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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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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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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垂直专业化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形式。论文基于国际分工垂直专业化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利用垂直专业化的评价指标（VS），对中国与东亚之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评价；二是利用零部件技术含量指标，分析了中国与东亚之间零部件贸易的结构。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与东亚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并且垂直专业化多发生在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国通过承接东亚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移，参与到东亚乃至全球的垂直分工体系中，但中国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此基础上，论文利用出口产品附加值指数和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进一步探讨了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地位提升的作用：通过参与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机电产品在我国出口中占主导地位。但分析也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出口结构中仍以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为主，中国的贸易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鉴于此，论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时，应采取措施，避免被锁定在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的低端，积极向价链的高端攀升，以真正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结构；变迁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20世纪最后的30余年时间里，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了产品的内部，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Specialization）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种新国际分工，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除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外，还包括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国际生产分散化（International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全球生产分享（GlobalProductionSharing）、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价值链切片（SlicinguptheValueChain）等等。尽管这些术语的定义可能略有区别，但其基本涵义是一致的。Hummels（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为连续数个阶段；（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价值增值，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一个以上的生产阶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产阶段不是专业化于整个商品的生产；（3）至少有一个国家必须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产出的产品除了部分国内使用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出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的梯次差异和东亚各国相互紧邻的地理优势，使东亚成为垂直专业化体现最为明显的地区，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政策研究报告(Ng&Yeats,2003)的统计,从1975～2001年,东亚出口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从5.4%提高到18.7%。同一时期,欧盟(15)的出口比重从39.2%下降到34.3%,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口比重几乎保持不变,从18%略有上升达到19%。中国作为20世纪末最令人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加入除中国外，本文研究中的东亚经济体主要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个国家。因为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因此不包括香港。在东盟10国中（除新加坡），由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的贸易额占绝对地位，因此东盟10国（除新加坡）主要以这亚洲“四小虎”（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来代表。到东亚垂直分工网络中，使东亚的分工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中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接近7300亿美元，占中国与世界总贸易额的35%，如果包括香港地区的话，中国与东亚的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世界对外贸易额的近40%，可以说东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区。
一、中国高等服务要素禀赋状况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2002-2003年的微观经济竞争力在80个国家中排名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据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然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子指标国家技术水平的排名，中国从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为中国在人均专利数量、人均的信息技术投资、公司购买技术专利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发展中的印度和巴西。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从发展前景看，一国服务贸易能否构建国家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优越的要素生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讯网络、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给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竞争力还较弱，如1998年中国每千人拥有电话主线70条（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I].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66.），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7条）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条）的48%；另外中国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只有高收入国家的14%，发表于科技刊物的论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术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详见表1）。
表1中国部分高等要素供给状况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世界银行出版）数据整理。
另外，从表2可见，中国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机会的状况虽改革开放后有很大进步，但与高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远。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3.1、2.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53、13个百分点；用于每个大学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国家高出28.7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人均GNP较低，所以其实际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惊人。可见，中国是一个高等要素比较贫乏的国家。
表2中国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二、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与竞争力实证性国际比较分析
2000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排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银行，2001），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弱，国家竞争优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进出口结构尚待优化与升级
国际服务贸易中形成的出口结构是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服务出口的主要国家，他们都在致力于改善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根据表3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出口占全世界商业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4%、16%、80%，可见，高收入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几乎一统天下。1998年中国商业出口占全世界商业出口的比重仅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从表中还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国家整体呈现出运输百分比不断下降，旅游特别是其他类百分比迅速增长的结构调整趋势。而在这一整体趋势下，收入不同国家的出口结构又是大相径庭的，低、中收入国家其他类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较高。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超过了一半的比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这种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的出口结构是相当脆弱和低级的，必须努力进行优化、升级，不断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
表3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结构，下面我们再考察进口结构。根据表4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进口占全世界商业进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6.6%、22.8%、70.6%，1998年这一指标分别为6.4%、16.8%、76.8%。结合表3数据，说明低、中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总体处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地位。1998年中国商业进口占全世界商业进口的比重为2.2%，比出口高出0.4个百分点。从表中还可看出，低、中收入国家的运输进口百分比远远超过高收入国家，而旅游与其他类服务进口百分比相对较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从目前看还比较均衡，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将逐步自由化，国际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服务的进口将大规模增加，原有结构将被打破，如不及时予以调整，整个服务贸易国际收支将会失衡。
表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2.国际市场占有率有待提高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衡量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它等于一国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出口额与该产品或服务世界出口总额之比。根据世界银行及《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约为0.73%，1998年上升到1.8%，这样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与中国整体的贸易地位不相称的。即使我们自以为不错的国际旅游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并不高，尽管自1980年以来该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国际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万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万美元，增加了19倍多；国际旅游收入占整个外贸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个百分点。然而直到1998年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国际份额更是微乎其微。
三、优化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思路与建议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
我们应把竞争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优势上，从而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构建国家竞争优势打下基础。中国目前缺乏一种科学、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要素的培育与发展，存在盲目扩张、急于求成的误区，对高等要素质量的检测与监督机制也不健全。作为一种全球趋势，国际服务贸易对扩大社会就业、增加收入成效显著。从短期来看，加入WTO与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存在一些冲突，譬如社会就业问题。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长足进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投入。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评估与检测机制，提高开发、研究质量，保证优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充分发挥政府的孵化、激励作用，审慎建立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
政府对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对科技进步的孵化上，还体现在对企业创造力的激励上。国际服务贸易最发达的美国，其政府为了鼓励服务出口，长期以来给予服务企业很多优惠，同时非常重视技术研究、开发与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政府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辅之以积极的产业政策，努力提高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作为WTO成员已经承诺尽快实现相关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国在现代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数据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势单力薄，很难与外商抗衡，这对国内相关服务企业将造成直接冲击。这种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较难预测的，不过，我们应该尽量多考虑困难，加快建立起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做到有备无患。当务之急，中国政府要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同时要深入研究并合理运用WTO的“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多方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有理、有利、有节地保护中国弱势服务行业。
3.稳步进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
在信息社会，消费需求的导向效应更加强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对一般商品消费的比重往往较低，而对高档商品及商业服务的消费比重较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尽管中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50%以下，但中国居民对商业服务的消费需求还不是十分强劲，服务消费的比重偏低。任何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往往都以合理、高级的国内社会消费需求结构为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是以商品消费为主，服务消费比重过低，或服务消费的层次过低，那么该国的服务贸易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当今世界服务贸易强国的服务产业一般是首先在其国内形成竞争优势，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因此，入世后中国企业和政府应依托巨大的市场需求，努力引导居民优化消费需求结构，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为中国服务贸易国家竞争优势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Porter,Michael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M].NewYork:FreePress,1991.
[2]克里斯丁.格朗鲁斯.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战略[J].南开管理评论，2001,(6).
[3]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关键词：贸易依存度结构出口进口
尽管有关我国贸易依存度高低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什么样的贸易依存度是“理想”的。因此，不能仅从量上考察贸易依存度，而应进一步分析贸易依存度的结构。
我国贸易依存度结构的特点
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00年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199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为38%，2000年上升到44%，2003年达到61%，2007年则接近70%。不断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反映了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贸易结构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如下特点：
（一）对重要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
入世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尤其是对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我国进口依存度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两大类：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据赵瑾2005年对我国各种战略性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测算，2003年，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进口依存度分别是35%、36%、47%；镍、天然橡胶的依存度则高达55%以上。2007年我国铁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额达到337.88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596%；原油进口额达到797.73亿美元，增长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如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等进口额增长均超过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如我国一般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为52.87%，中档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大型和高精度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几乎是100%。再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14.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亿美元，增幅达96%。
能源、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战略物资进口依存度过高，易使一国的经济命脉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出口商对资源进行控制或出口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对产品出口设置障碍，则会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这些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一旦大量进口，就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这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较高
尽管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有了改善，但从总体上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定义某类产品出口依存度为该类产品的出口额与GDP的比重。按传统SITC分类，将0、6、8类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1、2、3、4类产品归为资源密集型产品，5、7类产品归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得到这三类产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别是17%、1%、20%。需要说明的是，从表面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美国普查局将高技术产品分为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电子电机、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术、武器、核技术10类。显然，据此标准，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目前技术水平条件下，更多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标准，即将高新技术分为计算机、通讯技术、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10类，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3.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应为10%，比传统方法计算的18%明显要低。这就是说，我国事实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低得多，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高得多。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高，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和技术要素。这种竞争力格局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恶化了贸易条件，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使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着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竞争局面。（三）服务贸易依存度低于货物贸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出口额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18.7亿美元和24.8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44亿美元和838亿美元。但与货物贸易比，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很低。定义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一国服务贸易额与该国服务业产出的比重。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仅为20%。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包含的范围极广，需要进一步细分。2005年服务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及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的集中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其他九类出口依存度都很低。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出口以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知识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出口比重极低。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项目上，2006年此三项逆差占服务贸易总逆差的323%。
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决定于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日益成为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低下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贸易依存度较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定义加工贸易依存度和一般贸易依存度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及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贸易依存度，详见表2。
由表2可见，目前我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目标。但对我国来说，即便出口产品已从传统的纺织品转为机械、电子等制成品，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核心技术，大多数企业承接的加工贸易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加工贸易中获利的主要也还是劳动力报酬。
从现实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格局已发生了所谓的“贸易顺差国际转移”现象，即贸易顺差大、依存度高，在贸易过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下。据计算，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20%之间，拉动GDP增长在1.5%-2%之间。不仅如此，高贸易依存度还为他国利用，成为西方国家向我国施加贸易压力的筹码。
（五）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依存度较高
目前，与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有220多个，但我国进出口市场集中于少数国家。定义某市场依存度为一国对其某一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与该国GDP的比重。从出口来说，2007年我国对欧洲、美国、日本、东盟、韩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60%，对以上国家（地区）的市场依存度分别为7.6%、7.2%、3.2%、2.9%、1.7%。再从进口来说，2007年我国从日本、欧盟、东盟、韩国、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73.6%，对以上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依存度分别为5.3%、3.9%、3.1%、2.9%、2.7%。可见，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杀价，不仅限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且极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
结论与政策建议
论文摘要: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采用1996-2007年山东省相关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有着负的影响，技术进步对其影响不显著。
1．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现状
受国际金融危机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减弱以及近一两年来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影晌，我省加工贸易发展速度明显减缓，2009年1-8月，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369.6亿美元，下降13.6%其中，出口240.2亿美元，下降11.4%;进口129.4亿美元，下降17.3%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山东省的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贸易结构也在逐步的优化，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和产品附加值都在不断增加，用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来表示产品的附加值n，即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延伸。随着山东半岛制造业集群的建立与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关联度也不断增强。用山东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来表示加工贸易产业关联度以及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从2005年到2007年山东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由21%上升到29%。
但是目前山东加工贸易还只是处在量的发展阶段，结构升级的速度并不快，且具有很大的波动性，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并且由图2看出，山东与江苏等先进省市相比，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步伐明显趋于缓慢。
2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2.1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检验以上这些因素对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计量模型:
y=a+(3c1+3,x2+32x3+(33x4+(34x5+)ic6
其中，Y表示山东的加工贸易结构，为被解释变量,x1代表外直接投资，x2代表劳动力资源享赋，x3代表的是技术进步水平，x4代表的是对外开放度，x5代表的是产业结构水平，x6代表的是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是随机扰动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他未考虑的因素对加工贸易结构的影响。
2.2变量及数据说明
(1)加工贸易结构，由于加工贸易结构的数据难以找到，而大部分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为制成品，此处我们以历年山东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代替衡量。
(2)产业结构，这里以历年山东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3)外商直接投资，用历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山东GDP的比重表示。
(4)国内的技术水平。选取的技术水平指标是根据“索洛余值法”计算而得，并取1979年数据为初始数据。
(5)贸易开放度。关于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有多种指标，一般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即一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6)劳动投入常用劳动力人数替代。出于数据可获得性考虑，本文假定劳动力总量等于就业人员数。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来表示。
2.3计量结果分析
估计方法则采取最小二乘法，用Eviews3.0做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RZ=0.9918，回归的结果是比较显著的，劳动真赋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山东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有着负的影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l)山东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有限，加工贸易在一定时期内有着明显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飞地”特征，所以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在加工贸易结构升级身上，技术水平提高给山东加工贸易带来的利小于弊，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不仅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培训专业人才，所花费的成本大于由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高效率而增加的利润。
（2)产业结构与现实的贸易结构存在错位的现象。在加工贸易中占优势的产业，出口产品结构是以轻纺工业为主，而国内的生产结构却是以重化工业为主，这种明显的错位现象将会随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而逐渐消减。
3促进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对策
3.1努力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促进核心技术的开发应用
一方面，需要国家积极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传统加工贸易产业，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业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要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未来国际产业的发展方向，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弓}导外资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3.2充分发挥要素票赋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我们知道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资源优势，也是山东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山东加工贸易面临着发展的瓶颈，无法实现突破，只是进行者简单的组合加工。所以我们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这一资源优势的同时要实现其动态转变。动态比较来自于资本积累的加速、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形势，并就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几点理论思考。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财务司网站:/tongji.shtml
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8.26%。2008年9月开始开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外需求的锐减更使这些企业雪上加霜,出口企业面临整体亏损的危险。人民币的不断升值给我国出口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企业本来就很低的利润率被汇率升值侵蚀殆尽。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大大降低了我国进口的成本,人民币的强势增强了我国企业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其带给我们的增强的国际购买力和创造的利润压力如果利用得当,也许能够成为我国贸易结构优化的动力。
一、我国贸易结构变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本币升值有利于扩大进口,抑制出口;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在汇率改革前后,学者对汇率对贸易、经济影响的结论一直存在着争议。我国人民币经几次大幅度的贬值和升值,我国的贸易结构呈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较大。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大力发展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中国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较快地转化为出口优势,加速了面向国际市场的轻纺、机电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和中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工业化进程。人民币结构性波动,对我国经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影响最为显着,造成经营这些产品的企业出口困难,摆在经营者面前的只有加强管理、加强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经营影响的能力。
(二)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
近年来,初级产品进口相应增加。其中,食物、原料、矿业产品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在工业制成品中,有色金属和化学产品在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下进口增长较快。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大幅攀升。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其比重从65.2%上升到83.3%。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升值没有导致钢材进口量的增加,其原因在于国内钢材产能的不断扩张带来了较强的进口替代效应。
(三)人民币升值使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据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有了较大的发展。1980年中国工业品出口额为90.1亿美元,在当年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仅为49.7%。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出口各占一半比重。到2009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已经占据96%的绝对优势,也就是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工业制成品已占据出口中的主导地位,以上数据说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同时,以初级产品为辅,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以制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上升。
从上文来看,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现状目前不容乐观。工业制成品出口连年上升,至今已达95%。但是这一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低附加值的初级制成品大量出口,附加值高的深加工、精加工制成品特别是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很低。加工收益近80%属于外国产值的转移,真正体现技术水平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要从国外进口。一方面是,普遍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大量产品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容易受到跨国公司的制约,出现无自主产权和技术空心化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加工作业深度差,企业深加工链条短,进口原料和部件大量侵占增加值的份额。可见,我国仍处于以大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阶段。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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