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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花费在以智能手机为例的信息消费产品上的时间和精力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满足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多少部分是损害了主体的利益而产生了负效应，和人的真正的需要失去了联系，从而导致了人在信息消费活动中失去了主体性地位而沦为消费客体的奴隶。因此，人的消费和人的再生产和人的发展是辨证相关的，人在什么意义上消费，他就在什么意义上把自身再生产出来。信息消费也是如此：合理的信息消费会再生产出健康和谐及生态发展的个体；不合理的信息消费会再生产出不健康及生活质量低下的个体。智慧城市建设以及信息消费的发展的价值诉求归根到底是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人的发展状态是规约信息消费的重要因素。
2信息消费的安全风险：高度组织的社会化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之间的伦理悖论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消费全方位拓展人们的工作、生活等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风险，那就是高度组织的社会化生活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的式微。这一风险的伦理维度审思有两个层面:首先，信息消费中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代价是以个体的私密信息的泄露为代价。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化社会人们的选择是多样的，但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更多是被事先安排和陈设的。“在前工业社会中，谈话和记忆是搜集和储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而现在，搜集和储存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诸如计算机化的记录和书面记录、兼容的数据库、甚至包括用电和银行电子银行服务的日常测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累积。”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信息消费过程中个人信息外泄的过程：“例如，如果一个冲浪者读了网站的一本关于萧条方面书的评论，接着又在电子新闻版上点击了一个好莱坞明星自杀的新闻，那么关于其买书和读新闻的习惯、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其他的一些潜在数据可能会被卖到人寿保险公司（它可能会取消针对此人的保险方针），或卖给医药销售公司（它可能会给此人发送药品申购单），甚至会卖给一个公墓（提供‘预先计划’）。用户访问的网站次数越多，数据就越详细，相互关联的数据就变成了个人特征。”虽然信息消费主体的数据收集是隐秘的，但是信息社会中，这一个人信息泄露的后果几乎每一个消费者都遭遇过。“在城市中我们或许可以轻易地摆脱家庭和朋友们的过度控制，但我们几乎不能逃避税收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者地方性权力机构的监视。……包括购物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诚等，这些信息异常私密，绝对不会泄露提供资料者的情况，更不会指明资料代表的具体对象。如此生活境遇，不难想象，如今人们遭受最严密的监视，其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虽然他们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但他们的私人生活却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为人所知。”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对于现代各类组织的运作至关重要，反过来，我们每个信息消费主体也从中感受到了益处，个性化消费需求、多样化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选择的自由程度也增加了。但是，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是以个体私密信息的让渡为代价的，而且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也代表着个体信息被收集和掌握的程度越高。其次，信息消费主体不仅面临着个体隐私的泄露，而且还面临着因为对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知情权不足丧失选择权的风险。比如，2010年的国内互联网络的“3Q大战”让普通的用户对互联网络的信息消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原来网上的即时通讯消费还有泄漏隐私的危险。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当用户已经将QQ作为工作、社交的一个重要平台的时候，突然要求被选择继续消费还是放弃，大部分用户有选择吗？因为放弃的不仅是QQ这个聊天工具，放弃的也许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交方式。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成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那样，给人一种“舒适的不自由”,在信息消费应用日益广泛的今天，消费者在享受信息消费产品和服务带来的自由和舒适同时，也逐渐失去应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知情权的失去是因为信息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认知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多掌握在生产企业和技术专家手中；而选择权的失去其实是生产企业和广告宣传媒体的一种结盟，对消费者的一种诱导和操控。而且，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消费的操控是隐含巨大的风险的，一旦产品消费过程中出现问题，生产企业、科技专家、媒体甚至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都会被公众置于审判台前接受拷问。长此以往，消费者的信任、生产企业的形象、媒体的公信力，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威都将逐渐丧失，整个社会将陷入信任危机的境地。
3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引发的社会公平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信息消费活动引发的公平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信息消费空间的拓展可能会增加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数量。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概念中衍生出来，和弱势群体的大部分特征相吻合，通常包括贫困性、边缘化、低层次性、脆弱性、被剥夺感强等五个方面。除此之外，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更凸显因综合因素引发的信息技术水平低下的特征。因此，除了通常意义的弱势群体之外，城市居民中因年龄、性别等因素而导致的信息技术能力低下的群体也在智慧城市建设大潮中处于一定的弱势状态。因此，从总体上看，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总体数量是增加了的。其次，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消费的发展有挤压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生存空间的风险。现代城市中的居民，不仅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实”城市中，还同时栖身于数字网络技术构建的“虚拟”城市中，“物质世界的虚拟化使得城市公共空间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城市及建筑的空间审美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实体空间界限，形成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现实存在与虚拟建构之间的交互联系共同存在”。生活在实体城市空间中的传统消费方式对于信息技术能力相对较低的人而言影响不大，但当以智能化、虚拟化、符号化为特征的信息消费领域和规模日益扩张的时候，甚至涉足到基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领域和政府公共服务信息获取的时候，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春运期间农民工购买火车票问题，2011年6月开始试行的网络购票确实方便了一部分群体的购票流程，但是网络购票也无疑增加了另一部分不能或不会网络购票群体的窗口购票难度。特别是在春运期间对于农民工团体而言，形形的诸如抢票软件等高科技产品的出现使得他们的购票过程更加困难。再者，信息消费弱势群体收入水平、信息技术水平上的弱势有可能演化为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心理上的不认同甚至是抵触情绪。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将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分为三种：“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和“数字恐龙”，“数字恐龙”即指称的是对现代信息技术、高科技产品等因为不具备相关信息素质和技能因而主观上也有排斥感的群体。在智慧城市如火如荼建设过程中，这部分群体也会在心理上滋生被时代抛弃、被边缘化以及相应的失落感。“每一个人对于他未知的新文化来说，都表现出‘原始人’的情状，而数字文化这种全新的文化，使一些人尤其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对其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即使是这些人中的知识阶层，也有被新技术、新社会疏远的感觉。”综上所述，对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是制约智慧城市能否和谐构建、信息消费能否持续均衡发展的瓶颈。
4智慧城市建设中信息消费风险规避的路径和对策
一、现行职称评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职称评审方式是年确定的。从确立之初至今起到了拨乱反正、促进学术繁荣、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吸引人才、盘活人力资源等积极作用。但职称评审制度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对于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由于受学历、地域、所有制、行业、岗位、系列等因素的限制，职称评审制度及标准也不一样。以目前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专业技术人员的初、中级职称资格由企业的评审机构来确定，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基本上都能通过，职数基本上不受限制，需要达到的条件也不算苛刻，此阶段虽有竞争，但不激烈。真正的竞争在副高或相当于副高以上职称的评定上。后者和前者的区别在于，企业的高级职称职数主要根据企业的人员规模，按一定的比例来确定聘数，由聘的数量决定评的数量。由于受每年人员变化的影响，每年的聘数大都不一样，但总量基本上是个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聘职数正在趋于饱和。另外，高级职称和初、中级职称在待遇等方面的差别很大，所以这一阶段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职称评审制度作为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它使职称评审制度及过程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成为一项有章可循、易于操作的日常工作。然而也带来了一些弊病，据笔者观察，近年来这些弊病主要表现:
1.在职称的非学术化倾向。其中包括:（1）州评审范围过宽、过滥，使得职称原有的学术化指向逐渐淡化；（2）远离了它的学术背景，成了个人分享社会资源的一种依据，成为一种年资或阅历的自然积累；（3）职称的评定逐步演变成了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或行政性评价。
2.评聘不分，以评代聘。评上了就等于聘上了，从此就端上了铁饭碗，其结果是不公平的人才竞争环境，人才素质的下降，职称的贬值等等。
3.对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实行申报指标和条件的双向控制。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事制度限制，评聘不能彻底分开，所以升职称既控制职数又控制条件或水平，不能实行条件或水平的单向控制。
4.岗位设置或岗位聘用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严重脱钩，岗位设置不科学及比例失调。人事部门一纸同意聘任的文件一经下发，有职称的人员便和一般的员工区别大了区别仅仅是相应工资、福利待遇。持专业技术资格聘书干岗位工作，岗位人才积压，岗位又缺人。哪些岗位需要哪些专业职称，需要哪一级的职称，这些人员应该占多大比例，很多单位不得而知。甚至有些单位根本没有制定各类、各级专业技术岗位的职责、权限及聘任条件。
5.重条件轻能力的倾向严重。比如，外语、计算机、论文、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一些行业或企业成为所有人员申报职称的先决条件。尤其是申报副高级以上的职称更是如此。评审条件缺乏实事求是、分类指导、按岗区别对待的灵活性。由此带来的是替人写论文、逼论文、抄论文、替考混证、混文凭、买文凭、造假文凭、窃他人成果等不正之风。
评审的服务范围过窄。受身份、地域、所有制、学历、岗位、系列等因素的限制，许多人长期或终生拿不到职称，只能望“职”兴叹。
现行的职称评定方式，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其与工资、福利待遇挂钩而且评与聘基本不分离，从而使职称的评定演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二、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加入丁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各行各业对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对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更是迫在眉睫。职称改革作为完善人才评价体系的一个有效措施巫待深化。为此，笔者从推动职称改革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职称评定应逐步向社会化过渡。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其好处在于评定的标准是“独立”的，而且与原单位无关，摒弃了评审的条块分割以及职称与待遇直接挂钩等因素。独立相同的标准，给同一领域的科技人才提供了一个“同台竞技”的平台，也给人才市场提供了一个统一而且权威的参照系。
2.评聘分开。评聘分开是当前职称改革中一项必须而且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二者的分开，疏远了职称与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系，从而减少了学术以外的干扰，有利于保证评审的公正性。对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逐步实行放开申报，改申报指标和条件的双向控制为条件或水平的单向控制。在聘任上打破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按需设岗，按岗聘任，全员竞争上岗，实行动态化管理。逐步推行人事制度，实现人事关系管理与人员使用相分离。
3.推行执业资格制度。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论证、急需先建、逐步推开的原则，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应抓紧制定执业资格制度及相关法规文件。
推行执业资格制度有利于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同时也淡化了职称的概念。今后我国应逐步扩大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专业范围，尽快形成比较完整的执业资格体系。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2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
构建社会诚信体系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2.1追本溯源———加强职业道德
教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意识影响行动，把内化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化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树立社会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正确的理念，把思想转变成习惯，实现遵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内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态化。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正效应。
2.2画龙点睛———营造社会舆论正确导向
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正如英国思想家赫青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社会舆论能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正确的社会舆论可以起到道德监督员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舆论则使得职业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职业道德的建设除了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因而打造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2.3防患未然———加快完善法制体系
［关键词］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建设也开始向生态化、智慧化的方向发展。在世界各地建设智慧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智慧城市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能提高经济的发展，也能更好的改善目前城市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我国建设智慧生态城市更加注重的是环保问题，并以此建立新时代的智慧生态城市。
1建立智慧生态城市的准则
智慧生态城市是集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数字城市、园林城市等特点为一体，从而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社会状态。所以智慧生态城市的建立要有一定的准则。
1．1符合公共利益
建立智慧城市就需要满足公共利益，关于个体的需求、人与人之间需求、个体与外部之间的联系等都进行相互的协调，这样才能更好的改善城市环境。公共利益主要是指通过协调资源，来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体现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同时也要实现人和城市之间的和谐，达到人文、科技产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1．2提高自律
想要保护城市的生态问题，主要还是靠行为的自觉性。在建设智慧生态城市中，要发挥自觉维护的优势，对行为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方式进行有效控制，对城市的人口、居民的生活状况等进行合理控制，这样才能实现智慧城市的自律性，从而实现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道德思想对个体行为进行规范，提高人们的自律性，从而实现城市和人的和谐共处。
1．3符合智慧生态
智慧生态城市就是要体现智慧和生态的建设，通过生态思想和智慧理论，实现关于人们的地理、人文、气候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对生态城市进行合理布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智慧生态城市体现在城市的持续发展方面，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提供更好的环境，从而实现城市服务的效率和优势的最大化。
2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分析
2．1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分析
在2012年的时候，我国建立了首批智慧城市试点，根据这些试点的城市建设情况，可以看出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建立智慧城市需要实现全方面的智能化管理，比如:城市服务、环保、交通、工商业活动、公共安全等方面实现智能反应。只有这样，智慧城市的建立才能更好的存进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善城市中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情况。建立智慧城市同时也需要合理的配置城市的资源，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改进。目前我国已经有将近200多个城市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的建设，主要面对的问题还是传统城市存在的问题，各种污染现象和交通资源等问题的破坏。建立智慧生态城市就是要实现信息化，将农业的发展、工业化技术、信息技术有效的结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从而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健康问题的重视等，建立智慧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必然，同时结合现代信息化技术，从而提高城市的智能作用。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改变城市的功能和发展面貌，提高城市的便捷性、高效性、宜居性等。
2．2智慧产业建立分析
实现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提高智慧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根据生态理念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发展创新性的产业模式，减少工业化发展制造的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智慧产业链的建设，融合生态产业发展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比如:根据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城乡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加强清洁技术的研发，减少工业污染;发展高新技术型的产业，实现高的附加值等。
2．3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
城市是人们生活的家园，建设智慧生态城市当然也要以人为本。首先在建设生态城市时，要充分融入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整体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设。其次就是合理规划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文化、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再则，就是加强资源的利用和控制，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发展循环经济，从而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以人为本、绿色环保的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的生态文明。
3积极应对政策
为了保证城市规划建设向生态化、智慧化的方向快速发展，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环境建设不断进行机制探究，通过多种渠道，积极进行生态环境建设的改善，为了使其更加规范，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还要大力加强城市环境管理工作，加快构建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智慧生态发展模式。同时吸引各种各样的资本，使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得到大量的支持。
4结语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智慧生态城市，也将开辟我国未来几年的发展现象，现在为了做好智慧生态城市建设工作，就要强化智慧生态型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且要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其提出相应的建议。只有这样，才能为更好推动我国智慧生态型城市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作者:屈振辉 单位:邹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参考文献:
［1］冯琪．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J］．智能城市，2017，(02):213．
［2］徐振强．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生态文明协同创新关键路径的思考［J］．城市住宅，2016，(03):6－10．
［3］袁业飞．智慧城市建设:还需量力而行———聚焦智慧城市热潮［J］．中华建设，2013，(03)．
无论任何行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都是其要遵循的最基本的规范。然而，无论是我国对会计人员的教育中，还是会计人员工作的企业环境中，会计职业道德诚信建设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关注，甚至完全忽视了这一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对会计从业人员的教育，关注强调的是会计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操作技能的学习，对数据的掌握和处理的能力。在具体的工作中，会计人员要处理企业的账目问题，为企业利益服务是其工作宗旨，以确保自身利益为目的，遵照企业需求，处理会计问题，完全忽视会计人员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诚信，根本原因是会计信用的缺失和职业道德素养的短缺。
二、会计职业道德诚信建设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推动会计行业风气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会计职业的道德诚信指的是，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会计从业人员行为的约束之外，会计从业人员本身能够做到的自我约束行为，不断提高自身职业素养的一种道德规范。法律法规规定的是会计从业人员日常工作中“必须做”的工作，而会计职业道德诚信是从从业者自身出发，通过其所受过的教育，社会风气和习俗，以及会计从业者本身所拥有的荣辱观等方面来约束自己，理解从业过程中“应该做”的工作。会计从业人员本身职业道德诚信的提升，可以让会计从业人员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正确执行其工作权利及义务。在会计职业生涯中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素养和诚信原则，与行业中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保持距离，始终持有诚信的工作态度，杜绝徇情枉法和的行为，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共同推进会计行业职业道德的提高，诚信建设的发展，纠正行业的歪风邪气。
（二）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趋势
我国经济发展内容，包括政府、企业和人民，三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会计信息已引起了政府、企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所涉及到的内容有国家税收，国家经济策略，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等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涉及到的内容有企业本身的决策和发展；从人民的角度来讲，涉及到的内容有人民的投资和借贷等。从而，提高会计职业道德诚信建设，不仅可以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诚信素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还可以保证会计信息利用者得到准确的会计信息，进而做出科学准确的选择，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和诚信建设的策略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监管力度
我国现有的会计行业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给一些道德诚信薄弱的会计从业人员提供了机会，让其有机可乘，降低了其触犯道德诚信的成本。若要彻底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就要将健全行业制度和完善法律法规结合起来为出发点，细化相关的准则和规范。这样不仅为会计职业道德诚信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还可以推进会计职业道德诚信体系的建设。在相关法规和规范细化的同时，也需增强监管执行力度，对违反道德诚信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触犯道德诚信的利益成本。此外，有关部门在监管工作进行过程中，必须转变传统的监管方法，在加大大众舆论监督的同时，还需加强内部监察，如相关的部门审计、税务监察等，将这些相关的部门协同起来，共同监管监察，提高监管力度及监管效率，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有利于纠正社会风气和行业风气。
（二）加强会计职业道德诚信建设
诚信不仅是中华名族传统美德，也是整个社会的灵魂，处于会计职业道德的核心位置。在会计从业人员的具体工作中，不管是对原始资料的登记，还是报表的编制等工作，会计从业人员所反映的数据都必须是属实的，如实的反映真实的数据是其基本职业道德，客观公正的进行工作，切不可弄虚作假。会计职业道德诚信建设，需要社会、国家、个人三个方面的协同来实现，需遵循的基本原则“诚信为本，操守为重，讲求原则，不做假账”，创建诚信社会，为会计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会计从业人员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诚信。
四、结束语
作为在我国经济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庞大群体,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观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重要指标。本文以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为视角,探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对策建议。
一、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的必要性
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报告还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至30岁的占61%,31至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据此可知,青年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大多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青年农民工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趋向拥有技能,务农经历越来越少,对乡土的依恋越来越少。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主要是受生计驱使不同,他们外出不再仅仅或者不再主要是基于生计上的考虑,而是带有更多的追求外面“精彩世界”和“换个方式生活”的价值色彩,在整体上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明显增强。对新一代农民工而言,城市越来越多地具有向往之地和未来故乡的色彩。他们中很多人开始厌倦了在外漂泊不定的流动生涯,希望在城里定居下来。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该包括三个层面:(1)经济层面。青年农民工初来城市,首先得有一份工作(长期或短期),取得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收入,拥有自己的住所(独立的或集体的,或者寄宿在亲戚朋友家)。(2)社会层面。进入城市之后,他们便与当地居民产生直接互动,在工作、日常生活、交往等与城市社会各种组织或个体产生联系,学习和适应城市生活习惯、各种法规制度以及日常交往规则等。(3)心理或文化层面。通过上述两个层面的融入,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角色开始转变,他们开始认同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等,从而产生作为一个市民应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出现。国内学者将此群体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青年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2)青年农民工群体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就业的非稳定性;(3)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工作环境和条件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低”(4)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5)缺乏话语权与权益维护机制。这些特征说明该群体的弱势特征和社会支持的必要性。青年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其最大障碍,还有各种社会歧视以及青年农民工自身限制等。作为弱势群体,青年农民工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尤显迫切,社会支持系统应对他们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帮助。
二、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社会关系网络支持
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中,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分为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指行政事业部门提供的支持,而这正是青年农民工比较缺乏的。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市和农村有着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于长期处于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网络构架中,农民工在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方面都有一定的狭隘性。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以血缘、地缘、亲缘为主要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更注重人情、面子和缘分,具有明显的狭隘性。进入城市的青年农民工远离了乡土的熟人社会,以血缘、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网络(虽然这种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帮助青年农民工初期比较顺利的就业,在城市中稳定下来,但却不利于青年农民工扩大交往范围,很难促进青年农民工进一步地融入城市)逐渐被瞬间的、不稳定的工作关系所取代。从社会关系网络规模来看,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比一般城市居民的关系网络要狭小得多,青年农民工在社会现实中就易处于底层和弱势地位,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
由于缺乏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青年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缺乏话语权和知情权,很难恰当、完全地接受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保护。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限制,把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使得农民在就业选择权利、居住权利、子女受教育权利方面都受着种种限制,进而妨碍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而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对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上,排斥和抑制的政策多,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少。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有形无形的障碍常常使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二)缺乏有效沟通的“桥梁”——社会组织机构
在社会网络理论中,个人作为一个网络中的个体,要想有广泛的交流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桥梁”或者说“节点”,信息通过节点的汇聚和有效传达,才能更快、更好地传递到所有网络中的个体。然而农民长期拥有的是传统的社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无法有效地向更高层表达意见,缺乏有效表达意见的“桥梁”——社会组织机构。
组织是一个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基本保证,对于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的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而言,其意义显得尤为重要。组织运用组织型资本可以扩大信任资本在农民工之间的运用,从而扩大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使农民工拥有更多渠道地了解信息和接受信息。通过组织这一外部群体促进农民工更进一步信任城市社会,更进一步理解和接受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更好地适应城市。同时组织的普遍化可以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在城市提高自身素质的平台,组织各种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例如城市企业中普遍设立的工会组织和一些规范的维权机构,这些都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在农民工维护合法权利、提高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组织,农民工在城市中便不再是孤立无援的被排斥的社会弱势群体,而可以通过组织更好地融入城市。
然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逐渐脱离了农村的行政体制,不属于原先的农村政治区域,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他们也无法被城市的行政体制接纳,徘徊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真空地带。
(三)缺乏有效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
农民工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所拥有的个人社会网络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初级关系,比如亲戚、朋友。进入城市以后,农民工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初级群体,即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包括亲戚、老乡、朋友、同学等同质性群体。这个关系群体构成了农民工进城求职过程中的依赖群体。在这种群体内部,强关系成了联系相似者的纽带,它的维系主要是靠群体内部的互动和互相之间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城市非主流领域,农民工难以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同和接纳,因此,他们的个人社会网络群体很难扩大。
三、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社会网络的构建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促进青年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必须通过政府、组织和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更为确切地说,政府应该起到一个引导者的作用,在青年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而社会组织则应该填补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真空地段,发挥其灵活的调剂作用和辅助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农民工个人应该不断地转换观念,提升整体的文化水平及素质,为完全适应城市做好准备。应当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用人单位为基础,以社区为纽带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系统。
(一)政府社会政策的支持
作为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面对当前阻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现实处境,应该尽快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从各个方面为农民工城市适应做好制度上的准备。
当前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向城市转移这一合理的社会流动,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阻碍了城乡之间的全面交流,不利于社会公平。而户籍制度以及黏附于该制度的各种政策、法律、规则等又强化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身份等级色彩,更加大了农民拥有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因此,只有改革当前的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区别,才可能为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建立起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应该在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将农民进城务工视为正常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务实地推进促进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同时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上促进城市和农村的进一步融合,更新农民的观念,促进农村经济的转型。只有政府积极为农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更公正的公共型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拥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从而保证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受到来自制度层面的影响。
政府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生产社会资本的主要措施应包括:(1)提高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有序性;(2)建立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制度,通过政府外在层面对农民工个人技能的提高提供社会资本支持;(3)建立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养老保险,公共医疗保障加大倾斜力度等;(4)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提供有保障的制度环境,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可以为将来农民工后代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5)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此外,政府在农民工城市适应这一过程中还应做到:
第一,积极营造公平、客观的社会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根据城市发展规模的实际情况,设定切实可行的吸纳农民工入城的发展战略,同时应该考虑到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包括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等,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政府应该积极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平台,使农民工可以摆脱初级社会网络的影响,在获取信息的渠道上多元化,从而更加信任政府和城市社会,扩大农民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本。
(二)社会组织“桥梁”的搭建
作为社会的剂,社会组织应该不断地更新组织模式和发展规模,把重点放在重视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上面,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在促进农民工城市适应这一过程中起到为城乡之间搭桥、联系城市和农村社会网络的作用。实现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由内聚式团体网络向开放式团体网络的转变。通过组织的桥梁作用,加强农民工个人和政府的沟通和协调,从而实现扩大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增强其异质性,为农民工个人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
具体而言,社会组织应该做到的是:
第一,积极构建社区农民工服务中心,发动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力量,借助社会各界力量为农民工建立良好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同时可以全方面关心农民工生活和心理状态,为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城市化问题提供大量的解决案例。
第二,积极建立中小型企业的工会组织机构,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持。
第三,大力发展公益法律机构以及心理咨询机构,利用强大的民间力量,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这些社会组织和民间志愿机构可以把农民工从狭小的初级社会网络中逐渐引领出来,逐渐培养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切忌用官方声音取代民间意愿。民间志愿组织要突出其自愿性,政府在志愿组织中可起协调作用,但不能让政府意愿转移至民间组织,使其失去独立性,从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农民工个人素质的提升
农民工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融入现有的城市社区,以弥补离开原有农村社区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损失。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是租住私房或者单位集体宿舍,而且租住的私房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这些社区居住着来自各地的各种身份的人员,既有本地的农民,也有从各地聚集而来的农民工。由于不同身份和经历的人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尽相同,特别是外来的农民工,背井离乡的生活使他们很难找到归属感。虽然通过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能够在所在城市结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离开原有的农村社区对于农民工而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损失和关系网络的淡化。真正融入城市社区才能够建立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进一步顺利完成市民化过程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参与群体,农民工在远离农村社区,进入城市后,首先要在思想、行为等方面不断改变自己已形成的观念,从老乡、亲戚等原有的交往群体中走出来,逐渐学会同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打交道。这主要包括扩大人际关系网络,建立普遍信任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其次,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应该不断加强学习,在努力工作的同时,积极利用业余时间关注所在城市的社区建设和城市建设,同时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和城市建设中去。只有这样,在自身素养获得提高的同时,也才能真正体会到成为城市主人翁的感觉。对一个城市有了归属感,才可能更加努力地在城市工作,获得城市的认可。此外,农民工还应该学会利用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平台,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学习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
再次,农民工要不断提高个人职业素养和个人职业技能,为更好地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发展做好准备,并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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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传江等.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5).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2）12-0003-04
在自我调节的学习中，学生依靠自己的观念控制自己的学习活动，因此传统上把自我调节的学习主要视作学习者心理内部的活动，然而，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看，在自我调节的学习中，学生不仅仅是自我调节、自我反思的，而且自我调节的过程、策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等都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不深入研究制约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因素，就无法深刻理解自我调节学习的实质与规律。基于此，本文将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来考察自我调节学习的性质、发展阶段与具体策略。
一、自我调节学习的内在规定性
自我调节的学习常常又称为自主学习，通常认为是学生心理的内部活动，是由学习者个人所决定的。然而，社会认知理论对自我调节的学习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社会认知理论的奠基者班杜拉（Bandura）认为，人的行为是环境、个体特征、行为自身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三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都不足以决定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既受个体遗传因素、心理特征（特别是认知活动）的制约，也受到环境（包括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个体也会根据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来调整后续的行为。这就是社会认知理论的三维交互作用的观点。
社会认知理论对自我调节的学习做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指出自我调节的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能力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学习者个体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自我调节的学习离不开学生的认识，但认知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学习可以说是学生自我调节的？齐莫曼（Zimmerman）认为，当学生在动机、行为和元认知等方面都能够积极参与、且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时，他们就能够自我调节自己的学习了。进一步地说，如果学生能够自己激发学习动机，能够对自己的学习行为主动地作出自我观察、判断与反应，能够依据对学习情况的判断灵活地运用或调整元认知策略，那么，这样的学习就是自我调节的学习[1]。他强调指出学习中的自我调节既包含学习者内部的心理活动，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不同的问题维度上，自我调节受外部社会因素影响的程度不同，自我调节的属性与过程也不一样。
二、自我调节学习的不同水平与影响因素
社会认知理论着重关注社会因素对个体认识活动的影响。依据社会认知理论，自我调节的学习是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表1所示的四个阶段：
由上表可知，自我调节学习的发展过程始于观察。学生要有效地进行学习，需要观察榜样的学习行为，感知榜样的学习规则与策略，但还没有把这些规则与特征内化，还没有真正掌握榜样所示范的学习方法。在模仿阶段，学生把知觉到的学习策略与技能付诸实施，应用于自己的学习活动。在模仿阶段，学生对学习技能或策略还没有完全内化，使用时还需要外部的支持。无论是观察还是模仿，学生的学习都深受社会因素的制约，例如，在学生练习所感知到的学习策略时，如果榜样能够及时提供讲解、指导以及反馈的话，会大大提高学生模仿行为的精确性。
自我调节能力发展的第三级水平是自我控制。在这一阶段，学生已经能够独立地运用策略或技能去完成学习任务。这得益于学生已经内化了榜样所示范的学习技能或策略，意味着学生开始能利用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调节学习了。最后，在自我调节能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即自主水平上，学生已经完全内化、掌握了榜样所示范的学习策略或技能，并且能够依据不断变化的个人状况与学习环境而灵活调整学习的策略或方法，自主地、随意地调节自己的学习活动了。综观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过程，前两级水平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后两级水平则主要由学生内部的心理活动控制，主要依靠学生自身的力量来调节学习了。
社会认知理论对影响自我调节学习的因素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根据该理论，影响自我调节学习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行为因素、环境因素在内的众多因素。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学习策略、设置目标的策略、情感、归因等，其中自我效能感与学习策略是影响自我调节能力的关键因素。行为因素主要包括对学习活动的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应，行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自我调节的学习的质量。环境因素包括榜样示范、他人的帮助等社会性因素以及学习发生的物理环境，这些因素为自我调节的学习提供了物质的或社会性的支持。依据班杜拉的观点，这三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学生学习中自我调节的发生及其成效。
三、社会认知理论下自我调节的学习策略
学生要对学习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就必须采用科学合理的策略。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看，对于自我调节的策略，也应该关注其社会属性。自我调节的学习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设置目标。设立学习目标是自我调节学习的首要工作，学生要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调节，就必须具有引导、调整学习行为的参照点，否则无法比较自己当前的学习行为与预设状态的差异。为了确定自我调节学习目标的个体属性与社会属性，宾特里奇（Pintrich）从四个维度剖析了自我调节学习的目标特点，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知，在自我调节的学习中，学生如果设立的是表现性目标，那么，目标就主要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即这种目标是社会性的而非内源性的。在这种目标控制下，学生主要在考察他人学习状况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学习动机与策略，以达到超越同伴的目标。所以，社会维度是表现性目标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调节的过程与策略和掌握性目标的调节过程存在很大的区别。
目标由学生自主设立，还是由他人指定或分配，对自我调节的进程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学生自己设立学习目标而不是被动接受他人指定的目标时，他们对实现学习目标的承诺的感受更强烈，而且对自己的能力更自信。因此，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看，教师应鼓励学生自己设立适切的目标，从而增强他们的责任心与自信心，而不能越俎代庖，影响学生对学习活动自我调节的效果。
观察与模仿。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观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途径。如前所述，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就是个体把他人的学习技能内化为自己能力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先后经历观察、模仿、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四个阶段[3]。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起源于对榜样的观察和模仿，经过练习内化为自己的学习策略，从而实现对自己学习过程的调控。个体不仅可以观察他人的学习状况，也可以以自身的学习为观察对象，对自我榜样的认知与反思同样有助于发展自我调节能力。不论是观察、模仿他人的学习，还是自我榜样，都是发展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效路径。
社会性比较。当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时，社会性比较可以提供必要的规范与标准。为了说明社会性比较所提供的标准的重要性，申克（Schunk）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在数学课的教学中，被试组在每一节课都会被告知教学目标，并且会被告知其他同学解决了多少数学问题。这是一种社会性比较，让被试意识到教学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对照组则每一节课都没有被告知学习目标，教师只是简单地鼓励他们好好学。结果显示，被试组的学习结果远远胜过对照组[4]。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获得行为的规范与标准，可以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促进其问题解决的进程，从而提高他们的数学成绩。社会性比较可以帮助学生设置有针对性的目标，并依据目标与标准不断自我调节学习的过程。
归因。归因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功或失败所作出的因果解释。韦纳（Weiner）归纳了学生对学习成败归因的四种类型，如表3所示：
当然，学生在对自己的学业成败进行归因时，这四项因素往往是结合在一起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例如，如果学生把自己的学习成功归结为能力强，把学习失败归结为努力不够，那么，这样的归因就有利于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如果把学习成功归结为运气好，把学习失败归结为自己能力差，就会对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学生把学习失败归因于自己的能力不足，这是一种内部的稳定因素，学生会觉得难以改变，就会产生焦虑情绪，自尊心降低；如果学生把学习失败归因于可以弥补或纠正的原因，不论是内部的因素还是外部的因素，都有利于激发学生自我调节的行动。必须注意，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看，外部提供的归因反馈对学生自我调节能力的运用也具有明显的影响。申克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被试被告知其学习结果是由他的能力导致的，那么他解答的问题会更多；即使是被告知了其它的归因，能够接受到反馈信息总比没有接到任何反馈要好。如果他人告诉学生其取得的进步是自身努力的结果，那么，学生的学习会更加努力，对后续学习的效能感也会进一步增强[5]。
出声言语。自我出声言语策略也是促进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有效方法。在一项研究中，第一组学生在本文转自dylw.net解决问题时一直大声地说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组学生在学习的前半段大声描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过程，后半段则不再言语，第三组学生则一直不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与过程进行语言描述。结果表明，第一组学生的学习效果最好。让学生大声说出自己的学习方法与过程，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对学习的自我意识，增强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教师能够诊察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实施有针对性的帮助。
自我指导。自我指导可以引导学生设置既具有挑战性、又能够实现的目标，还能够督促学生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研究表明，与没有指导的状况相比，不论是自我指导，还是他人的指导，都能够加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改善他们的学习结果。外部指导并不局限于课堂教学，谁是指导者也不是影响学生自我调节能力的关键因素，指导的方法与过程更重要，有条理的、详细而又有重点的指导能够帮助学生诊察其学习过程，并提高他们对后续学习的效能感。
外部奖励。合适的奖励无疑有益于学生自我调节的学习。为了提高学生的期待，在学习初始阶段，最好不要告知学生奖励什么。不能无原则地给予奖励。奖励可以与学生的学习目标结合在一起。研究表明，当学生实现所设立的目标时对他们给予奖励，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他们调控自己的学习进程与策略。
反馈与评价。班杜拉指出，人们的行为主要是经由自我评价来调节的。自我评价一方面为个体的行为提供导向，另一方面，自我评价还是行为的动力源，积极的自我评价比物质奖励更能促进学习。在自我调节的学习中，自我评价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需要结合学习目标来考察。如果学生关注学习的过程，而且能够不断地得到反馈，那么，自我评价就能够较好地促使学生调整学习策略。如果学生仅仅关注学习的结果，而且所设立的目标宽泛、模糊，自我评价就难以发挥调节学习的作用。
要对学习过程进行连续的评价与反馈并不容易。为了促进学生的自我评价，教师可以采取这些措施：在每次学习开始前，督促学生设立具体的行为目标，在学习过程中让他们经常比照；教师也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标准，便于学生评判自己的表现；在适当的情况下，教师引导学生先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学生自己的评价与教师的评价比较一致时，对学生给予表扬和强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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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chunk， D.H.： Developing children’s self-efficacy and skills：The roles of social comparative information and goal setting[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83（8）.
[关键词]空间设计 手绘课程 定位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6-0247-01
从建筑设计诞生的时刻起，徒手绘制图纸便成为了所有空间设计相关专业重要的（甚或曾经是唯一的）表现手段，它以表达设计意图为根本目的，通过传统绘图媒介，如纸、水彩、水粉等工具，绘制逼真的效果图，以期趋近于真实的表现设计师的设计构想，具体包括了空间场景中的色调，相关构成元素的材料与质地，科学的空间透视关系，以及符合真实世界的尺度比例关系等等，最终，满足空间功能使用者对完整空间设计的视觉观看。
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媒体与影视动画技术成为了当今时代空间设计表达的新兴工具与媒介，如本世纪初，计算机硬件与软件设备的不断更新，计算机空间设计表现进入了井喷式的阶段，硬件日新月异的升级，3dmax，Photoshop vray，SU，liumion等制图软件的逐次换代，致使更加真实、快速与易于修改的计算机制图在空间表现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有取代手绘制图的趋势。面对着如此现状，手绘在专业体系中应处于何种位置成为了亟需考虑与解决的问题。现阶段的手绘课程较多的停留在传统审美范畴，仍以如画性表达为其根本目的，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景观“表达出一幅美的场景”都是难以改变的宗旨，虽有快速表现或是新兴材料与技法的引入，表达如画性方向从没有改变，正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环境美学所对如画性提出的质疑，二维画面的如画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三维空间本质属性的整体理解与认识，过度的色、形、质的表达掩盖了对空间与功能获得真实与更为贴切的感受与体验，从而使空间设计过程陷入恶性循环。
此外，手绘是设计师进行灵感表达与设计思考时的方案推敲工具，体现了设计师个人的思想轨迹与设计能力，手绘亦是设计师与甲方、同行、助手和制图人员之间沟通的工具，这些功能都反映了手绘与人的精神领域活动的紧密关系，可以说，手绘乃是思想与灵感的外化与物化。针对这一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的想法成为了主导手绘学习的重要障碍，在以研究生考试或“简化型”设计（泛指不以使用功能的特殊性、个性研究为目的的设计类型，此种设计多为一案多用式或借鉴式）表现为功利性目的的驱使下，为了立竿见影的得到效果，一种快餐式的“手绘模式”已经在广大空间设计类学生中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并形成了经济化的商业运作链条，从绘制形式、用笔工具、线条造型、透视技法、构图位置等全方位的以订制和模式化的手段灌输给了近6、7届的学生，此种大面积、广泛的教育模式的扩张，虽能在较短时间内显现出效果，但从长远来看仍然孕育着恶性循环的结果，放眼看去，成千上万的学生绘制着同样的树形、人物、配景，同样的笔触，同样的着色体系，同样的空间形态与构成元素……不仅抹杀了个体的创造性力，长时间的积累之后，势必使学生无意识的接收了错误的、非艺术的学习、思维模式，这对于中国设计行业整体的创新和转化能力将是一场灭顶之灾。对快餐式手绘教育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是此种负面力量已经渗透进了空间设计教育体系，某些教师甚或是已经成为了此种模式的牺牲品，在其从业历程中，所有工作以能够快速见效为重心，日常生活中不注重个人审美能力与艺术修养水平及绘画表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快餐式的世界观决定了其生活、工作过程、目的的方方面面，因此，势必在讲授手绘表现课程中选择了“快速见效”的表现方式，无形中本应该成为高质量、精英化的教育的重地，反倒成为了推动快餐文化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总的来说，快餐式的手绘模式是本文所反对的，此模式已是当下空间设计领域手绘课程存在的重要问题与阻碍力量，已经对设计团队整体的创新能力与创造性思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快餐式的便利性使集体的创意能力产生了懈怠，整体空间设计教育行业不仅应给予高度重视，更应该因势利导，以身作则，对现状进行及时与适度的调适和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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