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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09)5-0073-02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说过一句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中国历史上《论语》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部书。《论语》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它融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和文学于一炉，其内容可谓博大精深，它一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旋律，泽被后世上层建筑领域。对它认真地加以研究，吸收其精华，对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从文学的角度看，《论语》是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其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字里行间的精思妙语令人折服，使读者读后如沐春风，悠然进入《论语》意境的丰饶世界。
1 以孔子为中心的人物形象系列
《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它写出了孔子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形象。《论语》以记言为主，虽然简短，却能充分体现人物个性，孔子本人和蔼可亲的神态、诲人不倦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都随其言谈而呼之欲出了。
《论语》里面对孔子的生活习惯等有一些静止的描写，如《乡党》篇，写他在各种场合，都有各种不同的仪态，与父老兄弟相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温和恭顺之状可掬；在“宗庙朝廷”，与人讨论政治，“便便言，唯谨尔”，擅长言谈辩论，说话很有分寸。与人说话，对象不同，表情也不同，礼仪规矩，恪守不乱，“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如也，与与如也”。从多种侧面勾勒出一个时刻以“仁”为行为准则的“圣人”的轮廓。
《论语》中对孔子形象的描绘，它的动人之处，主要还不是表现在静止的描写上，而是在于它通过孔子生活中一些具体事件的动态描写表现出他的性格。《宪问》篇里有一个小故事，一次孔子去拜见老朋友原壤，原壤却两腿象八字一样张开坐在地上等待孔子，孔子一见这模样，就禁不住骂道：“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说完就“以杖叩其胫”，这一骂一叩，孔子那暴怒的面容，那“克已复礼”的倔张性格，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对于孔子，《论语》是极力予以美化的，但没有神话。孔子的性格是二重的，他是圣人，但也有七情六欲。他一生奋斗，不屈不挠，仍不免有时心灰意懒；他惶奔走，积极出仕，但有时也羡慕隐逸之士，在思想上不只一次闪过辟世的念头想“乘桴浮于海”，想“居九夷”。孔子就是这样一位既高大又平凡，既庄重又风趣，既通达又固执，既神圣又世俗，活跃在现实生活里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孔门弟子的群体形象，在孔门弟子中子路的个性最为鲜明，他爱憎分明、豪爽成性，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冒冒失失，多次顶撞孔子，其言行有时和“礼”、“仁”是不相合的，但他却打内心里尊敬老师，努力接受孔子的教诲，以求成为一个儒者。《子路》篇记载，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请孔子出来当政，孔子将从何入手，孔子说：“为政，必先正名也。”子路听了，放肆大笑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气得孔子大骂子路粗野：“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子路就是这样心无成府、口无遮拦之人，因此总受到老师的呵责。孔子深知子路的脾气，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教育他。
颜渊的性格与子路正好相反，他安贫乐道、潜心学问，对孔子十分崇敬，《子罕》中颜渊这样赞服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并且认为“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把孔子看作高深莫侧，而且自己是跟也跟不上的。一个笃行的儒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了。
《论语》写孔子的其他弟子，也都能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如子贡的聪颖善言，宰我的率性放达，曾子的审慎拘谨，曾皙的胸怀潇洒，澹台灭明的公正端直等，都能给读者以清晰的印象。除此之外，《论语》中还写了一些隐逸之士或与众不同的人，如卫国仪邑的封人，鲁国石门的守门人，卫国的“荷蒉人”等。这些人物虽用墨不多，但各自都有着不容混淆的性格特征，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人们头脑里有着很清晰的印象。
2 质朴简练、隽永有味的语言
《论语》本身就是记载孔子及门人言行的，在语言上，《论语》的作者反对“巧言令色”，主张“辞达而已矣”，这就明确了他对语言的追求目标，奠定了语言风格的基础。《论语》的语言特色，首先表现在它的记言基本是当时的口语，通俗易懂，文字简约，一般只述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与论证，从而形成了质朴而不华丽、含蓄而不夸张、凝练而不造作的语言风格，是语录体的典范之作。史载，在《论语》生成的时代，春秋诗性文化风韵犹在，孔子及其弟子又兼具良好的“诗学”修养，因此，《论语》的语言文简义长，质朴含蓄，诗味无穷，隽永有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
《论语》中出现的许多精辟深刻，富于哲理，令人回味的名言警句，千百年来为人争相传颂，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吾日三省吾身”，“见义不为，无勇也”，“巧言令色，鲜矣仁”，“色厉而内荏”，“不耻下问”，“三思而后行”，“后生可畏”，“举一反三”，“任重而道远”，“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既往不咎”，“祸起萧墙”，“既来之则安之”，“由也升堂矣，未人室也”，等等，这些从心底肺腑中流淌出来的话，纯然近乎口语，语言简练却发人深省。
其次，《论语》一书大量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才使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都非常讲究修辞，使语句更确切地表现真实，适合情境，形象生动，具有感染力和收到应有的艺术效果。
比喻是其中运用得最广泛的修辞手法之一。因为孔子的思想十分深邃，要使所有人都能理解，就必须把一些哲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语言。如《为政》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一比喻，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借代的手法也在《论语》中大量运用，使文笔更加传神。《微子》中“长沮”、“桀溺”都非人名，作者用高大魁梧者立于水中耕作的情形来名之，十分形象，使人过目难忘。排比的运用也较为普遍，如：《公冶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总之，《论语》一书把许多修辞手法融入在作品之中，使语录体的散文摆脱了说教式的宣讲，说理生动活泼，语言形象贴切，琅琅上口，从而具有了文学性的因素，显得十分典雅和富有文彩。
再次，《论语》中“之乎者也”等虚词的运用加强了语言的抒情性和音韵美感，使得《论语》之声抑扬顿挫，亘古不绝。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3 情趣盎然，富于戏剧性的场景
集中写一个场景，通过人物各自的表演，来突出各自的性格，且场景描写十分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相互烘托而愈加鲜明，产生了极强的戏剧效果。如《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是历来为人们传颂的精彩文字，作者描绘在恬静、和乐的气氛下，师生五人闲坐，各言其志的场景，简直就是一出独幕剧。
孔子刚提出“言志”，子路不假思索，“率尔而对”，结果遭“夫子哂之”。冉有、公西华是在老师“尔何如”的动员下，谈出自己的志向，而且说得极有分寸，表现得彬彬有礼。巳经问到曾皙了，三位同窗的回答以及夫子的反应，他都看在眼里：子路口出大言，且主要只谈兵事，与儒家治国之道相去甚远，自然“夫子哂之”；求的回答比较谦虚，已想到了礼乐；赤又进了一步，“愿为小相焉”，夫子均未“哂之”。于是，他“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动作潇洒，落落大度；回话又答非所问，大谈阳春三月，投身自然，悠闲自在的春游之乐，内容远离了政治。曾皙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以礼乐治天下的志向，别具一格，超凡脱俗，颇有戏剧性和幽默感，确实“异乎三子者之撰”，自然深合夫子之意，“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子路的直率，冉求的谦逊，公西华的含蓄，曾皙的超然，原文虽未置一词一字，然均尽在戏中矣，刻画得淋漓尽致。最有戏剧性的是，“三子者出，曾皙后”，他明知自己在这场“课堂谈话”中独占鳌头，却故意不停地缠着老师问道：“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夫子何以哂由也？”真是骄憨之态可掬了。《论语》中有很多这样的文字，一个个不很完整的小故事，一个个写人记言的小片段，都写得情趣盎然，很戏剧化，令人回味无穷。
4 丰富的感彩
文学作品要以情感人，《论语》在创作上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浓重的抒情。全书围绕孔子及弟子的活动，使用了大量饱含感情的语言，表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把一个个人物写活了，从而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
《先进》、《雍也》篇中有几章写孔子与颜回的感情，非常感人。孔子及一群弟子被困于匡地，逃出来时颜渊在最后，孔子以为他死了，颜渊回答说：“子在，回何敢死！”言语中传达着热烈而深挚的感情，颜回深知老师对自己的钟爱、器重，自己死了，老师不知会怎样地悲痛，因此逃难时他一心要回到老师身边，见到老师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孔子喜爱颜回，把他当作自己道德学问的继承人，他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不幸早逝，孔子伤心欲绝，顿足捶胸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弟子担心他哭坏了身子，劝他节哀，他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种表达深厚感情的语言比比皆是，我们又怎能不为这其中包含的深深的师生之情所打动呢？
孔子也有发怒的时候，《八佾》篇记载季氏越礼使用八佾之舞，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有爱有恨，有喜有忧，这些例子在《论语》中是不胜枚举的，这就是《论语》所蕴涵的动人的文学力量。
《论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千百年来，人们舞文弄墨，从中借鉴写作经验，获取智慧灵感；立身处世，从中寻找真知灼见，谋求准则方法，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2］幺峻洲．论语说解[M]．齐鲁书社，2004．
［3］孙伯涵．《论语》的文学价值[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3，5．
关键词：新诗 《女神》 文学价值 文学史价值
在众多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视为新诗经典之作。然而，笔者认为《女神》在诗歌艺术上存在着不少缺憾。在《女神》的阅读、评价和认识中，存在着审美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明显错位。
一、《女神》的文学史价值再认识
《女神》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颇高，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开辟了专门的章节对其进行介绍评述。在流传广泛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学者们认为《女神》在新诗发展上的主要贡献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诗运动的‘诗体解放’推向极致；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与重视，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翔起来。”[1]“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但笔者以为，《女神》虽然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束缚，在文学语言和形式上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超越中国古典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它的确是新诗的奠基之作，是开一代诗风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视，也不容置疑。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女神》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并未超越古典诗歌。《女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转折期（即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发展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作品，但要称其为穿越时空、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文学经典文本却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审美缺憾
《女神》艺术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语言。白话新诗的倡导者曾这样说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3]为了突破传统文言文学的束缚和藩篱提出这样的观点未免矫枉过正，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诗艺术的貌似自由实则无视审美的状况。《女神》中不少诗篇充斥着大量口语白话，这些口语显得自由随意而缺乏精雕细刻。这直接导致了《女神》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诗歌的韵味，感觉不怎么像诗。
（二）诗歌形式。的《谈新诗》是新诗运动初期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其着力张扬的便是“诗体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样做”。[4]《女神》中的很多诗篇正好符合这样的诗歌创作观念。在诗歌篇幅、句式、韵律等形式上显得比较随意。诗歌本来就是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倘若完全没有束缚，绝对自由，抛弃一切艺术和审美规范，任意为之，诗也就不能称其为诗了。
（三）激情过剩。在《女神》的很多诗篇中，我们都能看到激情过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这首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向着广袤的宇宙一声声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一代知识青年的具体心境，这种波浪翻滚的时代激情，这种袒露直切的情感抒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激情过剩作诗却并不可取。《女神》中很多诗篇是政治激情、历史使命感、文化责任感、思想力度与厚度，关乎着社会变革、历史演进、思想启蒙，却与文学审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为作者把诗歌当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张和排比这几种，这些修辞手法尽管很有利于宣泄激情但却显得比较单一。
总之，在思想与审美的抉择中，《女神》的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审美价值。思想内容地位崇高，审美价值却留下不少缺憾。《女神》是新诗史上的经典之作，却很难称为艺术上的成熟圆润之作；是文学史经典，却不是文学经典。《女神》是奠基之作，在新文学史上也是新诗的滥觞之作。《女神》的这些不足和影响绵延在百年新诗之中，在后来的新诗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这样的诗成为要么不押韵，要么只押韵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错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现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学的规范和价值被彻底批判和瓦解。新诗作者们无不主张诗歌创作的绝对自由。正如前文所说，在《谈新诗》中说：“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诗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在一首诗中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6]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旧体诗词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给诗人和读者以误解，即认为新诗极易创作，仿佛新诗无规范，随意用白话写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诗，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阻遏的粗制滥造的浪潮，这无异于新诗的自杀。[7]
（二）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现代汉语语言幼稚。“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成败得失自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息息相关。中国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我认为，要全面评价中国新诗，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因为白话语言方式施行的时间尚短，人们还来不及对白话语言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也难怪写新诗的诗人们对所用白话的种种特性缺少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8]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作为文学中的诗歌，审美价值的形成对于语言的熟练运用和精准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诗都精于炼字，曾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创作时代是白话刚刚取代文言的时期，还没有认真研究和探讨作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审美规律性，这是《女神》审美价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历史环境导致诗人文学观念的偏颇。“五四”一代的文学家们，都幻想依赖文学改革社会、启蒙思想，夸大了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赋予了文学过多的非文学负担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角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它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9]创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学的艺术的审美动机，更多是为了给体现着特定历史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的内心的双重郁积寻找宣泄口。这种文学观念的偏颇导致了《女神》思想激情有余，含蓄蕴藉不足，没有能够形成神完气足的诗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诗的发展
由于《女神》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体现的新诗的弊端也一直影响和绵延在百年新诗的创作之中。过分注重思想激情，忽略艺术和审美追求，甚至将二者对立，新诗必然走入死胡同。当前诗歌生存境况的尴尬就是新诗发展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出现这种尴尬的困境和新诗诞生以来的缺憾与弊端不无关系。
从《女神》遭遇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现象来看，联系新诗遭遇的创作和阅读窘境来看，新诗发展的重要一点就是不能抛弃传统，必须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积极营养，丰富和完善审美价值，才有可能创造汉语新诗的辉煌。“但新诗向古典诗词学习，并非是对其形式简单袭用便能奏效，而应是通过研究和发现古典诗词形式与文言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供研究和发现新诗形式与白话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作参考，从而促使适应于白话语言系统的新诗形式逐步完善起来。”[10]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新诗作者们不断做出艰辛探索和努力尝试。
注释：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第103页。
[3][5]：《文存·谈新诗（卷一）》，上海东亚图书馆，1929年版，第234页。
[4]：《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85页。
[7]陆耀东：《近百年新诗：几分成就，几分遗憾》，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8][10]朱晓进：《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我看中国新诗》，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1.树立人文价值信念
要想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首先要求教师树立人文价值信念。“所谓人文价值,就是崇尚人文的价值,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命的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人文的核心就是“人”，要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学习：内在的财富》中指出：“人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如果忽视了人，看不到教育对象的人格特质，就根本没有教育的科学性而言”。因此，教师要树立人文价值信念，在教学中，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建立新的教师观和课程观，要把学生真正当做一个“人”。备课时，不仅要备内容，更要备学生，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的个性差异，认真地备每一个“人”的课。课堂上，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要允许学生质疑，使师生处于平等的地位，自由交流，自由沟通，让学生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得到全面发展。
2.提高人文知识水平
“人文知识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它主要与精神生活有关,具体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知识,是进行人文教育的主要载体。”人文素养的提升离不开通过提高人文知识水平而形成的文化底蕴。古人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告诫人们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要增加古典文化知识的积累，形成一定的文化底蕴。教师自身所具有的的人文知识，不仅影响着其精神生活，而且影响着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作为语文教师，提高人文知识水平显得格外重要。杜威指出“:知识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不是因为它是关于过去人类的产物,而是因为它在解放人类智力和人类同情心方面做出了贡献。”人文知识不仅可以提升语文教师内在的气质，丰富内心感受，对学生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的。
3.提升人文品格
有学者认为，作为教师，其理想的人格特征应该是“能体认教师角色的神圣性;能坚持教育使人向善的乐观信念；有责任心，有使命感，有不为物诱的牺牲精神，对学生有爱心、耐心、恒心的教不厌诲不倦的教师性格。”要提升语文教师的人文品格，首先要热爱教育事业，愿意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更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只有真正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把教书育人当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至高无上的一部分，教师才会感到生活的充实和人生的价值。其次，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人价值，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教师要爱所有的学生，无论成绩的好坏，要平等、耐心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对学生真诚的爱，能使师生之间建筑起信任的桥梁，这样学生才愿意和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最后，作为语文教师，对祖国的语言文字要热爱、虔诚和敬畏。语文教师只有自己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体会祖国语文文字的丰富、优美、生动、形象，才能在教学中感染学生，使学生也能感受到祖国语文文字的优美，从而激发学习语文的兴趣，投入到语文学习中。
4.展现人文行为
教师的人文素养不仅表现为教师内在的人文价值、人文品格，更为重要的是要展现人文行动。首先，教师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身为教师要表里如一，为人师表，一视同仁，善于倾听和理解学生，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其次，教师要志存高远，明白立志的重要性。古人云“: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久,则气久,德性久”说的就是志向远大对事业成败的重要性。作为教师要始终树立终身从教的志向，热爱教育事业，紧跟时展，不断学习，更新教学观念，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最后，教师要善于反思和自省。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教师要善于反思，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教师准则；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是否恰当，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反思对学生的态度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发展等等。教师的不断反思有利于促进教师不断进步。
二.挖掘教材的人文意蕴，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1.挖掘蕴含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的作品
语文教材中有许多具有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的人物形象。如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了，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志向；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坚持；《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圣地亚哥为了证明自己有坚强的勇气和毅力，为完成那项别人无法替代的任务，他坚持一定要捕到一条大鱼，但最后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圣地亚哥没有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里，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奋勇抗争。从另一个意义来看，他是一个胜利者，虽败犹荣。如宗璞的《紫藤萝瀑布》虽然描述了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但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无论在生活中遇到多么大的不幸，生命总是永无止境的，是顽强的、永恒的、美好的。人不能被昨天的不幸压垮，每个人都应该像紫藤萝花一样，以饱满的生命力，投身到生命的长河中去，在生命的长河中前行。这些都告诉人们要成大事，必须要有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恒心、意志、毅力等品质，从而养成健全的人格大有益处。
2.挖掘蕴含胸怀阔达的宽容意识的作品
如今中学阶段大多为独生子女，多受父母的溺爱，没有阔达的胸襟、缺乏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恕精神，表明中华民族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这种精神在语文教材中多有体现，如“管鲍之交”的故事。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共同做买卖，一起从军打仗。合伙做生意时，鲍叔牙的本钱比管仲的多，赚钱后管仲却多拿了一份。旁人对此说三道四，鲍叔牙替他解围，说他家里比较贫困，应该多拿一份。打仗时，管仲总是躲在众人后面，撤退时他却跑得最快。别人对他很不满意，鲍叔牙仍为他辩解，说他家里有老母亲，是出于孝心。管仲对此感激不已。后来，他们成了患难之交，携手干出一番大事。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正是因为蔺相如阔达的胸襟感动廉颇，才有了“负荆请罪”的美谈。通过语文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宽容的精神，让他们学会宽以待人，学会与人和谐相处。
3.挖掘蕴含博大精深的仁爱精神的作品
“仁者，爱人。”“仁”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思想，经过无数哲人先贤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孟子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集中体现了孟子的“仁爱”精神。贾谊的《过秦论》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指出秦灭亡的根本原因，提醒当权者要施行仁政。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大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宁愿自己的房子是破的，希望天下人都能有房住，可见，杜甫的仁爱之心是多么感人，多么深刻！
4.挖掘蕴含浓浓深情的亲情、爱情的作品
关键词：数学；数学开放题；开放题的研究；教育价值与设计艺术。
传统的教师中心“遗传”基因，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数学教师的教
学观念，影响着数学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数学开放题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数学教育改革的亮点，已日益引起我国数学教育界的注意，逐渐形成为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199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数学试题里“开放题”居然也堂皇入室。
一、何谓开放题？
（1）开放题是指那些答案不唯一，并在设问方式上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的问题。（2）开放题并不是普通的数学问题，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精心编制设计的数学问题。
一道数学题的开放性（开放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道题采用何种设问方式。即使是一道传统的封闭性数学题，也可以通过改变其设问方式而将其改编为具有开放性的习题。要求学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探索是一种“开放性的解题要求”，通常使用“试尽可能多地……”一类的词语来提出，它对学生具有“鼓励参与，激励优化，追求卓越”的作用。
二、为何研究开放题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开放题给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它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放题的教育作用：
①发散性学生必须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进行探讨，其思维方向和模式的发散性有利于创造性能力的形成。
②探索性因为开放题易使学生形成原有认知结构和新认知结构的冲突，学生必须通过顺应来主动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因而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
③趣味性开放题独特的叙述方式、宽松的解题环境和极富挑战性的解题策略，为学生在迫切要求下进行数学学习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增强了学习的内驱力，对数学探索产生浓厚兴趣。
④多样性在开放题教学中，既要有学生独立思考的个体活动，还需有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合作、讨论、交流的群体活动。开放题答案的多样性，使得其最终的解决只靠个人的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
⑤主体性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保障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⑥竞争性开放题解答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其有了优与劣、多与少、简与繁的区别。也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激发了学生的好胜心，使竞争意识悄然地渗入学生的头脑，把竞争机制引入开放题的课堂教学。
⑦创造性在开放题的解答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现成的模式可循，靠死记硬背、机械模仿找不到问题的解答，学生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开展智力活动，用多种思维方法（如联想、猜测、直觉、类比，等等）进行思考和探索，因而开放题是提高学生创造能力的有效工具，是培养创造人才的摇篮。
2、开放题的转化作用：
（1）开放题对教师观念的转变：开放题的出现以及对其教育功能的肯定，一方面反映了人们数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适应了飞速发展的时代的需要。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数学教学新模式的追求，是人们站在新时代历史的高度上对数学教育改革的新探索。
①观念转变的原因：
a.当技术的发展已使社会数学化，数学的应用已渗透到开放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不应满足于陈旧的、封闭的教学方法。
b.数学不能仅仅理解为一门演绎科学，数学还有其更重要的一面，即它是一门非逻辑的、生动的、有丰富创造力的科学。
c.数学教学是学生创新活动的过程，仅仅靠教师的传授，不能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数学知识。
d.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学生是教学认知的主体，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名副其实的教学活动，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和鼓励者。
②观念转变的内容：
a.我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明确指出：“课程是一个历史范畴，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都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教科书”应体现科学性、基础性和开放性。
b.开放题课堂教学中的数学观即对数学本质的认识，教师的数学观直接影响着他的教学观。如果教师能用动态的、全面的观点来理解数学，那么他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就会是启发式的，其教学观就是以学生为中心。
（2）开放题对教师角色的转变：在开放题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教学活动的主角，而是“编剧”和“导演”；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促进者、示范者、组织者、调控者。
在开放题教学中，应特别强调的是教师除要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专业素质外，还应具有创造能力（尤其是进行创造教学的能力）和自觉反省自身数学观、教育价值观和教学观的意识。
三、开放题的特点
①问题的条件常常是不完备的；
②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具有层次性。
③问题的解决策略具有非常规性、发散性和创新性。
④问题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发展性。
⑤问题的教学具有参与性和学生主体性。由于开放题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这就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难以使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主动参与解题活动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一些学生希望老师与学生一起来分享这种成功的喜悦，任何一个好教师都不会压制学生的这种愿望，这就使课堂教学自然地走向了以学生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式的教学。案例：设计花坛。
四、开放题的分类
（1）设计条件的开放传统的答题模式多数是条件与结论——对应的定式训练，解题时不必考虑条件的由来。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得到的信息对于某个具体问题而言绝大多数是无用的，必须善于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因此有意设计一些条件过剩或不足的开放题会更好地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若设计成求一个三角形面积（单位：分米），则效果不大一样。
（2）设计结论的开放这类题的条件和问题都很明确，而结论却不惟一，具有发散性和多面性。例如：将“如一把木块平均分成三块完全一样的长方体后表面积增加了多少（单位：厘米）”的常规题去掉图中虚线，则成结论开放题。
（3）设计策略的开放这类题解题思路多种多样。教学时应充分利用其开放功能，引导学生多角度地进行分析思考，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和灵活性。
五、开放题的功能
美国加里福尼亚教育部指出了开放性问题的五个功能：
1、开放性问题为学生提供了自己进行思考并用他们自己的数学观念来表达的机会，这和他们在数学学习中的发展是一致的。
2、开放性的问题要求学生构建他们自己的反映而不是选择一个简单的答案。
3、开放性问题允许学生表达他们对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解，这在多项选择中是无法做到的。
4、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反过来要求老师用不同的方法解释数学概念。
5、开放性问题的模式是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成份。
六、开放题的教育价值观
开放题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数学问题，与一般的数学问题一样,也具有知识教育价值。开放题最突出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创造能力。这也是开放题教育价值最核心的内容和最主要的体现。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而开放题教学是推进数学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放题在培养创造能力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教育价值。
从结构形式上看，开放题具有组成要素的非完备性和解题答案的不确定性；从解答过程和解题策略看，开放题具有发散性、探究性、层次性、发展性、创新性等特性。开放题的特性决定了开放题教学的开放性，因而在这种教学环境中，学生是以知识的主动发现者、探索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学生不再是“装”数学，而是“搞”数学，这就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去体验数学家进行数学研究的活动过程，深切领会数学的实质，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数学观念和数学意识，掌握数学的灵魂——思想方法，为今后的学习以及成人后用数学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做准备。
开放题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凸现学生的主体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克服困难、勇于探索的意志品质，培养群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增强竞争机制，培养探索意识和创新意识，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可见开放题的人文教育价值也很大。
七、开放题的设计艺术：
数学开放题的教学需要开放和设计大量的开放性问题，与当前的数学教学实际密切相关且被广大数学教师认可的开放性问题。开放题设计模型的优点和误区可由下面的框图描述：
开放题的优点开放题认识误区
①开放题顺应开放化的社会需要②开放题教学可以使全体学生主动参与，符合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③开放题可以使学生更全面地理解数学的本质，体会数学的美感④开放题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体验成功的机会，增强学习自信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⑤开放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⑥开放题追求卓越，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优化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⑦开放题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有利于实现教学民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⑧学生解答开放题时不但要综合运用、重组已学的知识，而且时常需考虑问题解决的策略，对自己的解题活动进行认识、评价和监控，这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元认知⑨教师在研究开放题的过程中，可以在教学观念、解题能力、扩大知识面等多方面得到提高，这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①开放题在单一的技能训练、知识学习上费时费力，效率较低②开放题教学易受课时的制约，在课堂上常常出现学生的思维在低层次上重复，不易进行深入的研究③开放题教学对教师的要求较高，不易推广④对有些开放题很难制定出客观公正的评分标准，故在用开放题作考试题时困难重重⑤现有的适合教学使用的开放题数量太少，开发和设计更多的数学开放题又面临较多困难⑥受考试文化的影响，要使更多的教师重视、认识、接受开放题，还有一段艰巨漫长的道路要走
在开放题的编制、开发中，要十分重视开放题的设问方式。语言的暗示性要恰当，防止将思维导入歧途；要把握问题的开放度，不同水平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设问方式，提出不同的解题要求；开放题中所包含的事件应为学生所熟悉，其内容是有趣的，是学生所愿意研究的，是通过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够解决的可行的问题；要注意问题的可发展性，给学生一个提问题的机会，也许比解题本身更重要。
八、开放题的解题艺术：
1、传统教学法解题摸式
这种解题模式，学生在得出结论后没有自我反馈的过程，去发现总练习题的内在联系，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举一反三，因而浪费了大量的宝贵信息。
2、反馈教学法的解题模式
在反馈教学法解题模式别注重解题后的自我反馈和自我小结。引导学生去发现习题中潜在的知识信息，去联想、归纳、类比，以寻找知识间的联系、巩固和发展教学思想方法和处理技巧，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与创造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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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源流的研究，是地名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在习惯上被称作地理沿革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主要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凭借丰富的历史古籍，依靠语源和语义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综合，弄清某地在历史上有过何名，其得名的具体原因何在，而后由于何故发生演变，历史上的地名某位置在现今何地等相关内容。
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历史地名往往更换无常。根据地名学的研究，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政治变动、军事征服、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意识形态的作用等。如灭元后明成祖将大都改名为北京，将江宁更名为天京，独立后的刚果将奥波得维尔改名为布拉柴维尔，这些都与政治变动有关；又如殖民扩张中英国占领津巴布韦后将其更名为罗德西亚，军事侵略后沙俄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都是军事征服引起的变化；再如随着地理知识增长而来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外，因避晋愍帝名讳而将建邺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因信仰佛教而将逻些改名为拉萨等，则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所致。
历史地名的演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趋于稳定，从而变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名称。但不可否认，有许多地名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都或早或迟地发生了变化，有的变动之快和次数之多是令人惊异的。在这类地名中，如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白下、上元、集庆、应天、南京、江宁等名称；又如北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蓟、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师等名称。
总的说来，探索历史地名的起源和演变，弄清今名由来，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是掌握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知识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学的探明的有关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词语性、地理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相对稳定性，对于史地教学来说，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学实践的真实、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体来说，其教学价值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地名系由语词构成，属于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语词，它除了有口头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具有一定的词义。地名的语词性特殊，主要体现在它的词义上。其内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间位置上的某一处所，一是指它展现出来的某种确定的含义。如作为地名的华盛顿，它标志着美国首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地方，还表现着这是为纪念华盛顿其人对美国所作贡献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国的尚志市、左权县、志丹县等，也属同类情况。明确了地名词语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据，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讲清地名。如此，则能便史地教学内容更为丰富、充实，而收其真实、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据地学的理论，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态而言。从构词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来表示所属类型，以专名来表示相互之间的区别的，即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谓来表示的。如果说地名的词语性赋予了它音、形、义的话，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则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类性的特征。同时，它还以自己的专名部分，反映着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构成其标志地理形态的基础。讲解历史地名时尤其应将这两点体现出来，如太平军大败湘军的湖口，就应指名是鄱阳湖汇入长江处的一个狭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会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不是某个特定地点本身，而是该地点的代号或指称。一个地名的产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来并认可，后来在频繁交往中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使用，这样它就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方式传播开来。它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要求简明易记并便于读写，于是又不断向简化方向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遂对地名的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历史教学还是在地理教学中，都是应予注意的，因为象长安、安西、镇南关、绥远、绥化、怀远之类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四、地名总是由繁衍生息于当地的居民以其语言定名的，这就赋予了它民族性的特征。因此，地名反映着某些民族历史和称谓的来源，它在历史上迁徙路线以及分布范围，其社会史中经济文化生活的主要情况，特别是政治史上民族关系的变化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情况等等。如海兰泡、尼满河，萨哈林等皆属满语地名，甚至连黑龙江本身也是满语“萨哈林乌拉”的意译，可见其皆为久居黑龙江流城的满族祖先根据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而定的地名，说明这一带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实地教学中讲述这类地名时，应当考虑这种特征的重要意义。
价值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问题，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构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差别。具体来说，生活中的美丑与好坏问题就属于价值哲学的研究范畴。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视野下，哲学家多在美学和伦理学的名义下进行研究与分析，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这种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相对模糊，研究结果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不高。随着近代伦理学和美学的不断发展成熟，价值论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研究方法更为先进，研究过程更为严密，研究思路更为清晰明确，价值论已经初现端倪。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以经验论知识为基础，就事实与价值的标准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区分，他认为“是”与“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概念，其本质风格也存在差异，同时在进行认知研究时，研究者无法根据前者的合理性去推导后者。休谟的这种价值区分标准得到了包括康德在内的哲学家的一致肯定。同时，康德在进行价值研究时，立足于二元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具体理论，提出了“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事实”两个概念。
在他看来，事实的知识属于经验世界范畴，而价值的知识则属于先验世界的范畴，同时价值的知识是出于先验的理性领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知识。而德国哲学家洛采继承了这种划分理论，并将其扩展至世界的划分当中，划分了世界的具体领域。他认为世界是由事实的领域、普遍规律的领域以及价值的领域组成。其中，普遍规律的领域又主要表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即一些规律都是因果作用的产物；价值的领域包括善、美、神圣思想以及其各自体现的意义。在这三个构成领域当中，价值的领域居于首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其他两个领域的发展。同时，其他两个领域所包含的内容是价值领域实现其最终发展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洛采首次将价值论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首位，这是价值论发展的一次里程碑，具有标志性意义，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洛采在西方被称为价值哲学之父，他直接影响了西方价值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价值哲学作为一种全新哲学被人们认识和了解则起源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的新价值哲学。文德尔班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价值哲学的基础上，立足具体的研究实际，逐步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价值论框架。它将传统伦理学、美学、哲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机融合，提出了具有包含性的统一范畴，有利于价值研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和完善。同时，价值哲学的产生也是哲学在面对危机所采取的自救行动。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其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视角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过渡期的不稳定性和冲突性。在这一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已经逐渐解体，传统的启蒙思想和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被人们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在这一阶段大行其道，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和推崇。同时，伴随着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瓦解，哲学研究变得杂乱无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无法有效明确。文德尔班认为哲学研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需要优秀的哲学家去拯救。
此外，哲学家在研究时，忽略了哲学本身的中心任务，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为了有效整顿哲学研究，保证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时效性，文德尔班对世界进行了重新划分与归类，它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其中，事实世界是科学研究和其他门类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而价值世界则是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只有这样，哲学才能重新焕发出其生机和活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其学生李凯尔德在继承其哲学理论学说的基础上，将价值范畴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范畴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标志着价值哲学的创立与形成。
2西方价值论的主要观点
随着西方价值哲学的不断发展成熟，各派哲学家立足于其哲学理论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并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各派别虽然研究的领域和方法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价值论，即主观价值论、客观价值论、过程价值论。其中，主观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文德尔班、美国的培里、奥地利的迈农、实用主义理论的先驱詹姆斯等。他们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以主体需求为出发点，要求其研究必须符合主体的情感意志和道德追求，并根据其兴趣所在去理解和阐释价值的本质构成。美国的培里是新实在哲学的代表者，他同样认可主观价值论观点，要求将价值或善作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进行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研究。他还认为价值是欲望依附性的一种本质表现与外在特征。在他看来，价值是兴趣的集中反映，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只要看它能够引起人的兴趣即可。
一般地，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就越能引起人的兴趣，而无法引起人兴趣的事物自然也就不具有价值。杜威是实用主义价值论的代表，他认为价值是必然存在的，但要想对其直接定义则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价值定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反省就必然会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缺乏经验的研究者常常会将评价与定义混为一谈，从而无法准确定义价值。因此，为进一步明确价值的基本内涵，做到科学准确地定义，研究者必须根据事情的最终结果和内在性质进行定义和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实际效果，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体现。萨特是存在主义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要求在进行价值论研究时应该将价值与存在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性研究，深入研究和把握价值与存在的内在关系，认识即存在。他认为自我存在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必须不断完善和整合，更好地追求其意识存在。他的存在主义价值论是由人的价值选择所决定的，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在价值发展中的作用。现象学的价值论是由胡塞尔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追求哲学科学性和绝对性的唯心主义学说。这一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与欧洲的大陆哲学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要求采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将更好地解决价值论中的一些中心问题。舍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现象学的价值论，他承认价值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将这种客观性提升到超验性层面上来，学说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痕迹。
3西方价值论的问题
《苏中文学评论选》的出版，在安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部选集不仅充分展示了作者从事文学评论工作60余年来个人的思想探索、理论进取和审美追求，让读者尽情领尝八旬老人的学养才情、文学智慧与人格魅力，使其成为一部个人文学评论集的范本。这部选集同时也集中折射了作者对安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作家、重点作品的梳理、甄别与评判。时空内涵的真实而丰富，理本文由收集整理性辨析的自觉而深刻，又使其具有回首过去，正视现实与瞻望未来的文学史的价值。我相信安徽文学界同仁从中读到苏中先生的时候，也同时读到自己，读到自己所熟悉的。
倡导时代精神、坚守审美尺度，是苏中文学评论的核心价值。新时期伊始，他相继发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从“真实的辩证法”走到真实的禁区》以及《百家》杂志创刊词等文章，在国内文学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评论文章，或驳斥某种荒谬理念，或质疑某种错误倾向，或提出自我新的见解，评论格调也严峻、幽默，平常风采各殊，但都本着求知、求解的出发点。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些评论是否深刻或是准确得当，我不敢说，但所说全是真话实话，没有刻意为谁造势捧场之意，更无对谁挑刺之心，有些批评性或否定性意见，也是当时的认知，只是个人的读后观感引发的质疑，并无存心伤人之念。”无论是提出真言批评，还是辨证认同时文价值，或是倡导“兼容的文学评论观”，苏中先生都终得其归之为“美学的眼光”和“历史的眼光”。可见苏中先生的文艺评论，始终坚持文学观的基本价值体系，并且与时俱进，在具体的评论实践中，注重拓展经典原理的学理框架与价值内涵，注重结合中国民族文学的气派与风格，使自己的评论文本既不失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先锋。
理论联系实际，面对文本说话，是苏中文学评论的基本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转贴于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2]《周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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