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2 12: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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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论语・阳货》一则中，宰我向孔子提出把“三年之丧”改为“一年之丧”的建议，二者由此发生了一段甚为有趣的对话。本文试图以“辨名析理”的方式，从文中所暗含的逻辑问题出发来解读该章主旨，并指出孔子只有在处理好“礼”的整体与部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之后，方可找到回应宰予的正确门路。
关键词：宰我；孔子；三年之丧
问题思路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上述一段话出自《论语・阳货》，宰我即宰予，被孔子许为其“言语”科的高才生，《史记》亦称宰予“利口辩辞”，不过，虽贵为“十哲”之一，宰予的辩才机智却不为孔子所赏识，反倒是常遭到孔子的批评。在上述的故事中，宰予质疑三年的丧期过长，要求缩短为一年，这一提议不仅未能得到孔子的响应，宰予本人也被孔子斥之为“不仁”。孔子的态度符合他对“辩者”的一贯看法：“巧言令色，鲜矣仁！”。
发生于宰予和孔子之间的这段对话已被各路学者反复咀嚼过，由于前人对这段对话的阐释多是以范畴或概念为核心的，笔者试图另辟蹊径，更加注重对其中所包含的逻辑问题进行探讨，并籍着此种逻辑的阐释路线，增进人们对这段经典对话的理解。
宰予之问
首先，我们看宰予的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可以说，宰予缩短丧期的建议充满理性和对生民的关怀，并且在他对孔子的询问中，还聪明地运用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归谬法”。所有人都知道孔夫子最重“礼”，宰予的发问便也从这一前提出发，宰予的基本假设或设想是：如果孔子重视“礼”，那么就不应该反对我的提议，因为我的提议本身乃是为了维护“礼”的大局。 大前提：我们都必须维护礼，所有维护“礼”的行动或举措孔子都应该赞同。
小前提：缩短丧期有利于维护“礼”。
结论：孔子应该赞同宰予缩短丧期的提议。 --!>
“礼”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各种制度、仪式及规章的集合，在当时社会并不发达也不复杂的情况下，其作用范围可谓囊括社会的所有领域。在这些庞杂的礼仪当中，丧礼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又在《祭统》中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当然，儒家对丧祭之礼的重视并不是出于某种宗教上的原因，而是与其关于孝的理论密切相关的，其出发点乃是“孝道亲亲”，这种孝道一直延伸到为死者祭奠、守丧之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之丧”即是在父母逝世之后一种“孝”的延续表达。
那么说了这么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丧礼在礼中的地位，在于作为“部分”的丧礼与作为“整体”的礼所产生的矛盾。宰予很清晰的看到如下这一点，那就是孔子初衷与效果的不统一。孔子出于维护礼的需要必须维护其中作为重中之重的丧礼，但他把“丧礼”这一环节看得太重，结果使部分的丧礼给整体的礼带来了破坏和伤害。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那就是孔子“大水冲了龙王庙”。宰予看到了丧礼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及其负面作用，并藉着孔子思想中“礼”之部分与整体的摩擦问题向孔子发难，要求降低丧礼在整个礼文化中的重要性，节省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以用于维护其他的礼。显然，宰予的建议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
孔子之应一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孔子是如何应对宰予的诘难的。孔子没有在逻辑上接受宰予的挑战，而是采取了以感性对理性，以说教对辩论的方式来应对。在宰予抛出问题之后，孔子马上反问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何谓“安”？“安，定也。”（《尔雅》），“安，静也。”（《说文》）“安”这一词还在《书・尧典》中出现过，“钦明文思安安”，《康熙字典》曾注：“安安，自然性之也。”因此，“安”是指一种平静如水的心灵状态，而且这种状态还要求不掺杂任何杂质，不考虑任何经验因素。也即说，它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先天道德直觉。而在上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宰予要求缩短丧期是出于某种现实利益的考量，即防止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宰予虽然最后表示了“安”，但其得出这个结论是出于维护礼之大局的考虑，是一种夹杂较多理性的考量，这与孔子要他从内心直接来感知其行为是否适当是相违背的。
孔子试图以“安”来“诓”宰予，结果缩短丧期的想法并没有给宰予带来任何的负罪感。孔子的这一失败是可想而知的。“安”作为私人的一种内心感受，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加之每个人的立场和利益不同，在各种现实的考量与理性思维的制约下，想要人们就同一件事情怀有同样的感受是异常困难的，也不符合人类本性具有差异这一事实。
孔子之应二
孔子在意识到“安”的道德约束力在宰予身上失效之后，又提出了另一个论据，那就是“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也”。孔子要求人们必须“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三年，因为“三年之丧”是大家普遍遵循的、早已有之的规章制度。
这里牵涉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礼”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以“丧礼”为例，我们为父母的离去感到悲伤是其内容，而披麻戴孝三年则是其形式。一般来说，内容要重于形式，不管任何时候，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悲痛而不是高兴，但表达悲伤以及祭奠的形式却是随时代而变化的。譬如，我们现在对死者进行火葬而不再是土葬就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代表我们对已故者的尊敬和怀念有所减损。
孔子对“礼”形式的偏执随处可见。譬如《论语论语・八佾十七》中曾载有这样一段生活场景，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在孔子看来，子贡为了一只羊而置“礼”于不顾是不对的，即使这个“礼”已经名存实亡。我们再看下面《礼记・檀弓》中的一则故事：
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
子路想为其姐姐多服丧些日子甚至都遭到孔子的严厉制止，由此可见孔子对礼的整个程序的遵守和执行是寸步不让的。
孔子对礼的形式的执着一直被后人斥为“保守”、“僵化”、“落后”，但孔子这么做不是没有道理的。试想，如果人人都如宰予那般要求缩短丧期，那么既然宰予可以提出“一年”的建议，其他人也就一样可以提出诸如“半年”、“一个月”、“一个星期”甚至“一天”的建议，最后谁来统一这些意见呢？还是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就行了呢？显然，如此下去，“礼”也就不成其为“礼”了。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孔子的话中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礼”的约束力来源于它的“通”性。正是大家都这么做，使它具有了某种稳定性和权威性，一旦某个人违背，就会遭遇来自社会舆论方面的压力。缺乏这种共通性和权威性，“礼”的道德约束力是无以寄存的。
综上所述，在上述情境中，孔子唯有在处理好“礼”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以及“礼”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之后，方可能找到回应宰予的正确之路。事实上，这两个关于“礼”的逻辑问题同样也为难着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总是一方面要求制度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强调制度的人性化，而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在笔者看来有赖于我们对上述逻辑问题做出更清晰的回答。（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 元好问 现实主义 建安文学 杜甫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是金代文学大家，堪称金代文学史上一代人杰。他不仅是个有着明确创作追求的诗人，同时也是一论自觉的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现存诗一千四百余首，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他的诗论作品《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杨叔能小亨集引》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其中，《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以绝句的形式系统地表达诗歌理论的又一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元好问直接或间接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从他对前人的评价总结中，笔者体会最深的是他对传统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提倡。
一、对建安文学的推崇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极力宣扬恢复建安以来的诗歌优良传统，笔者认为他所推崇的建安传统，主要是建安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第二首中论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觉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元好问论诗从建安才子说起，钟嵘在《诗品》中说，“曹刘殆文章之圣”，元好问也以曹植、刘桢为代表说起，从“曹刘坐啸虎生风”中，可见他推重建安诗人的是他们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气概和力量，元好问欣赏他们的慷慨激昂、悲壮动人。曹植《前录自序》里自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他又在《赠徐干》中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的诗歌明显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抒发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寄托诗人欲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典型代表的是《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然而书写志向的同时，曹植诗中又常弥漫着战乱环境所赋予的悲凉慷慨情思和对人生无常的叹息。历史上的建安时期，战乱连年、民生凋敝，动乱的社会现实在给英雄们建功立业提供可能的同时，激发了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当时一流的文学家们都卷入了战争，他们用文人特有的眼光把他们的经历纪录下来、以文人的特有的情怀评价、审视这一时期的现象，并用文人特有的文笔激励人们的斗志。钟嵘在论建安文学时，明确提出“建安风力”，刘勰论及建安文学总结了“风骨”理论，无论是“风力”还是“风骨”，其来源都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现实所唤起的特定精神――伤时悯乱、哀民涂炭。西晋时期，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壶边尽缺。高远阔大、悲凉雄浑一直是曹操诗歌的艺术风格。曹操《短歌行》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甫，天下归心。”慷慨的悲歌，雄浑的气势表现了曹操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心，能激发起读者积极向上的精神。由战争乱世刺激而产生的慷慨激昂情怀构成了建安风骨的主要内涵，使这一时期诗人的作品表现出慷慨纵横、激越昂扬的风格。然而，战乱同时带来的“生民涂炭”，生命的朝不保夕，给人们带来生命无偿、岁月不居的深沉叹息。这一壮美、苍凉的风格是这一时期现实生活的集中反映，生动写照。元好问之所以标举豪迈悲壮的审美标准，源于这一风格是建安文学现实主义的集中体现。并且，对于这样一个现实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元好问感同身受，元好问“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他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金末元初时期，民族斗争不断，国破家亡、国难民艰，这一连串的动荡、不幸，激起了元好问强烈的爱国忧民之情。所以元好问认为客观的社会现实是诗人创作的源泉，丰富的生活体验是诗人创作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他标举反映现实的诗风，提倡切身体会、感受，他在《论诗三十首》二十三中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高度赞颂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的是眼前景，即景抒情，充满了生活气息，饱含蓬勃生机。而同时在二十三中，他对脱离生活、缺乏社会内容的诗作给予了批判，他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江西诗派代表作家陈师道，爱苦思苦吟，锤字炼句，以“闭门造句”见称，“平日出门，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如病者，或累日方起”，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句。元好问在此借用黄庭坚的话批评陈师道作诗无补于世、浪费精神、实在可怜。可见，无论建安诗人的悲壮雄健，还是一如谢灵运的清新、自然，风格虽有不同，然而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致的，从中可见，元好问论诗的标准之一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
二、对杜甫的推崇
元好问推重唐诗，唐诗中最欣赏杜甫，所以他对杜诗有专门的研究《杜诗学》。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中说：“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乱情况，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以时事入诗，直面社会现实，成为杜诗的突出特点。由于对离乱生活的经历与特殊体会，杜甫诗中常有“瘦骨伶俜的壮丁、被抓应役的老妇、新婚即别夫的嫁女、子孙死尽的老人、无家可归的老兵、在颠沛流离中扔掉孩子的母亲”等形象，而这些都是在战乱的时代，社会悲剧加身的无辜者形象。“三吏”、“三别”描绘了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历史，《月夜》、《羌村》、《述怀》描写了贫贱夫妻、饥寒儿女，杜诗中始终交织了国恨与家仇，国恨使家仇更痛彻，家仇使国恨更具体化，而这些都是安史之乱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生动纪录。杜甫的诗歌多是以反映现实社会人生为目的，取材多是时事和他曲折的生活经历，用叙事手法写颠沛流离的社会生活，用纪行方式书写山川风物，细腻、真实，感情真挚。他论诗亦如此，在《戏为六绝句》中，他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所谓“亲风雅”实际就是在创作实践上表现为写时事的写作倾向，把文学从侧重于抒发个人情思引向写民生疾苦，从书写理想引向写实。所以本着杜诗的现实主义宗旨与精神内核，面对标榜以学杜诗为宗旨的江西诗派，元好问直指江西诗派并没有学习到杜诗“善陈时事”、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弊病，他在《论诗三十首》中说道“古雅难将子美亲”，这是说江西诗派虽然打着学杜的旗帜，其实其创作已远离杜甫的道路，他们的学杜只是在创作技法上仿效，而没有学到杜诗的精髓。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自认为得诗法于杜甫，但他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只是“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他认为“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尔。”元好问始终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诗歌审美标准。提倡创作应亲身实践、思考现实、体察民生，诗歌失去了现实依据，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他在《论诗三十首》十一中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创作只有“亲到”、“眼处”，才能产生有“神”的诗句，而“暗中摸索”，脱离现实，凭空想象，暗中虚拟，总不是真实之境，对于创作只是白费精神。
三、元好问的诗文创作
元好问是一代文论家，但首先他是位诗人。其现实主义诗学观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论中，而且用他的创作来诠释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欣赏建安风骨、心仪杜甫，因为他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相似的民生意识，他们都是站在百姓立场上的士人，都是为反映百姓疾苦而纪录现实的诗人。元好问早年，从师郝天挺，业成之后，“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当时，世人见好问诗，能突破时间时代的限制，直接把他比杜甫，可见好问诗风一如杜诗。《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提要中，记载评价好问，说：“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以诗存史”，这是对元好问诗歌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充分肯定，可见遗山诗亦有杜甫“诗史”的特点。因为亲历战乱的流离失所，目睹亡国的惨痛，元好问将个人的际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的“丧乱诗”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山河破碎、生民涂炭。蒙古兵围金凤翔，凤翔失陷后，元好问随即写下了《岐阳三首》，诗云：“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偃蹇鲸鲵人海阔，分明蛇犬铁山围。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其一）“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其二）“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其三）三首诗中首先描写了凤翔城被蒙古军包围时，固若金汤的局面，诗人只能长歌当哭，然后记录了攻陷时人民流离失所和金兵横尸野草的惨状，表现了诗人对侵略战争的谴责。最后追溯战争失利的原因，是金宣宗虽置秦关等处九个防御使，但形同虚设，天险尚在而武备不修，只能任人侵略的事实。如今读来，那段惨痛的历史尤然在目，让人心痛。从中可见好问“诗史”的具体表现。金亡后，他写下了《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二中道“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真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径？”诗中记载了蒙古铁骑兵临城下，金哀宗亲自带兵出征，然兵败退走的历史事实，诗人用沉雄的笔势抒发了国破家亡的巨痛。城破后，元好问被蒙古军押送至聊城，沿途的情景，让他心情悲凉至极，遂写下了《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诗云：“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其一）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其三）”，诗中描述了途中蒙古兵恣意抢夺的行径和战后凄惨的景象，惨烈而无情的现实使诗人谱写了一首首绝望哀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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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至.冯至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一、征文对象
本次论文征集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色彩领域科技工作者，邀请中国流行色协会会员、基地企业、理事单位科技工作者参与，欢迎广大色彩科技人员和色彩应用人员踊跃投稿。
二、征文类型
本次征文面向尚未公开发表或在三年内公开发表的原创性论文(2009年1月1日后正式发表的论文)，已请注明出处。
三、征文内容
色彩科学应用与发展领域的各类研究及应用成果。内容包括：纺织品、服装及服饰、工业设计、汽车工程、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与环境色彩、室内装饰、光学、照明设计、数码设计、印刷技术、色彩文化、艺术研究、色彩教育、家居设计、个人形象设计等。
四、征文要求
(一)内容
立意新颖、色彩应用具有时代感和创新意识、围绕主题、理论或方法创新务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文献引注规范。
(二)篇幅
论文正文字数不超过5000字、摘要不超过300字。 (三)格式
论文采用Word文挡，页面按A4纸排版，正文字体为宋体五号字，单倍行距。主要框架包括：(1)题目；(2)作者姓名、单位、邮政编码；(3)中文摘要；(4)英文摘要(5)中文关键词：(6)正文；(7)参考文献；(8)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称职务、研究领域和成就、通信地址、电话、传真和E-mail。请在参考文献之后附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请用五号黑字体左起顶格排，后空一格，接排。作者简介在200字以内。论文中图片黑白和彩色均可。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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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提交
请于2012年9月30日前将论文和论文征集登记表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到组委会电子信箱，并将报名表传真至组委会。论文征集登记表请登陆.cn下载。
六、其他
(一)经评审，入选的优秀论文将由国家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为论文作者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并择优在《流行色》、《色彩中国》和中国流行色协会网站等媒体刊登。论文集将被中国知网“中国重要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收录。
(二)部分入选优秀论文将推荐在11月30日召开“纪念中国流行色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及做学术交流。
(三)本次论文征集和出版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秦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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