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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政治科学，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02-0099
如何使我们的政治课复习备考在有限的时间内有实效、出成绩，肯定是大家迫切关注的问题。在这里，笔者把自己的做法和自己的认识简要地谈谈。笔者认为高考就是考查学生的知识、能力、和心理，因此在复习中笔者从这几方面入手：
一、重视基础知识的复习，明确知识包括的内涵，整合建构考点体系网
1. 依纲据本，过好基础关
第一，知识是能力的基础。离开了基础知识，能力培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依据考试说明对课内知识点逐点理解突破，进行地毯式复习，不留下知识死角，将教材读厚。第二，把教材中的一些相近相关的概念。原理，及易混易错知识点列出来，加以比较澄清，从而在头脑中留下准确的图景。例如：复习政治知识是是要把人大的职权、人大代表的权利、公民的权利联系起来让学生区分。第三，要加强循环复习。笔者采用定期循环复习法先用较短的时间，较快的速度复习以前所学的知识，然后再集中精力复所学内容。这样的周而复始，对知识的掌握就会越来越牢固。
2. 构建体系，建立知识系统观、结构观，过好联系关
孤立零散的知识，记得快，忘得也快，而且在考试答题时，经常会思维狭隘，挂一漏万，少点漏点的现象，造成大量失分，因此在复习时，把相关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弄清知识点的前因后果及知识点的逻辑结构，形成“提起一条线，放下一大片”的网络体系，也就是把课本读薄。
3. 记死知识过好应用关
在高考中无论材料多新，形式多活，我们都可以在书上找到它的支点，即“题在书外，理在书中”。这就要求学生必须死记书本的基础知识。因此，笔者在复习的过程中每节课抽出5分钟时间让学生默写上节课的重要知识点，加强学生的记忆，以防备答题时无话可说的现象。这样才可能“死去活来”使学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二、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1. 有的放矢，加强学科素养培养
新课标版全国政治考试大纲考查的能力目标中的知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知识；笔者在复习教材知识时，有目的地联系、拓展、深化知识。如消费，包括影响消费的因素、消费类型、消费结构、消费心理、理性消费。联系消费与分配、消费与财政、消费与税收等。这样有利于在学生的头脑中建构起完整的知识网络，加强对知识的完整把握。二是学习过程中获得的重大时事和相关信息；因此在教学中笔者注意把重要时政记录，并作一归类。在积累时政的过程中，把其与课本的复习相结合。多角度、多方面去分析时政，向学生提问，同时注意平时在考试中把知识点和时政相结合，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高考时事的复习坚持以十精神为指导，在复习中把书中的知识点联系十内容让学生分析解答；同时让学生自己动手搜集相关时政，自己有目的与学科知识联系，自己动手动脑，提高敏锐性。三是学生自己“知识库”中的有用知识、基本技能。其中第一方面知识就是我们所学的课本教材知识，这是学生应掌握的知识中最主要、最重要的部分；第二方面知识就是与政治学科有关的重大时事和相关信息知识、资料；第三方面知识主要指前两个方面之外的学生在社会生活方面积累的知识、技能，包括归纳法、演绎法、抽象与具体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方法、社会生活经验等。这三个方面的知识都需要掌握、全面积累储备。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这方面的指导和引导，引起学生的重视，自觉培养自身的学科素养，从而不断提高。
2. 强化训练，规范答题
在复习备考过程中，需要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还要在不断的训练过程中学会运用知识的方法、解答问题的思路、思考问题的线索。“四种”思维能力的基础是“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而提高“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首要的是学会审读设问，搞清题目的命题立意、题型、题目限定的知识范围、题目的行为主体要求、题目要求回答的角度等“五项”有效信息；然后依据设问的“五项”有效信息，再审读情境材料，找出有效的显性信息，挖掘有效的隐性信息，排除无效的干扰信息。在训练能力思维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题目、个性化的情境材料，重点强化训练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等逻辑思维能力，提高辩证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生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运用知识，而运用的能力不仅是学出来的更是练出来的。熟能生巧，因此在复习中配合适当的练习是有必要的。我们在训练时要求学生必做必交，找出大家出现错误较高的题集中进行讲解，提高课堂效率，而且让答得好的同学给大家进行讲解，谈它的解题思路，促进学生的共同进步。同时重视高考真题的训练。
在综合训练过程中，要注重强化主观题练习的规范性，要激发学生思考的主观能动性，学会求同和求异思维，要让学生多动脑动手，在精练中要训练规范、训练速度、训练准确度，培养能力。在养成规范答题习惯上下工夫，减少不应有的失分。做到宏观和微观的统一，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既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又要恰当地体现创新要求。
三、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培养积极心态
高考考得不仅是学生的智力因素，还考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心态，要注意克服学生浮躁的毛病，不可太毛躁，切忌好高骛远和粗枝大叶。在每一次考试中不断调整试题的难易程度、调整试题的灵活度，让学生在平时的考试中加强心理素质锻炼，做到成不娇，败不馁。
科学性是试题的生命线。缺失科学性，试题的难度、信度、效度和区分度就无从谈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存在科学性缺陷的试题比比皆是，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模拟考、联考中也不鲜见。这不仅影响了考试的权威性、公平性，而且也影响了学科、教师在学生中的形象。笔者试从试题的情境、答案、设问等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同行的命题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一、试题情境的科学性缺失
情境是试题的基本要素之一，命题者在确定试题立意之后，大多要创设一定的情境。就政治试题来说，情境可分为三类：一是引用，主要是名家的言论、观点，党和政府的文件;二是改编，即根据相关材料进行加工改造;三是创造，即根据某一现象、事实创造出典型情境。无论是哪一种情境，从科学性角度看，第一，情境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不可张冠李戴，更不应该在时间、地点、人物、引文等方面犯一些常识性的低级错误;第二，情境要合乎生活逻辑，尤其对于自己 “创造”的情境，不应该为了便于考核而主观臆造，缺乏典型性。
【题例1】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浙江省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供给政策，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高端产业“缺芯少魂”，给予产业政策支持，占领智能装备、生物和信息产业领域的核心和高端;针对中端产业“缺钙少品”，强化倒逼政策落实，建立全球性品牌，补技术、管理和环保的“钙”;针对低端企业“缺义少仁”，用好淘汰政策，加强质量监管，杜绝低价无序竞争……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激发了供给主体的活力，提高了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这是浙江省内某次联考试卷的第40题的情境。阅读该情境材料，我断定命题者提供的信息是不真实的。首先，政府出台的政策用词是很规范的，材料中的用词不符合政策用语;其次，材料中低端企业‘缺义少仁’的说法是错误的，产业有高端与低端，企业却没有高低端，而且‘缺义少仁’绝对化，违背事实。为了验证我的判断，我上网进行搜索，原来这段文字出自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潘毅刚所写的文章《加快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命题者把一位经济研究者的文章， “篡改”成了省政府出台的政策，而且把原文中的“低端产业”改成“低端企业”，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科学性原则，需要引以为戒!
【题例2】张某与赵某因夫妻矛盾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张某拿水果刀将妻子赵某刺成重伤。张某在法庭审理中的诉讼权利，下列选项正确的有
①有权委托诉讼人 ②有权委托辩护人
③有权提起上诉 ④有权检举申诉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生活情境必须符合生活逻辑，具有典型性。该题案例恰恰在于缺乏典型性。我们知道，夫妻之间发生口角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事情，但因口角而导致丈夫一气之下就拿水果刀将妻子刺成重伤，肯定是非典型的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如果没有交代清楚其特殊的原因，其典型性就大打折扣，而且该材料作为试题情境其价值导向也不值得提倡。
二、试题答案的科学性缺失
答案科学性缺失，对考生和学科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致命”的。政治考试的答案依据题型不同，包括判断题的判断、选择题的应选项和综合题的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无论是哪种答案，科学的答案都应该是正确、明确、准确的。具体说，第一，答案要合乎设问要求、紧扣设问;第二，判断题和选择题答案应该具有唯一性，无歧义;第三，主观题答案要全面、准确，既不能“丢三落四”，更不能“无中生有”。
【题例3】近年来，秋冬雾霾天气不断侵袭中国，对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对下列政府采取的措施理解正确的是
A.运用货币政策——对煤层气发电等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B.运用法律手段——各地依法严查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标行为
C.运用行政手段——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
D.转变消费观念——坚持低碳生活方式，绿色消费，保护环境
该题考核对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解，情境只是起到引入话题的作用，可有可无。命题者所给的答案是B。但是B选项其实是错误的。法律手段是一种间接调控，包括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具体说就是国家通过经济立法，规范经济参与者的行为，调节社会经济关系;通过经济司法，保障各项经济政策的执行，经济合同的履行，打击各种经济违法犯罪行为。而该题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各地依法严查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标行为”显然是一种直接的行政执法行为，属于行政手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原因在于命题者对两种手段的理解有偏差，把与“法”相关的都当成了法律手段。
【题例4】因外需不足、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2015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呈明显下滑态势。加之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一些企业的经营出现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为此，我国政府一方面继续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另一方面在税收负担、社保缴费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1)结合材料，运用“多变的价格”的知识，分析2015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滑的原因及影响。(8分)
该题命题者提供的参考答案是：①供求影响价格。(1分)需求下降会引发价格下跌。因外需不足、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2015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滑。(2分)②价格的变化会影响生产。(1分)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下滑，生产者获利减少，会压缩生产规模，减少产量。(2分)同时，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涨，会迫使生产者通过经济转型升级，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率。(2分)
对照设问，阅读答案，不难发现该题答案是不恰当的，尤其是最后一个给分点，纯属“无中生有”。设问是“分析2015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滑的原因及影响”，答案却出现了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风马牛不相及。命题者必须明确，学生是根据设问作答的，情境只是为回答问题提供条件，而不是问题本身，在回答问题时学生需要根据问题对情境中的信息进行取舍。
三、试题设问的科学性缺失
设问体现试题立意，指明答题的要求和方向，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科学的设问有三个要求：一是要体现立意，与情境有内在的关联性，直指情境的核心问题;二是要指向明确，不能模棱两可;三是题干与题肢之间的“连接词”运用要恰当。有些试题，在情境设计上颇是费了工夫，但在设问上却失之疏忽，出现了科学性缺陷。
【题例5】2015年中国汽车消费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贷款购车消费方式的接受度较2014年有所提升。对贷款购车认识正确的是
①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购车符合适度消费原则
②贷款购车的行为属于超前消费
③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④人们的消费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
A.①③ B.①② C.②④ D.③④
该题的情境是消费者对贷款购车消费方式的接受度有所提升，因此，科学的设问应该围绕“接受度有所提升”这一核心，让学生探究产生这一经济现象的原因。但是，命题者却偏离了这一方向，其设问变成了“对贷款购车认识”，使设问与情境失去了内在关联性，更谈不上揭示情境的核心问题。结果是情境不仅失去了存在价值，而且干扰了学生答题的思路。
【题例6】近年来，某煤炭工业基地发生了多起采空区地面塌陷事故，使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这表明
A.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B.关键部分决定整体的性状
C.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D.发展的实质是“新陈代谢”
该题命题者给出的正确选项是A，其命题意图是明确的。但是，“表明”这一“连接词”使用不妥。因为，情境所呈现的只是一个具体事实，而具体事实难以“表明”一般的道理。教师在命制选择题时，要认真斟酌“连接词”。常用的“连接词”，如表明、体现、印证、证明、反映等等，其内涵有别，一旦混同，则可能导致科学性错误。
【题例7】2015年9月，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接连发生两起务工人员聚集公路、堵塞交通追讨欠薪案件，劳动者“维权”变“侵权”。在防范“维权”变“侵权”中，其中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是
A.自觉履行劳动义务
B.依法行使劳动者权利
C.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D.劳动者增强法律意识
根据命题者提供的答案C，我们知道该题是要考核教材“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的。但是，该题的设问指向不明确，不清晰，使学生无法正确选择。“其中”指向什么可谓一头雾水，若是指向“维权”变“侵权”，则不仅“其中”是多余的，而且答案B和D更合适;如不是指向“维权”变“侵权”，则设问与情境失去了关联性。并且教材观点只是强调了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并不能排除“依法行使劳动者权利”和“劳动者增强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因此，该题不仅指向不明，而且答案本身就存在歧义，这反映了命题者对上述教材观点的解读是机械的。
编制高质量的政治试题，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有敏锐的眼光，更需要懂得命题的基本遵循。其中，科学性无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关键词】局部知识/权力/科学哲学的政治学
【正文】
一、实践的解释学特征
长期以来，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下述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一个解释行为对自然科学是否是至关重要的？解释概念和解释学循环是否仅仅适合于人文科学？在社会科学里，一个有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主张，在严格的或强的意义上，解释指人类行为。狄尔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新狄尔泰主义者泰勒(Charles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分。如泰勒相信，对于科学，必须要在“我们的目的、愿望、活动的直接视野之外把握它们。”[1]因此，即使自然科学是解释的，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对泰勒的这种区分方式表示怀疑。他认为，自然现象也与文化相关。
劳斯同样反对泰勒的区分。首先，他赞同泰勒如下说法：我们使用语言来描述、促进和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因此把社会实在从这种语言中抽象、提取出来加以确定，这是做不到的。劳斯指出，泰勒的说法也同样适合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实在。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范畴和实践，科学家就没有也不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劳斯坚持，科学家所面对的自然总是由各种对于研究活动有意义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劳斯指出这种区分界线依赖于两类泾渭分明的范畴。在一类范畴中，人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另一类范畴，人仅仅是物体（物理对象）。这意味着，两种学科的划分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划分。正如玛丽·赫西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进化论、生态学或遗传学的研究中，把与技术控制相关的模式同与人类的自我理解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正是如下理论范畴，像进化、选择、生存，受到人关于自身的观点的影响。”[2]劳斯坚持，自然科学的解释离不开人对自身的理解。
近年来，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解释学传统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的非难，逐渐丧失其正统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释学的道路。在英美科学哲学那里，解释学和实用主义彼此加强，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的各种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释学普遍化。在劳斯看来，普遍解释学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理论解释学，一是实践解释学。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一个解释的陈述更像是翻译(translation)。所有的知识，包括实践的知识，一定要在语言（包括理论预设）中表达出来。真理是一个元语言的断言。理论解释学摧毁了解释学传统对自然科学的人工语言(artificiallanguage)和人类交往的日常语言(ordinarylanguage)之间的区分，坚持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科学知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实践解释学那里，解释被确认为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论或信仰的翻译；解释学关注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对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语翻译成其他语言。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后期维持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理解，这种解释由我们每天日常的实践阐明，因此那些试图揭示我们实践的意义和实践自身的活动，都是解释。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解释学不是指解释的方法论，而是指解释自身。解释的可能性不是来自基础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劳斯认为，“这种存在方式同维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风格’相类似。”[3]其次，劳斯力图澄清对海德格尔“理解”(understanding)观念的某些误解。这在英美哲学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尔的“理解”被认为是某种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它隐藏在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为深奥而神秘、无法获得的真理。劳斯为海德格尔辩护：“如果我们必须坚持表面的和深奥的真理这种隐喻，那么海德格尔所谈论的东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总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识，它总是处于我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选择的可能性领域之中。相反，根据理论解释学，理解则是对世界的理论知识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础的信念和价值必须被假设出来，以使其他人能够理解和断定正确或错误，但是把哪种信念和价值设定为基本假设则没有确切的标准。最后，劳斯认为，理论解释学的解释关注“事实是什么”(whatisthecase)，在正确表达事物中反映出来；实践解释学则重视“有什么关系”(whatmatters)，在有意义的生活中反映出来。
总的说来，在普遍解释学的两种形式中，劳斯持实践解释学的观点。他赞同海德格尔为现代科学哲学提供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尔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试图取消科学，至少部分地从实践解释学中取消科学。这是劳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海德格尔依旧依赖理论为主的传统观点，给科学分派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角色。相反，劳斯致力于研究科学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局部的、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实践的把握。在劳斯看来，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knowingone''''swayabout)。实验室之外的知识的推广只能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即，要把我们在具体情况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们关于理论的知识，也要以这种实践的、局部的把握方式来说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识
劳斯立足于欧洲大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提出科学知识实践的、解释的特性，意在反对以理论为主的科学知识观。这种观点认为知识普遍有效，普遍知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科学的应用是普遍知识在具体场合下实例证明。“理论的理解旨在达到一种置身事外的视点(disengagedperspective)”。[4]脱离我们的日常需要、利益、兴趣、牵挂等。理论的理解是没有视点的，它超越一切具体的社会场境，导致理论知识与修辞学之间的经典区别。理论知识的内容是抽象的、非具体的(disembodied)，无论为谁拥有都是一样的，理论知识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技术而发现和评价的，但是这种实践和技术与理论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对于科学的理论说明，有重要意义的不是发现和评价科学论断的实际环境，而是它们的合理“重建”。
劳斯以科学实践分析为根据，否定对科学知识统一的普遍说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这样的说明有任何意义，主张科学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这种知识当然可以转移到实验室之外，转移到其他各种情景中。但是，对这种转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过运用桥接原理(bridgeprinciples)和给理论变量取具体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识论断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中取得应用例证。这种转移必须理解为改制(adaption)一种局部知识以创造出另一种局部知识。我们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局部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识，或局部化的知识意谓什么呢？劳斯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场境(context)、特定的说话场合中产生和形成，而且，知识在其他具体场境中运用和推广，也是局部的。人们不能指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再生产，知识还能始终保持不变。没有普遍有效的知识，正如Fuller所说：“即使给出有关知识特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统一观点，甚至某一主张在时间、空间中的重复传播，亦不担保其能保持始终不变。”[5]
其次，知识的再生产和再解释是受人类认知局限性制约的。认知心理学家和心灵哲学家提醒我们：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种适用的知识或我们感兴趣的知识，是受人类认知范围的限制的。没有终极的知识或真理。最后，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通过社会团体组织起作用的。Fuller的“学科知识”(disciplinaryknowledge)指出了学科是怎样一方面产生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问题；知识学科在科学家、研究者中间，以及知识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间建成了统一战线，他们证明认识论的权威，保卫其认识论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识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说得好：“即使承认在其他的社会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认识论的承诺，这种承诺也是制造权威断言的一种权力，是掩盖权力分布的一种形式。”([5],p.10)从这个方面来说，Fuller较接近福柯。后者关注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规训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劳斯认为，基于上述考虑，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范围已大大地扩展了。任何知识都是局部知识，“知识不再自我限定为与脱离实际的主张相关，而是关注另外一些问题：对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和应用、教育的各个方面、知识化的劳动市场、知识在不同领域的传播和推广以及知识、权威和权力的相互依赖。”[6]所有这一切都同政治学分割不开。
劳斯论证科学知识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论不是一个语句系统，不能认为它的应用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推演出来；理论就是实践，研究就是行动，它们都处在具体的场境之中。（二）实验室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独特性，必须重新确定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在我们的科学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个科学活动的局部领域中，标准化的工具或科学成果才有意义，才能得到理解。
三、知识的动力学
正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无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拥有的东西，是能够通过流通相互传播和交换的东西；知识的内容独立于特殊的具体场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历史本文(txets)和话语。劳斯认为，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理想”[7]，因此它抛弃了历史，忽略了复杂的科学的实践领域。劳斯把这种传统观念称作“认识论的统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关于权力分析中反对传统的“政治上的统治”(politicalsovereignty)，认为现代权力的运演并不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中得到恰当的理解。劳斯认为，这两种统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论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永久性的权力。在那里，没有控告、上诉，也没有恳请、商谈。
劳斯提出对科学知识的动力学理解(thedynamicsofscientificknowing)代替正统的科学知识观。在他看来，知识是能动的(dynamics)、异质的(heterogenous)。知识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换的东西，知识是由不同的（或异质的）彼此竞争的联盟相互调节的过程。“知识并不单独地或短暂地与一个陈述、一种技能或一种模式联结一起，知识的认识论地位依赖于与其他许多实践和能力(capabilities)的关系，特别是依赖于这些关系被修复、改变和扩展的方式。……把某个东西看做知识，就是把它看做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来源（不管是在将来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种各样知识的‘应用’(application)中。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一词引人误解。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是首先获得知识，然后才去运用它；知识必须被看做在运用中以各种方式解释的某种东西。）”([7],p.15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识并不是一种永恒占有、固定不变的东西。知识具有比单纯信念更复杂的暂时性。知识、知识的接受与评价都处于这种流通之中。新知识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赖于后来工作的解释和使用。科学工作不断地重新组织以利于后来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总是处于“竞争”(contested)之中。这与福柯坚持的权力总是面临“对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劳斯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知识仅仅通过其再生产和流通而存在，冲突或斗争(conflict)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斗争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识领域。知识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斗争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术、更精密的仪器和更精确的理论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确的或不真实的假说；同时，这些更新的知识反过来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问题。因此，哪里某种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扩张。相反，没有挑战、斗争，就没有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哪里旧的对抗或斗争消失了，哪里的知识也就停止了增长。
关于知识的斗争问题。劳斯指出，斗争或冲突也不能归之于传统经验主义范围。知识受抵制也能够由对动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对军队力量的兴趣、无线可赚等问题引起。这种因素在传统认识论那里被区分为科学知识的外部因素，以有别于知识的内部因素。只有依据标准的方法论，遵循知识领域中理性的统治规则，才算得上是“内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识及其动力学特性削弱了知识的内外区分。所有那些关于研究材料、设备、程序、拨款、职员、技能的发展等因素都构成了投资和赞助某种知识主张的知识的真正发展。因此一个物理学家可能讨论特殊的实验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对他的对手：更便宜、较少冗赘、能充分利用职员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资拨款、有更可靠的学科文献基础、更适宜的各种实验、更少泄露辐射……这些不同的局部的关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确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识。因此，“知识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策略的干涉(strategicintervention)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7],p.156)Fuller在《社会认识论》一书中持类似的观点。他把正统认识论的错误比做“教科书的谬见”(textbookfallacy)：把家庭、经济、认知（或科学）等等脱离实际经验地介绍给学生，好像它们是截然分开的领域，而事实上它们是重复的分类。如家庭的分析，不仅是作为政治生物学的手段，读者可能发现家庭的分析也是一个经济统一体。因此，正统知识观的内外区分是不恰当的。
不仅如此，动力学的、非统治的(nonsovereign)认识论还强调知识的生产性(production)。这与福柯的权力分析是一致的。在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出现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胆固醇、高纤维素、适当的T-cell含量）、财富的新形式（最明显的是获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坏力量（如军事力量）。这种科学知识及其相关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断扩展并不仅仅是补充的、附属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识流通和证明(validated)的内在方式。劳斯由此得出结论：“存在无数的真理，但没有本质的真理；同样，存在多种科学知识，但没有本质的科学知识。”[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学事业是不存在的。但劳斯同时指出，我们反对从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评判真理和知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真理主张都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知识主张(claims)是历史的、社会的、在具体背景中确立的。而且这种认识论的背景总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知识划界和知识结构也不断受到挑战和部分修正。因此，认识论的联盟总是和权力与政治联盟紧密相联的。重视这种关联并进而详尽考察权力及其在科学实践中的运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贬低知识或科学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为知识和真理而战，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公正地置于其中。
劳斯对科学哲学的政治学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学、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学理性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劳斯理性观的积极意义表现在：
(1)科学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适一切的准则或方法；而是具体的、局部的和多种多样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没有一个客观的立场，而是与其他种种非理性的因素如权力互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强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静止的，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人们去认识或获取的东西；它是动态的、流通的，充满矛盾和斗争。
因此，不同于正统的科学理性观，劳斯主张局部的、具体的实践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没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识和普遍真理。
劳斯科学观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科学不是一个理论的陈述系统，而是一个实践的领域；不是普遍的理论说明，而是同局部场境紧密相关的策略干涉。实验室的实践和仪器设备及相关知识、特定的计划和精确的技术以及工作环境、资金来源、权力斗争等都构成一个知识。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我们承认知识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是相关联的，两者共同构成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这并不表明知识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起作用。应该很明显，两者对知识的构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外部因素有时显得至关重要。劳斯的上述分析，其意义应当在于不是要坚持正统的知识内外的区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认识到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平等地对待是矫枉过正的行为。各种因素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法则可以遵循（如内部因素决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外部因素对知识只能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而是一种局部的差别：有时某一因素可能构成知识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时则可能成为不相干的东西。劳斯的错误在于，他把知识的内外区分摧毁之后，赋予所有构成知识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认为知识及其联盟之间的斗争的胜负与知识的正确或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把权力斗争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从而走向绝对化。
【参考文献】
[1]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Philosophical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MarryHesse,RevolutionsandReconstructionsinthePhilosohyof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0),p.186.
[3]JosephRouse,KnowledgeandPower.p.62.
[4]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HollisandLukes1982.p.89.
[5]SteveFuller,PhilosophyofScienceandits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4.
[6]JosephRouse,PolicingKnowledge:DisembodiedPolicyforEmbodiedKnowledge,Inquiry,34,p.35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
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坚持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融入了极具活力的新内容。科学发展观在观照目标上呈现多元化，包括自然界以及在实践中产生的人和人类社会，主旨在于三者的协调融洽。本质上，科学发展观为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唯物史观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
一、从本体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检验标准的人本与社会政治实践相协调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在遵循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中所阐述的社会模式更迭的一般规律及世界演变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效能二者相结合基础上形成的。它从实践的角度界定了发展的目的，其所具有的意义和所采取的方式，是对马克思发展观的新发展。马克思认为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及其所从事的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人改造客观世界获得实在实物的活动是必不可缺少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各类活动则是依托物质生产活动而形成并始终受其影响的。明确指出社会发展是自始至终受到人类生产实践制约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包括其他因素的综合思考。马克思把人及其创造活动写入了社会的本质，只有人的主观能动行为才可以形成社会进步和逻辑。社会发展规律与物质生产规律是现象与本质的地位，后者制约前者。如果没有了人的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所认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的理论根源。学说具有相当份量的是关于人的学说，它从生产活动的角度观察人、分析人。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最根本的特点是实践创造性。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在实践中由不确定价值向确定价值转化的过程。人的价值可以一分为二，即一个是个人价值，另一个是社会价值。与之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阐明了人在社会进步中居于主导地位，人的非消极、非被动、非保守的特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在建设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采取更加有效措施来让广大群众不断感受到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发展获得感，是新时期中国政治领域加强建设取得文明进步的主旨。践行科学发展观，必定会在实际中反映出重视人而非忽视人的政治意蕴，以人能否得到彻底解放和能否得到更好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实际上就是政治哲学。所以，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首要条件，以积极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协调为目标。同时，要兼顾后代人的需求，在不间断的发展中实现社会与人的科学发展、永续发展。
二、从认识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发展的主体与客体相互适应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观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最根本、最直接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时期面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如何在思想上形成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观念，成为科学发展观努力的方向。这要求我们一方面积极维护社会的公平，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人的正当利益诉求。努力使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中形成互助、友爱和协作的优良品质，以此作为人格基础来推动社会发展。同时，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内在要求，积极提倡捐资助学、社会关爱工程建设、地方公共设施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形成物质、精神、政治三方面文明建设互为动力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社会各个利益群体能够为共同理想和目标团结奋斗，完善政事通达、人心和顺的管理机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实现社会和谐，其首要条件就是要促使发展的主体与客体达到和谐。在改革大潮中，随着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公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积极主动地培养和发掘内在潜能，以期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在这一过程中，须用的开放眼光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建立社会长久发展的运行机制，注重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大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力争位居世界科技发展前列。加强文化传承与创新，持续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实力与影响力，以此来不断满足人们日益物质文化需求。从根本上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绩评判标准，把人民满不满意作为重要标准，在主动性与创新性发挥中实现发展主体的人与发展客体的社会达成积极互动。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与政治文明的密切联系。政治经济学表明，人类的社会文明来源于物质产品创造、精神成果的积累、政治收获的积淀。政治文明一般体现为人为实现全面发展而对所崇尚的既公平又正义、既平等又自由、既民主又法治等努力的程度。政治文明是政治哲学的外在表现，政治哲学则是政治文明的理论底蕴。政治文明为政治哲学指明了方向，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能够不断创新发展的根基。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的政治文明所进行的生动贴切的表述，它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实践，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忽视民众对公平与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诉求，积极调动每一个人的热情与才智，让个体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并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把保护与发展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放在当前与长远的考量之中，让全体人民同富裕、共发展的社会发展目标得到有效保证。
三、从价值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促进人的综合协调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追求的发展观
人在社会的进步中既是权衡的参照又是实现的目的。当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它给人们的思想造成许多不解与困惑，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纷繁无序，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价值感到怀疑，进而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前景产生焦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人们由此产生不真实的意识，以往对时间自由的支配难以重返。所以，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在社会发展中就显得更加重要。让社会充满关怀与友爱，让人的创造力得以彻底迸发，让人与人在相互促进中得以共同发展，每个人的个体特性也就能转变为现实。在社会进步的新阶段，积极推动人的综合发展是实现社会基本价值的关键措施。这是由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与协作离不开高层次文化水平人的参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基本价值就在于人的进步，前一代人的文明成果为下一代人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因此，对人的发展所持有的意识和行动倾向就可以作为评判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尺度。在实现社会基本价值进程中积极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深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长远愿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义，集中一点就是让当代人建设发展的成果，为后代人更加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所以，科学发展观成为人充分且不受拘束发展的政治依据。科学发展观不仅着眼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为今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宽广的思路。使社会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层层递进，不仅讲究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内在的质量，同时也积极追求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在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中，实现人由自发向自觉的飞跃。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下来的民族文化，在人的发展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使社会发展模式呈现多样性。人的发展成为激发民族活力的时代强音。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有着辉煌的前景，不仅决定于其改造物质世界所获得的成果，更决定于其拥有的无形的智慧财富，而智慧财富的掌握者就是人。实现人的全面、自在、无拘无束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推进人的全面、自在、无拘无束的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最高政治境界。
四、从方法论角度，科学发展观是把统筹兼顾作为建设的基本指引举措，在整体进步中突显出协调与可持续性基本特征的发展观
政治哲学所秉持的能动地对待外界的方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其含义是指人们在对世界的改造利用中所遵循的最广泛、最基本的方法。辩证唯物论是政治哲学方法论的精华。科学发展观在与时俱进中对政治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准确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先进的理论回答了人类共同面对的科学发展方法选择的难题，也就是“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把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并将此统一与综合。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全面发展观”再到“科学发展观”，这种演变不仅是我党对中国化的深入领会，也是政治层面哲学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升华，是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合规律性的层层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的办法。“发展是硬道理”，指明了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科学把握了当代中国的现实状况、社会主义内在必然性和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结合点。但是发展不能只停留于经济的增长上，要更注重人的进步;发展不是片面的经济发展，而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全面发展观”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发展，主张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并在兼顾全局中达成平衡与协调;当代人需要发展，后代人同样有发展的诉求，“科学发展观”这个时代命题就应运而生。这反映出当代中国在如何选择发展模式、如何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的全局考虑上，从增长转到发展、再从发展转向科学发展的辩证递进的方法论演变过程。
五、结语
一、存在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当我们几个政治教师谈到学生在政治学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他们写作业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中心词”“他们了解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不能找到合适的词句将之表达出来！”……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一个问题即――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学科的性质和农村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语言要求的课，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对政治课来说，要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就必须注意对学术语言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表达水平越高，其思维的逻辑性就越强。因此，平时要求学生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语言表达要清楚、流利、严谨，政治术语要准确。而政治学科强理论性、强抽象性的特点，使很多学生望文生疑，难理解，失信心，也就不会主动去学习政治术语。
第二、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或先入为主的其他学科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的话，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学生容易处理不当，使概念产生歧义，以至学生在实际答题中隐患无穷。
第三、农村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来说，留在农村中学的学生尤其是初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农村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
三、解决方案
第一，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政治教师在政治术语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因此，为了把课讲“活”，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政治老师们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话、故事、比喻、歌曲、影象资料等手段来激活课堂，这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们所称颂的。但教师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学科学术语言，要讲求课堂语言艺术，做到“言传身教”，切忌顾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质。政治课学术语言的积累首先应该从课堂入手。
第二，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驱使学生去积极思考、观察和研究。学生兴趣的提高，就能导致其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就不断得到锻炼、完善。教师对学生的讲议给予真诚的肯定，热情的鼓励，给他们成功的体验，让他们在教师真诚热情的评价中取得成功的喜悦，受到自尊的滋养，提高讲话的信心和勇气。这样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活跃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第三，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政治课新教材时代感强，贴近生活，比如广告语言、宣传语言、新闻语言等，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不少语言本身就是政治术语。它们既形象直观，也利于学生掌握。教师应该创造环境或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生活，积极引导学生去学习这些新鲜活泼的语言。
第四，加强训练，熟练掌握，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俗话说：“熟能生巧”。要把政治专业术语变为学习的工具，变为灵活的答题语言，平时要求学生对语言进行反复练习是必要的。例如，可以通过提问、辩论和讨论、讲演、竞赛、写小论文等形式逐步培养锻炼学生的政治术语表达能力。这种训练，内容多样，形式不拘一格，只要教师有意识地加强训练，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对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自然熟能生巧，答题的信心自然也会增强。
总之，作为一名农村高中政治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课堂效率的提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以及学术语言的运用能力，是每个政治教师应该做到的也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 《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 2005年9月
[2]哈蒙德著《教师应该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年一月版
【关键词】局部知识/权力/科学哲学的政治学
【正文】
一、实践的解释学特征
长期以来，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下述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一个解释行为对自然科学是否是至关重要的？解释概念和解释学循环是否仅仅适合于人文科学？在社会科学里，一个有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主张，在严格的或强的意义上，解释指人类行为。狄尔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新狄尔泰主义者泰勒(Charles 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分。如泰勒相信，对于科学，必须要在“我们的目的、愿望、活动的直接视野之外把握它们。”[1]因此，即使自然科学是解释的，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对泰勒的这种区分方式表示怀疑。他认为，自然现象也与文化相关。
劳斯同样反对泰勒的区分。首先，他赞同泰勒如下说法：我们使用语言来描述、促进和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因此把社会实在从这种语言中抽象、提取出来加以确定，这是做不到的。劳斯指出，泰勒的说法也同样适合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实在。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范畴和实践，科学家就没有也不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劳斯坚持，科学家所面对的自然总是由各种对于研究活动有意义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劳斯指出这种区分界线依赖于两类泾渭分明的范畴。在一类范畴中，人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另一类范畴，人仅仅是物体（物理对象）。这意味着，两种学科的划分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划分。正如玛丽·赫西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进化论、生态学或遗传学的研究中，把与技术控制相关的模式同与人类的自我理解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正是如下理论范畴，像进化、选择、生存，受到人关于自身的观点的影响。”[2]劳斯坚持，自然科学的解释离不开人对自身的理解。
近年来，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解释学传统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的非难，逐渐丧失其正统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释学的道路。在英美科学哲学那里，解释学和实用主义彼此加强，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的各种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释学普遍化。在劳斯看来，普遍解释学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理论解释学，一是实践解释学。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一个解释的陈述更像是翻译(translation)。所有的知识，包括实践的知识，一定要在语言（包括理论预设）中表达出来。真理是一个元语言的断言。理论解释学摧毁了解释学传统对自然科学的人工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和人类交往的日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之间的区分，坚持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科学知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实践解释学那里，解释被确认为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论或信仰的翻译；解释学关注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对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语翻译成其他语言。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后期维持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理解，这种解释由我们每天日常的实践阐明，因此那些试图揭示我们实践的意义和实践自身的活动，都是解释。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解释学不是指解释的方法论，而是指解释自身。解释的可能性不是来自基础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劳斯认为，“这种存在方式同维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风格’相类似。”[3]其次，劳斯力图澄清对海德格尔“理解”(understanding)观念的某些误解。这在英美哲学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尔的“理解”被认为是某种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它隐藏在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为深奥而神秘、无法获得的真理。劳斯为海德格尔辩护：“如果我们必须坚持表面的和深奥的真理这种隐喻，那么海德格尔所谈论的东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总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识，它总是处于我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选择的可能性领域之中。相反，根据理论解释学，理解则是对世界的理论知识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础的信念和价值必须被假设出来，以使其他人能够理解和断定正确或错误，但是把哪种信念和价值设定为基本假设则没有确切的标准。最后，劳斯认为，理论解释学的解释关注“事实是什么”(what is the case)，在正确表达事物中反映出来；实践解释学则重视“有什么关系”(whatmatters)，在有意义的生活中反映出来。
总的说来，在普遍解释学的两种形式中，劳斯持实践解释学的观点。他赞同海德格尔为现代科学哲学提供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尔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试图取消科学，至少部分地从实践解释学中取消科学。这是劳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海德格尔依旧依赖理论为主的传统观点，给科学分派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角色。相反，劳斯致力于研究科学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局部的、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实践的把握。在劳斯看来，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knowingone's way about)。实验室之外的知识的推广只能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即，要把我们在具体情况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们关于理论的知识，也要以这种实践的、局部的把握方式来说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识
劳斯立足于欧洲大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提出科学知识实践的、解释的特性，意在反对以理论为主的科学知识观。这种观点认为知识普遍有效，普遍知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科学的应用是普遍知识在具体场合下实例证明。“理论的理解旨在达到一种置身事外的视点(disengaged perspective)”。[4]脱离我们的日常需要、利益、兴趣、牵挂等。理论的理解是没有视点的，它超越一切具体的社会场境，导致理论知识与修辞学之间的经典区别。理论知识的内容是抽象的、非具体的(disembodied)，无论为谁拥有都是一样的，理论知识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技术而发现和评价的，但是这种实践和技术与理论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对于科学的理论说明，有重要意义的不是发现和评价科学论断的实际环境，而是它们的合理“重建”。
劳斯以科学实践分析为根据，否定对科学知识统一的普遍说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这样的说明有任何意义，主张科学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这种知识当然可以转移到实验室之外，转移到其他各种情景中。但是，对这种转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过运用桥接原理(bridge principles)和给理论变量取具体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识论断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中取得应用例证。这种转移必须理解为改制(adaption)一种局部知识以创造出另一种局部知识。我们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局部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识，或局部化的知识意谓什么呢？劳斯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场境(context)、特定的说话场合中产生和形成，而且，知识在其他具体场境中运用和推广，也是局部的。人们不能指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再生产，知识还能始终保持不变。没有普遍有效的知识，正如Fuller所说：“即使给出有关知识特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统一观点，甚至某一主张在时间、空间中的重复传播，亦不担保其能保持始终不变。”[5]
其次，知识的再生产和再解释是受人类认知局限性制约的。认知心理学家和心灵哲学家提醒我们：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种适用的知识或我们感兴趣的知识，是受人类认知范围的限制的。没有终极的知识或真理。最后，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通过社会团体组织起作用的。Fuller的“学科知识”(disciplinary knowledge)指出了学科是怎样一方面产生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问题；知识学科在科学家、研究者中间，以及知识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间建成了统一战线，他们证明认识论的权威，保卫其认识论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识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说得好：“即使承认在其他的社会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认识论的承诺，这种承诺也是制造权威断言的一种权力，是掩盖权力分布的一种形式。”([5]，p.10)从这个方面来说，Fuller较接近福柯。后者关注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规训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劳斯认为，基于上述考虑，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范围已大大地扩展了。任何知识都是局部知识，“知识不再自我限定为与脱离实际的主张相关，而是关注另外一些问题：对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和应用、教育的各个方面、知识化的劳动市场、知识在不同领域的传播和推广以及知识、权威和权力的相互依赖。”[6]所有这一切都同政治学分割不开。
劳斯论证科学知识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论不是一个语句系统，不能认为它的应用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推演出来；理论就是实践，研究就是行动，它们都处在具体的场境之中。（二）实验室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独特性，必须重新确定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在我们的科学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个科学活动的局部领域中，标准化的工具或科学成果才有意义，才能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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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的动力学
正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无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拥有的东西，是能够通过流通相互传播和交换的东西；知识的内容独立于特殊的具体场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历史本文(txets)和话语。劳斯认为，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理想”[7]，因此它抛弃了历史，忽略了复杂的科学的实践领域。劳斯把这种传统观念称作“认识论的统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关于权力分析中反对传统的“政治上的统治”(political sovereignty)，认为现代权力的运演并不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中得到恰当的理解。劳斯认为，这两种统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论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永久性的权力。在那里，没有控告、上诉，也没有恳请、商谈。
劳斯提出对科学知识的动力学理解(the dynamics of scientific knowing)代替正统的科学知识观。在他看来，知识是能动的(dynamics)、异质的(heterogenous)。知识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换的东西，知识是由不同的（或异质的）彼此竞争的联盟相互调节的过程。“知识并不单独地或短暂地与一个陈述、一种技能或一种模式联结一起，知识的认识论地位依赖于与其他许多实践和能力(capabilities)的关系，特别是依赖于这些关系被修复、改变和扩展的方式。……把某个东西看做知识，就是把它看做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来源（不管是在将来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种各样知识的‘应用’(application)中。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一词引人误解。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是首先获得知识，然后才去运用它；知识必须被看做在运用中以各种方式解释的某种东西。）”([7]，p.15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识并不是一种永恒占有、固定不变的东西。知识具有比单纯信念更复杂的暂时性。知识、知识的接受与评价都处于这种流通之中。新知识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赖于后来工作的解释和使用。科学工作不断地重新组织以利于后来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总是处于“竞争”(contested)之中。这与福柯坚持的权力总是面临“对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劳斯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知识仅仅通过其再生产和流通而存在，冲突或斗争(conflict)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斗争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识领域。知识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斗争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术、更精密的仪器和更精确的理论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确的或不真实的假说；同时，这些更新的知识反过来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问题。因此，哪里某种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扩张。相反，没有挑战、斗争，就没有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哪里旧的对抗或斗争消失了，哪里的知识也就停止了增长。
关于知识的斗争问题。劳斯指出，斗争或冲突也不能归之于传统经验主义范围。知识受抵制也能够由对动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对军队力量的兴趣、无线可赚等问题引起。这种因素在传统认识论那里被区分为科学知识的外部因素，以有别于知识的内部因素。只有依据标准的方法论，遵循知识领域中理性的统治规则，才算得上是“内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识及其动力学特性削弱了知识的内外区分。所有那些关于研究材料、设备、程序、拨款、职员、技能的发展等因素都构成了投资和赞助某种知识主张的知识的真正发展。因此一个物理学家可能讨论特殊的实验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对他的对手：更便宜、较少冗赘、能充分利用职员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资拨款、有更可靠的学科文献基础、更适宜的各种实验、更少泄露辐射……这些不同的局部的关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确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识。因此，“知识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策略的干涉(strategic intervention)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7]，p.156)Fuller在《社会认识论》一书中持类似的观点。他把正统认识论的错误比做“教科书的谬见”(textbook fallacy)：把家庭、经济、认知（或科学）等等脱离实际经验地介绍给学生，好像它们是截然分开的领域，而事实上它们是重复的分类。如家庭的分析，不仅是作为政治生物学的手段，读者可能发现家庭的分析也是一个经济统一体。因此，正统知识观的内外区分是不恰当的。
不仅如此，动力学的、非统治的(nonsovereign)认识论还强调知识的生产性(production)。这与福柯的权力分析是一致的。在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出现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胆固醇、高纤维素、适当的T-cell含量）、财富的新形式（最明显的是获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坏力量（如军事力量）。这种科学知识及其相关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断扩展并不仅仅是补充的、附属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识流通和证明(validated)的内在方式。劳斯由此得出结论：“存在无数的真理，但没有本质的真理；同样，存在多种科学知识，但没有本质的科学知识。”[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学事业是不存在的。但劳斯同时指出，我们反对从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评判真理和知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真理主张都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知识主张(claims)是历史的、社会的、在具体背景中确立的。而且这种认识论的背景总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知识划界和知识结构也不断受到挑战和部分修正。因此，认识论的联盟总是和权力与政治联盟紧密相联的。重视这种关联并进而详尽考察权力及其在科学实践中的运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贬低知识或科学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为知识和真理而战，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公正地置于其中。
劳斯对科学哲学的政治学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学、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学理性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劳斯理性观的积极意义表现在：
(1)科学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适一切的准则或方法；而是具体的、局部的和多种多样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没有一个客观的立场，而是与其他种种非理性的因素如权力互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强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静止的，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人们去认识或获取的东西；它是动态的、流通的，充满矛盾和斗争。
因此，不同于正统的科学理性观，劳斯主张局部的、具体的实践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没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识和普遍真理。
劳斯科学观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科学不是一个理论的陈述系统，而是一个实践的领域；不是普遍的理论说明，而是同局部场境紧密相关的策略干涉。实验室的实践和仪器设备及相关知识、特定的计划和精确的技术以及工作环境、资金来源、权力斗争等都构成一个知识。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我们承认知识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是相关联的，两者共同构成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这并不表明知识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起作用。应该很明显，两者对知识的构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外部因素有时显得至关重要。劳斯的上述分析，其意义应当在于不是要坚持正统的知识内外的区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认识到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平等地对待是矫枉过正的行为。各种因素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法则可以遵循（如内部因素决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外部因素对知识只能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而是一种局部的差别：有时某一因素可能构成知识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时则可能成为不相干的东西。劳斯的错误在于，他把知识的内外区分摧毁之后，赋予所有构成知识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认为知识及其联盟之间的斗争的胜负与知识的正确或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把权力斗争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从而走向绝对化。
【参考文献】
[1] Charles Taylor，Rationality'，in Philosophical 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 Marry Hesse，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Philosohy of 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86.
[3] 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p.62.
[4] Charles Taylor，Rationality，in Hollis and Lukes 1982.p.89.
[5] Steve Fuller，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4.
[6] Joseph Rouse，Policing Knowledge:Disembodied Policy forEmbodied Knowledge，Inquiry，34，p.357.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必须靠严格的政治纪律做保证。必须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切实抓好维护政治纪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教育。要把遵守政治纪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纳入全党教育的总体部署，作为党课教育、党校培训的重要内容，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明确遵守政治纪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政治纪律维护高度统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各项事业。要努力做到教育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改进教育方法，创新教育形式，使政治纪律和科学发展观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扎根。当前，要结合学习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科学，遵循客观规律，不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损害群众利益，不断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切实加强对严格政治纪律、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检查。实践表明，加强监督检查是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履行职责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形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自觉增强全局观念，把维护政治纪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重要内容，努力督促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真正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并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促进党的重大决策和部署的落实。要切实提高纪检监察机关服务党的中心工作的能力，为严格政治纪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严肃惩处违反政治纪律、破坏科学发展的行为。惩处是一种手段，惩处体现严格。对违反政治纪律、破坏科学发展的行为，只有拿起惩处的武器，才能维护纪律的严肃性，保证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大量事实表明，违反政治纪律、破坏科学发展的行为，对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危害极大，必须坚持依纪依法严厉惩处，决不手软。要经常分析党员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情况，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与党离心离德，令不行、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干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危害安定团结的案件；查办违反科学发展观，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给国家资源环境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件。要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吃、住、行、医、学等方面入手，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进一步加大纠风专项治理的力度，切实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健全完善严格政治纪律、保证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的长效机制。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着眼长远，从机制上入手，健全完善严格政治纪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投资体制等各项改革，规范和完善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四项制度，努力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同时，要紧密结合实际，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标准和责任追究办法，通过严格考核、严格责任追究，保证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
思想政治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教育对象的多样化和学生来源的多样化这两个方面。学生群体是一个阵容庞大的群体组织，其思想水平与年龄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多样化特征，而加上学生来源十分广泛，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与思想道德水平使学生之间的政治思想水平参差不齐，学生来源的多样化，也进一步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样化的形成。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信息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在传统的媒体时代，由于信息传播方式的单一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的产生与应用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应用，使得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人们普遍依赖于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来进行有效的信息获取，这就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很大程度上的冲击作用。然而新媒体的信息传播量大与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本身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造成教育信息的不对称性现象，信息内容的复杂性在满足学生信息获取需求的同时，其中的不良信息也会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重视。为了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就必须对教育群体的思维动态进行时刻关注，学生思维动态的转变，将会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许多新事物与新思维的产生，人们通常更多的基于高学历与高待遇的预期，将教育当成一种利益投资活动，忽略了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造成学生思想教育的缺失，学校片面追求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重视，使学生不能的真正的实现全面发展，进一步影响到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三、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策略
（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的实现思想政治的科学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辩证唯物论为重要基础，广泛吸收其它科学的研究成果，将内容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的整体性研究，对学生品德的形成规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分析，强化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与特点的有效分析，使其能够做到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化程度，来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
（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随着信息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剧，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就要求其必须具备健全的人格。这就要求信息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和身心发展规律，使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在统一要求的基础上，做到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人价值，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潜能，并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做到因材施教，根据每一个学生不同的思想情况，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提高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必须做到以人为本，使学生能够充分的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与发展提升，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使其能够充分了解自身的心理诉求。有效的开展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能有效的弥补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性化缺失，使教育工作能够更加贴近生活与学生，遵循学生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能够得到有效的结合，在促进大学生品德发展的同时，也能对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提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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