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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史论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论文关键词：劳特累克
劳特雷克出生在阿尔比一个大贵族之家,是阿尔丰瑟公爵和阿戴勒·塔皮埃·塞莱朗这对表兄妹的儿子。阿尔丰瑟是的个浮华而爱好体育的绅士，其母亲是个简朴充满爱心和宗教感很强的人。
劳特雷克曾经是个健康但体弱、活泼而好奇的男孩，巴黎丰塔纳公立中学的优等生。但不幸的是，由于多病的身体，他不得不退学。后来开始自学，那时已经显露出绘画的天资，他开始画一些动物和家人的肖像。1878年他因骑马摔下跌断了双腿。由于缺钙，他的骨骼没有能长结实，他的双腿再也无法如正常人那样发育。年少的他，唯一的慰藉就是速写本人文历史论文，是一个诚实但平庸的画家送给他的，这个画家教他画画并鼓励他。于是年轻的劳特雷克在这名画家的推荐下于1882年到了学院派画家翁纳特的画室，学习正确的技法和职业培训，在这里，他一直呆到1883年。第二年他为了提高画艺，他到科蒙画室求学。
在科蒙画室他遇到了伯纳 、梵高等一批艺术家。由于梵高古怪的性格和他对艺术具有独特的见解，所以对梵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他给梵高画了一幅肖像画，笔触既有深度又有力度，色彩大胆，画面凝重的表情，画出梵高内心孤独的无耐。在劳特累克的建议下，梵高去了法国阳光充足的南部城市阿尔，在那里他造就了人生艺术的巅峰。
1886年，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劳特累克离开了亲友，迁到了巴黎蒙马特区，并建立画室，站在画室的窗户前就可以看到德加的画室。在那里他结识了那个地方很多具有鲜明特色的人，如晚上去跳舞的年轻女裁缝、在酒吧消愁的劳动工人、在这表演的贫困舞蹈演员和姑娘或大众节目里的表演者，他怀着人道的同情和绝对的尊敬给他们所有的人作画，也从他们那里挖掘出人性的痕迹和缩影。
劳特累克对马奈和德加都是十分敬仰人文历史论文，特别是德加。德加的色彩、构图、题材对他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德加是法国动态的绘画大师，色彩具有印象派特色。题材大多取自芭蕾舞剧院、咖啡厅和赛马场等。从70年代开始画粉画，有时同油画相结合，色彩鲜艳柔和。从劳特累克给梵高画的自画像中可以感受到德加的影子。
在《红磨坊的舞蹈》这幅画中，劳特累克运用与杜米埃相似的讽刺和稍有夸张的造型手法，为我们展现了红磨坊乐园的场景。画面由前、中、后三个不同的空间构成，并且木地板的线贯穿整个画面。前景为高贵的女性和几个即将消失在画布左端的几个人统一了整个画面；中景是一对跳舞的人构成了画面的中心部分，在以绿色调的环境衬托下，他们在尽情的跳舞，从造型上看，那个跳舞的男性的身影随意伸曲并跳动，陶醉在一种既幽默又放肆的自由状态中。再看那女的撩起她的长裙，翘起她的腿，在跳踢踏舞，摆能，但是她的面部表情十分呆板，好像所有的动作只是下意识的机械的动着；后面部分人围绕在舞池的边上，与前面的人构成呼应。这种夜生活对劳特雷克来说太熟悉了，因为他经常出入这些音乐咖啡馆、舞厅、酒吧间林立的大街上。用病态的心理和异常敏感性，来表现这种半上流社会的喧闹景象，“红磨坊”娱乐成了他创作灵感的一个重要源泉。
同时劳特雷克在创作技法上吸收了日本版画的很多因素人文历史论文，如淡颜色的使用，和单线平涂的技法等，都是很明显的。劳特累克的招贴画是通过石版技术绘制出来，他对他的创造性活动很感兴趣。这从他给母亲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在1891年的信中写到：“今天，我的招贴画被贴在巴黎的城墙上。这是我略感兴奋，我还要在做一幅……”。
1893年，他在梵高工作过的古庇画廊举办了一系列的油画和素描展览。同年，他开始从事绘制招贴画的活动，并获得极大的成功，以至他的招贴画大大地超过了他的绘画作品。
《红磨坊的拉·姑柳小姐》是劳特累克第一幅招贴。在当时巴黎万博会给巴黎带来了商机也带来了无限的竞争，红磨坊在竞争的面前生意一天比一天差，老板齐得拉十分着急，他不惜金钱请了很多在当时很知名的艺人加盟红磨坊，使红磨坊在舞会形式和人力资源上优越与其他的舞厅。同时老板也想到了找劳特累克为其制作宣传海报招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至于为什么请劳特累克，或许是劳特累克在巴黎小有名气；或许劳特累克是红磨坊的常客；或许是红磨坊的老板齐得拉深知劳特累克对舞女及演艺人比其他的画家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总之齐得拉是再三恳请劳特累克为为他画几张精彩的招贴画来吸引顾客。这张招贴画非常的成功，轰动了当时的巴黎，不仅让红磨坊的生意蒸蒸日上，也让画家本人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家。
劳特累克并不是一直在蒙马特的，有事他也出去旅行。1895年他到过伦敦，在那里人文历史论文，他看到了惠斯勒的绘画，并且十分欣赏。1896年他在欧洲旅行了很长时间，去过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回来后，他加入了由纳唐松兄弟领导的《白色画刊》的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与之合作的还有波纳尔、维亚尔、瓦洛通等当时的天才插图画家。
夜生活过度的酒精和连续的工作使他几乎发疯，于是，他的母亲把他送到勒伊的一个精神病院治疗。没有呆上多久便出来了。他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活，但不在是原先一模一样的生活。他的绘画开始表现出一些奇怪的不稳定性和改变技法及色彩的企图。1901年9月9日，他的母亲合上了他的双眼，一颗艺术之心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枯竭。时仅三十七岁。劳特累克在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大量的绘画、招贴画、石版画、插画等作品，他影响了后代的很多人，受影响中最有名的当属毕加索、蒙克、马蹄斯等人。
最新历史论文致谢词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当自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这篇毕业论文的时候，自己也从当年一个从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首先，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当然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华中科技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任何一件事情，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历史教学也是如此。一堂课的开始是十分重要的，要想呈现一堂高效的历史课，教师要学会在一堂课的开始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利用课前故事设置悬念导入新课的学习。例如，在学习《伐无道，诛暴秦》时，教师可以先通过秦始皇“扫六合”、统一天下开始讲起，讲到秦始皇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封建强国，这时可以设置悬念。通过这样一个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故事，学生的注意力被集中了起来。通过这样的故事悬念导入新课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解决问题，这样学生的兴趣就会更为高涨，也会更加积极地去学习新的知识。注意力集中了，对课文的学习和知识的掌握自然也就更为深刻。
2.抓住时机进行历史故事讲述
教师选择的历史故事一定要和本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相结合，在学生兴趣与好奇心最为强烈的时候推出课程的内容。在进入课堂10～20分钟之后，学生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时教师就可以通过历史故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证学生学习的效率；同时，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和难点也可以通过历史故事来解决。例如，在进行“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讲解时，如果教师一味地进行概念的解释，只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越来越糊涂。所以教师可以结合当时我国沿海的一部分地区被外国人占领的故事对概念进行阐述，这样一来，学生容易理解，教师讲起来也更加轻松。初中历史教学往往会使学生感到乏味和单调，教师如果可以抓住时机进行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述，就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这样初中历史课堂也可以活跃起来了。
3.教师要用语言魅力再现故事
历史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学科，教师在讲课中一字一句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学生理解上的偏差。而历史故事的讲解更需要讲解者在表情、语言以及动作上的生动与熟悉，只有声情并茂，才能够将聆听者带入故事里的情景，让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教师在讲述历史故事时可以适当带有自己的个人情感，讲到历史英雄人物时可以表现出慷慨激昂的情绪，而讲到奸臣贼子时可以表现出厌恶和痛恨的情感。善恶分明，可以将学生的价值观引向正确的方向。但同时也要注意对历史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以免误导学生。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魅力将历史故事完美地呈现到课堂中，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加深学生的印象，让学生在动人的故事里学习知识，学习道理，分明善恶美丑。
4.课末总结故事吸引学生兴趣
论文关键词：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义
1 引言
语言在人类劳动过程中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有话直言，言无不尽，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人们会自动遵守经济原则，导致“惜语如金”的结果，或为了获得特定的交际效果比如委婉、回避、幽默等，而是采用间接策略，话里有话。如果对这些语言现象视而不见，必然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而影响人际关系。格莱斯提出的会话含义理论及后人对此理论的发展为分析语言的艺术和人们有效的言语沟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2 研究综述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于1957年发表的《意义》一文中从语言交际的本质出发，把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 “非自然意义”。在言语交际中，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在此基础上，1975年格莱斯在“逻辑与会话”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意理论及人类会话活动的一条指导原则——合作原则, 对解释人类的语言交际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英国学者Leech 从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的角度回答了人们为什么要违反合作原则，他提出人们出于“礼貌原则”人文历史论文， 常常不愿坦率明言或者常常故意声东击西，解决了“合作原则”难以解释的话语现象（索振羽 2007：87）。随后Levinson（1987）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对会话含义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徐盛桓的《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1993）等多篇文章中探讨了会话含义理论的内部机制，给出推导会话含义的一般规则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沈家煊把列文森《语用学》一书的各章先后译成汉语, 内容涉及指示现象、会话含义、言语行为、预设和会话结构(高航 2004)。冉永平（2007: 56）尝试运用非单调逻辑的推理形式来分析话语中的含意，弥补Grice含义推导的不足，为会话含义的语用推导提供不同的视角。熊学亮（2007）综合前人的研究，进一步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使对会话含义的理解变得具体形象化。
国内研究者还探讨分析了二语听力中对会话含义的理解状况。尚晓明（1996）以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为基础，指出“含意否定”、“语用移情”和荷恩等级概念对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杨连瑞，张德玉（2004）撰文会话含义理论有助于对语境中话语意图的正确理解。倪秀英（2008）的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于理解言外之意的题目，正确率很低，学生的会话蕴涵推理能力普遍较弱。
3会话含义理论及应用
3.1合作原则
在所有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目的性的，或沟通信息、咨询意见或要求索取等等。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 说与听者双方存在着一种默契, 一种两者都应该遵守的原则，即“合作原则”（何兆熊，2000:154）。具体体现为四条准则，概括而言：数量准则即所给信息不多也不少；质量准则即说真不说假；关联准则即说话要切题；方式准则即表达简洁忌晦涩。Grice认为说话人违反合作原则下四个准则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就会产生特殊会话含义，听话人根据这些原则, 结合语境，经过语用推理,得出多于字面意义的会话含义，即“言下之意”。 在合作的基础上交际才能顺利进行，但是真实交际中或出于礼貌或委婉等因素有太多“话中有话，弦外之音”等违反准则的现象，事实上这些都是说话人基于“愿意合作”的前提下违反准则而产生的特殊会话含义。熊学亮在?语用推理?一书中根据会话含意理论的合作原则，构建出会话含意的推理模式（2007：25）：（A）话语+语境→含义 ；（B）违背准则→特殊含义。
如下是一个真实有趣的生活场景片1：
A: 谁把草莓全吃完了？一个不剩！
B：好像C很滋润吗！（B, C窃笑……）
B并没有回答谁吃完了草莓，是违反了关联准则，听者应该究其原因，得出C吃了草莓，生活中B和C是兄弟，B觉得直接告状有那么点不够意思，又觉得不说不快或不答也不对，所以选择了这种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即维护了自己“不是小人”的面子人文历史论文，又小小的“挑衅”了兄弟C。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听者一定能感受到这种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语言幽默感，至少弱化了矛盾。试想如果硬生生的直言，会有这种交际效果吗？说不定还会有言语冲突。
3.2 Levinson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Grice的四准则主要研究特殊会话含义，并且其特殊含义的推导也常凭感觉经验而来，没有给出具体的推理模式，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Levinson提出的会话含义三原则—信息、数量和方式原则是在Grice会话含义基础上发展而来，被称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不再以遵循或是违反准则来推理特殊会话含义，而是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研究一般会话含义为核心，并且建构出会话含意的具体推导机制。这使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普及运用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概括而言，根据⑴数量原则—说话人陈述信息上要不弱于你所知道的程度，听话人则以弱否强，即“说弱不听强”；⑵信息原则—说话人只提供不多于交际目的所需的最少的语言信息，听话人则扩充理解，即“说少含义多”；⑶方式原则—说话人不要无故使用冗长的、隐晦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听话人则根据表达方式的异常推导特殊含义，即“标记意深长”。
应用量原则进行推导，有关的句子应该含有可以比较其信息强度的词。Levinson利用荷恩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荷恩等级关系”。如下列各组词的“荷氏关系”：<certain that p, probable that p, possiblethat p> <none, not all><love, like> <all, most, many, some,few> <always, often, sometimes> <must, should, may> <cold,cool>……
在荷恩等级关系中，强项蕴涵弱项，弱项否定强项。句子里有能够进入“荷氏关系”的词，就可以根据它们的信息强度进行推导。如生活场景片段2，妈妈到校了解孩子的表现情况：
妈妈：这孩子最近表现怎么样？
老师：还可以吧，……
根据数量原则及荷恩等级关系，<表现不好，还可以，好，很好>，妈妈可以做出“说弱不听强”的推断，这孩子可能不是自己想象或期望的很优秀。相信这个场景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老师的委婉表达避免了尴尬局面，家长听了这句话也做好了思想准备讨论孩子的问题。
Levinson还表明三原则的运用中人文历史论文，数量原则>方式原则>信息原则，并且如果并存两种（或多种）意义相同的表达式，无标记的用信息原则推导其会话含意，有标记的用方式原则推导出无法应用恰当的信息原则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如2009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听力对话理解：W: I need to talk to someone who knows Baltimore well. I’mtold you lived there.
M: Oh, but I was really young atthe time.
Q: What does the manmean?
男士的应答应与女士提出的告知巴尔的摩的情况相关，但是他既没有回答是否告知，也没有对巴尔的摩进行介绍，而是说“我那时很小”，听者根据“说少含义多”的推理方式和话题关联性，扩充说话人的信息内容，推理出言外之意“现在对那里不熟悉”。事实上此处也就是把他的话与话题联系起来，补充完整成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I was really young at the time，soI can provide little useful information”。
4 结语
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含义现象处处可见，所谓“听锣听声，听话听音”，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语用学知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共建交际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同时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艺术化、生动化。
参考文献：
[1]高航、严辰松.语用学在中国20年综述[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4).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倪秀英.听力训练中培养推理能力的实验研究[J]. 外语教学, 2008 (4).
[4]冉永平.语用学纵横[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尚晓明.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与外语教学[J]. 外语学刊, 1996 (3).
[6]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熊学亮.语用使用中的推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8]徐盛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J]. 外国语, 1993 (1).
[9]杨连瑞,张德玉.会话含义理论与英语听力教学.山东外语教学.2004(1).
论文关键词：《裸婚时代》，《闪婚》，80后婚姻
《裸婚时代》、《李春天的春天》、《家，N次方》、《当婆婆遇上妈》、《闪婚》及即将播出的《双核时代》和即将开拍的《离婚前规则》等一系列婚姻题材剧一边涌进观众视野的，一边为大家带来一批诸如“裸婚”、“闪婚”、“隐婚”、“毕婚”等耳熟能详的新词汇。“裸婚”即没房、没车、没婚纱、没钻戒、没婚礼、没蜜月；将“一见钟情”发挥到极致，省却爱情长跑，无需试探猜测，谓之“闪婚”；大学生一毕业就闪电结婚的叫做“毕婚”；为使身价不跌，偷偷结婚的“隐婚”也大行其道。80后婚姻讨论热潮随波而起。
此类电视剧为何会引发如此巨大反响？首先是因为此时正是80后结婚的高峰期，这样的题材自然受到已经、正在、将要结婚的80后和这些适龄青年家长的关注。其次，80后践行的“裸婚”、“闪婚”、“隐婚”、“毕婚”等新结婚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结婚模式，必定引发争议。再者，多元化结婚模式下的80后，婚姻生活问题似乎愈演愈盛，不禁引发世人慎终追远。
一、打破传统婚嫁模式遭热议
随意拿一部80后婚姻题材剧与《金婚》、《甜蜜蜜》相比，就可以看出生在高时速发展的经济时代，80后的婚嫁特点也随之速度化，呈现出 “快”的特点。
在传统的婚嫁模式里，被认可的恋爱不仅要经过双方父母同意，而且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恋爱考察期。于是“推着自行车在昏暗的路灯下行走”、“跑大老远一起守着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听歌”、“一个人抚摸着TA寄来的信件”……这些浪漫的场景在我们脑海中定格并串联成那些最浪漫的故事。倘若逾越或者忽略其中的任何细节，像《山楂树之恋》一样未果也尚属情理之中。80后的“快”则彻底打破了传统模式。
由滕华弢担任总导演，在江苏卫视热播的《裸婚时代》改编自当下走红的畅销小说《裸婚——80后的新结婚时代》（作者：唐欣恬）。正是由于原著在网上的热度和影响力人文历史论文，吸引出版社出版了纸质书，之后又被影视剧制作公司买下影视改编权。演员文章和姚笛在剧中饰演了一对相恋八年，因为爱情而“裸婚”的传统婚嫁模式挑战者。剧中男主角刘易阳（文章饰）是个无车、无房、无钻戒的“三无男人”，这也正是最新调查显示的即将满30岁职场男人中五成无车无房的男人的真实写照。女主人公童佳倩则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家碧玉。两人从高中时代相恋8年，却碍于没车、没房、没存款不被家长接受。在绝食、偷户口簿等一系列努力后，终于“未婚先育”将生米煮成熟饭。这也是对当前80后未婚同居，“未婚先育”现象的反映。与传统婚姻、计划生育的年代相比，剧中小两口没房子、没存款、没计划、没结婚就突然要结婚生子，这种对婚姻的速食方式，也是这个快节奏时代，年轻人面对高房价、高物价的应对方式论文格式。
与《裸婚时代》里刘易阳、童佳倩没房子、没存款、没计划就突然要结婚生子的速食婚姻相比较，王小康的《闪婚》里，韩金贝和古峰则更是迅速。张铎饰演的古峰也是一个“80后”，因为没钱、没房，和女友颜敏（颜丹晨饰）在登记当天被棒打鸳鸯。心灰意冷之下，在聚会上遇上性格开朗、美丽可爱的富家女韩金贝（唐嫣饰）一见倾心，三天之内两人闪电结婚。
爱是婚姻的基石，爱需要双方深入了解。“闪婚”使这种足够的了解打折这种现象因不符合传统国人心目中的婚姻而倍受质疑。对比传统婚姻，在许多80后的婚姻生活中，“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传统观念若有若无，甚至在这种“快”结婚模式下呈现出将传统婚嫁的“因为了解而结婚”颠覆为“因为不了解而结婚”的特点，争议越来越大。
二、坚持理想爱情至上被打击
人们为什么结婚？有人说婚姻实质上只有两种：爱情婚姻和要约婚姻。爱情婚姻，即情到浓时水到渠成的结婚；要约婚姻，即以各方面因素包括物质为条件达成约定而结婚。在这些热播的婚姻剧中，因为过于理想化的为爱而婚更值得关注。
在《裸婚时代》里，刘易阳、童佳倩二小可谓为爱而“婚”。任随童母百般阻挠，刘童二人想尽办法绝食、偷户口薄、撒谎，最终奉子成婚。白雪公主和王子在故事里可以结合到一起便戛然而止，对婚姻而言则是一段新的开始。爱情是浪漫的，婚姻却更加现实。婚姻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它将两个人各自的生活、家人、朋友、共同的孩子、花费等捆绑在了一起。这与婚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以为有了爱情便可以战胜一切的两个人，在结婚后的问题频频爆发。两个人的收支、家人相处之道以及与孩子相关的一切，由于两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自然难以达到统一。童佳倩自小家底殷实，她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而刘家则样样精打细算，所以一旦涉及到与经济挂钩的事情必定纠纷不已。电视剧中，刘家一直是小区的“节水之星”，童佳倩用水的随意就像是哗啦啦地花刘母的银子；刘家向来舍不得上一趟馆子，于是请丈母娘吃顿饭，刘母也是关心是谁掏钱；刘家连买菜都是算了再算，自然童佳倩买回家的鲜花在刘母看来还不如能吃的芹菜有用；刘家不理解童佳倩的工作需求人文历史论文，便将童佳倩上班要用的高跟鞋、化妆品全部藏起来；童佳倩敷面膜竟吓得刘奶奶高血压病犯。童佳倩自小在家娇生惯养，不让女儿受一点委屈，于是童母从婚前到离婚后一直在介入和干涉童佳倩与刘易阳的婚姻生活，这让夫妻俩的生活变得更加尴尬：因为没房阻止结婚，因为没房结婚了要求住娘家，因为刘家房子小到刘家说三道四，怕女儿小产让刘易阳签保证书，因为没房坚持孩子娘家带……怕女儿一个人过辛苦先是撮合杜毅，后是撮合刘易阳。为了坚持爱情婚姻的长跑之路，童佳倩改变自己努力当好儿媳妇，忍受婚姻的委屈，而刘易阳为了生活更是任劳任怨，在父母与妻子间充当双面胶……为了理想的爱情两个人可谓是历尽艰辛，最终刘易阳说“细节打败爱情”，自己“失无可失”，理想中的爱情在现实面前如此脆弱不堪。
再看《闪婚》里，颜敏与古峰结婚未遂为何还要生下古峰的儿子？因为爱。韩金贝为何与古峰闪婚？在聚会上，韩金贝对古峰一见倾心，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爱情，三天之内便与这个男人结婚，真是应验了那句“因为不了解而结婚”，结果也正如后半句“因为了解而分离”。这就是理想化的爱情至上所遭遇到的无情打击。
三、屡屡失败引人慎终追远
这些电视剧中，一对对的男男女女纷纷以离婚收场。难道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真的如西方谚语所说“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因为了解而分离。”
导演滕华弢表示，“裸婚更集中于大城市的年轻人中，还不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个剧只是想把裸婚带来的一些问题呈现给观众，并不想去做什么评论，也无意提供解决的办法。年轻人会有冲动和不成熟的个性特点，但很多事情还是要准备好之后再去做。”
为何这些80后无车、无房、无存款敢“裸婚”？没有感情基础敢“闪婚”？还没工作敢“毕婚”？为了身价不跌敢“隐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大多年轻人一直生活在温饱以上的小康家庭，没吃过苦、不知生活艰辛；二是大多数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能力养活自己，思想开放，不受传统约束，敢作敢为。电视剧中无论是刘易阳、童佳倩还是韩金贝、古峰、颜敏，作为被父母呵护成长的80后，都是有能力有担当，受过高等教育，能工作赚钱的新时代青年，可谓前途光明，他们相信自己敢于尝试也作出尝试，为自己的选择做出努力。可是在这个竞争激烈人文历史论文，压力倍增的时代，日渐凸显的现实依旧使疲于应付，让美好的理想最终遭受打击。
打败这些80后年轻夫妻的婚姻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原因有三点：一是物质与爱情失衡，二是年轻夫妻的不成熟，三是父母的强势干预。
如果物质跟上爱情的发展，刘易阳与童佳倩从一开始结婚便不会受阻拦，刘家也不会凡是与钱挂钩的地方都斤斤计较，刘易阳也不会因为交不了建档费而去赛车，童佳倩也不会“逼”刘易阳工作，童母更不会说话尖酸刻薄。从另一方面，感情跟不上物质发展的婚姻也难以维持，韩金贝和古峰便是很好的例子。韩金贝作为富二代，衣食无忧，结婚了照样刷母亲的信用卡。可是，她与古峰互不了解对方，所以到了后来为丈夫生下儿子的女人既是自己养父的女儿又成了自己的嫂嫂。这便是一开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使然。由此看来，在这个开放的时代，爱情基础和门当户对似乎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很多人都感叹，结婚就不一样了论文格式。童佳倩似乎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婚后她显然没有将自己的角色从女友过渡到妻子。韩金贝就不用说了，用古峰母亲的话来说“哪儿是找的老婆呀，简直就是抱回来一孩子。” 像韩金贝、童佳倩这样典型的都市女孩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在结婚后和婆家相处、和丈夫相处中也遇到很多因为过于自我引发问题。从男性方面来看，要从自给自足的潇洒突然过渡到承担起照顾全家的重担似乎需要极其成熟的心力、智力和赚钱的能力。否则在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即便是像刘易阳和古峰这样勇于承担、积极打拼的潜力股也难免落得个“失无可失”、“疲于应付”的下场。
《闪婚》里，古峰母亲说“现在就是丈母娘经济时代”，这反映出当前许多家长对儿女的婚姻涉足过深这一问题。韩金贝母亲把古家小院子当办公室每天报到，童佳倩母亲虽然没有把刘家当办公室但是也好不了多少。怀孕时怕女儿流产，让女婿签保证书；生完孩子后直接让女儿外孙女住娘家。在中国，父母总是觉得孩子没有长大，过于干涉子女的选择，常以自己的经验来教训子女。像童母和韩母这样，女儿都已经出嫁有自己的家庭了，遇事还非得往里插上一脚难免画蛇添足，难免掺和出家庭的烦恼与矛盾。
世上有的戏上有，戏上有的世上有。将注视电视剧中将目光投往当下：正值80后婚恋高峰期，据最新调查显示，即将年满30岁的职场人中将近五成人无房无车。而在1981-1984年出生的人群中，无房无车的人比例更是达到了七历史论文，可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裸婚”实属无奈。此外，因为工作繁忙，无暇恋爱或者为了不影响工作，“闪婚”、“隐婚”、“毕婚”也属不得已而为之。在民政局，每天都有新人登记的同时，也有络绎不绝的人离婚，80后的离婚趋势也在逐渐上涨，无奈的事实还在继续上演。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也有人说“没有婚姻的爱情将死无葬身之地”，萧伯纳甚至说“在太太死之前，都不要谈论婚姻这个话题”。婚姻是个神圣的话题，每个人对婚姻的理解都有不同，但都憧憬幸福的婚姻。周国平说：“两性关系由三个因素组成，一个是性，一个是爱情，一个是婚姻。性追求的是快乐，爱情追求的是理想，婚姻又讲的是现实，所以这三个东西实际上老是发生冲突。婚姻的困难就在于要把这三个不同的东西把它统一起来，确实是挺难的事情。”希望这一连串反映80后婚姻生活问题的电视剧让80后看到更多自己的影子，在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时候能够像周老这样看清婚姻的本质，从中找到完善自己的突破口，从而远离围城内外的徘徊。那么这些源于生活的艺术品就真的发挥出了高于生活的价值功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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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钟书.《围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关键词]生态环境；陕西南部；清代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环境的恶化》，《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Liu(刘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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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认为：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一种归纳或诱导的、分析的、回归的、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在历史教学中，针对历史事件如果就事论事的话，教师讲起来就略显得枯燥乏味。这就要求教师紧扣教材、积极探索，在教学中善于质疑，创设科学的诱导源，让疑问激发学生兴趣，活跃思维，启迪智慧。如讲授唐朝的衰弱一节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提问：“唐朝衰弱的原因是什么？”教师讲起来就显得枯燥，学生也激不起兴趣。而我在讲授时，是这样提问的：“同学们，你知道《过清华宫》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吗？他是哪个朝代的？诗中描写的人物是谁？”这样一问，学生的兴趣立刻被调动起来。我再进一步追问：正是因为有杨贵妃的奢侈享乐，所以有人说‘唐朝衰弱的原因在于杨贵妃一个人，并得出红颜祸水的结论’。你认为这种说法公平吗？请同学们结合教材，用史实来为她洗清不白之冤。”这时，学生的热情再次被点燃，纷纷投入到寻找答案之中，最后这一节课的课堂效果非常好。把看似枯燥乏味的内容放到一个新的问题情境中，让学生进行探究讨论，会使原本平淡的内容变得趣味生动，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能力。
二、变化角度，把握难度
在课堂教学中，问题的设置必须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选取不同的角度，善于变化提问的角度，让历史问题新颖、有趣，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如教师课堂直接提问：“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学生听后易感到乏味，也难调动思维的积极性。如果变化角度，换一种方式提问：“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呢？”这样一问，学生看似是似懂非懂，却一个个在认真思索。同时，课堂提问的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活动，因此，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要注意难度适中，兼顾全体学生。犹如摘果子，既要让优秀的学生稍做努力就能摘到果子，还要让基础薄弱的学生“跳一跳”也能摘到果子，让每一位学生都有表现的机会，都能享受到成功的快乐。如学完一课后，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结合中英《》的主要内容，请你分析一下，给中国带来什么危害？”这个问题难度适中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学生经过一番思考后，才能正确回答。这样既能帮助学生抓住知识要点，还能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三、层次提问，深化思维
提问的设计应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提出的问题要注意承前启后，环环相扣，具体性的问题要为理解抽象的问题做准备，前面基础的问题要为后面思考的问题做铺垫，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提问，容易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这样，才能把学生的思维逐渐引向深入，提高历史的综合能力。如讲解隋朝开凿大运河一课时，打开历史地图——隋朝大运河，进行有效提问：（1）隋朝大运河是哪一年开凿的？（2）南北的起止点在哪里？分别是今天的哪座城市？（3）隋朝大运河自北向南，分为哪几段？（4）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是什么？（5）有人说隋朝的灭亡是因为开凿大运河，你同意此观点吗？若不同意，你认为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6）大运河开通至今仍在造福人类，你还能列举出其他一些古代工程吗？以上历史问题看似很多，但是层层相扣，逐步深入，具有内在的联系，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本文对现有高校的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教学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改善的几点设想，结合艺术设计项目式教学模式以及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研究分析报告，总结出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整体问题和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未来发展趋势。
艺术设计与艺术设计史论教学的契合模式
“设计”这一词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到，诸如“服装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本文结合许多有关艺术设计著作对设计概念的阐释，将设计的概念试图从设计专业的角度对其进行一番再梳理，使得对设计的概念有更深入的认识。
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艺术设计作为艺术、技术和科学的结合，更是与生活息息相关。随着艺术设计专业的蓬勃发展，全国各大高校基本都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随着国家对素质教育的加强，艺术设计史论课程越来越受到重视，开设了艺术设计类专业的高等院校也根据自己的学科专业特点，都开设一定数量的艺术设计史论课程，但是还是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结合整体的分析研究数据，总结出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整体问题和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未来发展趋势。
艺术设计史论课程初探
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理论课程，其中包括了有中外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艺术设计理论的萌发、分支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贡献率等等。艺术设计史论课程自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在全国的艺术院校和综合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中开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80%以上的院校开设了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此类课程在开阔设计专业学生的视野，提高其人文素养、树立创新的设计理念，提升设计的品位，形成个人风格等方面意义深远。因其滞后于艺术设计实践，其研究内容和教学方法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当今国内更是如此。总之，高校艺术设计史论教材田圃中，已由过去的一枝独秀，发展到今天的百花竞放。中国的艺术设计史论研究也将迈进一个较快发展时期。
事物具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足的一面。在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1)艺术设计史论课程观念需要更新;(2)教学课程设置不够合理;(3)教学方式方法亟待创新;(4)理论教学与设计实践需要更好的对接。
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概况以及发展趋势
1.教材的使用
在艺术设计史论课程刚刚兴起的时候，对于艺术设计史论的教学还处在基本的发展阶段，教材有一枝独秀到目前的百家争鸣。在当时只有尹定邦教授著《设计学概论》，尹定邦教授在书中重点介绍了设计学研究的范围、现状，设计的多重性，设计的类型，设计师的职能，中外设计史的源流，设计批评理论的发展、嬗变与多元化等，特别着重强调了设计理论对设计发展的必要性。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艺术设计史论教材层出不穷。李砚祖教授著的《艺术设计概论》得到众多高校的青睐。该书主要介绍了设计的方法、程序与管理、设计的哲学、设计与文化的关系等，提出“设计是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统一结合”的观点。目前，高校设计史论的版本逐渐增多起来，如赵农著的《中国艺术设计史》、李立新著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朱和平著的《中国艺术设计史纲》、王受之著的《世界现代设计史》等，都是比较权威的艺术设计史论教材。
2.加强师资力量
当前，我们一些高校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教师师资力量基础相对有些薄弱。很多时候，有一些毕业生毕业后选择出国或者到科研机构，能够进入高校的人员较少。可见，艺术设计史论教师的供不应求和教学质量提高速度慢是现代设计教学中面对的直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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