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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天文历法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农田水利工程是通过兴修水利设施，服务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灌溉、排水、除涝，以及防治盐、渍灾害等。通过水利专业技术，从而改变不利因素，为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定、不受降雨因素影响的基本农田。
2全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新特点
农业经济、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时期，讷河市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2.1相关部门重视度越来越高。国家越来越重视各地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各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也日益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无法取代的、重要的作用。各地相关部门把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不断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与政策，给各县、乡、镇给予了政策与资金上的有力支持，使得各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农作物的丰收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2.2各方面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各级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农田水利工程的资金投入力度，广纳社会各界资金，鼓励一些企业家参与建设，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秉承谁主建、谁主管、谁负责、谁受益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意识与积极性，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还有效促进了各地农田水利工程的良好发展。
2.3因地制宜，发挥特色。在省市相关部门、专家的指导下，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具体特点，进行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建设了既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特点，又可以解决旱季水源，更解决了广大农村人口及家畜的安全饮水问题，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饮水质量与生活质量，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顺乎民意，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2.4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市委、水利部门及媒体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农田水利工程在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了人们建设家乡、人人有责的参与热情。在相关部门的组织下，群众投工投劳，水利工作人员积极发挥专业技术与带头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
3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
讷河市是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影响全市农业生产的主要气象灾害是干旱、水灾、冷冻、冰雹。无论发生哪种气象灾害，都会严重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当干旱、水灾发生时，干旱会造成土壤缺少水分、空气干燥，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导致严重减产，甚至绝产；另一方面，当干旱发生时，还会威胁家畜正常饮水，影响养殖业的发展；同时，干旱灾害发生时，也会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当水灾、洪涝灾害发生时，不仅会严重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更会极大的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给广大农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利用农田水利工程、可以有效地解决因干旱、水涝造成的危害，避免了因灾害发生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确保全市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市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灌区配套工程设施逐步完善，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也有效解决了上述一系列的问题。提高了各乡镇抵御自然灾害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夯实了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了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保障了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安全，巩固了粮食主产区的地位，稳固了农民增收的愿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
4发展农田水利工程的意义
4.1近年来，随着人类的过度开发、开采，只重视经济效益从而忽略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全球气温不断变暖，降雨极为不均衡，各地频发干旱、洪涝等灾害，严重影响各地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进一步发展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对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2水不仅是人类，更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资源，也是其他物质所无法取代的宝贵资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缺乏对水的正确认识，出现了许多令人叹息的水资源浪费现象，国内，乃至世界有些国家和地区，均有因严重缺水导致农作物绝产、威胁人们生存事件的发生。水是有限的，但人类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农田水利工程加以循环利用。人类通过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仅可以满足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需求，还可以有效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提高淡水资源的利用率，更可以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平衡发展。
关键词：油田污水；污水处理；膜分离技术
1引言
随着油田开发进程的加快，油田废水日益增多，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油田废水水质复杂，含有石油破乳剂、盐、酚、硫等污染环境物质。油田废水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含油量高（1000mg/L）；矿化度高（20000-50000mg/L）；PH值偏碱（7.5-8.5）；废水中含有细菌（硫酸盐还原菌SRB5-10μm）等。
油田污水主要包括原油脱出水(又名油田采出水)、钻井污水及站内其它类型的含油污水。油田污水的处理依据油田生产、环境等因素可以有多种方式。当油田需要注水时，油田污水经处理后回注地层，此时要对水中的悬浮物、油等多项指标进行严格控制，防止其对地层产生伤害。石油生产单位大部分集中在干旱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如何将采油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变废为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采用注水开采的油田，从注水井注人油层的水，其中大部分通过采油井随原油一起回到地面，这部分水在原油外运和外输前必须加以脱除，脱出的污水中含有原油，因此被称为油田采出水。随着油田开采年代的增长，采水液的含水率不断上升，有的区块已达到90％以上，这些含油污水已成为油田的主要注水水源。随着油田低渗透油田和表外储层的连续开发，对油田注水水质的要求更加严格。油田污水处理的目的是去除水中的油、悬浮物、添加剂以及其它有碍注水、易造成注水系统腐蚀、结垢的不利成分。所采用的技术包括重力分离、粗粒化、浮选法、过滤、膜分离以及生物法等十几种方法。各油田或区块的水质成分复杂、差异较大，处理后回注水的水质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处理工艺应有所选择。研制新型设备和药剂，开发新工艺，应用新技术成为油田污水处理发展的新趋势
2油田污水处理技术现状
油田的水处理工艺,其流程一般为“隔油——过滤”和“隔油——浮选(或旋流除油)——过滤”,即通常称为的“老三套”,其工艺主要是除去废水中的油和悬浮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此工艺流程被广泛地应用于各油田的采出水处理中,而且效果良好,处理后的水质一般都能达到回注水的要求。
2.1技术分类
根据对油田污水处理程度和水质要求的不同，通常将污水处理技术分为一级处理、二级处理和三级处理。各级处理所除去或处理对象见表一。一般来说一级处理属于预处理，二级处理能除去90%左右可降解有机物荷90~95%的固体悬浮物。然而对于重金属毒物和生物难以降解有机物高碳化合物以及在生化处理过程中出现氮、磷难以完全除去，尚需进行三级处理。各级处理技术主要包括重力分离、粗粒化、浮选法、过滤、膜分离以及生物法等十几种方法。
一二级处理主要是利用过虑、沉降、浮选方法把污水中的悬浮物除去。去除废水中的矿物质和大部分固体悬浮物、油类等。主要方法包括重力分离、离心分离、过滤、粗粒化、中和、生物处理等方法。这些技术在国内外都比较成熟。
液——液旋流分离技术作为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一种新兴的工业水处理,离心分离是使装有废水的容器高速旋转，形成离心力场，因颗粒和污水的质量不同，受到的离心力也不同。质量大的受到较大离心力作用被甩向外侧，质量小的则停留在内侧，各自通过不同的出口排出，达到分离污染物的目的。首先在国外海上油田得到推广应用。相对于其他的除油设备如各种隔油池,水力旋流器除去油滴直径小的乳化油效率高,且占地小、无易损件。且水力旋流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分离性能好、运行安全可靠等优点，而备受重视三级处理属于高级处理油田污水处理方法，其主要方法有：一是化学法主要用于处理废水中不能单独用物理法或生物法去除的一部分胶体和溶解性物质，特别是含油废水中的乳化油。包括混凝沉淀、化学转化和中和法；吸附可分为表面吸附、离子交换吸附和专属吸附三种类型；二是物化处理法通常包括气浮法和吸附法两种。生物法分成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气浮法是将空气以微小气泡形式注入水中，使微小气泡与在水中悬浮的油粒粘附，因其密度小于水而上浮，形成浮渣层从水中分离。常投加浮选剂提高浮选效果，浮选剂一方面具有破乳作用和起泡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吸附架桥作用，可以使胶体粒子聚集随气泡一起上浮。吸附法主要是利用固体吸附剂去除废水中多种污染物。根据固体表面吸附力的不同，吸附可分为表面吸附、离子交换吸附和专属吸附三种类型。油田污水处理中采用的吸附主要是利用亲油材料来吸附水中的油。常用的吸附材料是活性炭，由于其吸附容量有限，且成本高，再生困难，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故一般只用于含油废水的深度处理。因此，近年来开展了寻求新的吸油剂方面的研究；三是生物法是利用微生物的生化作用，将复杂的有机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将有毒的物质转化为无毒物质，从而使废水得以净化。
膜分离技术被认为是“21世纪的水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微滤、超滤、纳滤和反渗透等几类。这些膜分离产品均是利用特殊制造的多孔材料的拦截能力，以物理截留的方式去除水中一定颗粒大小的杂质。特别是超滤，己经在除油的相关研究中取得了——定的进展，逐渐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阶段。
2.2油田污水处理的一般工艺
油田污水成分比较复杂，油分含量及油在水中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且多数情况下常与其他废水相混合，因此单一方法处理往往效果不佳。同时，因各种力法都有其局限性，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是两三种方法联合使用，使出水水质达到排放标准。另外，各油田的生产方式、环境要求以及处理水的用途的不同，使油田污水处理工艺差别较大。在这些工艺流程中，常见的一级处理有重力分离、浮选及离心分离．主要除去浮油及油湿固体；二级处理有过滤、粗粒化、化学处理等，主要是破乳和去除分散油；深度处理有超滤、活性炭吸附、生化处理等，主要是去除溶解油。最常见油田污水处理的工艺见图1：
2.3膜生物反应器工艺
膜生物反应器（MBR）是一种由膜分离单元与生物处理单元相结台的新型水处理技术，以膜组件取代二沉池在生物反应器中保持高活性污泥浓度减少污水处理设施占地，并通过保持低污泥负荷减少污泥量。与传统的生化水处理技术相比，MBR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处理效率高、出水水质好；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易实现自动控制、运行管理简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技术愈来愈受到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膜生物反应器己应用于美国、德国、法国和埃及等十多个国家，规模从6m3／d至13000m3／d不等。
在我国，膜生物反应器作为污水再生回用的一项高新技术，其开发与研究也正越来越深入。虽然目前膜生物反应器在我国的实际应用还较少，然而，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随着膜技术的发展、新型膜材料的开发以及膜材料成本的逐渐下降，膜生物反应器将会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3油田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全球范围水资源短缺的加剧，以及人们对环境污染认识的加深，油田污水处理后回用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近期的研究有如下趋势：
(1)新型水处理药剂的研制和开发。混凝剂是油田采出水、钻井污水等处理中重要的药剂，研制混凝能力强、能够快速破乳、沉降速度快、絮凝体体积小、在碱性和中性条件下同样有效的新型混凝剂，是水处理药剂开发者致力的方向。近年来，研制和应用原料来源广的聚合铝、铁、硅等混凝剂成为热点，无机高分子混凝剂的品种已经逐步形成系列；而在有机方面，有机混凝剂复合配方的筛选和高聚物枝接是研究的重点。
(2)膜分离技术的研究及推广。膜分离技术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目前尚处于工业性试验阶段，难以大规模工业应用的原因主要是膜的成本和膜污染问题。因此，今后的研究重点是：开发质优价廉的新材料膜；减少膜污染的方法；清洗方法的优化以及清洗剂的开发。
(3)开发工艺更为先进的复合反应器，提高处理效率，减少占地面积。MBR是膜分离技术与生物处理法的高效结合,其起源是用膜分离技术取代活性污泥法中的二沉池,进行固液分离。这种工艺不仅有效地达到了泥水分离的目的,而且具有污水三级处理传统工艺不可比拟的优点。膜生物反应器工艺，作为膜分离技术和生物处理技术的结合体，集中了两种技术的优点，已经在一些工业废水处理中应用，但目前未见其应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的报道。但就其自身特点而言，膜生物反应器应用于油田污水处理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膜生物反应器在水处理中应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广。在水环境标准日益严格的今天，MBR已显示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是新世纪替代传统废水处理技术的有力竞争者。
参考文献
［1］陈国华.水体油污治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正确处理农田水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充分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多方协作，推动农田水利建设的顺利进行。规划中将坚持以下原则：
1、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
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出发，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饮水安全、防洪安全、粮食安全用水、经济发展用水、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用水等方面的需求，把广大农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农田水利发展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农田水利综合体系。
2、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根据全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多方论证，科学规划，慎重布局。统筹考虑防洪除涝、水资源配置与供给、水环境治理和保护的需求，协调城镇与农村、灌区与乡村、骨干工程与配套工程之间的关系，优先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更新改造与新建扩建并重，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突出重点，讲求效益。
3、开源、节流与保护并举，建设、管理与改革同步
要坚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保护，并把节约、保护放到优先位置。加强水利投、融资机制、水价形成机制、公益消耗补偿机制等方面的改革；深化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体制、健全法制、改革机制、强化管理能力、保全工程能力、扩展服务能力、促进全区农田水利全面发展。
4、加强与其它相关规划的协调
要做好与经济社会、水资源综合利用、国土整治、城镇发展，以及水利、农业等专项规划的衔接与协调。
5、量力而行，通力协作，稳步发展
依据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按照财政资金和群众自筹可能，合理确定农田水利工程发展规模和建设速度，并采取积极措施，在积极争取各级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动员广泛社会力量的参与，水利、农业、财政、发改委等部门分工明确，通力协作，稳步推进，使农田水利建设成为全区各部门的共同行动，全面实现农田水利建设目标。
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包括工程质量行政领导责任制、参建单位工程质量责任制以及工程质量检查监督验收管理办法等。严格控制工程投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及时协调处理好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全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局面，切实保障本次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确保按计划、按标准、按质量完成。
二、水利建设
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事业。基本任务是通过水利工程技术措施，改变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条件，为农业高产高效服务。
主要内容是：
（1）采取蓄水、引水、跨流域调水等措施调节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为充分利用水、土资源和发展农业创造良好条件；（2）采取灌溉、排水等措施调节农田水分状况，满足农作物需水要求，改良低产土壤，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农田水利建设就是通过兴修为农田服务的水利设施，包括灌溉、排水、除涝和防治盐、渍灾害等，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定的基本农田。主要内容是：整修田间灌排渠系，平整土地，扩大田块，改良低产土壤，修筑道路和植树造林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兴修各种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调节和改良农田水分状况和地区水利条件，使之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的稳产高产。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4]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5]；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6]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7]]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8]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9]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10]]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11]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12]。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关键词：农田水利；问题；发展对策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和一直处于正轨，因得到了国家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不断发展、进步，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技术现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基本上实现了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农田水利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难题，严重制约着农田水利的发展步伐，亟待处理与解决。下面，笔者就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详细分析。
一、农田水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现阶段的农田水利发展总形势相对较好，但细中仍然存在很多历史性遗留问题，必须及时改进和解决。
1、基础薄弱，水利工程的基本功能无法发挥
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工程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纪50-70年代，很多工程在今天已经显现出年久失修、老化磨损的状态，再加上我国“三边3”工程比较多，很多农田水利在建设时标准低、配套差，造成使用时间长久之后质量病害严重。这样的问题导致大部分农田水利工程在实际使用时无法发挥出工程基本的防水、抗旱、排涝作用，极大降低了水利工程的实用价值。尽管相关部门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改造措施对老化、失修工程做了整修，但整修、改造工作并未得到全面开展，一些中小型泵站的改造任务还未正式开始，规划中的贫困山区水源工程建设未得到真正落实，甚至于没有监理系统的防洪抗旱排涝体系，种种不足无不反映着我国农田水利建设难题，反映着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中的重点、难点。
2、水资源配置体系不完善，农业用水效率较为低下
在自然水方面，我国不仅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而且水资源的空间分布还并不均匀，与我国农业发展布局有着严重的错位，这为农业水资源利用埋下了巨大隐患。再加上我国化工业生产对水资源的大量污染，江河、湖泊的泥水含沙量比较高，并不能引入农田灌溉，所以导致我国农业用水矛盾更加突出。尽管我国在近年来提出了南水北调这一治水政策，并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四横三纵”水资源配置格局，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业水资源配置仍然存在问题，初步建立起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并不能充分满足水资源利用需求，农业水资源利用率仍然比较低下。
3、建设管理体制不完善，农田水利管护工作滞后
国内农田水利管护体制一直存在不完善问题，这对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养护等工作极其不利。体制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管护主体不明确、产权不清楚、水费收取不合理、管护人才缺乏、水利科技力量落后、水利专业服务组织建设滞后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农田水利工程的服务、管理能力偏低，阻碍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影响了农田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
二、农田水利发展对策分析
针对以上所论述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措施，为促进农田水利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对策如下：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做好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指，坚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科学发展的理念，构建未来适合农田水利发展的美好蓝图。想要做到这一点，实际工作时就不能如清朝末年那般闭门造车，而是要立足当前，遵循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正确、合理的谋划农田水利发展蓝图。因此，笔者建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分析判断当前农田水利发展形势，探索农田水利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农田生态建设为主线，以农田生态承载能力为前提，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以工程建设管理为主要内容，以完善建管体制机制为保障，做好顶层设计，建成“四大体系”——农田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农业水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有效保护体系，农田生态保护体系，农田水利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促进农田水利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加快推进农田水利立法工作，强化法律保障
农田水利立法要以水法、农业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实用性和前瞻性，紧紧抓住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行管理等环节，重点解决事权财权、工程产权、水权、工程占地权、工程运行调度权等权利，处理好建设费、运行维护费、水费问题等难题，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责任明确到人，实行包干制度，强化问责，为执行落实农田水利有关规划提供法律保障。
3、加强科技支撑作用，提高科技水平
科技是决定事物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农田水利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放眼全球，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消化吸收，缩小与国外科技的差距；要立足国内，强化农田水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技术和管理问题解决能力，研究、攻关适合我国国情的农田水利技术和管理模式，加强高新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开展尺度理论、水分胁迫对作物的影响机理、水肥耦合、水土环境等基础理论研究，加快高效、低价、实用、环保的节水设备产品的研发、转化、推广速度，努力提高农田水利发展科技水平。
4、借鉴国外经验，密切联系实际，完善建管机制
深入剖析我国现阶段建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农田水利建管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立足现状，加快建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新机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机制，明确农田水利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行“四制”管理，施行“产权明晰、权责一致”的管护机制，深化水价改革，推行透明的水价机制，引导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健全基层田水利服务体系，强化监管，提高农业用水保障能力，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全面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管理。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田水利存在的问题很多，大多是历史性遗留问题，对农田水利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解决发展难题，笔者在本文中分析并论述了问题产生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为同行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
西汉时期，天文学上有所谓浑、盖之争。关于宇宙的结构，中国古代早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西汉初，有《周髀算经》提出所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的盖天说；另有一种盖天说则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棊局”，“天形南高而北下，……天之居如倚盖”，也就是说，天有所倾斜地盖着地平面；并且认为，“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与此同时，浑天说也已出现，这就是后来张衡在《浑天仪注》中所说的“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 ]然而，在西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盖天说。
天文学上的浑、盖之争引起了当时儒家的注意。两汉之际，桓谭与扬雄就浑、盖问题曾多次交锋。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 ]；著作有《新论》。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在主管刻漏时，发现刻漏的度数随着环境的燥、湿、寒、温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在昏、明、昼、夜的各个时候，刻漏的度数是不同的。所以，他在白天还参照了晷影，在晚上还参照了星宿，从而得到了正确的时间。[ ]此外，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博学多才，在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面较为突出。曾摹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
扬雄重视对自然的研究，他曾经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扬雄认为，儒家学者应当“通天地”，就是要研究自然，并进一步“通人”。显然，在他看来，儒家也包容科学，而不是排斥科技，不是轻视科技。
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他起初相信盖天说，后来因多次受到主张浑天说的桓谭的责难而发生了改变，接受了浑天说，[ ]而且，还提出“难盖天八事”：[ ]
其一云，“日之东行，循黄道。昼夜中规，牵牛距北极南百一十度，东井距北极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径一，二十八宿周天当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昼漏五十刻。即天盖转，夜当倍昼。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见，日出而不见。即斗下见日六月，不见日六月。北斗亦当见六月，不见六月。今夜常见，何也？”
其四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直如绳，何也？”
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盖图视天，星见者当少，不见者当多。今见与不见等，何出入无冬夏，而两宿十四星当见，不以日长短故见有多少，何也？”
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影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
其七曰，“视物，近则大，远则小。今日与北斗，近我而小，远我而大，何也？”
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
在汉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桓谭对于盖天说的责难以及扬雄的“难盖天八事”，实际上促进了浑天说的发展，对于后来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初的历法基本上是沿用秦以来的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古四分历，以365 1/4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99/950日为朔望月长度，十九年七闰。汉武帝时，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受命议造汉历；最后，在18种改历方案中选定了邓平所造的八十一分律历，称太初历。太初历以365 385/1539日为回归年长度，29 43/81日为朔望月长度。西汉末年，刘歆修订太初历而更名为三统历。
刘歆（？～公元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他集六艺群书，撰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西汉末年，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移书责备太常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反对。王莽执政时，刘歆任国师，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而自杀。
《三统历》的主要内容是运用“三统”解释历法。[ ]刘歆说：“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周易》乾之初九，音律黄钟律长九寸，为天统；坤之初六，林钟律长六寸，为地统；八卦，太簇律长八寸，为人统。刘歆的《三统历》采用太初历的日法八十一，并说：“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其实一龠，以其长自乘，故八十一为日法。”
至于一个朔望月的日数，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说：“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有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用算式表达：
{[(1＋2＋3＋4)×5－1]×2×3×4＋19＋1}×2＝2，392
2，392÷81＝29 43/81 日
这就一个朔望月的日数。按照十九年七闰，所以，
(19×12＋7)×29 43/81÷19＝562120/1539=365 385/1539日
这就是一回归年的日数。
刘歆又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说：“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即：
(9＋10)×81＝1，539年＝562，120日
“三统，是为元岁”，即：
1，539×3＝4，617年
由于干支记日法60日为一周期，一统的日数562，120除以60，余数为40，所以，若以甲子日为元，一统后为甲辰，二统后为甲申，三统后才又到甲子，因而三统为一元。刘歆说：“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
在这一基础上，刘歆根据《周易系辞上传》所谓“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说：“阴阳比类，交错相成，故九六之变登降于六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用算式表达：
{[(3×3)×(2×4)×(9＋6)]×8×8}×2＝138，240
接着，“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与太极上元”。用算式表达：
138，240×19×3×3＝23，639，040年
“太极上元”实际上是5，120元的大周期。
《三统历》在运用“三统”解释历法时，还涉及历法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还有基本恒星的距度。与以往的历法相比，《三统历》包含了不少新的内容。它提出了所谓“朔不得中，是为闰月”的设置闰月的方法，即以没有中气（二十四节气中，从冬至起，奇数的为中气，如大寒、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气）的月份为闰月。《三统历》还提出以135个朔望月为交食周期，其间有23次月食，并且给出了月食发生的月份的推算方法。此外，《三统历》所测的五星行度和会合周期的精度都较前有明显提高。《三统历》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
三统历施行一百多年后，“历稍后天”[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三统历“失天益远”，于是，章帝“召治历编訢、李梵等综校其状”，并下诏改行四分历。在修订东汉四分历的过程中，任左中郎将的贾逵与治历者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因此，东汉四分历实际上是贾逵会同编訢、李梵等人集体讨论修订的。
贾逵（公元30～101年），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刘歆弟子贾徽之子，东汉重要的经学家，撰有《左氏传解诂》、《国语解诂》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诏贾逵指出《左氏传》大义长于《公羊》、《谷梁》二传者。于是，贾逵摘出了明显义长者三十事，受到嘉许。后来，汉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了显著的进步。[ ]另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中》中的“贾逵论历”，贾逵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还可归结为三点：其一，明确否定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的说法，确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这为后来岁差（冬至点逐年西移）的发现作了准备。其二，主张用黄道坐标测算日月运行的轨道，认为以赤道坐标测算会出现误差。该建议被采纳，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七月，“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其三，认为当时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明确提出月行速度有迟疾；并且还认为，月行迟疾“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儒家学者蔡邕、陆绩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蔡邕（公元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经学家。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并自书册于碑，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蔡邕曾于东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受诏与刘洪一起补续《律历志》。他认为，在宣夜、盖天和浑天三家中，“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有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 ]。他还试图根据史官所用铜仪，推断其中的道理。陆绩（公元187～219年），字公纪，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博学多识，星历算术无不应览。著作有《周易注》、《太玄注》。陆绩也极力推崇浑天说，造浑象，著有《浑天图》，试图推断浑天之意。
注释：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75页。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 ] 以上参见《晋书天文志上》。
[ ]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 ]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说：“余前为郎，典刻漏，燥湿寒温辄异度，故有昏明昼夜。昼日参以晷景，夜分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 ] 扬雄：《法言君子篇》。
[ ] 参见桓谭：《新论离事》。
[ ] 以下引自《隋书天文志上》。
[ ] 见《汉书律历志上、下》。
[ ]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0页。
[ ] 《续汉书律历志中》。
[ ]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关键词：西亚蒙古人，元朝，文化交流
一、13-14世纪西亚蒙古人与元朝文化交流的背景
（一）政治上的相对统一
13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崛起于漠北高原的蒙古人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服活动在亚欧大陆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蒙古帝国。除了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几乎整个亚洲和大部分欧洲都囊括在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内。蒙古人的征服活动彻底打破了农耕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从而便利了西亚与元朝的交通往来。
（二）元朝与西亚蒙古人的友好关系
伊儿汗国是旭烈兀于蒙古第三次西征过程中在西亚建立的蒙古人政权，是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在四大汗国中，伊儿汗国与中国元朝的关系尤为亲密友好。在政治上，诸伊儿汗忠实地履行“宗藩关系”，把忽必烈视为蒙古帝国传统的大汗，因而元朝历代皇帝也积极支持伊儿汗在西亚的政治统治。[1]双方友好的关系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亚文化的交流。
（三）便利的对外交通
中外交通的畅通也为双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忽必烈在位时期，大力发展交通，造船修港，建立起完善的驿站，元大都（今北京）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繁华的城市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元帝国时代，“一千多年来时断时续的东西海陆交通,这时更畅通无阻。陆路北穿南俄，南贯伊朗，海道则以波斯湾上的忽鲁谟斯为枢纽。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2]
（四）双方人员的往来
随着蒙古军队西征，有大批汉人进入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各地。而随着蒙古军的东归，又有大批的西亚人、中亚人、俄罗斯和钦察人等东来，他们中有的是被俘的工匠、奴隶，有的是投附的王公、贵族，被分置于蒙、汗各地。东西方文化也随之传布于东西各地。
二、13-14世纪西亚蒙古人与元朝文化交流的表现
（一）天文历法
13-14世纪西亚与中国在天文历法方面的交流尤为突出。旭烈兀西征时从中国带去许多精通天文算学的学者，每次出战，都要依靠占星学者求卜。伊儿汗国建立后，中国的历算学者继续被派往西亚，和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学家一起工作。1259年伊儿汗为筹建天文台特征集东西方学者，中国天文历算学者即在此列。《史集》载忽必烈派到波斯马拉盖的天文学家有傅穆斋（秘书监工作的傅岩卿）。纳速剌丁?突斯向他请教过中国天文学上的推步之术。[1]
忽必烈也曾征集回回天文学家来华。忽必烈召扎马剌丁入华，请他编制万年历，他还在上都建观象台，制造了七种天文观测仪器。这些仪器正是仿照马拉盖天文台的仪器而制。
元朝郭守敬奉命编制《授时历》时，就参考了回回历。回回历的特点是五星纬度计算周密，郭守敬的《五星细行考》当是吸收了回回历的这一特点而作。郭守敬在恒星观测方面开始编制星表，便是受撒马尔罕和马拉盖天文台的启发。另外，郭守敬设计的13种天文仪器，总数和马拉盖天文台的仪器相等，有些仪器的功用也相仿，从时间的先后来看，郭守敬可能是从马拉盖天文台的仪器中受到启发。
（二）医药
13-14世纪阿拉伯波斯医学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医药文化。元代中亚、西亚移民和宿卫既多，为此，元世祖忽必烈增设了专为这些人服务的医药机构。另外，在中国穆斯林聚居地，也设有民办的回回医院。爱薛就曾创办了阿拉伯式的医院—京师医药院。京师医药院很可能是按照著名的努尔丁（1262-1274）在大马士革创办的努尔医院所兴建的一所穆斯林医院。[2]回回医药在元代广为流传，许多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便以卖药为业。一些回回老医常在江南各地街头卖药行医，尤以金丝膏药治疗跌打损伤为最妙。
主要参考文献，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被译成波斯文。
（三）军事技术
13-14世纪蒙古人出于作战的需要，从西亚引入了一种威力很大的作战武器——抛石机。这种抛石机能射800磅的巨石，“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1]元朝在征伐南宋的战争中，多次使用这种“巨石炮”，因为它是回回人制造和使用的，又称“回回炮”。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随着蒙古人的西征也传入了西亚。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蒙古兵力西达中亚，再由中亚而及波斯，由波斯而及黑衣大食。乌浒河（即阿姆河）之战，蒙古兵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火铳等火器，[2]这些武器才得以为外族人所熟知。
关键词： 戴震 西学中源 江永 乾嘉学派
明清之际迄于乾嘉时期，朝廷上下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为西学的融入准备了环境和条件。乾隆朝复以政府之力振兴中国旧学。一时学者又转而尊古排外，学术思潮为之一变。面对如此转变，“西学中源”说成为了乾嘉学术界的主流，得到了当时士人学者的广泛认可。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面对西学传播的低谷期，戴氏通过考据、古籍印证等方法将西学中式化，披上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外衣，使得西学能够去其“异类”标签，传播开来。在把西学融入中源的过程中，戴震严谨求实的自然科学精神为后代学者树立了典范，也为现代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一、莫衷一是：“西学中源”的起源
“西学中源”说的起源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各家有其合理之处。关于“西学中源”说之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西学中源”说最早起源于明朝的遗民学者，如江晓原在《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中认为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等遗民学者，后经康熙、梅文鼎等人提倡发挥，阮元等推波助澜，在有清一代影响深远。刘钝的《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认为“西学中源”说萌发于明末清初特定的文化政治环境中，首先是少数怀念明朝的汉族知识分子借此申扬民族大义，后被清朝统治者利用作为维护其王道正统的思想武器。徐海松在《清初士人与西学》一书中将“西学中源”思想的发端上推至熊明遇，认为继熊明遇后，方以智、王夫之、王锡阐、黄宗羲等遗民学者纷纷支持“西学中源”说。另外一种观点则主张“西学中源”说出自某些开明的爱好西方科学的学者，并且认为“西学中源”说成为了清代时遗民学者贬抑西方历算学的工具。如王扬宗通过撰文《康熙、梅文鼎和“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和《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表明对此观点的支持。韩琦在《白晋的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一文中探讨了康熙在“西学中源”说的产生与传教士白晋的传教策略和《易经》之间的联系。此外，刘钝在其《中国早期的“西学中源”说从“老子胡化”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一文中，指出早期“西学中源”说和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着微妙关系。
笔者赞成“西学中源”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这种“西学中源”说主要是就天文历算领域而言的，后来才渐渐推广到其他领域。在天文历法皆有造诣的方以智和黄宗羲是“西学中源”说的早期代表。全祖望先生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及《鲒琦亭集》（卷十一）中曾提及到这样一句话：“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故而黄宗羲的思想可见一斑。后经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下笔者就部分当时各家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对“西学中源”说的态度进行阐述。
二、戴震等乾嘉学者们的论争
乾嘉时期，在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方知识东渐交汇的大背景下，“西学中源”说得到了学者的广泛支持，“在乾嘉学界取得主流地位”①。乾嘉学者擅长的是回归典籍，对很多学术问题都要进行考据。通过对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乾嘉学者发现中国传统历算学在宋元时期取得的成果比起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洋历算来未遑多让。这大大刺激了这些学者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认定中算必优于西洋历算。因此乾嘉学者在论述“西学中源”时往往不乏对西学的贬低，并且当时的部分学者对“西法实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②这一说法表示支持。在对待西学的具体方式上，乾嘉学者谈西学多以中源为依归，研究西方也往往要借用中法，否则将会被认为崇洋，遭到学界主流的冷落。
乾嘉学者对西学有着不同的看法。早期的梅文鼎和江永虽都是对西学比较开明的学者，但在张之洞看来，梅文鼎属于中西融合派而江永则是主张西学的。③梅文鼎撰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揆日纪要》、《恒星纪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璇玑尺、揆日器、侧望仪、仰观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进行研究。对于梅文鼎的成果，笔者认为梁启超对其的评价最为中肯——“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④这既肯定了我国天文历法的传统优势，又对梅文鼎为发展天文历法而努力研究表示赞许。然而江永较之梅氏则比较彻底地主张西学。正如徐道彬所论：“事实上，江永的《历学补论》、《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就是直接采用西方本轮、均轮之说，不是‘附会’，而是毫无隐讳。”⑤正是过于崇尚西学这一做法加之没有认清时代的要求，因此在崇祖法古的时代却一味地为西学奔走呼唤的江永，自然四处碰壁。
“戴震的老师江永可能是那个时代中最确信西学的人，这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戴震。”⑥江永研究西学的方法和思想对戴震的学术修养和研究颇有影响。正所谓“学而优则仕”，江永和其他传统的儒者一样渴望出仕。但江永却在仕途上不及戴震成功。正如钱大昕所论：“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钱大昕对江永不识时务，盲目宣传西学的评判真可谓一针见血。对于江永的做法和结局，其弟子戴震看得最为清楚。他推崇江永研究西学的成就，但在思想上却与保守派站在一边。“其学术地位的迅速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变革时期，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心态有关。”⑦
师承江永的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江永对戴震日后在学术界的发展影响很大。时代的复杂性“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⑧。戴震在西学的沉寂时期，以另类的手段来处理“西学中源”的问题，既切合统治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西学以另一种形式得到继续研究和发展，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戴震虽然只是个案，但却可以折射出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在文化碰撞时期的心态。
众所周知，戴震作为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的代表，其印证、考据的能力必有过人之处。“戴氏通过古籍印证、数学考据之法，由中国历算知识与西域、西洋各种时间记录的比较考证，颇具理据和说服力。”⑨对此，我们可以说无论在音韵、校勘等国内传统知识还是在对待西学方面，戴震始终坚持把考据作为一种“接受”的手段。
戴震把考据作为接受西学的手段的这种方法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这个时代的风气使然。这一说法可从梁启超处得以证明——“清儒所尊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本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⑩戴震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学”替换“西学”的特有方式，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替换不仅仅是戴震简单的把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术语换成古籍或经典中的传统术语，其所反映出来的更深一层次的信息是戴震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知识并且“为我所用”。笔者认为戴震之所以会用传统语替换西方术语，其原因有二：要么戴震自己没有意识到自身“虽遍校古经，然其自著历算书，则仍宗西法”；{11}要么就是他清楚只有靠这种方法才能使得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得以被人接受。
考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戴震由于早期对西学已经有所了解，加之对时代现实的清晰认识，故而戴震坚持用考据的方法来论证西学的合理性，使得西学能够在乾嘉时期站稳脚跟。在“西学中源”方面，戴震在天文历算方面所做的工作比较突出。明代开明官员和学者使得整个清朝前期都比较注重天文历算的发展，戴震受其影响很大。正如梁启超所述：“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受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12}梁启超甚至认为明末的历算学是中国知识和外国知识的第二次接触碰撞。{13}这说明戴震在研究天文历算方面的学术成就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知识的优势，同时也有可能是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而造就的。
戴震不仅仅是经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戴震还立足于治经而研治数学，因而把自然科学和传统经学结合起来。”{14}这主要从戴震入四库馆后所辑校的各种算书可以看出，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兵法》、《海岛算经》、《五曹算经》、《数术记遗》等算书。此外，戴震不仅辑校传统古籍算书，自己还在算学方面有所著作。正如梁启超所论：“自其中年，即已成《原象》、《历问》、《历古考》、《策算》、《勾股割圆记》等书。”{15}值得一提的是在《策算》一书中，戴震为了区别中国筹算和西洋筹算，把西洋的筹算改称“策算”。当然戴震在阐释西学时所下的不仅仅是在于改名这种表面功夫而已，他还通过列举《周易》、《论语》、《考工记》和汉书律历志等经籍中的例子来说明其合理性，这是戴震最常用且擅长的手段。如“古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每一刻为六十分，以十分为一小刻，分隶十二辰，每一辰刻二小刻。梁天监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变古法，旋废不用。今欧逻巴以昼夜为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盖本于梁天监中所改者耳。”{16}受“西学中源”思想的影响，戴震始终相信西方的科学知识起源于中国，其《与是仲明论学书》云：“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17}数学史家钱宝琮也认为戴震所著的《勾股割圆记》、《迎日推策记》等书所叙述的都是西学思想，但是戴氏却用古人传记文体来论述，好让读者认为这些思想在中国自古有之。{18}
综上可见，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是他并不排斥西学。他的天文、算学、历法等著作，在唤起人们重视传统学术的同时，对西学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吸收了西学的一些内容。相对于江永和梅文鼎，笔者认为“超胜”一词用于此有其合理性。戴震的做法其实是在前期梅文鼎等人“西学中源”的观点上加以实证和深化。徐道彬认为如果梅文鼎的中西融合方法能使中土人士颔首，那么，戴震“易以新名，饰以古义”的自我作古之法，与朝廷的文化本位思想甚为契合。这既是对西学中源的强调又是超越前人的表现。{19}故而乾嘉大家之一的阮元称戴震“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而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之下哉！”{20}毋庸置疑，戴震等坚持“西学中源”思想的乾嘉学者在着力发掘、整理和研究传统天算学以论述西学的合理性时，也使众多的中国儒士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优秀成果。乾嘉学者擅长考据，他们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作为手段去发掘西学在中国古代中的痕迹，虽然并不是全部乾嘉学者都赞成“西学中源”思想，但是作为时代的风气，大部分站在前沿的学者都会认识到西学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首先要去掉“异类”的标签。戴震作为乾嘉考据前沿者在把西学纳入中源的过程中，从天文、算学和历法等方面着手，经过详细地考究，找出西学和中学的交接点，然后转换成传统的术语，这样西学的“非我族类”的标签便明显削弱了。无疑这有利于化解学界对西学的排斥情绪，促进西学的传播。
根据当时学者对西学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西学中源”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之间的冲突，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当时整个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西方的科学观念的冲突。这应是“西学中源”产生的根本所在。乾嘉时期的学者谈论西学多以“中源”为凭借，研究西法也往往脱离不了对中法的陈述，否则容易被视为崇尚西学太过，江永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面对西学日渐渗透的局面，他通过考据传统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使得西方的科学思想得以凭借中国传统的外衣在中国觅得一席之地，其高明之处在于利用考据使得中学中融入了西学的内容。对此，笔者很赞成梁任公的评价：“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21}虽然戴震在各学科的考证方法上难免限于保守，但是其究根穷底的精神却很值得后世学人学习。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经典阐释学的辅工具，训诂、考证等学科日渐兴盛起来。这不仅为现代学术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现代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赵晖.西学东渐与清代前期数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35.
②阮元.畴人传.畴人传汇编.上册：4
③张之洞.书目答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65-267.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
⑤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129-141
⑥刘墨.乾嘉学术与西学[J].清史研究，2005（3）：53-62
⑦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129-141
⑧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7.
⑨徐道彬.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西学中源”论[J].清史研究，2010（3）：51-65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6.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68.
{1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6.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9.
{14}李开.戴震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67.
{16}戴震.戴震全书[M].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274.
{17}戴震.戴震全书[M].第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371.
{18}见：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A].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M].第9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45.
{19}徐道彬.论戴震与西学[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2）.
{20}阮元.畴人传（卷42）.戴震.畴人传汇编.上册：542.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89.
参考文献：
[1]刘墨.乾嘉学术十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2）.
[3]刘钝.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J].自然辨证法通讯，1991（3）.
[4]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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