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4 2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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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农村环境治理；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81-0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技术向农村生产领域的渗透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的转移，农民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城市环境趋于好转的同时，农村环境却逐渐恶化，这不仅干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更直接危害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环境问题没有城乡差别，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在波及城市环境的同时，更会通过农业食品链条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因而，关注农村环境，致力农村环境问题解决，不仅仅是农民的事情，而应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关注。
自上世纪以来，农村环境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受到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话会议，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随后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是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是生态建设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阶段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1]以此为契机，农村环境问题治理得到了国家、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得以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一直关注农村环境问题，他们认真调查农村存在的环境问题，仔细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成因并具体设计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以供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实践借鉴。
尽管我国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高度重视，我国学者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极为关注，但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农村环境问题依然严重，这一切都昭示着我国在农村环境治理环节存在着阻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开展的某种问题，只有找出这一问题并加以解决，才能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顺利进行。为此，笔者在概览学者关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学术文章的同时，又深入苏北农村地区进行调研，对苏北地区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种类及其成因进行了详细了解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工作踟蹰不前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内学者，其在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环节出现了偏差或错误，没有正确把握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存在的类型以及产生的根源。为了消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障碍，有效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认真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并及时加以纠正，为此，笔者以在苏北地区农村的实际调研资料为基础，并对照我国学者有关农村环境问题的理解观点，对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环节中存在的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认识误区予以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纠正对策，以期能扫除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停滞不前的基础，以推动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和农村环境治理目标的最终实现。
二、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
由于受到传统环境保护和治理观念的影响，再加上社会各界缺乏对农村及其环境的深入了解，而且在当前“城市中心主义”的模式下，国内民众在用看待城市环境问题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环境问题的同时，又把本具有同质性的农村环境问题看作是不同于城市环境问题的异类，在此种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国内民众在理解农村环境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认知偏差。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1.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不全面。由于人类最早接触的环境问题是污染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人们所关注的城市环境问题也主要是城市污染问题，再加上农村环境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获得关注也是因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因此，我国学者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便将农村环境问题等同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而忽视了农村环境问题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内容，那就是农村资源和生态的破坏问题。与城市不同，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直接和自然界发生关系，无论是农民的正常生活，还是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农业资源的合理维持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效维护，一旦农业资源和农村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其给农村乃至城市环境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因此，要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不仅要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关注农村资源以及生态保护问题。但事实上，我国民众在关注农村环境问题时，只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村资源及生态所遭受的破坏问题却少有涉及，反映出我国民众包括学者们目前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范围还比较狭隘，无法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全部。
2.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类型不彻底。为了充分认识环境问题，并依据不同环境问题的各自特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经过对环境问题的逐步了解，我国学者按照相应的标准对环境问题予以相应分类。如依据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方式，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破坏问题；按照被影响的环境要素予以分类，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水环境问题、大气环境问题、土壤环境问题以及生物环境问题等。[2]依据上述分类，我国学者对环境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解决措施，这对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分类还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那就是目前国内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仍然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所谓面源性环境问题，和点源性环境问题相对，是按照环境问题产生源的确定与否而区分的一对环境类型，其中所谓点源环境问题，是能够具有确定产生源的环境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只要查明该问题的源头并对其源头进行治理，环境问题即可消除。而对于面源性环境问题，由于其产生源无法确定，与点源环境问题有很大区别，而且由于面源性环境问题发现较晚，尽管目前学者对农村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已有所认知，但还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具体而言，当前社会对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首先，我国民众对面源性环境问题分布范围的理解有错误，许多民众认为面源性环境问题只存在于农村，城市里不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甚而有学者把面源性环境问题作为农村环境问题区别于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主张要创新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来应对农村的面源性环境问题，但事实上是，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环境问题，其中城市居民生活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就是典型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其次，尽管我国国内社会对农村点源环境问题和面源环境问题作了区分，但却没有厘清二者的实质不同，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也没有有效的对策，要么避而不管，要么把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混为一谈，用点源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来处理面源环境问题，从而使农村的面源环境问题无法得到针对性的治理，阻碍了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
3.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认知不准确。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国内的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而且有不少学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看似发现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但笔者通过对苏北五市农村环境问题的调研，发现上述学者的观点与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存在一定偏差，他们并未准确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学者对于农村环境问题根源的认知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区。误区之一：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农民环境意识不强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但笔者认为，尽管农民环境意识不强与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果将其归结为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则实在言过其实，甚而存在错误。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笔者对苏北地区农村村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问卷调研，在笔者所做的调查问卷中，除了个别村民对农村的环境问题漠不关心之外，大部分村民在表示对过去良好农村环境的怀念和留恋之时，都表达了对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他们对农村大气、水、土壤以及生物资源发生的不利变化都有切身体会，都有改变当前环境状况的愿望但都苦于无能为力。这一调查结果充分表明了农民的环境意识并不缺失。而近期在浙江、福建以及江苏地区出现的群体性环境事件也直接表明了当地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自身环境权益受侵的焦虑，同时也是对“农民环境意识不强”论的有力反击。由此可见，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并不能作为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也不能寄希望于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上面，因为农民的环境意识本来就不低。误区之二：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众多学者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认为当前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有关农村环境的立法缺失、农村环境执法体系不健全以及农村司法救济途径不通畅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诚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城乡差距比较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农村地区滞后于城市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这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但是，如把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作为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进行解读，则不仅无法发现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更会将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引向歧途，反而会阻碍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村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城乡二元化模式造成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必须消除城乡二元化模式，在城乡一体化视野下实现对城乡环境的同等保护、同等治理，[3]而那种“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以及对农村环境单独立法”的论调看似对农村地区予以特别优待、特别保护，但实质上依然是在延续着城乡二元论的基调，不仅有害，也无必要。这是因为，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由于农村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问题并无本质的区别，当前我国的相关环境立法不仅在城市地区可以适用，在农村地区也可以适用，如果立法有缺失的话，也应该是全国层面的缺失，而不会单单是农村地区缺失，因而没有必要单独为农村地区的环境立法；其次，对于农村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建设，目前的机构设置已足以承担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任，如再在乡镇一级设立相应机构，不仅不能实质性地改善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状况，而且还会增加农村地区环境执法和司法成本，白白浪费国家的执法和司法资源。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环境问题的处理并非无法可依，而环境执法机构和环境司法机关也并不缺失，反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影响下，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无法在农村地区顺利实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应引起国家、社会和学者的关注。
三、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误区的纠正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认知误区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正确认识，导致国家难以针对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直接影响农村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就必须纠正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存在的认知误区。
1.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要解决我国农村环境问题认知范围过窄的问题，就必须全面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同城市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农村除了面临来自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工矿企业所带来的污染威胁的同时，还面临着上述环节所带来的资源退化、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特殊性，其对资源、生态的依赖性要远大于城市的生产、生活。由此可见，除了污染会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活动造成影响之外，农村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维持平衡对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村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应关注农村地区的资源退化和生态失衡问题，而且我们在设计措施来防治工农业生产以及农民生活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的同时，更应关注农村资源以及农村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在设计农村环境保护措施时，要将农村污染防治、农村资源养护以及农村生态保护综合考虑，将三者予以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如此方能有望全面彻底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2.彻底认知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如文中所言，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类型的认知误区主要存在于公众对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认识层面上，因此，为了彻底厘清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明确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相关内容。首先，要明确面源性环境问题并不是农村地区特有的环境问题类型，在我国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的环境问题，只有明确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把农村环境问题当作异类而将其孤立于城市环境之外，并且还可以从城市面源性环境治理实践中吸取有益的治理经验。其次，要深刻理解点源性环境问题和面源性环境问题的区别，从理论上讲，任何环境问题都有其产生源，因而从实质上讲面源性环境问题也是点源环境问题，只是由于面源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具有随机性、移动性，难以查明和确定。另外，还有一些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单独不能造成环境危害，而是众多面源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源共同交织作用才造成了环境问题，这都和传统的点源性环境问题有区别，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环境问题时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传统点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中使用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无法在面源性环境问题领域适用，需要对此种问题单独研究，单独处理。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城市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经验，把面源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当作公共服务而由国家承担，发挥政府在面源性环境问题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增加国家在面源性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以促进农村面源性环境问题的顺利解决。[4]
3.正确认识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既不是农民环境意识不高，也不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全，而是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市和农村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所致。在此种结构模式的调控下，我国对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实行差别化管理，致使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资金投入都低于城市，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也常常受到漠视，我国城市环境逐步改善的同时，农村地区的环境则趋于恶化，并使人产生了“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全为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的假象。[5]因而实事求是地讲，成因与其说是农民环境意识不强，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农民合法环境权益被漠视，农民环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保护权得不到保障的结果；与其说是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不健全，倒不如说是城乡二元模式下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地位缺失，致使农村环境保护标准降低、农村环境保护投入不足造成的，甚至在农村个别地区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
因此，要真正消除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取消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实行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实现国家对农村、城市环境的一体化考虑和同等保护。具体来说，对于农村地区的点源性环境问题，要严格执行现有的环境保护法规，真正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环境权益；而对于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则要增强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主导性作用，增加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通过政策扶持和财政激励等物质引导措施向农村引入“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生产生活方式，从经济上鼓励农民采取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利用财政支持在农业生产领域大力推广生态有机农业和循环经济模式的应用，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并减少废物向农村环境中的排放，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农村地区的面源性环境问题。
结语
由文中的论述可知，要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就要全面理解农村环境问题的范围，彻底把握农村环境问题的类型并准确分析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这样，我们才能针对目前的农村环境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但正如文中所言，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只有废除这一模式，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可喜的是，伴随着人们对城乡二元结构弊端的深入认识，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得到国家政府层面的认可和采纳，目前我国各地都围绕着户籍、经济、环保的城乡一体化问题开展了理论性探讨和实践性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已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让我们看到了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培华，包文兵.当前农村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淮海文汇，2012，（1）.
[2]吕忠梅.环境法导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7.
[3]晋海.我国城乡环保一体化的制度建构：理念、原则与路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
论文关键词 农民环境权 弱势群体 法律保护
一、环境权与农民环境权概述
环境权理论是人类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新型权利理论，是公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环境权是任何人生而应具有的权利。环境权最早是在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中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提出的，在《人类环境宣言》中声明“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的理论基础，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学者们作了较多研究，但是目前对农民环境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农民环境权，是农民享有的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的权利。农民环境权是农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农民依靠自然环境获得其生产资料，维持生活。农民环境权问题本质上是环境正义问题，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社会公平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体现即环境正义。依照环境正义理论要求，环境权主体享有同等环境权利、承担同等环境义务，且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相应。因而，农民作为权利主体，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环境权利和义务，具有环境参与权、环境知情权和环境请求权。然而现实中，我国城市环境逐渐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却日益恶化，城市工业污染、生活垃圾转移到农村等现象屡见不鲜，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于环境因素而导致贫困，生活和健康也受到影响。周训芳在《环境权论》一书别强调了弱势群体的环境权问题。他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基于生存目的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实际上环境法所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公民中的弱势群体所享有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进而将环境弱势群体定位于生活在传统的农耕和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土著民、部落民和在闭塞农村中土生土长的农民。黄锡生、关慧也指出“环境弱势群体是相对于经济、文化、政治弱势群体而言的，是指在自然资源利用、环境权利与生态利益分配与享有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所以，农民作为在环境资源权益的分配中的弱势群体，我国法律有必要按照正义、公平原则，及时校正对弱势群体的不正义的现象，在倡导和谐社会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保护农民环境权的实现和实施。
二、加强农民环境权保护的意义
1．保障农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需要。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一个个“癌症村”触目惊心，农民的生命权已经被蚀到了底线。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容忍农村环境进一步恶化，势必会严重打击农民积极性，不仅危及农民生命安全，长此以往将不利于社会稳定。同时，土地是广大农民的唯一的依靠和经济来源。环境污染会造成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问题，会影响农作物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给农民带来环境和经济的双重损失。
2．保障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维持农业持续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蚀了农业耕作的基本物质条件，使农业生产减产，农产品质量下降，严重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需要。环境问题严重会引发社会问题，加剧社会矛盾。一些个人或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置社会利益不顾，引进污染企业或是将污染企业迁至农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过多的排放污染物，导致了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成为经济发展下的牺牲品，是对农民公平发展权的侵犯。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必然危害农村的社会稳定，从而会严重妨碍和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实现。我国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与农村环境质量的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农民环境权益受侵害的现状
上文分析了维护农民环境权益，加强农民环境权保护的重要意义，但是现实情况中，农民环境侵权现象十分严重：
1．城市工业污染转移到农村。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三废”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日益严重，对城市生态环境污染破坏已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并加紧治理。可是，政府对农村“三废"的治理力度相对较弱。更为严重的是，为了缓和城市环境污染压力，将重污染企业迁至农村，许多地方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农民的生命安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个个惊人的“癌症村”，如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杨集镇东进村和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这是对农民环境权和生存权的极大侵害。
2．城市垃圾大量涌入农村。如今，城市垃圾向农村转移形成垃圾围城，已不再是个别现象。位于北京昌平区沙河镇西二村东的千亩良田就变成了违规垃圾场。这是对农民生活环境的破坏，侵害了农民环境权。究其原因，是由于一些中小城市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导致城市垃圾无处倾倒。但是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不但没有实际解决问题，而且加重农村环境承受能力，农村环境不断恶化。农民和城市居民同样享有在舒适、整洁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对于农民来讲，农村和土地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全部，垃圾围城势必会影响耕地、林地等土壤的质量，长久不利于农业生产。
3．农村环境污染缺乏重视和资金投入。政府或企业将污染严重的工厂迁至农村，按照《环境保护法》“谁污染谁付费”和“谁破坏谁恢复”的法律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将使用环境或破坏环境的费用和损失转嫁给社会和他人，而是应由收益者来承担保护和治理的费用。但是实际上，对于广大农村的污染补偿和环境治理投入却较少，这是对农民的环境权保护的又一次不平等。
4．农民环境侵权的救济机制不完善。农民环境权存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的特殊性，因而我国现存的民事救济制度在保障农民享有平等的环境权上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直接影响着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功能的正常发挥。一方面，政府在农村环境侵权救济中缺位，政府环境行政立法体系和农村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另一方面，农民法律意识薄弱，在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环境侵权的责任认定十分困难，这些问题使农民环境权受到损害时不易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四、农民环境权保护的建议
1．完善政府职能，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在对农村环境治理和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中，政府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首先，加强政府对农村环境和农村工业企业的监管，严格执行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防治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其次，健全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的保障机制，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保护农民的环境资源权。信息不对称是农民参与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最大障碍，也是农民参与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农村地区，加强村务公开，强化村民委员信息的提供义务和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赋予农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对于关于农民切身权益的事项，采取听证会等民主形式，听取农民的心声，让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的事项中去。最后，增加农村环保资金投入，加强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建立专项资金建设环保设施，如地下排污管道和污水处理厂等。改变农村环境恶化现状，提高农村地区的污染防治能力，根本上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保障农民环境权的实现。
2．完善司法救济制度，增加环境公益诉讼。我国的诉讼法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与侵权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才可以提起诉讼，这导致了许多不利的后果。我国不少农民由于自身的法制观念薄弱和畏诉心理，以及环境侵权案件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农民在环境诉讼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造成环境侵权的司法救
济缺位。所以，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增加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简言之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它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并非利益直接受侵害者：第二，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预防性，只要有合理情况判断有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可能，即可提起诉讼；第三，环境公益诉讼并非独立的诉讼领域，而只是一种与原告资格认定相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因而，社会环境公益团体，检察机关或是个人都可以在农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却由于自身原因不能起诉的情况下代表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也可以，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专业对口的法律援助机构，无偿地向农民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3．统筹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进程。农村环境得不到保护，农民环境权受到侵犯，从根本上来讲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长期的二元经济体制使我国重视城市环境建设而忽略农村环境治理。因而，要实现环境立法一体化，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偏重城市环境的保护；虽然《农业法》、《业技术推广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中涉及农村环境和农业环境，但是内容简单，没有明确的关于农村环境资源保护的法规或者条例。所以，应该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之下，统筹城市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法律体系，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将农民环境权落实在法律中，明确农民享有环境参与权、环境知情权和环境请求权。当这种权利遭受侵害时，农民可以据此主张、进行救济。
[论文摘要]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形成以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美学观为基本的出发点的城市发展，规划和设计理念。通过回顾和认识所在城市中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分析中国现阶段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方法。
一、环境的含义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其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就是环境的科学而又概括的定义。它有两层含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毁灭。同时，环境又不是泛指人类周围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整体。比如，银河系，我们并不把它包括在环境这个概念中。所以，环境保护所指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作用于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界事物。
（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个概念也在发展.如现阶段没有把月球视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宇宙航行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月球将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
二、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起的。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元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产生的放射病等。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或污染因素)进入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容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问题，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于是人们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文明人一旦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被迫迁移或衰亡”，强烈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产物。具体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人口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2．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3．人类在开发建设活动中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不良变化；
4．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军事活动，旅游活动等，造成的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珍稀物种的灭绝以及海洋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三、环境治理和保护
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郑州市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于母亲河的治理就已经略见成效。2007年5月，总书记亲临黄河视察工作，黄河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把她治理好，一定要把环境治理好。
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破坏，黄河两岸的环境一度非常恶化，绿城经常在开春的时节会经受一次又一次沙尘暴的洗礼，而我们的母亲河也在很多河段出现了断流的现象。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环境优化的今天，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我国也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设计领域的一种战术回应，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也因此从观念转变到理论建构乃至设计，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都必将得到重大的发展。此间，“生态经济”，“生态产业”，“生态美学”及“生态建筑”等新概念应运而生，冠以“生态”的各种词汇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的文本中，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绝非易事。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指导下相对独立的规划体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绿色空间系统规划———环境设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含空间性质，功能，生态质量，绿化，环卫，人群特色及景观风貌等研究内容。
1．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生态平衡质量，绿化水平，社会服务及特色风貌等指标，在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定量化，使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2．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其中包括价值观念，心理需求，文化取向；人口规模，人口特征(年龄，职业，性别，消费层次等等)；人群在城市空间系统中的流动，集散和停留时间等规律；休闲方式选择与休闲文化取向。
3．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对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进行调整，空间规划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形成“点，带，场”相结合的空间系统。这些空间包括有：城市广场，主要步行街道，城市滨水地带，公共绿地，居住小区绿地，大型建筑庭院及市郊农产品绿地等。
4．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包括生态效益功能，活动利用类型(游憩，娱乐，运动，集会，展示，分隔，交通……)，人流及文化艺术表达等各项功能。规划同时要对城市各主要空间作出系统的主次功能的认定。
5．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在总体特色风貌目标的控制下，充分考虑环境主要空间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主题等方面的规划。
6．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基于各空间功能，生态指标，建设条件确定各空间绿化指标时效要求。绿化指标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郁闭度及叶面系数等。绿化规划要对各主要空间值等特征加以规定。
7．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对城市“绿色空间”的人口容量进行测算，制定生态环境目标(空气，湿度，土壤，灰尘，噪音及风等)和环境保护治理的措施。
8．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城区与郊区绿地系统的协调关系，区域空间调节关系，休闲人口流动的关系等等。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现今已经即将完工，首先从设计和规划上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对整个新区的建设做了一个全面而又详尽的规划和设计，无论是从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等等这些入手，都是将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很好的解决了当地环境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在某些问题上的矛盾。
很好的解决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化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1]吴良镛，面向21世纪的建筑学[Z]，国际建筑师协会“北京”(讲稿)，北京，1999
论文摘要: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 发展 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破解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 英文 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 工业 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 科学 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 自然 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 经济 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 现代 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 法律 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 政治 学、伦 理学 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 台湾 的张震东教授在其着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 一) 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 历史 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 科学 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 论坛 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 二) 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 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 经济 学原理, 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 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 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 台湾 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 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 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 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 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 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论文摘要: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 发展 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破解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 英文 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 工业 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 科学 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 自然 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 经济 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 现代 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 法律 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 政治 学、伦 理学 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 台湾 的张震东教授在其着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 一) 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 历史 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 科学 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 论坛 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 二) 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 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 经济 学原理, 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 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 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 台湾 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 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 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 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 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 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论文摘要从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中的收入与财富、主要利益主体以及价值判断进行微观经济分析，指出发展农业生态产业、扭转二元经济结构、加大农村垃圾处置力度是确保农村生态安全的必然选择。
世行报告指出的中国环境恶化的三项直接动因——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与农村发展紧密相连。从总人口的角度，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主体，农村环境的好坏对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有相比城市更重要的贡献；从农村占我们国家国土的份额看，我们国家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环境而不是城市环境决定的；从环境改善的潜力看，与城市相比，农村毫无疑问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1农村环境污染的分类和根源
就农村而言，其环境污染问题在当前复杂的背景下，根据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污染物来源不同，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外源污染，二是内源污染。
所谓外源污染，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污染。例如，城市中的垃圾运往离城市比较近的郊区，即农村进行填埋；为了城市环境的改善，对城市中污染比较重的工业企业外迁至农村等；还包括环境污染物的自然迁移至农村，例如城市工业企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粉尘、SO2、CO2、NOx等）随大气迁移至农村地区，直接污染农村地区大气或是随降水进入农村土壤、水体等。
所谓内源污染，主要分以下4种情况：一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合理使用。例如化肥的不合理应用，农药的不合理应用；二是农村生活污染。农村生活过程中产生废水、废气和废渣，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三是农村生产污染。这类污染是由于饲养用于生产或是经济用途的动物对农村的污染，这类污染在南方有散养牛、猪、鸡、鸭，传统的地区尤为严重。另外，还包括农业秸秆的污染，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中西部，都有农业秸秆污染问题存在，东北主要以玉米秸秆为主，而中西部农村主要是小麦和水稻秸秆；四是本地乡镇企业对农村环境产生的工业污染。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2农村环境恶化的微观经济分析
2.1农村居民收入、财富效应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分析
2.1.1由收入效应引起的环境问题。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至少在短期内，意味收入的增加；而收入增加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增加对包括“环境”在内的正常物品的需求。由收入效应引发的环境问题，我们将农民面临的购买选择分为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经济发展使预算线右移，农民不仅提高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同时也增加环境物品的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先发展后治理”，还是“边发展边治理”，在“发展”过后，几乎都会有反省“治理”不足的反应。
2.1.2由财富效应引起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带动了产权制度、产权关系的调整，就一般而言，产权制度的演进朝逐渐明晰的方向发展。假设在产权制度调整之前，环境物品的产权归属是模糊的，“模糊”比较方便的理解是个人拥有的环境物品的价值被制度性低估了，政府强制性要求提高环境质量，政府只需要给予农民几乎为零的物质补偿。当农民拥有环境物品完整的产权，环境产权的明晰在经济上意味着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富，而农民财富的增长会转变为对环境物品需求的增加。经济发展与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从根本上对环境保护起促进作用。
2.2保护农村环境的价值分析
2.2.1文化的价值。农村维系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传统文化的基因库。因此，欧洲国家激进、固执地保护城市边缘的农村，使之在强大的工业文明下得以继续生存。
2.2.2生态的价值。农村不应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受破坏，相反应该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更丰富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好的城市化不是取代农村，而是使农村发展更好。以农村的农地为例，农地一般意义上的固有功能，如防洪、涵养水源和防止土壤侵蚀，传统的这些功能主要服务农业和农村；但是，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也开始受益于这些功能。此外，如净化和景观功能，随着城市化进程，近年来得到很大的发展。
2.2.3保障城市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城市化绝非意味着消灭农村，而是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农村处处赏心悦目，适宜于居住、郊游、体验、野营、观光等。城市的发展，使农村传统农产品生产基地的角色重要性下降了。总体上，农村需要实现从传统产品经济向新型服务经济的转型。我们认为，农村对我们国家环境保护的成败起决定性影响。此外，农村环境问题长期被忽视，国家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巨大环境投入，也很难维持“长治久安”的治理效果。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从“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3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搞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科学规划是合理建设与健康发展的前提。在所在区域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及环境建设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村镇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主要应遵循以生态学及规划理论为指导，与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同步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应能不断提高村镇的生产生态位和生活生态位。村镇生态环境建设应立足于促进生产，方便生活，使生产区和生活区布局协调，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逐步提高。
3.2积极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可能从政绩的角度，在短期内，严格执行国家在农村地区的环境标准，甚至会超前发展。但只要农村基本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发展一定是更大的政绩，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会很快地转向“经济优先”。从长远看，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可能是解决农村生产垃圾减少的唯一出路。国家应从战略的高度，规划、组织农村地区的产业生态建设。在城市工业有计划地向农村地区扩散的同时，我们认为，应根据“产业生态”的原则，将经过组织的“产业共生体”成建制地向农村扩散。
3.3扭转二元结构下的农村边缘化
回顾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可以发现，刘易斯预期的通过城市部门的经济扩张改善农村部门的人地关系，并长期随着农村“单位劳动产出比”的上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会面临挑战：一方面，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引起农村地区环境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积累以加总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为基础，“富有”农民的退出会导致农村总的环境支付意愿呈“指数”下降，从而从供给的角度看，城市化引起“农村边缘化”，加剧农村的环境恶化。
3.4农村环境保护与垃圾处置的财政制度创新
根据城市的经验，逐年攀升的垃圾产出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垃圾处置，尤其是“垃圾填埋”，不仅仅是资金问题。由于需要占用土地，城市垃圾的基本出路因此大体可以描述为“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在垃圾堆场占地问题上，城市与近郊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大。改革现有环境治理资金筹措模式的时机和条件已基本具备。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在建设“零售附加”税收系统的同时，发展“环保政府债券”；系统梳理目前的税收体系，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污染严重的行业和部门率先启动“零售附加”；在政府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在引入“零售附加”的同时，取消、降低现存的一部分税收项目。在加入WTO以后，城市通过农产品补贴对农村回哺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从未来农村主导功能转换的角度出发，将这部分补贴转向农村环境建设，建设以“农村景观与生态服务”为核心的新的农村支持系统，是中国未来农村环境政策的一个发展方向。
4参考文献
[1]苏扬.浙江经验：“三生统筹”理念下的农村环境综合治理[J].环境保护，2006（4）：79-84.
[2]吴晓青.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建设新农村新环境[J].环境保护，2007（1）：12-14.
[3]苏扬.我国农村聚居点环境问题分析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5（11）：44-45.
论文摘要: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破解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英文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工业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科学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经济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现代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法律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政治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台湾的张震东教授在其著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 一) 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科学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论坛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 二) 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 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 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 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 台湾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 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 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 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 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 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 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 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 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 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 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 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8]然而， 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 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 在操作层面上， 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如果把垃圾处理设施看作人类社会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规范性目标的具体途径，邻避现象反映了这些途径对于人们现有的利益和权利结构的改变。本质上来说，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法律、技术条件下， 这种冲突往往会由于人们对垃圾危害认识的深入、负面新闻对于垃圾处理观念的扭曲以及环境补偿机制的缺失而深化和变得更为持久。本文认为， 破解垃圾处理领域存在的邻避现象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其基本途径在于: 加强社会公众、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垃圾处理方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在公众中形成客观的垃圾危害观念; 消除负面新闻的观念扭曲效应; 建立和完善对于垃圾处理地居民的环境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Fischer，F.，1995， Hasardous Waste Policy， Community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Nimby:Participatory Risk Assessmentin the USA and Canada in F.Fischer&M.Black (eds) GreeningEnvironmental Policy:The Politics of a Sustainable Future， ST.Martin’ Press，165- 182.
[2]Michael Valenti， 1995， the early days of incineration，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y95， Vol. 117， Issue 5， p72- 77.
[3]张震东. 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之自由问题， 载于戴华， 郑晓时主编《正义及相关问题》[M]. 台北: 中研院社科所， 1991.
[4]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等. 美国地方政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
[5]陈俊宏. 永续发展与民主: 审议式民主理论初探[J]. 东吴政治学报， 1998， ( 9) : 85- 122.
[6]我国垃圾焚烧“二恶英”控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N]. 光明日报， 2004- 09- 14.
论文摘要: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经明确了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 发展 方向。然而，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垃圾处理中的邻避现象正日益严重， 并成为了垃圾处理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 开展对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系统研究是极其迫切和必要的。本文以国际上典型的案例为分析载体， 对邻避现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以期为我国各级政府寻找破解良策， 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一、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内涵与本质
邻避现象的 英文 涵义是“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为“NIMBY”， 即一般所谓的“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当国家推行某些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必要的政策时， 政策的目标地区却强烈反对把当地作为政策目标的草根运动。邻避现象展现出特定的大众自我矛盾的态度: 原则上赞成政府施政的目标， 但该目标的预定地不能与我家“后院”毗邻。邻避现象广泛存在于诸如兴建监狱、 工业 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等许多领域。伴随着垃圾处理量的日益增加， 垃圾处理领域中邻避现象也日趋严重。为了解决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政府设置垃圾焚化炉或掩埋场是合理的， 但决不同意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自家住地的周围， 也就是说，只要别在我居住的周围建设这些设施， 就非常赞同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Fischer，1995) [1]。
同人类与垃圾相伴生一样， 垃圾处理和邻避现象也是共存的。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健康居住环境要求的提高， 邻避事件的发生更是日趋频繁， 几乎成了全球性的难题。上个世纪初， 美国的一些城市( 比如纽约) 为了图省事而将垃圾直接运往别的城市或外州进行填埋， 引起了垃圾接受地居民的强烈反抗，为了积极抵制垃圾运进“自家后院”， 他们有效地组织了“NIMBY”运动。[2]现如今， 在我国的许多大城市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浙江省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福健认为，“固废填埋场对于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 而且要离居民区一公里以上， 老百姓对此非常的敏感， 填埋场还不能远离危险固废的产生地，所以征地就异常的困难。”这位官员所说的“敏感”实际上就是邻避现象的一种表现。
垃圾处理是随着人口在空间的集聚( 城镇化) 、不可分解垃圾的增多、垃圾数量的巨量增加而逐步凸现的。随着 科学 技术进步， 人类合成了众多诸如塑料之类的不可分解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分解的化合物， 加之人口的空间集聚， 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如此就产生了垃圾的成份和数量远远超出了大 自然 的自我净化能力， 从而出现了垃圾集聚、垃圾围城等非均衡现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尽管资源回收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总体上来看， 垃圾还是一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感受的“负 经济 品”。垃圾处理能够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 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 因而是一项价值创造活动， 是 现代 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但是， 在现有的经济、技术、 法律 条件下， 垃圾处理过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本文认为，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的本质正是来源于这种特殊的外部性。在仔细考察垃圾处理中的外部性后发现， 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存在两个层次并且在每个层次上具有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从全社会范围看， 垃圾处理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存在正的外部性， 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赞同; 从垃圾处理所在地这一狭小的区域范围看， 因为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巨大风险， 因而垃圾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 因而常常被周围居民所抵制。
因此， 现代社会的垃圾处理模式使得要在某一地点集中处理所有人产生的垃圾， 并存在“ 二次污染”风险， 这一模式实际上是把垃圾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集中到了某一狭小区域的居民身上， 造成了他们的成本与收益的巨大分离， 是少数人的利益受损换来了多数人的环境收益。当成本与收益的脱节超出了人们的忍受极限时， 对垃圾处理的抵制就不可避免了， 反抗将随之而起， 从而产生了邻避现象。因此， 垃圾处理产业中邻避现象的本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 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
二、垃圾处理中产生邻避现象的基本原因
目前， 学术界对于邻避现象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民主、环境正义等 政治 学、伦 理学 的角度来阐述邻避现象产生的原因。 台湾 的张震东教授在其着作《正义及相关问题》中认为， 民主国家在形式上赋予了自由平等权， 并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在此社会原则之下却容易形成“多数总是对的”的道德权威， 甚至以多数为名而滥用权力来压制少数， 造成所谓的“多数暴虐”[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incent Ostrom) 等人也认为， 相信多数决策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多数人能够做出决策， 而这种决策是与少数人的利益相悖的。[4]可见， “多数暴虐”实际上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 实现由少数人来承担使得多数人受益的项目的成本和风险。而当这部分人认为这种成本和风险异常大时， 人们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将会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垃圾处理产业中出现的邻避现象正是被有效组织起来的利益受损的“ 少数人” 对这种“多数暴虐”的抗争。台湾东吴大学的陈俊宏认为， 代议制民主制度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并提出了他认为能够与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行相兼容的审议式民主理论。[5]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出，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 产生邻避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由于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决策原则， 产生了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却由少数人来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不对称现象， 而当这种不对称在某种条件下变得不能被少数人所容忍时， 反抗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邻避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也许更加直接和清晰。邻避现象的本质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在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偏离， 又可以把它分为正常偏离和非正常偏离。非正常偏离是由于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扭曲而导致的， 对于垃圾处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认识偏差， 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外部性。正常偏离是指在现代垃圾处理模式下， 人们利益结构的调整未能到位而形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偏差， 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
( 一) 非正常偏离的原因
具体到垃圾处理产业， 本文认为， 产生非正常偏离的基本原因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 人们对于 历史 上曾经出现垃圾危害的恐惧感认识的深入有利于人类更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垃圾，但是， 认识的深入同样加深了人们对于垃圾处理的恐惧感。在前文提及的纽约、新竹等邻避现象的案例中，都曾经出现过由垃圾处理而造成对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的经历。曾经真实存在的对于垃圾危害的认识，加剧了人们对于垃圾的恐惧， 从实践经验看， 不能不说这是垃圾处理产业中引起邻避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垃圾处理的负面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判断。
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的进步， 垃圾处理过程所产生的二次污染已经获得极大遏制， 能够达到各种环境标准。以垃圾焚烧处理为例， 自从上个世纪90 年代， 在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炉(MSWI)的飞灰中检测出二恶英后， 焚烧排放作为二恶英的环境来源， 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 科学 家的重视。同时， 由于其高毒性特征二恶英也成为环保团体反对垃圾焚烧最有力的证据。但从近一两年检测机构对烟气回收设施完善、设计合理的焚化炉所排放烟灰的检测结果看， 二恶英的排放完全能够达到环保标准。据2004 年9 月14 日《光明日报》报道， “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他们检测的国产立式气旋热解气化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仅为0.011 纳克， 是国家标准的五十分之一， 日本及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 且燃烧效果远优于价格昂贵的进口焚烧炉。”[6]
尽管如此， 由于新闻媒介对于日本等国家早期建造的垃圾焚烧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的负面报导， 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造成二次污染“谈虎色变”， 即存在“负面新闻扭曲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观念”的现象， 这就是负面新闻的副作用之一。《芝加哥 论坛 报》前任总编辑杰克·威廉·富勒认为，“相对于好事情而言，灾难总是更容易成为某个社区的谈资。麻烦事易唤起一些人的同情心， 而易使另外一些人产生宿命感， 恐惧和愤怒比仁爱具有更大的冲击力。”[7]
( 二) 正常偏离的原因
正常偏离意味着垃圾处理地的居民实际获得的收益少于应该得到的收益， 而实际支付的成本却多于应该支付的成本。根据基本的 经济 学原理， 政府应该通过环境补偿机制对处理点居民所承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根据“成本- 收益”这一基本分析框架， 当获得的补偿等于或超过了所受到的损失时， 集中处理点的居民会接受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例如， 台湾 新竹市市政府执意要在原来掩埋场旧址建设焚化炉， 承诺焚化炉营运后将给周围居民种种回馈， 包括温水游泳池、运动场、社区公园、电费减免和回馈金时， 有些居民和议员就“松口”了。然而， 按照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 构建完善的环境补偿机制却是极其困难的，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原因:
1. 垃圾处理过程造成的“二次污染”的知识并不充分， 存在众多的不确定性。对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样一种渐进的认知过程会在人们头脑中产生“污染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思维惯性， 进而导致补偿标准制定过程的复杂化。
2. 环境资源定价的困难性。垃圾处理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造成环境污染， 减少处理地的环境容量， 必须对遭受损失的环境容量进行补偿。[8]然而， 产权、外部性和环境修复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事后性都导致了环境容量定价的困难， 进而引起了政府与居民之间在确定环境补偿标准上的巨额议价成本，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环境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当然，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 在操作层面上， 补偿资金的欠缺也是引致环境补偿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如果把垃圾处理设施看作人类社会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进而实现可持续 发展 的规范性目标的具体途径，邻避现象反映了这些途径对于人们现有的利益和权利结构的改变。本质上来说， 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在现有的 政治 、经济、 法律 、技术条件下， 这种冲突往往会由于人们对垃圾危害认识的深入、负面新闻对于垃圾处理观念的扭曲以及环境补偿机制的缺失而深化和变得更为持久。本文认为， 破解垃圾处理领域存在的邻避现象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 其基本途径在于: 加强社会公众、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垃圾处理方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在公众中形成客观的垃圾危害观念; 消除负面新闻的观念扭曲效应; 建立和完善对于垃圾处理地居民的环境补偿机制。
参考 文献 :
[1]Fischer，F.，1995， Hasardous Waste Policy， CommunityMove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Nimby:Participatory Risk Assessmentin the USA and Canada in F.Fischer&M.Black (eds) GreeningEnvironmental Policy:The Politics of a Sustainable Future， ST.Martin’ Press，165- 182.
[2]Michael Valenti， 1995， the early days of incineration，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y95， Vol. 117， Issue 5， p72- 77.
[3]张震东. 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之自由问题， 载于戴华， 郑晓时主编《正义及相关问题》[M]. 台北: 中研院社科所， 1991.
[4]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等. 美国地方政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2.
[5]陈俊宏. 永续发展与民主: 审议式民主理论初探[J]. 东吴政治学报， 1998， ( 9) : 85- 122.
[6]我国垃圾焚烧“二恶英”控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N]. 光明日报， 2004- 0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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