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0 19:03:35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大学语文教材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发展所衍生的一些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带给我们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我们的日用品空前丰富，但也看到我们生活中食品安全问题的隐患，“注水肉”“毒大米”“地沟油”等被曝光的食品安全案例层出不穷。虽然工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楼歪歪”“桥垮垮”这样的豆腐渣工程报道也屡见报端。很多企业、商人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人民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财产安全来最大程度地获得利润。商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滑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物质现象的背后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那就是丢失了理想和正确价值观的支撑，社会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跟环境问题相比，精神支柱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应该被我们所重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树立并弘扬新时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以指引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理念在我国大行其道，但实践中，却遭遇到了中国文化和体制的巨大阻力，西方的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在中国已经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我国企业和商人需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文化的道路，以变得真正成熟和取得进步。新时期在呼唤着儒商精神的回归。源于并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商精神从上世纪末开始再次被商人和专家学者提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东亚儒家文化经济圈见证了东亚地区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为底蕴的企业家精神，即新儒商精神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与成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将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二、儒商的渊源和新儒商的时代特征
“儒商”的概念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但中国的儒商文化实际源于先秦。当时“儒”和“商”是两个独立的职业，“商”被称之为“贾”，人们根据商人的道德品质，把品德高尚、有智慧的商人称为“良商”“诚贾”和“廉贾”，而“良”“诚”和“廉”这些词蕴含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的初步结合，子贡就是杰出代表，他不仅是一位富贾，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到处宣传孔子的思想。到了明朝中后期，受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人们冲破“重农抑商”的思想束缚，大批士大夫投身商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域儒学特征鲜明的十大商帮群体。这些商人自觉地把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遵守“商名儒行”的行为准则，即商为厚利，儒为高名。这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进一步结合。新儒商的概念源于上世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新儒商的“儒”不是狭义的儒家思想，而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泛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诚信、道义、爱心、中庸等，既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又要具备社会责任感。而“新”则指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新儒商既要传承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又要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新儒商的时代特征可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文化传承性
新儒商不仅要吸收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精髓和文化内核，还应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拥有较高道德文化修养水平，既要平衡“利”“义”，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又要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与时俱进性
新儒商是新时代的产物。除了传承优秀文化，新儒商还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传统文化与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特征相结合，并不断开发新的内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不断吸收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成果，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了解市场规律，培养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竞争中求发展。
(三)中西融合性
新儒商不仅要改变传统儒商文化中地域性、宗法性和行会性的弊端，培养法律意识、合作意识，更要开阔胸襟，放眼全国乃至全球，具备国际视野。既要大胆走出去，也要大胆拿进来，勇于参与到全球化的潮流中，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既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积极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和经验，完善壮大自己，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四)系统整合性
如今知识经济作用凸显，同时社会系统日益庞大复杂，而分工却日益细化，各行业、领域之间联系愈加紧密。新的形势对商人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新儒商的培养既需要道德修养的提升，也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还需要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的锤炼。新儒商的培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学习、社会实践、行业历练等各个环节。这个系统工程的运行需要在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的指导下，由政府、学校、商业等多方面参与，并坚持不懈，持续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新的经验，把新儒商精神发扬光大。
三、培养新儒商精神在财经类院校教育中的必要性
(一)财经类院校培养新儒商精神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上文提到，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根源，除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之外，商业道德的缺失也是主要的原因。“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商业行为普遍存在，不仅给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灾难，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时代呼唤新儒商精神，要使新儒商精神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中国商人的主流意识应该从教育抓起。高校是人才的摇篮，财经类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财经类人才。财经类院校的毕业生主要被输送到各种公司、商业单位以及经管、金融系统等工作岗位上，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为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儒商精神强调商业道德与超乎利益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当下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所必需的。在学校里不仅要教会学生们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们胸怀天下、勇于担当、诚信待人、为社会谋福利的新儒商精神，帮助他们建立健康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商业伦理观，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是他们未来立足社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保证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二)新儒商精神教育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发展方向
在财经类院校倡导培育新儒商精神，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过，大学的精神所在，是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现在。一所大学要想成功并实现自己的责任，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反观国内的财经教育，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过于注重传授具体的技术与工具，缺乏对学生的品格塑造与伦理培养，即“重术”而不“重道”。我国很多财经类院校虽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完善的教学设备，却缺少系统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教育根植于既有的文化土壤，财经类院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既要有开阔的眼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的智慧结晶，更要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汲取营养，既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又要实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目的，兼顾促进个体发展和服务国家、社会的功能。新儒商教育旨在培养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企业家。因此，笔者认为新儒商精神的教育也许可以作为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四、把新儒商精神培养融入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尝试
自新儒商的概念提出以来，很多专家和学者把新儒商教育和财经类院校的教学改革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但笔者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以后，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学校的层面展开，从如何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注入新儒商精神的教育到如何利用新儒商精神培养学生们的创业意识等，鲜有文章论述如何把新儒商精神的培养与具体的课堂教学相结合。笔者认为，课程是教育的载体，而课堂是学生教育的第一阵地。要在财经类院校开展新儒商精神的培养应该从第一线的课堂教学开始。笔者结合所在的山东工商学院的实际情况和教学过程中的所作所想，就新儒商精神进课堂的主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山东工商学院是山东半岛唯一一所财经类院校，学科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兼有文、法、理、工等六个学科门类，学科专业上凸显财经知识培养。作为学校大学英语改革的一部分，笔者所在的大学外语教学部从2011年开始为二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旨在把英语语言学习和商务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商务综合素质。笔者承担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并在课程设计中配合学校改革方向，有目的地引入新儒商精神的灌输和新儒商素质的培养。
(一)创新育人理念，改变学生观念，注重新儒商精神灌输
作为大学英语的后续课程，大学商务英语针对商务和财经类专业大二学生开设。根据问卷调查分析，在分类课程选课时，很多学生选择商务英语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即能够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英语能力，增加将来就业的优势，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在学完商务英语课程后，可以考取相关商务英语证书，如剑桥商务英语(BEC)和托业，以增强就业竞争力。但是在开课时，笔者提出商务英语学习有三个目的:一是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适合将来商务环境下的语言运用;二是学习基本的商务背景知识，特别是公司环境下的商务交流能力和工作能力;三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商务理念和商务意识，这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层面的学习，更是对商务道德和商务伦理方面的提升，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新儒商精神的领会。
(二)选择西方原版教材，基于中西商务环境的区别，激发学生思考
在商务英语课程中，笔者选择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剑桥商务英语》，目的有二:一是这套教材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既涉及到公司商务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也包括了BEC考试的很多题型和练习，可以满足很多学生证书考试的需求;二是在教材中有很多英美国家的商务案例。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行为和商业行为更成熟、更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更健全。在进行相关主题讲解的时候，笔者会结合教材中和网上搜集到的西方公司的案例和我国的一些案例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够激发年轻学生的思考，让学生通过对比发现我国公司商务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引导大家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创新意识和国际化视野，这也是现代新儒商精神的重要特征。
(三)注重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教育，注重新儒商人格的塑造与养成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既通过中西比较激发学生思考，也注意在学生商业价值观的形成中以中国文化为根本。笔者发现很多财经类教材的内容和设计都是以欧美学科体系为基础编辑的，而中国的理论非常少，即使有也只是简单涉猎。不可否认，西方的一些经济和商业理论相对更完善，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国的财经和商务教育对象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中国青年，我们的教育不是为西方培养人才，而是培养将来多数在中国工作的财经和商务人才。因此，我们的财经教学和商务教学应该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我们的先人已经留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文化精髓，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文化精髓介绍、传递给受教育的年轻人。新儒商精神是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的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升华，而新儒商人格，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也涌现出很多成就卓越的具有新儒商精神和人格的成功企业家和他们的一些经典的商业经营管理案例，更何况我们还有源远流长的、两千多年的儒商文化。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们的财经教育和教学，不妨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按照民族和社会心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独特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下，走中国特色的教育道路。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式的思维和智慧来解决。因此，笔者在进行案例教学时，会针对相关专题会有目的地选择一些中国儒商的成功案例，并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智慧和启迪，并总结个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儒商精神。
(四)采用互助式教学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做到智商培养与情商培养并重，侧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斯腾伯格在《超越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实践智力的概念，并指出“职业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个体具备行内、行外的知识并对之有相当的了解，这些行内、行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往往是在工作中逐渐进行的，而非来自于学业上或其他工作中的事先准备”。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无法给学生提供足够的社会工作实践机会。为培养学生们的职业素养，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互助式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如在讲授面试主题和会议主题的时候，笔者会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面试训练，并进行课堂展示。在课堂展示以后，对某些小组表现出来的优点进行肯定和推广，而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改正。虽然课堂模拟训练不能代替真实的工作环境，但也可以给学生提供锻炼和反思总结的机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及时把语言学习、知识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此外，这种合作互助式的学习还培养了学生们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丰富了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优化了学生们的学习感受。把德育和智育相结合，体现了新儒商精神中“德智兼勇”的素质内核。
(五)提高教师自身道德修养，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和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还在于教师自身道德素质和修养对学生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师德不但能为教师树立起自己的教学形象，感染学生，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还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响。在知识讲解之外，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课文所涉主题和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教学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都会影响学生的认识和解读，甚至价值观的形成。作为学生的榜样，教师应该时刻自查自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发挥对学生的表率作用。比如，在讲到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时，除了在课堂上摆事实，讲道理，下课的时候提醒学生最后走的时候把教室的灯熄灭，这样效果可能更直观、具体。再如，如果教师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学生的作业，学生更能体会到工作责任心。所谓身教重于言教，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的人格魅力无时不在影响着他的学生，这不仅仅是知识的影响，更多地是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工作态度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改变年轻学生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五、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足和未来的设想
由于课程的局限性，在笔者践行新儒商精神教育理念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限制和不足。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浅见，希望随着将来教学改革的深入，能够进行解决，这不仅是对课堂新儒商教育的有效补充，也可以使新儒商教育做到持续化、常态化和立体化。
(一)师资问题
以大学商务英语课程为例，这门课程是把英语和商务相结合的一门课程。很多英语教师语言能力足够，但缺乏相关的商务背景和经历。很多商科的老师虽有丰富的商务专业知识，但语言又不过关。英语教育的专业学习和六年的外贸和公司兼职经历使笔者自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门课程。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笔者感觉现在脱离了商务工作环境，很多商务知识的更新也慢慢滞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在开设这种跨学科的财经商务类课程时，应该选择既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又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承担，否则，学生的一些理论和知识都是脱离实践的。而很多学校缺少这种既有社会实践又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师。因此，“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变得更加迫切。学校可以加强与对口企业的联系，建立青年教师挂职锻炼培训基地，既要把老师往重点大学送，更要把老师往企业送。
(二)第二课堂问题
第一课堂主要侧重基础知识的传授，而第二课堂则更侧重知识的实践和技能的训练，是第一课堂的有利补充。以英语教学为例，作为第一课堂教学的补充，笔者所在单位举办了英语角、英语协会和各种英语赛事等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能够把语言学习和练习相结合。根据不完全的调查，笔者发现本校财经商务类课程中也开展了一些颇有成效的第二课堂活动，如创业大赛，模拟招聘会，“大学生创业论坛”等活动。笔者认为可以使形式更加丰富化，建议采用定期举行报告会、模拟商务活动等形式，也可以邀请一些社会上的德才兼备、具有新儒商精神的商界成功人士到学校做讲座，这既是对学生所学知识的一次再激发，也是对学生最真实的新儒商精神教育。
(三)实践实训问题
国际化人才需要具备较强的跨文化外语沟通能力，听、说、读、写、译是国际化英语人才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如此才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在国际化人才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首先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英语基础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而合理开设综合课程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一条有效途径，可通过开设语言知识、交际技能、情境训练等相关综合性的英语课程来帮助学生打好语言基础，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从而奠定学生走向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
二、适当增设跨文化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意识
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由于是跨文化背景下的交流与合作，因而在国际交际中不单单只是语言上的交流，同时还涉及到不同国度政治、文化、礼仪、习俗等方面的交流。为此，国际化人才需具备较强的国际化意识，以避免在国际交际中出现“cultureshock”。于是乎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可适当增设跨文化的选修课程，通过这些选修课程来实现对学生的多元文化熏陶和全方位的国际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和接受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培养和促进学生形成国际意识。
三、举办跨文化交际专题活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宽广的国际视野是国际化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因而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高校应重视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对此，高校可以加强组织各种跨文化交流的活动，如举办跨文化交际专题讲座，定期安排外籍教师和学术专家、国外创业成功人士、留学生等开展系列文化讲座与案例教学。高校通过组织和举办各种跨文化交际专题活动来帮助学生认识和接受中西方文化差异，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一方面帮助学生熟悉和掌握国际通行规则，另一方面促进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不断提高。
四、开设双语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的职业英语能力
如何增强学生的职业英语能力，这是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又一重要任务。在国际竞争中不仅要求人才能够使用英语进口无障碍的交流，更主要的是人才可以在专业领域中完成相关岗位要求，如材料报告、合同拟定等，对人才的职业英语应用能力要求较高。对此，我国高校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可以通过开设双语教学模式来强化对学生听说读写译英语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运用英语和汉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来帮助学生更容易掌握语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五、开展多样化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学生具备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是其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必要条件，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高校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对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同时还应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应用能力等，学生只有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为此，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多样化、开放性的实践活动（如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文艺演出等、来营造英语氛围，为学生提供更多英语实践应用的机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六、结语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大学生成才
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八荣八耻。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大学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校大学生的荣辱观如果按照科学的程度来分，可分为三个层次：社会主义荣辱观层次高的是少数；中间层次的是多数；层次低的也是少数。总的来讲，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他们不仅思想观念新，创新意识强，而且正在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和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生力军。从大学生的数量和他们未来的重要作用看，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随着我国有关部门对大学语文的日益重视和各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蓬勃开展，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有媒体认为进入21世纪，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如同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启［2］。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出版已经达到2000种之多［3］。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学语文教材，不少教育专家和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对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和研究。刘年喜在《大学语文教材的世纪变革》一文中对现行的几套大学语文教材的特色进行了评介。文章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新语文》是人文主题的弘扬，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主编《大学语文》是文学史编排体例的新探索，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主编的《高等语文》是文化专题讲座形式的尝试，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美文荟萃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导入［4］。这些教材的编撰出版彰显了编写者锐意变革精神和勇气，对创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有着重要启发和示范意义。李小琼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问题研究》中对我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现状、影响因素、编选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5］。
姚莫诩则从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方向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21世纪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方向要注重人文性、时代性和地域性，要坚持“文学思路”与“人文思路”的统一，坚持传统文学文化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统一，坚持总体规范与文化特色的统一［6］。李康德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地位及价值追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双向建构性的天然存在关系，而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双向建构性关系是文化不断地建构教材，教材不断地建构文化，教材与文化呈整合方向发展，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的定位是由“实体性”“关系性”到“建构性”的转变［7］。对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撰体例问题，乔根在《对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的思考》一文中做了较好的归纳，“大学语文教材，其编写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主题•文选模式。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代表，体例上强调以主题为线索，较为全面地介绍我国语言文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第二种是专题•文选模式。以温儒编的高等语文、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和周金声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为代表，体例上以不同专题来编排文选，较之前一种模式更为细致，从不同角度增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第三种是作家•文选模式。以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教材为代表，体例上完全突显个人化的语文主张，以文学替代语文，创新性极强。第四种是文史•文选模式。以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和彭光芒主编的大学国文为代表，体例上打通文史，回归传统。第五种是对象类型•文选模式。以温儒编的中国语文为代表，体例上根据学生、学校、专业等对象类型来确定文选，因材设教，适应性广，选文难度较大”［8］。在众多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特色教材，该教材分为《大学语文》（大学版）、《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两种版本，教材“教材中植入了大学教育、中国文化、广西元素、通识理念、语文技能五个元素，力图使大学语文名副其实，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需要”［9］，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本土文化中最优秀的因素提炼出来融进教材建设中去，让学生在感受学习汉语言文化魅力的同时树立爱国、爱乡、爱人的美好情怀”［10］。
在高校大学语文教材中，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高职高专院校与重点大学和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其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高职高专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为目标。高职高专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对学生的“通识教育”，是为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因此，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也是以适应高职高专的“职业性”、“实用性”基本特征。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在教材的命名、编排体例、作品的选择等方面也凸显出了自身的独特性。如很多大学语文编写专家为区别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本科院校大学语文教材的区别，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取名为“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高职语文”、“实用语文”等；在教材编排体例上打破传统以“文学史”或“文学体裁”为教材编撰逻辑的惯例，而是选择以“人文主题”或“文本模块”为编撰体例；在教材作品的选择上，其内容和难度也尽量契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和水平。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不少研究者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彭新竹在硕士论文《高职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新思路——与专业相结合》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目前高职高专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专业相结合具有必要性以及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编写体例、内容选择等问题［11］。周文在《对高职语文教材编写的反思》一文中，从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的理念、体例、选文等方面进行的思考，认为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应以培养高职学生语文操作能力为主线，以模块组合为框架［12］。舒立辉则指出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编写存在着“重古轻今”、“重经典轻发现”、“重共性缺个性”等问题［13］；韩向阳从教材编写的原则、体例、内容设计等方面探讨了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14］。
二、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研究
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大学语文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少研究者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和教学实践体会，对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做出了深刻学理阐释。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对目前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定位的研究境遇，曾这样描述到：“目前开展大学语文教育还遇到一个困难，甚至是尴尬之处，就是其学科归属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理方面的，即就其学术内涵而言，‘大学语文’无疑要提高学术水准、教学水准，但朝哪个方面努力，似乎比较模糊，没有定论。二是从实际处境来说，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学科作依托，似乎就没有明确的专业归属感。”［15］徐中玉先生指出，“大学语文”决不是大学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课程，更不是中学语文的“补课”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是大学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可或缺的课程，它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在注重大学语文工具性的同时更应该“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大学语文课程在大学阶段应是重要的‘通识’性课程，贵在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力求引导学生，使他们确立自觉、积极学习的态度”［16］。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则强调大学语文教育重在培育大学生的语文素养［17］。
朱恒则认为学术界将大学语文学科定位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能力说”和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人文说”，都是不准确的，“前者看轻了大学语文的应有作用，后者又过于沉重，大学语文无法承受，真正的定位是在这两极之间取其中，即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为主要目标”［18］。李景强认为，根据《大学语文》的改革趋向和大学课程设置原理，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应淡化“语文”的工具性，突出文学、人文或文化的理论知识性，“《大学语文》应以人文思想为学科基础，以人文基础理论为课程定位”［19］。贾莹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研究和思考，她认为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来看，大学语文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从大学语文的课程类型定位来分析，大学语文应既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也应是一门必修课；从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来考察，大学语文不仅传承中国文化和延续民族精神的桥梁，而且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培养学生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的重要工具，也是启迪智慧，实现感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20］。
对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而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杨定明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大学语文在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体系中并未有明确的定位，导致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并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在整个语文学科教学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不同学科专业素质培养体系、公共课程体系以及在高职院校教育功能上的定位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地位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21］。陈嫣嫣则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具有人文性、职业性、母语性等学科品质和复合型教育功能［22］。纵观学术界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通识性、工具性、人文性、母语性，职业性、综合性等性质特征的探讨与研究；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论述，研究者主要认为大学语文是培养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通识教育课”、“公共课基础”、“公共必修课”、“母语教育课”等。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与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大学语文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大学语文教学策略问题研究
“教学策略是教学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为适应学生学习需要和完成教学目标而诊察作出的、并随情境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教学谋划和采取的教学措施。教学策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学策略既包括教的策略，又包括学的策略；狭义的教学策略仅指教的策略。”［23］大学语文的教学策略问题就是探讨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的问题。朱媛指出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国外的“汉语热”也日益兴盛，然而在当前全球化语境的冲击下，我国学生对语文学科的重视度却呈现出日益下降的趋势。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大学语文教学面临着课程定位模糊不清、教材建设质量悬殊、师资构成参差不齐、学习主体过于功利等多重困境，面对“母语教学”日益式微的窘境，他认为当前我国大学语文教学要走出困境首先要明确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功能和定位，完善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积极革新与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方法，加快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改革力度［24］。
吴素萍认为在当前网络文化语境下，高校大学语文教师要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教学理念，注重网络语言文学和规范的语言文学的比较分析，适时改变授课模式，丰富学生文学课堂形式，进而推进高校大学语文的有效教学［25］。蔡继莲针对理工科对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现实，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应该从目标的确定、习惯的养成、学法的优化、阅读引领的角度来提高高师院校理科大学生人文素养［26］。杨坤道在硕士论文《论当前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中认为，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存在着学科边缘化、师资力量薄弱、教材陈旧缺乏特色、教学时间不足、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教育质量滑坡等问题，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大学语文教学重要性的认识；组织权威专家、资深学者和优秀教师重新编写教学大纲、配套教材和教辅资料，做到教学大纲规范化，教材经典化，教辅资料科学化；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到教师学者化；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手段；改革考查办法，促进大学语文教学的良性发展。赵卓则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应该立足于语言文学的基点之上，在知识积累、能力培养和素质育成三个层面实施教学策略，三个层面协调发展，大学语文才能完成教学使命［27］。大学语文课程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和必修课，具有人文性、工具性、职业性等特征。因此，如何在高职高专院校有效开展大学语文教学也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刘春芳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应该做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有效统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走知识性和素质性平衡的考核之路［28］。
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学语文教材，不少教育专家和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对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和研究。刘年喜在《大学语文教材的世纪变革》一文中对现行的几套大学语文教材的特色进行了评介。文章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新语文》是人文主题的弘扬，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主编《大学语文》是文学史编排体例的新探索，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主编的《高等语文》是文化专题讲座形式的尝试，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美文荟萃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导入。这些教材的编撰出版彰显了编写者锐意变革精神和勇气，对创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有着重要启发和示范意义。李小琼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问题研究》中对我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现状、影响因素、编选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姚莫诩则从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方向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21世纪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方向要注重人文性、时代性和地域性，要坚持“文学思路”与“人文思路”的统一，坚持传统文学文化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统一，坚持总体规范与文化特色的统一。李康德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地位及价值追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双向建构性的天然存在关系，而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双向建构性关系是文化不断地建构教材，教材不断地建构文化，教材与文化呈整合方向发展，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的定位是由“实体性”“关系性”到“建构性”的转变。对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撰体例问题，乔根在《对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的思考》一文中做了较好的归纳，“大学语文教材，其编写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主题•文选模式。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代表，体例上强调以主题为线索，较为全面地介绍我国语言文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第二种是专题•文选模式。以温儒编的高等语文、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和周金声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为代表，体例上以不同专题来编排文选，较之前一种模式更为细致，从不同角度增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第三种是作家•文选模式。以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教材为代表，体例上完全突显个人化的语文主张，以文学替代语文，创新性极强。第四种是文史•文选模式。以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和彭光芒主编的大学国文为代表，体例上打通文史，回归传统。第五种是对象类型•文选模式。以温儒编的中国语文为代表，体例上根据学生、学校、专业等对象类型来确定文选，因材设教，适应性广，选文难度较大”。在众多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特色教材，该教材分为《大学语文》（大学版）、《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两种版本，教材“教材中植入了大学教育、中国文化、广西元素、通识理念、语文技能五个元素，力图使大学语文名副其实，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需要”，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本土文化中最优秀的因素提炼出来融进教材建设中去，让学生在感受学习汉语言文化魅力的同时树立爱国、爱乡、爱人的美好情怀”。在高校大学语文教材中，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高职高专院校与重点大学和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其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高职高专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为目标。高职高专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对学生的“通识教育”，是为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因此，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也是以适应高职高专的“职业性”、“实用性”基本特征。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在教材的命名、编排体例、作品的选择等方面也凸显出了自身的独特性。如很多大学语文编写专家为区别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本科院校大学语文教材的区别，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取名为“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高职语文”、“实用语文”等；在教材编排体例上打破传统以“文学史”或“文学体裁”为教材编撰逻辑的惯例，而是选择以“人文主题”或“文本模块”为编撰体例；在教材作品的选择上，其内容和难度也尽量契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和水平。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不少研究者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彭新竹在硕士论文《高职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新思路——与专业相结合》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目前高职高专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专业相结合具有必要性以及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编写体例、内容选择等问题。周文在《对高职语文教材编写的反思》一文中，从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的理念、体例、选文等方面进行的思考，认为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应以培养高职学生语文操作能力为主线，以模块组合为框架。舒立辉则指出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编写存在着“重古轻今”、“重经典轻发现”、“重共性缺个性”等问题；韩向阳从教材编写的原则、体例、内容设计等方面探讨了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
二、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研究
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大学语文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少研究者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和教学实践体会，对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做出了深刻学理阐释。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对目前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定位的研究境遇，曾这样描述到：“目前开展大学语文教育还遇到一个困难，甚至是尴尬之处，就是其学科归属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理方面的，即就其学术内涵而言，‘大学语文’无疑要提高学术水准、教学水准，但朝哪个方面努力，似乎比较模糊，没有定论。二是从实际处境来说，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学科作依托，似乎就没有明确的专业归属感。”徐中玉先生指出，“大学语文”决不是大学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课程，更不是中学语文的“补课”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是大学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可或缺的课程，它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在注重大学语文工具性的同时更应该“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大学语文课程在大学阶段应是重要的‘通识’性课程，贵在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力求引导学生，使他们确立自觉、积极学习的态度”。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则强调大学语文教育重在培育大学生的语文素养。朱恒则认为学术界将大学语文学科定位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能力说”和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人文说”，都是不准确的，“前者看轻了大学语文的应有作用，后者又过于沉重，大学语文无法承受，真正的定位是在这两极之间取其中，即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为主要目标”。李景强认为，根据《大学语文》的改革趋向和大学课程设置原理，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应淡化“语文”的工具性，突出文学、人文或文化的理论知识性，“《大学语文》应以人文思想为学科基础，以人文基础理论为课程定位”。贾莹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研究和思考，她认为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来看，大学语文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从大学语文的课程类型定位来分析，大学语文应既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也应是一门必修课；从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来考察，大学语文不仅传承中国文化和延续民族精神的桥梁，而且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培养学生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的重要工具，也是启迪智慧，实现感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而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杨定明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大学语文在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体系中并未有明确的定位，导致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并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在整个语文学科教学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不同学科专业素质培养体系、公共课程体系以及在高职院校教育功能上的定位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地位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陈嫣嫣则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具有人文性、职业性、母语性等学科品质和复合型教育功能。纵观学术界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通识性、工具性、人文性、母语性，职业性、综合性等性质特征的探讨与研究；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论述，研究者主要认为大学语文是培养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通识教育课”、“公共课基础”、“公共必修课”、“母语教育课”等。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与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大学语文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大学语文教学策略问题研究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材；语言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5）04-0035-02[作者简介]郝彦桦（1982―），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教育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
一、引言
目前，对大学英语文化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但在研究方面还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方法等细节的处理上，从教师、教材等环节进行深入研究的还不多。近年来，虽然不少教材在编排上融进了新的教学指导思想，也关注通过教学提高学生交际能力的意图，但是在“外语教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际”和“必须以跨文化意识组织外语教学”这两个问题上，教材编写者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编写者全然不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对外国语言中所包含的异民族性、世界观等深层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出发研究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教材编排对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意义
范印哲认为，“教材的根本职能是集聚人类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将其精华详尽表述，合理评判，传至后世以培养后继人才。大学教材更具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承担着积累、传播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与积极创新的责任。所以，大学教材编排与教材体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着眼于世界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前沿。教育者应当积极探索教材设计的创新模式，切实丰富教材内容，提高教材质量，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大学英语教学主要是教学双方围绕教学内容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因此，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在教学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材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发挥其外语学习的资源作用，体现大纲，呈现知识，提供方法策略，充当教学的媒介，为学习者服务。2007年颁布的新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
三、处理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原则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语言，文化就无法传播，离开了文化，也不可能正确地学习与习得语言。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语言，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交往、、思维方式、民风民俗决定其语言表达的内容和方式；不同的语言要素反映不同的文化属性，寓示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世界；一种语言的言语结构、交际模式、篇章修辞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语言上层文化观念的影响甚至制约。
（二）处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原则
根据Byram和Morganetal[3]的研究，文化学习变量可分为如下六个方面：环境变量（setting variables）、教师变量（teacher variables）、学习者变量（learner variables）、教学法变量（method variables）、教材变量（curriculum variables）、测试变量（assessment variables）等。胡建伟[4]提到，教材是大学英语课程设计的重要环节，教材编写要满足学生的兴趣，真正贴近学生，适合他们的语言基础和专业，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据此，笔者提出处理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几个原则。
1.内容承载的最大化
一定要让精读课文与辅助阅读材料最大限度地包含文化知识点，甚至课文本身就是对某项重要文化的介绍。教师用书和阅读、听力等配套教材的分册内容也应围绕精读课文的文化话题展开，教学资料库或者网络课堂提供大量相关材料以便师生自主选择。
2.内容覆盖的全面化
只有在保证文化知识点总量的情况下，兼顾文化的各个方面，才能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完善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满足学习需求。
3.选材的本土化
无论是对目的语文化的引入还是对本国文化的介绍，一定要选择本土的文章，这样才能把文化点介绍得细致明了，让学生在阅读中既习得知识又增强语感。
4.文化对比鲜明化
教材编排时一定要结合多种科研成果，提炼出最容易引起文化震惊的不同点，选择或改编对其进行透彻阐述的文章作为课文或阅读材料，让学生建立起国际视野和的胸怀。
5.练习设置的交际化
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记忆和描述文化点，并将其转化成交际能力，教材一定要设置文化交际性强的练习模块，可以是对关键词的考查，可以是视频欣赏与分析，也可以是角色表演，等等。
6.学习资源的综合化
教师一定要给学生提供各种可能的学习资料，除了发掘教材本身这一学习资源，还应该扩展参考书目及网络等丰富学习资源，这样才能满足处在不同主客观条件下的学生进行文化学习的需要。
四、使用新型教材的建议
（一）教师的教
1.实用性
文化教学方法与过程必须和语言交际实践相结合，通过增加感性认识，让学生对于语言和文化形成具体而真实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动力和参悟文化的兴趣。
2.阶段性
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学习动力、学习需求等情况，注意内容选择的循序渐进、由表及里，也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深入浅出，在保持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让学生逐渐理解文化内容的本质。
3.合适性
教师要选择适合教学的文化内容，在教学中说明其语用及文化内涵。对于教材中的内容要恰当把握，使之遵循教学大纲的要求。
4.灵活性
教师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如组织课堂演讲、进行角色扮演、创设英语兴趣小组、开设英语文化专题讲座、学习英文歌曲、欣赏英文诗歌、观看原声电影、创造机会让学生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不断积累目的语文化知识，提高语言知识水平与文化洞察力，以达到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目的。
（二）学生的学
1.明确学习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是使学生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对英语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中，获得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视野，建立以民族自信心为基础的大国情怀。
2.端正学习态度
学习英语不能仅仅为了应付针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考试，而在为了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因此，学生在学习中应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3.更新学习策略
要拓展知识来源，打破教材的局限，在生活中学习、通过网络学习，将本土文化与目标文化对比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五、结论
总而言之，现有大学英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编排过于随意，没有统一的大纲要求；教材内容选择杂乱，缺乏对学生学习需求的整体把握；文化背景介绍服从于课文语言讲解，不能自成体系；在教材编写中，文化导入的经验和水平与语言知识的讲解和练习比较，相差甚远。结果，大学英语教材在客观上不能使学生获得足够的文化知识供给，学生主观上的需求和兴趣也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学生的文化水平和英语能力裹足不前成为必然。如果说成功的语言学习是语言知识提升和文化积累“两条腿走路”，那么在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我们就要实现“两条腿走路”的目标，恰当地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冰冰.高校英语文化教学及其变量研究[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33-36.
[2]Edward Burnett Taylor.Primitive culture[M].London：Modern English Publications，1871：148-152.
显然，这是过高地估计了《大学语文》的功能性教学，别说大学语文课，就是纵览大学课堂开设的任何一门功课，都无法完成以上的诸多期待，任何教育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更需要长时间的多元的熏陶和准备。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独立学院的学生实际情况来研究大学语文课程的设置以及课堂教学的内容。
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大学语文课的授课内容的经纬建构问题。
众所周知，独立学院属于民办学院，是三本教育。独立学院的学生整体人文素养和文化基础与国内重点大学及普通高校的学生相比较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入学门槛低，学生的文化课基础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艺术门类或者特殊专业的学生，其文化基础以及在人文素养方面，相对薄弱，他们的阅读视野相对狭窄。这样，就要求我们不能套用国内重点大学和普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的套路，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独立学院大学语文课的教学方法及授课内容。笔者已经有过两年的在独立学院教授大学语文经历，所以，深切感觉到独立学院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语文基础很不扎实，据我掌握的情况看，在我供职的独立学院有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完整地读过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和10本以上的外国文学名著，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名著，读的就更少了。对现当代作家、学者的经典著作也是阅读有限。经常阅读的是通俗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或者网络穿越小说等流行小说，他们接触最多的作家是韩寒、郭敬明等人，而经常能阅读的杂志就是《读者》《意林》《青年文摘》，几乎没有人接触过社科类的品牌杂志《新华文摘》。在高中阶段，他们都把精力放在背题、做题上，而走进独立学院后，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入学那天起，就把主要精力用在考证上（准备考研的学生例外）。比如，日语专业的学生就忙于考日语一级证、日语二级证、英语四六级证、普通话证、计算机二级证、教师资格证；而英语专业学教育方向的学生，整天忙于考普通话证（二级乙等以上）、计算机证（二级以上）、教师资格证、英语专业四级证、专业八级证、办公自动化证；又如，会计专业的学生要考计算机二级、英语四六级证、会计从业证、注册会计师证、金融证券证等，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要考计算机资格证、普通话证、秘书证、英语四六级证、教师资格证、新闻采编证等。这些证件对他们毕业后求职是硬件参考。所以，学生对考取这些证件基本都很在意，也都很努力，从而导致对其他非专业学科的学习有一种不挂科就算完成学习任务的想法。由此可以证明：独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基本上还没有从高中的应试教育中走出来，他们对考证的需求和努力，实际上是中学应试教育的继续，只是应考的科目不同而已。所以，他们对大学语文这样不是马上能见到成效的学科，基本上处于应付状态。此外，独立学院的学生，自学的自觉性一般都比较差，一般情况下，都是勉强应付教师留给的作业，很多学生把上晚自习都当成学习负担，他们喜欢在寝室躺在床上看书或者在寝室上网，学校的图书馆，虽然经常爆满，但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准备考研的学生。此外，就读在独立学院的学生，有相当一部人家庭背景不错，有的即使不是声名显赫的权贵之家，但家里的政治地位或者经济条件都处于小康以上水平，此种家庭的孩子一般都不愿意吃苦，或者不能吃苦。面对未来一般都是指望父母给安排就业。还有个别学生，就是来校读书都看成是完成父母交给的任务，读书成绩好坏似乎与己无关。
基于上述独立学院非中文专业的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给他们上大学语文课，就不能不考虑因材施教，量体裁衣。
那么，独立学院的大学语文课究竟应该讲些什么内容呢？
笔者以为：根据独立学院学生应该提高语文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他们毕业后的就业着想，大学语文课还是以提高学生常用文体的驾驭能力、提高文学鉴赏能力为主；二是通过常用文体写作要领及语言表达技巧的体认，以提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水平、演讲技巧和普通话水平为中心任务。
因为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求知问学越来越具有功利性色彩，学以致用和经济效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教育走向实用、趋向多元化的现实表现。独立学院的大学语文教学必须顺应时代需求，正视社会生活中多元化格局的存在，除了突出语文课程固有的基础性、人文性目标之外，还应该重视实用性、多元性在教学实践中的结合，使受教育者真正成为素质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要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就要对教学内容、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实行全面改革，使大学语文拥有鲜活、实用的内容，高效、多样的教法，更使学生学有所能、学有所用，这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因此，给独立学院的学生上《大学语文》课，首先要抛弃中学语文课字词句章或者背题的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在关照人文性的同时，重点突出实用性。如何突出实用性？笔者以为：可以尝试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以当代常用文体为经，以名家名篇为纬，精心编织课堂教学结构。
现在，大学语文的整个学期教学，大约是36课时，18讲。那么，一个学期讲授的内容，就要有一个统筹的安排。我们首先要想到，学生走出校园以后，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比方说公文的写作，对一般记叙文的写作，自传、求职信的需求；还有，对讲演稿、书评、影视评论基本技巧和方法的训练，这样，我们就需要通过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日常应用文体以及新媒介写作等来充填整个教学内容。这就是以文体为经。
以名篇为纬，就是在讲授不同的常用文体特征及写作要点时，根据课堂需要，选择文笔优美、写法独特、情感丰富、内涵深邃的文章作为解读对象，讲授名家名篇，跟学生一起讨论鉴赏名篇的写作风格、思想内涵、人文情怀。解读作品、欣赏作品应该说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通过作品更加全面地理解各种常用文体的写作特性，同时，通过讲读各种常用文体的写作特性又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这样，学生既学到和初步掌握了各种常用文体写作的要点，也欣赏了大师的写作风采和艺术表现水平，同时，也灌输了文章中折射出的思想光芒及人文精神。通过对“好文章”、“美文”的引导性、示范性解读，让学生从解读中获得阅读、写作及鉴赏能力的提升，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间接地实现大学语文课传播优秀文化、涵养精神、塑造人格的目的。
当然，此种讲授方法，涉及到选用教材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选用一本实用的好教材。目前,全国高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有几十种,从编排体例看,可分如下几种类型：
有的高校选择了纯文选的教材，目的在于通过经典文本的研读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精神，塑造人格；而部分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则选择了纯写作教材，目的在于传授学生适应社会的基本的语言运用技能；有的教材坚持以本国传统文学经典为主，重视吸收我国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同时选入少量当今中外的精美文章；有的教材则看重人类的“普世价值”，选文方针为“现代人文，经典诗文”；有的教材偏重文学性。“以文学史为纲，按照简明中国文学史的要求,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词人、散文家、戏曲大师尽量不遗漏。对他们的优秀代表作品，凡适合作大学非中文专业语文教材的，尽量选入”。
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以及使用情况亦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该课程性质目标定位的模糊和课程设置的不完善。
当然，各大学面对授课的学生对象不同，选择的大学语文的教材应该有所侧重。笔者选用的大学语文教材是金振邦教授专门为独立学院学生主编的《大学语文》[4]教材，此教材是初版印刷，虽然还有待于修订完善，但在总体内容的设计上，我认为，作为独立学院的大学语文教材还是很实用的。
金振邦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就是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的共性编写的，其特点是以当代常用文体组织篇章结构，然后按文体框定解读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比如，在讲授记叙文时，不仅详细讲授记叙文的文体特点及写作要点，同时，根据记叙文中各种文体的特性，解读有分量的例文，比如，讲以写人为主的记叙文时，就以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李兆权的《丑娘》为例文，讲细、讲深、讲透；讲授议论文时就以鲁迅的《雷峰塔的倒掉》、叶兆言的《好人与坏人》、培根的《论读书》等为范文，精讲细读，围绕议论文的必备元素及写作要点展开讨论。此外，涉及到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时，讲读的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公认的名家经典篇章，同时，每课都找出几个学生，向大家推荐他读过的此类体裁的名篇，学生之间相互交流阅读信息，间接扩充视野。此外，根据讲授的不同文体，给学生留作业，边学边实践，教学效果比较显著。
［论文摘要］《大学语文》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理应受到格外重视，但在教学实践中受到更多的指责，关于相关的大学语文研讨会也在积极探讨这个问题。本文旨在对《大学语文》的现状与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大学语文》教学现状
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正以迅猛的态势向我们袭来，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汉语言及汉语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边缘化”让人感到担忧和焦虑。近年来，普通高等学校和高职高专作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有其鲜明特色，专业针对性强，以培养能力为主，基础理论适度，适当反映技术科学领域内的新发展，符合我国的国情。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急需的应用型人才，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众所周知，大学语文是与大学英语作为公共基础课而存在的，但大学英语的地位似乎要比大学语文高许多，国家级的英语考试占据了大学生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甚至还要多，学生们为了过级纷纷参加辅导班，购买参考书、耗费时间、精力、金钱，其结果却不太令人满意。大学语文教学现状主要表现在：
1．无教学大纲，目的性不明确，定位模糊，课时少，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晚间及周末，授课质量难以保证。以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大学语文》课程并非全校性开设，主要是给艺术类的学生开设。
2．教学方式单一，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笔者在与学生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所期望的大学语文课应该是有意义的，气愤活跃的，可以畅所欲言的，而不是听老师讲解诗词的作者和内容。
3．教学手段仍显过于呆板，建议使用多媒体教学，应经常观看相应的影片，记录片，把语文与音乐，美术等结合起来。当然，作为体现现代教学技术水平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决不能仅仅以现代技术去置换传统手段，而应自觉革除传统教学观念和手段中不符合现代教育精神的东西，尊重作为发展主体的学生的潜在需求，以实施全面素质为己任，着意追求这一新型手段的辅读价值。适当延伸大学语文的课外视野，开展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如征文、征稿、成立读书协会、演讲比赛等。毋庸置疑，大学语文所选取的文章所体现的道德，爱国，婚姻理念，则侧重于艺术化的表达，而不仅仅局限于字词句，适当增加讨论，真正体现出作品的人文世界。
4．缺乏一种衡量教学水平的测评机制，个性化教学与规范化管理相互矛盾。国家教委高教司认为对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在入学以后进行大学语文水平测试，在毕业时进行大学语文合格测试，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方面，国家教委高教司目前正在着手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之一便是大学语文考试计算机题库的研制。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中心张鼎政老师指出，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必须强调语言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语文知识的积累。令人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找工作，不会写简历和求职信，甚至就连自我介绍也不令人满意。所以，国家职业汉语能力考核的目的旨在文从、字顺、得体、流畅。
二、《大学语文》教材现状
大学语文教材，大体都是选择本国过去和现当代名家的各体文学作品，根据不同阶段培养学生的目标和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对作品加以组合，在一定的教学设计下编成。所选的作品总求能体现高尚的思想，人格和积极上进的精神，深刻反映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中为人们所密切关注的问题，表现真挚的思想感情、智慧理性、审美价值，并且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学家的创作个性。教材作为一种中介，通过阅读，思考，共同讨论辨析，导引和潜移默化感染青年学生，培育他们的人文精神，加强他们的综合素质。与此同时，自然也要进一步提高他们对本国语文较高水准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目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可谓是杂乱无章，在200多个版本里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体系导致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无相关的配套参考书，网络课件也是应付了事，体现不出互动的特点，因而也接受不到来自教学一线师生反馈的信息。过多地重复中学语文的篇目，无新颖感可言，致使学生谈到大学语文便认为是“高四语文”。这类尴尬场面值得同行们认真反思。三、大学语文改革策略
1．从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素质教育着手深化大学语文的改革。大学时期是确立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阶段，假如一个人的价值底线确立算是精神成人的话，那么他的成人过程是需要营养的。而大学应该为精神成人提供真正有效的营养，大学语文教学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人文素质教育的职责。要养成良好的人文素质，大学生必须通过对人类优秀文化的吸纳，受人类优秀文化的熏陶，方可综合体现其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华东师范大学方智范老师认为大学语文是“涵养之神思”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大学语文灌输着人文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2．教学理念的革新。中学语文，更多地受到高考这一指挥棒的无形制约，许多语文教师是以提供对母语的技术分析能力为目标，往往注重从作品主题，表现形式，语法修辞，句形句式等方面让学生掌握“解剖”的本领。而大学语文的教学理念，则更侧重于借重作为文化精髓的文学名著之熏陶，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文化亲和力与价值判断能力，激发学生对知识和真理的不懈追求，对生命、人类、社会、自然的尊重和关爱，并最终达到塑造完善人格的目的。
3．考核形式及教学手段的革新。大学语文课的考核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教师要么采用闭卷的形式，但有要给学生勾划重点，否则会有大量不及格；要么采用开卷的形式，让学生比较顺利地通过。笔者在实践中基本思路在于测评学生的人文素养以及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比如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包括平时作业、出勤率、分组论文讨论及课堂笔记等综合组成。至于教学手段的创新则是指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现有教材中的语文真正适合制作成多媒体课件的并不多，我们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围绕某一知识核心，将课内的，课外的，已学的，未学的，不同时空的，不同领域的东西联系起来，在丰富多彩，新鲜活泼，充满好奇的带有自身诸多生活体验的社会语文研讨氛围中形成大单元教学，进而构建语文知识体系。讲解少一点，分析集中一点，多让学生在社会大语文中历练，感悟，内化。在这一点上，多媒体教学手段确实具有无限宽广的拓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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