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8 04:08:3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生态翻译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学翻译学
翻译的文化转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学者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集中到一起，会上Lefevere指出翻译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综合性的能够指导翻译产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文学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构建都有帮助，这一理论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时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一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将会影响译语文化的发展。Lefevere的这一言论奠定了翻译研究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Lefevere言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的评判式的翻译立场，拒绝把翻译研究单纯定位于文学或语言学领域，这开辟了翻译研究的独立空间。最先在文化翻译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学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一名称。他指出，译作与多元文学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定位于次要与主要，或从属与支配的关系，而是依据文学体系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文化翻译领域的另一学派――文学翻译的操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元系统理论异曲同工。这一学派把翻译定位于比较文学的一个下属分支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荷兰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国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学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经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角度出发，所有的翻译都隐含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对原文的某种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学操控学派一开始是和语言学翻译学派针锋相对的，不追求严格的对等而追求某种程度的操控。
概括来说，文化翻译注重翻译与译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与语言学翻译观相比，文化翻译观以译文为重心，强调译者的能动作用，重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译观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翻译的结果，把翻译的结果放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侧重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关注动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译文较为灵活，译者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翻译观以双语文化为取向，根据交流的需要，偏重译语或原语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异性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积极进行交流与融合。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翻译研究的学问，是近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的又一新颖尝试。2001年以来，胡庚申教授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数十篇论文的深入论证，已基本确立起一套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话语表述方式、评估语言、评估方式和评估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确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为标志；2010年11月在澳门举行的“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更是让学者们看到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这一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顺应各种趋向、适应翻译研究各层次生态环境的成果。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整体、立体、动态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翻译生态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发展基本规律，从生态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及其成因，是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生态翻译学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生态翻译学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在翻译的重心上，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译者为中心”是以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为目的，以从译者为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为途径，以彰显译者主体、发展译者能力为特征，以译者为终极关照的翻译观。“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使译者真正成为“主宰”者，从而名正言顺地由译者来主导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至“译有所为”地创生译文、影响译语的文化和社会。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在很多方面与文化学翻译学存在一致性，是对文化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继承，但同时在很多方面，生态翻译学又是对文化翻译学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基础、基本理念、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语言文化的范畴，把翻译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生态环境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具有不同于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语教学，2006，（4）：50-55.
[2]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 孙红梅.语言学翻译观与文化学翻译观之对比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环境；口译质量评价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s2011228)
1、 引言
影响口译质量的因素众多，既有人的因素，如译员自身的口译表现，口译交际活动的其他参与者，如发言人、听众、活动主办方、其他在场译员、译员雇佣方等不同的视角和期望，还包括交际活动中非人的因素，如交际背景、目的、内容、方式等。也就是说评价口译的质量要从这些众多因素的角度来评价，因此卢信朝老师认为，口译质量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口译的基本标准，即以译员为主要观测点的口译的一般质量标准；二是口译标准的多重视角，即口译交际活动所有参与者不同的质量视角以及交际中非人因素影响下的质量视角。但是就一个标准的可操作性来讲，这样的两重标准操作起来也许就不那么方便了。胡庚申先生认为：“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理念与口译的动态性特征不谋而合。
2、生态翻译学与口译
（1）生态翻译学简介
生态翻译学就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崭新的翻译研究范式。2004年，胡庚申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首次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本内涵、产生背景、目前研究的状况等，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与应用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扩展。所谓生态翻译学，就是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2）生态翻译学对口译标准的启示
翻译活动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首要的作用就在于实现交际目的。这一点也意味着忠实不应该成为口译译员的首要标准，最终评价口译也应该看双方最终沟通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期望中的交际目的。为了实现交际目的，口译员需要适应口译环境，最终生成一个与现场口译环境匹配的译文。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口译过程就是口译员为了适应口译生态环境在口译过程中的选择与适应，口译结果就是译者通过适应特定的口译生态环境并且在选择适应的过程而生成的最终口译文本
口译的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The eco-environment of interpreting refers to the worlds of the source discourse and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comprising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and the physical setting of interpreting, including the speaker, the listener(s), and the client. ）
这一解释与口译的动态性特征是吻合的。那么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来评价现场口译员的译文将会是一个更加合理的评价方法。
负责工程翻译的口译员面临的口译现场生态环境除了口译现场上的心理压力外，还会碰到许多专有名词，如炼胶工艺中的“炭黑”（carbon black）,“塑炼（plastication）,硫化(vulcanization), 静电除尘器（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等晦涩难记的专业词汇, 给现场口译增加了难度，对于这一问题，口译员是怎样适应这样的口译生态环境，顺利实现交际目的呢？
一位为现场负责施工、安装、调试的工程技术人员做口译的口译员，在工作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检测供电设施时，中方人员问外籍人员：“你是否已经检测过所有的瓦斯继电器了？”译员熟悉“继电器(relay)” 这个词，但“瓦斯”英语怎样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双方都在等待翻译，情急之中译员给出了这样的译文：
Have you inspected and tested all the gas relays? I am sorry I’m not sure whether the term ‘gas relay’ is correct. By ‘gas’ I mean a kind of explosive gas.
回译文本：你是否检测过所有的瓦斯继电器？抱歉对‘gas relay’这个术语我不敢肯定。我说的‘gas’是指一种爆炸性气体。
黑色字体的译文从翻译角度看是不忠实的表现，但是这个译文符合了当时的口译现场的口译生态环境，译员对自己翻译的gas relay这个说法不是很确定，很怕翻译错了会造成更大的误会，于是对个人的译文加以解释，对于这个译文，外籍人员听后回答说“y e s ”，那么交际成功。
口译员在口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包括适应性重述(Adaptive replication)，适应性删减（Adaptive reduction），适应性增词（Adaptive addition）。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表现形式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0-0033-01
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2004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的论文，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旨在为"译有所为"寻找理论依据。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对译者主体性及其表现形式进行探讨。
1.生态翻译学理论
近年来，人们追求"有机食品""环保居所""生态旅游""绿色工程"等的同时，生态意识在学术界也越来越浓厚。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新的翻译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
翻译的生态学研究是将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翻译研究，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翻译的问题，试图创建新的译学理论系统，是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的综合性研究。翻译生态学最早是由爱尔兰的Michael Cronin提出的。胡庚生教授2004年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008年，他又提出生态翻译学解读，旨在实现翻译研究的转向、超越和回归。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胡庚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生，2008，P90），他认为"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和适应性的累积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胡庚生，2004，P179）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文、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生，2004，P4）胡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译者必须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也是"适者生存"。译者与翻译环境的互动是相互适应和相互选择。译者被翻译生态环境的"淘汰"是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反作用。
2.译者主体性及其表现形式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活动，强调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译者处于翻译的中心地位，"翻译过程是译者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胡庚生，2004，P20）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首先处于被动地位，即须适应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并接受影响和制约；同时又处于主动地位，从语言、文化、交际多维度对译文作出选择，以达到"整合适应度"最高的翻译。译者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译者翻译时所遵从的"信达雅"原则上，还包括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技巧的运用和对译文文化效用的操控。
2.1 译者的能动性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本文将从两个阶段对译者的能动性的表现方式进行探讨。
第一阶段是以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或是看做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应该要适应的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译文和译语所反映的背景，包括社会文化因素、读者需求等，适应的最终目的是求存、生效，但这种适应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包含了选择的适应。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译者要作出适应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
第二阶段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这是译者主体性体现最明显的阶段，前一阶段的结构会通过译者的一系列选择充分体现在疑译文当中。无论是宏观上的翻译策略的选择，还是微观上词句语篇的选择，都是译者主动性的体现。
在翻译文本时，为提高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译者在适应了原文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选择与自己的风格、能力相当的作品来翻译，译者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包括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根据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观点，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都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可以选择的翻译策略。无论选择哪种策略，都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即译者在原文本的制约和译语社会文化因素的支配下，能动地选择是颠覆这些制约还是遵守。而当翻译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译者也应作出与翻译生态环境想适应的选择。
2.2 译者的受动性。能动性是主体性最突出的特征，但译者的能动性又受到了限制和制约。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能动地作出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后，还要受到其生存法则的制约，即在翻译中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这些制约因素除了原文、原语、译文和译语等客体因素外，还包括作者、读者、出版商、赞助人、审稿人、译评人等因素，以及译者本身的专业背景、翻译理念、审美观念、心里素质等内在因素。他们都会对译者对翻译策略、翻译技巧、措辞造句的选择造成影响。如果译者忽略这些因素，就会遭到翻译生态环境的淘汰。
能动性是以受动性为前提的，如果只关注主观能动性而忽略受动性，就会出现任意性和盲目性，导致翻译的失败。
3.结语
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不断做出适应与选择的交替过程。在确保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和客观性的同时也要积极地行驶主体性。不能原封不动地复制原作者的意图，对原文文化及语言形式一味地还原；当然也不能忽视作者的本意，过分地发挥主体性，使得译文完全背离了原文索要表达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译有所为。生态翻译学的"译有所为"可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翻译作品具有社会意义；第二，翻译活动本身具有意义。简言之，通过翻译这种创作活动，译者能够有所作为，在语言、社会、文化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a.
[2] 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2014 （1）：29-35.
论文关键词：生态翻译学,鸠摩罗什,佛经翻译
翻译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生态翻译学以自然生态学的适应选择为理论依据，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利用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的关联性和类比性，论证和建构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该理论是一种“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观，它将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1]39-40当代译界学者认为，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运用“适者生存、求存择优”的自然法则，提出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以及美学层面等多维度进行选择和转换的翻译方法，强调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突破了传统“信”、“达”、“雅”的译评标准，从而得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这个结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和挖掘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思想及翻译价值，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解读和诠释佛经翻译乃至宗教典籍翻译的复杂性、主观性、互动性和生态性。
1 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可以说是一种视野的融合，是文本的世界观和译者的世界观的对话和融合。尤其宗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与异文化的协商、交流、会通、冲撞甚至部分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宗教文本不同于普通文本，往往通过隐喻性或象征性语言与读者形成一种直接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认为对话性的作用是“激发诠释”。一个人既可以立即否定说，这个比喻毫无意义，也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度，选择恰当的诠释方式，甚至从这个比喻中获得启迪和领受，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意义。意义是通过读者和文本的互动产生的。[3]14无怪乎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在与宗教文本的互动中，读者的生活实践改变着他与文本间的关系，弱化或强化两者间的关系，读者、译者、信徒和忠信者与文本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关系，并反过来影响未来的互动。宗教典籍的这种动态语境即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
历代佛经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异解，乃至异说。就佛经汉译而言，语言和文本的客观性很大程度被动态语境的主观性所取代，译者的任务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关注文本的词语和语法规则，而是穿越时空，揭示文本的语境，并与当下的汉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基于汉语语境进行反复的诠释性反思，最终成为经典的共同创作者。可以说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是被神秘高深的佛经所塑造的，也是被译者内在不断变化的思维状态甚至行为所塑造的。英语站无论是东晋道安、姚秦鸠摩罗什，还是隋彦琮、唐玄奘，以及北宋赞宁，历代的译经大师，无不是虔诚修行多年的高僧，每位译者的翻译可以说只是一种个别的诠释，而不是最终的诠释，译者可以通过不断解构自己以前的译文从而产生更好的译文。历代佛经汉译之后出转精的事实便是明证。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译经，必然导致对宗教教义理解的差异，甚而至于同一宗教内不同派别的产生。另一方面，虔诚信众的翻译标准与一般文人的翻译视角显然不同，也势必造成翻译标准的多角度与多重性。
有鉴于此，在宗教文本的翻译实践和翻译审美上，译者的思想不能囿于成见、固执一端，为保证文本与读者、译者之间的动态互动，译者要避免把文本转换为具象的、非模糊性的译本，简而言之形神兼备，“传神”为妥。这不禁让笔者想到鸠摩罗什“质而能雅、依实出华”的翻译思想实在是对于这种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2 鸠摩罗什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包括社会文化、背景）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体现在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笔者认为，从鸠摩罗什的翻译操作、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翻译形式及翻译结果上看，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基本法则。
2.1 删繁就简的翻译操作
鸠摩罗什梵汉双通，为适应汉语的语言接受习惯，他对冗长繁复的经文有自己的剪裁标准，这也充分体现了译者选择上的主体性、自觉性。据慧皎《高僧传》载，在与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时，罗什云：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4]76
[关键词]中医； 生态翻译学； 解构； 建构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8-0160-02
国内学者胡庚申教授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的论文，并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详尽论述了该观点。近年，他又分别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生态翻译学解读”（胡庚申，2008a），“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 （胡庚申，2008b），“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胡庚申，2009），“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2011）等文章，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领域引发了系列学术共鸣或争论。
1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关联序链”理论
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序链理论”。目前，我国医学翻译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西医和中医两个部分，西医翻译主要涉及西医的英汉互译，就是英语和汉语均可以作为源语和目标语的双向度翻译，而中医翻译则主要是从以汉语为源语向以英语为目标语的转化。无论是从已发表的翻译作品，已确立的翻译范式，还是从备受关注的翻译理论研究情况来看，对西医翻译研究的关注度要高于中医翻译研究，这就导致了医学翻译研究在内容上的生态性相对失衡。举个例子说，西医教育中的教材大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原版教材或者是欧美名家经典的中文译本，中国的医生或医科学者要想在学术上得到国际认可，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必须在世界顶尖医学杂志上，而这些杂志的刊发语言都是英文。与西医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的海外传播之路历久行艰，因为中医经典著作很难成功地被翻译成英文。虽然近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英文译著不断走向海外，但是优秀的中医英译本仍是寥若晨星。从语言哲学上讲，翻译实质是一种文化传递活动，以英语为主的欧美强势文化大量被译成用其他语言表征的弱势文化，而其他语言所表征的弱势文化却很少成功地被译成英语为主的强势文化。这就是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在这种翻译生态中，强势文化“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 （Cronin，2003：167），而这终究会导致两种语言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失衡。
2中医英译的翻译策略：“适应选择”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彼得・纽马克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指出，翻译理论关心的就是“选择与决定”的问题（Newmark，1982：19）。 巴塞尔・ 哈提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译者要么让读者去适应作者，要么让作者去适应读者（Hatim，2001：46）。可见，“适应选择理论”的主体是译者。在这里，译者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在该环境中对译文进行选择与操纵（胡庚申，201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在语言、文化、交际等不同层面做出适应和选择（胡庚申，2008b）。这就引出了翻译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有关译者身份的另一个问题：翻译实践是否以译者为中心。在中医英译实践中，“译者为中心”的身份定位被以“关联序链”方式存在的翻译生态观所解构。一方面，中医英译译者身份确定具有特定的要求。由于中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经验的结合，所以中医文本的译者既要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要对中医的专业经验有所了解，更要具有专业翻译应具备的语言功底。然而事实上，三方面要求均具备的译者数量并不多，多数从业译者都是由不具中医专业背景的人半路出家而来。另一方面，中医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并不是完全主观的，而是受生态序链中目标语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译者为中心”的观念被生态翻译学中的“关联序链”理论无情地解构了。在中医英译实践中，“适应选择”策略运用不当会出现令人费解的情况。比如，有些译者把“带下医”译为“doctor under the skirt”或“doctor underneath the skirt”，将“室女”译成“home girl”或“room girl”，这是对其字面意义直接翻译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医术语里，“带下医”意为“妇科医生”，而“室女”意为“未婚女子”，如果译者知晓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就不难做出正确的英译选择：“gynecologist”和“virgin”（李永安，2002）。
3中医英译的翻译方法：“三维转换”理论
在生态翻译学中，胡庚申教授主张采用“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他把此“三维”定义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并认为实践中的翻译方法就是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不同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11）。根据这个观点，翻译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语言的动态对等转换，实现不同文化有效交流的活动。“翻译的内容来源于文化”（刘法公，2000）。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中。西医的“influenza”、“infantile malnutrition”和“visceroptosis”在意义上正好与之对应，这时就可以用“归化法”处理（李永安，2002）。而中医的“五行”以及五行与五脏关系的术语如“脾土”、“肝木”等在英语中极难找到对应词，在翻译实践中，结合中国哲学和中医文化，约定俗成地将“五行”英译为“five elements”，将“脾土”和“ 肝木”英译为“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和“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再如，中医术语“脾土被肝木克制”可译为“The 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 is checked by the 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何敏，2013）。这里采用的就是“异化法”，成功地实现了中医英译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4中医英译的理想生态：“生态理性”观
胡庚申教授把翻译“生态理性”观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 讲求动态/平衡、 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胡庚申，2011）这种“生态理性”观在思维方式上体现整体性、关联性和过程性，追求“译者”、“文本”和“环境”的有机整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应然状态。目前，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是：英语国家日益重视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并逐渐开始研究中医理论；我国把中医视为传统文化瑰宝并通过传播中医技术来弘扬中华文化；中医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专业知识的不甚了解；翻译实践中缺少对中医术语和医理表达的统一规范；知识性和文化性都过硬的中医译作为数不多；中医在国际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很小。总之，医学翻译生态总体上不平衡。在生态翻译观指引下，中医翻译界要根据现实、适应形势做出适当的改变：重新审视中医英译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建立相关的中医翻译标准和术语规范；加强对译者的中医专业知识培训；鼓励和资助中医译著的出版以实现中医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最终迎来医学翻译多元共生、和谐统一的理性生态。
5结论
本文以中医英译为研究对象，在“关联序链”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医学翻译的现实生态，即哲学意义上的实然状态，使生态翻译学理论既具有解构性又具有建构性，消解了传统的“译者中心”的身份定式。
参考文献：
[1]Cronin，Michael.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电影翻译；“三维”转换；适应；选择
随着大众审美情趣的提升和观影需求的增加，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影迷对于影片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不但要求丰富动人的故事情节，还要求劲爆的视觉与听觉享受。进口电影要契合大众的期待视野，高水平的电影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学界历来处于重视文学翻译而忽略电影翻译的研究氛围中，对于电影翻译的研究涉足较少，并且现有的电影翻译研究多停留在从语言和文化层面探讨个别字句或者片名的翻译技巧，电影翻译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近年来，在全球生态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下，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阈限，开始尝试用自然生态科学中的“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等视角来探讨翻译活动，构建生态翻译学。本文拟引入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的核心概念，从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电影翻译活动，以期能丰富和拓展电影翻译研究内涵，并在召唤学界对于电影翻译研究的关注方面尽到绵薄之力。
一、生态翻译学简述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生态翻译学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胡庚申，2008：11）生态翻译学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适应/选择”学说引入译学研究，并将其作为理论建构的哲学理据，通过研究“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核心概念，将译者置于翻译生态环境①中，将翻译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②。（胡庚申，2009：6）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原则解释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multi-dimensional adapta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将翻译方法阐述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并将“整合适应选择度”③的高低作为评判翻译质量好坏的标准。
二、“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
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间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表现，实现语言文化转换目的的本质是为了实现交际意图。在翻译实践中，语言、文化、交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这一点毋庸置疑。后结构主义重视语用功能和宏观语境，重视译者的主导行为，从交际论、多元论、文化论等视角开展译学研究，这与生态翻译理论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和通融。生态翻译学力图打破“文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维定式，强调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度适应和选择。生态翻译学所倡导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适应，继而依次作出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4：129）生态翻译学强调“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语言维关注的是翻译的文本语言表达，文化维关注的是翻译的语境效果表达，交际维关注的是翻译的交际意图。翻译要保存原文本在译语中的生态平衡，一方面需要译者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方面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选择性适应，另一方面又需要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方面对译文进行适应性选择。
三、电影翻译中的三维“转换”
电影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种，“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对其同样适用。因为电影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内在结构的转换，也涉及两种文化意识形态的转换。同时电影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载体，其交际功能不容忽视。在处理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影片解码转换时，译者应该综合考虑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特别是后两者，进行适应性的选择转换。译者首先要适应整个源语文化生态系统和译语文化生态系统，在翻译过程中关注文化内涵的传递，同时译者还应适应影片背后的交际意义，为了有效传达影片的交际效果而选择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作出相应的取舍决定。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具有不同的语法特点，电影翻译的译者在处理两种语际间的转换时，应对两种不同的语言生态环境作出适应后再在翻译中作出选择。以电影翻译中英语代词的翻译为例，在电影《魂断蓝桥》中有下面的一段对话：
原文：
Roy：Well，Im the friend you were looking for.Who was he，I insist upon knowing，who was he？
Myra：Oh，it was a girl.No one in particular.
英语中的“he”和“it”翻译成汉语时，可能会由于“他”和“它”读音一样产生混淆。故译者将“it was a girl”译成了“是个姑娘”，而没有翻译“it”。这种处理显然是译者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语言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电影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涵盖了社会生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译者必须对原文的文化维有充分的适应，并且具备较强的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过程是跨越文化差异的过程，在译文中体现合理的选择转换。
以《阿甘正传》为例。阿甘终生的爱人珍妮在经历了颠沛流离后，终于回到了家乡和阿甘相聚。但幸福的日子很短暂，二人结婚后不久珍妮就因病去世了。影片用了一段阿甘的画外音来回忆这段美好的时光。
原文：“I never really knew why she came back，But I didnt care，it was like olden times.We were like peas and carrots again.”
译文：“我从来没明白她为什么回来，但我不在乎。像是又回到了过去，我们又形影不离了。”
豌豆和胡萝卜这两种食材除了拥有营养高的共同点外，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了。如果直译为“我们又像豌豆和胡萝卜了”，作为译语观众的中国观众很难理解原文所表达的意思。事实上，这两者的搭配与美国的饮食文化息息相关。豌豆和胡萝卜丁，一个圆的，一个方的；一个绿的，一个红的，美国人通常用它们作为主食的点缀，而且一般同时使用这两种食材，所以两者在一起可引申为“形影不离”。译者只有在对译语的饮食文化适应的前提下，才能做出符合文化内涵的合理选择，较好地完成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电影译文是用于译语观众体会电影情节、把握电影思想的功能性文本，对电影的翻译应遵循交际法则，用符合译语文本规范的形式传达译语读者需要的信息。译者在翻译影片时，一方面要考虑源语影片的交际意图，另一方面译者应该考虑到潜在观众的接受能力，充分把握译语观众的审美情趣、心理需求、知识背景等，注重译语观众的可接受性。下面这个选自电影《魂断蓝桥》的片段就是一个成功译例。译者充分考虑了原文本的交际维，跨越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准确在译语中再现了原文本的交际效果。
原文：Man：Blimey！ Ermans ruddy marksman，aint he？
Second man：Erman？
Third man：Yes，“Erman”，the German！
译文：男甲：哎，“特国”人打得可准了，是吗？
男乙：“特国”人？
男丙：是的，“特国“就是“德国”！
虽然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4：39）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但毕竟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内在生态结构的改写，而非脱离原文本内在客观规律的纯创作，因此译者的角色还是“带着镣铐的舞者”。这个观点也可归结于生态翻译学的一个论点：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译者对译文的选择中有其对原文为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是一种选择性适应。前段时间上映的美国影片《黑衣人3》中文版中不仅“伤不起”“ 坑爹”“ Hold住”等网络流行语和“地沟油”“ 穿越剧”等社会热点词频频出现，甚至“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中国古诗词也从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口中蹦出。虽然影片发行方考虑到国内观众很难理解美式幽默而在翻译上取舍再加工的初衷可贵，但为了让国人一笑，译者逾越原文及其文化内在生态规律所做的选择尝试还是应慎之又慎。
四、结 语
电影翻译文本的质量好坏可以通过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方面的适应来进行检验。电影翻译者应力求真正做到“多维”适应和“三维”选择转换，尽可能地生产出“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电影译文，以准确传达电影的语言文化内涵，契合译语电影观众的“期待视野”，达到电影的交际目的。生态翻译学对电影翻译研究有极其宝贵的指导意义，其理论观点为电影翻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值得学界重视。
注释：
①翻译生态环境指：“源语、原文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见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②在过去几年中，胡庚申教授对“翻译”的定义有所发展。在2004年出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中，他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见第39页。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中，胡庚申教授将“翻译”的定义具体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见第6页。
③“整合适应选择度”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的程度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见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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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芳.论英文电影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05）.
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创新，而广泛运用于职业教育领域的项目教学作为一种问题解决式的学习途径，为学生的能动建构提供了极佳的学习情景、载体和问题学习型的情景
一、理论依据
1.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或技能建构必要的条件之一是问题解决性的学习环境。问题解决性的学习环境，能够调动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有效激活学习者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新的知识和经验，用于解释和分析当前的问题，从而形成新的假设和推论，并做出检验。这一过程为新知识和技能的建构提供了理想的路径。前期一些建构主义研究对于问题解决式的学习环境要素进行了相关描述，理想的载体要素为“真实任务”，学习目标要素必须符合“清晰明确”的条件。而广泛运用于职业教育领域的项目教学作为一种问题解决式的学习途径，为学生的能动建构提供了极佳的学习情景、载体和问题学习型的情景。职业教育课程中的“项目”指的应当是有结构的项目，即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客观存在的工作任务模块。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也是有一定结构的项目，特别是源自真实工作中的翻译项目，不仅具备真实性的特征，反映了社会和学习的真实需求;此外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具有清晰明确的目标指引，译文必须符合一定的翻译标准、能完成特定的交际功能，必须遵守国家公布的《翻译服务规范》，具体的翻译项目产出的译文还应适应具体的翻译生态——含译者、读者、委托人、社会文化因素等在内的翻译生态整体。从项目教学、国际翻译教学发展现状来看，真实情景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不仅符合最新的教学发展趋势，也为翻译课堂中学生的能动建构提供了极佳的问题解决性的情景。2.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或技能建构的有效条件之一是合作性的学习环境。在建构过程中，学习者作为学习的主体应围绕当前问题获
取有关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又要不断运用个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建构主义认为学习建构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对学习者个体的有效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过问题解决过程中学习者团队合作互动，相互学习，共同协作，引发学习者个体不断反思，促进个体主动内化，最终在解决问题中完成“意义建构”。在真实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中，翻译学习者团队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协作的形式自觉主动地分析翻译项目中需解决的问题，解读源语项目文本，通过查找翻译工具、网络资源获取背景知识、平行文本等，选择合适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完成译文初稿，共同按照翻译的标准、发起者的意图、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检查润色译文初稿，最后完成翻译项目，并完成交稿。在合作完成翻译项目的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交流，学习者个体的认知结构也得以重构，所建构的翻译知识、技巧和经验也将更加完善。
二、教学实践
1.以真实项目为载体，促进学生主动建构。从教学内容上看，通过项目教学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翻译知识和技能，体现了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从结构走向建构的趋势。传统教学体现的是一种传授知识的倾向，要培养学习者的翻译能力和素质，通过简单的语言对比、知识传授、技巧讲解是远远不够的。而真实项目为载体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教学能更加有效地将学生置于问题解决的情景之中，能体现翻译学习者目标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涉及翻译学习者思考、协作、翻译和决策的过程，需调动翻译学习者观察能力、分析能力等，能使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内化为学习者自身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完成学习者能动建构。在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内容的选取上，应特别特别重视内容的针对性、典型性、实用性、真实性和实效性。因此，需广泛开展企业单位对翻译人才具体需求的调研、毕业生跟踪问卷调查等，确定课程的项目。基于广泛扎实的调研，针对大部分专业学生的就业岗位，选取贴近实际生活、贴近实际工作的项目。鉴于以上考虑，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商务英语专业现已编写并使用了《商务英语翻译实务》项目教材，主要涉及商标商号、商务名片等13个翻译项目。在项目来源方面，商务翻译教学团队还可以通过行业兼职教师咨询、专职教师实践等途径获取真实翻译项目。例如近年来，来自金融、商务、旅游等行业的资深行业兼职教师参与我院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也为翻译课程带来最原始的翻译项目教学材料;同时，我院还通过虚拟实体的翻译社“金苑翻译社”对外承接学院内外一定量的翻译业务，这些翻译业务经过委托人的允许也可以作为商务英语翻译项目教学的材料。此外，教师在开展翻译项目教学的过程中，可通过以上途径对项目不断更新，以保证翻译项目的时效性。项目要素把握方面，根据德国翻译家斯蒂娜·莎弗纳的“模仿真实情景”教学法，真实翻译项目教学中再现必须具备项目中翻译情景的各个要素，如翻译项目的发起者(翻译社、企事业单位等)，译文使用者(英美游客、某产品的外国使用者等)，译者，翻译目的(某文本翻译需达到的目的)等。这些要素将为翻译项目学习者进行学习时提供学习情景，同时也是学习在解决问题完成翻译项目过程中必须兼顾的因素。
2.以过程性为导向，引导学生能动建构。依托真实项目的翻译项目教学中，翻译学习者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主动建构的过程。可见在项目教学中，应以过程为导向，参考经验译员工作过程的典型工作阶段，将项目任务分解为不同的阶段或者环节，让学习者按照工作环节解决翻译问题。国内外翻译研究已经对翻译的过程有较多的研究，大体将翻译过程分为理解阶段、重新表达阶段和检查核实阶段。但是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无法体现e时代下翻译工作者的工作环节中某些信息化的元素。例如在完成某公司简介汉译英的项目中，译前查找国内外类似企业的公司简介译文，作为平行本文进行参考，将对翻译项目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环节就没有被归纳在传统的“三阶段”之中。此外译前对翻译生态的解读，译中翻译决策和网络等资源的使用，译后反思总结，都成为了译者翻译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如何科学合理地将这些具体内容与传统翻译过程进行整合是翻译项目教学的重点所在。我院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首创性地将传统译论中的三阶段论和行业资深译者的经验相结合，形成了特色的PWP模式教学模式。PWP分别代表译前(pre-translating)，译中(while-translating)和译后(post-translating)三个阶段。课程的内容组织以课程组自编教材《商务英语翻译实务》中的13个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和PWP的翻译过程为两条交叉的主线，将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渗透在这两条主线之中。在某一个项目教学中，PWP项目教学中以过程为导向，让翻译学习者能在翻译学习中针对翻译项目的每个阶段，通过翻译小组成员合作，完成主动建构(如下表)。
3.以多样的教学形式，促使学生互动建构。为了促进学生主动建构，教学中利用多种教学形式，如采用工作坊、头脑风暴赛等开展教学。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组织者、监控者，翻译学习者成为课堂的中心，通过合作学习的形式，相互协调、相互沟通，共同完成翻译项目。(1)翻译工作坊。翻译工作坊是指类似于商业性的翻译机构，由若干名翻译者共同完成翻译项目的形式。在翻译项目教学中，可以将学生分为5~6人的小组，即虚拟的翻译社，并让各组为自己的翻译社命名。在商务英语翻译实训中，根据真实翻译项目需求的情况，每个小组成员内部进行讨论分工。每组一名同学担任项目经理，负责将翻译项目分解分配给小组各个成员，联络项目需求方，并完成最终交稿。每组中翻译水平相对较好的同学负责后期统稿和审稿。在完成某一翻译项目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不仅共同完成了最终的翻译项目译文，且共同讨论、协作，与需求方进行交流，工作坊的形式能够促进翻译学习者就当前的翻译项目进行沟通和学习，促进学习者个体在互动中进行建构。(2)头脑风暴。头脑风暴法是一种集体开发创造性思维，集体主动建构的方法。在商务英语翻译课中，可以运用全班或者小组的形式进行相关的教学活动。在翻译项目教学中可以采取这种形式，尽可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尽量多地收集同一项目的不同版本的译文，并向学生展示，让全班同学畅所欲言，对译文的优劣进行点评，最后共同分析总结和反思。笔者曾使用商号翻译、商标翻译等进行尝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以丰富的教学资源，支持学生主动建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学生在翻译中常常有畏难的情绪，导致学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行主动建构。教师在设计项目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为项目教学的每个环节或阶段设计和准备丰富的教学资源，对学生的项目学习起到一定支柱作用，同时学生也在完成任务时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利用相关资源进行知识构建。例如在安排学生进行某公司简介翻译项目学习时，教师为学生提供以下资源:公司简介翻译常用词组列表，公司简介常用句型列表，平行文本等，甚至可以提供专业词汇对照列表。这样就能有效降低学生完成翻译项目的焦虑度，支持学生主动建构。
5.以多元的考核方式，激励学生主动建构。课程的考核方式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学习的导向。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创新因此在项目教学中可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激励学生主动建构。首先，注意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将学生平时在项目学习中的参与度、个人表现、小组表现都纳入考核范围内，激励积极进行项目学习的主动建构，促使学生重视项目学习过程和小组合作;在终结性考核中体现项目考核的导向，避免学生死记硬背。其次，注意教师评价和同伴评价的结合，让小组间进行项目作业互评，通过互评促进学生进一步反思和总结，主动建构。
三、总结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观 实用文本 实用性翻译一、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该项理论依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提出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①。
从汉英翻译本质来看，翻译实质上是语言的转换，文化是通过语言形式呈现的，文化是大自然界所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可以把整个翻译过程看成是一个与自然生态诸多方面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的翻译生态系统。在翻译生态环境里，同样存在大量的选择、适应、生存、淘汰等自然现象，自然生态环境中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互利共生”等生态平衡现象。在此前提下，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理念，据此，生态翻译学提出了“三维转换”的翻译观点，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也就是说，我们在翻译时需要综合考虑语言的“三维”转换观，进行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使译文能够达到多维的转化，生成选择适应度最高的译文②。
二、关于实用文本的翻译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实用文本的翻译实用性日益凸显。实用文本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文体，从语言极其规范的政府要件、科技论文等到语言相对简明的产品说明书、旅游指南等，都属于实用文体的范畴。在对实用文本的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对实用文本的翻译界定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其中贾文波将实用文本的翻译定义为：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实用性强，应用面广，其体裁范围几乎涵盖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多具有现实的甚至功利的目的的文本翻译③。
实用文本的根本特点是其实用性，基本功能是荷载人类社会的规约信息。实用文本的翻译是一个可调节的动态信息传递过程，与文学作品相比，实用文本的翻译本质在于信息的传递，强调真实性，重视信息的传达效度。然而，信息的传达效度取决于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传统模式、价值观念、心理期待、认知能力、社会关系及文本类型等制约因素。在翻译时，只有全部或部分满足这些制约因素时，才能达到信息传递效度的最优化。
目前，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研究，多数仅仅基于译者对自身翻译经验的总结，没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独到见解，并且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译者要以源语文本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将文本中要传递的信息功能，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形式再现到目的语之中，并使这些信息在目的语的生态环境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实用文本时，不仅要做到语言层面上和文化层面上的“适应与选择”，还要处理在交际意图层面上的“适应与选择”，最终实现“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实用性译文。
本文拟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解读阐释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以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风景区一则“乘客须知”的英译为例进行评析，以此阐述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更好地开拓生态翻译学理论的阐释力。
三、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以一则“乘客须知”的英译为例
洛阳老君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栾川县城东区，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园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因道教始祖老子归隐修炼于此而得名，自古被尊为天下名山、道教圣地，有“中州地区天然动植物种质基因库”之美誉，号称洛阳的“避暑山庄”，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为了满足需求，游客必经之地都配备了中英双语的实用文本――旅游指南，因此旅游指南英译质量格外引人注目。这则旅游指南中的“乘客须知”矗立在老君山风景名胜区索道入口处，下面就从“三维”转换的视角评析上则“乘客须知”的实用性翻译。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适应性选择转换”涉及语言书写、用词、语法、省略等各方面。由于汉英思维方式不同，汉英实用文本在语言表达层面存在诸多差异，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然而，这则“乘客须知”在翻译时忽视了翻译生态环境，没有能够在语言维上进行适度转换，错误重重。
1.书写不规范
在译文第三项的末尾When the，根据整体的翻译环境，应为下面第四项“索道运行时”的翻译，出现了断句的错误；在译文最后，把“洛阳老君山旅游索道公司”译为Luoyang Laojun Traveling Rope way Company，漏掉了“山”的翻译。这些典型的低级错误，可能是翻译人员本身或制作公司人员的粗心造成的。
2.用词不确切
此类错误占有较大比例，例如：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和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上车”译文中，“corrosiveness”为名词，而原文的语境中实需形容词“corrosive”。
“患有高血压”的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更是让人不得其解，contract意为“签合同，订立契约”，让国外游客觉得得病还需签订合同或订立契约吗？在英语中，“患有……疾病”的常用固定句式“Suffer from...”。
“严禁乘客在吊厢内摇摆伸头探望……”中“吊厢”译为“hang the theater box”，其实际意义为“在戏院的包厢里上吊”，与原文传递的信息相差甚远，让国外游客难以理解，根据实际的翻译环境“the carriage”更贴切；“伸头”译为“raises one’s head”，极为不恰当，raise意为“提升；增加；高处；举起”，与原文含义不符，建议译为“get one’s head out”。
“……向外抛撒废弃物”中“废弃物”译为“abandons the goods”，很明显，汉语的名词被译为英语的动宾结构，与原文的意义不匹配，用一个词“wastes”即可。这样既符合实用文本语言精准简洁的特点，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很容易让国外游客理解。
“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中的“出口和进口”译为export和import，二词的原意是指货物的进出口或输入和输出，并非通道出入口，原文指索道的进出口，exit和entrance比较准确。
“不准硬挤和抢座”译文“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中，hardly的英语原意是“几乎不”，而非“硬”的意思，在此文的语境中，“硬挤”有挤过去之义，译为congest更能传递原词的语言涵义。
3.语法漏洞百出
语法是这则“乘客须知”翻译的最大败笔，例如：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建议不要乘坐索道”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 patient suggested that do not ride the rope way”，无论是从时态还是从句子结构上都不正确。从这句话的整体翻译原意看，“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是形容词短语作定语，修饰“患者”，而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是以动词Contract开头的祈使句，不能做定语；还有heart disease’s的所有格形式作定语，也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再者“建议”译为过去时suggested，在整体生态环境中没有做到最佳“适应与选择”，这个“建议”是时时的，并没有时间限制，所以应为一般现在时；suggest后面的宾语从句不应为祈使句。
“未经站长签字特别批准”译文“Sign without stationmaster authorizes specially”中without是介词，后面常用名词性短语，而“stationmaster authorizes specially”为完整句子，是错误表达，最好译为“Without the approval of stationmaster”。
“严禁携带……”译文“Refuses to carry”；“不准硬挤和抢座”译为“does not permit to 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依次进站上车”译文“Enters the station”。英语的祈使句构成形式：动词原形开头，否定形式是在整个结构之前加do not，don’t或never，因此只能用动词原形refuse，do和enter。在“乘客不得擅自进入驱动机和控制室”译文“the passenger do not enter the drive and the control room arbitraily”中，do作为一般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的否定助词，却没有加-es。
4.英汉表达不一
在同一个牌子里，翻译表达不一。“乘客须知”四个大字用汉语拼音，并且大写翻译为CHENG KE XU ZHI，而下面的条款则用英语表达，极为不妥。
5.按照汉语字对字或语序直译
我们仔细观察这则“乘客须知”就会发现，几乎每个句子的翻译都是汉语的语序，是逐字翻译的，完全是字字对译，译文反映出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译文的内容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或不符合国际惯例，使得译文胡译乱译。比如：“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被译为“has corrosiveness， the irritant smell’s goods”； “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的翻译“Refuse from the export under the import”；“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服从工作人员指挥。依次进站上车，不准硬挤和抢座”译为”On own initiative observe the public peace staff to direct. Enters the station in turn boards， does not permit to 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这些译文在翻译时几乎没有做任何“整合适应选择”，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逐字直译的，外国人看不懂，就连中国人也迷惑不已、不知所云。
实用文本的内容必须用准确的语言“适应和转换”，语言的准确选择和转换，取决于思路的清晰，同时取决于对字、词、句的精心选择和反复的“汰弱留强”。每个词每句话都必须有明确的含义，即用词要准确无误，造句要合乎语法和逻辑，还要善于辨析词义，区别词的感彩，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选用最恰当的词语。避免用词含混，歧义迭出；或用语不慎，前后矛盾；或概念不清，留有漏洞；或判断不当，结论模糊。以上这些例子在译成英语的过程中，问题都出现在语言维的转换上，没有能够在语言维进行适度的转换，使得译文的意思与原文大相径庭，严重影响了实用文体“乘客须知”的实用性。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不仅是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有共性，更有差异，这些差异带来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实用文本的翻译和各种文化也有着复杂的交错联系。这则“乘客须知”在翻译过程中，没有透彻地理解文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忽视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观念和差异，没有很好地实现文化维的选择转换。例如：
“乘客不得擅自进入驱动机和控制室”译文“the passenger do not enter the drive and the control room arbitraily”中arbitraily，意思是“任意地；武断地；反复无常地；肆意地”。 Arbitraily是贬义词，给人不守规矩之感，用在此语境里，会破坏外国人的旅游好心情，所以有文化差异的词语误用会破坏旅游景区的良好形象。这句话我们不妨翻译为：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drive and control room.这样的翻译能够反映出我们对外国人的尊重，同时照顾到英语文化的习惯。
“……向外抛撒废弃物”和“不准硬挤和抢座”等这些不文明行为，坦白地说，在国内各种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甚至某些不文明之举似乎已经成为一些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实用文本的出现纯粹是给中国人看的，所以没有必要条条都翻译成英语。这些不符合西方人文化的错误译文会让外国友人感觉，我们认为他们连最基本的礼貌和文明都不懂，这样不但对他们没有实质作用，反而会伤害彼此的感情，甚至会损坏国民的国际形象。
对于这样的实用文本，译者一定要考虑到原语与译语不同文化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做出文化维的正确“适应与选择”。只有实用文本的翻译符合译语的生态环境，较好地实现了文化维的转换，真实地传递了原语的语用意义，翻译的实用性才能达到信息传递效度的最优化。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实现目的语的交际意图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④。
实用文本的功能属于呼唤型，其交际意图是要达到警示和告知的效果。在翻译时，除了要注重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还要注重交际意图的实现。但从“乘客须知”来看，其忽视了实用文本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例如：
“乘客须知”译为汉语拼音CHENG KE XU ZHI，对外国游客来说，等于没有翻译，标题就失去传递信息的功能。这样的实用文本译文不仅违背了语言维，更违背了交际维，无疑影响了提醒乘客注意的实用际意图，最好译为英语“Notice for Riding about the Cableway”。
西方人针对一些起警示和告知作用的实用文本，在翻译时更偏向于使用“暖”色调的词汇。“严禁……”译文都选择“refuse”一词，这个词本来是“冷”色调的词汇，语气比较生硬，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翻译生态环境，换用成一些较中性柔和的词汇，或语气较平缓的结构，或采用以 No+n.或No+v-ing的结构，较完整地转换原文的内容和实用意义，达到交际目的。如“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和有腐蚀性，刺激性气味的物品上车”，可以选择Flammable， explosive， corrosive and pungent cargoes are prohibited to carry；“严禁在站台上照相和逗留”，建议译为“No photos and stay in the platform”。这些译文显得更加礼貌和贴近人心，与原文的传递信息最接近、最适应，属于“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建议不要乘坐索道”，仔细体会这句汉语的含义，中国人都会产生歧义。“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是本句的主体，提出了建议“不要乘坐索道”，而非洛阳老君山旅游索道公司建议“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不要乘坐索道”。汉语本身就失去了交际意图，更何况译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 patient suggested that do not ride the rope way”，显然，这则按字面意思机械地对等翻译，根本没有照顾到英语的表达习惯，外国游客没法理解，建议译为“The passengers who suffer from hypertension and heart disease are not allowed to ride the cableway”。“严禁从出口上进口下”的译文“Refuse from the export under the import”，这个翻译在交际过程中外国游客根本无法理解，不知所谓的“进口”还是“出口”，更不知从哪里上哪里下。根据“乘客须知”的翻译语境，可译为“Please lift up and down in the correct access”。这样的翻译既简明恰当地转换了原意，又准确地达到了交际目的。
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交际维的受众接受度和理解度，除了考虑到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维上不同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维上文化背景外，还要为了实现交际意图考虑到交际维的最佳“适应与转换”，甚至更“多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四、结语
从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观研究实用文本的实用性翻译，就是把原文本放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去分析和探讨，实现实用文本译文在“适应与转换”上的得体性和准确性，以便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准确达到交际目的。
注释：
①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②同上.
③朱敏.翻译功能理论关照下的实用文本的翻译[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④谭碧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公示语翻译新探[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2]贾文波.汉英时文教程[M].中国出版集团，2004.
[3]谭碧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公示语翻译新探[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2）.
[4]张艳艳.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公示语英译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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