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2 20:16:32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贸易市场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产权（财产权利Propertyright,也等同权利）制度是文化传统与法律制度相融合的集中体现，因而，她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绩效的本质特征。
对于产权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事情，因而，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关注和振奋的事情。
一、产权制度建立的哲学基础
人类在以相互给予爱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同时，也努力谋求从社会和他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属于自己能够支配的东西。事实上，这种追求本身正是人类创造“美”的源动力。人性的美、智慧的美、艺术的美，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的力量之美贯穿于这一追求的全过程。因而，属于“我的所有，他人不得干涉”的财产权利，是人格本身具有的品性和能力。
财产所有权的存在符合人类高级理性的原因，就在于所有权本身扬弃了人格中纯粹的主观性，而使人格趋于客观和完美。赋予人们以财产所有权后，能够使该财产所有者从其所能控制的财产上体现出他的意志中的规定和灵魂，从这种体现的过程和体现的结果看，这些财产已具有了人的目的性。
在人的需求体系中，对财产（或通称财富）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基于这种需要，当个人的能力不足以达到获得更多的财富或满足更高的欲望时，人们选择了婚姻这种合作方式，以使共同创造的家庭财富远远多于个人的创造。在婚姻家庭中，即使只有一个人从社会上获得收入，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妻子操持家务，孩子认真读书），也是共同谋求最大化财富的合作模式。因而，婚姻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创造了两者相加后的财富的增值，以达到各自的需求和满足，因婚姻所产生的家庭财富的性质及其维系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显露得十分充分。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也必须理解，基于爱情所产生的婚姻，因财产的争夺而解体或因解体而引起财产的争夺的客观存在。这时，因灵魂（或精神）的需求和满足而产生的爱情，已被具有实物状态的财产所征服。因而，在婚姻家庭法中，浓墨重彩地规定了夫妻离异时财产分割的原因。
对事物的分析，往往先从哲学的范畴或角度去思考，能使人怀有人性的情感，因而，也可以使人全面本制地去认识。
二、产权及产权交易的法律意义
产权（财产权）是人们对有价值的特定物具有排他性控制的权利，这种控制权充分表达和体现了财产所有者在自由的前提下任意运作的各项权利。因而，财产权就是自由权，这是法律的维度内所界定的。这就意味着，当将一组关于某些特定财产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分配给了某个人时，则同时就将该财产项下的自由权赋予给了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按着自己的意志，在不需要任何人知晓和允许的情况下，对该财产自由地行使其项下的权利。
财产权具有任何条件下的绝对所有权，笔者是难以苟同的。例如，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员，享有企业分配给他居住房屋的财产权，这时对该房屋的财产权仅包含了使用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处置权，而不涉及具有绝对性意义上的所有权。鉴于，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利，是企业分配给该职员相应劳动对价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职员放弃了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利，则他会得到例如现金收入上增多的补偿。因而，当该职员接受了房屋使用权利的时候，就放弃了其他形式的权利，而对房屋行使其权利之时，就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排他性和非相容性。
一个通俗的典故，能让我们形象地理解财产权的意义：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这个拦路要财者对这条路虽然不具有完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然而，他具有与其他任何人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优势，这时，他就具有了他人所不具备的也无法行使的权利。
“财产权”,更诱人的意义,在于这种权利具有可替代性、可变换性和可流通性。
当财产权利者对他们的某一财产产生兴趣，而对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失去经营价值时，他就想用自己的财产换取他所感兴趣的财产，这样，财产交易就由此产生了。然而，任何仅利已而无利于对立的交易是无法实际的，因而，人们试图努力地探求可以达到交换目的和满足的交易对象及交易条件，这样，基于期待获得成功交易的“谈判”就成为欲做交易者首要思考的课题。因而，谈判理论是基于私人产权的前提下产生的，并在保护、巩固和扩大私人产权的实践范畴内，得到了完整的彻底的体现。
人们把财产拿来进行交易，目的在于期望通过这种交易，使他获得比交易前更大的需要、满足和愉快。而约束这些交易行为并使交易的收益最大化的法律制度是实际、进行和完善交易的唯一保障。
法律的奥妙在于她会设计出在交易过程中，能够使交易的成本最小，而交易的收益或交易所创造的增值最大的一套规则及方案。同时，当交易出现障碍或困难之时，法律也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这些障碍或困难，以达目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交易之中或之后若产生纷争，而交易者力图摆脱这种困扰又无可奈何时，法律又会帮助人们平衡这一纷争的利益关系，从中找到适当的切入点，以解决双方交易者的不快。
产权法律制度建立的原则，就是遵循财产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即，在赋予财产权的一组权利时，要使这种权利的使用效率和由此给社会所增加的财富均为最大化，只要该法律制度或规则的建立和履行所支付的成本小于所获得的收益，那么，这个制度或规则就是合理的、有效的。
三、世界产权贸易市场的创立与中国产权制度的进化
世界产权贸易市场（WorldTradeAssetsMarketInc.简称WTAMI）的创立，为全球寻求财产交易和增值的人士提供了最佳舞台。一方面，她促进了财产的流动性，为财产更能充分地体现其价值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性的和国家地域性的产权交易规则及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
中国占有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比例。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无疑与所需求的交易数量是等同比例的。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认定，产权的法律制度不仅仅是法律体系中核心的部分，同时，是代表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绝对地难以置信，在一个没有私人产权，没有产权保护体系，没有产权交易的游戏规则的环境下，会有什么艺术家会天才般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版权的能流芳人类的大作来？又会有什么艺术家在被人掠夺而署上别人名字的危险中，能将其用灵魂创造的大作诚奉人类？又会有什么艺术家在没有产权保护的压抑环境下，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天赋？而如果没有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又用什么载体体现出来呢？
关键词明末清初华东市场海外贸易走私贸易
国内市场，无论是初级的墟集市场还是高一级的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发展。更具意义的突破区域范围的全国性市场，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发展起来的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成熟和商品经济生产的拓展，也在明中叶形成。［①］在全国性市场及其网络中，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②］以运河为南北交通干线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网络较为密集，从而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重心。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华东市场的优先发育成熟不仅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力量已经多次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海外货币资本首先对华东市场产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壮大的国内商人队伍及其资本，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开始向海外延伸，参与以海外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社会经济活动。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的这种互动力也是华东市场成熟的营养剂。这是明末清初商业发展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
一、华东市场的构成及其对外贸易的扩张力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情况和商埠码头的大小；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明末清初，华东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连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8条干线要道中的3条：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③］而且拥有全国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传统与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⑤］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华东，明末华东6省人口6900万，为全国15省12000万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统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29个，华东占24个（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为市场的构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华东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景德镇、佛山等地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专业市场。
第二类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杭州、南京、扬州等都属于这类市场。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构成纯然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这些城镇港口市场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既无特色手工业，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处闽、浙、赣交界之处，又是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甚至还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纯然的贸易市场。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华东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而且前述三类市场使华东地区形成了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
粗略的估计，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华东地区，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当时，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盐，即Ⅰ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Ⅰ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乡村，［⑨］城市的自我生产消费必须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也许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况外国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元来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当时，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物质条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
华东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华东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借此外销商品。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嘉靖中，原本为消极外贸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明末华东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万历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⑩］。清初为郑成功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走私的商人渔船时有冒险出海。“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①①］？
华东市场的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华东商品经济的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晋《越镌》卷21中列举4件海商案，其中3件为商人聚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①④］“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①⑤］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①⑥］又据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开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发展起来的华东市场对海外诸番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①⑦］“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度，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①⑧］至于西欧对中国茶、丝、丝织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丝绸之路阻断之后，欧洲人冒险开避通向东方商路的主要动机。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统计的1739年和1740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24艘，运载吨数为13905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运载吨数为4400吨。华东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勒索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险，欧洲人也愿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来贸易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利润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主要动力，商品寻找市场的扩张力通过商人的趋利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的扩张力与寻找中的市场的利润拉力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国寻求贸易的欧洲和东西洋诸国市场拥有的货币对华东市场产生了这种利润拉力。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初期竞争在中外贸易上的表现。
以英国为例，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635～1753年），“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22条远洋商船运来货物约合中国白银727669两，运来白银（主要是银元）折合中国银元7713078两，总资金达14267452两。［②⑩］英国对华贸易中悬殊极大的入超在证明中国商品的扩张力的同时，也表明那数以百千万计的白银对中国市场，首先是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同一商品的内外差价上。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签约并完成贸易最多的先是丝和丝织品；后来由于英国国会法令禁止几种丝和丝制品在英伦零售或穿着［②①］，丝和丝织品贸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越来越感兴趣，茶叶贸易上升很快；还有糖、瓷器、铜、白铜、水银等。在“公司”大多数商船的货单上，茶叶和丝、丝织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叶为例，1701年至1736年，茶价每担，工夫茶38两或35．3两或23．1两，武夷茶27两或17．15两或14．8两，白毫38两或35．3两或24．4两，松萝19两或16．15两或22．1两，瓜片24．5两，色种49．4两，最贵的是贡熙细茶54．9两。而道光初年的茶叶国内市场价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间，［②②］当时的银钱比率是1两：1300文左右，每担约合3．7两至15两。以此来计算“公司”当时从广州买到的茶叶，至少是国内市价的三倍甚至更高。
实际上，外商已经注意到这种内外的差价。在广州，英商“自行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我们发觉比他们从来向我们索讨的价钱便宜得多”［②③］。
内外贸易中的价格差额构成的更高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华东商人。“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②④］。“董事部又命令购买南京手工织制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②⑤］。“我们与米森诺会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启官平分订约，购入最好的南京生丝400担，每担175两银，缴清各项费用，一百天内船上交货。该商人等在广州没有这样大批的生丝存货，一定要到外地搜购，逼得我们预付款的80％给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劝诱他们索取的最低数额。”［②⑥］以广州为交易市场，货源100天内搜集，应是从广州到江浙来回所需的时日。利玛窦从广东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见到了这种长途贩运以供外贸的盛况。［②⑦］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仅在广州贸易，也沿海岸线北上厦门、舟山（定海）等地商贸。有的外船在广州订到货后，还必须航往舟山、宁波口岸去装货。［②⑧］可见华东市场接受海外贸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样的。
由于各种原因，借依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与外商贸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贸的官员对外商成千上万的银元更具贪婪之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现象也很严重，市场交易常常出现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场以商人走私的形式进行交易。于是，华东商人走私贸易在明末清初更为盛行。“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②⑨］漳州、泉州、福清和宁波、杭州之间的市场辐射关系已发展成走私外贸的利害联系了。“原来这边中国的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③⑩］明中叶后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走私冲突甚至倭寇之乱的主要原因应是华东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之间的推拉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此作了阐释：“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贸易可分为近海岛、港贸易和远海诸番贸易两种。第一种近海岛、港贸易。如浙江，舟山城东南百里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华东走私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的集散中心、国际贸易港，主要经营丝和丝织品。［③③］这个走私市场有多大？当时曾到过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③④］浙江沿海还有可以避风良港四五十处，都成了当时海上走私的贸易市场。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线更为曲折，岛屿众多，加上闽东南郑芝龙家族海商集团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澎相距不远，形成接应之势，沿海的走私贸易更为活跃。“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沦、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郑氏海商集团总部所在地安平港兴盛起来，到清初，成为与清廷抗衡的海上贸易大港，直到清军剿郑的战火把它毁为灰烬。福建还有下属台湾府的澎湖、大员、鸡笼淡水港。广东除了人们熟知的澳门之外，还有可以辐射闽、赣、粤三省的南澳岛，也是当时走私贸易的国际性市场。走私贸易的商品流通量与贸易额永远是一个谜，双屿港的年进出口贸易额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但不可怀疑的是，以华东丰富的商品市场作为腹地，沿海岛、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则，不足以引起再三发生的“倭乱”，不足以形成持续16、17两个世纪的十几个私人海商集团。［③⑥］
第二种远海诸番贸易。这是沿海岛、港走私的辐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国家与地区东起日本、朝鲜，南经吕宋至南洋群岛，西及阿拉伯半岛并直至东非，而且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同葡、西、荷、英等国商船贸易：这种贸易额也是很难确计的。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远海贸易的总额估算，年平均出口约918万两，进口约738万两，利润约942万两。［③⑧］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华东市场参与海洋社会经济的海上贸易，与世界性的海上贸易存在着互动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华东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新发展。但是这种新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在民间，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特征是民间走私，在本国政府的有限贸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国洋人中的海盗前后夹击中，华东特别是沿海商人不畏艰险依然起锚，趋利而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中国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充满活力与艰难。注：
①⑧⑨关于国内市场等级的界定和明中叶始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参见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页。
②关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主要参见傅衣凌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条干线要道为：北京分别至河南湖广广西、至陕西四川、至贵州云南、至山西、至（辽宁）开原。见明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页、第354～512页。
④根据傅崇兰先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统计，明清时期比较发展的32座城市中，华东占21座；清代工商业城市，华东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⑤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页。
⑥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①①［明］王世懋：《策枢》卷一，《通货》，丛书集成初编本，第十二页。
①②［明］周玄wéi＠①：《泾林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二十七页。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五十、五十一页。
①④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章节，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6册，《福建》；四部丛刊三编本。
①⑥转引自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②⑩这里的三个数字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页《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1365—1753年）》的有关数据统计而来，原表多用镑和八单位里亚尔后称元为计算单位，这里根据100英镑＝416．67元、100元＝72两、100英镑＝300两换算，0．72两×416．67＝300．0024两。又：货物价值与白银相加不能等于总资金的原因是有许多船只只有总资金的记录。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编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41页。
②⑤《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谓的南京棉布应是指当时苏松地区的棉布织品，南京和苏州都有棉布市场。
②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页。
②⑨［明］王在晋：《通番》，《越镌》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拍案惊奇》卷之一。
③②天启《舟山志》卷2，《山川》。
③③③④③⑦③⑧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219、456～465页。
[关键词]WTO；国际直接投资；以市场换技术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入世界先进技术进而提高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即“以市场换技术”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以市场换技术”尚未有规范的界定，从字面意义上看，所谓“以市场换技术”是指通过向外国产品出让国内市场份额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策略。此处所指外国产品既可以指进口的国外产品，又可以指在国内生产的外国品牌的产品。这样，“以市场换技术”可以分为两种形式：进口商品或产品销售方式、外国直接投资(FDI)方式。在进口商品或产品销售方式下，由于进口商品中固化和隐含着国外先进技术，进口能引起对进口商品的逆向工程和仿制，产品销售能够获得外国企业在售后服务、技术等方面的培训支持，从而使得制造该商品的技术得以在国内生成和发展起来。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下，东道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独立的分包商；外国直接投资还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生产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通常所说的“以市场换技术”一般是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以市场换技术”，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对加入WT0前“以市场换技术”的简要回顾
为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我国一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许多政策优惠，例如，在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15%的公司所得税(同期国内企业税率为33%)，对于投资高新技术行业，或者出口产品占全部产品70%以上的外资企业，在上述政策到期后的3年里继续享受减半征收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另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对外资给予一定限制，而这些限制措施往往又是给予优惠待遇的前提条件。这些限制措施主要包括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汇款限制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在2000年底修改前就明确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再以汽车产业为例，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明确规定了产品的国产化要求，并将国产化进度作为发展第二车型的条件；严禁以SKD(散件组装)、CKD(整件装配)方式组织生产；为提高国产化率，制定了分级关税优惠税率，外国投资的整车国产化率必须至少达到40%，才能享受关税减免待遇；为了保证中方在合资企业和汽车行业中的控制力，《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比不得低于50%，外国(或地区)企业同一类整车产品不得在中国建立两家以上的合资、合作企业。对技术转让的强制要求能够直接促进跨国公司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而股权比例、当地成分、外汇平衡、贸易平衡等规定则能够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向国内合作方以及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转移和扩散。
“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是与东道国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密切相关的，国内市场竞争越激烈，外资越有可能转移先进技术(王洛林等，200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注意引导外资企业形成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局面，并收到较好的成效。例如，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汽车行业的外资企业很少，国内少数几家合资汽车厂商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利用比较落后的技术即获得可观利润。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7年以来，国外著名汽车公司几乎都进入我国，为了维持和获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跨国公司加快了在中国技术更新的步伐，纷纷将最先进的车型向我国转移，例如，在引入上海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后，原一枝独秀的德国大众迅速将先进的奥迪A6引入一汽大众，将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技术水平从B2级的桑塔纳一下跃升三个等级。
此外，我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近20年来，我国人大、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了115项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其中与产业技术创新支持政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共15项，为企业的研发活动从财政拨款、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方面提供支持。由于国内技术水平越高，外资越有可能转移先进技术，因此，这些研发支持措施客观上也起到促进外资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的效果。
二、加入WT0后“以市场换技术”环境的变化
l政策环境发生变化
(1)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发生变化。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东道国在对外国投资者在投资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了规定：凡不符合关贸总协定的国民待遇原则或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投资措施，各成员国应禁止使用。这样，加入WTO前在引进外资时附加的当地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国内销售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汇款限制要求以及当地股份要求等限制措施必须予以取消。按照WTO规则和“入世”承诺，2001年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清理，主要包括：①对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先后修订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条款、“当地含量”条款、出口业绩要求和企业生产计划备案条款等。②2002年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明显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例如，鼓励类由186条增加到262条，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放宽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限制。③出台和完善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外资企业购并内资企业和上市公司扫除了政策障碍。
(2)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发生变化。WTO《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对WTO成员国产业R&D所允许补贴的范围、强度和合法成本类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从性质、目标和数量上是否具有贸易扭曲效应出发，将政府补贴分为被禁止的补贴、可的补贴和不可的补贴三大类，又称为“红灯”、“黄灯”和“绿灯”条款。绿灯范围包括对落后地区和环境问题的资助、基础研究、资助比例小于50%的前竞争开发活动和产业研究(俞文华，2001)。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必须对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补贴的范围、方式、强度做出重大调整以符合绿灯条款要求。这就意味着我国政府要减少对自主研发活动的支持范围，从而可能削弱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竞争换技术”的效果也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2.跨国公司行为发生变化
(1)独资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企业新设数量和投资额所占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1997年中国新批准外资项目中独资项目数量就开始超过合资项目数量；从1998年起合同外资金额中外商独资企业一直多于合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则从2000年起独资企业超过合资企业。独资企业项目数、合同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4年的27.4%、26.5%1-升到2002年的64.9%、69.2%；实际使用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7年的35.8%上升到2002年的60.2%。2002年，独资企业项目数是合资企业项目数的2.5倍，独资企业合同金额是合资企业合同金额的3.1倍，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是合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的2.1倍。独资企业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2)增资扩股和并购增加。《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向外商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法规的出台为外商购并内资企业亮起绿灯。2001年以后，不少跨国公司开始采用收购合资企业的中方股份的方式把合资企业转变为独资企业。例如，宝洁公司2000年先后中止与广州浪奇、北京日化二厂的合作，将合资企业转为外商独资企业；2001年10月23日，阿尔卡特通过收购中方股份，拥有股份达到50%+1股，从而获得上海贝尔的控制权；2002年7月，东芝公司收购东芝与无锡华品合资的“无锡华芝”中方股份，并对完成收购后的公司追加4300多万美元投资，由此建立日方独资的东芝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另外，外国直接投资以前以绿地投资为主，近年来通过并购国内企业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有增加的趋势，例如，爱默生电气斥资7.5亿美元购买了华为的电气业务部门安圣电气。
(3)加大研发投资。加入WTO以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1987年外资在我国成立第一家研发机构，1987—1993年平均每年建立不到一家，1994—1997年平均每年建立5家，1998年建立了11家，而2001和2002两年间建立了19家。到2002年8月底，至少有65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82家R&D机构，其中31家公司曾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1998—2002年财富全球500家公司，它们在华建立了55家R&D机构。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英特尔、NEC、松下电器、SUN、安捷伦、施乐、德州仪器、富士通、北电网络、朗讯、爱立信、诺基亚、三菱电机、阿尔卡特等著名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建立了独立的研发机构。
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化、实施并购与加大研发力度是密切联系的。技术的保密性是跨国公司最关心的问题，其竞争优势特别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都与此相关。跨国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可以转让处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术，可以转让高新技术，而向合资企业和非附属企业只转让一般性技术和陈旧技术(王允贵，1998)。随着在华跨国公司对合资企业控制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他们对技术的控制更为牢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愿意向中国转让新技术或在中国研发新技术。
3.国际产业发展呈现新趋势
(1)全球分工和价值链竞争。一方面，分工越来越细化，企业越来越没有必要也越来越没有可能固守“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过程分解成具体的生产活动(如，融资、R&D、会计、培训、零部件生产和分销)或分解成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并通过业务重组将资源集中于价值链中最具竞争力的部分。产业结构呈现出“微笑曲线””化，制造环节的重要性下降，而研发、营销成为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环节。例如，在目前的汽车工业全球化分工体系中，整车制造公司大都将零部件公司从母体中分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跨越国界，将分离之后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区位进行配置。从总体上看，研发等“脑袋产业”集中于发达国家，而制造等“躯体产业”则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李海舰等，2002)。
(2)研发全球化。虽然研发活动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但随着海外扩展和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为了获得低成本的研发资源，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某些具有重要市场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设立地区性的研发中心，从而技术与跨国公司R&D活动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研发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国外的R&D机构数量增加、在国外的R&D投资在其R&D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上升、雇佣越来越多的国外高科技人才以及国外研发成果所占比例的提高(邱立成，2001)。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容量、丰富的工资水平低廉的技术人员，都是吸引跨国公司设立R&D机构的有利因素。
(3)制造和设计模块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模块化成为以盯业为代表的许多产业的发展趋势。模块化之所以倍受关注，是由于今天的产品日趋复杂且速度成为影响企业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模块化恰恰能帮助我们处理更为复杂的事务、使平行操作成为可能，并有利于对付子系统的不确定性(青木昌彦等，2003)。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模块化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中，供应商几乎或根本没有参与过零部件的设计。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设计过程的模块化显得更为重要，大公司作为系统的总设计师，而将各模块的设计交给其供应商来进行。在模块战略中，模块之间的规则是确定的，而模块内部留有很大的创新空间。这就为参与模块内部设计的供应商提供了接触新技术并进行创新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模块制造也跨出国界而呈现出全球性。
(4)战略联盟发展迅速。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共同战略利益或资源互补的公司为达到共同拓展市场、共同承担风险和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形式而结成的优势互补或优势相长、生产要素互相流动以及利益共享的合作联盟(肖静华，2001)。由于技术变革速度加快、技术和产品周期迅速缩短以及研发投资额日益增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来共同承担研发费用、分散技术发展不确定性的风险，并且战略联盟还有利于跨国公司共同建立行业标准以及适应研发本地化的需要。战略联盟主要是集中于技术变化快、竞争激烈的半导体、通信、汽车、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R&D联盟。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大多数是在一些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多为强强联合，联盟各方的企业一般都具有某个方面的比较优势，有可相互利用之处。
三、利用FDI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在华行为的变化以及国际产业发展所呈现的新趋势，对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既有威胁，也是机遇。本文认为，要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不但要求政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要求国内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些关键环节有所突破。
第一，突破“以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思维。外资对华技术转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技术转移到子公司和技术转移到东道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追求的是后一层面的效果。但是，技术是跨国公司最核心的垄断优势，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一般要对先进技术进行控制，技术控制主要体现在一般仅转让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而不转让处于创新阶段或处于优势的技术，并且往往把最新技术转移给它们的分支机构，而把较陈旧的技术转移给合资公司。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一方面中国政府难以通过一些限制性措施要求外资向中国转移技术，对国内企业的研发支持也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处于控股乃至独资地位的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更为严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突破对技术只有转移到中国企业才是转移的传统认识。首先，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的实际过程来看，技术一般是沿着“跨国公司—寸合资企业—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者其他企业”的方向流动的，即使是在加入WTO之前，我们以市场换来的技术也是先换到合资企业的。其次，只要转移到中国的技术，就会促进中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技术转移到中国，就可以认为是一定程度上成功的“换”。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仅静态地看，加入WTO后更多的先进技术将被控制在外商独资企业，但是如果动态地看，则这些技术会以种种方式转移和溢出到国内企业，最终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新时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应当在追求外资向国内转移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追求先进技术向国内企业的转移。
第二，以优惠换技术。给予外资优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优惠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外资要享受与内资相当的“政策待遇”，但是并未规定外资享受的优惠政策内资是否能享受。因此，对外资实施超国民待遇与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的义务是并行不悖的。当然，“超国民待遇”不应给予所有外资企业或所有行业的外资企业，而应把优惠措施给予那些我国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外资的研发部门，以此促进现有外资建立研发机构，提高在华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三，以竞争换技术。我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提高市场竞争强度是促使跨国公司转移先进技术的有效手段。在外资企业数量少、国内企业竞争力差、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即使采用一般的技术仍然可以获得可观利润，因此，没有动力把先进技术向中国转移。反之，有了足够强的竞争环境，外资企业为保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会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从而形成有利于我国技术发展的博弈局面。因此，在引进外资时，应在每一产业领域都吸引多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形成跨国公司之间相互竞争的格局。同时要促进内资企业快速成长，形成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为此，一方面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把他们彻底推向市场参与竞争；另一方面，要给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其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第四，以技术换技术。发达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的目的，会对技术转让进行控制；跨国公司一般也是首先将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以加强对技术的垄断。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中国在掌握某种技术后很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跨国公司如果不及时提高在中国的技术水平则可能丧失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因此，我国技术水平提高对跨国公司是一种潜在竞争威胁。同时，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使发达国家放松对相应技术管制。因此国内企业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可以增强在引进先进技术时与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促使跨国公司将比较先进的技术转移到国内。例如，如果中国掌握了0.18微米的芯片技术，则跨国公司由于出口管制放松和出于竞争的考虑很可能会将0.18微米的技术和生产线向国内转移，甚至会转移0.13微米的技术。为此，应加大对符合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绿灯条款”的研究开发阶段R&D投入支持，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当然，在分工国际化和产业模块化的趋势下，没有必要追求在所有领域做到技术领先，国家可以重点资助某些关键产业和领域的技术发展，争取在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在局部实现技术赶超。
第五，企业层面的思考。跨国公司全球分工、联合研发、研发外包等发展趋势为我国企业提供从跨国公司获得技术的难得机遇。但是应该看到，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价值链的某个关键环节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时，跨国公司才有可能转让最先进的技术。从我国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大致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产权（财产权利Propertyright,也等同权利）制度是文化传统与法律制度相融合的集中体现，因而，她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绩效的本质特征。
对于产权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一件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的事情，因而，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关注和振奋的事情。
一、产权制度建立的哲学基础
人类在以相互给予爱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同时，也努力谋求从社会和他人身上获得更多的属于自己能够支配的东西。事实上，这种追求本身正是人类创造“美”的源动力。人性的美、智慧的美、艺术的美，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的力量之美贯穿于这一追求的全过程。因而，属于“我的所有，他人不得干涉”的财产权利，是人格本身具有的品性和能力。
财产所有权的存在符合人类高级理性的原因，就在于所有权本身扬弃了人格中纯粹的主观性，而使人格趋于客观和完美。赋予人们以财产所有权后，能够使该财产所有者从其所能控制的财产上体现出他的意志中的规定和灵魂，从这种体现的过程和体现的结果看，这些财产已具有了人的目的性。
在人的需求体系中，对财产（或通称财富）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基于这种需要，当个人的能力不足以达到获得更多的财富或满足更高的欲望时，人们选择了婚姻这种合作方式，以使共同创造的家庭财富远远多于个人的创造。在婚姻家庭中，即使只有一个人从社会上获得收入，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妻子操持家务，孩子认真读书），也是共同谋求最大化财富的合作模式。因而，婚姻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创造了两者相加后的财富的增值，以达到各自的需求和满足，因婚姻所产生的家庭财富的性质及其维系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显露得十分充分。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也必须理解，基于爱情所产生的婚姻，因财产的争夺而解体或因解体而引起财产的争夺的客观存在。这时，因灵魂（或精神）的需求和满足而产生的爱情，已被具有实物状态的财产所征服。因而，在婚姻家庭法中，浓墨重彩地规定了夫妻离异时财产分割的原因。
对事物的分析，往往先从哲学的范畴或角度去思考，能使人怀有人性的情感，因而，也可以使人全面本制地去认识。
二、产权及产权交易的法律意义
产权（财产权）是人们对有价值的特定物具有排他性控制的权利，这种控制权充分表达和体现了财产所有者在自由的前提下任意运作的各项权利。因而，财产权就是自由权，这是法律的维度内所界定的。这就意味着，当将一组关于某些特定财产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分配给了某个人时，则同时就将该财产项下的自由权赋予给了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按着自己的意志，在不需要任何人知晓和允许的情况下，对该财产自由地行使其项下的权利。
财产权具有任何条件下的绝对所有权，笔者是难以苟同的。例如，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员，享有企业分配给他居住房屋的财产权，这时对该房屋的财产权仅包含了使用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处置权，而不涉及具有绝对性意义上的所有权。鉴于，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利，是企业分配给该职员相应劳动对价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职员放弃了对该房屋的使用权利，则他会得到例如现金收入上增多的补偿。因而，当该职员接受了房屋使用权利的时候，就放弃了其他形式的权利，而对房屋行使其权利之时，就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的排他性和非相容性。
一个通俗的典故，能让我们形象地理解财产权的意义：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这个拦路要财者对这条路虽然不具有完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然而，他具有与其他任何人相比较而言的相对优势，这时，他就具有了他人所不具备的也无法行使的权利。
“财产权”,更诱人的意义,在于这种权利具有可替代性、可变换性和可流通性。
当财产权利者对他们的某一财产产生兴趣，而对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失去经营价值时，他就想用自己的财产换取他所感兴趣的财产，这样，财产交易就由此产生了。然而，任何仅利已而无利于对立的交易是无法实际的，因而，人们试图努力地探求可以达到交换目的和满足的交易对象及交易条件，这样，基于期待获得成功交易的“谈判”就成为欲做交易者首要思考的课题。因而，谈判理论是基于私人产权的前提下产生的，并在保护、巩固和扩大私人产权的实践范畴内，得到了完整的彻底的体现。
人们把财产拿来进行交易，目的在于期望通过这种交易，使他获得比交易前更大的需要、满足和愉快。而约束这些交易行为并使交易的收益最大化的法律制度是实际、进行和完善交易的唯一保障。
法律的奥妙在于她会设计出在交易过程中，能够使交易的成本最小，而交易的收益或交易所创造的增值最大的一套规则及方案。同时，当交易出现障碍或困难之时，法律也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这些障碍或困难，以达目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在交易之中或之后若产生纷争，而交易者力图摆脱这种困扰又无可奈何时，法律又会帮助人们平衡这一纷争的利益关系，从中找到适当的切入点，以解决双方交易者的不快。
产权法律制度建立的原则，就是遵循财产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即，在赋予财产权的一组权利时，要使这种权利的使用效率和由此给社会所增加的财富均为最大化，只要该法律制度或规则的建立和履行所支付的成本小于所获得的收益，那么，这个制度或规则就是合理的、有效的。
三、世界产权贸易市场的创立与中国产权制度的进化
世界产权贸易市场（WorldTradeAssetsMarketInc.简称WTAMI）的创立，为全球寻求财产交易和增值的人士提供了最佳舞台。一方面，她促进了财产的流动性，为财产更能充分地体现其价值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性的和国家地域性的产权交易规则及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
中国占有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比例。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无疑与所需求的交易数量是等同比例的。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认定，产权的法律制度不仅仅是法律体系中核心的部分，同时，是代表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绝对地难以置信，在一个没有私人产权，没有产权保护体系，没有产权交易的游戏规则的环境下，会有什么艺术家会天才般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版权的能流芳人类的大作来？又会有什么艺术家在被人掠夺而署上别人名字的危险中，能将其用灵魂创造的大作诚奉人类？又会有什么艺术家在没有产权保护的压抑环境下，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其天赋？而如果没有艺术和艺术家，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又用什么载体体现出来呢？
1.从宣传价值角度来看从一定程度上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形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提升国际中的地位，因此，从宣传价值角度来看，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对外宣传形象，进而提升国际形象。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市场经济贸易是一件不容忽视和掉以轻心的大事，因此，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理应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在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深刻理解各项市场经济贸易的有关政策，只有自身对这些政策掌握后，才能在工作中为市场经济贸易发展构建出一个坚实的政策环境和基础。一旦经济贸易政策制度得到切实可靠的落实，市场经济在我国就会朝向健康的方向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地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才能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相对应，并跟随经济发展而发展，最终实现各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贸易水平快速提高。总之，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是构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美好愿景的重要元素，只有各个城市的经济贸易得到较好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活力才能凸显出来，进而向世界传递正面阳光的中国形象。
2.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正如前文所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物质基础来作为支撑，因此，巩固市场经济经贸易，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就业，缓解我国紧张的就业形势，为人们带来劳动收入。同时，巩固市场经济贸易的地位，还可以为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提供多种形式的消费和消遣项目，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所以说，巩固市场经济贸易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二、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市场经济在我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国找准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关键突破点，不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和飞跃。然而，市场经济贸易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充满了荆棘和坎坷，并不是一帆风顺和自然发展的。在当前我国市场竞价贸易的运营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逃避或抵触，而是应当客观审视，严阵以待，认真地予以处理和解决。
1.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不够完善，制约着市场经济贸易水平的提升从当前的整体经济情况来看，我国在区域经济规划方面仍然存在着规划不完善的地方，一定范围内还经常出现一些不必要和欠缺人性化考虑的问题，这都对我国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质量的提升和发展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制约影响。例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区域在规划经济时，存在规划内容重复、交叉或冲突等问题，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制定出的规划在执行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确定性的问题，最终导致规划停留在了直面，无法切实有效地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最终导致了规划停滞，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又如，有一些地区的政府在进行规划时，规划的内容过于注重政绩的实现，有时甚至背离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规划的科学性原则而进行不科学的规划，这显然使规划工作成为了实现政绩的一项“权力”手段，最终制造成了不良影响。正是由于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市场经济贸易的水平总是难以得到质的提升，运营效果也难以得到显著的改善。
2.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有待进行科学化完善当前，在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以各种名目而设立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而对于一般性的转移支付项目则设立的十分少。从本质上分析来看，当前出现这些落差和不均衡的原因在于我国许多的专项转移项目一般都具有较大的规模，因而所涉及到的资金支付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运营过程中，相关的针对性政策也未能及时地建立起来，缺乏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支付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贸易布局的有效调整造成了阻碍影响。
3.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不多，给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带来阻力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作用效应是十分广泛的，作用于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也涉及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然而，这种支持作用是需要重组的资金投入来完成和体现的，虽然我国的社会公共服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从当前全国总体来看，我国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投入资金的比例也较其他领域来说要少得多。分析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性的基层政府对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形势尚未弄清楚，对于趋于经济的走势和方向也难以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从而在公共服务领域缺乏合理的规划，相应的专项资金也难以及时到位，这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往往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制约着人们各项活动的开展。一旦城市的公共服务缺乏力度，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负担，长久下去，将会对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也会造成阻力，最终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4.存在地方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市场经济贸易要想取得蓬勃发展，在关键在于保持其一定的市场规律和自由度，因而，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即是地方贸易保护和过多的权力干涉。然而，在实际中，许多地区却存在着严重的地方贸易保护的情况，给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阻碍，不仅使市场经济贸易的方向与我国的实际国庆相偏离，还使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而难以实现良性发展。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将实现经济效益作为最大的目标，甚至放在了其他一切工作的前头孤立地去开展经济工作，不仅不去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流和沟通，更不愿意开展区域合作，这使得这些地区在经常往往各搞各，难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贸易的合作和互惠的共赢局面。最终导致这些地方的经济贸易长期处于了“关门过日子”的状态，严重了阻碍了地方经济贸易发展的脚步。
三、促进市场经济贸易实现高效运营的对策思考
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一定要体现有效性和高效性，为经济贸易发展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这些办法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现状加以甄别筛选，使其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水平得到提升。
1.政府发挥好自身职能作用，大力完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是各地政府部门应当意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并对自身的权力有清醒的认知。一旦职责明确，权力运营妥当，就可以使自身的职能作用实现正常的发挥，以此来满足市场经济贸易的需求，使经济贸易在政府的正确指引下健康运营。二是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盘的考虑，而不应孤立地看待地方经济贸易问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大力完善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使发展规划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理性科学。如此，规划内容才能以市场经济贸易发展为核心内容，摒弃那些不必要的政绩内容，使政府摆正自身位置和经济贸易发展规划的位置，为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减少麻烦。
2.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现经济贸易布局有效调整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转移支付项目，这些项目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环节。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项目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支付做到有据可依，使资金支付的来龙去脉都能确保真实客观。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资金浪费，也有利于杜绝违法乱纪犯罪现象，使经济贸易的发展格局更易于调整，使经济贸易资源达到优质配置整合。
3.加大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力度，为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创造机遇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密切相关。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更是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因此，公共服务能力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流露。我国必须以社会保障的高度，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确保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社会负担会相应减少，也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贸易，为市场经济贸易的稳步运营提供机遇。
4.彻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市场经济贸易步伐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步伐。因此，若想实现经济贸易的顺畅运营，就必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确保市场经济贸易步伐迈得稳迈得远。这样，必然是以市场经济贸易运营目标的明朗化为前提，有利于客观评价地方经济的地位，实现地域经济发展中的有效协作和互惠互赢，使各个地域之间的资源实现高效共享，实现生产因素的良性流动，从而全面推动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彻底告别闭门造车的局面。
四、结束语
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相当落后，如果说过去封闭的国内服务市场把我们与国际竞争隔离开来，使我们不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落后，那么加入WTO之后，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如果我们的服务业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必将感受到市场拱手让人的切肤之痛。本文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决定因素进行分析，试图解释服务贸易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扩张而发展的。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
对国际服务贸易有不同的理解。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被视为服务的进出口，这是一种跨境贸易的概念。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观点，国际服务贸易还应包括由商业存在——简单地说，就是属于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所完成的贸易。由于目前除美国外各国尚未公布关于服务贸易定义的数据，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跨境贸易的概念。
出口方是服务的供给者，进口方是服务的需求者。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是由对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而决定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分析框架就是识别影响国际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影响国际服务贸易供给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直接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服务区别于货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动，换言之，服务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最终结果的评价。因此，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生产经验，能够高效率地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较强。
根据波特的“国家钻石”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国内服务需求较高，越能推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也越强。但是，国内服务需求大也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即服务对象主要在国内，出口动机受到抑制，尤其是国内经济规模大的国家更可能以内需为主。
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受其自身货物贸易能力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服务贸易是伴随着货物贸易而发生的，如国际货运服务、保险服务、进出口信贷服务和维修服务等；另一方面，根据波特的理论，跨国商务活动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货物出口市场上领先的国家或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商务经验，有助于顺利开展国际服务贸易。
（二）影响国际服务贸易需求的宏观变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直接受国内服务需求的影响。服务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生产的需求，即生产者需求；二是来自消费的需求，即消费者需求。生产者服务需求受国内经济规模的影响，国内经济规模越大，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越大；后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越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越高。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果国内服务生产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则对国外服务的需求就低。
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还受它对国外货物的需求的影响，原因在于许多货物进口会引致相应的服务进口。
二、服务贸易宏观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选取如下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用国内生产总值（GDP，10亿美元）反映国内经济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GNIPC，美元）反映收入水平；用服务业增加值（VAS，亿美元）及其年增长率(AGS,%)反映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此外，还包括两个货物贸易指标，即商品出口（EXG，亿美元）和商品进口（IMG，亿美元）。
分析所用的样本数据是1982-1998年17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这17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国家的选取上尽可能多样化，即样本国家既包含发达国家，又包含发展中国家。其中，尽管美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由于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故样本中不包括美国。这17个国家或地区为：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日本、瑞典、泰国、中国香港、意大利、印度、英国和中国。数据取自中经网。
在分析方法上，鉴于数据为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的混合数据，采用PanelData回归分析方法。考虑到时间序列可能存在自相关，且样本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故采用有同代相关的一阶自回归模型。利用SAS软件的TSCSREG程序得到如下回归结果，见表1、表2。
表1因变量：服务出口单位：亿美元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Pr＞│t│
截距3.1731.66081.910.0571
GDP-0.0130.00153-8.81＜.0001
GNIPC0.0040.00005082.29＜.0001
VAS0.0020.0002966.71＜.0001
AGS0.2510.014916.83＜.0001
EXG0.1800.000987182.20＜.0001
R[2]=0.9968
表2因变量：服务进口单位：亿美元
自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Pr＞│t│
截距-21.1770.7089-29.87＜.0001
GDP0.1000.0025539.08＜.0001
GNIPC0.0030.00006449.82＜.0001
VAS0.0030.0004208.20＜.0001
AGS-1.1480.0364-31.56＜.0001
IMG0.1590.00149106.96＜.0001
R[2]=0.9956
由表1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出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出口变动的99.68%。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经济规模对服务出口的净影响为负，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减少130万美元。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生产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一些服务业发达但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则注重开拓国际市场，这也正是中国香港和比利时－卢森堡出现在服务出口前10名的原因。(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增加40万美元，其t值仅次于商品出口。这个关系解释了服务出口领先国家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的现象。(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出口就增加20万美元，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就增加2510万美元。相对而言，服务业增长率对服务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服务业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拓展国际市场。(4)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出口增加1800万美元。商品出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的变量。由此启示我们，尽管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贸易形式，但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发展中国家应当善于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共同发展。
由表2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进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进口变动的99.56%。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需求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1000万美元；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30万美元。GNIPC的t值大于GDP的t值，表明服务的消费需求比生产需求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消费结构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服务需求也较大。(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是双向的，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进口就增加30万美元，而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进口就减少1.148亿美元。这种现象表明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有阶段性。一般地，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长速度为负相关，利用样本数据计算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22,p-value为0.0001。当服务业增加值处于某一临界值以下时，服务业增长较快，快速扩张的国内服务业能够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增加，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负；当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临界值时，服务业增长放缓，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膨胀，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正。(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进口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进口增加1590万美元。商品进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进口影响最大的变量，再一次揭示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
综上，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用图1表示。图中，虚线表示负向影响，实线表示正向影响。
附图
图1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2000年，中国商业出口总额为301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12位；商业进口总额为359亿美元，占世界商业出口总额的2.5%，排在第10位。可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并不协调，有明显的滞后。中国服务贸易的实际值远低于按上述回归模型计算的拟合值，尤其是服务出口与拟合值的差距逐步扩大（见图2和图3），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
附图
图2服务出口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差距
附图
图3服务进口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差距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特点在于：(1)经济规模很大，但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因此对社会化的生产者服务需求不足；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不足。服务需求不足既抑制了进口需求，也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削弱了服务出口能力。(2)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增长迅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不到GDP的1/3，而且服务业素质较低，不利于服务出口；而根据前面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对进口的净影响的分析可知，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尚不到转折点。(3)商品进出口规模都较大，但中国企业不注重发掘货物贸易蕴含的服务贸易的机会，因此尽管商品出口规模较大，但没有充分带动服务出口；相反，发达国家善于利用这一机会，在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服务。
加入WTO之后，中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提高，面临的国际竞争将空前激烈，短期内服务出口不太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服务进口则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增长，从而加剧服务贸易逆差。为了尽可能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并积极利用国际服务市场，中国今后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进一步推进企业制度改革，深化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国内生产者服务的大市场，以需求带动生产，同时，内部服务市场化还可以加强服务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二，顺应消费结构的演变，大力发展消费者服务，使消费者服务多样化、高级化，增强抵御国外竞争的能力；第三，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建设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尤其要注重改善服务业内部结构，使服务业的发展符合现代化和信息化趋势，在以信息服务为主的新型的服务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最后，鼓励企业在促进货物出口的同时积极寻找配套与派生服务出口的机会，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
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融入国际服务贸易体系的关键在于更多地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开放市场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的服务贸易才能繁荣，中国的服务业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国际市场上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中国的服务企业能正确把握市场脉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参考文献】
[1]WTO.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2000[Z].
[2]UNCTAD.AssessmentofTradeinServicesofDevelopingCountries:SummaryofFindings[R].1999.
[3]petitiveAdvantagesofNations[M].1990.
[4]陈宪.国际服务贸易[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一、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定位与目标
《国际贸易实务》是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本课程承载培养市场营销专业熟悉国际市场惯例和规则以及掌握外贸业务具体流程的专业能力的任务，是市场营销专业的必修课程。
二、学情分析
(一)基本学情
高职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学习态度一般较为端正，根据多元智能理论分析，这些学生理论知识学习能力较弱，但内省智能较突出，能自律、按时完成任务。交流交往能力较强，擅长分组合作。在学习本课程之前，掌握了市场调查分析能力和经济学基础理论，具备商务英语基础，掌握计算机、互联网知识，能熟练使用PPT制作软件。
(二)学情分析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学习目的现实，希望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能直接应用到工作中或取得较高的考核分数从而获得奖学金，理论学习兴趣不足，缺乏意志力、易出现学习障碍，学习方法单一，学习动力不足。
(三)学法指导
针对以上学情，采用任务驱动，开放、互动式的多样化的学习方法，模拟真实外贸工作过程进行学习，学习过程中教师点评与学生互评均以积极评价为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三、课程内容的选取
针对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和以上学情，将课程内容按真实外贸过程设计为五大任务14个子任务。其中，任务三合同签订和任务四合同履行为本课程学习的重点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课程任务设计
任务名称 分项任务
任务一 交易前准备 国际市场调研
寻找客户
资信调查
任务二 交易磋商 建立业务关系
出口报价核算
还价成交核算
任务三 合同签订 合同条款拟定
签订合同
任务四 合同履行 商检报关
制单结汇
落实货款
备货出运
任务五 业务善后 核销退税
索赔理赔
四、教学模式与方法手段
(一)教学方法设计总体思路
本课程按照高职项目化课程改革进行教学设计，选取教学模式为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即把进出口业务流程设计为一个完整的项目，用五大任务驱动这个项目。这五大任务均是企业或职业活动典型工作任务，以外贸合同为主线，基于真实工作过程而设计。每个任务由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部分组成，又分成进口和出口两个分支。
(二)教学模式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具体操作为，在学期初，将每个教学班划分为六个任务小组，分组时注意气质搭配、知识结构搭配和性别搭配，分小组完成各教学任务。
在进行教学过程中，每个任务小组的成员相同，但进行理论和实践教学中的任务不同。在理论教学中，各任务小组按区域构建模拟贸易公司，组内确定公司内部职位。每个模拟贸易公司对应一个外贸区域，分别为：欧洲、亚洲、中东、美国、东盟和非洲。在实践教学中，学生分小组扮演船公司、进口商、出口商、进口地银行、出口地银行和以海关为代表的政府机构角色，完成外贸工作实训。理论、实践教学穿插、同步进行。
理论教学把课程内容分为进口、出口两大分支。实践教学则是按外贸流程实施，具体过程为：由进口商、出口商经过交易磋商环节签订外贸合同，在以海关为代表的政府机构、银行、船公司参与下共同完成合同的履行。
(三)教学方法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任务驱动法、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分组讨论法等教学方法。各任务所主要使用的教学方法各有不同。教学方法选择总的原则是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如表2所示。
表2 各任务主要教学方法
任务名称 教学方法
任务一 交易前准备 任务驱动法
启发式教学
任务二 交易磋商 角色扮演法
任务驱动法
任务三 合同签订 案例教学法
分组讨论法
任务四 合同履行 分组讨论法
启发式教学
任务五 业务善后 案例教学法
任务驱动法
(四)教学评价
对于学习成果如何进行量化考评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本课程旨在构建多元化、全方位、过程化课程考核体系。考试以行动过程为导向，重过程考核。为了更好地构建以上考核体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考试改革的探索，方向如下：总评成绩=理论成绩(70%)+实践成绩(30%)。其中，理论成绩(70%)为末考笔试成绩，在理论成绩中，加大实操考核力度。实践成绩(30%)构成如图1所示。学生实践成绩中，每次任务由教师对于学生分组完成情况打分占40%，教师对学生学习态度情况打分占30%，学生各小组互相评价打分成绩占30%，每次任务三部分成绩相加为学生实践成绩。
图1 实践成绩构成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加强在国外市场的垄断和竞争。本文结合我国反垄断法的内容,分析反垄断法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反垄断法的特点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法,实行保护竞争和反对垄断的经济政策。反垄断法的特点是,它适用于所有的对国内市场起着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而不管这种行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例如,2008年8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中国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垄断行为主要包括:经营者之间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
反垄断法不仅是各国保护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有力武器,而且还与对外贸易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务的跨国流动已成为国际上普遍的现象,跨国公司随之也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十分活跃的经济组织,在世界生产、贸易和投资中居于主要地位,对国别经济和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跨国公司依靠技术创新,凭借全球生产和营销网络,在东道国的市场竞争中常常占据优势地位,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状况下,先进的技术和价格低廉的产品会给封闭的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竞争是跨国公司活力的源泉,竞争又会促使其通过内部积累和外部兼并走向集中和垄断。因为跨国公司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知识产权,容易利用其经济优势在东道国的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成为限制竞争的势力,进而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我国反垄断法对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
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打击局外企业,加强在国外市场的垄断和竞争,保证谋取垄断利润。目前,在华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主要包括:横向限制竞争,即跨国公司联合起来控制产品生产、销售、价格以及在任何特定行业或商品中获取垄断地位;纵向限制竞争,即跨国公司作为上游生产厂商对销售商的经营地域、经营产品范围以合同的形式施加某种压力,其手段有维持转售价格、独家交易、选择易、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跨国公司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手段有不公平定价、超高定价、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价格歧视等。为了增强竞争力,跨国公司通过采用资本、品牌、技术与行政力量的结合,使其限制竞争行为更具规模性、长期性、隐蔽性,表现出以下特征:通过并购方式达到限制竞争目的。以控股的方式并购国内企业,是跨国公司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在东道国取得市场优势地位最便捷的途径;通过知识产权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目前,跨国公司已在我国形成了对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递增之势,平均增幅为20%,但在迄今为止的18万余件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跨国公司的申请占87.8%。
为了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保护本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我国反垄断法对于在本国活动的外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国外产生的但对国内有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都作了具体规定:
(一)限制跨国公司的外部扩张
企业合并常常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是集中度过高的合并则会引起经济高度集中,集中则会导致市场的垄断。跨国公司在国外直接投资时,一般是通过购买当地企业或者通过与当地企业的联合来进入东道国的市场。从竞争的角度看,这种方式一般不会受到东道国反垄断法的干预,因为它们一般不会提高东道国市场的集中度。然而,如果跨国公司在进入市场时或在进入市场后,以某种方式破坏了东道国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即由此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时,那就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按照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将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为期30天的初步审查阶段。如果在完成第一阶段审查以后,认为该并购案影响市场竞争的可能性比较大,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审查。第二阶段审查为期90天,必要时第二阶段审查还可延长60天。
(二)禁止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根据该法第1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3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4的。认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要考虑企业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控制销售市场或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因素。企业一旦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就得承担特殊的责任,即不得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该法同样适用于在中国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外国跨国公司。
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不容易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因为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其经济或竞争政策进行限制。而且,一旦有这样的事实发生,东道国政府一般也会通过推动国内企业的联合来抗衡跨国公司事实上或潜在的竞争优势。例如,“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化工作组”的正式成立,充分印证了中国企业正在通过联合,迎接外国企业的挑战。该组织由TCL、联想、康佳、海信、长城计算机集团5家企业自发成立,是一个采用会员制的、开放式的非营利性组织。凡从事计算机、家电和通信产业的相关企业和科研院所都可以申请参加。
基于反垄断法的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不仅有利于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建立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也有利于我国在对外经济和贸易往来中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一)建立有效的价格预警机制
加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平台建设,及时发现市场的异动。限制竞争的秘密活动所导致的最终市场表现基本是一样的,即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一致地抬价,固定、僵硬的价格或多年不变的市场份额以及新进入者普遍生存困难等等。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市场上有不正常的操作,竞争机构则可采取措施进行调查或干预。
(二)加强科技自主创新且实施品牌战略
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世界名牌商品共约8.5万种,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据90%以上的名牌拥有权,处于垄断地位。而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我国光纤制造设备100%、集成电路85%、纺织制造设备70%、石化设备80%和高端医疗设备90%-100%都依靠进口。因此,实施出口名牌战略,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培育名牌,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当前,国际贸易竞争已从产品竞争进入标准竞争,把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就意味着拿到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因此,企业要注重长期效益,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增加研发投入,建立技术标准体系,要在电子信息、基因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形成支撑高新产业的标准群;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及有中国特点的产业,建立起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超级秘书网
(四)建立行业协会或加强企业联盟
多年来,我国在DVD、电脑、汽车、数码相机等高科技含量的行业都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而国外的高科技企业通常会至少将纯利润的50%再投入到新技术的开发研究上,并且,国外企业有强大的横跨全球的市场平台,如果国内企业不联合起来推广、保护自己的技术,该技术就会很快被国际大企业强大的市场力所吞并。
(五)加强国际合作以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
由于各国贸易法规不尽相同,在禁止国际卡特尔、控制企业合并、确定损害程度等方面,往往会涉及不同国家的企业,所以,应在互惠、公平合理和不损害国家和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在反垄断领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信息共享,不断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王晓晔.反垄断法与国际经济贸易.国际贸易问题,1995(8)
2.朱家贤.WTO对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完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5)
3.刘世昕.“标准经济”:中国还要在知识产权上吃多少亏.中国青年报,2003-9-16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