会了做人。学校为此专设“感恩堂”专栏，集中编发学生的优秀习作。在日前结束的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感恩书信征文大赛中，笔者指导推荐的35篇文章，6篇获一等奖，笔者也被授予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乡情写作也是写作教学中一个重点。怀乡和恋乡类文章写作，最终的指向是怀古或惜今，或两情兼具。在教学中，笔者以著名作家刘成章的《关中味》等文章为范本，学生摹写出了《陕南味》《天津人》等充满着乡情和文化韵味的作品。如在《陕南味》一文中，学生以陕南腊肉为切口，指出陕南人就如同陕南腊肉，经受得了烟熏火燎，四季变换，形成了坚韧、执拗等人文品格，让人激赏。
二、会讲故事，会用“大象征”手法写小小说
小说写作主要培养学生会利用意象艺术地讲故事的能力，会用基本的抑扬法、对比、象征、反讽、隐喻、误会法，甚至欧・亨利法等，而这些技法其实都可化归在大的象征手法中。
在小说写作教学方面，笔者特别选择了徐光兴的经典小小说《枪口》、潘高鹏的《医“术”》《画“法”》、杨谭林的《神丸》等颇富象征意味的小小说作品，进行精细分析，深度摹写，曲笔写意。学生中涌现出了《井》《棋“术”》《海葬》等佳作。特别是2011级学生程丹的万字小说《牡丹枕》被有“小人民文学”之称的《延河》杂志在2012年第11期发表，其《贞节碑》小说亦出手不凡。2013年6月，学生李婕的小说《山神》一举夺得陕西省环保创意文学大赛一等奖。
三、酿造诗意，锻造诗味
由于传统诗歌文体教学重格律、章法，使学生望而生畏，仅有的一点诗情也快被湮灭了。
诗言志。笔者首先鼓励学生会自选合适意象，会用“简的意”，表达“深的情”，不管押韵和平仄，能写出诗意、诗味即可，诗思、诗趣、诗乐先不要想。在笔者的鼓励下，学生读诗、写诗成为风尚。如有学生写下了《我不想念》：我在流年里散步？筑不小心跌进了时光的店？筑于是，点了一杯想念？筑我把想念灌进喉里？筑喝进肚里？筑放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筑某年某月某日？筑某个阳光晴朗的午后？筑我把她拿出来晾晒？筑瞬间，思念爬满了心壁？筑我的心成了蓄满雨的云？筑只怕轻轻一触？筑就会泛滥出大雨滂沱。说不想念，表达的却是最深切的想念，多么真切、鲜活、形象的生活和艺术感觉！在有了基本的感觉之后，笔者和学生一道，开始品评舒婷、北岛等著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让学生体味当下文学真正风行的是什么样的诗歌，然后让大学生改写和摹写。诗歌文体教学收尾也颇具新意，笔者要求每个大学生以诗的形式谈自己对诗歌写作的认识，因为如哽在喉，有话想说，学生写作激情很高。
四、会做学院派评论文章
学院派批评已经成为当下文坛批评的主流和主导。大学生更是学院派批评新军，其文学感觉、批评素养直接影响着母语学科的长远发展。在写作课堂上，笔者引导学生小题大做，精心“育苗”。如对学生程丹6000余字的短篇小说习作《贞节碑》的分析，笔者要求每个学生选择一个角度撰写读后感，自己也撰写了将近8000字的评论文章示范，结果许多学生把读后感写得优雅、诗意、唯美，让人击节称赞。注意挖掘、培养学生对文学鲜活的第一感受是笔者的一贯做法，如果文学感觉死了，那文学研究之河自然也就干涸了。在全面激活文学艺术感觉的基础上，笔者向学生推荐了全国、全省文学评论界有一定影响的文学评论家风格多样的评论作品，让学生精读、体悟并分析文学评论和一般的文学读后感的异同，然后写成读后感进行课堂交流，并当场打分评议，并允许学生对教师的评议进行质询，培养学生商榷、讨论、反批评的能力。认识清楚了，学生在以后写作文学评论就会游刃有余。
五、精读一个或多个作家的系列作品，养成长期研究意识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靠近历史；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二）“靠近历史”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启蒙主义”的视角由于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而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进入90年代，为避免这种将对象和叙述方法“本质化”“实体化”的倾向，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靠近历史”的方法，即努力把问题、作家作品等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与历史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这种“历史主义”的“内部研究”的方法通过这种深入对象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应当把“文学史叙述”包含在研究范围内。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考虑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叙述这两者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叙述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历史”是一边发生，一边被记录下来的，这为探求过去文学史中“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
洪子诚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对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和叙述都是在40年代后期就开始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正是为着“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后期实际上只有左翼文学有力量去“规范”、控制文学界。5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文学存在。在四五十年代，左翼文学通过推动文学实现“转折”，来确立他的绝对支配地位。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方式引入文学领域来推动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不容许“多元”的情况存在。他们对当时文学界进行了类型划分，也就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剥离”的过程。作者认为左翼文学界的这一文学规范工作，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作者十分重视和“”初期中国文艺界所进行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的实验，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的文艺运动。然而，具有“先锋”特质的左翼文学，确立了在文坛的支配统治地位之后，通过不断对自身的“体制化”“规范化”，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最终在“自我驯化”的过程中，革命性和批判性也消失殆尽，走向了自我毁灭。作者将左翼文学的这一演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切“先锋”的命运。
洪子诚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的方式，清晰地向我们讲述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即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新时期以来，由于“一体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地位。他将左翼文学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从新的角度看到了左翼文学在当代的先锋性质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考察左翼文学在当代的演化，采取“内部研究”的方法来辩证的解读左翼文学，为我们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流亡 萧红 文学发生 流亡话语 公共性话语 意识形态话语
流亡（Exil）作为一个话语符号，它同时也意味着逃亡、畏避、放逐、补救以及避难等；作为一实体行为，它是人类个体或群体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与自己的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过去割裂，处于一种生命断裂的状态。作为人之个体或群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生存体验，“流亡”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观点，它不仅意味着“（流亡者）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1]“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存体验每每使得流亡者承受着巨大的肉体存在和精神情感上的双重创伤。这又即如萨义德所言说的另一句话：“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2]流亡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论现象，无论中外，自古即有；而与之相伴相随的，就是对这种生存论现象的文字记载与叙述，即流亡话语。“流亡者在自己的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也没有真正的逃脱之道。……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这样认为，而历史上的情境也高度验证了阿多诺此番言论的正确无误，诸如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荷马史诗《奥德赛》，我国先秦时期爱国主义抒情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等等，不一而足。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范畴中，有一个语词概念“认同”，它指的是“在主体间的关系中确立自我意识，并在普遍有效的价值承诺和特殊认同意识的张力中获得自我归属感和方向感的过程”[4]。对于处在流亡生存体验中的流亡者而言，其写作活动的终极目的即是寻求对自我的“认同”，以便在隐喻的意义上获得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生存论上的安全感和历史感。更具体地阐述，这样的“认同”有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一种主体性的反思意识，在自我与他者的主体关系中生成，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最终扬弃他者、回归自我的过程。其二，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需求具有生存论的意义，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归属感是将个体连结为族群的重要心理指向。这即如鲍曼所言说的：“‘共同体’意味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5]其三，一种社会化的结果，它会受到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话语的影响，也会被文化、历史、社会的想象所塑造。萨义德曾说：“人没有国家或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不被任何国家或制度保护，过去除了留下苦涩、无助的悔恨，别无意义，现在则无非日日排队、满怀焦虑地寻找生计，还有贫穷、饥饿和羞辱――凡此种种凄凉，我也是经由她而戚戚共鸣。”[6]类似于具有这样一类人的生命存在体验，都是流亡者的生命体验，这些人都会产生一种认同上的自觉。
因为对于大多数流亡者而言，“流亡”对他们来说绝对就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精神处境；流亡者的空间是不确定的、开放的，他们既在群体之内，然而又在群体之外。相对于任何限定在边界内的社群来说，流亡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因此，流亡者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7]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流亡者一方面既没有失去对自我“家乡”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没有在新的不断变动的流浪环境中被完全同化而失去自己的认同意识。基于以上这些源与流，流亡者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借助于写作的方式来寻求对自我流亡身份的认同、对自我无家情境中心理上“在家”的慰藉、对自己逃脱种种破碎、断裂生活状态的安抚。
一、流亡者萧红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里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8]说这番话的是萧红，一位文学创作活动集中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作家。萧红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此番言说，清楚地表明她具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身份符号标码：流亡者。从最初的1930年秋萧红因逃婚而首次离家，萧红即开始了自己短暂生命历程中颠沛困苦的流亡生涯：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再回到上海、武汉、临汾、西安、再回到武汉、重庆，直至1942年最后的客死之地香港。
1911年6月萧红出生在关外偏远松花江畔的一座小城――呼兰县城。萧红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两个男性形象是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萧红的父亲是封建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一类知识分子，其思想有着明显的双重性。依幼年萧红的心理感受，父亲的形象总是那么面目可憎：“父亲常常因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和疏远，甚至于无情。”[9]萧红9岁那年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娶，这使得萧红与父亲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变了样。偶尔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10]任何人童年时的心理都是单纯的，不懂天高地厚，都会用自己的性情对亲人做出审视与评判，从此，“父亲”在萧红的心理就被定型：要么凶神恶煞，要么缺失。萧红童年时期唯一的欢乐来自于祖父。这位童心未泯的老头对萧红的出生喜出望外，视其为掌上明珠：“等我生下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害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的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11]祖父是萧红在童年生活中也能感受到亲情关爱的核心，对萧红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12]祖父一天到晚在后花园中，萧红也从早到晚在后花园中，与自然对话，在自然之中无限遐想。“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13]从童年时代萧红的眼中看去，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这些都使得萧红内心充满对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祖父在给予萧红爱和温暖的时候，也给予了萧红最初以古诗词为主的启蒙教育，这使得萧红从小就打下了较好的文学基础。1929年，萧红的祖父去世。对萧红而言，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祖父的去世，彻底斩断了萧红与呼兰县城、与那个没有给予她温暖和爱的父母家的牵连纽带，使得萧红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流亡之途。萧红自己是这样言说此种情境的：“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从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14]
人类童年时代的成长体验会转化为一种记忆符号，沉淀在意识深处。当进入成年阶段之后，一旦遇到恰当的外界激发点，这种记忆符号便会以某种形式鲜明地表现出来。“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故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15]童年、少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和老祖父的离世均在萧红的心里永远播下痛苦的种子。因此，当孑然一身处在社会上的时候，“平生尽遭白眼冷遇”，当再次身处现实生活种种不幸境遇的时候，萧红不得不让自己成为彻底的流亡者：肉体上的流亡――背井离乡；精神上的流亡――无所依托。因为流亡者在流亡生活中都会产生挥之不去的认同意识。都会通过一种抽象的方式诸如写作来使得自己获得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历史感。一种对自我的反思。所以，对流亡者萧红而言，这也是她无法避免的处境与模式。这也即如学者王宁所言说的：“（流散作家）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16]
二、萧红的文学活动：始于流亡、终于流亡
萧红的一生都在逃亡，她始终让自己流亡在路上。她逃出了父亲的家门，北方的旷野，却逃不出战争与时代的灾难，逃不出女性的情感宿命。她的文学生涯始于流亡，却也终于流亡。萧红孑然一人艰难跋涉在战乱的尘世，跋涉在命运的生死场，跋涉在自身、人类、国家、民族命运的思索和表达中，在流亡飘泊中寻求自我存在的空间，寻觅一方可以自由飞翔的蓝天。“经验的唯一价值，因为它是痛苦的结果，为了痛苦，经验在肉体上留下痕迹，由此，把思想也转变了”[17]莫洛阿如是说。正是在这种漂泊的孤独情境之中，受伤的心灵不甘于堕落，萧红意欲用情感的理念思考表达女性的流亡、人生的流亡，乃至人类形而上的精神流亡。
萧红的文学活动起始于1933年，小说处女作为《王阿嫂的死》。从这篇小说开始，到其写作于1941年“”纪念日前夕的绝笔散文《九一八致弟弟》，期间萧红全部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其流亡生涯中完成的：成名作《生死场》写于青岛的流亡漂泊岁月中，代表作《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则写于流亡香港的战乱岁月中。即如萧红小说文本中所塑造的人物一样悲苦的人生境遇，在1942年的时候流亡中的萧红也在香港结束了自己凄凉悲苦的一生。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一个人遭遇挫折，而感到沮丧，他会回想起过去失败的例子。他必须告诉自己：‘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不幸的。’并只选择能被解释为他不幸命运之例子的事件来回忆。记忆绝不会和生活的样式背道而驰。”[18]因此，在萧红叙述溃败人生生命故事的所有小说文本中，流亡都成为其写作最基本的叙事动机。
小说《生死场》中叙述的农妇形象王婆，是小说中唯一有感情的灵魂。她在婚姻方面大胆地摒弃了传统的思想意识：第一个丈夫对她不好，她就带着孩子另嫁他人，而后又嫁给赵三，然而男人们却不断使她失望。但是王婆却坚韧地流亡生存在命运的“生死场”上。王婆最后服毒自尽了，和自杀的母亲一样，女儿的命运也是流亡的：“小女孩被爹爹抛弃，哥哥又被枪毙了，带来包袱和妈妈同住，妈妈又死了，妈妈不在，让她和谁生活呢？”[19]女儿哭了一场之后，只可以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金枝是作为女性命运流亡的形象被叙述的。她与成业在河边相会，在细雨的歌声中开始了自己女性情爱的悲剧命运之途，短暂的爱情体验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业并没有给予金枝想要的安全与稳定，伴随着金枝的则是怀孕的恐惧、母亲的打骂、别人的耻笑，最后孩子也丧生在自己男人的手中。后来为了生存，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对她的她流亡到都市，但是在那里依旧难逃厄运，不幸遭到了中国男人的欺侮，身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后她不得不转到了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金枝想要去当尼姑，然而庙庵也早已空了，金枝又将能走向哪里去呢？《生死场》中的最后五节，甚至可以说叙述的是所有的人均离开故土流亡的主题：就连思想最保守的二里半也颠簸着瘸腿，投奔革命军去了。
流亡中的萧红渴望有“在家”的感觉，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1934年的时候，萧红与鲁迅一见如故。鲁迅给予的关怀与温暖，使萧红感受到犹如自己祖父般的温暖和爱。然而没过多久，萧红却与萧军出现情感裂痕，陷入新一轮情感的痛苦。心理学认为人类具有“情绪记忆”：“它以体验过的情绪和情感为内容的记忆，引起情绪，情感的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深刻的体验和感受却保留在记忆中。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情绪，情感又会重新被体验到。”面对萧军情感的背叛，少女时代情感受弃的伤痛记忆成为一种激素，加剧了萧红此时内心的痛苦。她常想寻找真正的自我，寻找理想的爱。“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因此我所想望的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萧红无法排除心中的寂寞和伤痛，于是她流亡日本：“从异乡奔向异乡，这愿望该多么渺茫！何况送我的是海上的浪花，迎接我的是异乡的风霜。”流亡的遭遇，激荡着萧红将自己流亡路上对人生、生命与爱的新的理解再次诉诸文字。所以便产生了萧红堪为经典的小说文本《呼兰河传》等。小说中有如下的叙述：“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的来了空虚。多半的人们，看到这样的景况，就抬起身来离开了河沿回家去了。呼兰河人死寂的生活状态，在放河灯的情景里复活了，感到人生漂流的悲凉。”[20]短短数语，萧红内心的流亡者情结尽显。在文本的第四章第二小节，萧红叙述到自家荒凉的院子中所住的一些流浪人物的形象与漂泊的生命形态：“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那边住着几个漏粉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粉房旁边的那小偏房里，还住着一个赶车的。……”[21]文本的第六章叙述萧红本族一个特殊的家奴流浪汉“有二伯”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及其生命状态：“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一掀动他的被子就从被角往外流着棉花，一掀动他的褥子，那所铺着的毡片，就一片一片地好像活动地图似的一省省的割据开了；……有二伯没有一定的住处，今天住在那咔咔响着房架子的粉房里，明天住在养猪的那家小猪倌的炕梢上，后天也许就和那后磨房里的冯歪嘴子一条炕上睡了。反正他是什么地方有空他就在什么地方睡。”[22]这些叙述，都毫无例外地描述着流亡的生活情境。由此可见，就是在萧红最为鲜明地彰显出她在流亡生活过程中渴望“原乡”的《呼兰河传》中，萧红的叙述都无法不去触碰“流亡”，毕竟流亡生活、流亡者的身份让萧红感受到了太多宿命般的生命裂变。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是如此的郁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的浪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然而啊，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23]然而，萧红注定被“流亡”，她再也无机会回到她那一旦她听到别人说起“家乡”，就立即会让她心慌的呼兰县城了，1941年的冬天已不再属于她，尽管那座小城里埋葬着她的祖父，那个给予她温暖和爱的老人。在1942年1月21日，萧红在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巨大遗憾和悲痛后永远地“流亡”了。
三、结语
萧红的小说话语是个体性的话语，她叙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故事、乡土的故事。然而无论哪一种故事，都关联着相同的历史情境，呈现着萧红感怀自身命运最基本的心理情结。开始就是结局，结局亦即开始，拼死挣扎的循环是萧红流亡叙事最基本的模式，萧红经年累月的流亡创痛都浓缩其中。
然而，萧红流亡者身份符号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日寇侵占东三省，在异族打压和驱逐下从东北故土逃入关内的难民。这即是说，萧红的流亡亦有着被动的因素。萧红的小说话语是流亡话语，而任何流亡话语都是一种隐含着多维度人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的话语形式。因此，个体的发声就可以被看作一类人的发声，从而使个体性的话语演变为公共性的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萧红在流亡体验中的文学发生与文本表现，亦是如此。
注释：
[1][7]单德兴译，[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4-45页。
[2][美]爱德华・W・萨义德：《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3]单德兴译，[美]爱德华・W・萨义德：《论知识分子论》，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4]韩震等译，[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5]欧阳景根译，[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6]彭淮栋译，[美]爱德华・W・萨义德：《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8]梅林：《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9][10][12]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页。
[11][13][14][20][21][22]萧红：《呼兰河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17页。
[15]萧红：《失眠之夜》，《萧红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16]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第174页。
[17][法]莫洛阿：《人生五大问题》，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7页。
[18][奥地利]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19]萧红：《生死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关键词：应用文写作 文学写作 思维方式 研究分析
中图分类号：H1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09-02
文学教学中应用文写作与文学写作，为两种创作的模式。应用文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理论写作，通过真实案例分析以及人们针对理论的理解完成的写作。文学创作的作品相较于应用文写作，则更加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形象思维。通过对理论的二次创作，以此达到对文学知识的传播，并通过作者本身对作品的个性化描述，最终完成文学作品。
一、应用文写作思维方式
为了更好地进行两种文学写作之间的比对，笔者针对两种文学写作思维方式进行剖析。其中应用文写作思维方式，笔者分析案例总结如下，例如：理论为基础、抽象思维、模版式思维、写实思维。
（一）理论为基础
应用文整体也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应用文写作与文学写作思维方式差异较大的一项为：应用文写作注重理论为基础，创作为辅导。其主要的体现方式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和分析。使得人们在观看和学习应用文时，能够清晰地看出其中的理论依据，并且针对理论依据理解案例或事物本身所代表的含义。
（二）抽象思维
应用文写作中，理论知识的分析和描述为其中的核心部分。此类的分析角度为创作者的角度，从学习者的角度分析，应用文写作则具备抽象性思维方式。应用文其目的为讲解或分析事物的应用性或实用性，其在写作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抽象思维的运用。将理论性案例或事物通过抽象思维的描述，进行知识的普及和运用。学习者针对应用文的学习，类似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较为模式化。
（三）摸板式思维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应用文写作时，由于传统写作方式的影响。针对应用文的写作其思维方式为：模板式思维。模板式思维在写作的过程中，注重文章上下结构和逻辑性。以此体现应用文的作用，例如书信类的应用文中对人物的称呼为：张三先生、李四兄。此类用语称呼在写作中，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称呼进行描述，上下文中也进行了一定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应用文的表述意思，也体现了应用文写作的严谨性。
（四）写实思维
应用文写作思维中最为突出的写作思维即为：写实思维。写实思维为应用文写作中常用的一类思维模式，写实思维主要体现在对事物描述的严谨性。此类写作方式的严谨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误解发生的可能性。例如张某为一位小商贩，某日因故不能去市场进货。随后将所需要进货的资料以短信的形式发给供货商。如：李四兄，我需要白色M码小熊衫50件，请快递发给我谢谢。例如其中的“白色M码小熊衫50件”即为其中的关键词，也属于写实思维的一种方式。
二、文学写作思维方式
我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并且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著名文学作品繁多。但在此过程中关于文学写作的思维方式，大体上的变化差异较小。整体上总结为以下几种思维特点，例如：形象思维、个性化创作思维、夸张思维、传统思维。
（一）形象思维
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与应用文差异较大的为：文学作品具备一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应用文针对艺术性方面的体现则较小。出现此类差异的现状，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在写作过程中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则更加具体化和物化，例如文学创作中：“啊，你看那片如小灯笼一般的柿子。”此类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通过形象的比喻使得学习者针对学习案例，认识更加深入。并且使得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针对案例事物形成独特的形象，以此达到对知识的学习。
（二）个性化创作思维
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创作者首先针对事物或案例作出自身的理解和大纲实例。之后根据理解的程度和大纲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此类为常规类型的文学创作思维。但一般情况下，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会将自身感知或自身变化，写入文学作品中。并加以二次创作，最终使得完成作品具备写作者的一定特性。此类的写作方式在文学写作中，则较为常见，一般称其为：个性化创作思维方式。
（三）夸张思维
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夸张思维为其常用的一类写作思维。此类思维方式的常见作品较多，尤其在古诗方面的体现最为突出。例如唐代诗人李白在《望庐山瀑布》中写道：“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其中对瀑布的描写使用了夸张思维的方式。夸张思维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应用较多，属于文学作品写作基础思维之一。此类写作思维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事物本身的特性，对于事物的后期的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如：豪放派，其中代表人物有欧阳修、苏轼、苏辙、辛弃疾等。
（四）传统思维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因此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关于传统思维的写作方式应用也较多。传统思维方式对于写作者写作初期的认知，以及后期作品的创作影响意义较大。使得文学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起到了传承的意义。例如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对关羽的描写：“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此后在各类影视文学作品中，关于关羽的形象也如同此类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受传统思维的影响现状。
华人文学泛指使用汉语语言文学为母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总称。具体包括中国大陆文学，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文学，新加坡文学，北美华人文学。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助于沟通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的关系。随着全球文化交流活动的日趋活跃，华侨华人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它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为精神纽带，是全球华人共同创造的文化成就。通过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陆续介绍和广泛传播，华文文学研究已发展为一个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现在大陆已有30多个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出版四种专门刊物，许多大学还开设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课程，华文文学研究正以蓬勃的姿态发展壮大。喜中之忧谁也不能否认，华文文学的洪流巨波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自然地发生了分流的现象，由本土伸向港台，继而延向海外，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关于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常常被学术界分为四大块，台湾、香港、澳门海峡为第一大块，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为第二大板块，澳洲华文文学为第三大块，北美华文文学为第四大块。今日的华文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共存的历史趋势中，更多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独特的性质和价值。对“世界华文文学”的重新命名，便包含着摆脱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过分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一种努力。因为“语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概括，而非意识形态的想像，更与文化民族主义无涉。在这个基础上，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整合化和客观化，提供了可能。当然对于那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我们仍须保持警惕。警惕和反对华文文学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否定华文文学的民族性向度，更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身份的追认，等同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辨十分重要。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中华文化因素，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学特色，是形成居住国文学文化多元构成与发展的元素之一。过度强调传统是不恰当的，那种文化原教旨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把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汉语美学传统视作文化民族主义而加以否定同样不妥当。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拒绝狭隘的、排外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但却不能彻底否定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开放的族群意识。海外华人移民社会或华人族群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意识既是这种存在事实的反映，它的生成又具有维系“想像的社群”的功能。华文文学以其特有的想像与叙述形式参与了族群意识或族群认同的建构，显然具有形塑少数或弱势族群自我的意义。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很少讨论这一问题，而拘囿在纯粹文学或审美领域的批评，不可能真正从社会学和历史的真实层面理解华人的文化、现实和历史处境，在清除了一厢情愿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看作中华文学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许多研究者还把研究的重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在寻绎、证实与注解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薪传关系上，这只是前期研究的遗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另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的维度，是要把海外华文文学放诸居住国的历史脉络，探讨“在客居国家意识与认同形成中，华人族群意识与认同又面临如何的回应与调整”(萧新煌语)。对此问题的回避、忽视，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幼稚、虚弱的表现。因此若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存在着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进入这种纵向的结构关系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横向整合的研究层面。那种仅仅停留于对语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种技巧鉴赏分析的所谓“花边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达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面世界，也难以真切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在这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华人学研究。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向华人学学习。华人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臂之力，改变这一领域研究缺乏理性的弊端。近来，热衷于谈论华文文学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华文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学者王赓武的有关华人认同问题的精辟论述，其成果本是华文文学研究可以信赖的理论支援，因为从中可以在海外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整体联系中，更准确地寻找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位置与意义，以及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
二、对外汉语教师指导来华留学生进行华文文学评论的写作研究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它的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对以汉语教学、研究和翻译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则要求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多半是成年人。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外国人中进行教学，有下列特点：①教学时间一般只有1～2年，最多4年，这就要求选择最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②汉语是有声调的分析型语言，书写形式是方块字，汉语语法又有一些独特之处,所以,母语是没有声调、以拼音为书写形式的屈折语言的学生对汉语感到特别陌生，这就要求更加讲究教学方法。③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和语言习得过程均有不同,必须在没有现实语言交际活动的条件下，创造学习汉语的环境，精心设计并组织教学和模拟的交际活动。针对上述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始终要遵循实践性原则、与学生母语进行对比的原则和启发学生自觉性的原则，并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具体地解决外国学生的疑难。文化多元化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对很多传统的学科研究进行重新的定位。其中文学翻译因为其在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需要我们考察翻译在文化多元化语境下的变异以及作为翻译主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选择。
1.走近自然，以校外采风点燃创作火花
自然界中的山山水水是近代文人墨客心仪向往之地，从古代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现代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很多的文学大师都曾流连于山水之间，并因此留下了许多为人称道的佳作。可见，自然界的万物，它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都能惹人联想，发人深思，给人以启迪。让中学生走出校园，走近自然，用山水的灵性点燃他们创作的火花，是每一个爱好文学的教师所要追求的。每年，我校都组织一批热爱文学，喜欢创作的学生到校外去采风，在大自然中捕捉创作的灵感，寻找创作的契机。
2.走进书籍，以海量阅读丰富素材积累
古人历来看重"积学以储宝"。提倡"韦编三绝"、"读书破万卷"，主张"学富五车"。美国作家亨o杰姆说过："需要有大量的故事，方能获得少量的文学。"所谓厚积才能薄发，阅读的多了，才便于鉴别、比较、选择；阅读的多了，才容易生发联想；才能够在写作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十几岁的孩子，好玩、好动，能潜心阅读，凝神思考者，又有几人呢？于是为了促进学生课外阅读，我们开展了多种多样能激发少年人好奇好表现好幻想心理……的活动。如阅读笔记展览；名人故事演讲比赛；如果我是"哈姆莱特"、"牛虻"、"简爱"、"格列弗"、"于连" ……的假想演说；课本剧、名著剧、童话剧改编及表演；为课本、名著挑错；《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三国志》中的"曹操"、"诗"中的曹操、戏曲中的曹操之我见；唐诗宋辞中的名山大川与我"眼中"的名山大川；孔子、墨子、孟子所说的"和平"与当今世界的"和平"……
通过这些喜闻乐见的形式，学生在文学长廊、历史长卷中丰富了、拓宽了生活"经验"，真正做到了"胸中有丘壑"，"眼底有河山"；"心中有浩然之气"，"笔下有深厚底蕴" ……
3.走近他人，以"共读"和"采访"了解他人生活
读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安排"学生"与家长共读，让家长谈谈对以下几句诗的理解："一切都瞬息即逝，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会成为亲切美好的回忆。"家长往往会谈到年轻时的追求、坎坷、困顿与挣扎……那流泪挥汗甚而泣血的日子，在如今看来都变得"美好亲切"。通过交谈，孩子们惊奇地发现父母也有这般丰富的内心世界，两代人的心贴近了，学生的生活经历"拓展"了，人生"阅历"丰富了。以后在课外阅读中遇到因生活经历不足而不能理解的地方，我都建议孩子们与家长同读，他们都饶有兴趣，且受益匪浅。家长们也非常满意，他们说："混混沌沌地生活着，通过与孩子交流，对人生进行了一次梳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成了一笔财富，可以帮助到孩子。"
除了"共读"，我经常安排两三人一组，三五人一队，去采访优秀教师、毕业班学生、学生会主席、设计人员、公司经理、个体户、下岗女工、 "网虫"、"书痴"……看一看丰富多彩的世界，听一听平凡人的心声，呼一口生活的气息，触摸这时代的脉博，于是，笔下的人物鲜活起来，笔下的生活厚重起来……孩子们说"写作有了冲动，有了根基。"
4.走进自己，以"文学茶话" 品味生活感悟
关键词：文秘人员 文学修养 公文写作
文秘人员作为单位、企业等各行业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岗位，其工作开展质量可见会影响各部门的沟通、运转、办公。由此可见，提高文秘人员日常工作开展的质量一向是社会当中备受重视的探究课题。由于文秘工作的开展又多以文字形式以传达与表现，因此，文秘人员的文学修养水平与公文写作能力也可谓是考量其综合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这就要求文秘人员应对此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并积极探索提升自身文学修养水平与公文写作能力的实施策略。
一、文学修养与公文写作对文秘工作的影响
（一）工作效率影响
由于文秘工作涉及部门沟通、工作汇报、发放通知等细微、繁杂的工作项目，而其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可见均由文字进行传达，这就意味着文秘人员的写作效率可对其工作效率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2]。而其文学修养又会影响文秘人员的公文写作意识与语言总结能力，若文秘人员文学修养不足，则由此会导致其在表达能力上也会有所欠缺，那么便意味着其在公文写作过程中通常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来进行文字撰写与调整。而在此影响下则可见，其工作时间多会被公文写作等所占据，继而由此明显地降低了其工作开展效率。
（二）工作开展影响
由于文秘人员在日常工作开展当中多数会充当着下发领导要求、协调各部门工作的角色，而在此过程中，文秘人员通过公文传达时其文字的穿透性、规范性、应用性则可对其传达工作起到较为直接的影响。而当文秘人员文学修养欠佳时，其在公文写作时通常会拘泥于过度规范化，或多是参考公文格式进行书写，这就导致了其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常会无法准确、灵活地表达工作事务，因而导致其工作开展过度固化。而其文化修养良好时，则会致使文秘人员对公文写作技巧、能力也能较为充分地掌握，并还可在准确传达工作内容的基础上做更灵活的改善，以此有效地提升了工作开展的有效性。
（三）工作风格影响
在公文写作当中，写作人员的意识与风格可对相关工作开展增强了穿透性与深刻性，继而可更为有效地传递工作要求，并提升了工作管理作用。而在文秘人员的工作开展当中，其工作性质本就决定了其工作传达会涉及各类人物。而在此过程中若文秘人员未能准确地传达具备自身工作风格的内容，则极有可能导致其工作缺乏一定的个性化，无法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由此导致自身工作开展存在着较高的被动性，并且对工作开展的创造性也会形成一定的影响[3]。继而由此不仅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还极有可能使其工作缺乏先进性、创造性、发展性，因而也就对其工作的长期开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在工作风格形成中，文秘人员的文学修养与公文写作能力则起到了较高的影响作用，在其具备较高文学修养与公文写作能力时，文秘人员便可充分发挥自身文学修养以对传达内容进行润色，并可在工作长期开展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工作风格。
二、文秘人员如何强化文学修养与公文写作
（一）积极提升自身文学鉴赏水平
由于文学修养对文秘人员的工作开展具备着较高的影响作用，因此文秘人员在提升自身工作质量的基础上需重视对自身文学修养进行培养与提升。而提升自身文学鉴赏水平是培养自身文学修养的有效手段，且其过程也可有效地强化了文秘工作开展需求当中必要的观察能力。在此过程中，需要求文秘人员积极拓展自身文学涉及视野，并要树立辩证、发展的观点以对文学作品与现实事物进行学习与探究[4]。以此才可令文秘人员能够不断地完善自身文学知识结构，并在其辩证思维的影响下掌握透过现象发现事物本质的能力。继而由此才可使其在实际工作当中能够结合工作要求，准确的表达出特征显著、风格明显的工作内容。
（二）结合工作强化自身表达能力
在强化文秘人员公文写作能力时，需切实地加强自身的表达能力，以此才可令文秘人员能够不断完善自身公文写作能力，并以此能力强化充分地满足了文秘工作中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在此过程中，需要求文秘人员积极结合自身工作内容与过程进行学习与强化，其中不仅需要求自己积极争取实践机会，以全面参与至工作当中。还要在此过程中主动向同事、前辈进行学习与交流，以此做到“取长补短”。使其可切实地锻炼了自身在语言、文字上的表达能力，提升了自身情商修养，且可经实践、学习等形式以全面地完善了自身公文写作形式的认知结构，以由此全面的提升了自身的文学修养与公文写作能力。
（三）主动培养自身现代办公意识
在文秘人员自身文学修养与公文写作水平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还需重视现代环境下文秘岗位的革新与发展。而只有紧跟时展脚步，才可让文秘人员能够在结合时展精神的基础上以全面提升自身文学修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了解数据表达、图像表达等公文写作中可应用的新兴形式。在此过程中则需要求文秘人员积极通过相关培训、讲座、互联网等形式以不断了解时下文学流行趋势与公文写作结构，以此才可保障令其真正成为符合现代化企业、单位工作需要的文秘类人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文秘工作开展过程中其文学修养水平与公文写作能力可对其工作效率、开展、风格都形成较为重要的影响，而其两项能力间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这就要求文秘人员在此认知基础上应积极提升自身文学鉴赏水平、强化自身表达能力，并且需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重视新兴资源的学习。以此才可从根本上提升了自己的文学修养，强化了自身的公文写作能力，并由此促使自己真正地成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文秘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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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文娟.提高办公室文秘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有效策略研究[J].中国培训，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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