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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中长期汇率理论，或者称为名义汇率理论，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值。10年来，使用PPP方法，美元对人民币的比率稳定在1：4左右，绝对购买力平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差一倍。可见，人民币有长期升值的趋势。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变动由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决定，中国数年的通货紧缩与人民币升值相匹配。短期汇率理论是利率平价理论，着眼于短期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汇率走势决定于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和远期汇率预期。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率没有市场化，因此，解释力不强，但基本趋势是不错的。转载于中国
以外汇数量为基础的国际收支理论，可解释短期和中期汇率走势。1994年以后，中国连续出现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自然产生升值压力。引起外资长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开放的巨大吸引力，可获得长期高回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则刺激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几方面理论和政策实践都指向人民币升值。
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还可以从真实经济中找到根据。当我们在长期经济分析中根据“货币中性理论”，抛开货币因素，名义汇率就变成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最新的汇率理论，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实际汇率：可贸易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但在中国并不明显。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因此，在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时候，比如1994年达到20%，但并不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因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借并轨的机会一次性贬值了50%，这是一种提前超额贬值。
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连续贬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与此同时却在积累着升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所有压力，如国内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已释放完毕，升值压力就马上显露出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长期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水平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如果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则可以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从而产生汇率升值压力。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而不像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或绝对下降。如果以非贸易品价格为1，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
名义汇率如果不能随实际汇率变动，就称为“汇率错位”，在固定汇率下往往如此。由于长期保持“汇率错位”，在2000年以后，人民币明显被低估，表现在一系列指标上，一旦被国际资本评估机构发现，他们的投资报告就必然会影响许多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并引起各国政府如日本和美国的关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引起投机资本进入。仔细观察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反映投机资本流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为负数，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表明了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流；但是，在2000---2002年间却突然逆转，变成正数，大约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说明在2000年左右，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人民币升值已经达成共识，并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关键词：零售业 地位 安全
现阶段随着外资进入禁令的解除，摩拳擦掌的国际零售巨头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信息技术以及庞大而高效的国际化商业链条网长驱直入，一步步蚕食我国零售市场领地，分割我国零售业的市场利润。中国零售业能否保持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本土零售业的地位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入世后我国零售商业的地位转换
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流通服务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现代化的大流通，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从国际经验看，商品流通对生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越来越大，流通已成为工业化加速度的根本动力，成为市场的咽喉通道，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流通处在供应链的下游，作为供应链终端的零售业，成为整个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成为流通业中最活跃的部分和最灵敏的传导。零售终端、零售商业为全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广大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广泛、最密切。它的媒介商品交换、提供商业服务的职能是其它产业无法替代的。无论从其产业关联度、贡献率、就业比、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都无法忽视。
国民经济先导产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的供求总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中，消费成为主导方面。消费的内容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和供给的增长，消费者成为特殊的稀有资源，任何产品要转换为价值必须有消费者购买。零售业作为满足消费需求链的第一个环节，成为整个产品价值链实现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前沿行业。它及时掌握消费者的第一手资料，为上游的生产商提供有价值的需求信息，为消费者的购买提供消费引导。随着我国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零售业不仅是联系社会经济有机整体的桥梁和纽带，而且已经逐渐上升为先导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零售业的迅速发展，对促进工业的高速增长和农业的稳定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后期过渡，投资率的提升空间已越来越小，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将越来越强。普华永道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内的消费群已经超越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单一消费市场。
然而，横向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仍然明显偏低，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流通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尚不足9%，而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流通业对GDP的贡献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达到15%以上。这种差距表明当前我国流通业在这方面有相当的增长空间。
在消费约束情况下，从零售终端、市场终端拉动投资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无疑非常重要。近年来，新零售网点、业态的蓬勃发展成为推进流通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将成为当前及未来相当时期内消费品市场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西方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近20年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已经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传统的大烟囱产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业。
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是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更加落后。在世界经济服务化水平迅速提高的今天，服务业发展的落后实质上是整体经济结构的落后，也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落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满足于传统工业化的成就，不能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要摆脱在旧的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须维护本土企业在服务业中的相应地位。零售服务是具有民族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终端市场交给外国人。本土零售业必须在对阵中成长、壮大自己，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国家也应该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扶持民族零售业的发展。
入世后中国零售业产业安全问题
进入管制效率低下
进入管制是指在一些市场失效的产业中，为了防止资源配置低效率或过度竞争，确保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政府机构通过批准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包括数量、质量、期限以及经营范围等进行管制。
零售业由于其产业天然特点，使得它产业的进入壁垒很低，无论是规模经济壁垒、产品差异壁垒、人员进入壁垒还是新企业进入的相对费用壁垒都很低，加上理论和实践中对零售业进入的认识不到位，又不属于市场失效产业，使得零售业非常容易过度进入。
零售业相对来说投资少、见效快，往往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缩影。入世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引资指标，出让城市黄金地段，甚至绕过原国家经贸委的规定，无条件协助国外零售业大开分店，给予外资零售企业各种“超国民待遇”。外资进入的管制很有限。有专家算过一笔帐：如果这些来中国“抢滩”的超大型的商业设施为了维持生存，必须增加销售额1700多亿元，这意味着将占国内同类型大店营业额的20%左右。这样大的规模和经济总量，已超过国内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势必给尚处于成长中的中国中小零售企业以致命打击。
交易成本高而利润低
从国际范围看，我们的制造成本很低，但是交易成本（获取信息、讨价还价、订立合同、执行合同、监督合同履行和制裁违约等的成本）非常高，使得零售业的总体利润水平相当低。
首先是中间环节多。从世界水平看中国的分销商各自的毛利水平都不高，2003年中国销售量前10名的超市和中国连锁百强的毛利润率，分别是12.8%及11.95%，而国外平均是20.56%。因为我们的产品常常都需要经过三四道中间环节（批发）才能交付到消费者手中，国内一层又一层的批发商从产品的分销过程获取了近80%的收益，留给零售商的就非常有限。而在美国，批发商获取的比例是20%，其余的则由零售商获得。同时，物流的落后，使得国内流通渠道的总体费用比国际流通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许多。这样，不仅渠道的总体成本变得非常高，零售商的利润也大大降低。
其次，融资途径窄、债务成本高。国内零售企业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好比上青天，上银行贷款要抵押、上市条件又非常苛刻；国内零售企业偿债能力很低，长短期负债总数明显高于国外企业。资金的约束明显提高了企业的成本。海外零售企业可通过银行、上市、保险公司、基金、债券等多种途径去完成融资。
另外，信用环境的不健全也无形中提高了信息的搜寻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
条块分割、整合难
从国际零售业的发展历程和我国零售商业的发展趋势来看，零售企业的集团化、现代化、国际化，商场、超市的连锁化、品牌化、资本化将成为零售商业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体制和人文环境，企业调整、转型与整合面临的障碍一时间难以解决，企业的跨地域、超规模发展困难重重。国内零售企业的联合与地方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有很大关系，企业管理层缺乏联合的动力。
当前不少主管领导对流通市场的并购重组还存在片面的认识，将做大做强简单化，把打造几个特大型企业视为当前行业发展的唯一出路。事实上，勉强合并，表面上看好象有了规模经济，但是由于人事、产权、管理问题难以解决，即使合在一起，也很难有真正的整合。华润收购万佳不到一年，总经理挂印而去引发一系列动荡；物美因为业态的不同而从首联退出；联华收购家友后，家友原来的管理团队全体离职。
在国外，企业之间的合并重组是一种市场行为，企业对各自的资金支配、人员先做好统筹安排后，再坐下来谈合并的事宜，而国内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府主导的色彩仍然太浓，这些由政府捏合而非市场形成的商业航母，虽然能够形成规模优势，但规模并不等于核心竞争力。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滞后
今天，中国零售业仍然停留在实物管理、门店管理的阶段，物流配送能力相当落后。欧美大型零售企业早已经超越门店管理阶段，转向对后台的供应链管理。如沃尔玛直接向供货商（制造商）采购，低价格和规模只不过是其成功的表象，背后是它出色的后勤物流配送（存货补充）能力。7-11开始将物流路径集约化转变为物流共同配送系统，以实现高频度、多品种、小单位配送，逐渐掌握整个产业链的主导权。
由于政策原因，近1-2年跨国零售巨头难以成体系地进入中国，他们在海外形成的业务和链条关系无法连接起来，加之本地化进程的时滞，给中国本土零售业留下了一定的成长空间。随着磨合、适应期的结束，跨国零售巨头将逐渐建立具有全国性战略态势的物流及采购系统，这些系统一旦完成，他们的扩张行动将是不计成本的。
目前国内零售企业仍然凭借其暂时相对供应商的强势地位，收取昂贵的“进场费”，而不是靠供求双方资源有效整合产生的链条和协同效应来赢利。对“通道利润”过分依赖、工商关系的紧张、供应链技术管理的落后等等，本土零售业一体化供应链体系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
外资的垄断日益凸现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零售业竞争的主要地区。截至2004年4月，50家最大的零售企业中，已有40多家在华落户；而分布的地区也从最初的几个城市和经济特区延伸到内地和沿海20多个省市。
虽然外资零售企业目前在华数量并不大，但它们的优势很明显：首先是管理规范，实力强大；其次，它们在中国的发展计划相当庞大；再次，由于我国城市商业规划和商业立法的滞后，给他们创造了相当的发展空间。据中华商业信息中心统计，从店铺的销售额数据看，外资企业平均每平方米销售额为2.06万元，内资企业仅为1.40万元；在门店方面，5000米以上乃至万米以上，外资零售企业已占有绝对的优势；在销售方面，2003年全国前30家连锁企业销售总额为2704．2亿元，而同期沃尔玛一家公司，在中国直接和间接购买的商品就已达到150亿美元。
一旦不再有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的扩张策略将全面转向“内资收购”，这是企业规模急速扩张、也是快速杀伤中国零售业的有效措施之一。种种迹象表明，外资对中国零售业的垄断正在日益凸现，并愈演愈烈。
总之，我们只有正视自身的差距与不足，战略上邈视敌人，战术上高度重视敌人，抓紧时间，踏实行动，才有可能保持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并积累长足的发展后劲，真正支撑起中国零售业未来的天空。
参考资料：
目前客户用电安全管理的现状，主要表现在客户电气设备老化严重，对供用电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管理不规范，运行值班员业务能力不能满足要求等问题。如何做好客户用电安全管理，国网安徽含山县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从专业管理的角度出发，不断加强客户用电安全管理，明确客户安全管理目标：不发生大面积停电及其他重大电网事故；客户值班人员倒闸操作及事故处理正确、规范；不发生由于误操作、误整定、方式安排不当等原因造成客户发生设备及人身事故；不发生客户违反调度纪律事件；不发生由于调度人员责任而造成对客户断电事故。
二、加强客户用电安全管理的主要做法
调度控制中心对接入系统的客户分别从电网运行、设备状况等方面展开调研和分析。对于因供电侧原因影响客户安全供电的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对于客户方面存在的隐患公司各部门加强沟通协调，采取联合客户用电安全服务、明确资产界定和维护范围、严格入网验收和技术监督、规范客户调度协议、开展客户值班员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建立健全电网预警预案机制、加强客户侧继电保护定值管理等措施，提高电网管理水平，确保系统、设备处于安全状态，使客户安全供电工作做到可控、能控、在控。
2.1对于部分较早建成的客户用电安全管理通过深入开展安全用电服务工作，深入客户侧排查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帮助客户整改，从客户的供用电合同、客户接线情况、客户设备状况等方面进行梳理，确定生产营销各部门参与范围。由调度控制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分别负责，从供用电合同和调度协议的签订履行情况、供电设施和运行方式、客户第一断路器和进线总断路器定值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建立完备的停送电联系制度和程序，是否建立完善的安全用电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是否建立完善的变电站运行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否制定供电中断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计量装置及附属设备是否安全可靠，是否存在影响安全用电的其他重大隐患和问题等方面，开展客户安全用电服务工作，实行客户安全用电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2.2对于新投产的客户用电安全管理客户投资的输变电设备在投运前与客户签订运行维护协议，明确双方的资产界定和维护范围，保证不出现维护责任的空白点。严格对客户输变电工程的验收和技术监督工作。组织各专业的业务骨干参与验收，并将验收意见及时反馈给客户，督促整改后进行再验收，直至隐患和缺陷全部排除方可签订供用电合同。要求客户输变电工程投运后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备检修、巡视、预试和年检，保证设备和通道的完好。针对客户对供电质量的高可靠性要求，制定对客户供电的应急预案，并贯彻执行。同时，加强对县供电公司侧设备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定年度预试检修计划，及时响应客户的需求，协助客户进行检修工作，发现缺陷及时处理，保证设备健康运行。在迎峰度夏期间安排输变电设备红外测温，发现问题及时消缺，保证在高温大负荷期间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为了切实提高客户值班员业务能力，对于新投产客户在签订调度协议时明确客户值班员必须取得上岗资格证后方可与调度机构联系业务，确保启动送电和正常业务能够正常开展。对于已取得上岗资格证的人员，结合停送电联系人培训班的工作，邀请其参加培训，从而保证客户值班员业务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2.3对于调度专业客户用电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客户预警预案机制。在大型检修及重大方式变更前，坚持提前告知客户停电范围、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并下达预警通知单。制定详细的保电方案，包括方式安排、保护意见、调度操作原则等，经调度控制中心负责人批准后由调度员执行。加强调度员对预案的学习和培训力度，对于比较复杂的预案，组织进行演练，提高调度员对预案的熟悉程度，确保在发生事故时，调度员能够快速反应，将损失降到最低。重新修订《电网大面积停电预案》《变电站全停预案》等应急预案，责成客户制定非电预案，形成一体化的应急预案体系，提高调度系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注重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坚持每年开展一次联合反事故演习，演习内容将客户安全涵盖在内，邀请客户观摩演习，提高客户值班员业务技能水平。
三、加强客户用电安全管理的实践效果
关键词：大数据；文化安全；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087-05
一、大数据时代与我国文化发展环境的变化
自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其第二个十年以来，在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应用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生产、分配和应用海量数据的时代，即大数据时代。不言而喻，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风暴给每个国家、社会及个人带来了巨大变革。对于我国文化及其发展环境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使其传播方式、生成路径和影响效应等发生了巨大变革，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时代印记与现实表征。
第一，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近现代社会以来的文化传播主要表现为精英化、中心化、单向性和价值主导性等特征。而到了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方法和路径被相当程度地颠覆和变革，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特征之一是文化传播的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以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导权主要掌握在党宣机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专家学者手中，他们在文化传播的议程设置方面有着绝对的主导权；然而，到了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体技术可获得性与便捷性大幅度提高，这就使得普通大众也能够轻松掌握和运用媒体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播的主导权开始下移，借助于微博、微信、博客等自媒体平台，普通大众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从而呈现出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特征之二是文化传播的互动性和价值多元性。进入大数据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传播主导权的不断下移，文化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大大增强；而在此影响下，以往那种带有明显价值导向性的文化传播模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文化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价值多元化和多样性也愈发明显和突出。
第二，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生成路径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讲，自文化产生以来，其本身就是一种精英文化。因为文化是一种高度凝结人类智慧和知识的精神产品，只有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人或由他们所建立的机构才能够进行生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教育的普及，虽然这种状况得以改观，但文化生产的精英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步入大数据时代，文化生产的精英化状况从根本上得以改观，文化生产的既有范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由过去的撒网式、跟风式、标准化生产变为如今的定制化、差异化、个性化生产。在前大数据时代，文化生产者往往很难对大众的文化需求类型、关注点进行精确化的分析和把握；而到了大数据时代，受众在网络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个评论等数据都可以通过相应的渠道和途径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精确找到普罗大众文化需求的聚焦点、汇聚面。在这方面，腾讯视频可谓是作出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和尝试。如腾讯视频制作的新闻视频节目《事实说》借鉴了美国Netflix《纸牌屋》的生产模式，将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贯穿于《事实说》的选题、制作、传播、营销的生产全流程，精确地找准受众的关注点和兴趣点，进而在竞争激烈的娱乐视频领域收获不错的市场份额。据统计，自播出以来，《事实说》以其言论的深度和逻辑性、内容的知识含量受到关注，特别在70后、80后、90后群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目前第一季共计12期已播完，总播放量达8千万、评论量达19万、大数据调查的参与量达3千万[1]。
第三，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影响效应的变革。过去，受制于通信条件、地域阻隔等因素的影响，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往往只能局限于一时一隅，文化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到了大数据时代，在网络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一种新的流行文化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传播到全球范围，在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群中产生巨大影响。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以往，受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影响力比较微弱。然而，近十年来，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下，我国文化与相关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很大提升，正在一步步走出国门，成为传播国家形象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张亮丽名片。仅以依赖网络通信技术程度较高的网络游戏这一文化产业为例，根据《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开始，中国网游海外出口就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近十年来，中国网络游戏出口规模已经涨了30倍之多。2015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出口实际销售收入达到53.1亿美元，同比增长72.4%。可以说，网络游戏已经超越其他文化形式，成为中国文化出口的主力军。
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信息安全风险剧增
步入大数据时代，计算机与互联网已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必备工具，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由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大面积使用，也使得信息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如果那些记录着个人和组织的海量信息被泄露或被盗取，将会给用户、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如有媒体就曾报道，2015年4月22日，重庆、上海、山西、沈阳、贵州、河南等超30个省市卫生和社保系统出现大量高危漏洞，数千万用户的社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从补天漏洞响应平台获得的数据显示，绕社保系统、户籍查询系统、疾控中心、医院等曝出高危漏洞的省市已经超过30个。据统计，仅社保类安全漏洞所导致的信息泄露就超过5279.4万条，涉及人员数量达数千万，其中包括个人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2015年的10月19日，乌云漏洞报告平台接到一起惊人的数据泄密报告后新漏洞，漏洞显示网易用户数据库疑似泄露，影响到网易163、126邮箱过亿数据，泄露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密码密保信息、登录IP以及用户生日等[2]。
（二）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日益加剧
在经济全球化的助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席卷全球，向世界各个角落辐射和传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西方文化的传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同时也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在保障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西方文化的过度入侵和B透，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效。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在新的信息技术推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比以往更甚，几乎是无孔不入，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一是方式更加多样。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和途径都是西方国家经常使用到的文化入侵和渗透方式。二是手段更加隐蔽。手段的隐蔽性是大数据时代条件下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大数据环境下的文化入侵和渗透只需要网络终端就可以进行，而无需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这就使得防范文化入侵和渗透变得更加困难。三是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大数据时代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既是深入的，也是广泛的。这一方面体现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对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构成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构成深刻的影响。
（三）文化产业市场遭受蚕食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值越来越突出和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然而，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薄弱，许多方面尚处于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状态，这就使得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西方文化产业能够不断入侵和蚕食中国市场，从而对我国文化产业市场构成严重冲击。文化部前部长孙家正就不无警醒地指出：“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我们面临着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强大的文化传播优势和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借助现代市场机制和高新科技手段，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输入中国，在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的同时，对我进行文化的扩张和渗透，抢占、争夺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资源和文化阵地，严重威胁了我国的文化和文化安全。”[3]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西方文化产业入侵更为便利，这就使得我国文化产业市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四）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蚕食中国文化市场的同时，还使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是因为，那些在大众中颇受热捧的西方流行文化、快餐文化表面上看只是占领和蚕食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这些文化消费品同时在传递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不间断地利用文化贸易、文化产品输出等方式向我们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况且，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技术发展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文化产业不够发达，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高水平文化的消费需求，从而使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向往和依赖。可以肯定，长期浸染于西方文化，其价值观就很容易被西化，而我们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则很容易被淡忘。以弘扬爱国和孝道的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为例，这个故事本来讲述的是一个女孩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勇故事，在被美国迪士尼公司改编为动画片后，其主题已经变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爱国和孝道的主题被“实现自我”的主题所取代。此片被引进后，在青少年中比较受欢迎。在文化输入过程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显然，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三、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对策
（一）建构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
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这个意义上看，要有效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就必须首先从现实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建立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得益于信息网络技术的便捷性、可追踪性和互联互通性，也使得建立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具备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具体来说，在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技术优势建立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着手：一是要着力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平台。这一平台要把负有维护文化安全责任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有效地联合和吸纳进来，建立统一、高效的合作机制和工作体系，要通过对文化安全信息及时准确地收集、分析和判断，从而发现危险因素和信号，及时做出预警，以供决策部门制定相应对策。二是要制定一个具备科学性、标准化和可操作性的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指标体系。这一预测和预警体系要能够“通过对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状况的随机检测和国际文化市场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及其以各种渠道影响和进入我国文化市场所可能导致对我国文化生态、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可能引发对我国文化生态和文化产业发展构成灾难性后果的不良趋势的分析，能够及时而准确地作出预告性和警示性反映”[4]。
论文致谢一：
华东理工大学MBA的学习即将过去，首先要感谢华东理工大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感谢学院和MBA中心的老师、同学们的指导和帮助。经过这两年多来在华东理工大学MBA的学生生涯，让我收获颇多，无论是在知识的学习上，还是在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上。因此，在这里要感谢商学院的各位老师，在我两年半的学习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情感，也提供了及时、周到、热情的服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衷心感谢我们20XX级国际班的同学们，与他们的探讨交流使我受益颇多，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学到不少在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东西。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本篇论文在他的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从确定课题的研究方向，到选题到开题报告的修改，初稿二稿乃至最后的定稿，导师都是全心投入、一丝不苟。
尤其是在论文的结构布局、理论基础、案例选取等方面，都给予了我全面的指导。在此，特向导师表达深深的谢意。
最后的最后，感谢各位老师愿意抽出时间来评阅本篇论文，你们辛苦了。
论文致谢二：
大学毕业五年后再考取华政的在职大学生就读，再次体验到学生生涯的喜乐。在繁重的审判工作之余兼顾学习，特别是上课要坐单程四小时的长途客车往返于杭州和象山之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各门课程，给了我一个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最好的机会，非常感谢导师吴一鸣老师的悉心指导，也非常感谢两年多来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的所有授课老师和杭州班的所有同学，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师生沟通交流的平台，使我获益良多，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论文致谢三：
两年多的研究生生涯即将要结束，毕业论文就等写完这篇致谢就算搁笔了，这是多年求学之路的终点站，也是今后崭新生活的起始点。从论文写作的开始到现在，每一步的完成都离不开我的导师、同学、室友的帮助，特别是我的导师胡教授，更是倾注了很多自己的业余时间来指导我，在这里，谢谢胡教授。当然，也谢谢所有帮过我的人。
华理商学院提供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使我的专业知识和个人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在研究生学习的生涯中聆听诸多专家的学术报告，并进行交流，给予我很多的锻炼和成长机会。在此，对学院及所有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的无私教诲和帮助是我不断成长的源泉，也是完成本论文的基础。
另外，要感谢所有在学习和生活上帮助过我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给了我永远无法忘记的研究生生活。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我生活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鼓励是我不断的学习动力，此刻也希望他们能够分享我的喜悦。
最后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本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老师，感谢您们的悉心指导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论文致谢四：
完成《我国国家安全行政处罚立法与实践问题探究》的论文时，心中涌出了无限的感慨。不禁回想起20XX年的早春二月，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在华政交谊楼举行的20XX级在职法律学士的开学典礼，带着对“大学生”的憧憬，带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带着重回校园的感动，带着认识来自法律各界各行各业的同学们的欣喜，开始了将近四年辛苦又值得回味的大学生旅程。读本科的时候，上课就相当于“工作”，而等工作之后再拿起书本，才能体会这其中的艰辛与不易。当原本早已习惯的“朝九晚五”变成要上课读书至夜晚；当每个期末来临，要煎熬数个夜晚完成好几篇论文；当原来的“双休”变成“单休”，而这一周唯一的一天又要被单位的值班或者加班占用时，那种焦急无奈又激动充实的感觉，唯有这一路走来的同伴，才能产生共鸣。
文章共分七个部分: 引言部分,提出写作论文的起由,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国际政治学和信息科学的角度阐明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的相关概念,并找寻到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国家信息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冷战后,信息安全日渐突出。信息安全是指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可靠性和可控性,实质就是要保证信息系统及信息网络中的信息资源不因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和非法占用。信息安全具有高度脆弱性和风险性、潜伏性和突发性、攻击源的多样性和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安全主体的不对称性等特征。信息安全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生态等领域。威胁信息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病毒、网络黑客、网络犯罪和垃圾信息等。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第四章,从我国信息安全遭到挑战的原因分析,探讨包括我国在信息安全保障现状、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国民信息安全意识、基础信息产业严重依靠国外、立法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求对扞卫我国信息安全提供思考。同时还分析了全球信息化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冲击与启示。
布鲁金斯学会的政府改革项目已进行5年，该学会研究员威廉・盖尔斯顿和伊丽莎白・麦克艾尔文近日发表题为《机构创新：如何发生/为什么重要？》的论文，探讨政府机构创新的发生机制，以及政府机构改革对公共政策和民主的重要性。这篇报告主要聚焦于导致新机构产生的改革，而非对旧机构的改革。
盖尔斯顿和麦克艾尔文首先探讨了机构的性质以及机构改革进程艰难的原因。他们认为，机构改革分为“急剧改革”和“渐进改革”。“急剧改革”进程很快，一般由接近决策的人士主导，在决策过程中产生新机构，党派分裂程度较低。“渐进改革”因为进程缓慢、信息透明程度高，“渐进改革”经常落入党派纷争的窠臼。
两位作者对几个美国政府机构进行了案例分析。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创立是“急剧改革”的经典案例。当时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面临崩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应运而生，其创建过程具有快速、危机驱动、共识推动的特点。国土安全部则是“急剧改革”的另一个案例，它是在飓风危机时建立的。美国环境保护局的建立属于“渐进改革”，进程缓慢，自下而上推动改革。国会预算办公室、美联储处于“急剧改革”和“渐进改革”中间地。而搭建了二战后情报机构、军事、国家安全决策框架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反映的是长期问题。
政府的“急剧改革”方式多样。有些“急剧改革”反映了危机时刻的紧急问题，而有些则是抓住了长期问题的机会之窗；有些反映了舆论的压力，有些受到内部专家和当选政治家的驱动；有些改革有社会运动和私营部门推动，有些则由行政机构或国会推动。但有一点是基本不变的：政府基本形式的设定――特别是在议会共和体制内。改革需要克服惯性和抵抗，需要持续努力来改变现状。
关键词：新安全观；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4－0026－06
一、引言
一般而言，安全从客观意义上讲是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从主观上讲是因这种客观状态的存在而排除心理上的恐惧。安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术语，一旦与政治产生关联，便立即成为政府权威部门优先处理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涉及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是执政者不可回避的首要责任。
传统的观点把安全等同于以国家为对象的军事安全，或者把安全界定为保卫国家免受外来的颠覆和攻击，其内容是维护国家领土和完整。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于安全的问题领域和范围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就是逐渐突破了国家中心和军事政治领域，并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推移。如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主体和安全领域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安全研究的外延。纵向上，将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发展到个人、次国家集团、地区及全球体系。横向上，将安全的议题领域由军事政治安全扩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的问题视角开始聚焦到“人的安全”上，这无疑是最具道德说服力的，同时也是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概念。如联合国提出“人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安全[2](p.24)。虽然“人的安全”作为一种安全观念在很多方面也反映出其内在的局限性，如忽视了国家层次的安全认同，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还比如把所涵盖的七类问题都提升到安全层面，容易导致“人的安全”概念的泛化，等等。但对“人的安全”的这些批判并不妨碍这一概念被联合国大力倡导，并在现代社会日益涌现的威胁与不确定的情形下得到众多不同政治背景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回应和更多的接受度。
作为“人的安全”的核心内容，政治安全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随着传统安全观念中军事－政治安全比重的相对下降，政治安全相对于以军事防御为中心的传统国家安全而言，其内涵和外延获得空前的拓展，在国家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的指引下，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逐渐脱离狭隘的国家间安全体系的零和博弈思维，从而获得更加宽广的研究路径。
二、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
对政治安全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边界进行准确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逻辑起点，这直接关涉政治安全行为体的行动策略和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把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就曾说过：“政治领域是最大的一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安全”这个概念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判断因素，一般社会性问题只有经过特定的“安全化”机制运作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安全问题，当这些安全问题被政府作为最优先应对的事务后，促进政治安全的行动就成为“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3](pp.3237)。
一般说来，围绕政治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安全主体的认识，即谁是政治安全的主体和它代表谁的利益：国家、政府（某个部门）、族群、市民社会、社区、个体或是一套内在的制度机制？被强调的相关问题是否包括这些行为主体或机制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二是政治安全的议题领域。对威胁来源的认识，即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除了确定存在某种威胁之外，我们也要考察对于威胁的性质是否在多种行为主体之间存在一致性看法，这就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三是对政治安全范围的认识，即政治安全的核心构成要素有哪些？其相互关系如何？四是对政治安全手段的认识，即如何达成政治安全目标，如何构建政治安全的体系。
近年来，学界对政治安全涉及的以上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还是偏重于对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外部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界的热点议题，而对于政治安全的学理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其核心内涵及体系构建缺乏系统性研究，研究成果显得过于分散。笔者对近12年来（截至2012年4月）两大数据库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以“政治安全”作为题名的学术论文不足200篇，远远低于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详见表1）。因此对政治安全的内涵、体系构建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极具理论价值。
对于政治安全的内涵界定，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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