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2 20: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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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戴望舒 新诗语言 古典文化 互文性
戴望舒大力译介外国诗歌，把从西方学来的诗艺注入自己的新诗创作中，使中国的新诗艺有极大的进步。他倡导新诗要具有“现代性”，他在批评林庚诗歌时尖锐地反对用白话写古意[1]P167-173，但在自己的诗歌中却充斥古典诗词文化的传统，正如李怡所说：“他对林庚等人的‘古意’大加挑剔，而自己的不少作品却照样的古色古香。”[2]无论一个多么伟大的诗人，都摆脱不了自己民族的影响，这正印证了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观点：“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现他们的不朽的地方。”[3]艾略特上面的话正体现出“互文”的特性，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诗人，他创生出来的文本总是有以前的文本遗迹或记忆的影子，每个现在的文本都是对它以前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对此，罗兰巴特有自己的解释：“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4]先前文化的文本和戴望舒新诗文本又是通过怎样的形式发生互文性联系呢？下面分别从化用、用典两种形式研究戴望舒新诗语言与古典文化间的互文性关系。
一、化用
现在学者的论文，如引用了别人的东西就要表明出处，否则就被视为抄袭。热奈特在《隐迹稿本》里写道：“最逐字逐句和最直白的形式，就是传统手法上的引用；直白性和经典性稍逊一筹的形式是抄袭，这是未加申明的借用，但还是逐字逐句的。”[5]引用与抄袭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在文中标明出处，然而诗人在写诗时会存在在诗中镶嵌着别人一两句诗而不加标明的情况，像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存在，特别是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因格律形式的要求，更不会在文中标明出处。
引用与抄袭的情况在诗歌的互文中不占主体，更多是以化用的形式存在。化用是在引用与抄袭之间，它的文字既不标明互文本的出处，又不存在整句抄袭，而是在自己的文本中镶嵌几个互文本中的词语，读者只能通过仅有的蛛丝马迹发现现文本与互文本的关系。
戴望舒以《雨巷》一诗而闻名，而《雨巷》中“丁香”的经典意象却是从前人诗句中化用而来的。卞之琳说这是旧诗“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抒意或者稀释。[6]杜甫《江头五咏》之一有：“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的诗句；李商隐《代赠》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南唐李《浣溪沙》有“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词句。这三首诗中都出现了“丁香”的意象，可知“丁香”是古典诗词中的传统意象。丁香本来是做香料之物，在古典诗词中却是柔弱纠结的象征。《雨巷》中的丁香意象就是从前人的这些诗句中生发的，丁香柔弱与纠结的象征含义还在沿袭，但“旧的古典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1]P128。诗人在化用丁香意象时，还对传统意象做出了新的处理。诗人以丁香比喻姑娘，王文彬说：“丁香在这里不仅是喻体，而且同喻本相互整合，形成意象叠加，姑娘的意象中有丁香意象的特点，丁香的意象中有姑娘意象的神态。”[7]P93姑娘染上了愁怨惆怅，丁香又成为诗人惆怅哀怨情绪的一个象征体。与之前三个互文本相比，《雨巷》中的丁香意象在艺术向度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所含的容量大大增加。
如果说“丁香”只是古典诗词一个简单意象的化用的话，那么“无边木叶萧萧下”则是对杜甫诗歌整句的化用。因“无边木叶萧萧下”这一化用的诗句的意境在《秋蝇》中反复出现，我们看看这首诗中某些诗句：
木叶的红色，/叶的黄色，/叶的土灰色，/窗外的下午！……木叶，木叶，木叶，/无边木叶萧萧下。……飘下地，飘上天的木叶旋转着，/色，红色，土灰色的错杂的轮回……什么东西压在轻绡的翅上，/子像木叶一般地轻，……
《秋蝇》这首诗蕴涵丰富的古典意象，诗歌以“木叶”和“苍蝇”两个意象交互呈现，营造空灵幽远的意境，具有一种复古、迷离的美。《秋蝇》中的“木叶”不仅是诗人情感的体现，而且它是与秋蝇的生命融合的。将两个不同生命的离逝紧密联系，木叶与秋蝇两个意象重合，目的在于揭示人生存的痛苦与生命的衰落，以及人自身卑微生命的无力。“对木叶的描写，并非‘具体的表象’，而纯然是主观视觉里的映像。因而这回环式的伴奏就显得更灵动。象征主义手法用到这样的规模，早就不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古已有之的样子了”[8]。杜甫诗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落木”是诗人艰难苦恨的苍凉人生的寄托物，同时传达出人在天地之间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力量。《秋蝇》与《登高》相比，更凸显出现代人内心对自我生命的关照。
戴望舒受禅学影响很大，在其诗歌中曾化用过王维的诗句。比如《赠克木》：“也看山，看水，看云，看风，/看春夏秋冬之不同，/还看人世的痴愚，人世的倥偬：/静默地看着，乐在其中。”这分明是从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中化用而来的。戴诗不仅承袭了意象，在意境上也与其有相通之处，但在思想上戴诗更具有生死宇宙意识。
二、用典
用典（allusion）是作者对某个事件、人物、地点、艺术作品等的间接性的或不经意的采用，它依赖读者对上述内容的了解才得以辨识。可以说，用典是一种经济的文学手法，它借作者与读者共有的对历史、文学传统的认识而实现[9]。用典区别于化用，在于用典包含的范围更大，化用只是针对互文本中个别诗句词句而言的，个别诗句或词句如果经常被化用，久之可能就会成为典故。用典往往走向互文本之外更大的文化传统，包括神话故事、英雄传说、历史事件等。用典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新文学以来，文学创作不主张用典。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其中之一就是“不用典”[10]。但是对于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新文学来说，想摆脱用典几乎是不可能的。戴望舒在诗论中说：“不比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1]p128下面我们看看戴望舒新诗语言的用典现象。
戴望舒诗歌有一首《微辞》：“园子里蝶褪了粉蜂褪了黄，/则木叶下的安息是允许的吧”，园子里的蝶乱蜂狂，然而它们也有疲累的时候，需要在“木叶下安息”。蝶和蜂都是传统的恋情喻体，比喻恋人们之间也是一样需要休息的。徐迟在《谈比喻》中说：“戴望舒的‘蝶褪了粉蜂褪了黄’的比喻，写在一首很美丽的诗中，懂的人不多。”[11]因为“蝶褪了粉蜂褪了黄”是用了典故精巧而微妙地表达了他和恋人之间志趣不投，不能心心相印的痛苦。戴望舒诗句中的比喻是从李商隐《柳枝五首（一）》和《闺情》等诗句点化而来的。《柳枝五首（一）》：“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闺情》：“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谓蝶宿花房（花蕊），蜂酿蜜脾（蜂巢），黄蜂与紫蝶，虽同时出现，不是同类之物，比喻男女非同类同心，不可能彼此相思[7]P107。说到戴望舒新诗中的“蝴蝶”这一典故，不得不提到《我思想》这首诗歌：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刘保昌说：“戴望舒诗歌中的经典意象，如铃声、蝴蝶、野草、古树、山、水、云、风等等，也是道家文化系统中的经典意象。”[12]并指出戴望舒曾“非常得意地用16世纪的法文翻译《庄子》”。[13]可见，戴望舒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我思想》中“我思想，故我是蝴蝶……”就是对《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这一典故的承袭。在戴望舒之前就有李商隐《锦瑟》“庄生晓梦迷蝴蝶”的经典化用。《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里的“物化”是指取消了事物之间的差别，万物任其自然，随性而变化，生与死，梦与醒，你与我，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都不能分得清，万物化为齐一。冯友兰说：“在错觉中或者在梦中，一物可以是另一物。‘物化’表明，不同事物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14]“我”与“蝴蝶”统一为一体，诗歌借中国经典的寓言，引发了对人生宇宙的深沉思索。
《秋夜思》中更使用了多种典故。诗的第二节有“听鲛人的召唤，/听木叶的呼息”，这两句诗里就有两个典故。汉代郭究《洞冥记》卷二云：“乘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舍，得泪珠，则鲛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博物志》中云：“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李商隐在《锦瑟》中亦化用此典故成诗句“沧海月明珠有泪”。“鲛人”这一带有神话色彩的意象被历代的诗人所喜用。“木叶”这一意象则源自屈原的《九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后代的诗人对“木叶”意象的使用也很频繁，上文已经说到杜甫《登高》中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之诗句的经典化用，不过新诗中的“木叶”已经从典故变成一个普通而习见的意象。第三节开头诗句“诗人云：心即是琴”。再结合后面的诗句“为真知的死者的慰藉”、“为天籁之凭托――/但曾一度谛听的飘逝之音”，我们不难发现此中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典故。诗的最后两句：“而断裂的吴丝蜀桐，/仅使人从弦柱间思忆华年”是套用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诗句，李诗源出《史记・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诗句中“而断裂的吴丝蜀桐”既与第二节的诗句“心的枯裂之音”相呼应，又暗合俞伯牙摔琴知音不在的典故。
三、结语
戴望舒新诗艺术与古典文化的互文性程度之高，表现在诸多方面，前面是从主要的化用和用典两个方面谈论互文性，当然戴望舒新诗艺术文本与其译诗文本也存在互文性，与同时代的现代作家、诗人的文本之间存在互文性，戴望舒新诗艺术文本间的自我互文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共同构成与戴望舒新诗文本语言间互文性。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所有文都处于文际关系里；其中在不同的层面、以或多或少可辨识的形式呈现出另外的文；先前的文化之文和周围的文化之文；一切文都是过去的引文的新织品。”[15]
参考文献：
[1]王文彬，金石主编.戴望舒全集（散文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76-173.
[2]李怡.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41.
[3][美]T.S.艾略特著.王恩衷译.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
[4]王瑾.互文性.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0.
[5][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0.
[6]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5.
[7]王文彬.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3.
[8]夏仲翼.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471.
[9]邓军.热奈特互文性研究[D].厦门大学，2007：32.
[10].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5）.
[11]徐迟.网思想的小鱼[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324.
[12]刘保昌.戴望舒与道家文化[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43-47.
[13]徐迟.江南小镇[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274.
关键词:读诗 思诗 品诗 延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悠悠中华几千年历史,隔不断博大精深的古诗文对炎黄子孙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展现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璀璨的民族文化。诗歌,以其优美的意境、丰富的情感、凝炼的语言,于千百年来源远流长。诗歌教学,应当成为一个感受美、鉴赏美、内化美、创造美的过程,让学生在诗歌学习中感受诗歌的魅力,在诗歌的海洋中咀嚼其意,在文学的殿堂里陶冶性情,在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上放飞心灵。
读诗
朗读在诗歌教学中十分重要,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一首好诗是情思声色谐美的整体,其节奏韵律能够传情感人,所以有人说:“诗是有声的画。” 读诗歌要讲究节奏,处理好诗句内部的停顿,要做到清晰流利。把握好诗句的情感节奏,情感表达才能恰如其分,自然流动。读诗歌要体会诗歌内涵。古诗因句精词粹、音韵和谐、意境优美而被大家所喜爱,它最适合朗读、吟颂。所以,在教学时,教师可先播放配乐的朗读录音,使学生初步感知诗歌的内容,以激发学生对诗歌学习的兴趣。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的朗诵,配以优美的乐曲,既渲染了气氛,又使学生在优扬的旋律中体会到诗歌的丰富内涵。 从读诗中,学生不仅体验到诗的博大精深,同时也体味到了中国诗人的豪放,飘逸和豁达,像李白、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他们就站得高,看得远,不拘泥于尘间是非,却也不把自己提出常人之外,他们也有常人的苦乐欲望,只是比常人看得开罢了,所以他们能够大处着眼,不计较名利得失,故能随遇而安,在别人所不屑为的地方而有所作为。诗人们这种伟大中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才是真正使他们不朽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他们的诗,文字浅显易懂,悦耳动听,而高深的人生哲理却就蕴含在这人人能理解的浅易之中。
经典诗文诵读的宗旨是让孩子们阅读名家名篇,诵读千古诗文,这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丰富学生人文素养,拓宽语文学习天地、打下孩子终身 发展 基础的最佳途径。因为经典诗文中蕴含着丰富的品德 教育 和审美教育因素,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活动是对学生进行品德与审美教育的最佳方式之一。经典诗文历经岁月淘洗,千锤百炼,是美文中的美文,其中积淀了中华先民几千年来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审美意识,流淌者历代贤达志士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悲天悯人的精神。让孩子们在记忆的黄金时期诵读这些经典,毫无疑问,会对孩子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对民族精神的养成,都有着任何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作用。让孩子们在儿童时期大量诵读千古诗文也是锤炼儿童的记忆力、开发其智力的最佳方式之一。学生通过对经典诗文反复的强化诵读,可以养成良好的语感和阅读理解能力,可以为写作积累用之不竭的语言素材,厚积而薄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儿时的积累就转化成伴随一个人终身的语文素养。
思诗
诗歌美,常常表现在诗歌的意境美。鉴赏诗句,领会意境。在教学时,教师不能只停留在简单地理解诗句的意思上,还要有进一步的发掘,重点分析优美诗句中富有表现力的字。如王湾《次北固山下》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的“生”和“入”两字。海日用“生”,江春用“入”,残夜将尽,旭日从海中孕育而出,时令虽在旧年,春意已经闯入江南。这自然将景物拟人化了,因而富有生机。同时,这两句诗都表示时令的更替,暗示着时光的流逝,蕴含自然之理。通过欣赏诗歌中的名句和优美的诗句,使学生进一步感受作品中鲜明的形象,体会诗歌的意境美,引发学生的情思,从而达到以情怡情,净化心灵的目的。又 如《山行》这首诗,先指导学生朗读、吟诵“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两句,然后让学生去描绘秋天的高山,弯曲的石阶小路,白色的浮云,山顶的竹篱茅舍的形象,再指导朗读三、四两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让学生再在画上画出一片红色的枫林,指导学生去创设诗的情景,描绘出一幅色彩鲜明,层次井然的古代山水画,之后,在学生吟诗作画的基础上,再启发学生以画讲诗:秋天是萧杀的季节,面对叶枯花谢的残景,历代诗人多是吟诵着悲凉的诗句,但杜牧描绘的秋山霜林和“停车”观赏的情景无不充满着一股蓬勃向上的气息,诗歌写得既清新又富有生气。通过以画讲诗,让学生透过诗中展现的图景,去捉摸诗人的感情脉搏,体会诗人的感情波涛。学生既动脑,又动手,经过吟诗作画,以画讲诗层层深入的过程中,就领会了这首诗的深远意境。
品诗
诗歌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既重视抒情又擅长抒情的表达形式。情感不仅是构成诗美的主要内在因素,而且是诗的存在价值的主要依据之一。诗歌中任何一种因素都强烈地弥漫和渗透着情感因素。可以这么说,情感是诗的生命,没有情感就没有诗。
品味诗词意境。在明白了字词的意义之后,即可串字连释,品味诗意。如《鹿柴》这首诗的三、四句中,以寥寥十字勾画出黄昏时分落日穿林的幽深景致,其中的美真是妙不可言。教师可运用巧妙的点拨引导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想象这一情景,并用说话的形式交流想象的内容。当学生的想象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展现诗中描写的场景。在画面中突出光影的移动,光色的交织,使诗中表现的美妙意境更形象地呈现于学生眼前。学生受到美好情趣的感染,与作者在感情上产生共鸣,再在口头或书面描绘诗中意境,其想象力就会在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中得到腾飞,形象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如家喻户晓的《七步诗》一样,作者曹植把心中的悲恨凝聚在了诗的后两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准确的表达了他不忍看到同胞兄弟之间本该相亲相依的场面却变成互相残杀的样子。又如骆宾王写的《咏鹅》,仅“浮”与“拨”这二字就写出了鹅在滑水时的悠闲轻快,把鹅的动作与神态描写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品诗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感受美,与作家、作品感情交流的过程。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鉴赏者只有投入相应的情感活动,才能体验、领悟、品味到。离开了情感的反应与活跃,诗歌赏析活动就无法形成。所以我们要从情感人手,引导学生把握诗歌的感情,体会诗歌的情感美.
延诗
一、读诗，关键环节
朗读在诗歌教学中十分重要，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一首好诗是情思声色谐美的整体，其节奏韵律能够传情感人，所以有人说：“诗是有声的画。”读诗歌要讲究节奏，处理好诗句内部的停顿，要做到清晰流利。把握好诗句的情感节奏，情感表达才能恰如其分，自然流动。读诗歌要体会诗歌内涵。古诗因句精词粹、音韵和谐、意境优美而被大家所喜爱，它最适合朗读、吟颂。所以，在教学时，教师可先播放配乐的朗读录音，使学生初步感知诗歌的内容，以激发学生对诗歌学习的兴趣。从读诗中，学生不仅体验到诗的博大精深，同时也体味到了中国诗人的豪放，飘逸和豁达，像李白、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他们就站得高，看得远，不拘泥于尘间是非，却也不把自己提出常人之外，他们也有常人的苦乐欲望，只是比常人看得开罢了，所以他们能够大处着眼，不计较名利得失，故能随遇而安，在别人所不屑为的地方而有所作为。诗人们这种伟大中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才是真正使他们不朽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他们的诗，文字浅显易懂，悦耳动听，而高深的人生哲理却就蕴含在这人人能理解的浅易之中。
经典诗文诵读的宗旨是让孩子们阅读名家名篇，诵读千古诗文，这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丰富学生人文素养，拓宽语文学习天地、打下孩子终身发展基础的最佳途径。因为经典诗文中蕴含着丰富的品德教育和审美教育因素，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活动是对学生进行品德与审美教育的最佳方式之一。经典诗文历经岁月淘洗，千锤百炼，是美文中的美文，其中积淀了中华先民几千年来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审美意识，流淌者历代贤达志士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悲天悯人的精神。让孩子们在记忆的黄金时期诵读这些经典，毫无疑问，会对孩子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对民族精神的养成，都有着任何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作用。让孩子们在儿童时期大量诵读千古诗文也是锤炼儿童的记忆力、开发其智力的最佳方式之一。学生通过对经典诗文反复的强化诵读，可以养成良好的语感和阅读理解能力，可以为写作积累用之不竭的语言素材，厚积而薄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儿时的积累就转化成伴随一个人终身的语文素养。
二、思诗，不可或缺
诗歌美，常常表现在诗歌的意境美。在教学时，教师不能只停留在简单地理解诗句的意思上，还要有进一步的发掘，重点分析优美诗句中富有表现力的字。如王湾《次北固山下》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的“生”和“入”两字。海日用“生”，江春用“入”，残夜将尽，旭日从海中孕育而出，时令虽在旧年，春意已经闯入江南。这自然将景物拟人化了，因而富有生机。同时，这两句诗都表示时令的更替，暗示着时光的流逝，蕴含自然之理。通过欣赏诗歌中的名句和优美的诗句，使学生进一步感受作品中鲜明的形象，体会诗歌的意境美，引发学生的情思，从而达到以情怡情，净化心灵的目的。又如《山行》这首诗，先指导学生朗读、吟诵“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两句，然后让学生去描绘秋天的高山，弯曲的石阶小路，白色的浮云，山顶的竹篱茅舍的形象，再指导朗读三、四两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让学生再在画上画出一片红色的枫林，指导学生去创设诗的情景，描绘出一幅色彩鲜明，层次井然的古代山水画，之后，在学生吟诗作画的基础上，再启发学生以画讲诗：秋天是萧杀的季节，面对叶枯花谢的残景，历代诗人多是吟诵着悲凉的诗句，但杜牧描绘的秋山霜林和“停车”观赏的情景无不充满着一股蓬勃向上的气息，诗歌写得既清新又富有生气。通过以画讲诗，让学生透过诗中展现的图景，去捉摸诗人的感情脉搏，体会诗人的感情波涛。学生既动脑，又动手，经过吟诗作画，以画讲诗层层深入的过程中，就领会了这首诗的深远意境。
三、品诗，升华感悟
诗歌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既重视抒情又擅长抒情的表达形式。情感不仅是构成诗美的主要内在因素，而且是诗的存在价值的主要依据之一。品味诗词意境。在明白了字词的意义之后，即可串字连释，品味诗意。如《鹿柴》这首诗的三、四句中，以寥寥十字勾画出黄昏时分落日穿林的幽深景致， 其中的美真是妙不可言。教师可运用巧妙的点拨引导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想象这一情景，并用说话的形式交流想象的内容。当学生的想象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展现诗中描写的场景。在画面中突出光影的移动，光色的交织，使诗中表现的美妙意境更形象地呈现于学生眼前。学生受到美好情趣的感染，与作者在感情上产生共鸣，再在口头或书面描绘诗中意境，其想象力就会在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中得到?v飞，形象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家喻户晓的《七步诗》一样，作者曹植把心中的悲恨凝聚在了诗的后两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准确的表达了他不忍看到同胞兄弟之间本该相亲相依的场面却变成互相残杀的样子。又如骆宾王写的《咏鹅》，仅“浮”与“拨”这二字就写出了鹅在滑水时的悠闲轻快，把鹅的动作与神态描写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品诗的过程，就是引导学生感受美，与作家、作品感情交流的过程。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鉴赏者只有投入相应的情感活动，才能体验、领悟、品味到。离开了情感的反应与活跃，诗歌赏析活动就无法形成。所以我们要从情感人手，引导学生把握诗歌的感情，体会诗歌的情感美。
四、延诗，开拓创新
曾因为儿童文学创作作出杰出贡献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说：“整个世界，整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我想，如果把为孩子出书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出版人贯穿在童书策划、创作、设计、编辑等一系列出版工作中的责任、思想和快乐。
为孩子出书需要有高度的文化担当。湖北少儿出版社自2006年起陆续推出《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它精选了20世纪初至今100年间100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100部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囊括了自20世纪五四前后中国5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代表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社会效果、艺术质量”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广受小读者的喜爱，曾滋养过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少年儿童。该书系的出版价值和影响在于弘扬中国本土少儿原创出版物，在于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尊重与认定。该书系体现的恰是出版人的责任、眼光与思想。
为孩子出书需要孩子般的眼光与心理情趣。1995年，我发现很多家庭开始重视孩子小学、学前班的英语教育，于是首次为孩子们策划了图书选题――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彩色版《小星星英语系列》。这套书分别严格按照4-6岁、7-9岁的儿童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组构内容。并请来自美国的Collin Wright小朋友和他的妈妈Mrs. Sharon Wright朗读录音，制作录音带。录音时选配的主题音乐是著名的儿童歌曲《小星星》。这套书后来被一些幼儿园、学前班和小学作为英语教材使用。随后我写了书评《与童心共鸣――评〈小星星英语系列〉》，在《出版科学》杂志发表，获得该年度湖北省书评一等奖。
2003年，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引进一套由海因茨・雅尼什先生（奥地利）和莫妮卡・菲特女士（德国）写作的《星期天的巨人》、《绿色的雪・红色的三叶草》和《能干的小玛丽》等童书，为让孩子们感觉亲切，用“少年阅读岛”做丛书名。并为少儿朋友写了信函，至今还记得开篇几句：“亲爱的小朋友，暑假到了，你们肯定有不少美好的打算和计划。不过可别忘了一定要去‘少年阅读岛’看一看，那里有《星期天的巨人》、《绿色的雪・红色的三叶草》和《能干的小玛丽》等你们喜爱的童书，他们会给你们带来许许多多新奇美妙的阅读感受哦。”不知为孩子出书的人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在策划、编辑、出版工作中常有忘掉自己年龄之感，仿佛回到早已告别的童年，在我看来，这就是为孩子出书的快乐。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印刷业的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读者的阅读需求不断改变与提高，图文并茂、彩色印制的童书越来越多。装帧上从平装、简精装走向精装、豪华装，单本书被更多的丛书、套书取代。进入读图时代，童书的出版个性更为鲜明，品种越来越丰富。2003年，我约请中国翻译行业最高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屠岸先生及其女儿章燕（北京师范大学英国语言文学教授），为少儿朋友编译了英汉对照版《英美著名少儿诗选》（6辑），收入236首英美著名童诗。《母亲的歌》、《春天的早晨》、《瞧不见的游戏伴儿》、《夜莺与萤火虫》、《广阔奇妙的世界》、《荡着回声的草地》，有些是写给孩子的诗歌，有些是关于孩子的诗歌，不仅书名美，符合孩子的心理与情趣，更重要的是原创者将儿童心理、儿童幻想描写得精确贴切、生动活泼。而译文的传真、传神，使童诗的韵律、乐感、节奏感彼此呼应，和谐优美，带给孩子爱的培育和美的享受，让他们在诗歌中认识生活，了解世界。由此想到为孩子出书必须有一批创作灵感强、熟知儿童心理、风格独特的优秀儿童文学作者资源，才能为少儿图书的原创出版，图书内容和质量提供保障。
2010年，我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欧文学专家石琴娥女士，按不同故事内容做分类选编《安徒生经典童话故事》5册，包括《爱心童话》、《励志童话》、《情谊童话》、《奇幻童话》、《异想童话》，同样从封面到内文插图均为黑白。在很多少儿出版社都争着出版《安徒生童话》的年代里，少儿图书市场上彩色印制的安徒生童话全集、选编比比皆是。这套《安徒生经典童话故事》内容的选择、书名、插图、黑白两色的印制与童书市场上的安徒生童话书相比显得十分新颖独特，带给小读者新视觉、新感受。石琴娥女士曾专门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给驻华丹麦大使馆的文化官员送了一套，他们很高兴，评价这套书的分类选材、各册书名、装帧设计很有创意、很独特。
为孩子出书的责任和思想的彼岸，是要具备贴近孩子的思想与想象力。谈到插图本童书的出版，中国相对落后守旧，一是对插图童书的出版不够重视，懂插图艺术的童书编辑不多，把握不够，所配插图随意性大，甚至低俗，对童书内容没有起到画龙点睛、丰富孩子头脑的作用;二是缺少专业插图画家，对童书内容的把握、站在孩子角度的思维和想象力不够，插图缺少美的元素，不受孩子喜欢;三是插图的专业性、艺术性亟待提高。
童书离不开插图，西方出版史上的插图本图书，特别是插图本童书出版都有一部十分感人的插图史与插图画家的故事。西方童书出版历来重视插图艺术，很多为童书做插图的插图画家特别富有灵感、想象力和幻想，绘画造诣极高，后来都成为世界著名画家或插图画家。英国画家坦尼尔（Sir John Tenniel）由于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画插图而赢得不朽名望。英国新浪漫派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为孩子创作的经典之作《一个孩子的诗园》，是英国儿童文学中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经过百年流传，被誉为儿童学习语言“最优美的启蒙教材”，有120位世界有名的插图画家为它配画了插图，其中英国著名插画家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为该书作的插图最为经典著名。他画风浪漫活泼，富有诗意、灵感与启发性，曾为诸多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绘制插图，代表作品有《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世界级经典插画。他还是第一位为王尔德童话绘制插图的大艺术家。我在《中华读书报》曾读到一文《屠岸、金波携手选编童诗经典集》，该诗集取书名为《诗流双汇集》，尽纳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当代中外儿童诗歌100首，出版方特意邀请西班牙新锐绘画师雷卡森斯为诗歌配版画插图，可见我国童书出版已开始重视插图艺术。
论文关键词：A．G．斯蒂芬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标准；文学经典；文学民族化
在短短一百余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评论家A．G．斯蒂芬斯(AlfredGeorgeStephens，1865—1933)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位饱含民族主义激情的文学评论者，A．G．斯蒂芬斯提携了众多与其同时代的澳大利亚作家和诗人，向其国人推介了许多同时期的海外文坛作家，并终其一生坚持倡导其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普遍标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引了明确的方向：文学创作的民族化。然而，他的努力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误解和忽视。不过，他毕其一生的努力为他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一位坚毅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旗手。
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利安·坎垂尔(LeonCantrel1)在其1978年整理出版的《A．G．斯蒂芬斯写作选集》(A．G．Stephens：SelectedWritings，1978)一书中这样评论斯蒂芬斯：“澳大利亚产生这样的一位知识广博的评论家还是尚属首次，他深谙文学创作的标准，并且从不慑于将它援用到文学评论中去”…”，“他的批评与编辑工作，尤其是通过悉尼《公报》杂志著名的红页专栏，成就了他在澳大利亚文学界无与伦比的地位”…；“从1890年到本世纪(20世纪)头几年走红的每一位重要的澳大利亚作家都在A．G．斯蒂芬斯的作品中被评论过”，“都与他有来往”…。另一位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汤姆·英格利斯·摩尔(TomInglisMoore，l90l—I978)则将A．G．斯蒂芬斯描述为“澳大利亚文学形成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孤军”。这样的评价得到了澳大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万斯·帕默(VancePalmer，1885-1959)的认同他认为，斯蒂芬斯的文学评论是给其同时代作家的“一份十分幸运的礼物”。这些评论之所以给予A．G．斯蒂芬斯如此之高的地位，原因主要是：作为一位文学编辑，他慧眼独具、成竹在胸；作为一位文学评论者，他恪守标准、坚毅不拔；作为一位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他审时度势、洞察内外。
1865年8月27日，A．G．斯蒂芬斯出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图乌姆巴(Toowoomba)，是家中13个孩子中的长子。父母均是英国移民，1863年在英国结婚后来到澳洲。1877年，A．G．斯蒂芬斯成为其父创建的图乌姆巴语法学校的第一位报名入学的学生。14岁时，他通过了悉尼大学的入学考试，第二年就跟随当地的一位印刷师当学徒。1886年，他从悉尼技术专修学校毕业后成功加入新南威尔士州印刷者协会。1888年，在从事印刷业和写作与出版的兴趣方面略有所成后，斯蒂芬斯回到北部，加入了昆士兰印刷者协会，并且担当起《金皮采矿者》(TheGympieMiner)杂志的编辑一职。由此，他开始了一生在澳大利亚从事新闻和文学工作的事业。
此后，他担任过多家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其中，他供职最长的一家杂志是《公报》(hTeBulletin)，从1894年起到1906年11月，长达12年之久。1893年至1894年间，他用卖出自己所拥有的《阿耳戈斯》(TheArgus)杂志的股份所得，去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海外旅行。此次旅行加深了其爱国情结，使他成为慷慨激扬的民族主义者，并开始了他一生创立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事业的活动。供职于《公报》杂志期间，他于1896年8月29日出版的新一期《公报》杂志中设立了著名的文学专栏“红页”(RedPage)。此前，此专栏只是该杂志前内页的新书介绍列表，有时附有简短的评论。“红页”专栏设立后，斯蒂芬斯将其改为周刊，一方面，它向读者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它推介国内的文学新作。“红页”专栏很快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之窗”…。1906年11月，由于与当时的杂志经理不和，他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公报》杂志。此后，从1907年至1933年他去世时止，斯蒂芬斯只是零星地供职于各家杂志和报纸，靠从事自由撰稿和演讲得来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斯蒂芬斯1894年结婚，婚后生有6个子女，家庭负担沉重。他于1933年4月15日去世，去世时负债巨大。
A．G．斯蒂芬斯一生著述颇多，其文论思想散落于他所编辑的各类文集的引言或杂志专栏评论中，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其成为l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奠基人和旗手的地位。他对文学创作、文学经典以及文学民族化的真知灼见时刻闪现在他那文笔精炼而又观点独到的字里行间。
一、A．G．斯蒂芬斯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标准论
自1788年首批欧洲白人移民定居澳大利亚后，有笔头记载的澳大利亚文学主要是殖民文学。一个世纪后的1888年，当移民们庆祝定居澳大利亚整整100年时，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活动不断风起云涌，此时的澳大利亚文学正处于一个由殖民文学走向民族文学的分水岭。1901年，澳大利亚宣布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作为编辑兼文学评论者的A．G．斯蒂芬斯正生活于这样的年代。他以其敏锐的眼光提出了澳大利亚国内文学创作的标准论：澳大利亚文学必须有自己的普遍性标准(universalstandards)，那就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A．G．斯蒂芬斯曾分别于1901年、1907年和1922年发表了三篇题为《澳大利亚的文学》(AustralianLiteratureJ、盯、II)的短论，专门论述澳大利亚的文学状况及其文学创作，并提出了自己对新兴的澳大利亚文学该向何处去的看法。
三篇论文的核心正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I)》一文中，他指出：“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文学繁荣是靠掠夺希腊的文学宝库而形成的。大批的形象、大量的情感以及众多的想法——所有从古典文学中重新发掘的财富都被那些中世纪的精英所利用。他们窃取了现成的笤帚。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激发灵感的时期，倒不如说是一个大规模盗窃的时代。”
对澳大利亚而言，他认为，作家不能像欧洲白人前辈那样去窃取他国的文学经典，而应该“将已有的技法应用于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我们的作家可以在自己的新环境中去重复古老的故事——这是这个时代和澳大利亚所要求的全部。创新是文学的魅力，多变是艺术的调味品，因此一本书不经意地提及了金合欢树就给它打上了澳大利亚的印记”。还是在此短论中，斯蒂芬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与另一国文学的不同在本质上只是因为地方特色不同而不同，而文学的激发手段仍然相同并且一直是占优势地位的。他很形象地借用酒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所有酒精带来的不同愉悦感仅仅是因为酒中所含百分之二的香料物质的不同，不同国别的文学也无外乎于此。法国白兰地与澳大利亚威士忌的不同也只是地方特色的不同。我们只能用新瓶装旧酒，如果我们酿了新酒，那还是古老的酒精给了新酒以酒效。“那么，我们就应该用澳大利亚来重述这个熟悉的世界，我们的文学才是澳大利亚的文学，才会成为世界性的文学。”
在有关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标准的讨论方面，斯蒂芬斯评论的一个典型就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亨利·劳森(HenryLawson，1867-1922)。斯蒂芬斯曾多次撰文评论劳森及其作品，观点中肯。在评价劳森及其作品时，斯蒂芬斯认为，“作为澳大利亚作家的代表，劳森是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培育出的最具原创性和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其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作品是个人的、地方性的，体现了澳大利亚的价值，但其“卓越的澳大利亚特色削减了其作品的世界性文学的力量。他的眼界狭小。这也就增加了他对澳大利亚的诉求，但却降低了他对文学的诉求”。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斯蒂芬斯在用一种双重的文学标准衡量劳森，其实，斯蒂芬斯在用十分恳切的态度批评劳森及其作品，他意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眼界狭隘’的文学可以传播极为重要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而无需成为伟大的作品。依照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劳森显然失败了。但依照澳大利亚体验的最高标准，他的‘短处’和其功劳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作为一位澳大利亚作家，劳森对于澳大利亚读者来说，显然要比其他国家的作家更重要。这是因为劳森在用自己视野中的澳大利亚阐释这个为人熟知的世界，他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才能成为世界性的。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II)》一文中指出，“尽管那些历史久远的国家自然而然在艺术的开发和对美的认识上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文学比澳大利亚的地方文学更具活力。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文学比澳大利亚的地方文学被倍加审视和珍惜”。由此，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文学首先就应该是具有本土特色或民族特色，这就是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标准。
二、A．G．斯蒂芬斯的文学经典认识论
A．G．斯蒂芬斯的视野非常开阔，他总是用“向外看”的方法来“向内看”，引领澳大利亚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以，他非常留意国外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如勃兰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罗伯特·彭斯、罗素、斯蒂芬·克莱恩等等，无一不在其审视和评论的范围。这些欧美作家的作品在A．G．斯蒂芬斯生活的年代有的虽然还未成为文学经典，但他利用“红页”专栏及时绍介，不吝提出自己的看法，言辞肯切。他认为，夏洛蒂·勃兰特“有着非凡的观察和分析力、颇为引人瞩目的才智，以及敏锐而带有强烈感情的语言天分……她的洞察力和行文能力使其成为天才”在评论罗素时，斯蒂芬斯认为罗素的行文风格就如其大脑一样玄不可测。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的作品《红色勇士勋章》，在他看来，更像是托尔斯泰和左拉的作品。他认为，斯蒂芬·克莱恩“意在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呈现本真的男女。他从不赋予其作品中的对象任何诗化的痕迹，从不使用花哨的修饰语，除非它能更准确地反映事实。他认识世界的能力与其语言表达能力相当：他的语言使其思想活灵活现”，但他“缺乏史诗般的理性，而想象力对于这种理性十分重要……他的思维太过靠近描写的对象；而它需要宽广的视角。他的小说都是些精美的图案或轮廓的描绘，与外在的世界断裂”。我们可以看到，A．G．斯蒂芬斯始终以批评者的眼光审视这些欧美作家。
关于文学经典问题，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会对其阐释一番独到的观点，A．G．斯蒂芬斯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诗歌中的时尚就如同服装中的时尚一样，但不同的是，在诗歌领域，我们的祖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荷马、但丁、弥尔顿对于后人的影响深远，尽管他们的诗歌，按照现在的创作标准，已经倍显沉重、落伍，但他们依然被人崇敬，这是因为“我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崇敬的传统，我们很难强大到将它从我们的思想中抖落”“。这样的传统已经深深地刻印在后来的每一代作家心中，他们无法摆脱。因此，“只有那些口味很差的人才会拒绝承认《失乐园》和《得乐园》是人类诗歌史上的两首最伟大的诗歌成就之一”。
尽管如此，斯蒂芬斯还是指出，今人对荷马和但丁的态度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人们关心更多的是现在的诗人和作家。他在《诗歌中的时尚》(FashionsinPoetry)一文中这样写道：“即使你去问那些应该具有品味和经典口味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正在阅读的却是济慈、海涅，或是斯蒂芬·菲利普斯；如果你去留意他们正在不厌其烦地著述哪些作家的话，你会发现是勃朗宁、马拉美，或是吉卜林。但丁与荷马毫无疑问都是大家；但他们的作品却是与雷德的《地方政府议案》一起被束之高阁。”…这是因为“荷马毫无疑问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位或几位伟大的诗人，但那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有其它的想法、其它的品味、其它的需求。荷马的魅力和人文主义将会一直有其价值，但是使2700年前希腊人欣喜若狂的直白情感和单一场景并不是现代读者所期待的富于诗意的最高恩赐”。
但是，斯蒂芬斯在《诗歌中的时尚》一文中进一步说明：现代诗歌实质上却又是寄生于荷马、但丁和弥尔顿的诗歌。他认为，现在的作家全都是站在古人的肩臂上，在现代的作家笔下很容易就可找到抄袭古人的内容，在现代与古代之间，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光彩的事情显然是存在的。斯蒂芬斯借用婴儿在大人的引领下学会走路为例来说明今人回归和寄生经典其实是在潜意识中完成了对传统的遵循，接受了“弥尔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一个概念。现在的作家如果要摒弃传统，那就像是婴儿拒绝学习走路，因此，传统，作为一种规则，已经预先占领了现代作家的思维，他们无法逾越这一门槛。他们头脑中所可能产生的任何有别于传统的想法都将显得柔弱。鉴于此，我们因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人总想摆脱传统去追求文学领域的创新却又欲罢不能了。
在《诗歌中的时尚》中，A．G．斯蒂芬斯还援引了澳大利亚诗人布朗特恩·斯蒂芬斯(BruntonStephens，1835—1902)模仿英国诗人丁尼森的诗歌来论证传统对于个人的约束。诗人布朗特恩·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可谓名声大噪，但其无法逾越传统，他的诗歌带有大量丁尼森诗歌的痕迹，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永久带有同时代名人的想法的一些色彩；名望具有传染性，就像天花肯定会使身体表面变成麻子一样，名望会使人的大脑产生缺陷。就像我们会得流感一样，我们很容易受到流行作家的影响……但是，有一条自然法则，它使上一代体内的毒素能够提供抗体给下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所忍受的苦痛会逐渐使我们对上一代的疾病免疫”‘。因此，布朗特恩·斯蒂芬斯的诗歌在模仿丁尼森的诗歌时，“就如服饰的时尚一样，实际上是保留了19世纪中期的怀疑和问题直至它们与周围的环境十分不协调”。但是，布朗特恩·斯蒂芬斯无法超越传统，只能看到丁尼森高高地屹立在所有伟大诗人之上。
三、A．G．斯蒂芬斯的文学民族主义论
A．G．斯蒂芬斯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奋斗的一生。斯蒂芬斯曾经于1893年至1894年游历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后来，在《一个昆士兰人的旅行笔记》(AQueenslander Travel-Notes)中，他这样写道：“我建议所有年轻人都去做做类似的事情——周游世界，看看世界各地，回国后肯定会确信澳大利亚是所有国家中最好的国家。”…这样的言辞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斯蒂芬斯的偏激民族主义观点，但在澳大利亚国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这样的言语更可以鼓舞士气。
斯蒂芬斯对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的认识首先表现在他对澳大利亚文学史的分期比较客观。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一文中，他认为，澳大利亚文学有三个明显的分期，每一个时代分别与一份报纸紧密联系。第一个时期是《帝国》(TheEmpire)时期，以亨利·帕克(HenryParkes)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澳大拉西亚人》(hTeAustralasian)时期，以约里克俱乐部(YoirckClub)为代表；第三个时期是《公报》时期，出现了像劳森和达莱(Daley)这样的新派作家。他对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充满希望。在该文中，他用了两个英文单词来表述：OURCOUNTRY(我们的国家)。在他看来，澳大利亚文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走向民族化阶段。
其次，斯蒂芬斯担心澳大利亚没有坚毅的作家来为澳大利亚创作民族文学。在1901年发表的《的引言》(IntroductorytohTeBulletinStoryBook)中，他表述了对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过程的担心：“如果用高标准作为判断依据，我们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还仅仅是写作艺术的学生。只有两三位已经能够以文学为职业来谋生，但就是这样的作家也还不得不与新闻业作很危险的妥协。”在《澳大利亚的文学(I)》一文中，斯蒂芬斯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是闲暇与安逸的产物，而闲暇与安逸又是与财富相关联的；19世纪下半叶的澳大利亚仍然是在创造财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人才：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敬业精神和毅力，他们足以能够创作令人铭记的澳大利亚文学；澳大利亚文学仍不繁荣的原因乃是这个国家没有产生足够的能量去利用这些人才。他同时指出，澳大利亚作家所缺乏的不是资助，也不是才能，而是“个性的力量、勤劳和毅力”，这是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所不具备的。而这些品质在毛利人身上却显得非常充分，可惜他们没有艺术气质。但他对澳大利亚充满信心。他认为，“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值得用宏伟的风格来讲述，但不是它的任何部分或环节都值得这样讲述。澳大利亚的历史更应该作为社会史和运动史讲述，而不是作为政治史和人类史……某一天，当一位澳大利亚人与毛利人结婚成家，他们的后代就可以书写这本书了”。另外，他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民族化也充满信心。他在《的引言》中指出：“具有澳大利亚精神、情景或事件的文学作品才刚刚开始被创作……今天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就如炼金术士的在炼黄金时的坩埚，红色的火苗在下面烧得正旺，散发出奇怪的味道，有时在液体的汩汩气泡和沸腾中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不过，他提醒澳大利亚作家要用清晰可辨的澳大利亚眼光来观察澳大利亚，观察澳大利亚的一草一木、一川一山，而不带有任何被偏见模糊的英国眼光，这样就不会有比澳大利亚更美丽的国家了。他说：“如果澳大利亚文学没有逐渐地变得令人铭记，那将不是这片国土的过错，而是澳大利亚作家的过错。”
结语
过年了。过年时，除了品味丰盛的美食，别忘了品味一下这个“年”字。古人把“年”字写作“季”，禾部。“年”字演化过程很复杂，最初的字形，像一个人顶着一棵谷物。
《说文解字》中说，“年”的意思是谷熟，五谷皆热称为“有年”，五谷皆大熟称为“大有年”。民问把一年的收获情况，称为“年成”。一年收获大，就是好年成。由此可见，“年”，是一个吉祥的汉字，寓意收成好、五谷丰登。这个看似简单的“年”字，原来藏着盛大的丰收美景，含着千古不绝的谷物清香，也寄托着一代代人祈盼收获的心愿。
祝亲爱的读者在新的一年里，收获属于自己的“谷物”，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大有年”，拥有喜乐的好年成！
游戏
读名著 猜灯谜
1.正月初一 （打《红楼梦》一人名）
2.爆竹除旧 （打《红楼梦》一人名）
3.踏雪寻梅 （打《红楼梦》一人名）
4.春红香浓 （打《红楼梦》一人名）
5.草色遥看（打《红楼梦》一人名）
6.桃李逢春（打《三国演义》一人名）
7.逐渐繁荣（打《三国演义》一人名）
8.流芳后世（打《三国演义》一人名）
9.万紫千红（打《水浒》一人名）
10.艳冠群芳（打《水浒》一人名）
11.新春甘霖（打《水浒》一诨号）
12.红色为尊（打《水浒》一人名）
13.春燕归巢（打《水浒》两人名）
14.女生聚会（打《西游记》一人名）
15.全都猜中（打《西游记》一人名）
（答案在本期找）
重要启事
为贯彻党的“十”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河南省教育厅决定在全省教育系统开展“经典照亮人生”知识竞赛和诵读比赛。活动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河南教育报刊社承办。
一、参赛对象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均可参加。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分别参加由《小学生学习报》、《中学生阅读》（初中版）、《中学生阅读》（高中版）组织的相应组别的竞赛活动。大学生、各类学校的教师，参加《河南教育》《教育时报》组织的相应组别的竞赛活动。本次活动不收任何费用，
二、初中生参赛方式
1、“经典照亮人生”知识竞赛 《中学生阅读・初中版・读写》和《中学生阅读・初中版・中考》开辟专栏，于2013年第2、3期刊登竞赛辅导内容。2013年第4期刊登竞赛试题、印有参赛标志的答题卡。答题卡于2013年5月20日前，由辅导老师统一寄至《中学生阅读》（初中版）编辑部。答题卡复印无效。
2、“经典照亮人生”诵读比赛 分个人诵读和集体诵读，自行选择诵读篇目。集体诵读鼓励穿插舞蹈、吟唱、书法等艺术形式。每个参赛节目不超过5分钟。各地推荐选手参加本地教育部门组织的初赛。每个省辖市选送两名初中生选手和两个集体诵读节目，参加全省中学生组的复赛、决赛。河南省教育厅已将活动通知发至各地教育部门，请关注当地教育部门的活动安排。
3、参考内容 竞赛内容为适宜初中生阅读的中国古代及现代经典作品。可参考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材中要求阅读的经典作品，各地教育部门、学校要求学生阅读的经典作品；《中学生阅读，初中版，读写》杂志近年《中国古典诗歌漫话》《中国文史典故选读》《名著之旅》《迷你诗廊》《美文经典》等栏目，《中学生阅读・初中版，中考》杂志《名著链接》等栏目刊登
三、初中生组评奖办法 “经典照亮人生”知识竞赛，评选一、二、三等奖，另设优秀集体奖若干名。“经典照亮人生”诵读比赛。评选个人组和集体组一、二、三等奖，优秀组织奖。一、二等奖的辅导老师和优秀集体奖、优秀组织奖获得者，由河南省教育厅颁发获奖证书。
四、初中生组参赛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顺河路11号《中学生阅读》（初中版）编辑部邮编：450004电话：0371-66324936 66370720
【关键词】语文核心素养；课堂语言；审美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13-0068-02
“审美鉴赏与创造”作为语文学科中的核心素养之一，是指学生在语文活动中体验、欣赏、评价、表现和创造美的能力及品质。其宗旨就在于满足人性的需求，让学生体验到文学带给人的愉悦、情趣，唤醒学生对文学的渴望与热爱，在审美鉴赏过程中培养个性创造力。要让学生的审美能力有所提升，在语文课堂教学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实施高效有力的审美策略非常有必要。
笔者以特级教师董一菲的几节课堂教学实例为抓手，浅谈她的课堂中所渗透的审美策略，意在脱离机械式的活化模仿，提升老师课堂驾驭文本的能力并学以致用。
一、文本解读的审美能力
以董老师的《迢迢牵牛星》课堂实录为例。这首诗是《古诗十九首》中表现爱恨情仇的著名诗篇之一，具有“五言诗冠冕”的美誉。诗歌不仅难学，诗歌更是难教，如何让诗歌的教学变得有趣味，学生学习诗歌后有收获？教者是需要动用巧心思的，如何巧妙设计把诗歌意象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是很考验教者功底的。董老师的导入直奔主题后，诵读感受诗歌，抛出讨论问题：
体会六组叠词的作用
体会“河汉女”形象
与秦观的《鹊桥仙》作比较体会“牛郎织女”形象
仿句练习
董老师的四个问题架构起文本的整体框架，再填以大量的文化资源，将富有审美趣味的优美诗句加以指点，既激发了审美想象、拓宽了思维空间，更多的是让学生有了文化的浸润。董老师一开始就从中国经典的古代神话发问到《聊斋志异》《西游记》的经典小说，再到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学生有了一个认识：神话是民族的童年梦想，是民族文学的艺术土壤。接着，与韦庄的《鹊桥仙》对比引导学生从主题、风格、表现手法、语言表达来解读本诗。最后，借助泰戈尔的《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对文本进行再次解读和创造性应用。
课堂环节环环相扣、逐层深化，又能够各自独立突破教学重难点，从人性、民族审美、写法技巧对文本进行解读，体现了一个教者文本解读较高的审美能力。
二、遣词造句的审美敏感
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他们的魅力往往在一字或者一词上，一字尽得全文之风流。这些字词或者以诗眼或者以文眼呈现，一目了然。而很多的同样具有独特表现力的字词，却需要教者的独具慧眼，还有咬文嚼字的敏感度，并把这些词语背后的温度传达给学生。
例如：在《迢迢牵牛星》一课中，学生有了对叠词直接的感悟后，教者加以与《诗经》和李清照的《声声慢》相联系，提炼出叠词“重重叠叠，曲曲折折，平平仄仄的美丽”，进而促使学生悟出叠词的作用是写尽牛郎织女的相思之苦。
对于“盈盈一水间”的“盈盈”一词，学生明确是侧面描写，董老师更敏锐地用文学故事来对“侧面描写”形像地诗意注解：杨贵妃的美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李夫人的美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海伦的美是长老们的慨叹“为这样的女人，再有十年战争也值得”。也只有董老师才能这样潇洒自如、诗情画意、诗意盎然地用诗意的语句来诠释侧面描写这一写作技巧！
我们常用如诗如画来形容好的散文，但又如何让学生真正领会文字表现的如画般的色彩美，不仅是独具慧眼的发现，还要有精准解读。董老师在《秋颂》中对“酡”的解读可见一斑：“酡”的偏旁“酉”和时间有关系，“那是酿造的过程，是漫长的过程，是岁月的沉淀和淘洗”。董老师跳出了汉字教学音形义的表层解读，引领学生去I略汉字的诗意之美。
再如，对“纤纤素手”中“手”的解读，董老师是信手拈来：韦庄《菩萨蛮》中“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杜甫《月夜》中“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诗经》的“手如柔荑”；《孔雀东南飞》的“指如削葱根”；陆游的“红酥手”。
学生品悟到中国的汉字是有风情的，汉字蕴含的精深文化之美，一字尽得文化之熏陶，文化之浸染，学生怎能不爱祖国语言呢？怎会不爱语文呢？
这样的课堂，既有语言的成长，又有精神的润泽。学生的心灵怎么不会被照亮唤醒，不被感动丰盈？要知道，“文化”这个深厚而广大的话题，是要避免“标签式”的灌输。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是润物无声，是春风化雨，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是教师和学生的诗意对话，是师生在多重对话中的碰撞交融，是直抵灵魂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
三、自身素养的审美提升
无论是从谋篇布局的提纲挈领，还是对段落、句子、字词的敏感都体现出董一菲老师的整体素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对美的触摸，对美的感悟有一种不同凡响的生命体验。就像董一菲老师说的那样：“老师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素养”。老师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是自身整体素质的体现，是人格魅力的绽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审美影响。
看看董一菲老师极富诗意的点评语言吧。当学生不能大声表达的时候，她这样鼓励学生：
“你们的朗诵多么动人，有这么一句话：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籁便是那青春之声，便是那童音。”
――《秋颂》实录
又如这样的对话：
生：我用的词是白色泪滴。
师：这个泪滴什么颜色都有了。《红楼梦》中是红色泪滴，林黛玉叫绛珠仙草，绛是红色，是相思泣血泪，林黛玉有滴不完的相思泪。请你解释一下白色的泪滴。
生：白色象征纯洁，泪滴是蕴含人生悲伤的感情结晶，所以是白色的。
师：用得好，注释了色彩与感情的意义，
――《张爱玲的及其他》实录
再如这样的赞词：
师：说得好！文化具有传承性，如果说《诗经》是叠词的滥觞的话，那么《迢迢牵牛星》就是很好的继承和光大，叠词是我们汉语言独有的语言现象，他有着重重叠叠，曲曲折折，平平仄仄的美，一波三折有回肠荡气，唐诗宋词元曲哪一页都有它的美丽。
――《迢迢牵牛星》实录
教师的点评不仅是赞赏、鼓励，更多的是有价值的点拨、指引、提升。董老师的点评语言创设了一种唯美的意境，引领学生进入诗意的境界，让学生深受感染，继而激活思维，产生出个性化的顿悟来。
董老师的课堂是诗意的课堂，是焕发文化审美的课堂。信手拈来的诗词佳句让课堂诗意飞扬，具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满足感。
在讲授《秋颂》中对“什么叫点秋江”引用“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意境之美油然而生； 对“扰攘”二字的理解，引用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画面感十足，结尾不留痕迹自然引入刘大白的《秋江上的晚上》、杨万里的《秋山》、济慈的《秋颂》，让学生对秋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秋不仅只有悲凉伤感，还有刘禹锡的豪迈、罗兰的明澈、刘大白的情调。这真是一场秋之美的盛宴，更是一次美之体验之旅 。这样的课堂，教师的语言与作品语言的完美结合，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无论是学生还是听课老师都是一种如坐春风，如沐春雨之感，这才是有语文味的课堂，有文学底蕴的课堂，有文化传承的课堂。
在语文学习中，学生在老师的指点、引领下通过鉴赏优秀作品，在阅读品味语言艺术的体验中慢慢积累丰富的情感，审美想象得到激发。作家作品甚至是教师的思想魅力以及人生哲理，逐渐渗透于学生的生命体验中，学生进而逐渐学会表现美和创造美，形成自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高雅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品位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 董一菲.醉美的秋景 唯美的颂歌[J].语文知识，2017，（2）.
一、桃花的古典意向
桃花的古典意象绽放于古典之中，如《诗经》：“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乃是妙龄的少女，怀揣着爱情的甜蜜向往。花开烂漫，极其撩人情怀，“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诗句中桃花幻化为美人的身影。唐代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是对桃花的高歌。但绚烂并不能长久，犹如花容易逝。曹雪芹曾假借林黛玉的诗《桃花行》哀叹：“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欢花泪而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其在感伤红颜薄命。
张见说：“我希望之后有一系列作品能够用我个人的叙述方式去闸释号隋色相关之物，于是就出现了‘桃色’系列。不论是‘千叶桃花胜百花，孤荣春软驻年华’，还是“桃花帘外春意暖，桃花帘内晨妆懒”，依循中国传统文化观感，妙龄女子与桃花似乎是双生之物，彼此映照，彼此寄情。而桃花、女子又与春意、相映成趣，发散出古人含蓄、朦胧的春情，这种朦胧的情感心理诉求，恰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暗自相合，透出温婉、俊雅的文人气息。事实上，我被这种气息深深吸引……”看到桃花，画家总会联想到一些不能一望而知的情绪，而这些情绪早在诗歌中出现了“桃花帘外开依旧，帘中人比桃花秀。花解怜人弄清柔，隔帘折枝风吹透。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媚，若将人面比桃花，面自桃红花自美。”桃花的隐喻，唯美含蓄，是张见对桃花古典意向的延续。张见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是纯粹，如同拥有赤子之心的干净。有人评价张见“以澄怀的方式窥探”。
二、张见对古典桃色的新演绎
桃花、桃色是画面的构成元素，也是张见想要表达极具个人情绪的相关之物。他想要那种最隐秘、最迷幻、最撩人的部分，而并不是一览无余的全部。他更换了不同的呈现方式。迂回的、曲折的暗含的方式。让观者自己体会到物象的动态、情感和内容，进而渗透到画家流动的潜意识中。张见这样诠释他的作品：“我现在所有的作品，几乎真正想要表达的，都不是你眼中所见，我提供观看的滤镜，透过滤镜物象呈现出丰富而多义的特点，我喜欢这种间接而迁回的方式。希望观者能借此洞察图像背后的本质。”
对于线条的认识张见在文章中写道：“什么样的线，产生什么样的画面气质。线最初是作为手段而产生的，后人学习前人，大多只看线的结果，于是线在庸人眼中成为目的――一种模式化的标准。这是误读。根据自己画面气质的需要选择并创作与之融洽的线，在我的眼中线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画面的最终效果是最重要的，画中的人物、线条、中国元素都是次要的，他们都是为整个画面服务的。在张见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孤立的、跳跃的线条和突兀的个体。他们是融为一体的。一起散发出迷惑的力量。“张见主观消解了线条的孤立感、秩序感，线条若有似无地游走在形态与色泽之间，暗示了形体，同时又不干扰画面的朦胧与宁静，画面语言混融为一种弥漫着慵懒、柔媚、暧昧和神秘的旋律。”他的线条很传统的“高古游丝描”，细腻精致，并不刻意去强调线条的起笔收笔粗细对比，而是上一个高度更加注重疏与密的块面对比，《桃色》中头发的细密、丝绸衣纹的处理，桃花的穿插，太湖石的高级灰色调的压轴平衡。女子的身体大面积的空白的保留，以及有遮盖有显露的变化。画面效果最大化的极致呈现。
在设色方面，张见敢于并善于用调和色。比如说将色与墨、色与色充分调和，还有朱砂和石绿的调和，从而造就素雅且厚重的高级灰。对人物肌肤的刻画，色调单纯、唯美，对比微妙，设色平面化不求光影明暗变化，却有着厚重通透的效果，用张见的话说这是对比的结果。张见的色彩很西方化，他不满足一直在突破与追求单纯中丰富的色彩。粉红色的运用于《桃色》是他开拓的阶段性成果。“在这里，张见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物件：桃花、丝绸、太湖石、迷离的女体，以不同于古人的叙述方式，用饶有兴味地“经营位置”，放大或缩小着元素的意义。此时，作品变成了一枚放大镜，递给众人用来端详。不由想到尼采的言论：思想，诗歌，绘画，乐曲，乃至建筑和雕塑，不是属于独白艺术，就是属于面对证人的艺术。《桃色》系列倾向于这一类型。”孙欣如是说。
《桃色》布局迷离、大胆、富于时代的特征，有人评价是“具有一种‘拼凑’和‘符号化’的倾向”。画中女子隐含其中而不完整，一枝红桃故意遮挡，也似乎在述说着什么。观者面对作品充满神秘感，思绪浮想联翩。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放大的、夸张的局部，诱引观者走进画前近距离观察，但是观者正欲解谜与窥探时，又被一组石头、一枝娇艳桃花等物象挡住了，观者如同隔着一层细纱帘雾里看花，可观不可亵玩也。
孙欣说：“张见的作品有着假寐的姿态，往往暗合了传统文化气息的余韵。张见的迷恋，不是刻板的传统形式框架，而是富有东方气质的澄澈之灵，非遥想不得见。真正的传统，不是那些遗存下来的文本本身，而应该是它们内置的精神要义；真正的传统，只出自受过传统精神文化养育且对其有深刻情感之人的手，远不是那张承载着历史痕迹的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见拓展了桃花经典意向的表达。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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