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0 08:40:4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农村服务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随着新农村建设及一系列的惠农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农村经济不断发生改变,由原来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多元化的农产品、农业产业化,高效农业的兴起使农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与之相配合的农电服务却在规模上、技术上难以适应,应农民、农村对电力服务的需求,提高电力服务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势在必行。目前,电力企业实施了“两改一同价、户户通电”等惠民措施,供电能力和供电范围大幅度提高,但如果服务水平跟不上,付出的努力将很可能付之东流。为此,实施新服务也是让农民早用电、用好电,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增加企业效益的需要。提升农村电力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1满足国家建设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电力服务水平是电力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具体要求。电力服务水平提升,有助于农民生活正常用电、有助于农业产业发展、有助于农田灌溉。
1.2满足社会发展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各个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各类企业或个人将目光瞄向农村,农村凭借其地域位置优势开始成为了各行业重点投资的对象。投资可以加快农村发展,是农民致富的捷径,但任何建设都离不开电能的可靠供应,所以提升农村电力服务水平是维持农村建设的前提要求。
1.3满足行业改革要求供电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供电的可靠性,能够维持正常的供电。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数目与日俱增,而且许多企业由城市转移至农村,这就带来了农村电力的巨大需求。所以电力企业必须进行内部改革创新,适应电力市场发展的需要。
1.4满足农民生活要求电力行业发展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尤其对农村影响巨大。在夏季到来以后,城市用电量急剧增长,国家电网为了保证城市正常供电,会对农村实施限电措施,这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如果电力企业适时调整服务项目或增加新的服务内容,就有可能在不影响城市供电的前提下,保证农民的日常用电质量。
2提升农电服务水平的具体措施
2.1加强领导,夯实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基础为了推进新农村电气化这一惠民工程,必须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沟通与协调,把新农村电气化纳入到经济建设规划中来,在相关部门配合下,各部门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并在每个电气化乡、每个电气化村成立了由乡、村主要领导参加的乡、村级用电协调组,形成了三级联动、协调一致的工作网络,为新农村电网规划、用电管理、安全管理、电力设施保护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形成了建设合力。在这个前提下,农村电力服务本着“总体布局、示范先行”的原则,坚持农电改革,保证家电服务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明确远景目标与规划,制定工作方案,为推进项目整体建设提供保障。
2.2政府方面要提供更多的支持政策对农村电力服务这一总体目标,单纯靠电力企业还是势单力薄,必须在国家大方针的指引下才能改善民生。在新农村电力服务的建设中,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的切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设立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对积极改善农村用电环境的电力企业予以奖励,对来回扯皮、未付诸行动的给予处罚,从而为提升农村电力服务保驾护航。
2.3改变观念,强化管理电力企业要不断改变思想观念,树立全新的服务形象。电力企业工作人员必须改变以往的对农村电力漠不关心的态度,首先,要把阳光服务送到农村,要懂得换位思考,想农民之所想,帮农民解决用电问题,始终以“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理念为宗旨,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其次,要加强农村用电管理。供电效率不高的最大原因是电力线路老化、电力设备陈旧不堪,所以应尽快完成农村电力设备的改造工作,为农村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奠定物质基础。同时,还要向农村派遣专业高效的服务团队,对已有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实行岗位绩效制度,改变旧的懒散作风。实行岗位竞聘制,让有技术、道德素质良好的人才进入到基层,在出现电力事故时,能够快速组织调查服务小组,快速排除故障隐患,给农民以最好的用电质量。根据时间段和用电量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建立用电应急预案,确保广大村民正常的用电需求。最后,对于电力项目建设,要做好前期的考察工作,掌握适度原则。我国农村众多,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发电方式,而电力项目建设一定要慎重考虑,确保是在保护当地人文生态的基础上进行。对占用村民土地的,一定要做好拆迁和善后工作,让农民感受到的是服务而不是强迫。
2.4做好宣传工作,争取广大村民的积极配合广大的农村群众是农村优质电力的受益者,为了更好地提升农村电力服务质量,电力企业要做好宣传工作,认真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把与电力相关的一些信息传递给村民,让他们对相关政策有更多了解,进而促进电力服务工作,提高农民的服务满意度。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对每个农村进行电力知识的讲解,也可以与村委会协商,建立电力信息宣传栏,定期更新栏目内容。另外,多与村民进行面对面沟通,争取村民的配合与支持,给予充分理解和体谅,形成互惠双赢的局面。
2.5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系统电力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更新电力设备,提升工作人员素质,还要建立起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系统。为农民提供专门的农电服务窗口,改善服务环境;通过95598接受农民的咨询、故障报修、投诉建议等业务;建立快速故障反应机制,实施全天候抢修服务,使故障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以解决;简化业务流程,加快报装速度。
3结语
关键词:防灾减灾;气象服务;农业农村农民;探讨
引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受天气、气候影响较大,各类气象灾害对广大农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村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根据中国气象局统计,我国每年因各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000万公顷,受重大气象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因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80%在农村。因此,了解当前农村气象服务状况,提出改善农村气象服务的应对措施,对于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充分发挥气象服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里通过分析当前农村气象服务所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做好农村气象服务的对策和建议。
1.当前农村气象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1.1气象服务产品满足不了农村的需求。气象服务产品单一,没有针对农村实际需求的预报产品,如名特优农作物经济作物生育期采摘期的气象保障服务、新品种引种的气候论证、养殖业发展的气象服务、适应特色农业发展的农业气候区划等等在农村均还得不到;农业气象灾害、突发性气象灾害预报农民很需要,但不能及时得到;农民要求低温冻害、高温干旱、台风暴雨等各种气象预测预报产品要更及时、更准确、时效性要更长,并尽可能的定点、定时、定量。
1.2气象服务信息的快速传输渠道还没建立。目前农村获取气象信息的主要渠道有广播电视、手机短信、气象声讯电话、互联网等。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主动从这些媒体获取气象信息仍然是少数,气象知识在农村普及率极其低。更是农民舍不得花钱拨打气象声讯电话和定制手机气象短信。农民喜爱的原始的有线广播大喇叭在农村已消失,受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制约因特网在农村普及,除电视外其他音频视频媒体在农村也没有。目前许多地方在乡镇配了兼职气象协理员,在村里配了兼职气象信息员,这些人只是兼职的,待遇和地位问题未得到合理的解决,更主要是对这些人员的气象应用培训管理也没到位,而且毕竟人少还撑不起气象信息传播的重担。特别是台风暴雨、寒潮等重大气象灾害的预报还是到各级政府层层传递到农村,灌输到农村,但很难迅速到底到边。更遭的是雷电、冰雹、局地突发性暴雨的发生发展往往只有几分钟几小时,这些突发性灾害的监测预报就不可在几分钟内传递给每位村民了。
1.3宣传教育缺位,农民缺乏气象科学知识。一方面气象科学知识没有纳入到农民培训的范畴,气象主管机构因为管理体系和人力财力的关系,也没有深入到农村搞宣传教育工作,使得能懂一些气象科学知识的人较少。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员中文化素质高的人都外出打工或经商去,还有经济条件好的能人,不断迁居到城市去了。留守在农村的人员主要是老、幼、妇等。文化素质偏低的原因,农民解读不了气象信息,影响了气象信息的科学利用。还有从事气象工作的人员平时到农村调查研究少,不了解农村和农业生产,不了解得农村的客观需要,在气象服务信息中提出针对性强的指导意见少,影响气象信息在农村发挥的作用。
1.4农村防雷意识淡薄,防雷装置几乎空白。在农村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再受迷信思想深远影响,农民常把雷电解释为“天公发怒”,把受雷击理解成是天意,没有基本的防雷知识,在雷雨来临时,往往跑到没防雷装置的凉亭、简易棚、大树下等最易受雷击的地方躲雨,而遭雷击伤亡。在农村农民建房为了节省投入,也没意识装设防雷装置了。农村防雷减灾的管理工作还不到位,由于政府投入人力、财力有限,建设主管部门和气象主管部门还深入不到农村的防雷管理,规范的防雷技术服务还未延伸到农村。
2.针对农村气象服务存在的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和建议
2.1气象部门要深化气象业务技术体制改革和加强气象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各类气象服务产品的质量和增加服务产品的数量。气象部门要改变传统预报产品,提供适合农村需求的预报产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涉及到气象部门现行的体制、机制、资源配置、气象业务服务机构职责分工、内部人员结构等很多方面,需要对整个气象运行系统进行改革和调整。要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那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气象业务技术体制改革,培养和引进相关人才努力加强气象人才队伍建设。
2.2建立与完善农村综合气象监测预报系统。加快农村加密自动气象站网建设,以实现对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及局地小气候的监测预警。增加与农村关系密切的农业气象、生态气象、大气成分、雷电等观测项目,提高遥感遥测技术在农村气象监测的应用水平,为农村气象服务提供必要的监测技术手段。制定针对特色农业进行农业气象、重大病虫害气象、生态气象、大气成分等方面的观测,为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研究提供基础监测数据。建设或完善雷电监测网并加强雷电监测预警的科学研究。
利用多种气象科技手段,建立乡镇短时、短期和中期气象预报业务系统,以乡镇预报业务带动和完善农村气象预报预测系统建设。发展包含天气、气候、生态与农业气象、大气成分、人工影响天气、雷电等内容的农村预报预测系统。通过完善与发展农村气象气象服务系统,制作更多的符合“三农”气象服务需求种、养业各个环节的气象保障预报服务、新品种引种的气候论证、特色农业发展的农业气候区划、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等产品,构建现代农村综合气象监测预报系统。
2.3采取多种手段完善农村气象信息传播渠道。地方广播电视部门要建立重要天气信息绿色通道。像以往抗台气象信息一样,及时插播农村种养业的关键期预报、突发性的强对流大风、暴雨、雷电等预报。同时气象部门积极建立好高效的信息快速分发流程,实现重要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到达农村,有效指导农业生产及防御和减轻农村气象灾害的影响。
在农村建设气象预警专用系统,可采用手机短信、气象警报接收机和无线气象信息电子显示屏相结合的方式,布设24小时待机的受控高音喇叭音频播出设备,确保信息的及时和接收。
利用手机短信和固定电话来传播气象信息是最便捷、服务面是最广的。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手机短信订制用户和固定电话包月用户,同时相关信息产业部门也要适当降低收费标准,让更多农民能用得起这些信息。
2.4建立农村气象科普教育体系。气象主管部门要进行多方调研,编写适合农村特点的、通俗易懂的气象预报运用、气候资源利用、种养业气象服务指标、避雷防雷技术等乡土教材。
启动气象信息“进村入(下转215页)(上接214页)户”工程,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专题资料、墙报、手机短信、气象声讯电话、现场咨询活动等手段不断加强气象科普知识的宣传;在有关涉农培训基地开设气象科技知识课程,定期地举办农村气象技术培训班,传授经济实用的农村适用技术,培养乡土气象专家,从而努力提高农民群众科学利用气象信息的水平。把气象知识编写到中小学校地方教材中,给学生发送气象科普知识,组织气象专家到学校作科普讲座,组织学生参观气象科普基地、参观气象部门,做到科普宣传从娃娃抓起。
2.5加大农村防雷减灾管理力度。做好农村科学防雷宣传教育工作外,把农村防雷减灾纳入到规范管理中,在农房建设许可中把好防雷设计关和施工关,建立农村建设项目的防雷设计审核和施工监督制度。对农村的防雷状况进行定期普查,公布普查结果。特别是对农村企业、公共建筑、学校的防雷隐患,要分类指导,督促整改到位。
2.6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气象服务中的主导作用。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高度,各级政府要完善管理机制,支持气象部门为农村服务而进行的业务体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现代化装备建设,协调气象、建设、信息产业、广播电视等部门,规范农村防灾减灾防工作。制定农村气象防灾应急预案,投入资金完善农村气象信息传播渠道、气象观测网建设,投入资金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场所的防雷措施和规范农村防雷减灾管理。
各级政府要重视气候资源的应用开发,推广太阳能的利用,进行风能资源、光温资源等的调查,做好特色农业气候区划评价和成果推广、落实气象科普宣传、对农民进行气象科技知识培训等工作。
要落实各乡镇气象分管领导,真正落实专职兼职气象协理员,建立农村兼职气象服务队伍。确实解决这些人兼职人员的待遇地位问题。
3.结语
加强和完善农村气象服务是一项社会综合工程,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气象服务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焦点,做好这项工作,取决于广大农民防灾减灾趋利避害的自觉程度,取决于气象部门科研开发和服务的主动性,取决于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取决于各级政府在农村气象服务中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1均等化目标在城市化进程中，广东农村道路客运服务均等化应包含四个方面内容:管理部门权限一体化；新建基础设施、现有设施管理及调整基础设施价格等政策法规一体化；交通规划一体化；土地利用一体化。农村道路客运服务均等化应达成四个目标：有效利用资源，增强交通可达性，提高交通安全性，增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2影响因素分析在开展问卷调查、抽取样本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文章收集广东省各区域农村道路客运服务均等化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模型，基于表1所示指标对广东区域内农村道路客运服务进行考察(注:有关权重通过德尔菲法直接得出)。通过与其他城市作对照，即可评估该市在农村道路客运交通发展方面的情况。其中，“区域经贸实力”和“公共交通资源投入情况”分别反映区域公共财政收入情况以及政府对公共交通的重视程度，“交通基础设施”反映区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设备的建设情况，“人口密度”反映区域居民对公共交通的需求程度。除了“公共交通资源投入情况”和“居民拥有交通工具数量”指标较难得到以外，其他数据均可通过《广东统计年鉴》获得。通过初步数据分析，得出影响广东农村道路客运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
1.2.1需求差异是影响农村道路客运服务均等化的深层次原因通过结合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公共资源投入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统计数据显示：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在对农村道路公共交通的需求方面存在差异。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密度大，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拥有的交通工具数量较多，出行交通工具选择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农村道路客运公共服务对象主要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缺乏交通工具的人群。粤东、西、北12个地市总面积占全省七成，地形地貌以丘陵地形为主，人口近5000万，大部分分散在山区内的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政府财政收入情况差，主要依靠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予以支持，总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受农村人口外迁的客观情况影响，农村客运流量少，流动时间存在不均匀性。居民收入水平低，拥有的交通工具数量少，对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农村道路服务的需求比较迫切。
1.2.2政府投入是实现农村道路客运服务均等化的直接影响因素农村道路客运服务属于公共产品，主要还是靠政府投入支持。广东省各地政府的财政实力差距是造成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截至2012年12月，珠三角人均GDP达到7.04万元，分别是粤东、粤西、粤北山区人均GDP的3.41、2.46、2.51倍；广东省城镇化率达67.4%，其中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率达83.84%。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情况较好，农村道路交通设施设备投入多，建设情况好，农村道路客运服务均等化整体情况良好。近年来省级财政加大对广大粤东、西、北部山区农村道路交通设施设备建设资金投入，基本解决了“村村通公路”的现实问题，但缺乏后续资金支持，令广大农村道路客运服务质量不高。
2广东农村道路客运服务现状
2.1客运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随着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和私家车数量的增加，客源萎缩情况比较严重。随着近年来燃油价格、人工成本、保险费用等支出加大，农村客源数量少，分布分散的居民给农村客运班线运营带来极大困难。不少农村客运经营者对位处偏远的行政村站亭私自采取不停或减少停靠的方法，千方百计缩短路线；有的甚至放弃部分客流量稀少的偏远山村。导致农村和郊区居民进城难、进城不便（时间稳定性差、等车时间长）等现象普遍存在。
2.2农村客运经营者的运营较为困难大部制改革前的城市公交与农村道路客运管理体制是两套不同的管理体系，农村道路客运在管理上较少体现公益性的特点，在税费、管理法规、道路标准等方面都与城市公共交通存在较大的不同，使农村道路客运企业经营困难。首先，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要缴纳过桥过路费等各种税费，政府提供较少的补贴，按座位核定载客人数；其次，因农村乘客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票价较低；再次，农村道路客运市场不规范，各种“黑车”横行，非法营运现象严重；最后，企业司乘人员的收入较低，人员队伍不稳定，司机严重缺乏。调查中发现，维持一辆中型车的月均人工成本在2.3～4.5万元之间。
2.3农村道路客运站场缺乏统一的网络化规划空间布局站场的建设规划主要是由各地市进行统筹，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凸显建设规划中的一些短板。很多经济发达的乡镇人口稠密，商场、写字楼、住宅区密布，但在建设规划中的建设审批没有预留公交站点用地，导致后续的站点建设困难。同时农村道路公交线路的确定、站场点的设立、公交站牌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规划没有建立在实地考察、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农村客运的行车线路缺乏规划，绕行现象比较严重；一些位置稍偏僻的镇不设站点，居民只好步行到最近的站点乘车；镇级公交枢纽站场设计不够规范。
2.4农村道路客运的公益性补贴政策不足公共交通建设政府投资不足是影响我省公共交通服务均等化一大原因。农村客运经济效益低，缺乏长效补贴与激励机制，缺乏融资能力，资金较为短缺。大多数地市在农村公交站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不足，在农村站亭维护方面，后续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省内多个地市下辖的乡镇候车亭维护不足。
3发展对策及建议
3.1尽快出台各种农村客运建设法规，依法行政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包括城乡公交场站布局规范、农村公路安全通行、农村客运车辆和城市公交车辆的技术标准等方面。各地交通管理部门应研究完善城乡客运均等化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尽快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城乡客运均等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并研究制定和完善一系列配套措施，建立完善农村道路建设和客运服务标准，做到依法行政。
3.2提供专项资金补贴，支持农村客运发展整合现有财政资源，建立国家、省、市（含县级城市）多级城乡公共交通公共财政保障体系。结合全省各市的人口、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等因素对不同区域农村客运实施分类管理，通过统一燃油补贴、乘车优惠、提升服务质量等政策，稳定司乘人员队伍，提升农村客运的满意度。同时，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多种补贴扶持政策，加强交通规划，增强农村道路交通的可达性和交通安全性，加强对招呼站、亭等农村交通设施的维护管理，保障农村道路客运发展。
3.3依据市场需求，合理规划和调整班线农村群众出行具有明显的时段性，一般集中在早上和下午。当前受农村中小学撤并的影响，学生上学出行难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因此，需允许农村客运运营者结合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合理规划和调整班线，减少绕行、迂回等现象。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农民人均纯收入
公共服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1]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
从整体来看,陕西省公民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还处于低水平和不均衡的状态,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供给结构不合理,城乡分配不均。陕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为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迫在眉睫。
从目前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服务在数量分析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大多都是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计量分析,大多是进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正是基于上述的发展背景,并鉴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极端重要性,笔者在大量借鉴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对于认识和改善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发展,制定科学的经济评价指标及合理的政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关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现正成为学界和政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李燕凌和李立清(2005)从公共支出角度,分析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等多个方面中国城乡公共服务存在的客观差距,并从提高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2]苏时鹏和张春霞(2006)以福建为例,在分析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与差距的基础上,认为差距产生的原因除了农村公共服务自身的公共性与无形性外,更为关键的是政府体制因素,并从城乡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提出建设公共服务的体系构想。[3]王小林等(2003)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后,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意见:政府在农村改革服务中的主要角色是安排者,其职责是制定好的政策;农民在农村改革服务中主要角色是消费者,其关键是形成畅通的需求表达机制;多重主体都可成为农村改革服务的生产者,其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4]在实证分析中,彭代彦的计量分析表明,乡村道路建设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却起到相反的作用。[5]
一、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
目前,我国对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农村公共服务得以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是适应了进入新世纪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农村公共服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服务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它不仅能够通过对农业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及组织形式的影响,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一)公共服务与农村生产的关系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交通运输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促进农业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而且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发展。如农村道路建设能够缩短农业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降低人流与物流的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使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进入市场,诱使其更多地使用商品性投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作物的专业化。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农村道路、交通和科技信息设施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升交换能力,能增加产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
(二)公共服务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村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直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2)农村信息设施、农村道路、能源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获得其他公共服务的机会以及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3)农村公共服务的改善可以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4)农村公共服务建设项目本身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诸如信息通讯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加农民的生产信息,提高农民的生产和投资决策能力,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劳务信息等公共服务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形成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最终增加农民收入。
(三)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公共服务能显著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农村公共信息与科技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村生产生活的成本与风险,增加农业产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体娱乐公共服务能够丰富农村居民生活内容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促进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与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分析方法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影响的多,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多,研究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一般性”的多,研究地方特征的农村公共服务少;定性的抽象理论研究多,定量实证研究的少。[6]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计量分析,大多是进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多,较少涉及其对非农经济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农村地区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民脱贫、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上发挥了支撑性的作用,因此,笔者把农村公共服务对非农经济的影响纳入到研究范围内。
笔者依据农村公共服务历史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农村道路、电力、教育、农业水利等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服务与陕西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内在关系,测算各类公共服务在农村经济发展各方面的作用效果,从而为陕西制定农村公共服务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二)数据、变量和模型
1.样本数据的选择。数据来自于相关年度的《陕西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统计年鉴》。收集的数据期限为1985-2006年年度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
2.变量的定义。按照理论模型的要求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所用的统计指标主要有农业生产总值、乡镇企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教育投入、道路长度、农业水利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等。
3.模型的选择和建立。建立模型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函数形式,因此对函数形式进行了适当的选择。常用的生产函数模型有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替代弹性恒等(CES)生产函数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其中超越对数最为灵活,但它只是一个近似的生产函数,十多年前不少学者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性质提出了质疑(Chambers,1988;PollakandWales,1992)。替代弹性恒等(CES)函数的标准型是非线性的,在估算上有很大的困难,而且CES的近似型又不能很好地用来量化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对三种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比较和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笔者选用双对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公共服务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μ
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分别表示农业总产值、非农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个变量;解释变量X1、X2、X3是对应于Y而用于进行分析的各类公共服务;μ是随机误差项;β0、β1、β2、β3是待估计的回归系数,其中β1、β2、β3是弹性系数,分别反映了各类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程度。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和分析如下:
(一)农村公共服务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AY=-10.085+1.508Ln(EDU)+1.065Ln(ROAD)+1.379Ln(WATER)(1)
(-5.521)(2.285)(3.154)(5.394)
AdjR2=0.773F=24.77
回归式(1)测算了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805,调整后的R2=0.773,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三个回归系数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教育、道路、水利设施在陕西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尤以农村教育的作用最为突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道路和农业水利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1.508%、1.065%和1.379%。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农业生产增长中,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二)农村公共服务与非农生产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NY=8.135+1.597Ln(EDU)+1.442Ln(ELEC)+0.313Ln(INFR)(2)
(1.140)(3.133)(1.362)(2.025)
AdjR2=0.938F=106.164
回归式(2)测算了公共服务对非农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9465,调整后的R2=0.938,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EDU的回归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ELEC的回归系数通过20%的显著性检验,INFR的回归系数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通讯设施在陕西农村非农生产增长中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其中同样尤以农村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用电量和通讯设施投入每增加1%,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增加1.597%、1.442%和0.313%。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非农生产增长中,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三)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民收入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NI=8.125+0.775Ln(EDU)+0.763Ln(ELEC)+0.155Ln(INFR)(3)
(3.241)(2.085)(4.262)(2.852)
AdjR2=0.966F=199.6
回归式(3)测算了公共服务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971,调整后的R2=0.966,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EDU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ELEC和INFR的回归系数均在2%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通讯设施在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前两项估计结果一致,农村教育的弹性系数仍居首位,但解释能力有所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用电量和通讯设施投入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0.775%、0.763%和0.155%。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仍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1.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三方面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道路、水利和通讯设施建设水平对陕西省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并且农村公共服务在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都发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陕西省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以带动陕西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2.在所分析的五类公共服务中,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这为陕西省合理调整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政策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陕西省的农村发展资金极其有限,但更多的是重视与农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追求投资的短期效益,忽略了具有长期效益的教育等设施的发展,导致陕西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突出作用,因此陕西省应重点加大对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各种技能,充分发挥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
3.除教育设施外,农业水利设施比道路设施在农业生产的作用更显著;农村电力设施比通讯设施在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中的作用更显著。因此陕西省的各个农村应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资金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首先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最急需的公共服务,促进陕西省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良性运转,保证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2004-03-30.
[2]李燕凌,李立清.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10).
[3]苏时鹏,张春霞.农村公共服务的差距分析与体系建构——以福建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1).
[4]王小林,苏允平.西方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改革的启示[J].农业经济,2003(8).
（一）我国不断加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巩固发展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指的是以县级医疗服务机构为龙头，镇乡卫生院为主体，村卫生室所为基础的卫生服务体系。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能够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卫生服务，同时也可以缓解农村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了实现农村地区“小病原则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乡、大病基本不出县”的目标，自2006年，卫生部等部委制定并正式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该规划中国家预计投入农村卫生建设资金216．9亿元，这是我国投资力度最大的一项农村卫生服务建设规划。国家强力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经费保证制度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覆盖全体公民的目标，特别是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自2009年至2011年三年期间，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我国45个县共安排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4 843个，其中包括71个县级医院、427个乡镇卫生院和4 412个村的卫生室。国家在45个县增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较2008年多410个，其中村卫生室增加总数为291个。15 052个村已经建立卫生室，达到应建数的90．5％。在我国县级医院中，已经有半数医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随着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农村地区也加强了对疫情的监测网络建设。农村地区已有100％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3．5％的医疗卫生机构和7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实现了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网络直报。国家也非常关注困难地区重大传染病、地方病①和职业病的预防和控制，给予了专项补助。对艾滋病、乙型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等严重传染病患者实行免费或低收费治疗。
（二）国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
近年来，我国政府非常注重乡村医护人员队伍的建设。农村地区医生素质及医生人数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根据国发办［2011］31号精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我国要进一步完善乡村医护人员队伍建设②。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技术偏低且长期处于人员不足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不断增加医务人员的数量。截至2011年6月底，县、乡两级医疗卫生从业技术人员较2008年增加7 889人。村卫生室的卫生人员增加了1 076人。同时，我国也加强了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并安排部分培训专项补助经费，对农村地区的卫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展大规模的岗位培训。从2009年至2011年，我国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人员接受各类培训的人数达13．47万。提高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整体素质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完善。
（三）新农合制度的实施使农民医疗保障得到整体提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三农”问题成为关系国家大局和民生的根本问题。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为农民谋福利的重要工作之一。2002年10月，国家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农民自愿参加的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方式主要来源于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关系到我国几亿农民的利益，是深化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从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实施以来，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到2008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全面覆盖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③。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人均筹资水平由2003年的30元提高到2012年的300元左右。2012年，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75％左右，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倍以上，且不低于6万。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保障了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在减轻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的同时，缓解了农民因为疾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
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建立权责明细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资金投入、改革和创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全面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地区人民健康保障水平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城乡投入结构严重失衡，农村医疗卫生资金投入不足
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政府在公共卫生中的财政支出费用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仍然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同城市相比投入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我国的财政投入多半集中在城市，80％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政府用于农村卫生事业的投资费用比例偏低，在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经费的投入方面也存在不足现象。资金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农村基础医疗卫生条件差且建设能力有限。虽然农村地区的卫生室数量有所增加，但仍然存在卫生室布局不合理、资源总体不足的现象。在药品配备方面，现有农村卫生所、社区医疗卫生站所能够开的药品种类仅有118种，可以采用的注射针剂也只有18种。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农村所拥有的医疗器械更是十分有限，设备更新周期缓慢，医疗器械老化，与城市医疗情况相比悬殊很大。农村的就医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资金有限，无法对就医环境进行修缮和改建，很多街镇卫生院用房多为七八十年代建设，房屋大多数陈旧破损，面积不足。很多村镇的就医环境已不适应医疗卫生现代化和群众的健康需求。
（二）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滞后，技术人才缺乏
我国农村地区医疗人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技术人才缺乏。农村地区的医院吸引留住人才能力也十分有限，人才主要都集中在交通方便的县直医院或效益比较好的乡镇卫生院，很少有人喜欢到偏远山区工作，特别是本科应届毕业生更不愿意到乡镇卫生院工作。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人员，普遍学历偏低，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仅占14．5％，75％的医疗卫生人员没有正规学历。且农村地区医疗卫生队伍老化、现有技术落后、技术教育和培训不足，这些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人员素质也直接关系着农村地区人口的生命和健康。据统计，我国乡镇卫生院中20％不具备计生能力，50％不能进行下腹部手术。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偏低，村卫生室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资质的人员数量不足，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一些主治医师虽然有相关医疗资格证书，但仍存在年龄偏大、基本素质低等问题。一些年轻的医生更是存在水平不足、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的问题。部分庸医因为不懂医术，开大方，滥用抗生素和激素等问题，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此外，农村还存在游医难以管理的现象。很多没有专业技术的假冒医生通过欺骗，不仅治不好病还骗取钱财，对农村人口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很多不法药贩将假冒伪劣和城市过期药品倒卖到农村，这给农村地区的医药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的素质已经成为制约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瓶颈。
（三）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监管不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有限
从监管保障机制来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我国应该进一步明确农村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法规形式规范和保障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和投入。对各级政府的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内容、进程、资金等方面予以明确的规定，并对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法律的层面来看，通过法律来监督政府公共服务行为，也是维护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保障。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农民参与监督也是提高政府公共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农民来自基层，更加明晰基层公共服务的具体要求。他们可以通过公共问询、行政问询等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来看，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医疗机构网点分散、规模小、设施简陋、专业人员数量不足的现象。农村大多数的群众依法保护自身权益和自我防范意识不强，加之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监管不到位，农村基层药品市场的监管一直比较薄弱，部分农村基层单位药品质量不过关。受我国基层医疗现有的体制机制影响，农村地区的诸多卫生所都已转为私人性质，乡镇卫生机构已没有领导卫生所的权利。即使是上级卫生部门也只是在特定时期，就特定的问题进行排查，很难做到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实时监督。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由于还未建立统一的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市外诊疗监管往往只能采取外出实地核实或者是电话核实等原始办法。高昂的监管成本往往制约监管机构监管的频率和力度。另外，我国新型农村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有限。如表2003—2012年新农合开展情况所示，虽然我国新农合参合人数及参合率逐年提高，但是其社会满意度仍然很低，社会满意度低主要源于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的担忧。
虽然2013年，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240元提高到280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分担比例也分别从2012年的65％、55％提高到80％和60％，对东部地区的补助比例也相应提高。但是总体来讲，因缺乏集体经济和其他社会慈善资金支持，受制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总量的限制，我国新型农村医疗的保障程度还比较低。此外，新农合的保障范围有限。新农合主要是以大病统筹和兼并小病理赔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例如门诊、跌打损伤等并不在新农合的保障范围之内，这使得农民实际受益的范围并没有预想的大。很多农民也因缺乏风险意识不愿意参加新农合，他们只从自己短期的利益得失考虑，认为自己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小病又不能报，加上门诊报销费用偏低没有必要花冤枉钱参加新农合。少数中老年农民虽然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还存在因经济困难无力按期缴纳新农合参保资金的情况。还有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因其流动性大不愿在本地缴纳新农合的情况。部分参合农民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态度、诊疗质量不满意，或者认为报账程序过于繁琐而停止缴纳。
三、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纯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在推进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彰显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强化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打造“农民健康工程”的重要途径。
（一）以政府为主体，积极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基层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是纯公共产品，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针对我国目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政府要积极增加资金的投入量，用来加快基层医疗建设。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及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关于印发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的通知》都指出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的重要性，并强调一定要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经费，并进行统筹安排。政府的经费投入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环境的滞后状况。要加大对我国村镇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整合农村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改善医疗基础设施、引进先进医疗设备，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解决我国基层医疗房屋、医疗设备不足的现状。为农村地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工作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应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中。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和投资主体参与到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中。
（二）加强人才培养，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人才队伍
政府要更加重视并制定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和培训计划，加快培养面向农村地区的医学人才。我国可以通过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引导并鼓励本科及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和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服务，或轮流下派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到边远山区卫生院工作。目前，该政策已经在我国部分省市实施，部分省市规定凡是晋升中级以上职称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必须到乡镇卫生院工作两年以上。在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培训方面，应建立健全继续教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不断更新医学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要求乡镇卫生院的临床医疗人员必须达到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必须具备初级以上执业资格。同时，对乡镇卫生院应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在招聘大专以上毕业生时，要使其待遇与大城市医院人员一样。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推行全员聘用制，并采用竞争上岗、按岗择人、按事定岗、择优聘用的原则，形成具有激励机制的人事管理制度。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推行绩效工资，按个人业绩定报酬，重实绩、重贡献的分配原则。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大力提倡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院校学生和老师加入志愿者队伍，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例如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①就可以通过发挥城乡志愿者，推动和鼓励具有医疗卫生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到农村提供义务医疗卫生服务项目。
（三）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发展，着力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环节。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要通过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优化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不断地加强农村地区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建设。不断加强城乡医院之间的对口支援，促进医疗资源纵向共享，推动城市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发展也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健全卫生服务体系，形成城乡医疗卫生机构的互动。医改也应把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作作为改革的主体。通过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改革，形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局面。同时，通过抓住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要建立高效的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形成以县直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为中心，镇乡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所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卫生保健网络。强力发挥该网络的整体功能，注重相互之间的衔接、畅通和互动，使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有机结合。
（四）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进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外科住院的患者100例，男57例，女43例，年龄26～40岁，其中66例属于骨外科、泌尿外科等外科手术的住院患者，34例外科重创手术的住院患者。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试验组均为外科手术患者33例，外科重创患者17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服务，如患者入院时的登记工作，测量体温、血压等常规的生命体征检查，同时保持每周1次的血压测量和每天早晚2次的体温测量。另外，针对患者病情为其提供正常给药、换药等基本医疗操作。试验组患者给予优质护理服务。所谓优质的护理服务，即在满足患者需求的常规护理基础上，为患者提供更加适宜的环境、、心理护理、饮食关照等。
1.2.1舒适的环境
医院的环境是影响患者身心舒适的重要因素。试验组患者均安排在距离护理工作站比较近的房间，室内光线较好、通风换气情况良好，温度和湿度适中；墙壁装饰采取温馨的家庭式壁画，暖色调窗帘，根据患者的要求搭配，为其提供最大程度的舒适。对照组患者安排在普通病房，其环境条件相对较弱。
1.2.2合适的
患者在医疗护理或平时休息时，采用适合的卧床，且需根据患者的治疗情况与病情特征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临床护理中，应熟悉不同患者的要求与方法，协助患者采用舒适安全的正确。对待特殊的患者，采取温和的态度与患者进行交流，让其充满信心，尽早恢复健康；帮助患者转移病痛带来的注意力，减轻患者疼痛，同时与患者家属沟通，使其共同配合护理。外科住院患者中常有肢体受伤需要打石膏的患者，需抬高腿部使静脉回流通常，减轻肿胀情况。农村地区医疗资源较少，医疗信息来源不足，医生就是农村患者最全面的医疗护理信息来源，所以需要具备更专业的护理知识和水平。
1.2.3心理护理
农村医院因其医疗条件略欠缺、设备不齐全等情况，应给予患者更多的心理护理。我国临床护理制度发生的变化是调整“以疾病为中心”至“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对护理患者强调身心统一的形式，通过优质服务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促进其早日恢复健康，作为临床护理的重要目标。对肿瘤外科患者来说，需对其实施心理护理，减轻患者在忍受身体痛苦时承受的精神压力，因此护理人员应认真倾听患者的感受，耐心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同时对患者进行适时的安慰，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1.2.4合理的饮食
外科患者大多有严重的伤口或手术伤口，护理人员需在饮食方面与患者家属做好沟通，避免患者食用影响伤口恢复的食物，如辣椒、酱油或花椒等刺激性食物，以避免不利于伤口的愈合。另外，饮食宜清淡，注意营养的搭配，所选食物也要有充足的蛋白质，利于伤口愈合，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1.3效果监测
通过观察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出院率、住院时间来判断不同护理服务的效果。患者满意度：对两组不同患者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从患者心情、护理质量、服务态度等方面，了解患者对护理服务的评价，分为不满意、较为满意、非常满意3个层次。出院率及平均住院时间：对每组每例患者的住院时间进行记录、统计，并进行对比分析。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对比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患者满意度比较
给予优质护理服务的试验组患者，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住院时间和出院率调查
试验组患者在30d内的出院率为94.0%（47/50），而对照组患者在30内的出院率为72.0%（36/50）。试验组患者100d的出院率为100.0%（50/50），而对照组患者100d的出院率为96%（48/50）。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三省区在信息服务总体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三省区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了不同力度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山东省，2007年由山东省信息产业厅牵头，组织协调山东网通、山东邮政、大众报业、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海尔集团共同合作建设山东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湖北省，2007年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2006-2020年湖北省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通知；2009年湖北省农业厅下发了《湖北省农业厅关于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同年底，湖北电信还启动了农村信息化乡镇建设专项行动。计划用5年的时间，累计投资1．5亿元，建设农村通信基础网络和宽带网络，提升农村网络覆盖能力和综合信息服务水平；宁夏回族自治区，200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意见》，2008年又出台了《2009－201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信息化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等，指导和保障了宁夏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顺利进行。2．1．2经济社会环境差异农村信息服务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农村信息服务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是否得到了提高。中国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收入水平存在着差异，因此各地对信息服务投入的力度和用户的消费能力也各不相同。山东、湖北和宁夏分别位于中国不同的地区，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各异。山东省地处东部沿海，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农业总产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09年该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5395元，农村信息化发展的经济基础较好；湖北省地处中部地区，属于中部崛起的中等发达地区，省内有江汉平原和鄂北岗地两大农业基地，2009年该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4137元，农村经济发展较快；而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部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信息不畅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总体经济发展落后于山东和湖北两省，2009年全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只有3432元。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118．77元，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035．26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4048．33元［2］。可以看出，山东和湖北两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较宁夏稍高，因此，山东、湖北地区农村信息服务建设和推广较宁夏相对容易，普及效果也更好。2．1．3教育文化环境差异教育文化发展程度对农户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有一定影响。农村信息化建设是一个覆盖多业务类型的系统，不仅包括农业信息化，还覆盖农村教育信息化、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直接影响着用户获取信息的意识和信息获取的能力。2010年，山东省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初中入学率保持在98％以上，残疾儿童入学率达到95％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省将建设800所左右的高中和中职学校；湖北省属全国科技与教育发达地区，科技进步指数排名全国第11位，居中部6省之冠，高等教育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该省2007年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校校通”。2010年实现农村地区免费义务教育；宁夏在2007年10月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共建设教学光盘播放点3568个、卫星教学收视点2155个、农村初中计算机教室279个，实现了农村现代远程教育“三种模式”全覆盖。宁夏地区2010年教育事业发展迅猛，6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新进展，14个县市区实现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18个县市区实现创建教育强县目标，连续8年中职招生超额完成任务，170万m2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顺利竣工，总投资高达21亿元的宁夏职业教育基地基本建成，近5万人次的中小学教师得到了培训等。
近年来，全国各省区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电话“村村通”已经全面实现。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宁夏全区在全国较早地实现了所有行政村“村村通电话”，2007年提前3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电话”。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41．33部，湖北省134．21部，宁夏151．83部，电信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此外，三省区农村固定电话用户分别为957．0万、378．0万和37．1万，据估算平均每年每户电信业务量分别为2109．90元、1884．55元、2346．87元［2］，详见表1。2．2．2广播电视网络发展迅速，基本实现全覆盖山东、湖北和宁夏三省区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进展顺利，成效显著。截至2009年底，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8．02％、97．41％和92．90％，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7．88％、97．49％和97．31％，有线电视普及率为52．67％、41．44％和40．1％［3］。山东省有线电视用户达1500万，2009年新通广播电视20户以上的自然村个数为3414个。湖北省2009年新通广播电视20户以上的自然村6236个。2009年11月19日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前完成20户以上盲点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任务。2009年新通广播电视20户以上自然村个数为338个。从图1可以看出，山东、湖北和宁夏三省区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水平相当，差距不明显，但是有线电视发展相对较弱。2．2．3农村互联网基本实现村村通相关数据显示，山东省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网民规模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年增幅度为39．6％，增长排名第12位［4］；2010年山东省农村宽带用户达到160万，基本实现村村通宽带。全省131个县级信息服务平台和1170个乡镇信息服务站全部接入了互联网；湖北省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网民增幅为39．9％。从2009年底开始，通过半年时间的网络整、改、建，44个试点信息化乡镇的行政村平均光缆通达率由66％提升到93％，自然村平均光缆通达率由46％提升到71％，宽带提升到2～8M，可以满足3～5年内农村对于宽带、IPTV视频业务发展的需要［5］；宁夏回族自治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2008年全区也全面实现了2362个行政村“村村通宽带，村村能看网络电视”的目标，截至当年年底，全区开展互联网技术培训8000场次，培训农民11万人次，农产品供求信息30万条次，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超过5亿元。初步形成山东省投资10多亿元，在8．4万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形成了覆盖全省农村、功能比较完备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全省17个市中有15个市已建成市级网络平台，93％的农业县建立了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了农业机械、畜牧、水产养殖等15个专业网站；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价格、供求信息、科技信息、农村政策等10个农业专家系统；建设了济南、东营、烟台、潍坊等4个农业信息化示范工程基地和佳宝乳业等4个试点工程基地，基本形成了以山东农业信息网省级平台为龙头，市、县农业信息网络为骨干，向下延伸到乡镇、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部分村、户的信息网络体系。湖北省搭建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建立起以电话、广播、电视、专刊、Internet网络等多终端设备形式应用为基础的公共信息网络平台。建设了一批多介质的农村信息资源数据库，并建设有多个大型农村信息网站，建成了17个市（州）农村信息服务中心、32个县级农村信息服务中心和27413个站点表12009年山东、湖北和宁夏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业务情况地区山东湖北宁夏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部141.33134.21151.83农村固定电话用户//万957.0378.037.1全省区移动电话用户//万5334.53136.9382.8全省区固定电话用户//万2217.31088.3114.5电信业务总量//亿元1593.35796.26116.71平均每年每户电信业务量//元（估算值）2109.901884.552346.87建成，近5万人次的中小学教师得到了培训等。近年来，全国各省区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电话“村村通”已经全面实现。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宁夏全区在全国较早地实现了所有行政村“村村通电话”，2007年提前3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电话”。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41．33部，湖北省134．21部，宁夏151．83部，电信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此外，三省区农村固定电话用户分别为957．0万、378．0万和37．1万，据估算平均每年每户电信业务量分别为2109．90元、1884．55元、2346．87元［2］，详见表1。发展迅速，基本实现全覆盖山100806040200百分比/%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图12009年山东、湖北、宁夏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情况对比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有线电视入户率山东湖北宁夏5226建设，其中有5483个点利用卫星通信完成，全面覆盖湖北全省农村的自然村及以上单位，建成了22553个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站点。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的21个县（区）全部建成了农业信息服务平台，70个乡镇建成了信息服务站，占到乡镇总数的40％左右。全区2362个行政村共建设了2802个农村信息服务站，实现了互联网经营、农村党员干部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三项功能，基本形成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齐全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采取“龙头带动型、资源共享型、科技领先型、组织引领型、扶贫帮助型”等5种村级信息服务站建站模式，既适应了不同地域、不同条件的农村村民的信息需求特点，又为众多的行政村从村情出发有效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广阔平台。
发展迅速山东省17个市和绝大多数县（区）的农业主管部门成立了领导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行政科室，139个县、1170个乡镇建立了信息服务站，初步建成了覆盖所有市、县、乡、村的梯级农业信息员队伍［6］。近两年共举办各类市（县）级农村信息员培训班300余期，累计培训农村信息员近万人，建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农村信息员队伍，总结推广了“招远蚕庄”等多个农村信息服务成功模式。湖北省的农村信息服务机构开始向基层延伸，目前全省县乡两级建有农村信息化机构2402个，从事农村信息化的人员有20380多人，其中专职人员近8000人。2006年底，湖北省启动了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系统的建设，截至2008年湖北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点已覆盖60％以上的农村。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市（县、区）农业、畜牧等部门和全区198个乡镇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农村信息员，农民经纪人、种养经营大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有关社会中介组织中也有一批农村信息员；宁夏还实施了新型农民信息化培训工程，通过集中授课、个别辅导、“信息大篷车”等多种方式，已培训了10多万农民。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差异山东、湖北、宁夏三省区的农村信息服务工作分别取得了一定成就，探索出了适合各自省区农村发展和农民需要的信息服务模式。2007年7月，山东省成为国家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工程首批试点省份。截至2011年底，全省共建成各类涉农网站1214个，居全国首位。全省的139个县级信息服务平台和1218个乡镇信息服务站全部接入了互联网，形成了覆盖全省，以市、县网络为骨干，贯通乡镇、农业龙头企业和部分村、户的农村信息网络体系［7］。截至2010年底，湖北省已通光缆的行政村为18821个，农村光缆长度达到73566皮长公里，行政村光缆通达率提升到72．1％；农村宽带用户数达到68万户。并力争到2015年，光缆延伸至所有行政村和大的自然村，实现100％的自然村通电话、90％的行政村具备宽带上网能力［8］。可见，湖北省的光缆通达率已具有很高的水平，在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湖北已建成1个公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农业科技110组织管理体系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两套体系，信息资源提供系统、信息查询与服务系统和用户管理信息支持系统3个支持系统，自动语音服务、专家热线咨询服务和现场技术服务3种服务模式，襄阳、十堰和荆门3个示范区的湖北省农技110信息服务示范体系。实现了统一服务品牌、统一星火标识、统一热线号码、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的“五个统一”［7］。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网融合”发展迅速，IPTV使宁夏首先在全国突破了“三网融合”中部门网络资源分割的体制障碍，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作共赢”，在农村信息服务中率先解决了“多网合一”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以IPTV作为“三网融合”切入点，正确处理产业链核心价值关联，协调和促进电信部门、光电部门和相关各方面的合作。其次，“共建一个涉农数据库”的思路打破了垄断和部门利益的分割，改变了以往各部门关起门来建数据库、部门之间的数据库“老死不相往来”以及信息重复采集、分割拥有、垄断使用和低效开发的局面，有效推动了农村信息服务工作的开展。近年来，山东、湖北、宁夏三省区在农村信息服务工作中不断探索发掘新模式、新内容，并根据各自的优势分别以示范省建设、光缆建设和“三网融合”为切入点，创造了一系列符合地方发展特色的农村信息服务道路，为中国其他省份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水平，构建人人受益的信息社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作者：郭美荣李瑾秦向阳工作单位：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公共服务仅依靠基层政府来供给，这体现了政府单一供给在特定条件下的现实性。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应运而生，将逐渐取代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并在满足村民多样化需求以及提高效率等方面显示出很强的优势。就多元供给模式而言，各主体间的关系成为优势能否发挥的关键因素。
（一）农村公共服务的单中心供给
公共服务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主体地位。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长期实行政府单中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政府是唯一的供给主体，负责农村范围内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在这种模式下，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是一种垄断关系，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主要表现为对生产的垄断、对销售的垄断以及一定程度上对价格的垄断，这是由相关行业和事务的特性导致的。例如，环境卫生、体育设施等行业的非盈利性将私人企业拒之门外，致使这些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从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不仅不能适应公众需求的变化，而且导致供给效率低下。首先，村民的需求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村民自身文化素质的函数，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繁荣和村民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公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内容、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农村，供给主体不重视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相关的服务设施不健全，难以满足村民对其量的需求。同时，农村的全面发展也催生出了许多新的公共服务内容，例如村组安全、生产互助等。在需求结构方面，村民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发展型需求，当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之后，大家更希望能在农业信息、农业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得到更多援助。其次，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垄断供给向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发起挑战。造成供给低效率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公平优先是政府对公共资源进行计划内统一分配的主要原则，其二，政府的成本效益观念不强，其三，政府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腐败行为，第四，政府缺乏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线的支撑。总之，在村民需求与供给效率面前，基层政府这一唯一的供给主体已显得力不从心。
（二）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
实际上，必须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由政府单一供给向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转变，只有各种有利于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社会力量都参与进来，才能满足村民不断丰富、变化的需求，才能提高供给效率。总体来说，多元主体协同供给就是打破原有的基层政府垄断供给的格局，改变供给主体单一、服务内容单一、生产方式单一、销售渠道单一、决策机制单一的局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发扬农村社会组织的公益精神，发挥农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身的积极作用，让政府、市场、社会在协同供给网络中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进而形成整体合力，共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种多主体的供给方式，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即在社会信任和互助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营造社会网络和运营社会资本，使得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能实现良好的合作，从而促进我国社会资本存量提升，最终促成善治的过程。市场经营主体的丰富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垄断向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的转变成为可能，这种转变同时也体现为各供给主体间关系的转变，即从垄断关系转变为协同合作关系。协同合作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公私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合作就是企业、社会贤达和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状况而进行的一种正式合作。在协同合作关系中，各主体相互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协助、相互影响，各司其职。第一，基层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要承担起管理、规划、统筹、监督的职责，积极引导其他供给主体的参与。第二，企业凭借其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处于重要的主置。要大力开展服务生产创新工作，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三，农村社会组织有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等多种优势，负责提供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弥补其他主体供给的不足。第四，村委会要帮助村民将公共服务需求、意愿表达出来，做村民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联系人，实现公共服务的自我供给。目前，各供给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还处于断裂状态，这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长期以来政府对人力、财力、物力的控制，农村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能力不足，企业的供给动力不足，村民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观念不强等。为了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必须完善协同合作网络，重构多元主体间合作互助的关系。这需要依靠各种体制机制、规范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共意识和精神的加强。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制度构成要素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主要流派之一，是从社会学组织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其主要特征是：倾向于比政治科学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强调制度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板、范畴和模式，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制度就不能解释世界和其他人的行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为它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分析视角和关注对象方面倾向于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主张同人类行动者的意义框架有关的符号、认知、道德模式等因素都是制度，甚至认为文化本身也是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从四个方面体现其对制度的一般性理解。第一，不明确区分制度与组织的不同，一部分学者认为组织构成了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时需要从制度角度去认识组织。第二，文化包含在制度中，社会学制度主义定义了一个制度世界，在这个制度世界中，文化是其构成要素，制度通过提供道德性或认知性模板阐释外在和人们的内在认知，进而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文化和制度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标题下成了同义词。第三，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行为者个体受制度的影响程度，只有将人类个体置于社会角色中，且让规范、认知、符号等因素产生作用和影响，社会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第四，肯定了制度化过程在制度创设和演进方面的作用，制度化过程体现为人们按照规定办事以及对违规成员所作出的处罚，这有利于制度本身的建立和维护。作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JamesG.March和JohanP.Olsen（1989）在其《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中认为，制度即规则。规则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惯例（routines）、程序、角色、规划（strategies）、组织形式以及政治活动建构的技术等，也可以是信仰、范式、符号、文化以及相关的知识等。此外，他们强调在充满文化性、经济性、社会性、政治性的具体背景下，人们努力行动以实现其预期效果。人们的行动受到与义务相联系的适当性逻辑的牵引，遵从一定的规范和程序。Powell和DiMaggio（1983）则强调了强制、规范与模仿的作用。强制因素包括政治要求以及政府强迫，它们对组织进行规制、监视和官僚控制；规范因素源于专业与高等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强大影响；模仿则源于很多行动者往往通过模仿同辈来应对不确定性的倾向。
（二）制度的构成要素
W.RichardScot（t1981）在《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中从三个视角来理解制度的含义。第一，将制度具体化为制约、控制、限定或禁止行为人行为的规则和规定，其约束力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具体可表现为与行为相关的制度、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第二，因为制度具有适当性和其合理性，行为人会自觉地接受它，并愿意服从于符号体系或价值体系的约束。第三，不同行为人之间会产生一种共同信念，且同时表达出对制度的理解与认同，那些被广泛认知和认可的文化因素将推动制度去发挥作用。基于对以上三个视角的理解，斯科特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持久、有序的社会结构，它是符号要素、活动和物质的统一体，具体则包括了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基于对制度的界定和运作过程的分析，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有三，即制度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性要素。根据三种要素的性质、特点和条件的不同，可将其归为制度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级，各层级间制度构建的难易程度以及稳定性成递增趋势。规制性要素在制度中的表现形式易于建立、规划和更改，可在短时间内形成并产生一定的效果，处在表层位置；规范性要素需要对行为人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进行界定，使之行为符合社会需求和合理性原则，这是制度的中间层；文化—认知要素作为社会历史的沉淀物，通过共同的信念、理解获得广泛认可，则位于制度的最深层次。要注意的是，根据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进行制度构建时，必须同时建立这些要素，使得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辅助。
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要素
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间平等合作关系的过程伴随着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体表现为强制性规章制度、有效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多元主体对平等合作关系的强烈认同感这三个因素的共存与共同作用。只有明确界定各个要素的基本内容、作用条件和方式，以及它们各自在重构多元主体间互动关系中的功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体系，从而使得各基本要素充分发挥作用并相互辅助。各要素通过引导和制约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的行为，使多元主体在制度体系的约束下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规制性要素
规制性要素主要包括国家制定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强制性规定和标准等。通过明令禁止供给主体的某些行为、激励某些行为或者是给予某些行为以引导和便利等方式，使其思想和行动等向着稳定的、有序的方向发展，减少由于供给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给供给主体自身以及社会所带来的利益损失。与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相比较，规制性要素具有强制性大、易于建立、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等特点。在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这一过程中，强制性要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主要是因为各主体参与合作的自主能力和积极性不强。规制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规章制度、农村公共服务协同供给体制和具体的合作供给政策和标准等。为了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国家制定了《教育法》《卫生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志愿服务法》等相关法律。有关促进多元合作的政策有：对市场主体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合法权利进行保护的政策，对企业和农村社会组织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因素由统筹到细化、由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广泛地规定着协同供给的发展方向、政策的实施、各供给主体的行为、资源的优化配置等，为构建合作互助、平等协商的主体间关系提供了强制性保障。
（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规范性要素
规范性要素体现为价值观以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等。这些规范性要素通过合理的证明而形成，将适当的社会责任根植入多元供给主体的意念中，使其自觉地遵从正确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参与供给，违背这些要素的主体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就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合作关系而言，其规范性要素主要表现为机制的规范，例如，协调机制、表达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等方面的规范。这些规范性要素要发挥以下功能：第一，规范合作秩序，即对多元主体的供给行为进行规范，使得供给主体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给予，而是全力地为居民的公共需求提供服务。以各主体的分工合作和相互间良好关系为宗旨，规范稳定的合作秩序。在这一过程中，多元主体各自承担起责任，进行平等、自由的参与和协商。第二，规范性要素要注重合作互动关系所带来的效益。通过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提高财政收支公开程度、减少行政开销、降低供给政策执行的复杂程度等来促使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得以提高。
（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文化—认知性要素
文化—认知性要素包括共同的信念和认知、符号系统、道德模板和意义框架，具体表现为信念、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它通过聚合积极文化和消极文化（如合作互利观和自利观）形成一种组织文化来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和对自我的价值认同，进而影响组织活动。而处于这种组织文化中的行动者，根据对符号系统、意义系统等形成的理解和信念而开展活动，其行为已经被制度化。JohnGray（1998）形象地指出：“社会制度是由人们信念构成的。一张纸头能够充当货币是因为大家相信它就是货币，否则它啥都不是。”在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合作关系方面，文化—认知性要素主要体现为多元主体间的信任、多元主体对合作关系的认同感、农民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以及农民自主服务、自主供给、自主管理、自主组织、自我教育的观念等。增强文化—认知要素的有效作用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供给主体规模。因为随着人数增加，文化的影响机制越来越具有局限性，供给主体更倾向于破坏合作互动的关系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农村社会变革。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积淀，但如果没有跟上农村经济社会变革的速度，其规范作用就会因为弱适应性而骤减。三是公共服务信息的传播。信念认知的形成依赖于信息的传播速度，促进信息流通有助于供给主体形成对合作关系的认知。总之，变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开展协同合作，归根结底依赖文化和意义世界的变革。
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困境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有赖于多元主体合作关系的重构，但事实上，各主体协同关系重构的过程已经陷入了一定的制度困境，这种困境是由政府单一供给的路径依赖、多元主体间难以平衡的利益关系和多元主体认知滞后导致的。
（一）制度困境一：政府单一供给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即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单一主体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这种路径的选择会产生像物理惯性一样的特性，这一特性表现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政府单一供给情况下，公共权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对稀缺性的权利资源的垄断性占有所获取，而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政府通过强制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供给类型和数量都完全取决于上级政府的指令，而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农民群众却只能被动地接受，长此以往，将导致公共服务类型和生产的单一化，难以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如果路径依赖持续下去，不仅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会增加，而且政府的行政控制力会把其他潜在的供给主体拒之门外。在狭小的发展空间中，企业、农村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是不会与政府形成协同合作关系的，公共服务的供给陷入了巨大的制度困境。
（二）制度困境二：多元主体间利益难以平衡
根据“经济人”假设对人性以及人的行为的分析，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会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作出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不同主体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主体间利益难以平衡，很难找到使得它们都积极参与的动力因素，这就导致了合作关系难以重构的制度困境。首先，有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经济发展才是政绩，为了追逐GDP指标的提升和个人仕途的顺利，他们常常以牺牲村民的实际需要为代价，不断增加那些能够满足政绩和利益需要的公共服务的供给。由于考核指标向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倾斜，那些真正能够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有时会被看作是无用的。某些情况下，正是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使得基层政府的供给动力是不足的。其次，企业生产的高效率决定了它在农村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供给主体地位。从经营者的角度出发，他们倾向于不提供或者少提供公共服务而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因为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导致的生产成本较高，同时政府购买成为企业参与的主要形式，这有时会导致企业自身收益比生产其他产品要低。再次，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最终享受者，村民的利益需求是复杂多样的，是根据不同经济环境、不同地域条件所变化的。但无论怎样，他们始终希望享受到水平高、质量好、成本低的公共服务。但当前农村村民的需求表达机制还不健全，缺乏用于收集农民的公共服务的需求、满意程度、基本评价等信息的制度、民意收集制度、听证制度等。这充分表明公共服务供给所面临的制度困境。
（三）制度困境三：多元主体认知的滞后
农村现阶段邻里关系疏远，人际间情感淡化，难以形成村民之间、村民与供给主体间的信任网络，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农村的认知普遍呈现滞后、不足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供给的认知滞后，认为供给等同于生产；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和参与权利认知的滞后；各供给主体对村庄的现状和发展的认知滞后；各供给主体对协同供给的重要性的认知滞后。这必然会制约农村的发展，影响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进程。导致认知缺失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大家普遍认同公共服务就是要政府负责的这一观点，在现实政治参与中，服从性、接受性、被动性因素占很大比重。第二，人员流动弱化了对村庄的认同和认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及村户院落的逐渐消失，村庄变得越来越陌生，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日益降低，从而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关注和认同。基层政府、企业以及农村社会组织很少对农村的发展现状以及前景作细致的观察和调查，对村民真正的需求缺乏准确的认知。第三，合作思维缺乏。多元供给主体倾向于只考虑现实的、眼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忽视了通过协同合作而带来的潜在的、长远的、广泛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与中国人的行动思维定式有很大关系。供给主体的认知缺失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困境。
五、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重构的制度改进
为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效果，满足村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实现供给的有效性和高水平目标，必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监督、协同配合。在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以及社会组织参与能力低下和意识薄弱的现实困境下，地方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职能，从法规制度的健全、行为机制的规范、社会资本的积累方面入手对供给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进行制度构建，引导各供给主体为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开展而努力。
（一）健全法规制度
法律以及各种强制性制度完善与否，对供给主体间的关系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首先，健全供给参与制度。破除多元主体参与供给的主要障碍，丰富参与形式与内容。各主体不仅要做到协助行政机关进行供给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而且要对供给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审查。其次，健全利益共容制度。奥尔森认为，个人或组织获得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而且同时会因总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它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也就是说可以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在合作供给过程中，各主体为了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都会选择合作来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例如，政府为了避免矛盾冲突而保护村民权利，企业为了扩大市场而参与供给，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将受到共容利益的减少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惩罚。再次，健全政策激励制度。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减少税收和基础费用的政策来降低经营成本，进而吸引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在慈善捐助项目中，允许一些社会组织及企业借机宣传、扩大知名度。为保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持续性，政府可以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采取财政补贴政策和资金担保政策。
（二）规范运行机制
重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互动合作关系，需要规范化的管理运行机制的支撑。首先，规范合作机制。若缺乏一种有效的协商合作机制及便于多个组织参与协商、决策与行动执行的策略体系，那么公共事务的协调处理将变得复杂而艰难。因此，必须在政府推动下，探求有利于基层政府、企业、农村社会组织以及村委会和农民自身协商互动的平台，建立他们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一合作机制中，各供给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细化、明确，他们进行平等的学习和交流，共同协商、讨论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次，规范效率机制。基层政府必须做到克服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并建立成本效益观念，企业要从村民实际需求出发进行供给同时降低排他技术成本，村委会和村民要充分考虑成本负担能力，积极表达需求意愿，农村社会组织需要克服组织结构不合理、资金运作困难、人员调配滞后等自身局限性，最终形成一种高效运作的供给机制。
（三）积累社会资本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