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6 23:45:2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文学创作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1.机械式的生活与麻木的精神状态加缪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于荒诞的表现主要就是通过对人庸常生活的机械重复式描写以及无意义的叙述，并表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麻木状态。比如，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与《鼠疫》以及散文《人身牛头怪》中就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人们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生活状态。在《局外人》中，默尔索在枯燥乏味的办公室里过着沉闷的日子，即使他的母亲去世都无法改变他惯常的生活状态。此外，他还描述了人们百无聊赖的精神生活。比如，《局外人》中的老头与狗相互憎恶，但又相互形影不离，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折磨。还有些老年人迷恋自己精心修筑的坟墓，这是一种怪异的行为举止，甚至成为了一些老年人维系生活、支撑精神的支柱。实际上，这是加缪通过对老年人无聊生活的描述来传达自己对于人类生命趋向终结的自我认识，抒发了自己对于世界荒诞、人生有限以及生活虚无的深刻反思。在文学作品中，加缪对于年轻人生活状态的描述则是为了传达出人类对于荒诞世界的应对态度与反应，即认为人类通过种种自我方式来回避荒诞的存在境遇，从而慢慢地习惯了机械僵化的生活模式，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之中。
2.神秘难解而又无法逃避的异己力量加缪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荒诞哲学的应用与渗透，还表现在对一些神秘莫测而又不可理喻的异己力量的描述。这种力量有时又是无法逃避和回避的。比如，在他的戏剧作品《误会》中，他就叙述了一个死亡的悲剧故事，其中蕴含了某些具有一定支配性力量的神秘但又荒诞的力量。若望回家后却被亲人杀害，玛尔塔与母亲为了开始新生活不料毒死了亲人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稀奇古怪的事情，却似乎又让人感觉无法抗拒和逃避。这是加缪对于荒诞哲学的巧妙运用，让作品中出现了种种本意与现实、希望与实际之间的巨大反差，甚至让事件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个作品的题目就很好地阐述了荒谬的巨大力量，它会操控人的命运发生非此即彼的结果，并且是不可逆转的。
3.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加缪上面的两种荒诞的解释与表现手法，实际上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比如，《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过着的一种局外人的生活，他的生活状况是封闭的，整个生活方式与生活处境都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与客观世界之间是断裂疏离的，从而也充分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疏远隔离的生活状态。在默尔索看来，整个生活就像是一个大机器，人们都过着一种如同齿轮般运转的生活，表面上一切井然有序，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一个牢笼里。因此，他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能够发现生活中各种荒诞的景象，并有着局外人独有的观察方式与处理方式。比如说，他在面对母亲死亡的时候，并没有在葬礼上表现出常人的悲伤与哀痛，因为他认为每一个都难逃一死，母亲的去世只是真理的表现而已。他认为整个世界是陌生且难以解释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任何远大理想都是徒劳的，任何荣誉都是无价值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虚无飘渺的世界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说明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巨大疏离感。
二、西西弗神话中的荒诞哲学
1.发现荒诞法国作家加谬在文学创作中渗透进荒诞哲学的理念，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生活中的荒诞的一面很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引领人们更为清晰地看清楚客观世界，对于现实世界中的荒诞现象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人们要想发现生活中的荒诞并不是很难的，有时几乎就是一种油然而生的状态，在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之下，猛然之间做出的反应，即忽然发现了生活中的荒诞。当然，这种反应也许是对生活的厌倦，抑或是失望，也有可能是警醒。发现荒诞必须依靠人的意识，否则，麻木不仁的人是无法发现荒诞的。那么，在他的随笔集《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描述到人们的生活是遵循着既定的生活模式，但是，一旦有一天人的意识忽然被激发出来，就会提出为什么这样生活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机械式麻木生活模式的规制下，开始萌发了意识运动，其结果是无意识地重新套上先前的生活枷锁，也有可能是彻底的觉醒，对枯燥生活发出通牒，表达出种种厌倦和不耐烦甚至于反抗。
2.表现荒诞加缪的荒诞主题，首先就集中体现在他的同名篇章《西西弗神话》中。该篇文章中的西西弗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他由于过于聪明而遭遇了宙斯的惩罚，被要求把巨石从一边滚到另一边去。但实际上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当他好不容易把巨石推过山顶的时候，他已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巨石依然回到了山脚下。加缪对于西西弗的境遇描述，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人类困境的暗示。在他看来，我们枯燥无味的生活状态不就是一块压在我们身上的巨大石头吗。我们为了所谓的生存而不断重复着毫无意义的简单劳作，每天每年都在重复着重复的事情。整个生活方式显然毫无生机可言。我们就如同西西弗推石头上山，最终石头又回到山脚下，我们的生活又回到惯常的状态之中。当我们认为西西弗的命运很悲哀的时候，我们的命运实际上还不如他，因为他毕竟有事情可以做，但是，我们却在麻木地重复着每天的生活方式，根本无时间和无精力去进行认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而生活，我们能够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等。因此，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和谐的音符，亦即荒诞。在加缪看来，荒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指人与世界、人与生活之间的分离和冲突。正如同人们生活在人生的一个大舞台上，演员与舞台布景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协调差异性。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来解决这种荒诞的问题。当然，人们在解决荒诞的过程中会有多种表现，比如，理性、和谐、公平、永恒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消亡，这种解决方法发挥出来的能量却又是有限的，这显示出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除的。我们希望世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现实情况却反而背道而驰。荒诞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如果没有了上帝，人类如何生存。上帝可以引领人们去解决罪孽的问题。但是，一旦上帝不复存在了，那么，人类如何去面对自己失去上帝之后的罪孽呢？这是人类失去信仰之后的恐慌，也是生活露出本来面目的反映，从而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人们在清醒后的激情是令人感到心碎的和痛苦的，因为人们只能作为社会中的局外人生活，无法来解决荒诞的社会现象。
论文摘要：随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简要分析了新随笔繁荣的原因，结合新随笔作品着重从题材分类、艺术风格、审美特征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探索性论述。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随笔至今尚无一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定义，但这并未妨碍随笔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股热热闹闹的“随笔”潮占据了各类报刊，蔚为壮观。面对这种悄然而至的“随笔”热，人们与二三十年代的随笔相对应。称之为“新随笔”。目前，与新随笔引人注目的创作实绩相比，随笔的理论建设却贫乏得几近空白。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关注和研究，使得新随笔这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在基本特征、创作特色、思想深度、创作意识、发展趋向等方面的论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见于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没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论成果。固然，理论常常是灰色的，随笔的创作者也会说“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的规范设计所羁绊”；或者说“还不如索性让‘随笔精神’氤氲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无所不在。时或从作者心底流露笔端的好”。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论探讨，除却能帮助引导读者更好地“接受”新随笔之外，对随笔自身的创作和发展也是大有意义的。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拟就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评述。
首先，有必要对新随笔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原因加以简要剖析。与新时期曾经出现的“诗歌热”、“报告文学热”等相类似。新随笔的兴旺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随笔自身独特的文体特性密切相关。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放、宽容的环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种“我花开罢百花杀”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空间能给不同的“声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容的文化氛围里，作家们找到了“自我”，不再担忧“我手写我口”的作品会异化为“吾丧吾”的证明。其次，由于当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现象开放带来的多元认识、多向思维增强了人们选择的迷惘和困惑。带来了认识判断的渴求。这样，随笔正好以其轻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点，承担起了引导人们思想开放之任，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构成复杂。新随笔的文体特征尚在形成演变阶段，因此，要想完整、准确、全面地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作出总结可能为时过早。但是，在对新随笔作品分析之后。我们认为新随笔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
首先，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到社会变革、世象管窥，小到个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为新随笔的“关怀”对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此。新随笔敏锐地作出反应，并且以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为其底蕴，对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存在迅速发言评判。对世态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现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换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阶层关注社会、思考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如果按照题材内容来归纳，新随笔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读书类随笔。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主要是知识阶层人士，特别是人文类知识分子更是随笔创作的主要力量，而读书写作几乎是中国读书人展现自我精神世界的传统方式，所以，读书类随笔就自然构成了新随笔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视的是，这类大行其道的读书随笔已不再停留于传统的“读后感”模式，“读”常常只是作者表达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点，以阅读为契机来展现作者“自我”才是读书随笔的本质。如王蒙的(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传达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认识，而周涛的《读(古诗源)记》，则以新的视角表达了对传统诗歌的阐释，对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来还有一些随笔名家由读书而写出的系列作品，如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录”系列和李国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内涵的读书类随笔佳作。二是社会随笔。社会随笔以对各类社会现象的评说为主，如果说读书随笔的生成主要由于心灵和书本的碰撞契合，社会随笔则是世象万态在人们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会随笔的内容往往是大众都不陌生的现实话题，表达的是一种对缤纷的社会现象理论性的观察、机智的思考和个性化的见解。从吸烟禁烟到通货膨胀，从反贪倡廉到道德建设，上自国际风云，下到居家琐事，都是社会随笔述说的对象。由于社会随笔的内容贴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关注的话题，所以更受到大众的喜欢。如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通过对“三农问题”进行历史的、理论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话题。三是思想文化类随笔。有别于社会随笔直接关注“问题”，思想文化随笔则主要抒写当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对此，三联书店《读书》的编辑们将其称之为“后学术”或学术性随笔，颇为传神和精当。思想文化随笔展现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呼唤和交流，反映着对人生、生命、理想和价值等重大问题的独立思考，因此，本质上思想文化随笔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尔等的“随想录”，从而更具有思想、文化价值和个性意义。如韩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叶秀山的《没有时尚的时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来思想文化随笔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类随笔主要展现的是作者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见解，具有浓厚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类学、哲学的眼光，对自古至今形形的性现象、性迷失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解剖与辨析，表达了作者对“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随笔。生活随笔似随手拈来的抒情性散文，或记人，或写事，或抒写个人喜怒哀乐，常常从我们身边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灵，诉说生活的感慨。生活随笔的特点是以小见大，以情入理，浅入而深出，向读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个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我”。唐达成《头发的悲喜剧)、王蒙(我的饮酒)和韩小惠(体验自卑》等便是生活随笔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随笔突出的风格特征。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序文中说：“意之所至，随即记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固目之日随笔”。新随笔尽管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但这种“意之所至”的自然风格却未完全改变。当然，不求雕琢、随意自然决不意味信马由缰，随意而为，优秀的随笔离不开厚实的思想和文学修养，古人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对于随笔的这种风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随笔是将所见所闻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随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无修饰之故，能见作者的才华与气量，实为很有兴味的作品。”纵观近年来的新随笔作品，其我手写我心，有感而发，从心所欲，不蹈袭，不做作的创作特征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新随笔自然天成的特点除了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外，还反映在思想内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正如随笔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随笔的天敌是禁锢和做作，随笔的灵感源泉是自由与自然。”如张中行先生的随笔集《顺生论》，以娓娓道来的笔法，绵密自然的论证，条分缕析，推本溯源，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富的人文知识，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生见解，既没有虚张声势，也绝无教条色彩，从文风到意蕴都充满了自然和率性，开人眼界，启人胸襟。与随意自然的风格相伴，新随笔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写作风格，真正可谓文如其人，绝少干人一面现象。如汪曾祺的平实自然、张中行的严谨古朴、周涛的雄浑崇高、舒展的大胆泼辣等等，既无掩饰，也无矫情做作，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实、自然的灵魂，这也是新随笔所以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之一。
知性感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新随笔鲜明的审美感受特征。随笔的文体特点不易确定，但在仔细品评过新随笔作品后，我们便不难发现，知性感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成功的新随笔作品突出的审美感受特征，也是新随笔艺术魅力的奥秘之所在。余光中先生在分析散文的知性和感性时曾形象地描述道：“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其实，我们用这种比喻来说明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也仍是颇为妥贴的。近年来，文学界一方面有人刻意追求“纯粹”散文，一味抒情，陷入感情的沼泽，媚而无骨；另一方面，一些散文以载道说教自居，矜博炫学，读来每每寡淡无味。在这种创作背景下，新随笔摒弃了上述偏颇之弊，达到了感性和知性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理趣和情趣的互不偏废效果。当然，在新随笔的具体作品中，感性和知性决不是人为的搭配、生硬的焊接，每篇文章到底是以感性抑或知性为重，还得取决于文章的内容和主旨。总体而论，多数随笔作品以理为重，以情济理；也有部分随笔作品以情为重，以理显情正是与这种重于知性而又不废感性的创作特征相一致，新随笔作品自然达到了既有理趣也不乏情趣的审美效果。当然，新随笔所表现出的丰富而深刻的“知性”(理)，往往不是依靠长篇大论，或学术论文般的逻辑、推理来加以揭示，而是在夹叙夹议中自然点出，完全是作者思想智慧的自然流露。同时，随笔中的“情趣”与诗歌、抒情散文所抒写的单纯情感也不相同，随笔的“情趣”每每和“理趣”相交融，它所抒发或蕴含的感情常常也不是直露的，而是经过升华或折射的，情难以割裂开理而独立存在。如周涛的《塔里木河》方方的《和平日子的恐惧》等就是新随笔中以情济理的佳作。另外，对于不同秉性的作者来说，其作品知性、感性的重心，情趣、理趣的追求也直接呈现了个性色彩。如周国平的随笔常显哲学的思考，而史铁生的随笔则展露的是人生的精神深处和心灵空间。
最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是新随笔的个性品格中越来越凸现和强化的创作特征。就篇幅而论，新随笔作品属于文学大军中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适合于表达创作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或者说新随笔易于展现知识分子“精神自治”的特点，故而，一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也自觉地加入到了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之中，加上当代文坛的一批中青年佼佼者，就使得新随笔创作较好地克服了自身的“小气”现象，不仅具有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体现出了沧桑的生命感悟和独特的思想品格，成为一种“智者文学”。如金克木先生的《告别词》，面对日渐老去的生命，以智者的从容达观地吟唱了一曲挽歌。值得我们思考并学习的是这批前辈以耄耋之年，在信手拈来、直抒性灵的同时，却没有因对传统经旗烂熟于心所带来的陈腐之气，相反，作品中时时闪烁的是科学、理性的光芒，是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剖析。在他们的笔下，康德、罗素和孔子、老庄均是活灵活现可亲可敬的人物，绝无陈腐老朽气，只现老辣醇厚味，突出体现了新随笔的价值精髓和思想要义，这从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等作品中能得到充分证明。
关键词：隐形；诗学；意识形态；赞助人；翻译文学；关系
Abstract:Theauthor’sinvisibility,ortheunfaithfulnessoftranslatedliterature,hasalwaysbeenacontroversialtopicin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Whyisthetranslatordissatisfiedwiththe“formalequivalence”betweenwordsfromdifferentcultures?Underwhatcircumstanceswilltheauthorofthesourcetextbeinvisible?Whati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uthor’sinvisibilityandthetranslator’svisibility?Fromaculturalperspective,howdoesthenotionofinvisibilityaffectthedevelopmentoftranslationstudiesandthepursuitoftranslationcriticism?TheauthorattemptstofindanswerstothesequestionsbyemployingatheoreticalframeworkbasedonAndreLefevere’sviewsontheinfluenceofpoetics,ideologyandpatronageontheproductionontheproductionoftranslation.
Keywords:author’sinvisibility;poetics;ideology;patronage;translatedliterature;relationship
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译作不同程度的失真，笔者将这种翻译文学中的变形现象称为“原作之隐形”。
“原作之隐形”，换言之即“译作之不忠”，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翻译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作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译作之后？原作的隐形与译者地位、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评论之间究竟有何因缘？这是一个值得译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本文中，作者试图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入手，对此现象作一文化透视。
理论依据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是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阐述了关于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翻译文学作品要树立何种形象，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翻译策略都与意识形态和当时的译语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紧密相关。而赞助人，包括政党、阶级、宫廷、宗教组织、出版社和大众传播机构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Lefevere,1992a）。
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对长期以来为翻译“对等”的樊篱所缚的翻译界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那么，它对于“原作之隐形”现象又具有怎样的解释力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种种隐形情绪背后所蕴藏的禅机，或许能够发现异样的谜底。
隐形情结和因缘种种
一、隐形与诗学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指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1992a:26)。
在翻译中，由于译者心目中的意向读者和服务对象来自译语系统，译者本身又浸染于译语系统文化当中，译语系统的主流文学形式和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学观在这种“作用”下发生变形。这种变形首先是译作对原作的语言，特别是语法结构、逻辑形式、文体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语言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各种各样的语篇当中，即使是权威的经书典籍比如《圣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样的作品，也会由于诗学观的影响在译者的诠释和解构中发生变化。例如，路德（MartinLuther）在以德文译《圣经》时就经常添加一些表示“转折”的连词，比如“Allien（但是）”。这是因为，虽然拉丁希腊文中无此原文，但德语的语法结构却要求他作这样的改变（蒋百里，1921）。而对于严复是如何配合他的“用心”郑重地选用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中的桐城派古体，又是如何根据汉语的习惯将《天演论》进行“化整为零”的拆变，则早已成为译坛百年之佳话。
语言的隐形不仅受到社会主流文学观的影响，有时还为译者本人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所操纵。这种隐形在诗歌和戏剧翻译中尤为明显。例如：对于拜伦的《希腊岛》（TheIslesofGreece），不同的译家便采用了不同的文体。以第一句为例：
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
Whereburningsappholovedandsung,…
梁启超译文：（沉醉西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苏曼殊译文：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可斐斐，茶辐思灵保。……
译文：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诗媛沙浮尝泳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谢天振，2000：146-147）
对于拜伦这首著名的诗篇，同一个国家的译者，为什么样会有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呢？一方面译者要借诗明志；另一方面，更由于各自的文学观和审美意识不尽相同。梁启超要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则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苏曼殊取五言诗体来抒发个人情怀，而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他们都有以自己的文学观从不同的欣赏角度给译作涂上了浓烈的个人色彩，重塑了拜伦诗中的艺术形象和不同的拜伦形象。
文体方面的变形不仅将原文结构或文体隐身于译作之后，同时还可以导致风格的变形。风格上的隐形，可以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的添减便改变了整个面貌。如：
ItwaseventwylightwhenheentredthecittieofAntium,andmanypeoplemethiminthestreets,butnomanknewhim.SohewentdirectlytoTullusAufidiushouse,andwhenhecamethither,hegothimupstraighttothechimneyharthe,andsathimdowne,andspakenotawordetoanyman,hisfaceallmuffledover.Theyofthehousespyinghim,wonderedwhatheshouldbe,andyettheydurstnotbydhimrise.For,ill-favoredlymuffledupanddisguisedashewas,yetthereappearedacertainemajestieinhiscountenance,andinhissilence:WhereupontheywenttoTulluswhowasatsupper,totellhimofthestraungedisguisingofthisman.（十六世纪英语）（王克非，2000：292）
这是英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译家诺斯（ThomasNorth）从阿米欧的法文转达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贵人传略》中写柯里奥兰纳斯一书的开场白。风格既无阿米欧的古典，也不像原作者普鲁塔克，而是一段颇具诺斯色彩的生动活泼、充满戏剧色彩的新篇。其中，“Theyofthehousespyinghim”中spying是诺斯为原作所加的颇为戏剧化的一笔，而文中新增的副词ill-favoredly亦使整段译文更富神秘色彩。
如果说，语言结构和文体风格上的变形只是不同程度地碰破原作的“形”与“壳”，那么，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错位则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原作的“灵”与“肉”。
二、隐形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它可以是社会的、上层的，也可以是个人的（Lefevere,1992b）。
意识形态使用于翻译过程时，造成原作的文化在译作中的隐形。“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a:41;陈、张，2000：177）。因此，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原作中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褪色、变形乃至消失。
比如，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谢天振，2000：148）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又如，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王宏专，1999：40)。
文化隐形的现象在有关伦理道德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20世纪初蟠溪子所译的《迦因小传》中迦因未婚先孕的一节即被译者删除（陈、夏，1997），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允许女子越雷池半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节译本中有关描写的许多场面都被删减（成、周，1998），因为当代社会虽然开放了许多，但其主流意识形态仍不鼓励性开放。而针对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名剧《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中的台词，不同的译者所作的不同处理足以让我们对异国情调刮目相看。
在Lysistrata这幕剧剧终时，女主人公在请由美女扮演的“和平(Peace)”把斯巴达的和平使者带来时说了一句台词：“Enmedidotencheira,tessathesage.”直译：Ifhedoesn’tgivehishand,takehimbythePenis.对于这句台词，不同的译者的处理方式是：
①Ifanydonotgivehishand,leadhimbythenose(ByWilliamJ.Hickie1902).
②Iftheydon’tgiveahand,alegwilldo.(ByA.S.Way1934)
③Ifhandsarerefused,conductthembythehandle.(ByDouglassParker1964)
④Butiftheywon’tgiveyoutheirhands,takethemandtowthempolitely,bytheir…life-lines.(ByPatrickDickenson1970)
⑤Takethembythehand,women/orbyanythingelseiftheyseemunwilling.(ByDudleyFitts1954)(Lefevere,1992a:41-42)
显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译者对penis这个词作了不同的诠释和意象转移。为什么其中的差异如此之大？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要为某一套意识形态服务，就会配合这一意识形态树立某种形象。当原作的文化意象与译者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接受的形象作隐形的移植。
三、隐形与赞助人
赞助人（Patronage）在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中被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张，2000：176），赞助人主要控制作品的意识形态、出版、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它可以是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Lefevere,1992a:17）。对于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原
语言结构或
作的“二度隐形”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度隐形使原作发生“二度隐形”的译品，大多是通过某一媒介转述或通过已有的译本转译、改编而来。因为原述者或原译本在第一次翻译时已一度变形，在这种基础上再创造的译本难免遭至二度变形。二度变形的译本导致了原作二度隐形。在这方面，林纾是当之无愧的译林高手。林纾不懂外文，他的译品主要建立在助手的转述和自我加工、改译的基础上（钱钟书，1981）。他还不顾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凯撒》和易卜生的剧本《群鬼》等都译成小说（冯至，1959）。与林纾同行的日本明治中期的高产译者黑岩泪香对侦探小说的改写度更是比林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读了许多英文侦探小说后，有趣的故事情节尚在脑中，”然后坐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编辑室里，“不看原书，信笔译去，创所谓通俗易懂的‘泪香风格’”(王克非，2000：324)！而三、四十年代由、改编的托尔斯泰的名作《复活》在南京公演时不但抹去了《马太福音》，而且还有意让原作中的波兰革命者唱起了抗日救国的战歌(黄，2000；谢，2000)！这些作品虽然经过了二度变形，但其不断增长的出版数量足以证明“林译小说”和“泪香风格”都在各自的国度获得了成长的土壤：林纾以180余众的高产位列众多译家之首，而黑岩泪香也以130余本入居高产译者之列。、的《复活》更是在民众之中引起巨大的轰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让原作“隐”了“形”甚至还带有各种错误的译本在读者或观众中具有广阔的市场呢？从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文学形式，但更重要的，还来自于当时的文学赞助人的广泛支持和扶植。在林纾的时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迅速兴起，大批康有为、梁启超们致力于翻译以政治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来达到改良政治的目的（王宏志，2000）。林纾的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正是顺应这股潮流而生的，理所当然受时上层改良家们的支持。“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的这首诗，是对林纾最好的肯定和宣传。而黑岩泪香所处的日本明治中期，亦属于“民智未开”的社会，侦探小说的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自然吸引了广泛的读者。更何况，黑岩泪香本身就是舆论工具的控制者，他的译作大多就是在他自己创办的《万朝报》上连载(王克非，2000：324)。而、将《复活》改编并成功地搬上舞台，都离不开当时正在走向胜利的“红色”力量的扶助和领导。由此可见，作为赞助人的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和新闻出版机构在隐形的文本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
隐形与共识
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和大量的史料来看，翻译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原作之隐形现象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权力操纵的必然结果(Hermans,1996:26)。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Toury,1978:89)。原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norms)”。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和不同的“规范”，必须作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原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鲁迅，1981：151-153），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试想一下，有哪能一本“逐字翻译”的作品真正流传于世呢？相反，译者也可能将原著文化或“规范”彻底，但这已超越了“翻译”的界定范围。比较合理的选择常常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位置，即，译者会浓度既牺牲原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Toury,1978:88-89)，其终极产品会因为不同的偏向而烙上“异化(foreignization)”或“归化(domestication)”的色彩。而译者为满足译语文化读者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时由于译者本身又受译语文化的种种制约，更多的时候是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让原作隐形于译作之后，而这种隐形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它们在翻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控制着原作的隐形程度。
隐形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勒菲弗尔以他的“三要素”论，把翻译中的隐形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范围中进行审视，把一向不愿为“奴”而又诚惶诚恐于“以忠实为天职”的译者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与原作的关系，重新认识作为译者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译论把翻译视作原著的复制品，因而翻译在地位上屈从于原著，翻译研究也以“原著为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对原著任何的隐形都被视如“叛逆”或“不忠”。而在勒菲弗尔看来，译者能不能译出与原文相近的译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根本不存在要和原文对比”(王宏志，1999：17)。换句话说，即，对原作的隐形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对原作进选择文化解构。勒菲弗尔的这一理论对“原著中心论”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确定了翻译研究以“译语为中心(target-textoriented)”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勒菲弗尔并不是孤独的施行者。纵观世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与勒菲弗尔牵手的人比比皆是：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Norms)论，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的“格式塔”(Gestalt)，弗美尔(HansJ.Vermeer)的“目的论”(Skopostheory)，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原文至上的观念，勒菲弗尔在英国的同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更是赞同“翻译有如‘吸血’”，译者应对原作“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陈、张，2000：186)！而解构学派则坚信只有将原来的“器皿”击成“碎片”，将原作“置之死地”才能重塑“后起的生命”！翻译不再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过程中的隐形也并非是对原作的“淹没”，而是原作的“再生”，是原作“生命延续”的阶段(theirstageofcontinuedlife)(Benjamin,1992:73)。看看庞德是如何让李白在美国复活，看看在中国早已死去的“寒山诗”是如何成了“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精神食粮，再想想英国的二流作家哈葛德是怎样在林纾的笔下家喻户晓，想想在挪威并非最突出剧作家易卜生是怎样在《新青年》上光芒四射的，翻译中的隐形对译者、读者和原作的意义不言而喻！那么，翻译家为什么还要甘于作“茧”？翻译家要提高自我价值，首先必须有勇气让自己“现身(Visible)”，让原作“隐形(invisible)”。“亦步亦趋”，是永不可能建立起“卓而不群”的学科体系的！
隐形现象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索是如何看待译品评介的问题。传统的译评常常介于“空泛的赞赏”和“集中评错”之间(王宏志，1999：7)。而这种“错”，往往是由于隐形所导致的。挑“错”标准仍然以原著为参照。确实，从纯
粹的翻译技巧上看，如果我们认为只要不是“逐字”的翻译便是翻译的败笔的话，那么，严复的翻译确乎算不上成功，因为他在系列“醒世”译译作中将“俚鄙不经之事”皆“芟剃不言”①。但从严复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上来看，我们能说他的译品不是成功之作吗？翻译毕竟不是一种纯技巧活动，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翻译作品不可避免地要烙上文化的印记。因此，对译品的评介不应该只限于狭义的“忠”与“不忠”的范围，而应该置之于历史的、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讨论。在“信、达、雅”之外，译评家有更多的核心问题可以触碰和深入探索，比如说，由于隐形所产生的佳译或劣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效果，等等。
最后一点是对于“隐形”的态度问题。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Lefevere,1992b)和全球文化交流的趋势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隐形现象在未来的翻译文学中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还将伴随“异化”现象的升温而继续与之分庭抗礼。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对隐形现象的欣赏度也会越来越大。作为译者，在特定的诗学观、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作进行适度的隐形是完全必要的。作为学者，更有责任学会如何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没有必要把这种“隐形”视如“文化堕落”（孔慧怡，1999）而战战兢兢地敬而远之或面红耳赤地诛而伐之，更不能武断地要求译者“附庸”于原作，因为异域的文化在进入新的氛围的过程中经过一路“颠顿风尘”和“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钱钟书，1981），它的终极形式不可能是纯粹的“之乎者也”，也不可能是纯粹的“YesorNo”（冯至，1959）。而作为原作者，也大可不必因为“译作的声音超过了原作”而抱屈，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正在于流传。原作通过译者在异域得以繁殖，虽然被涂上了新的色彩，但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该做的似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对译者满怀敬意。
注释
①此为吴汝纶在通信中与严复讨论翻译标准时对严复的鼓励之辞，转引自王克非编著《翻译文化史论》，p.5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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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精神病:文学创作
伍尔夫是英国19世纪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女权运动的经典作家,其特立独行的创作活动享誉世界文坛。她创造性地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有意识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积极寻求和营建与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相吻合的文学话语方式。其女性主义思想对于后来的女权运动具有奠基性的指导意义。但是与伍尔夫的创作活动相伴随的是间歇性的精神抑郁与兴奋,从作家一生的情况看。弗吉尼亚伍尔夫每完成一部小说的时候.她都会精神崩溃;而在小说创作投入时,往往会极度地兴奋。吉尔伯特·桑德拉和苏珊·古芭在女性经典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疯女人”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作家笔下女性人物及女性作家自身形象的典型意象,反映女性作家在表达真实自我与传统男性写作规范之间痛苦的精神抗争。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伍尔夫曾描述自己的生活是“那种走在深渊旁的羊肠小道的感觉”。
一、伍尔夫的精神病概况
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59岁的时候,在写下给丈夫伦纳德与姐姐文妮莎的信后,来到乌斯河畔,在衣兜里装满石头,慢慢走入河心沉入水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传记学者们大多认为她的死与她的精神病史有关.伍尔夫确实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它是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和行为与其存在的客观世界发生了严重不协调和冲突时所出现的一种精神异常现象。对伍尔夫而言,疯狂的警告性症状是头疼、失眠、视听幻象,血管刺痛,头晕目眩。伍尔夫曾多次表现出自杀倾向.1904年,父亲去世。她不断陷入幻觉,试图从窗户跳出去:1913年,婚后生活的不适使她一度陷入精神紊乱,悄悄吃下100片左右的巴比妥,经过紧张抢救才脱离危险;28年后,她以自杀这种极为疯狂的形式摆脱病魔的困扰,来完善生命、实现自我。
伍尔夫的精神病首先是源于家族的遗传。斯蒂芬家族存在着精神病不稳定的血缘气质。其父莱斯利-斯蒂芬发作过他称为“狂暴突发症”的病。他的朋友们都害怕流露对他的批评意见.伍尔夫也继承了这种对舆论意见的极度敏感。其次。伍尔夫的疯狂是一种对往昔岁月的逃避。这与她身边亲人接二连三的死亡有关:13岁时深深依恋的母亲朱莉亚因流感而引发风湿病去世:15岁时接替母亲照顾她们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斯蒂娜离开了他们:22岁时父亲斯蒂芬患胃癌去世:24岁时哥哥索比也离开了他们。除此之外,伍尔夫幼年曾经遭受过同母异父哥哥的犯。痛失亲人的伤心、无助以及对父亲的负罪感严重地影响着她的健康。最后,男性社会各种制度规范对女性的压抑与女性追求精神心灵的自由、表达女性真实内心世界的努力之间的各种矛盾也是伍尔夫精神疯狂的原因。伴随着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活动的是她的精神疾病:“创作的成功使她享受到满足,创作的过程中的心路折磨则使她感受到深刻的忧虑,每当焦躁和忧虑猛烈地袭来,就会成为精神病复发的诱因。”
二、女性作家身份焦虑加剧病情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在其诗学着作《影响的焦虑》(AnxietyofIn.lfunece,1973)中将文学的影响比作父子关系,弱势诗人只能模仿其父辈诗人。而强势诗人却能奋起抗争,挑战父辈诗人。形成俄狄浦斯式的对抗。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修正了哈罗德·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将“文学父子之间的俄狄浦斯斗争的弗洛伊德范例转变成女性主义的影响理论,用来形容在父权制文化与文学中的19世纪妇女作家的焦虑。”实际上l8、l9世纪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各种社会道德规范束缚下的女作家就扮演了文学中“子”的角色,吉尔伯特和格芭指出,“在男性中心的文学俄狄浦斯范式中,女作家被忽略。女作家在面对这样男权中心思想所建构的创造力与文学史图景,她的焦虑是更深层的。——一种对作家身份的焦虑。”
作为女性作家,伍尔夫对其作品创新、超越传统、超越自我的焦虑使其处于精神痛苦中,甚至多次精神崩溃。伍尔夫在其El记中大量记载了这种担心与忧虑。“就写作而言。最糟糕的是作者过分看重外界的赞誉。可以肯定,这个短篇(《邱园记事》)是得不到什么赞赏的。而我还会对此有些在乎。一大早的没人来说好听的,很难动笔。”(1919年5月12日记) “《夜与日》仍缠绕在心头,浪费了许多时间。乔治·艾略特从不读书评,因为别人的飞短流长会令她无法写作。现在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毁还是誉我并不特别计较。只是这些东西扰乱了心神。”(1919年11月16日)今天下午我终于设想出一部新小说的新表现手法。……即结构松散,可以包容一切,同时,更接近主题.却又能保持形式和节奏的不变。”(1920年1月26日)“我将不再为取悦别人而写作,而作出改变,现在我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将来也是。”(1937年8月6日)培伍尔夫的成长受到已经内化于心的贞洁观念的影响,她常处于缄默状态。“作为一个女性,她常常会感到很难替复杂的思想状态找到适当的语言表述。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性和小孩都储藏着私人化的词语内涵。因为她们使用公共话语的空间受到了她们低微地位的限制。”千百年来女性的缄默状态与作家所必需的心灵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形成一种的尖锐的矛盾,这使得女性作家在创作活动充满了困惑与焦虑。伍尔夫常处于思想表达的压抑状态,“我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但我只有男人的语言”。当她写作时感觉到:女性写作“缺乏一种传统规范,而一代人的工具对下一代毫无用处,又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伍尔夫发现,要大声地表达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现存的语言无法表现的女性特有的感情建构一种表述方式,几乎需要疯狂地冒险。基于传统的“性别类比的思维习惯”,大男子批评家像对待妇女那样评判她们的作品:“妇女作品所受的待遇好象它们本身就是妇女,对它们的评论往往始于其胸围、臀围进行的学术测量”。同仰对于伍尔夫来说,写作是一种革命行为,她与英国父权制文化及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她在落笔时充满恐惧和决心。因为语言和文化被压迫者攥在手里,要和他们争夺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但伍尔夫还是义无返顾的拿起笔,努力地抗拒和颠覆着父权文化。
三、创作的文学治疗作用
心理学理论认为,精神抑郁状态是心理能量长期淤积的结果,这本身是一种致病的过程,淤积的心理能量必须释放,释放了才觉得舒畅和健康。而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精神创造活动便是心理能量释放的重要途径和出路。对于伍尔夫而言,早年母亲的去世诱发了精神病,之后亲人接二连三的离去以及同父异母哥哥的犯都使她长期处于抑郁状态.特别是婚姻生活的不适及没有孩子常常让她在姐姐跟前感到自卑,还有将自己所思所得诉之于笔端的冲动欲望等等。而伍尔夫创作活动使她表达自己声音的欲望得到满足。创作上的成功也冲淡了婚姻生活的阴郁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写作缓解了伍尔夫的精神抑郁症,有自我精神治疗的作用。
伍尔夫生病时。她经常会产生幻象并受到奇怪的声音的折磨,她会听到死者声音,这种幻象与往昔的生活和已逝的灵魂联系在一起,使她处于一种精神上的孤立状态和毁灭性的隔绝状态中。她的思想空白,退化到完全被动的植物状态。这与她早年失去亲人的的经历以及成长中的孤独有关。为此,父亲死后,伍尔夫兄妹们逃离了令人窒息、充满伤心记忆的肯辛顿区搬到布卢姆斯伯里区,企图从父亲的专横、呆板、阴暗的生活阴影中摆脱出来,伍尔夫一直都在做着努力。然而,早年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幻象的形式使她精神恍惚,难以摆脱。她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写作来记载斯蒂芬一家曾经的快乐生活.也塑造心目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期望卸出心头的重负,后来的《到灯塔去》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中的拉姆齐夫人就是她塑造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一个有个性却没有留下生动言论和着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从13岁母亲去世到44岁完成《到灯塔去》草稿的多年里,母亲的灵魂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当这部小说完成时,她就不再看见母亲了,也不再听到母亲的声音了。通过给记忆赋予形体,她现在能够自己支配父母遗传禀赋,排除他们的错误从而将自己造就为艺术家。
四、患病丰富了她的文学视角,形成独特的艺术景观
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写到: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着作里。患病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漫游,它带给作家探索人物内心隐秘世界的机会,也进一步拓展了作家文学描写的的空间。对伍尔夫而言,其身体的或精神的特殊体验都会影响到她的创作过程,写作既是为缓解疯狂的紧张状态而作的挣扎。同时也是对心灵挣扎的自动记录。“每一部作品都朝那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上堆积一点,我则把它像假面具戴着在世上走” “真我”和“假我”之间的抗争让作家陷入自我分裂之中。因此,“疯子”形象就是作者本人的重象,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倾诉了作者本人的忧虑和愤怒。
在《达洛卫夫人》中通过赛普蒂默斯的形象传递了作者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伍尔夫对赛普蒂默斯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大篇幅地描写了他的妄想性的幻听幻视等错觉以及意念跳跃、情绪亢奋、语无伦次,有时听见麻雀用希腊语歌唱,有时又以先知的身份向世人宣布真理等等情景,显示了作家对于精神病人反常意识形态的深入把握;而且都可以在伍尔夫的病史中找到依据.这种人物的塑造方法与她患病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通过赛普蒂默斯的视角.对当时英国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论文摘要：唐寅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其狂放人格的形成有其先天因素也有其后天因素。他的文学创作重情尚真，大胆表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不拘一格，不避俚俗，这与他狂放的人格是有一定联系的。
唐寅是明代历史上风格特异的奇才。他在文坛上名声显赫，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桢卿一起被称为“吴中四才子”。他还是吴门画家中的重要人物，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唐寅才气过人，风流倜傥，放浪形骸，常以诗酒自娱，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集才气与狂气于一身，钱大昕评价他“狂士标格，才子声名”(《像赞》)。对唐寅狂放人格及其文学创作进行论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唐寅的生存状态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认识人与文之问的关系，而且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唐寅的人格、创作心态和人生悲剧。
一、狂放的人格形态
唐寅潇洒倜傥，放浪不驯。在明代，人们对其为人、创作就有品评。《新倩籍》：“唐寅，字伯虎。雅资疏朗，任逸不羁。”《吴郡二科志·唐寅》：“(唐寅)为人放浪不羁，志甚奇，沾沾自喜。” “顾磷《国宝新编》：“弱居痒序，漫负狂名”。他的父亲唐德广一心希望他能够博取功名，光耀门庭，专门“致举业归教子畏，子畏不得违父旨”。而唐寅生性疏狂，放荡不羁，“与所善张灵纵酒放怀”。并与张灵“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斗，谓之水战，不可以苏狂赵邪比也”。在以斯文教化为圭臬的神圣之地，两人的行为实在是骇人听闻。唐寅不受礼法羁束，任情而动，在民间留下了不少逸事。他曾伪装成玄妙观的募缘道者，以修葺姑苏玄妙观为名，募得黄金五百两，然后“乃悉召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辄尽”。与张灵、祝允明在虎丘冒着雨雪，假装乞丐。唱莲花落，讨来钱后就买酒在寺中痛饮，说：“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
对于唐寅狂放不羁的行为，还有一些记载，如：《六如居士外集》卷一《遗事》：“伯虎一日与诸友人浪游大醉，时酒兴未阑，遍索杖头，无有也。乃悉典诸友人衣以佐酒资，与诸友豪饮，竞夕忘归。乘醉涂抹山水数幅，明晨得钱若干，尽赎诸典衣而返。其旷达如此。”
清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九《简傲》：“唐寅与客对弈，有给事白浙来访，人其厅，与寅揖。寅日：‘正得弈趣。’给事趋而出。至黄昏，寅弈罢，始访给事。舟人告：‘给事已寝。’寅日：‘吾亦欲寝。’竞上给事床，解衣卧，引其被相覆。给事欲与谈，寅酣寐不应。至明日．午已过，寅犹未起。给事欲赴他席，呼寅，寅日：‘请罢席归而后起。’给事登舆去，寅竟披衣还家。”
《明诗纪事》说：“唐伯虎疏狂玩世，嵇阮之流也。”嵇康、阮籍是魏晋狂士的典型代表，唐寅任情纵性、有违世俗，特立独行，把他归入嵇阮之流，充分说明唐寅身上具有狂士人格特征。
二、狂放人格形成的原因
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等因素的影响，唐寅也不例外。他先天赋就的性格特点中就有狂的一面。唐寅天赋异才，使他恃才傲物。唐寅的狂放有其先天秉赋的因素，又有后天因素的影响。明中叶吴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的新变，市民意识的兴起、吴中放诞率性的狂狷士风的盛行．对唐寅人格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
唐寅狂放人格形成的后天因素首先是他坎坷的人生经历。
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唐寅出生于苏州吴县阊门吴趋坊一个市井商人之家。唐寅二十五岁左右，父母、妻子相继离开人世，亲人的亡故使唐寅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无心科举，在好友祝允明规劝下，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参加应天府乡试，夺得解元桂冠。乡试第一的荣誉使他更加轻狂得意，踌躇满志。然而第二年的京师会试中。唐寅因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而下狱，被革除功名。贬至浙江为吏。唐寅耻不就，遂还乡。弘治十八年。唐寅在桃花坞建成桃花庵，鬻诗卖画为生。正德九年，唐寅四十五岁时，宁王朱宸濠慕其名，“以厚币聘伯虎”。唐寅赴聘，觉察宁王有谋逆之心，“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五年后闻知宁王果然起兵造反，唐寅算是逃过一场劫难。
唐寅的一生是充满不幸和痛苦的，父母亲人的亡故，仕途功名的决绝，使他被一种巨大的悲凉和绝望所包围。特别是科场舞弊案的打击，致使他多年后做梦都为之心惊胆战。
“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光床。”(《梦》)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使他深切体会到“人心不古今非昨”(《怡古歌》)。从此，唐寅更为颓放，以磊落不羁之才，放浪形骸，终日过着纵情诗酒、寄意名花的生活，开始了一种融痛苦于狂放中的人生实践。
其次，明中叶吴地工商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吴中文人好尚，市民意识的兴起也是造就唐寅狂放人格的现实土壤。
明中叶，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苏州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而三吴为最。”吴地商贸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社会观念、社会风尚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吴中)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腧制犯禁，不知忌也。”王铸在《寓圃杂记》描述苏州的景象是：“闾檐辐辏，万瓦甓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孽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吴中文人不再一头撞在科举的南墙上，更不愿为腐败的政治殉身。放旷成为多数人认可的选择。如唐寅的朋友祝允明“好酒色六博，善度新声，少年习歌之，问傅粉墨登场，梨园子弟相顾弗如也，显示出与传统士阶层处世态度的有意对抗。他们蔑视传统礼法，反对个性束缚。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求，追求个人自由和情感满足。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吴中文人好尚，市民意识的兴起，对唐寅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唐寅出生于市井商人家庭，“居身屠沽，鼓刀涤血”，因而，唐寅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比。市民气息更为浓厚。其放荡不羁、纵诞任情性格的形成，除与他本性中的狂狷气质有关．还应归因于明代市民社会优越的文化、经济条件。
第三，狂放傲诞士风的盛行也是形成唐寅特立独行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生长于江南地区的吴中诗人，与生俱来地受到明丽秀媚山水景致的陶染．他们大多生性旷达清狂。追求自由放达。他们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新的思索，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一批“狷狂”之士。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十八中列举了明代横放才士多人．有桑悦、罗圮、刘俊、王廷陈等。由此可见，明中叶文人才士恃才放达，横放傲诞，这种任诞狂狷之风的盛行对于唐寅狂放自傲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狂放人格与文学创作
唐寅的诗歌创作重情尚真，大胆表露自己的真实性情，抒写性灵。他的诗歌多不经意之作。不务锻炼工巧，而才情富丽，时发奇趣，自成一家。这与唐寅狂放的人格特征不无关系。
1．唐寅狂放人格在现实行为的层面上，表现为任诞不羁。傲诞狂狷。透过诗歌走进他的心灵时，可充分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疏狂和傲诞。如他高中解元后的一首诗，“秋月攀仙桂，春风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题画》)，得意与狂傲溢于言表。唐寅的狂放还显现于诗文中对前代狂者的仰慕和追求，在诗歌中自比魏晋名士，“君不见刘生荷锸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恶；又不见毕君拍浮在酒池，蟹螯酒杯两手持。劝君一饮尽百斗，富贵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羡古人，总得浮名不如酒。”(《进酒歌》)再有唐寅特别喜欢以李白自比，“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唐寅恃才不恭、自负和自信，于此可见一斑。唐寅认为自己与李白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虽有辛酸，却也彰显了诗人的傲气。虽然自己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召的经历，但也有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秉性，“不上长安”却醉心于“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的自在生活。
2．唐寅狂放人格是与主流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因而，在他的诗歌中完全抛开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体现出一定的市民性、世俗性和享乐性。
首先，科考案之后，唐寅主要靠书画谋生，商品经济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诗中毫不隐讳自己“鬻画”的创作目的。“诗文书画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之二》)。“青衫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中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
3．狂放人格的行为表现是不拘成法、随心所欲的。唐寅的创作风格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他的诗歌不论是抒写人生遭际的激愤之情．还是充满醉意的闲适之歌。或是失意士人愤慨的倾诉，或是风流才子快意的调侃。不拘一格，任意挥洒，不避俚俗。王世贞评价唐寅的诗“如乞儿唱莲花落”。
论文摘要：陕西儿童文学在当代儿童文学版图里，是不可小视的。当代陕西儿童文学作家中，李凤杰、王宜振、安武林、孙卫卫等是比较有影响的。陕西儿童文学的发展得益于西北厚重的文学传统和文化积淀．也得益于陕西儿童文学作家的辛勤耕耘。
陕西儿童文学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不可小视的文化角色，为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李凤杰、王宜振、安武林、孙卫卫等作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著作并且在全国获得了认可，支撑了陕西儿童文学这片天空。
一、西北儿童文学的重镇李凤杰
李凤杰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个重量级作家。自1963年首次在《陕西日报》发表作品至今，从事创作已整整40年。他用真实的笔墨，将童年的苦难与欢乐描绘出来，以诗化的语言，尖锐的思想，深刻的内涵，悠长的韵味，打动着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心。评论家李星认为《针眼里逃出的生命》:“称它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也一点儿不会过分。”[1]同时，李凤杰也是较早自觉接受“儿童文学应该以儿童为本位’，的写作立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能“关注儿童，表现儿童，有助儿童”，堪称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
李凤杰是一位具有全面创作素质的优秀作家。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小说、儿童散文、童话、报告文学等。他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现实主义的作家、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游刃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用激情的笔墨奉献出许多感动人心的儿童文学篇章。他创作的三部长篇、八部中篇、一百多个短篇儿童文学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精雕细刻，品位高雅，赢得了读者，也受到了评论界的长期关注，曾五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图书大奖，十七次获得省级以及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奖。这就是他ao年创作生涯的硕果，}o年心血的结晶121。
李凤杰的儿童文学创作体现着现实主义的品格。评论家李星曾说过:“李凤杰的作品有一个总主题，就是写关中农民口头常说的‘活人难’—不过是以少儿的方式!”即‘活人难”这三个字准确地道出了李凤杰儿童文学，特别是其儿童小说创作的深厚的社会内涵和生活底蕴，准确地道出了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立场。
二、西北笛王王宜振
王宜振在当代中国JL童诗歌群体中是非常突出的。“他是继柯岩、金波之后中国当代儿童诗的又一个艺术高峰”。[3J他是一个全能式的人物。他的作品在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王宜振的儿童诗语言优美，意境清新，讲究思想性和时代气息的有机结合，有一定的社会实用价值。他的JL童诗歌是诗歌的艺术与诗人的人生经验及现代儿童观相结合的产物，是诗人大胆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借鉴的产物。总体看来，艺术质量优，思想品位高。近年来，王宜振的儿童诗创作尤为丰收。他的儿童朗诵诗，引起儿童诗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和广大的少年儿童的传诵。并在国内各种评奖中频频夺金。“王宜振”这个名字，成了儿童诗界的莫大骄傲。
从1998年一2002年，王宜振的儿童诗歌创作以惊人的佳绩进人了高峰状态。校园朗诵诗是王宜振这几年创作的亮点。他的少儿朗诵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一、语言朴素流畅。他的校园朗诵诗追求一种自然、流畅、朴素的语言风格，摒弃贫乏、浮夸的语言。如《爱心之歌》一诗，诗行整齐，讲究押韵和对称，语言明白如话又不空洞:“……你的心是一把花束，/我的心是一把花束;/}L灵和心灵挽在一起，/这世界就构成花团锦簇;/拭去眼泪拭去痛苦，/踏响快乐踏响幸福;/人人向社会献出一份爱心，/共同把一个美好的世界铺筑……”。它们语言清新、明快、浏亮。读这些诗，让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如听清音;读这些诗，读者不仅有返朴归真的陶然，还有不乏生命活力。二、非常讲究新的意境。他的朗诵诗非常注意优美意境的营造，特别善于从平凡的常见的事物和诗歌题材中找到新意，发现奇趣，挖掘深义。如《小小墨水瓶》，就是从少年儿童日常的生活事物中发现诗意，把人带到了童话般的意境。《红草毒的夏天》这首少年朗诵诗，以特别的目光关注着“山里的孩子”，诗中乡村的“男孩女孩子的小脚印星星点点布满山野/他们像快乐的小鹿跳来跳去嬉戏追逐/甜甜的笑声被夏风酿成芳香的蓝色酒。”不难发现，他是颇具理想主义气质的诗人，用清新但又不乏唯美的语言表现了当代少年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同时以动感机智的诗歌繁复意象，构筑了一个色彩缤纷、清新活泼的艺术画面，营造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艺术境界。三、注意构造音乐美。朗诵诗是音乐与诗的结合，他的每一首朗诵诗都讲究押韵，有的一韵到底，听起来气势磅礴;有的变换押韵，诵起来悠扬悦耳;有的为了造成回环迭宕的音乐美，大量使用叠音词和对称句或重复句，增加了诗的音域，扩大了朗诵诗的舞台表现空间。
总之，王宜振的儿童诗带有浓郁的抒彩，语言活泼，意象跳跃，意蕴丰富，将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与古典诗歌的精致凝练的语言结合起来，在艺术性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三、陕西儿童一文学的双栖明星—一安武林
陕西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要算安武林。他身兼作家、评论家、编辑数职。安武林是中国儿童文学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安武林的儿童文学创作成绩主要在幼儿文学方面，他先后发表了大量幼儿童话、寓言、儿童报告文学。代表作品是《老蜘蛛的一百张床》、《水杯里的大耳朵》、《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天使不忧伤》等童话作品集和儿童报告文学集，其中，《老蜘蛛的一百张床》获得第二届张天翼童话寓言奖金奖C安武林的童话都比较短小、精致、优美。金波认为“他的童话大多是在素淡的底色上簇聚着一批有趣的小生灵，展开了一幅幅动人的图画。”其《水杯里的大:耳朵》写的是大耳鼠为追求美而仿效鲜花跳进了水杯，甘愿挨冻受苦的故事。《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但形象鲜明生动，在小狐狸的身上表现了宽厚的性格，整个故事充满纯真的气息。安武林的童话创作充分体现了他熟悉儿童心理，了解儿童的需要，他以诚恳的态度和极大的热情为儿童建造着一个个幻想与美的世界。安武林的幼儿童话，无论是花鸟虫鱼，还是天光云影，都饱含诗情，这正是他对儿童世界明彻深切的体验，也是他纯朴率真在心灵深处的迸发。安武林的儿童文学评论主要散见于《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儿童文学研究》等报刊，多以“随笔”形式出现，于感性的叙述中阐明自己的一些儿童文学见解和艺术观点。
四、阳光大男生-—孙卫卫
孙卫卫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新生代J七童文学作家，进人新世纪以来相继出版了《正好年轻的故事》、《成长诡迹》、《胆小班长和他的哥们》等散文、小说集，建立了个人少儿文学网站“孙卫卫的文字”，受到了广大少儿读者的欢迎。
论文关键词：灵感；生活的积累；外物的触发
灵感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的思维现象，它客观而又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神秘的气息。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提出了灵感概念，并试图对其本质和规律予以说明，认为：灵感由“神”和“气息”两个词复合而成的，意即神的灵气。“灵感”一词在英语里写作inspiration，意思是灵气(spirat)的吸人，它的原始意义也是一种降神术。翻阅我国古代众多的关于本体感受的古代文论，可以找到“灵感”这个词，却没有“inspiration”所包含的特定含义。这说明中西关于灵感的理论，虽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都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形态，但大致是相通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文论中关于“灵感”的言论的比较和分析，浅探“灵感”的产生与获得。
一、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
在古希腊时期，许多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他准是接受了“神”的启示。“灵感’，在文艺上的原始意义，指创作时一种神性的着魔，即获得神的启示，写出优秀诗篇”。…(纵观整个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两个阶段，即：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前，主要表现出“神启论”的特征，以柏拉图的“迷狂说”为代表，强调“神灵附体”，神秘不可知；近代“灵感说”则主要表现出“天才论”的倾向，理论建构上以康德、歌德、黑格尔为主，强调人的本质力量，注重后天实践的勤奋、经验的积累。作为人类思想的结晶，他们对西方现代一些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想，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天才”说等学说的提出有巨大启示．但两者都未能对“灵感”的产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存在着诸多不足。前者以柏拉图为例，他的“灵感说”包括三个方面，即：灵感的源泉主要是“神灵凭附”；“灵感”的表现是“迷狂”；“灵感”的获得过程是在“灵魂回忆”真善美的理式世界。这一“灵感说”的“神”不可见不可知，所赐予的对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可遇不可求，不仅充满了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而且无益于创作，否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努力。
黑格尔作为现代“灵感理论”的代表，力图从“外在的机缘”与创造者内在的“自觉要求”相结合的高度去揭示灵感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内在的机制。这是黑格尔较以往的学者高明的地方。但是，黑格尔关于灵感问题的考察，最终还是未能摆脱他的荒谬的“绝对观念”体系的纠缠，因而他在灵感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最后还是淹没在他的“绝对观念”的无用的体系之中。
二、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灵感论”
与西方以柏拉图为首的一批灵感理论研究者相反，中国古代的灵感理论研究者更注重研究具体的艺术构思过程。特点之一，就是重主体的能动性和情志的抒发。由此产生的概念形式，自然不是那种“神巫交感”的“灵感”，而是“应感”、“兴会”、“性灵”等文艺心理学术语。可见，从“人物沟通、心灵感应”这个基本论点出发，我国的灵感理论得到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发展。在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将灵感说与艺术构思联系在一起的是陆机。之后的文论家如皎然、严羽、李贽等也有诸多关于“灵感”的言论，但陆机的观点比较全面而具有代表性。在《文赋》中他详细地描述了灵感现象，即“应感兴会”，指出“灵感”即是刨作时文思最为畅达，感情最为充沛，思维最为活跃，形象最为鲜明的心理状态，说明了激发作家产生灵感的是心与物的相互作用，是物之触动和心之感发的结果。不管从灵感产生的来源(情与境会)、心境(虚静自然)，还是从灵感的积蓄过程(勤于思考和读书)来说，中国的“灵感论”都与西方的“神赐天启”说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国的文论家将灵感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结合得更紧密，展开得也更充分。但不足之处在于既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甚至只是只言片语的感悟式抒写，也没有对灵感产生的心理作出细致深入的探讨。
三、“灵感”的状态与特征
关于灵感到来时的心理体验，从柏拉图关于灵感的“迷狂说”和我国古代诗论著作中的一些描述中，如刘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严羽“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大概知道：
灵感就象梦境一样，作者沉醉其中，却又难以名状，它突如其来又转瞬即逝，它是创作的最佳状态。在这短暂的体验中，作者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与自在之中，摆脱了一切焦虑、紧张等束缚，与世界融为一体。这种尽善尽美的境界解决了一直作者困扰的问题而有了豁然顿悟的感觉，因而获得了一种喜悦以至狂喜，伴随着不可遏止的激情。由此观之，灵感状态具有孕育的长期性、出现的突然性、形式的模糊性、消失的瞬时性和结果的创造性等基本特征。
四、“灵感”的生成与获得
在了解了“灵感”来临时的状态后，我们尝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这一现象的生成与获得。弗洛伊德、荣格的关于无意识理论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灵感”这种不受自觉意识控制的力量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无意识被认为是人的智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灵感出现之前，人们对某一问题已有长时间的思考，虽思而不得其解但已触到问题的实质，这些在大脑皮层留下了痕迹，当有意识的思考中止时，无意识的认知活动却仍然继续进行。当人们处于高度放松的时候，在某一刺激的引发之下，长期沉积在无意识中的信息与意识之间沟通，灵感便跳人人们的大脑。由此看来，灵感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显意识到无意识、再由无意识到显意识的过程。
(一)由显意识到无意识——生活的积累
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积累。柏拉图把灵感现象概括为“灵魂在迷狂状态中对于天国或上界事物的回忆和观照”，这里的“天国或上界的回忆”，正是现代意义上作家个人的记忆、潜意识的显现。这个“积累”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之统称为“体验”，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体验”的范畴大于“生活积累”，它是融生活经历和生命情绪为一体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是“作家体验的表述”。
从“有意注意”来说，作家可能会为了心中的某一个题材而深入现实生活寻找写作材料，如作家周立波扎根于创作的现实环境体验生活；也可能会为了某一个典型形象而对生活原型进行独特的选择并对其独特的言行举止进行深入的观察，如高晓声笔下的新时期的农民陈焕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农民典型，就在于作者将当时生活中农民身上的“半新半旧”的思想赋予了这个特殊的角色；而最通常的“有意注意”莫过于阅读积累。
与“有意注意”的目的性和局限性相比，“无意注意”则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历史积淀性，“无目的观察比有意观察还有效”在通常情况下，“无意注意”可能会被我们很快遗忘，但有特殊感情参与的无意注意会不受意识控制地积淀到无意识之中。它不仅有利于形象的记忆，而且因了感情的独特会使得这一记忆在唤起时独具特色。如，同是对贵族生活的描写，托尔斯泰的笔下充满了矛盾与辩证，曹雪芹则是看透名利的虚空与嘲讽。
“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界限很多时候是十分模糊的，比如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孤独体验等，几乎可以说是混合的注意。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更是两者的结合，“有意注意”立竿见影的效果得益于“无意注意”的启发和补充，“无意注意”只有得到“有意注意”的整理、淘汰才能成为形象元素。如韩少功的《暗示》和《马桥词典》所呈现的“知青写作”，即：在苦难的生活中看不到对苦难的抱怨，对人性美的揭示胜过对人性丑的鞭笞，苦涩的记忆里不乏对那～段生活的美好怀想。“知青”体验刻骨铭心，但这种体验在当时绝不是美好的，只是时过境迁，用现今的眼光去回忆，滤去了苦难的外衣，裹上了现今的反思，是作家将“有意注意”融合于曾经的“无意注意”，从而促成了新的体验的生成。
生活的积累当然不只是简单地等于以上所说的“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它甚至可以是作家所经历所感受的人世万象，比如，随着年龄日益完善的人格，作家平日的练笔，在练笔时激发出的思想火花和在练笔中造就的文从字顺的功力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二)由无意识到显意识——外物的触发
灵感的来源是艺术家大脑中生活和知识积累的突然泛起，是外物诱发所致。这里所说的“外物的触发”包括来自外界的偶然机遇与来自内部的积淀意识。这两类现象，不仅激发信息的来源不同，而且发生机制也不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具体讨论：
由外部机遇引发灵感是最常见、最有成效的，这类灵感的激发大致可以分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形：一、思想点化，如在阅读或交谈中偶然得到某种闪光的思想提示；二、原型启示，如白杨树之于茅盾的<白杨礼赞》；三、形象体现，如生活中的阿Q之于鲁迅的《阿Q正传》；四、情境激发，这里的触发媒介不是某种具体的信息，而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情境。
以上四种类型，归结起原因来，便是作家的生活积累与外物之间有一种“同化”优势，即：作家的美感经验并不仅仅是静止地被动地接受外来信息，而是主动地活跃地与其发生契合，将自己的情态赋予对象，因而即使面对同一事物，作家较他人而言，藉着敏感和积淀，更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和选择的倾向性，从而形成外在物象和内在心象的融合。
来自内部积淀意识的灵感，由于其发生机制深植于人类的潜意识活动中，其表现形态也更为复杂。我们暂时将其分为两类来探讨。一种是由无意遐想产生的思想火花，如作家在散步或郊游等休闲时因沉思或回忆而闪现的灵感，它多是因为心情的放松而使得积淀在无意识中的体验自由涌现，这一类情形还可以是在幻梦中出现，传说作家郭沫若经常从睡梦中跳起，抓来纸和笔记录下梦中偶得的诗句，且都是神来之笔。总之，这种自由的无意想象都是作家在内心宁静时充分调动和依从无意识的结果。与这种轻松心态下产生的灵感相反，我们称之为“潜能的激发”的灵感则是“人脑中平时未发挥作用的那部分潜在的智能在危机状态中的突然激发，如广为人知的曹植作出七步诗的故事等。这种纯粹在无意识中出现的灵感最奇特，也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迷雾笼罩最浓的一类，但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它仍来源于生活的积累，它沉淀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在放松或情急之下，意识对这些信息进行自由或快速的梳理和筛选，从而使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有了交流讨论的抛砖引玉，学生的思维如洪涌而来的浪花般跃动而出。此时，学生要整合好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信息资料，这是个性作文创作的最好表达方式。从命题立意到谋篇布局，再到遣词造句，学生的文采一一透露于文字之间，简单的复制绝不能达到这种效果，这过程也是文学知识的展现过程。初中作文教学中师生的角色定位江苏省响水县双港中学殷晓海不管是命题作文还是半命题、话题作文，都本着“一定要让学生有话可说，有话要说”的原则，鼓励学生寻找源于生活的素材，抒发真情实感，打破传统单一的作文模式，使之迸发活泼的氛围，充分给予学生一个广阔的思维想象空间，不囿于思维的发展，有利于学生联系各自的生活，产生联想。这样，学生就能张开翅膀，在富有创意的万里晴空看尽万里山水，从而改变以往千人一面的作文状况，写出富有特色，语言流畅的好文章。一方面，对于写作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讨论与交流为其带来写作思路的来源，发散他们的思维。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渐模仿然后在加上个人特色，是迈向个人创新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写作能力较强的学生必将努力超脱窠臼，继承创新，摆脱束缚，另辟蹊径，将个人色彩溢于文字间，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整合的文章，凝聚集体智慧，具有可读性，也闪烁着个人作文创作的火花。若是缺乏讨论交流，脱离模仿借鉴，学生的思路不能得到开拓，则作文创作效果不佳。有成就的作家不忌讳模仿，重要是模仿中要有个人特色，才能创作出精彩的文章。
二、对学生作文进行批改及评改
完成作文创作后，对作文进行批改及评改是重要的一步，而学生对于创作后的文章所存在的缺点不能及时指出，不了解对于自己写出的文章到达什么程度。这时候只能留给别人评价，毕竟局外者清。这环节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矫正错误，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根据传统教育模式来说，这场剧是以老师为主导，学生在此过程中只能担当听众的一角，不利于学生个人发展，因此，要打破一人独霸的僵局。按照新课标理念，作文修改主要分为老师面评与学生互评两种形式。老师面评是要求教师与学生展开关于作文的一个交流过程，相互讨论作文中的优点与缺点，这个过程彰显了师生关系之间的互相平等与互相尊重，而学生互批要求学生之间相互借鉴相互了解，因为每个学生的阅历不一样，审美观点、作文功底等都存在差异，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借鉴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使双方能从各自的文章中找到自身的不足。实验证明，相比于老师的评语，大部分学生对同学批语的关注程度较为高，再者，相比于老师，学生批改作文更加认真仔细。改变传统的作文批改方式有教师主评、学生主评与师生共评。师主评是教师作为评讲主体，对作文的优点与缺点进行全面的解读。学生主评是学生作为评讲的主体，可由一人进行主评而其他人进行补充的形式进行。学生之间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大大提高了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教师生共评是教师和学生作为主体，共同挖掘文章的价值所在。特别要注明的一点是讲评要注重激励，要善于发现长处，找出文中的亮点，让学生体验成功，感受快乐。在作文教学中，可以进行另类的创新，将特别优秀的作文打印出来，在学生间相互传递，让大家领略到文章的精彩之处。这样不仅让小作者感受到当作家的愉悦感，而且激励学生之间竞争意识，在竞争同时得到作文水平的一定提高。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是作文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教学关系方面，要发展学生个性，激发思维活力，需要理清主体和主导的关系，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提倡开放式教学。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必须首先使自己的角色转变：努力成为学生生活的促进者，与学生一起经历各种辛酸，共同分享成功的愉悦；努力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了解学生的动态，密切关注学生的发展；做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平等对待，宽以待人，相互尊重。教师不要摆出一副高傲在上的样子，而是要把机会让给学生，让学生自觉克服在写作中的惰性，从而实现由“要我写”到“我要写”的飞跃，只有这样才能使作文教学达到理想的境界，铸造出拥有个性，凝聚集体智慧的作品。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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