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5 13:37:44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城乡文化，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追求，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等，其诸多益处不再一一赘述。但任何一项好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譬如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更多注重的是人口的城镇化，景观形态的城镇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村庄变成或融入城市而消失，原来附着农村的千姿百态的各种传统文化元素变淡甚至消失了。伴随城镇化的步伐，许多地方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创新、补充少有作为，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农村文化的简单复制或干脆抛弃。
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村庄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是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我国绵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尊重自然、顺应天时、因地制宜、春种秋收、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思想和与此相适应的生态观念、家庭伦理、精耕细作、种养结合、男耕女织、守望家园、邻里相助的农耕方式。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农耕文化不能丢，我们要以敬天畏地的价值理念和扬弃的哲学思想来对待。
从表面上看，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有了城镇广场、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活动场所，但由于城镇大众文化的同质性，使得人们对过去那种原汁原味的乡情民俗、节庆活动、家族祭祀、婚丧嫁娶、桑麻农事等又萌生了难以释怀的留恋和需求。这说明文化的城镇化绝非像人口的城镇化那样来得迅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说明了不管现代技术多么先进，这些与大自然存有灵性的原始沟通的人类精神之源，在社会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当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法治文化也会有所发展，这是城镇化带来的积极成果，但法治不能包揽解决所有问题，许多事情还要靠道德、习俗等传统文化手段解决，要善于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
著录当代、传承历史是地方志工作的光荣使命，也是方志工作者的主要职责。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地方志编修，在我们国家形成了粲然可观的成果群，其中包括约占现存古籍十分之一的8000多种旧志，7000多部新编省、市、县三级志书，2000余部行业、部门、山水寺庙、专题、乡镇村志，1700多种、数万卷的地方综合年鉴，还有种类多样的地情资料文献，这是一座不断丰富、取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为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理想信念教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也使城镇化后的农民在原有文化环境改变的情况下依然能得到历史文化的浸润，仍有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文化作精神支撑。我们要进一步开发地方志资源，做好读志用志工作，让收藏在书斋里的典籍、书写在志书上的文字活起来，为当今的规划制定、基础建设、招商引资、减灾防灾、申报世遗等工作服务。
【关键词】城乡文化发展 统筹 动力 分析
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推动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大举措,是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明确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动力构成,形成合理的动力结构,是城乡文化“统筹发展”的应有之义。
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动力源
原始动力: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一切社会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离不开人的客观参与和主观改造,因此,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原始动力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类文化史上,人们在生存需求的驱动下,为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创造了以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为主的两大文化系统。特别是农耕文化的发展,需要人们在改造自然与利用自然的进程中,结合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持续地付出智慧,并将生活实践中得来的各种悟性灌注其中,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不断改变生活习惯,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并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面貌的巨大动力。这种动力是原发性的,也是农村文化建设中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动力。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广大农民对文化建设的需求是很迫切的,也是很丰富的。一方面,源于对农耕文化的眷念和难以割舍,不希望长期认同和遵从的风俗、习惯、禁忌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被同质化,甚至是被遗弃。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文化生活多样化和浓郁的现代气息,他们对城市文化生活又充满了向往和期待,希望感受新奇的生活方式、新鲜的生活环境和新潮的文化氛围。
目标动力: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前提和途径,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新农村建设作为新时期具有开创性和系统性的一个新课题、新工程,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同样需要重视新农村和谐文化的建设。为此,高度重视、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用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农村阵地就成为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是方向性的,也是目标性的,其动力方向应该是与新农村建设一致的。如果忽视或淡化了这种需求动力,就会迷失农村文化建设的方向,就会破坏新农村建设的美好局面。通过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可以将文化活动与农村各方面的教育活动如普法教育、农业科学普及教育、计划生育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进行,从而提高农民各方面的素质,为实现农村现代化奠定基础。
保障动力:政府决策需求。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口众多,如果不尽快改变农村文化建设落后、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状况,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就难以提高,农村经济也难以健康持续地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出台,虽然有农民精神需求和农村建设需求的动力因素,但依然也只能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提出,才能得以贯彻实施。所以,从某种角度讲,统筹城乡发展是对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强化。
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相对于农民精神需求(基础性需求)和新农村建设需求(目标性需求)而言,政府的执政需求只是一种外部需求,其所提供给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是一种外部动力,是上述两种需求动力得以发挥作用的保障动力。这种保障动力主要表现在推动战略的选择和制度环境的改变,为此,政府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必须有恰当的角色定位,一方面需要发挥宏观调控和协调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作相应职能的转变。如果政府需求对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原始动力和内部动力干预过多,甚至单方面地“改变”或“设计”上述两种动力的路线图,就可能会出现矫枉过正和事与愿违的结果。
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动力分析的应用价值
有利于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尊重农民的文化需求。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处理好“三农”问题,离开了农民的文化需求,新农村文化建设就失去根本的着力点。文化需求得到充分尊重,可以进一步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可以集中农民的智慧,让他们的创造性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就是要相信农民群众,依靠农民群众,由农民群众说了算。过去,在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尽管出台了标准,搞了典型经验,但农民群众却似乎不感兴趣。
有利于找准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虽然,新农村建设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但我们建设的新农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大的方向来讲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最高要求,同时也给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比如,在农民价值体系建设中,就必须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和引导农村其他价值体系,并不断提高农民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讲,一切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化形态都应该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方向,一切颓废、低级趣味和蒙昧落后的文化形态都必须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所摈弃的。
有利于政府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制定合理的政策制度。城乡文化统筹发展,关键在于通过政府的适度参与,实现城乡文化发展各要素的自然流动。为此,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不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统筹”,唯一需要的只是政府废除现有种种阻碍城乡文化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的要素。只要不受干扰,要素的流动必然是双向的。政府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考虑制度的订立或废止,充分尊重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互补性,为农村文化建设搭建恰当的平台。切不能从城乡同质化的角度入手,简单地将城市的文化理念和设施向农村扩展,更不能以城市文化的某种标准搞“样板工程”。
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动力路线图
培育原始动力市场。培育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原始动力市场,就是要了解、引导和强化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市场。
一是做好两个调研。一方面要调查当前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状况,另一方面要调查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状况。通过调查,了解当前农村文化的特点、当前农村文化的发展状况、当前农村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等内容。二是抓好两个引导。一方面要引导农民从低俗的精神文化需求向高尚的精神文化需求转变。如下乡的文艺演出内容不能追求低级趣味,必须具备积极健康向上的艺术格调;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文化需求的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关键要处理好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要采取一定的办法让农民学会包容多种文化。三是注重两个强化。首先要强化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其次要充分尊重和参考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将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建设新农村和谐文化纳入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议题。
把准目标动力方向。为了保证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抓好“四个一”的工作。
一是明确一个目标。就是要明确建设农村和谐文化这个目标。构建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建设和谐农村文化是建设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任务。二是抓住一个核心。就是要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三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这个原则。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原则,需要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工作方向与新农村建设保持一致;坚持工作方法与新农村建设匹配;坚持工作进度与新农村建设同步;坚持工作实效与新农村建设合拍。四是突显一个特性。就是要突显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时代性。新农村文化建设强调一个“新”,这个“新”不仅仅是原有文化的完善,更多的是“统筹”城乡文化,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學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個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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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聪颍、勤奋的徽州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徽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今天，徽文化和藏文化、敦煌文化一起被称为中国三大地方显学。徽文化函盖了经、史、哲、医、商、绘画、建筑等诸多领域。
徽派建筑粉墙黛瓦、错落有致，其建筑风貌与黄山大地青山绿水相互映衬，秀美如画。徽派建筑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是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古徽州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是黄山市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和旅游资源，是祖先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西递﹑宏村古村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保护徽派建筑这一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事。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弘扬徽派建筑风格，传承徽派建筑文化精髓，是延续黄山市历史文脉的重要途径。
黄山市城市建设目标是建成国际性风景与文化旅游城市，这就更加要求城市建设要具有自身的形象与特色。建筑是构成城市特色的重要组成元素，必须要挖掘徽文化内涵，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结合点，将体现徽派建筑文化内涵、手法和构思融合到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中，充分体现黄山市的城市特色和个性。
黄山市作为新兴旅游城市，“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是重要的发展战略，黄山胜景冠天下，徽州人文烁古今。重视徽派建筑的研究，全面准确地把握徽派建筑的特点，将徽派建筑这一宝贵的旅游资源变成黄山市旅游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传统徽派建筑特色及内涵
徽派建筑有着高超的建筑技巧和浓厚的文化内涵，在造型﹑功能装饰和结构等方面自成一体，它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表现在民居﹑宗祠牌坊﹑园林等建筑中。
1.尊重自然山水大环境。古徽州对村落选址的地形﹑地貌﹑水流风向等因素都有周到的考虑，往往都是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布局合理，交通顺畅，尊重山﹑水等自然地貌，建筑融汇于山水之间。
2.富于美感的外观整体性。群房一体，采用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面和马头高低进退错落有致，配以大小不一，布置灵活的斜坡屋顶，使得外观丰富耐看，颇有韵味。
3.较宜人的空间尺度。建筑的高宽比和空间比例适中，感觉既不空旷，也不压抑。如屯溪老街的街道宽6-7米，两侧建筑物的高度也大多为7米左右，高宽比约为1：1，给人以良好的空间感受。
4.独具一格的马头墙。马头墙是徽派建筑最具特色的部分，层层跌落，前后进退，极富韵律感。
5.灵活多变的斜坡屋顶。徽派建筑大量使用坡屋顶，用法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大小有变化，高低有层次。
6.朴素大方的色彩。徽派建筑不以华丽复杂的外观取胜，而是以典雅大方的灰白色调见长。青山﹑绿水﹑白墙﹑黛瓦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质朴中透着清秀。
7.较灵活的多进院落式布局。建筑平面布局的单元是以天井为中心围合的院落，按功能﹑规模﹑地形灵活布置。
8.精美的细部装饰。徽文化中“三雕”（砖雕﹑石雕﹑木雕）艺术令人叹为观止，砖雕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是徽派建筑一大特色。
三、加强城镇规划管理，弘扬徽派建筑文化
传统徽派建筑文化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地域背景和人文环境，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今天的城市建设有现代的要求，不可能简单的将传统的徽派建筑拿到今天的城市建设中照搬使用。
1、低层与多高层建筑形式问题。传统的徽派建筑一般在3层以下，村落制高点一般是非居住功能的公共建筑，建筑物也不会显得十分突兀。现代城市集约化使用土地，建筑物层数一般在5层以上，大型公建和标志性建筑物的层数更高，与传统的低层建筑差别大，不能用简单加马头墙的办法处理。
2、徽派建筑小体量与现代建筑大体量的问题。传统建筑以民居为主，体量较小，现代建筑一般体量较大，传统建筑特色很难照搬使用到现代的大体量建筑物上。
3、传统建筑淡雅的色彩与现代求新﹑求异色调之间的问题。传统建筑色彩以粉墙黛瓦为主，色彩淡雅，现在一些项目业主往往要强调个性，求异，大面积玻璃幕墙，大红，大蓝建筑物色彩是一项很重要的构景要素，反差很大。
积极探寻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城市建设之间的结合点
1、吸取传统徽派建筑文化最本质的元素。黄山市地理条件独特，城市建设依山滂水，城市规划建设要求显山露水，体现山水城市特色，将城市融汇于山水之间。适当调配建筑高度，在山体周围与濒水地区控制一定数量的绿色视线走廊，将山水景观引入城市。将高层建筑在适当的地方集中建设，统领城市景观，使建筑与山水相互呼应。
2、营造传统徽派建筑文化的氛围。每一栋建筑都传达出自身的信息和个性，一系列建筑群体相互映衬，能构筑一种特定的氛围。传统建筑文化不仅包含建筑本身，树、井、漏窗、亭台、廊柱、街道等都是徽文化氛围的构成元素。在建筑设计中，要求适当扩大建筑设计的深度和广度，对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建筑物占领的过渡空间、向公众开放的外部空间进行统一设计，充分吸取徽派传统建筑中庭院空间的处理手法。
3、高层建筑中的处理手法。规划对高层建筑的选址进行控制，一般应选址在宽广的道路两旁和道路交叉口四周，并适当后退道路红线，利用高层建筑的裙房和主楼的进退部分作为徽派特色的体现平台，灵活搭配坡屋顶和马头墙符号，在建筑物的主入口和近人部位采用“三雕”（砖雕、石雕、木雕）装饰，使人感受到徽派建筑的氛围。
4、大体量建筑的“小化”。现代建筑一般体量较大，有较长的连续性墙面，可通过线条分割、墙面凸凹等多做方法化大为“小”。但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否则容易造成墙面分割的琐碎，达不到化大为小的目的。
5、营造多层次墙面的传统特征。传统建筑外观丰富、错落有致，富有韵味，现代建筑也可体现阶梯式布置、群房一体的传统特征，如在横向上，处理好墙角处的过渡；纵向上，做适当的进退，都可丰富墙面的景观。
6、马头墙符号的应用。马头墙符号的应用是现代建筑体现徽派特色的主要手段之一。不少现代建筑为体现传统特色，往往将传统建筑的局部特征符号照搬到现代建筑中，结果常常是与现代的审美理念向悖，反而引起观者的反感。应该延续传统建筑特征符号的尺度比例，抽象变通地运用，追求神似而不是简单地在形式上的模仿。
7、斜坡屋顶的运用。传统徽派建筑的坡屋顶运用很灵活，不拘朝向和大小，并且层次感极强。规划要求，住宅一律使用坡屋顶，多高层公共建筑尽量使用现代建筑技术及材料，采用与坡屋顶相协调的变形处理，使天际线变化和谐。
随着信息时代、电子时代的发展，城市居民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年轻一代以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会更多地使用电子产品、网络资源获取各种文化信息和知识。成都全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341572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为16.7%；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人口为2353250人，占比16.7；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946832人，占35.2%；具有小学程度的人口为3407433人，占24.2%。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必然带来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文化贫困人口”获取文化产品能力不足的情况，现有的图书馆（室）、美术馆、文化馆（室）等公共文化服务，很多是农民工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使用的。
二、成都城乡一体化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成都市政府自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来，出台了一批加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建立了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体系，形成了一批具有品牌示范效应的文化活动，初步探索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道路。政策资金保障方面。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成都通过成立工作调协小组及各部门联合发文高效地推动了公共文化建设。同时，成都市建立了全覆盖、分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还设立了1亿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都市315个乡镇（街道）均建立最大4000平方米，平均800平方米的综合文化站，配备了100多万元的设施设备，所有乡镇还配套建设了2000平方米以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广场。另外，中心城区还将建295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以引导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规范建设、均衡布局，打造“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服务内容方面。为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供给，成都市推出了如“文化四季风”、“金沙讲坛”、“百姓故事会”等文化活动，在一些企业或社区开始成立针对农民工的青工文化驿站，推行免费的社区教育，向市民提供优质的公益培训课程。专业队伍和志愿队伍建设方面。成都实施了“百千万工程”等项目培养文化建设人才。“百千万工程”就是开设100所以上的市民文化艺术学校和文化艺术辅导站，培训1000名以上持证上岗的文化艺术骨干辅导员队伍，吸收10000人以上的文化志愿者队伍。舆论宣传方面。成都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进行了多方面宣传，如在《成都日报》每月一期“报纸上的文化馆”专版，媒体滚动播出《成都公共文化公益广告》宣传视频，制作了《成都公共文化公益广告》30秒、15秒、5秒三个视频版本，在成都电视台、广播电台、公交、地铁、城市LED滚动播出，建立成都文化短信平台、成都文化微博等方式。监督考核方面。成都市将区（市）县公共文化建设纳入目标考核，市委目督办将服务农村、服务基层和群众满意度纳入第三方测评。市委、市政府还将重大文化活动及项目纳入“民生工程”，纳入各级目标管理；并建立了重大项目绩效考核机制。
三、成都城乡一体化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策框架，推动公共文化的各项立法进程
一是推动制订《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明确政府职能职责，明确责任主体，实现政府职能转化，明确市民文化权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来，鼓励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法治框架。二是推动对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关内容进行立法。例如，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促进办法，以及相应的政府购买制度、税收优惠制度，对志愿组织发展的促进办法以及规范化、制度化的组织管理等。三是完善成都市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消除其中不匹配、相互冲突的条款，让现有政策可以落到实处。四是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及立法的理论研究，总结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的经验和规律，推动形成相对稳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
（二）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资源协调机制，制定公共文化发展中长期规划
一是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行政区公共文化资源协调机制，提高配置效能，实现优质文化资源流动共享。二是要对《成都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布点规划》进行修编，基于城市空间及功能的不断变化，以及城市公共文化资源总体缺乏且分布不均的情况，突破部门格局、利益格局和行政格局，为未来城市公共文化发展留出发展空间。三是要制订《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对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及资源的省情调研和课题研究，摸清公共文化的家底，结合成都城市发展中长期规划、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对成都市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中长期规划，确立远景目标和近期任务。规划别要注意以下原则：第一，动态化发展原则，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因地制宜建设基层社区文化设施。对发展中新区，要预留足够的文化空间；对正在变化和拆迁中的社区，多使用流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动态服务；对旧城区特别是设施明显匮乏的社区，要尽量协调公共文化场所或利用现有民营空置场所或设施，多提供流动服务。第二，差异化发展原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可设立老年人活动室或儿童阅读室；区级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可根据本地区行业、区位特点发展特色图书、特色文化馆藏；省、市级图书馆则走精品路线，发展精品馆藏。第三，一体化原则，推动系统内部、资源之间的整合、联动和共享。组建剧院、博物馆、出版发行、影院、影视产业、图书馆联盟，统筹现有文化资源；发挥公共文化设施的集合功能，图书馆可以同时是社区活动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政府服务中心，博物馆可以同时是教育馆、活动室、探究地、休闲地。第四，均等化原则。要按照服务对象的喜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考虑不同人群的工作生活特点，在不同的时间段提供服务项目，保障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等。
（三）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建设机制，提高服务人才素质
人才吸引上，合理引入专业人才，鼓励支持民间文艺团体和个人参与基层文化服务，吸纳更多的文化志愿者；在人才培训上，采取蹲点指导、培训指导、城乡互动指导等方式，与社会培训机构（专业机构或公益组织）合作，培养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提供文化志愿者培训；在人才保障上，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机构的职称制度，推进公益性文化机构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机制，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
建立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解决政府办文化、去行政化的问题。可借鉴日本的委托公益性财团法人管理办法，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要求，独立经营管理，公益性、盈利性兼容并蓄，有效减轻财政负担和压力；建立文化非营利组织培育制度，拓宽公共文化服务渠道和范围；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托管”制度，引入专业文化管理机构解决基层又管又办的难题；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共治分权”制度。对于文化资源的分配、文化事务的管理和文化服务的提供，形成基层党委和政府、农村居民、市场发展商、基层社区、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的共治格局以及分权模式。（五）建立有效的宣传推广渠道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公示制度，公开服务时间、内容和程序；搭建统一资讯平台，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网站，加强与媒体合作，开展对全市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剧场的集中统一宣传，每天最新展览、讲座和活动信息；延伸社区宣传渠道。透过红旗、互惠超市等社区零售店终端，配送文化信息宣传单，每月一换；在社区报栏张贴海报；利用短信、微信、微博、网络、报纸、宣传片等实现全方位覆盖；扩大对外影响力。加入全国、国际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联盟网站。
（六）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考核、评价、反馈和激励机制
关键词：城乡规划， 适应性 ， 和谐文化， 创新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城乡规划工作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城乡空间领域的分割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城乡规划是一门科学，因此也带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特别是城乡规划涉及到民生问题，也是更加敏感。在城乡规划中，应该认真探讨其适应性和和谐型。尤其在如今大力提倡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城乡规划中的适应性和和谐性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规划中的文化因素，也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目标的需求，体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源，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魂，是一个民族团结向上的凝聚力。
1.城乡规划适应性的涵义认识
城乡规划适应性建设是目前城乡规划部门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业内人士不断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直认为改进城乡规划建设问题不是一项技术问题，应该做为一个理论基点问题。很多的学者为此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曾提出一个新概念：“引入概念性规划手段，提高城市规划方案的预测能力。”提高城乡规划的适应性，应该自上而下的实施分层次控制，规划指标，有总体控制向分布控制发展，加强对城乡规划的特色控制和弹性控制，使规划的适应性更高。规划适应性建设的理论研究最近一个时期也是比较丰富，适应城乡规划的长远发展，对规划问题有一个前瞻性的提前预测，是规划适应性的核心内涵。
2.和谐文化因子与城乡规划的关系
城乡规划中和谐文化的内涵，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基因功能，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涵体现。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基因”脉络，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1以和谐文化因子的思想价值为导向
和谐文化是城乡规划中的核心理念，城乡规划中应该以和谐文化基因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导向，引导城乡规划工作向长远和健康方向发展。和谐文化基因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高度整合，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内涵，是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目标和价值取向的表现。城乡规划工作影响着城乡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其规划的具体实施应该以和谐为尺度，用和谐发展的眼光去判断和衡量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城乡规划工作中的和谐文化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在对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实际进一步认识判断的基础上对一种理想社会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和谐文化因子指导下的城乡规划既反映和代表了政府的政治利益，同时也是体现了社会文明及科技进步，城乡规划的生成和形成，代表着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集中反映，城乡规划的适应性和谐性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高度融合。
2.2发挥和谐文化因子的改革创新作用
和谐文化因子指引下的城乡规划有利于促进文化自身的繁荣、创新和发展。和谐文化因子对于城乡规划工作所蕴含的创新作用，体现了文化发展规律与改革创新的内涵。创新是21世纪的主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发展，没有创新便没有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革命，因此一切工作都需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和实践。城乡规划中的适应性也是需要创新理念，创新的规划方案和规划设想，对于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具有创新意识才有创新的设计方案，才会提高适应性和谐性。
3.城乡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城乡规划中的谋划意识，是城乡规划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谋划是作为政府对城乡改革和建设规划的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往往具有时间性限制，一届政府对此都会提出一个定位，这种规划工作的短视行为，导致行政和规划部门以成败论英雄，规划工作定的快，变的也快。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人们对于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怀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和打算，特别是城市规划工作如何体现科学发展观和适应性问题，也逐步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我们也看到城乡规划中的一些弊病，只重视眼前，不重视未来，一些急功近利的规划设想，只能是短暂的生存理念，而不是长远的发展理念，因此对于科学的长远发展没有实践作用和引领作用。谋划理念指导下的规划和具有长远发展规划的结构性规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还没有实现规划的立法化，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将城乡规划的实施框定下来。
急功近利是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大忌，一些城乡规划方案往往过于注重谋划，其方案的提出和制定都是围绕一定的目标，为了实现高效而过于粗放，表现为简单和不科学，短视行为导致的急功近利，或者计划由规划部门提出，一旦成为过去式，那么改和不改的自由度极大，规划部门一句话；也有的城乡规划控规全覆盖，权利过于集中，导致在空间资源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不规范现象出现，谋私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4.城乡规划适应性理论基础研究
4.1将“普遍意识”作为规划工作的前提
城乡规划工作不仅仅是技术和政策的问题，它的理论层面意义重大，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体现，也是反映社会价值取向和生活目标的体现，是城乡人民生活空间领域的行动纲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城乡空间发展也是资本主导的形势，在这样的状态下，单纯以良知进行城乡规划工作的设计是不够的，应该从厉害关系人的角度进行考虑和度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可以通过听证的方式提高和增强群众对城乡规划的参与意识。
4.2城中村规划的“文化交融”模式
城市的扩张，不断地吞噬着城郊的土地，“城中村”一词便应运而生。所谓“城中村”是城市地域粗放式外延的后果，就字面理解，城中的村子，村子的地域空间实体被完整的包围在城市建成区之内，在城中村居住的农民可以依然保留他们的风俗和居住方式，只不过是被整体地城市化了。所以这里的设计文化 依然要保持农耕文化，保持这种文化形成的网络。“城中村”的规划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因素作为一种主导，但是还要顾及城市的生存规则和生活理念。
4.3将最不利人群的保障意识纳入规划视野
城乡规划的实践中，其成果将成为特定空间领域内的行动限制，这种规划方案会涉及到很多人群，其中会有有力人群和不利人群。强拆导致的严重后果，不利于社会和谐，纠纷和事件不断出现在媒体上。所以在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到最不利人群的利益，考虑他们的切身空间需求，方便最不利人群对景观资源的使用。
结语
城乡规划中的和谐文化，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法宝。城乡规划中的适应性以及和谐的具体文化形态，都是人们思想观念进步的表现，充分表达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感受，具有一定文化内涵而又保持和谐的城乡规划，是社会发展目标的描画，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作为一名业内员工，积极探讨城乡规划中的适应性和和谐文化因素，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邱建林.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城乡规划地方性立法实践——以《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为例[J]. 重庆建筑. 2011(03)
关键词：文化；案例；城乡
为了满足人们不断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该进一步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进程。实现城乡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特别是城乡文化发展的统一，是对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下面以浙江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情况为研究案例，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经验启发。
一、浙江省在统筹城乡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弊端
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不断推进，该省统筹城乡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但并没有实现均衡发展，甚至在有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政策方面的失衡。由于农村基础实施建设落后，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环境严重不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我国在政策方面就倾向于城市，而对于农村则采取任其发展的政策，政府只给予一定的补助。多年来由于这种政策的不均衡，导致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投资方面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民营资本逐渐进入浙江的文化产业特别是旅游业，而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城市地区。
第三，居民收入增长方面的失衡，文化消费差距日趋增大。浙江省农村居民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在各项支出中的比例很小，甚至没有。这与国家期待到达的目标相差很远。更严重的情况是，该省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没有接通“村村通”，以至于现在有些农民无法收看各种电视节目，而相对于城市及郊区普及的电脑，农村地区的使用率就更低。
第四，体制改革方面的失衡，虽然国际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但在农村地区并未得到很好地贯彻，不利于农村地区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加大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并在多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对农村的改革我们从宏观上还重视不够，使农村的改革进程远远落后于城市的改革进程，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对农村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
二、对症下药，专项治理
城乡文化的统筹发展和建设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只有抓住关键环节，实行重点突破，才能有力推进该省城乡文化一体化进程。应该从以下五点做好基本工作：
第一，统筹城乡文化政策建设。浙江省在制定城乡文化发展政策的时候能“大处着眼，小处着小”，坚持系统观、综合观。宏观上，制定了城乡统筹文化发展规划；微观上，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无论是宏观规划还是具体政策的出台，都是以城市和农村的和谐统一发展为前提的。从城乡各自的小循环、小系统自然转接到城乡统一发展这个大循环、大系统。以文化强省为目标，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各地文化资源的具体情况为基础，以发挥各地文化资源的特殊为核心，科学的规划各地区文化设施及文化产业格局，统筹城乡及各区域的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第二，统筹城乡文化设施建设。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健全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加快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应不仅把“基层文化阵地工程”纳入我省经济发展总体规划，而且还应针对农村落后的文化设施建设，展开专项治理措施，有针对性的增加在图书馆及活动中心方面的资金投入。
第三，统筹城乡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众所周知，高素质的文化人才大都向往大城市的发展，他们觉得那里的发展空间更大。其实不然，广袤而贫瘠的农村正孕育着无限的发展空间，而且需要高素质的人才积极投身到落后的文化建设中去，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第四，统筹城乡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促使广大农民转换几千年来形成的小农意识是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进程的必要。加大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建设，不仅可以使农民逐步具备现代化的生活意识和科学观念，而且可以从总体上加快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三、浙江省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启发
浙江各级党和政府在文化政策、文化设施、文化教育及文化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在丰富该省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进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国家要求达到的目标相差甚远。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该省的文化建设水平，我们应该
首先，从政策方面下手。由于浙江省目前城乡文化发展严重失衡，应该多向农村的产业、金融等政策方面加大力度，为农村的文化建设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持。
其次，要争取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在资金、公共媒体、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是加快城乡文化建设的前提。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要加快城乡文化建设的一体化进程，首先要借助报刊、电视、网络等多种手段，营造良好的的舆论氛围，使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次要要通过实施基层文化工程，推动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再次，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法律是保障。要多层次、多维度的建立和完善与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使文化建设充满竞争与效率，使文化管理不断合理与规范。
再次，充分利用市场的有效调控。健全的市场机制有利于统筹城乡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重市场化运作方式，努力降低文化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成本。尽可能的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地参与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与管理，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机制来“优胜劣汰”，使实力更强的企业得到更多的资源。
(一)农村文化对农业文明的挣脱与疏离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源泉，也是中国农村文化的根基。但是在多元文化的包围中农业文明的现代境遇不容乐观: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村庄文化日益萎缩，农村文化发展趋向失却了特色内涵的、与城市趋同的复制工业文明之路。在现代与传统的整合过程中，农村土生土长的文化资源日渐式微，不仅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农村传统文化活动也在社会转型中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究其原因，一是生发于农业社会的农业文明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现不充分，因不能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对农民失去了吸引力。二是农业文明的现代转轨不能适应现代生活转变和现代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使其失去了对农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于是，疏离了农业文明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发展特色，成了拥有现代化外壳的城市文化的翻版，城乡统筹成了城乡统一，不仅不能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需求，反而会加重农民的文化匮乏和精神失落。“结果，维系传统村庄秩序的制度被破坏了，而现代的制度又生长不起来，农民合作不能达成，村庄共同体不能建立，在村民原子化的基础上，内生村庄秩序没有根基，村庄越来越不能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也越来越不适合农民居住，越来越不能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2］伴随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建设以农业文明基础，反映现代农村社会生活的农村文化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农村文化发展必须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保持农村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农业文明也需吸纳现念、科技革命成果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实现其现代转轨。
(二)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不均衡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加快，我国城乡文化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不均衡特点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城乡文化资金投入失衡，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失衡，城乡文化服务失衡，城乡文化消费失衡，城乡文化人才严重失衡。［3］“统计显示，我国城市文化投入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70．6%，农村仅占29．4%;城市人均文化事业费达到了33．27元，而农村人均文化投入只有12．1元。”［4］资金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城市相比，农村文化基础建设较为薄弱，存在设施陈旧简陋，软件建设落后于硬件建设，利用率低等问题，农村文化建设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农村文化教育设施匮乏，现代化的电视网、宽带网、通信网等网络设施严重不足。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原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悄然退出，而新的能满足农民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动缺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城乡文化，逐步形成了城市文化的强势地位并不断改造和解构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农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日渐边缘化。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文化优势地位凸显，不断通过传媒、教育、市场、人口流动等各种途径向农村辐射，形成了对农村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农村文化却在机械接受、模仿城市文化中走入了迷失的误区，在对城市文化的简单复制和追随中失却了特色，面临着被强势城市文化挤压、挤占而萎缩、退却的困境。在城市文化的辐射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民在农村文化中失却了表达自己的话语权，逐渐失去了对这种文化的认同，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重建精神家园。
(三)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出现，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引致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峻。“空心村”的出现客观上形成了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造成农村文化发展主体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难度。“空心村”状态下青壮年外出打工造成农村文化发展主体缺失，农村的留守群体“386199部队”对文化基础设施使用率偏低，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活动室，图书馆不少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花架子工程。由于工作、居住环境和现实生活心态的张力，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城乡文化之外的文化流浪者，受自身文化水平、生活习俗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离土离乡导致其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度不高。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农村文化建设难免流于空泛和形式。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还体现为农村文化发展中忽视主体文化需求，导致文化发展难以激发人的参与热情，或在参与中难以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造成隐形主体缺位。这种隐性主体缺位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恶劣，往往虚耗了大量的文化投入，造成文化资源浪费，使农村文化发展流于形式化，文化建设效益低下。农村文化建设要依靠主体的自觉和能动参与才能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但是在当前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滞后固化了文化主体素质低下和能力不足问题，使农村陷入文化与人的疏离的恶性循环模式。文化发展主体的缺失和能力的匮乏使文化难以发挥精神支撑和价值引导作用，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全面和谐发展和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
二、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发展的出路
文化发展是人类行为与环境互相适应的动态过程。突破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发展困境，需要理清思路，抓住关键，选准切入点，实行重点突破，使人类行为在理性指导下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要求，推动农村文化进步与发展。
(一)以先进文化引领，形成冲破农村文化困境的精神支柱以先进文化作为观念指导，结合农村社会的实际发挥文化规范引导、凝心聚力功用，对于冲破转型条件下的农村文化困境具有根本性意义。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进步潮流的文化，因而先进文化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特点，当前中国先进文化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植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与体现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先进文化能为新农村营造文明的社会风尚，塑造合于时代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为新农村建设培育新型的高素质的现代化农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用先进文化武装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要求，也是新农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冲破社会转型下农村文化困境，切实发挥文化凝聚力作用，必须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风尚，发挥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为新农村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建设主体，树立营造文明的社会风尚，形成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内聚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二)传承农业文明，发展乡土文化，夯实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的根基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农村文化生存之基。多元文化包围中农村文化的发展，不是回归传统文化，而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现代元素加以改造，在传承中弘扬、发展农村乡土文化，夯实农村文化根基。传承农业文明要注重结合运用当地农村文化资源和农业资源，结合时代特点和现代需求进行现代价值挖掘，并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增强农村文化发展活力和生命力。要重视教育在当代农村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城乡统筹战略下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通过倾斜性的政策吸引和制度供给形成稳定农村教育人才的保障机制，实现城乡之间教育资源、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还要推动农村传统文化的现展，实现传统农业文明的现代转轨。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创造性地转换传统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使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如农业文明中的群体和谐观念和道德教化，在现代社会中就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弥补现代文化的个体倾向和疏离状态，在调整社会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推动农业文明与农民现代生活联系，以市场经济，法制，科学等现代元素，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创造性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丰富现代农村文化内容。
(三)以文化资源整合、创新提升农村文化发展水平，形成文化发展特色优势文化资源的整合是多元文化共存下农村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村多元文化的客观存在及其对农村社会的现实影响要求必须对其进行整合，以促进农村文化良性发展，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由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代中国农村文化资源整合必须坚持文化在农村文化资源整合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其甄别，发展，批判，净化功能，为农村文化顺利整合提供方向保证和可行路径。在城乡统筹战略下农村文化资源整合，要在充分利用、整合传统与现代资源、城乡文化资源、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现代要素拓展文化载体、丰富文化内涵，不断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在整合中增强农村文化发展整体实力和水平，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特色优势。另一方面，文化创新是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特色优势的重要保证。创新是农村文化发展的核心和动力，是农村文化的兴衰关键。只有创新农村文化，才能把农村宝贵的文化资源优势变成现实生产力，形成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推力。农村文化创新要植根于农业文明和乡村传统文化，以城乡统筹下多种文化资源及其整合为基础，以农村广阔的文化市场为依托，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的特色优势，真正实现城乡统筹下城乡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发展目标。农民是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要以广大农民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坚持文化发展反映和体现农民的文化需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农民在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意识，培育其文化创新能力。
(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农村文化发展价值追求文化是人的文化，发展农村文化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培育新型农民，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城乡统筹下发展农村文化，要清醒认识当前农村面临的新形势，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着力提升农村文化内涵，满足农民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发展需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对送来的文化消化不良，文化公共产品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文化发展的热情不高，文化发展中主体缺位现象较为突出。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与人的疏离问题，要渐次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个导致农民主体缺位和能力素质不高的制度根源，在城乡统筹下通过“以工哺农”，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城乡统筹下资源环境要素的合理流动，通过增强农村文化的吸引力实现文化主体的回归。实现主体回归，关键要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和提升主体的文化能力，从根本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效。首先，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培育农民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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