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1 22:53:0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审计法实施条例，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审计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审计法）的有关规定予以了明确和细化，使审计监督机制更加健全，审计监督职责更加明了，这对于规范审计监督行为，强化审计监督指导和推动审计事业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目前，各地审计机关正在普遍宣传、学习贯彻审计法实施条例，审计法实施条例5月1日就将正式实施，如何正确贯彻实施，是摆在各级审计机关面前的一件大事，本人通过学习审计法实施条例及以往的审计工作情况，针对几个具体问题谈点自已的体会供同仁参考。
一、审计依据问题
目前各地审计机关在编制审计方案、制发审计通知书和审计报告中审计依据有两种操作方式：一是以审计法第三章16条至30条规定的相关内容为审计依据，二是除以审计法第16条至30条规定外，将各级政府批转审计机关年度项目审计计划文件作为补充依据。
上述两种操作方式，谁对谁错有待明确，笔者倾向第二种做法，依据是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新审计法第五章审计程序第38条规定“审计根据审计项目计划确定的审计事项组成审计组，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遇有特殊情况，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审计机关可以直接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实施条例第五章审计程序第三十四条“审计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按照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确定年度审计工作重点，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通过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审计机关执法依据除法律、法规规定外，还应按照本级政府的要求确定年度审计项目计划，遇有特殊情况的须经本级政府批准才可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依据审计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审计依据就存在不完整性。
二、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定性、处理、处罚依据问题
目前，各级审计机关项目审计结束后对被审计单位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作为审计定性的依据，审计处理、处罚依据有两种表现：一是依据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相关规章中明确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二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作为审计处理、处罚依据。
上述两种做法和表现形式都存在与新修订的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相衔接和完善的问题。
新审计法第四十一条“审计机关按照审计署规定的程序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进行审议，并对被审计对象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提出的意见一并研究后，提出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理、处罚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意见”。
审计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二款“审计机关依照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标准、项目目标等方面的规定进行审计评价，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处理、处罚的决定”。
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九条“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区别情况采取审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处分的，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处理、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目前，相关部门起草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都明确有执法主体单位，直接借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条款作为审计处理处罚的依据就存在执法体资格不合法的问题。
三、审计救济途径及受理单位问题
新审计法第四十八条“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本级人民政府的裁决为最终决定”。
新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审计机关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不能根据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的，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 学习审计法实施条例心得体会第2页
理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
根据法律和法规规定，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划有本级政府安排的和上级审计机关授权或委托的审计项目，审计决定中告之的被审计单位救济途径的受理机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何正确贯彻执行新修订的审计法实施条例，更好地运用实施条例，推动审计工作更好更快发展，为地方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是当前和今后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一件大事。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供同仁参考：
一、审计依据
应依据审计法相关条款规定和各级政府批转的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完整表述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条规定和《人民政府批转局关于年审计工作计划安排意见的通知》（政发号）……
二、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定性、处理、处罚依据问题
审计定性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作为审计定性的依据，审计处理、处罚公两种情况：一是若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无明确的处理、处罚意见的，依照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作为审计处理、处罚依据，二是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有明确的处理、处罚意见的，参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理、处罚种类及幅度，依照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条款规定进行处理、处罚；需移送或由相关主管机关处理的制发移送处理和审计建议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审计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审计法）的有关规定予以了明确和细化，使审计监督机制更加健全，审计监
督职责更加明了，这对于规范审计监督行为，强化审计监督指导和推动审计事业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目前，各地审计机关正在普遍宣传、学习贯彻审计法实施条例，审计法实施条例5月1日就将正式实施，如何正确贯彻实施，是摆在各级审计机关面前的一件大事，本人通过学习审计法实施条例及以往的审计工作情况，针对几个具体问题谈点自已的体会供同仁参考。
一、审计依据问题
目前各地审计机关在编制审计方案、制发审计通知书和审计报告中审计依据有两种操作方式：一是以审计法第三章16条至30条规定的相关内容为审计依据，二是除以审计法第16条至30条规定外，将各级政府批转审计机关年度项目审计计划文件作为补充依据。
上述两种操作方式，谁对谁错有待明确，笔者倾向第二种做法，依据是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新审计法第五章审计程序第38条规定“审计根据审计项目计划确定的审计事项组成审计组，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遇有特殊情况，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审计机关可以直接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实施条例第五章审计程序第三十四条“审计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按照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确定年度审计工作重点，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通过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审计机关执法依据除法律、法规规定外，还应按照本级政府的要求确定年度审计项目计划，遇有特殊情况的须经本级政府批准才可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依据审计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审计依据就存在不完整性。
二、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定性、处理、处罚依据问题
目前，各级审计机关项目审计结束后对被审计单位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作为审计定性的依据，审计处理、处罚依据有两种表现：一是依据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及相关规章中明确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作为审计处理、处罚依据。
上述两种做法和表现形式都存在与新修订的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相衔接和完善的问题。
新审计法第四十一条“审计机关按照审计署规定的程序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进行审议，并对被审计对象对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提出的意见一并研究后，提出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
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理、处罚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的意见”。
审计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二款“审计机关依照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政策、标准、项目目标等方面的规定进行审计评价，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处理、处罚的决定”。
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九条“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区别情况采取审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理措施，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处分的，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处理、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目前，相关部门起草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都明确有执法主体单位，直接借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条款作为审计处理处罚的依据就存在执法体资格不合法的问题。
三、审计救济途径及受理单位问题
新审计法第四十八条“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本级人民政府的裁决为最终决定”。
新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审计机关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
不能根据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的，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
根据法律和法规规定，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划有本级政府安排的和上级审计机关授权或委托的审计项目，审计决定中告之的被审计单位救济途径的受理机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何正确贯彻执行新修订的审计
法实施条例，更好地运用实施条例，推动审计工作更好更快发展，为地方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是当前和今后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一件大事。针对上述情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供同仁参考：
一、审计依据
应依据审计法相关条款规定和各级政府批转的审计机关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完整表述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条规定和《人民政府批转局关于年审计工作计划安排意见的通知》（政发号）……
二、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问题定性、处理、处罚依据问题
审计定性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作为审计定性的依据，审计处理、处罚公两种情况：一是若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无明确的处理、处罚意见的，依照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作为审计处理、处罚依据，二是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有明确的处理、处罚意见的，参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理、处罚种类及幅度，依照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条款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需移送或由相关主管机关处理的制发移送处理和审计建议书。
三、审计决定书中告之被审计救济途径及受理单位问题。
一、认真贯彻落实《审计法实施条例》，强化审计监督职能，服务发展大局
审计机关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综合经济监督部门，担负着维护经济秩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职能。新修订的《审计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审计监督职能，规范了审计程序，明确了审计权限，突出了审计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职能作用，为开展审计工作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也对进一步做好审计工作，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市审计机关要以贯彻落实《审计法实施条例》为契机，进一步提高依法审计能力，牢固树立科学审计理念，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想，正确处理强化监督与促进发展的关系，寓监督于服务之中，充分利用《审计法实施条例》赋予的权力和手段，加大审计监督力度，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全面落实“三三战略”，深入实施“七大系统工程”，着力推进“三四三”项目建设，各级审计机关要围绕这个工作中心和工作大局，全面审计，突出工作重点，为吕梁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二、认真贯彻落实《审计法实施条例》，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治国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略。落实依法行政，是政府法制建设的目标。审计监督作为保证各级政府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环节，作为促进财政资金合理、有效使用的重要措施，作为推进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主要手段，其职能作用发挥得如何，直接影响到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施政目标的实现。《审计法实施条例》的修订，进一步加强了对财政资金的绩效审计，拓展了财政审计的监督范围，为新形势下开展财政绩效审计，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加强了对建设项目的跟踪审计，为规范建设行为、节约建设资金、提高投资效益、预防腐败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加大了专项审计调查力度，为确保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和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完善制度、规范管理、提高绩效，以及推动改进、促进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通过《审计法实施条例》的修订，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职能，不仅有利于审计机关依法监督，规范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而且有利于强化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的责任，促进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自觉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履职。全市各级政府和部门，一定要从推进依法行政的高度，贯彻落实《审计法实施条例》，增强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自觉性，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2003年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839件，审结791件，其中调解374件，调解率47.28%；2004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633件，结案595件，其中调解305件，调解率为51.26%.笔者试从分宜县人民法院近两年审理的民商事案件中，分析基层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中适用诉讼调解的情况。
一、民事调解适用的现实原因
诉讼调解包括法院和当事人双方两个主体，缺少任何一方主体的行为都不能称之为诉讼调解。诉讼调解有利于及时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避免矛盾激化；有利于及时、彻底的解决民事纠纷；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之间自觉遵守法律，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定。
1、减少诉讼资源浪费，缓解当事人的讼累。办案经费紧张是基层法院普遍存在的现象，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是人民法院和案件当事人的共同追求，适用调解解决民事纠纷，即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又利于减少法院的诉讼开支，真正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2、案件法律关系简单，涉诉金额较少。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最多，这些案件大部分法律关系简单，涉及的金额也较小，若采用判决方式则受到程序的严格限制，而调解方式灵活方便，可以在审理中的各个环节中进行，不受普通程序中有关期限规定的限制。通过调解，既可以在短时间内妥善处理好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又可以切实提高司法效率，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
3、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利益，促进安定团结。基层法院审理的民事纠纷多发生于邻里、朋友、亲戚之间，双方将纠纷诉诸法院，一是为了讨回一个公道，再是已无法自行解决。双方都希望能再法院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所以人民法院在解决纠纷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通过调解，不但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也更好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友好关系。例如在解决赡养纠纷案件中，通过调解解决，既可以维系好父子女、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能让老人们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更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传统美德。
二、适用民事调解存在的问题
尽管诉讼调解因其独特的特点在我国民事审判活动占据重要的位置，但调解并非万能的，我们不能忽略调解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基层法院适用诉讼调解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片面强调调解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民事纠纷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因为法律知识欠缺认识有分歧，有的是对合同内容的约定过于原则，更有甚至是一方当事人臆造的诉讼。可见调解并非解决所有民事纠纷的“万金油”，一味强调调解可能混淆是非，使本来无根无据的要求，堂皇地冠以法律的外衣，给没有充分根据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以可乘之机，侵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过于偏重调解可能引发审判人员怠于行使职责。调解要求合法与自愿，但这里的“合法”跨度很大，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若法官缺乏必要的责任感，只强调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忽略事实与证据的合法性，就可能影响到案件审判的质量。因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树立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即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结案，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程序与实体并重，否则就可能以表面的合法，掩盖实质上未能对合法利益有效保护的结果。
3、调解原则可能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逐年增多，为提高办案效率，控制案件上诉率，往往积极采取措施办理案件，而调解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有的法院无视法律、事实与证据进行调解，甚至对本该判决结案的也等待调解，案件久拖不决，然而，上诉权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不仅能够更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是保障审判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重要手段。这种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的手段，以牺牲当事人的利益为代价，舍本求末，不但无法正确处理提高办案率与降低案件上诉率之间的关系，根本导致案件质量不高，更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无法妥善处理好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解决社会矛盾。
三、分析几类主要民事案件适用诉讼调解的情况
（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
根据分宜县人民法院近两年来关于婚姻调解案件的数字分析：
2003年受理婚姻家庭、继承案件270件，占全年民商事受案总数的32.18%，其中离婚案件246件，结案236件，调解结案103件，调解结案率为43.64%；2004年受理婚姻家庭、继承案件226件，占全年民商事受案总数的35.70%，其中离婚案件212件，审结202件，调解结案81件，调解结案率为40.1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在民商案件中占据近半壁江山，调解结案率与全部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相比较低，笔者通过深入实践调查分析，认为影响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调解的因素主要有：
（1）当事人的自身原因。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当事人都错误地认为同意调解就是向对方低头认错，因而在法庭调解过程中，不愿意接受调解；二是受我国法制宣传辐射范围、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当事人对法律不够了解，对法院的认知度低，在调解过程中，坚持己见，无法贯彻互谅互让的调解原则，使双方缺乏调解的基础，从而导致调解失败。
（2）法官调解技巧不足。调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这要求法官在具备丰富法律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具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和相关知识。目前，基层法院审判任务重，人员配备少，法官大都潜心审判实务的探索研究，而忽略对社会知识的拓展。
（3）调解时机把握不好。在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因该类案件身份上的特殊关系，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处于一种激烈对抗的状态，这种情形是不利于调解的，但法官又受审限的制约，担心在庭审后择日调解会增加案件审理过程的复杂性，导致案件超审限，因此匆忙作出判决应对。
如何提高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切实化解家庭内部矛盾，以每个小家的和平保障大家的安定，笔者有以下建议：
（1）查清事实，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在诉诸法院之前可能不为外人所知晓，案件处理得当矛盾迎刃而解，皆大欢喜，一旦处理不当将直接激化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因此，法官在处理该类案件时要明辨是非，充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尤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2）明确内容，消除当事人的误解。耐心细致地向当事人解释有关调解的法律规定，说清调解并不是意味着承认对方的请求，打破当事人盲目顾全面子的心理禁区。同时告知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和义务，消除当事人因不透明对法官所产生的怀疑，让当事人官司赢得称心如意，输得心服口服。
（3）化解矛盾，选择恰当的时机。婚姻家庭、继承案件涉及的纠纷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并非大事大非的问题，对于有的当事人而言，其将纷争诉诸法院并非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只是想一泄心中的情绪。因此法院在处理争辩时要善于“察颜观色”，找准双方争执的焦点，缩小分歧，息讼止争，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确实没有和好可能的，通过调解，对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达成协议时，要抓住双方争执的焦点，有理有据地进行调解。
（4）总结经验，探索调解新思路。针对在调解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情况，总结规律性的方法，不断提高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在调解时可以吸收双方的父母或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参与，通过父母和基层群众组织的感化，多角度地开展调解工作，不但利于调解的成功，也利于调解书的执行。
（二）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2003年受理权属、侵权纠纷案件157件，占全年民商事受案总数的18.71%，其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54件，结案48件，调解9件，调解结案率为18.75%；2004年全年受理权属、侵权纠纷案件83件，占全年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3.11%，其中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53件，结案50件，调解6件，调解结案率为1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两年来权属、侵权纠纷案件在民商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重，但调解结案率较之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而言相当低。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侵权纠纷案件和婚姻家庭、继承等与有特殊人身关系的案件相比，调解具有一定的难度，往往法官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仍因无法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而以判决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有：
（1）损失可能无法用金钱弥补。造成权属、侵权纠纷案件产生原因的多种多样，尤其是侵权纠纷案件，受害方的损害多为人身损害，这些损害往往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受害方及其亲属抵触情绪较大，这就增加了案件的调解难度。
（2）赔偿数额难以达成共识。在权属、侵权纠纷案件中，受害方因自己的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大都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赔偿，而侵害方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总是期望少赔甚至不赔，因此，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往往很难达成共识，导致双方主张相差甚远。
（3）受害方不愿意接受调解。在该类案件中，受害方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到了侵犯，受害方为了讨回公道诉至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从心理上说他们是不愿意作出退让的，使得调解进程步履维艰。
权属、侵权纠纷案件直接涉及当事人人身、财产权利，关乎人权、财权等与当事人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对此类案件的调解笔者浅谈如下：
（1）理清思路，找准切入点。从当事人相关诉求切入，从双方争议的赔偿数额切入，从案件的焦点切入，理清案件思路，使双方当事人明白所追求的诉讼结果是什么，自己所追求的结果是否合法、合理，从而更好地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2）以理服人，化解双方矛盾。法官作为独立的第三者参与到诉讼中，并不是说无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独自判案，而应设身处地站到双方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当事人情绪激动时，不要急于进行调解，而应在双方冷静后以法服人，争取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的诉求。
（3）解释法律，让当事人明白诉讼。官司诉诸法院，就是为了讨个公道，要个说法，法官在进行调解时，应当向当事人解释法律，阐述诉讼调解的优点，使当事人理智自愿地接受调解，让当事人调解得明明白白，履行得心甘情愿。
（三）合同纠纷案件
2003年受理合同案件348件，占全年民商事案件总数的41.78%，结案337件，其中调解164件，调解结案率为48.66%；2004年全年受理合同案件307件，占全年民商事案件总数的48.50%，结案293件，其中调解113件，调解结案率为38.56%.合同纠纷案件处理好坏，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因此，笔者对影响其调解率的原因进行了认真总结，主要有：
（1）基于合同瑕疵产生纠纷。合同本是明确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最为有力的证据，因合同引发的纠纷，有些是因为当事人在合同中对某一事项约定不明或未作约定，有些是因为双方对合同的某一条款的涵义存在分歧，有些则是一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等。
（2）当事人有较强法律意识。在民商事活动中，一般的商品经济活动往往采取口头、默示等简易交付手段，而对一些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对象众多、交易金额较大的民商事关系中，当事人为慎重起见，大都选择以合同书、协议书、议定书等形式达成书面协议，以切实保护自己的权利。对于该类案件，本身双方当事人就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发生纠纷往往是因为已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去解决，因此诉诸法院。
（3）案件涉及的标的额大。合同纠纷案件往往涉及的标的额较大，对于当事人来说，调解就意味着让步，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利益受损，都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大都不愿意调解或是不接受对方的调解意见，使调解限入僵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涉合同纠纷案件越来越多，除《合同法》直接规定的有名合同外，还有许多无名合同，虽然目前调解在合同纠纷案件中适用并不广泛，但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合同的签定会日臻完善，这就要求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注意：
（1）查清事实，解释法律。合同纠纷涉及的法律较多，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对于当事人来说，不可能都对相关的法律知识有很完备的了解，因此，法官在判案时，除归纳案件争执焦点外，还应耐心细致地向当事人解释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让当事人知法、懂法，以达到调解的目的。
（2）尊重当事人的调解方案。合同纠纷案件多数为经济纠纷，当事人自己对所涉纠纷最为了解，最为清楚双方利益所在，最为明了各自应如何退让，因此，法官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所提出的调解方案，并以之展开调解。当然，法官也有权提出符合案件实际的处理方案，供当事人参考。
一、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违反国家规定，依法应当移送处理的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在第六章“法律责任”中，共有四条内容涉及移送处理的问题。2月1日起实施的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对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违反国家规定强化了一系列问责措施，严格按照这些规定执行，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条例”对16种涉及到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违法行为，提出了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纪律处分的要求。如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行为，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私存私放的资金，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员的，还应当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及其他有关机关应当加强配合，对不属于其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依法移送。受移送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机关。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审计机关提出的对被审计单位给予处理、处罚的建议以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的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从目前实际的情况看，有关经济监督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对单位违反财政法规的处理处罚较多，对个人问责的较少，随着建设责任政府的机制不断完善，我们相信，对个人问责将会提上议事日程。
二、个人违法违纪行为
主要是个人涉嫌经济犯罪问题，如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目前，审计机关移送处理的，主要是个人问题。
三、不配合和阻挠审计工作的行为
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规定，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审计机关认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报复陷害审计人员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与被审计单位相关联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违法违规行为需要移送处理的
二、与项目直接有关的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属于本审计机关管辖的，由于是否列入年度审计计划，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没有列入年度审计计划。
上述与项目直接有关的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虽然属于本审计机关管辖，但是由于没有列入年度审计计划，审计机关不能单独出具审计报告和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在没有列入年度审计计划时，其处理方式与没有审计管辖权相同，只能是移送司法机关或纪检监察等机关和有关部门处理。
2.列入本审计机关年度审计计划。
上述与项目直接有关的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既属于本审计机关管辖，也列入年度审计计划，由于审计组不同、审计时间不同，也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建设项目审计在前，对上述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需要作出处理处罚的，理论上在审计机关内部可以协调，将需要作出审计处理处罚的事项交由执行审计上述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的审计组，由相应的审计组按程序、按规定作出相应的处理处罚决定。上述分析只是在理论上成立，事实上由于审计组分属审计机关内部不同部门，内部协调是否能够完全到位，能否在两个审计组之间无缝对接，审计实践中很难做到，特别是审计机关的层级越高越难做到。
二是建设项目审计在后，当年审计计划安排的上述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的审计事项已经执行完毕，审计机关已经按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但是在对建设项目实施审计并调查与项目直接有关的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取得项目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过程中，发现上述单位存在已经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外的审计机关法定职权范围内可以处理处罚的违法违规问题，由于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对建设项目实施审计的审计组则不能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也即不能在审计机关法定职权范围内对上述单位的违法违规问题作出处理处罚，只能移送司法机关或纪检监察等机关和有关部门处理。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是否列入审计机关的年度审计计划，是审计机关是否能够直接按照法定职权对审计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处理处罚的关键。
事实上，在审计实践中，不管是否列入审计计划，对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单位都不能直接处理处罚，不管是否是本审计机关审计管辖，均只能移送，审计管辖权让位于审计计划，审计管辖权、审计处理权均未落实。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投资项目参与单位众多、经济成分、隶属关系层次复杂，模糊了人们的视觉。归根到底，参与投资项目建设的单位无非是合同关系或者是行政审批管理关系，但主要以合同作为纽带相互联系，并以合同作为分配工作、划分权力和责任关系的依据。项目参与方之间在此建设过程中的协调主要通过合同、法律和规范实现。但无论合同关系或者是行政审批管理关系，都不能游离于被监督之外。
事实上，审计法定处理处罚权让渡于审计计划管理不是审计立法的本意。《审计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区别情况采取处理措施，并可以依法给予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也规定属于审计职权范围的，直接提出处理处罚意见，不属于审计职权范围的，提出移送处理意见。审计法实施条例起草小组编写的《新〈审计法实施条例〉解读》在谈到如何理解与把握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时也明确提出，应当主要以已明确审计机关为执法主体的具体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为作出审计决定的法律依据。必要时，其他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行政法规，也可以成为审计机关作出审计决定的法律依据。当然，上述审计处理的种类仅限于《审计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处理种类，处罚的种类仅限于《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警告、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等种类。另一方面，一个建设项目的组织者或法人，主要从事的是建设规划、计划、设计、征地、施工、监理、材料供应、设备采购、资金供应等协调工作，不从事形成建设项目实体的具体工作。对建设项目的审计必然涉及上述相关单位，因此《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而不是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法人，进行审计监督。
一、审计执法主体的衔接
法律由谁来执行，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确立执法主体及其权限是设定执法权的关键所在。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审计机关在财政违法行为处罚中的主体地位和权限，但审计机关仍要注意执法主体的法律授权。比如，《条例》基本取消了对行政事业单位的罚款处罚，但《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对私设会计账簿，伪造、变造会计凭证等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并处3000元或5000元以上5万元或10万元以下的罚款。《条例》基于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则无此规定。对于此类违法行为，《会计法》赋予了财政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审计机关能否直接作出处罚决定？回顾审计执法的，由于初期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出于对审计执法效率的考虑，一些地方审计机关在发现一些违法违纪时，有时会依据相关的财经法规直接处罚，而没有考虑审计执法主体资格的获得。这一点在新《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前关于税款处罚的争执中集中得到了说明。
行政主体合法是行政合法的首要，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因而行政职权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再以审计为例，《商业银行法》第八章中多处规定，对金融违法行为由人民银行予以处罚。审计机关直接依据《商业银行法》规定的罚款种类和幅度进行处罚，就是越权行为。在新形势下，审计机关必须加强执法意识，在审计职权范围内行使审计权力。《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审计机关公告、移送处理、检查审计意见落实情况的执法主体资格，《条例》第三十条就体现了这一精神。
二、审计处罚的法律适用
如何正确适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规范，维护法制的协调统一是提高审计质量的关键。在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立法法》规定了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比如，“同位价的法律规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实施”。但有时同位价的法律也会有不一致之处，比如同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对拒绝、妨碍检查的，可给予5万元的罚款，但《条例》第二十一条对此类行为却没有赋予罚款权，那么针对这一行为，能否罚款？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规则，根据立法环境的变化和立法精神，就不应处以罚款。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该条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条例》却无此规定，而只规定了处分权，这些不一致之处，在《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应该得到重视。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法律冲突时的又一适用规则。比如《行政处罚法》作为一般法，规定了违法行为的处罚时效是2年，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时效规定为5年。因此，对审计发现的税收违法行为追诉时效就是5年。再如，《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而《审计法》明确规定了审计程序，审计执法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由于《审计法》规定的各种时限过长，对一些紧急事项显得有些繁琐。针对无行政处罚，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的项目引入简易程序值得考虑。
三、审计报告的法律衔接
审计报告及相关文书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内如何衔接也值得研究。比如，根据1999年中央两办关于责任审计的两个暂行规定要求，审计机关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违反财经法规的问题应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意见，向同级人民政府提交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由于文件规定与《审计法》并无冲突，因此，对同一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事项，审计机关既要依据《审计法》出具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又要向同级人民政府提交审计结果报告。审计署第6号令《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又以审计报告取代了审计意见书。
如何划分几种公文在内容和体式上的区别，也是一个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依据《审计法》出具的审计意见书（或审计报告）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在内容加以改进，抄送有关部门完全可以作为责任界定的法律依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审计项目如果与上级审计机关统一部署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项目相重合，那么，对同一个被审计单位，则要出具财务收支审计的审计意见书（或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又要出具领导干部任期（或离任）的审计意见书（或审计报告）、审计结果报告，其繁琐更是降低了工作效率。因此，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也要注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再如，在审计处罚过程中，审计机关以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代替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处罚告知程序。由于《行政处罚法》是一般法，《审计法》是特别法，这就涉及到新法优于旧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两条适用规则不一致时如何解决的。总体上说，审计行为并不与立法精神相违背。但在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上，似有不完善之处。比如复议权利是在其后的审计决定中告知的，没有处罚前告知。审计报告对违法问题的公告，是否是一种比警告更严厉的处理处罚？是否应事前告知？被公告人如何享有行政、司法救济权？这些在审计体系构建过程中也应该得到重视。
四、与原有处罚规定的衔接
在《条例》实施过程中，如何做好与同时废止的《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之间的衔接也十分重要。其中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的法规适用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法律规范的溯及力是法律规范对它生效前所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法律规范只能对其生效后的单位和个人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不能要求人们遵守还没有制定的法律规范。一个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法规，其对后果的预测是根据当时的法律规范作出的。如果允许法律规范具有溯及性，人们就无法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将要受到惩罚，也就没有了行动的自由，社会活动也就无法正常运转。法不溯及既往，《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仅此还不够，还要注意另一个重要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这是法律法规适用的惯例，比如《刑法》第十二条对此就有更加明确的规定。法不溯及既往和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条例》的正确实施十分重要。
在2005年审计工作中，审计机关查阅的一般是2004年或更早时期的账目。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出发，我们对2005年2月1日前发生的财政违法行为还不能完全放弃引用1987年《暂行规定》的相关条款。比如在对违法行为责任人的追究中，《条例》加大了处分的力度。如果《条例》关于对责任人处分的规定与《暂行规定》不一致，则只能是遵守“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依《暂行规定》或与《条例》相比中的较轻处分。再如罚款，《条例》基本没有赋予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对行政单位财政违法行为的罚款权，那么对于2005年2月1日前发生的财政违法行为，我们从“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出发，就不能再适用《暂行规定》的条款，也就不能对行政单位进行罚款处罚。这样处罚才更符合当前公共财政体制的实际，符合《条例》的立法精神。
由于《条例》在这方面的规定没有《刑法》明确，因此这两条原则尤其值得我们在法律法规的过渡期中加以注意，以免在行政诉讼中败诉。
五、面对法律冲突时的选择
一、审计执法主体的衔接
法律由谁来执行，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确立执法主体及其权限是设定执法权的要害所在。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审计机关在财政违法行为处罚中的主体地位和权限，但审计机关仍要注重执法主体的法律授权。比如，《条例》基本取消了对行政事业单位的罚款处罚，但《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对私设会计账簿，伪造、变造会计凭证等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并处3000元或5000元以上5万元或10万元以下的罚款。《条例》基于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则无此规定。对于此类违法行为，《会计法》赋予了财政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审计机关能否直接作出处罚决定？回顾审计执法的历史，由于初期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出于对审计执法效率的考虑，一些地方审计机关在发现一些违法违纪问题时，有时会依据相关的财经法规直接处罚，而没有考虑审计执法主体资格的获得。这一点在新《税收征收治理法》实施前关于税款处罚的争执中集中得到了说明。
行政主体合法是行政合法的首要内容，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治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因而行政职权必须基于法律的授予。再以金融审计为例，《商业银行法》第八章中多处规定，对金融违法行为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处罚。审计机关直接依据《商业银行法》规定的罚款种类和幅度进行处罚，就是越权行为。在新形势下，审计机关必须加强执法意识，在审计职权范围内行使审计权力。《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审计机关公告、移送处理、检查审计意见落实情况的执法主体资格，《条例》第三十条就体现了这一精神。
二、审计处罚的法律适用
如何正确适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规范，维护法制的调解统一是提高审计质量的要害。在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立法法》规定了正确适用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比如，“同位价的法律规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实施”。但有时同位价的法律也会有不一致之处，比如同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对拒绝、妨碍检查的，可给予5万元的罚款，但《条例》第二十一条对此类行为却没有赋予罚款权，那么针对这一行为，能否罚款？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规则，根据立法环境的变化和立法精神，就不应处以罚款。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该条规定对被审计单位违背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条例》却无此规定，而只规定了处分权，这些不一致之处，在《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应该得到重视。
非凡法优于一般法是法律冲突时的又一适用规则。比如《行政处罚法》作为一般法，规定了违法行为的处罚时效是2年，而《税收征收治理法》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时效规定为5年。因此，对审计发现的税收违法行为追诉时效就是5年。再如，《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而《审计法》明确规定了审计程序，审计执法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由于《审计法》规定的各种时限过长，对一些紧急事项显得有些繁琐。针对无行政处罚，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的项目引入简易程序值得考虑。
三、审计报告的法律衔接
审计报告及相关文书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内如何衔接也值得研究。比如，根据2009年中央两办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两个暂行规定要求，审计机关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违背财经法规的问题应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主管机关提出处理处罚意见，向同级人民政府提交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由于文件规定与《审计法》并无冲突，因此，对同一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事项，审计机关既要依据《审计法》出具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又要向同级人民政府提交审计结果报告。审计署第6号令《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又以审计报告取代了审计意见书。
如何划分几种公文在内容和体式上的区别，也是一个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依据《审计法》出具的审计意见书（或审计报告）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在内容加以改进，抄送有关部门完全可以作为责任界定的法律依据。更值得注重的是，审计项目假如与上级审计机关统一部署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项目相重合，那么，对同一个被审计单位，则要出具财务收支审计的审计意见书（或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又要出具领导干部任期（或离任）的审计意见书（或审计报告）、审计结果报告，其繁琐更是降低了工作效率。因此，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也要注重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再如，在审计处罚过程中，审计机关以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代替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处罚告知程序。由于《行政处罚法》是一般法，《审计法》是非凡法，这就涉及到新法优于旧法和非凡法优于一般法两条适用规则不一致时如何解决的问题。总体上说，审计行为并不与立法精神相违背。但在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上，似有不完善之处。比如复议权利是在其后的审计决定中告知的，没有处罚前告知。审计报告对违法问题的社会公告，是否是一种比警告更严厉的处理处罚？是否应事前告知？被公告人如何享有行政、司法救济权？这些在审计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也应该得到重视。
四、与原有处罚规定的衔接
在《条例》实施过程中，如何做好与同时废止的《国务院关于违背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之间的衔接也十分重要。其中要非凡注重的一个重要的法规适用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法律规范的溯及力是法律规范对它生效前所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法律规范只能对其生效后的单位和个人的行为起规范作用，不能要求人们遵守还没有制定的法律规范。一个单位和个人违背财政法规，其对后果的预测是根据当时的法律规范作出的。假如答应法律规范具有溯及性，人们就无法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将要受到惩罚，也就没有了行动的自由，社会经济活动也就无法正常运转。法不溯及既往，《立法法》第八十四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仅此还不够，还要注重另一个重要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这是法律法规适用的惯例，比如《刑法》第十二条对此就有更加明确的规定。法不溯及既往和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条例》的正确实施十分重要。
在2009年审计工作中，审计机关查阅的一般是2009年或更早时期的账目。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出发，我们对2009年2月1日前发生的财政违法行为还不能完全放弃引用1987年《暂行规定》的相关条款。比如在对违法行为责任人的追究中，《条例》加大了处分的力度。假如《条例》关于对责任人处分的规定与《暂行规定》不一致，则只能是遵守“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依《暂行规定》或与《条例》相比中的较轻处分。再如罚款，《条例》基本没有赋予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对行政单位财政违法行为的罚款权，那么对于2009年2月1日前发生的财政违法行为，我们从“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出发，就不能再适用《暂行规定》的条款，也就不能对行政单位进行罚款处罚。这样处罚才更符合当前公共财政体制的实际，符合《条例》的立法精神。
由于《条例》在这方面的规定没有《刑法》明确，因此这两条原则尤其值得我们在法律法规的过渡期中加以注重，以免在行政诉讼中败诉。
五、面对法律冲突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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