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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政策选择，但这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对贸易实施政策干预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幼稚产业保护论、最优关税论、经济机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预论及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都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主张。当然，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张都暗含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
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1981）。他们构建的模型表明，从国外厂商手中夺取垄断租金的最简单方式是，当国内厂商是垄断市场一个潜在的进入者时，对国外厂商征收关税。这与最佳关税论采取的措施结果相同。但二者在本质上有所区别：最佳关税论要求一国是“大国”，以便能影响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而垄断租金转移没有这种限制，这就为小国对处于寡占结构下的国外供应厂商征收关税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本国厂商与国外厂商在第三国进行双头垄断竞争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也能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RranderandSpebcer,1985）但其前提是国内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必须采取进攻性的策略，以扩大在第三国的市场份额。上述情况是假定本国和外国均只有一家企业的情况。Dixit（1984）进一步证实，当本国有多家企业，但数目不太多时，Brander和Spencer的结论仍能成立。不过，在双头垄断时，由政府给予补贴的方式，并非最佳选择。Bhgwati,Ramaswami和Srinivas-an（1969），及Bhagwati（1971）早就指出，在双头垄断竞争中，最佳政策应该是政府向本国厂商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
另外，Spencer和Blander（1983）还说明了，若竞争对手不采取相同措施，那么只对本国厂商在研究开发阶段给予补贴，使本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优势，从而使其在以后的市场竞争中以高质量、低成本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也能逐步将垄断租金转移到本国。
除上述方式外，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保护幼稚产业也能转移垄断租金（Krugman,1984a）。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全部产业都存在动态的外部经济，那么政府可以对其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行业进行保护，直至该行业达到最佳规模，并与国外竞争对手竞争时拥有优势为止，同时，转向对下一个行业进行保护。这样，可使本国厂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的。在这里，国内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容量以便使被保护产业达到最佳规模。克鲁格曼的这一观点是在基于他的另一论文（Krugman,1984b）中形成的，该文论述了进口保护能促进出口，从而干预性贸易政策能行之有效。戈登（Gorden,1990）认为克鲁格曼（Krugman,1984a）的结论没有古诺寡头竞争假定也能成立。
2.2实证研究
克鲁格曼和鲍德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Krugmana-ndBaldwin,1988）。他们发现，日本对半导体芯片的保护尽管扩大了其市场份额，但日本国内使用芯片的产业由于支付较高价格而受到损失。所以，从整体上看，日本经济的净福利并未得到改善。他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为：虽然能通过转移垄断租金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但其幅度并不太大。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汽车、半导体及飞机制造领域。90年代以来，其它行业也受到了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证研究》一书中（KrugmanandSmith,1994）。该书收入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比较共同的结论为：①一些国际性公司的行为确实带有战略性，至少，涉及国际贸易时，其行为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②一般来说，单方面的关税或补贴确实使本国受益，但幅度有限。③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程度与各自模型的特殊限制条件相关。一旦改变其假定条件，其有效性便大打折扣，甚至结论完全相反。
3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批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都是在有损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来改变本国的福利，因而被指责为掠夺性政策或以邻为壑战略；同时，它又不利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改善，因而受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对其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实证的和规范的。
3.1实证的批评
Eaton和Grossman（EatonandGrossman,1986）指出，据战略贸易模型的古诺寡头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当对手采取的是贝尔兰特（Bertrand）战略，即以价格而非产出竞争时，得出的结论就成了出口税是最佳选择。这与战略贸易措施正好相反。这一批评，几乎动摇了战略贸易模型的基础。对此，Spencer（1986）作出了回应。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分为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三阶段。只有销售阶段是以价格竞争为主，前两阶段仍将以产量竞争为主，故古诺假定在前两阶段仍成立，可以用来达到转移垄断租金的目标。
国内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扩大之后，能转移的垄断租是否相应增加，也是值得怀疑的（HerstrumanandMarkusen,1986）。因为，得到补贴的国内厂商，其效率原本就很低，进入市场之后，其平均成本曲线不是下降，反而会上升，从而会使向国内转移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少。此时，从国内厂商得到的回报远小于期望值，国内总福利水平就会低于不采取补贴时的情况。
Grossman（1986）认为，获得高利润率的厂商，都是产品研究和开发、市场调查等早期作了大量风险投资的企业，它们的失败率较高。平时所观察到的企业，仅仅是幸存的取得成功的企业，失败的高风险投资则没被估算在内，从而在总体上高估了这些厂商的行业总利润率。而政府给予补贴的又恰恰是这些存在风险的寡头垄断企业。因此，被转移垄断租没有考虑到行业总风险成本而被夸大了，政府补贴方式的效果也就不如原先估计的大。
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又具有相同生产能力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资源从其它行转移到受补贴的行业，从而受补贴行业的扩大和出口增加是以其它行业规模缩小及出口减少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代价往往要高于转移的垄断租，所以，自由贸易仍是最佳选择（DixitandGrossman,1986）。若各出口行业面临的条件不相同时，一国之福利确实有可能得到改善，这要取决于国内稀缺资源用于出口行业扩张后每一单位资源取得的额外垄断利润大小，而这又取决于国内外技术条件对比、国内外产品替代程度、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及寡头竞争性质等因素。这样，要选择一个目标行业对其进行补贴就需大量的信息，而这往往又是难以办到的。总之，若忽视了国内产业间要素转移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会使战略贸易政策模型的说明力大受影响。
3.2规范的批评
以邻为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遇到其它国家的报复而两败俱伤。Bhagwati（1989）认为，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易出现相互报复的现象。另外，作为小国，遭到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大。这样，世界总福利水平也因之而下降。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充分有效，它也是一方受损另一方得益的一种政策，世界总福利水平绝不会增加，而只是全球福利分配的再调整。这种把本来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贸易福利分配格局代之以人为的手段加以干预，必然不及市场有效，从而，从长远看，会使世界总福利水平下降。
Bhagwati（1989）指出，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政府作出的决策，有时并不符合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目标。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后果是少数人或特殊集团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许总体上能改善一国的福利，但其分配可能极不公正。
另外，得到政府补贴的国内厂商往往会发现依赖补贴本身较参与同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收益更大。于是，它们转而进行寻求补贴的活动，而不关注国家赋于它们的转移垄断租的职责。这是一种典型的DUP（D-irectly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活动，因为它占有了资源而毫无产出（Bhagwati1982）。
总之，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要在特定限制条件下才有效，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世界各国都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也证明自由贸易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Bhagwati,1992;Baldwin,1992）。
4小结
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虽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现实经济中毕竟存在着大量的垄断现象和规模经济递增，因而它有一定的用武之地。连克鲁格曼本人也宣称，他已从一个谨慎的不干预者，成为一个谨慎的干预主义者了（克鲁格曼，1992）。Bliss（1994）把战略贸易政策同关税同盟理论结合起来来说明贸易集团也可以象一个国家一样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来改善集团内部各国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贸易集团之间极易爆发贸易战，而非贸易集团成员的国家则可能成为绝对受害者。
总之，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一方面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其适用的范围内，其作用也不显著。更为重要的是，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无益于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战略性贸易政策要想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支持，除非能找到一种使世界整个福利水平改善的方式，并在理论上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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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期，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将这种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世界范围内关税的普遍削减，但如Yi(2003)指出的，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两个现象：第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关税下降了11%，而世界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了3.4倍，如果以关税降低来解释世界贸易增长，则意味着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大约为20，这显然大大超过标准贸易模型对该弹性的判断；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关税的削减幅度要大于这之后的时期，而前一时期贸易增长的幅度却比后一时期小，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后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急剧上升，这一弹性呈现的非线性特征也与标准贸易模型不相符。Ishii和Yi(1997)、Hummels等(1998，2001)、Yi(2003)等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存在是回答上述难题的关键，能够很好地对世界贸易的增长作出解释。
国际垂直专业化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不同的生产阶段，散布于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并以跨国界的垂直贸易链相互连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建立在此基础上贸易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区别于。19世纪晚期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明显特征。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近年来在此领域涌现的大量研究文献，使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得到拓展。
国际贸易理论从广义上讲包括国际贸易纯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从狭义上讲仅指纯理论。概括而言，国际贸易纯理论主要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贸易的起因，当然在解释贸易起因的同时亦会涉及到贸易的形态或模式，即对贸易流向、结构等的分析；二是贸易的经济影响，这其中又包含贸易利益与收入分配两个方面，前者考察贸易参加国总体国民福利的变化，后者分析贸易对一国内部不同部门与要素报酬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则研究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贸易政策工具及其效应等问题。本文论述国际垂直专业化对贸易理论的相关拓展，主要涉及狭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纯理论方面。
二、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生产环节跨国界垂直分布现象，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有学者注意到，Balassa(1967)可能是最早发明“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这一名词的，而Findlay(1978)也是较早使用这一术语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成为国际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值得注意的动向。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并通过量化方法说明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度量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与趋势的主要方法包括应用投人—产出表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比重或进口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总投入的比重，以及使用中间品贸易、加工贸易等国际贸易统计数据间接说明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情况。其中较好的方法是Hummels等(2001)建立的VS(verticalspecialization)指标，即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价值(VS值)及其占总出口的比重(VS比重)。Hunnmels等(2001)计算了10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VS比重，并对整个世界的VS比重作了推算。如图1所示，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来建立在垂直专业化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1990年他们考察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VS比重达到21.1%，与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30%，1995年达到22.2%，与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35%；1990年世界总体的VS比重为21.2%，较1970年增长了约33%，1995年则达到22.7%，较1970年增长了约43%。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进步、运输与通讯成本降低、贸易自由化等因素。技术进步使生产过程能够分割为不同的阶段，而运输与通讯的发展便利了生产环节分配到不同的国家。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削减则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及整个世界贸易的增长，因为垂直专业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多次跨越国界，当世界平均关税水平降低时，散布在垂直贸易链上的不同环节均能享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大大提高。并且，如果关税水平较高时不存在垂直专业化，而当关税下调到某个临界值以下时垂直专业化出现，关税削减就会产生较之临界值1；22：更大的贸易增长效果，这样贸易对关税削减的反应就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这正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与之后国际贸易对关税不同反应弹性的实际情况。
三、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起因与模式
在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起因与模式的过程中，标准贸易理论主要在两方面得到了拓展：第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标准理论中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划分，扩展为产品间分工与产品内分工的划分；第二，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纳入贸易模型，出现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一)从产品间分工到产品内分工
按照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起因的解释，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前提下，解释产业间贸易；另一部分是“新贸易理论”，建立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解释产业内贸易。但是，无论是产业间贸易理论还是产业内贸易理论，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即作为分工和贸易对象的产品，其全部生产过程在某一国家或经济体内部进行。换言之，主流贸易理论以产品作为基本分工对象，而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假定为不可分割的。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国际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生产环节，形成了一个价值增值链条，并在跨国界的不同区位进行分布。与此相适应，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考虑的就不只是特定国家在什么样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是在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哪个或哪些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也同样，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国际分工不只停留在产品层面，通过将具有不同有效规模的生产阶段加以分离并安排到不同的空间场合进行生产，同样可以达到节约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Ishii和Yi(1997)、卢锋(2004)等认为，与标准贸易理论对贸易起因的解释相类似，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只是这种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需要深入到工序层面来考察。
下面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例，说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如何使贸易理论的研究由产品间分工扩展到产品内分工。考虑一个2×2×2的要素禀赋理论模型，即两个国家——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与劳动相对丰裕的B国，两种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X与劳动密集型产品Y，两种要素——资本(K)与劳动(L)。在图2中，AA′与BB′分别表示A、B两国两条等值的等成本线，AA′与BB′的斜率差异反映了两国要素价格的差异，A国劳动相对资本价格较高，B国劳动相对资本价格较低。通过AA′与BB′交点的射线OS具有国际分工临界线的经济含义，生产扩张线斜率大于OS斜率的产品，生产中资本投入密集度高于OS线代表的资本投入密集度，应当由资本丰裕的A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生产扩张线斜率小于OS斜率的产品，生产中资本投入密集度低于OS线代表的资本投入密集度，应当由劳动丰裕的B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在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对象是最终产品X、Y，按照赫克歇尔—奥林定理(Heckscher-OhlinTheorem)，A国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X，B国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Y。图2中X0、Y0分别为X、Y两种产品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显然，A国生产单位价值X产品的成本要低于B国，因为按照B国现行的要素价格，表示其生产单位价值x产品成本的等成本线一定位于BB′的上方；同样，B国生产单位价值Y产品的成本低于A国。OX(通过X0与AA′的切点)与OY(通过Y0与BB′的切点)分别为X与Y的生产扩张线，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的两侧。
现在考虑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以X产品为例，假定x的生产可以分割为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1阶段与资本投入比较密集的X2阶段，两个阶段的要素投入比例分别由生产扩张线OX1、OX2表示。X产品的总要素密集度为X1、X2两个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生产扩张线OX上单位价值X产品的实际生产点，可以利用对X1、X2两个生产阶段矢量加总的原理来确定。如图2所示，假定X1阶段的生产扩张线OX1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OS以下，这就意味着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1阶段应该转移到B国进行生产，这种分工可以带来成本的节约。在这个例子中，国际分工与贸易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但是，分工的对象由不同的产品扩展到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
(二)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除了从标准贸易理论出发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发生及其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贸易模型，将贸易与企业组织模式选择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研究领域一个新的重要分支。
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在一体化企业内部完成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并进行企业内贸易；二是进行国际外包，而国际外包又包括通过契约从其他企业获得某种特定投入以及通过现货市场交易购买某种普通投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应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产权、交易成本、激励系统、委托等有关企业边界的理论，对企业在外包与一体化之间的组织模式选择，或者对契约外包与普通外包之间的选择等问题作出解释，特别是分析企业选择契约外包而不是在一体化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和贸易的理由。例如，按照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边界依据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来确定，而企业内部的一体化生产有利于消除企业间通过契约进行交易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建立在国际直接投资基础上的垂直一体化需要较高的固定投入，外包却可以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因此企业必须在外包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和外包契约不完全性引致的交易成本之间作出权衡。
在探索不完全契约下国际外包发生条件的过程中，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将契约模型并人标准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特别是要素禀赋理论模型以及建立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基础上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与此同时，影响国际垂直专业化形式的多种因素被提出。例如，Grossman和Helpman(2005)指出了市场厚度的重要性，市场厚度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当市场越“厚”，即市场上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或供给者数量越多时，一个独立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越容易找到适当的特定投入生产企业，因而企业内部垂直一体化相对于外包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被减弱，企业间的交易更具吸引力。再如，Antrs(2003)认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模式与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以及中间投入的要素密集度有关，并预测一个国家通过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投入的比例是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的增函数。又如，Antrs和Helpman(2004)指出，企业不同的产权结构和中间投入生产区位的选择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密切相关，并分析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状况与行业间特性差异对企业组织模式的影响。
四、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经济影响
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大量文献，除了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与动因，还分析了其经济效应。在贸易利益方面，与标准贸易模型相比，由于垂直专业化将国际分工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因而使贸易利益的范围扩大，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国家有可能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而在收入分配方面，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在引入产品内分工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一国内部资本与劳动之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报酬的相对变化，以及国家间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趋势，其结论较之标准贸易理论更为丰富，更具有不确定性。
(一)对总体国民福利的影响
与标准贸易理论相类似，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中，一般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带来国民福利的提高。并且，如Jones和Kierzkowski(1998，2001b)等指出的，与不存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国际贸易模型相比，垂直专业化扩展了贸易利益的范围。国际分工的细化与程度的加深使得那些在某种产品特定环节生产上具有优势的国家也能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利，而且可能使原本就从最终产品贸易中获利的国家福利进一步提高。
以图2的情况为例，考虑资本丰裕的A国将X产品生产中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I阶段转移到B国进行的情况。图3反映了当国际分工由产品间扩展到产品内时A国的福利变化，其中两个坐标轴分别表示资本密集型产品X与劳动密集型产品Y这两种最终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在不存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TT′，自由贸易下的国际比价为pw，A国在Q点生产，在C点消费，相应的效用水平由无差异曲线u表示，A国出口X换取Y。当A国将X生产中的X1阶段转移到B国时，如上文所述，这种分工符合比较利益原理，可以使X的生产成本下降，与此相适应，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将外移为了TT″。假定国际比价不变，A国的生产点移到Q′点，消费点移到C′点，X的产量上升，Y的产量下降，A国达到了更高的无差异曲线u′，国民福利比不存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提高了。
当然，国际垂直专业化扩大贸易利益是一种可能性，是一般性的结论。像在标准贸易理论模型中一样，即使在自由贸易下，贸易参加国的福利也有可能恶化。例如，Deardorff(1998a)、Jones和Kierzkowski(2001b)等指出，如果在发生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后，与图3假设不同，国际比价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发生了变化，那么贸易参加国的贸易条件就存在恶化的可能，其国民福利也就有可能降低。
(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是较为明确的。根据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贸易，一国国内出口品的价格上升，进口品的价格下降。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Theorem)，当商品相对价格上升时，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要素的收入将提高，另一要素的报酬将下降，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与标准贸易模型不同，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分析缺乏简单一致的结论。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受到了经济发达国家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关注，因为经济发达国家将特定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转移到劳动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被认为会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对非熟练劳动的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Amdt(1997；1999)、Jones和Kierzkowski(200la，200lb)、Kohler(2003)等的研究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具体结果可能依赖于国家的要素禀赋、产出模式、具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情况以及本国在特定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度等因素。
仍以本文图2、图3的模型为例，Amdt(1997)在类似的框架下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了分析，指出工资与就业的变动取决于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国家与行业的性质。具体说，如果像图2、图3所示，资本丰裕的A国将出口部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X的部门)的劳动密集型阶段转移到劳动丰裕的B国，A国的工资水平会下降；但如果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不是A国的出口部门，而是其进口竞争部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Y的部门)，A国的工资水平则会上升。”图4描述了后一种情况。假定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是Y产品部门，同样考虑其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劳动投入比较密集的Y1阶段与资本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Y2阶段。在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A国出口X，进口Y，国内要素比价为w／r，出口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分别为OX与OY。考虑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A国将Y生产中劳动投入较为密集的Y1阶段转移到B国，国内Y的生产只剩下Y2阶段，在w／r的要素比价下Y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变为OY2。仍然假定发生垂直专业化后商品比价不变，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Y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表现为单位价值等产量线了。内移为Y′)，这将使Y的产量提高，要素价格比也将随之调整。如图4所示，新的均衡要素比价为(w／r)′，相应的等成本线同时与x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X0与移动后的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Y′相切。显然，(w／r)，线比(w／r)线更陡峭，意味着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上升，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劳动的变化。当然，这会使两部门的资本-投入比例发生变化，两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分别变为OX′与OY2′。
如果将图4中纵轴的资本不仅理解为物质资本，而且也包括人力资本，横轴的劳动则可代表非熟练劳动，那么上述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收入分配的分析，也可以推广到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之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同样表明，从理论上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对非熟练劳动收入的影响，结论是不确定的。
标准贸易理论在考察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时，还有一条重要的结论是在各国要素价格存在差异，并且生产要素不能通过国际间自由流动来实现最佳配置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可以替代要素流动间接实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最佳配置，这就是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PriceEqualizationTheorem)。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中，学者们也探讨了垂直专业化能否促进各国要素价格趋同的问题，但结论与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相比仍然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Jones和Kierzkowski(2001b)认为结果依赖于国家间要素禀赋比例的差异程度，Deardorff(1998b)则认为关键在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发生后不同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与生产分割前技术的对比。
五、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和最常被引用的证据。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贸易的盛行，是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当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并散布于不同国家(地区)进行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地区)之间越来越多地就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国际分工与交换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并且，由于垂直专业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多次跨越国界，贸易壁垒削减的影响被放大，世界贸易量因此得到了迅速增长。
近年来，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这些研究的内容与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相似，主要集中在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发生的动因、模式，以及这一现象对国民福利、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方面。但由于研究对象由产品间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因此标准贸易理论在研究范围、方法与结论等方面都得到了拓展。
二战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迅速上升；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这些经济现实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7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Dixit）、诺曼（Nonman）、埃蒂尔（Fihier）、克鲁格曼（Krugman）、布朗德（Brander）和斯本塞（Spencer）等人相继独立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某些条件下，对本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又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关税等支持保护手段使产业中的企业迅速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开发能力，依靠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化来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构筑起新贸易理论体系。新贸易理论在政策上的含义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
新贸易理论体系主要由两大理论构成：一是主要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另一是主要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第一：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这种论点认为：向国内厂商提供补贴，使国内厂商采取进取性市场战略，从而迫使外国竞争对手作出相应的让步，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由此扩大。这是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中影响最大，也是被引证最多的一种论点。
第二：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这种论点认为：在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下，使用关税来抽取一家外国寡头厂商正在享受的垄断利润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的差距，导致福利恶化。但如果存在国内厂商的潜在进入，则这种进入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厂商的定价反应，使他们执行一种吸收部分关税的定价，以阻止这类进入的战略。只要关税被部分地吸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会低于关税的幅度，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就会远远被征收到的关税所抵消而有余。
第三：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该论点为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本文主要是分析科技兴贸问题，因此这里重点论述一下该论点。该论点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或局部封闭本国市场，赋予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特权，受保护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会增加，企业由此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失去规模经济，此消彼长，国内企业就可能拥有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优势。企业除了可获得静态规模经济之外，还会由于累积产量的不断增加而积累职工的生产经验，在“干中学”的过程中生产成本会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边际成本，从而使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在这里，政府通过贸易政策影响了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使不完全竞争产业特别是寡头产业中的超额利润向本国发生了转移。
“外部经济”理论：
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相关厂商所占有，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和厂商提供适当的保护和支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优势，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二、战略贸易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出口现状及面临问题
1998年我国出口位居世界第九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从出口商品构成来看，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1996年机电及运输设备业的出口总额首次超过轻纺产品的出口总额，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加工装配业务的出口，并未脱离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式，所需的技术、原料、零配件、生产设备都从国外进口，与国内产业的联系较少。换言之它只是部分改直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为出口以价值更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为载体的装配劳动。这种贸易结构与我国的劳动力丰裕、工资成本低是相吻合的，并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使我国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如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贸易结构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能否长期化？
关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新说法：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曾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H—O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O理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里昂惕夫对美国的200种进出口商品进行统计分析后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对此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已非常明确，这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则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就产品来看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则是资本密集型的。即使在这些国家也要投入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是同较多的资本结合进行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劳动生产率。面对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贸易障碍增多：虽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发达国家进口会进一步提高其福利水平。但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仍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从而使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限制。
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从1995年开始，加工贸易开始成为我国产品出口的第一大方式。从1998年统计数据来看，加工贸易额1730.4亿美元，出口额1044.7亿美元，分别占该年进出口总额的53.4％和56.9％，且199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是1991年的3倍，同期进出口总额为2.4倍，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增速快于全国进出口总额的发展速度。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仅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和福建五个沿海省市加工贸易合计占到80％以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据1995年与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大幅提高，其中上海上升了77.9％，北京上升了48.9％，广东上升了42.1％，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正在减弱。面对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国家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优势的压力，如何使外贸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显端倪，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科技与产业飞速发展，据OECD统计，其主要成员国的知识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高新技术产业在制造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已接近30％；出口商品结构逐步转到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方向，OECD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目前已接近4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发展迅速，到2002年OECD国家此类服务出口将占其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南》的资料，1996年的一些新兴市场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达到相当高水平，新加坡为71％，马来西亚为67％，韩国为39％，墨西哥为32％，台湾省为50％。世界科技革命及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科技与产业巨大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对我国的长期出口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
因此，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快我国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全面增强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外贸跨世纪发展的重大课题。
（二）启示与对策：走科技兴贸之路
我国要想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实现出口的可持续增长，科技兴贸是必由之路。科技兴贸是产业科技化的必然结果，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最终才能体现于出口商品质量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因此要想实现科技兴贸，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关键。
高科技产业在我国尚属于幼稚产业，为扶持其发展，根据战略贸易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政府应给予适度保护。首先在关税方面：尽管随着“入世”的临近，我国关税税率在不断下降，但政府仍应以有效保护率理论为指导制定适宜的关税税率，设置合理的关税结构，对高科技幼稚产业维持适度的高关税。其次，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等非关税手段。对政府采购、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实行招标制度，将招标的收入补贴给消费者，尤其是被保护行业的下游工业。最后，对高科技产业的保护要有合理的期限。当被保护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逐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的保护作用，更多的使用生产补贴，这不仅能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而且还能针对不同的产业灵活实施有差异的补贴率，更好发挥政策对产业的作用。
金融危机中,由于一些国家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收购、接管,信用恶化和萎缩,贸易中的履约风险和结算风险增大,使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在趋紧的贸易大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国内现在关于人民币应该保持升值趋势还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争论再起。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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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贸易发展趋势
1.1科技进步带动世界贸易持续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正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国际贸易也不例外正受到知识经济的巨大冲击。现行的许多国际贸易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规则将被打破，新的理论和规则正在形成。交易关系的多变化、交易商品的无形化、交易载体的电子化正在形成。这将大大地促进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近100倍。1997年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强。据世界银行预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的增长，未来10年，世界商品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可达6％。201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预计将超过20万亿美元。
1.2经济全球化
人类在经历了痛苦的交往之后，终于意识到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在进21世纪之际，世界科技正突飞猛进地发展，为人类实现全球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关系在日益力。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之外来寻求生存和发展。这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实现，将促使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消费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选择。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可以达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经济全球化将有力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融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进程中，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将发挥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1.3贸易自由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已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呼声和世界经济运行的主旋律。贸易自由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降低贸易保护水平和分散程度；二是改变并统一贸易保护形式，即从多种数量控制体制转变为单一关税控制体制。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与非关税保护措施相比，关税措施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非歧视性，便于国际社会和贸易经营者辨析保护的程度。在肯定进口关税保护原则的前提下，世贸组织还主张逐步递减关税，简化贸易程序，加强各成员国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这一目标计划已经具有具体的时间表并得到部分实施。因此，21世纪将会出现一个没有各种非关税壁垒，高度透明的低关税的国际贸易环境，从而大大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提高公平竞争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可以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将有利于世界分工和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
1.4贸易手段电子化
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国际互联网的形成，正在促进国际贸易手段的变革。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电子商务。它突破了传统贸易活动中物质、时间、空间对贸易双方的限制，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企业、海关、运输、金融、商检和税务等部门有机连接起来，实现从例览、洽谈、签约、交货到支付等全部或部分业务的自动化处理。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贸易环境。卖方在网上标示自己商品的信息，买方在例览器上漫游标明购买意向；买卖双方在网上直接进行谈判签约并可以用信用卡、电子货币进行支付。电子商务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它大大简化了商品流通环节，提高了交易效率；可以方便地实现跨地区跨国界交易；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交易成本。电子商务正以其独特憋力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发展。
1996年全球电子贸易营业额为20亿～30亿美元，1997年增至150亿美元。目前，网上交易额正以每100天一倍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2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由此可见，电子商务将在全球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以其技术和成本优势逐步取代常规商务作法。
1.5亚洲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
美国、欧盟和日本是当今世界贸易的三大中心，其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亚洲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1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之和已经超过美国、欧盟（不计欧盟内部贸易）和日本。该地区被称为全球商务活动的第四个中心。据预测，这10个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将远远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到2005年和2010年，亚洲这10国的进口额将分别达到1.94万亿美元和3.1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21世纪全球最大贸易中心。
1.6世界化工贸易格局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化工贸易是仅次于汽车贸易的第二大贸易领域。1998年，世界化工进出口总额达到9990亿美元。欧盟、美国和日本是世界化工贸易三大霸主。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化工出口增速放慢，有的甚至出现负增长，而进口增速则在加快。这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化工公司将注意力转向诸如生命科学一类的新领域。
欧盟建立后成了新的世界经济巨人。1998年欧盟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5354.35亿美元（包括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进口2401.96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48.57％；出口2952.39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59.7％。其中，德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出口国，1998年出口额达到694亿美元，超过美国的出口额。
就单一国家而言，美国一直是世界化工贸易的第一大国。1998年美国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238.91亿美元。其中，进口546.21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11.05％；出口692.7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14.01％。
1998年日本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480.71亿美元。其中，进口208.60亿美元，占世界化工进口总额的4.22％；出口272.11亿美元，占世界化工出口总额的5.5％。
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虽然增长较快，但由于基数小，在世界化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我国的化工出口在世界化工贸易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5％～3.0％，化工进口比重为4.2％左右。
2.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概况
2.1化工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1999年全国石油和化工产品进出口总额达500.55亿元，其中出口164.95亿元，进口335.60亿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比重分别为13.88％，8.46％和20.24％。同年，化工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394.46亿美元（出口144.24亿元，进口250.22亿元），相当于1980年化工进出口贸易额37.62亿美元的10.5倍。过去20年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17％。
在1995到1999年的五年中，尽管受到亚洲金融风波的影响，我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额仍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33％，快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6.45％的速度。
1999年化工产品出口额达到144.2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40％。五年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58％，低于全国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6.98％的速度。
1999年化工产品进口额达到250.22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5.09％。五年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0％，远远快于全国进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5.85％的速度。
2.2化工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明显
根据进出口数据分析，我国化工产品进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80年代的资源型的出口产品结构过渡到了资想型产品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重，技术密集型产品为补充的综合出口产品结构。在出口产品构成中，资源型产品一直是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仍占有较大的比重，主要包括油品、无机化学品、有机化学品以及化学矿。劳动密集型产品胶鞋的出口从无到有，其出口额居各类化工出口产品的前列。橡胶及其制品的出口逐年增加，是增幅较明显的一个行业。以化学农药和生物化学品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学品的出口增长迅速。有机化工原料、染料和颜料的出口额也有明显的增长。这类产品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出口单价有所上升。但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比例大小，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增长方式仍然主要是依赖扩大数量的外延型增长方式。
在进口产品结构中，高分子聚合物、化肥和基本有机化工原料一直是我国进口的三大类产品。近年来，除化肥进口有所下降以外，高分子聚合物和基本有机化工原料的进口增长加快。
2.3化工进出口贸易主体已具雏形
目前，我国有2000多家化工企业的产品进入了国际市场，有300多家化工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产品出口到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批企业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有的已超过3000万美元。上海轮胎橡胶公司、吉化公司、青岛双星等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出口创汇大户。一批化工产品如硫化黑染料、钡盐、糖精钠、柠檬酸、苯甲酸钠等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一半以上。还有一批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做出了规模效益，在国际市场上创出了知名品牌。青岛双星集团的双星鞋、广东中成的保险粉、苏州精细化工的糖精钠、安徽蚌埠的柠檬酸、新安集团的草甘磷等，是我国化工产品在国际市场新创名牌的杰出代表。化工自营进出口企业与专业外贸企业和三资企业一起，构成了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三大主体。
3.我国化工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拨
3.1进出口贸易逆差局面未能改变
我国一直是化工产品净进口国。化工进出口贸易逆差占化工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虽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60％多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但近年来又有上升的趋势。随着进出口总额的增长，贸易逆差绝对值逐年增加。1999年我国化工贸易逆差达到：105.98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了62.64％。这主要是由于高分子聚合物、有机化工原料、化肥、化工机械等行业的贸易逆差仍然较大，高分子聚合物和有机化工原料等行业的贸易逆差增长较快。同时，造成我国化工贸易逆差，还有其内在原因：一是国内生产能力不足或是生产成本缺乏竞争性；二是我国化工产品在质量和品种上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化工产品的进口将会继续增加，化工贸易逆差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3.2出口产品缺乏市场竞争优势
我国出口化工产品主要是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高能耗型产品。其本身的价值比较低，加之生产分散，供应混乱，管理不善，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卖价一直很低，并且呈逐年下降之势。1999年我国出口了614万、无机化工产品，平均每吨价格只有370美元。同年，我国出口胶鞋24.8亿双，平均每双价格只有1.78美元。
目前，我国化工产品的精细化率还不高，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达到65％。因此，我国精细化工产品出口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还不明显。1999年农药出口14.73万吨，创汇4.40亿美元，平均单价不到3000美元／t；而同年进口农药4.77万t，用汇2.42亿美元，平均单价为5000美元，是出口单价的1.67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精细化工产品缺乏独创性，或者只是传统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以发达国家为基础的跨国公司，以其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占领着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面临极大的挑战。
3.3出口市场秩序混乱
化学工业是一个多品种的行业，许多产品产量小，生产企业多。绝大多数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生产过剩，使国内市场长期严重供过于求，给我国化工产品出口市场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有力地推动了化工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许多配套改革尚未完善，又由于企业缺乏外贸人才和经验，因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多头对外，力量分散；低价销售，自相残杀；鱼目混珠，无序竞争。这不仅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损失巨大，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形象。
4.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应采取的对策
进入21世纪，我国即将跨进世贸组织的大门，这为我国化工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调整产品结构，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壮大竞争主体，更新经营理念，推动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发展。
4.1积极调整化工出口产品结构
产品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只要市场有竞争，就存在产品结构调整的问题。即使是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也在加速调整产品结构。我国化工出口产品结构正在摆脱资源型结构的阴影。近年来，资源型产品出口的比例虽然较大，但增长平缓，有的还出现负增长。随着我国化学工业的继续发展，企业将越来越注重产品的深加工。因此，这类产品占出口额的比例将会逐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工资有了较大的增长，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性与以前相比有所削弱，市场的动荡性也在加剧。但是，我国毕竟是世界人口大国，劳动力的极大过剩仍将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长期的劳动力优势。同时，以橡胶制品和胶鞋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中国制造的品牌正在发挥积极的效应。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近20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化工行业人才辈出，科研开发力量得到加强，技术开发速度大大加快。同时，随着化工企业改革逐步深入，化工产品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技术密集型的化工产品具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其出口份额将逐步增大。面对新的机遇，我们的企业要积极调整化工出口产品结构，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善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努力实现出口由数量型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型增长为主的方向转变。
4.2深化化工外贸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在80年代，就打破了在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外贸高度垄断的局面，一批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自营外贸经营权，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98年10月，我国颁布实行了《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1999年初，国家对大型国企的进出口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从而形成了大型国有外贸企业、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的对外贸易格局。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外贸进出口权必将进一步放开，将有更多的企业有权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会有利于我国化工产品的出口，但必须尽快解决和避免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外贸易企业要承认这样的现实：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了解市场、拥有客户以及进出口特权的优势将逐渐丧失。生产企业也要看到独自闯荡市场的风险。我国的外贸体制应当在继续放开的前提下，由市场引导逐步走向理性化的相对垄断。
4.3壮大竞争主体，提高竞争能力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实力强大的企业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发达国家正是依靠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抢占国际市场的。据统计，目前世界跨国公司总数约为5万多家，占世界企业总数的：1％，但其贸易额却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3，控制着国际生产和全球贸易。由此可见，当今世界贸易的主体是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如杜邦公司一家在我国销售的钛白粉就有5万t之巨，占我国进口量的一半；而我国4万t。钛白粉的出口却有上百家企业在经营。
近年来，我国化工企业实力得到加强，部分产品在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不仅在国内占居领先地位，而且成为出口创汇大户。他们的自营进出口业绩已非一般外贸公司可比。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化工企业还非常脆弱。就销售额而言，只是稍强于世界第一大化工公司。然而，我们却有成千个生产企业，难于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壮大我们的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要提高竞争力。一是要提高企业的实力，生产向优势企业靠拢，产品向名牌企业集中。企业的集团化，生产的集中化，是提高我国化工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主要途径。二是要利用好外贸窗口。我国外贸企业在对外贸易的历史上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贸权的放宽并不等于外贸企业的过时。外贸企业在市场形象、外贸人才、市场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些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仔细分析自己的实力，若无独立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就应采纳制，与外贸企业合作，联手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实体。
4.4更新外贸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的市场营销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化工企业意识到做市场与做买卖的极大不同。做买卖只顾买入的成本和卖出的利润，投机性强，有利润就做，没有利润就可以放弃，不会有明显的经济损失和风险，缺乏长远打算。但生产企业则不同。不管市场风云如何变化，企业的生产不可一日放弃。因此，必须从长计议，建立新的市场观念。
首先，要重视市场调研。我们的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重生产、轻市场的思维习惯。一谈及企业的发展，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投入巨资建设生产装置，很少去考虑投资前要进行市场调研。市场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只有很好地勘探和有效地利用，才能长期受益。市场同时也是一部机器，你只有慷慨地投入，它才能有效地运转。因此，我们的企业应当注重对国际市场的研究，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过去，清楚它的现在，掌握它的未来。
其次，要讲究市场策略。我们的不少企业毫无营销策略可言，常常由于经营业绩不佳而、“人穷志短”，不分市场对象是谁，有奶便是娘。因此自己与自己竞争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市场犹如战场，只有深谋远虑，才能百战百胜。要在市场上取胜，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市场营销策略。一个好的营销策略，要处理好供应商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用户建立利益的共同体；要处理好短期贸易和长期业务之间的关系，做到有取有舍；要建设长期稳定的市场网络，决不可朝三暮四。
第三，要按市场需求定价。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我们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往往以低价为手段，中国货便宜已是世人公认的。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没有从国际市场上拿回我们应该得到的财富，反而有时会落得一个倾销的罪名。这种现象在技术含量高的精细化工行业极为常见。不管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还是精细化工产品，高附加值是其基本特征之一。因此，精细化工产品的定价要体现产品的技术含量。如果忽视技术的价值，我们就无法完成技术开发的再生产，终将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当我们谈到跨国公司在R&D方面的巨大投入时无不感到羡慕。但细细想来，其开发研究的巨大投入实际上就来自产品的销售利润。这种高投入、高回报的良性循环，应当成为我们化工企业的营销理念。因此，价格的确定不能仅仅以自己的生产成本为依据，要考虑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水平，甚至要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和变化着的国际形势来不断地调整我们的产品价格。
第四，保持供求平衡。进入新的世纪，那种让生产者高枕无忧，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卖方市场时代一去不复返。以生产过剩、市场疲软为特征的买方市场似乎与新时代的步伐很不协调。究其原因，就是在世界化工巨头们纷纷兼并联合的热潮中，我们却在进行着一场化工生产的人民战争，化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高速发展，无效劳动随处可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其实，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也不难。物以稀为贵。限制生产、控制总量是治理市场疲软的一剂灵丹妙药。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纺织行业砸锭的气魄，要有煤炭行业关闭小煤窑的决心，来整顿我们的化工企业，保持市场的基本平衡，以市场饥饿理论来恢复市场的元气。
4.5培养外贸人才、建立营销队伍
市场竞争的焦点是人才的竞争。综观跨国公司国际营销的做法，一是营销队伍规模大。一般都有一支庞大的营销队伍分布于全球市场的每个角落，有的公司全球销售人员甚至超过生产人员。二是销售人员素质高。一般都是具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从事销售工作。显而易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建立国际市场营销队伍，是我们的化工企业在新世纪面临的艰巨任务。首先要象重视化工生产一样，重视市场营销队伍的建设。要舍得投入足够的人力，从事国际市场营销，从坐守家门到走出国门打市场。其次，要着手培养和选拔适合市场竞争要求的复合型外贸人才。一名合格的外贸人才，除具有基本素质以外，还须有三个突出的素质：一是广博的专业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精细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外贸人员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熟悉产品的性能，了解产品的用途，能解答用户的问题，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二是扎实的外语基础。对外交流障碍是许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外贸人员的外语能力在满足基本交流的基础上，还要有了解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能力，真正融人当地市场。三是较强的外贸能力，在新的世界贸易环境下，外贸人员不仅要有基本的外贸技能，还要及时掌握新的贸易规则和手段。
4.6积极融入世贸组织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关键词：后WTO时代；农产品贸易；绿色壁垒；逆差
1入世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取得的成就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农业由于长期分散经营,缺乏现代化,科技含量偏低、市场意识淡薄等缺陷,不被人们所看好。现在,当我们掀开过渡期的保护网后,却发现中国农业非但没有被冲垮,反而在严峻的市场竞争面前,稳住国内市场,积极主动出击,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
1.1降低进口关税方面
加入WTO以后,中国承诺农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到2008年要降到15.1%。而实际上中国农产品的关税总水平2005年已下降到9.9%,提前达到10%以下水平的目标,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准最低的国家之一。
1.2敏感商品的关税配置制度管理方面
中国农业对外全面开放市场的各种壁垒也已经基本消除。自2004年起,粮食等重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最高点,2005年仍维持同样的高水准,小麦配额达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食糖194.5万吨、棉花89.4万吨。2006年1月1日起取消豆油、棕榈油、菜子油进口的关税配额管理,实行9%的单一关税管理。
1.3国营贸易制度的改革方面
农产品国营贸易比例逐渐缩小,2005年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各种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最高点,除尿素继续保持90%的国营贸易比例外,其它化肥的国营贸易比例将逐步缩小。2005年起对外资开放农药、农膜的零售和批发业务,2007年起开放化肥零售和批发业务。
1.4停止农产品出口补贴、限制对农业的国内支持等方面
2006年12月7日,经过6天的谈判,在香港参与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成员终于达成共识,通过了《香港宣言》。在最关键的农产品问题上,一直摆出强硬姿态的欧盟,最终与其他成员达成一致,同意在2013年底前,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将取消所有农产品出口补贴。而中国自加入WTO之日起,就同意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承诺将国内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是8.5%,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2后WTO过渡期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
2.1国际农产品贸易形势日趋复杂
贸易壁垒的消除，使得中国的农产品面临着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中国完全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都不同程度地给予出口补贴，这使得中国农产品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运用反倾销、技术标准、进口配额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反出口补贴等多种手段，对进口农产品设置了多种贸易障碍，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遭受较大压力。
2.2“绿色壁垒”问题突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年以来，由于我国在环境标准制定实施及资金投入、环境技术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再加上我国出口商品市场又多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以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阻碍作用不断加强。统计显示，入世以来，我国出口农产品遭遇了1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救济调查15起，涉案金额约5亿美元，占同期总案件数和总涉案金额的比例分别为5%和6%。目前，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又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令人担忧的是，国外贸易壁垒日趋综合化，且范围还在扩大。
2.3农产品进口压力日益增大,农产品贸易逆差可能保持下去
入世之后，在中国外贸进出口顺差扩大的时候，中国农业逆差却日益突出。2004年，农产品贸易逆差在入世后三年首次出现，并达到年度逆差46.4亿元，改变了中国农产品外贸长达20年顺差格局。据统计，2005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558.3亿美元，贸易逆差11.3亿美元。2006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双增长，农产品贸易逆差由2005年的11.3亿美元缩小为9.6亿美元，下降41.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这3年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减少幅度达79.4%。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干预下，逆差发展趋势得到遏制，短时期内对中国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以及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在减轻，而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
2.4出口风险的扩大来带新的压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升，企业对外贸易自得到进一步放宽，中小企业的外贸活动也日益频繁。但是出口风险这个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贸易企业界的足够重视，而忽视出口风险的直接后果，就是存在大量的逾期未收回的海外应收账款。据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估算，大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而且每年还会新增约150亿美元。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诈骗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有些国际诈骗分子正是利用我农副产品出口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管理制度不完善、风险意识不强的弱点，频繁地对它们下手，出口风险带来的损失令一些中小型企业倒闭的案例并不罕见。
3沉着面对新形势和挑战，制定有效对策
市场的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其他市场也将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中国的农产品将更有可能走向国际市场。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必须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地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
3.1加快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全面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西方国家不断提高技术壁垒和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战略性任务，就是加快农产品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外贸体制。近几年来，尽管在农产品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和建设方面有所进展，但还远不能适应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变化。目前，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已经明显受到体制缺位的制约，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并且富有成效的农产品对外贸易运行机制，需要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完善。
3.2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改善逆差状况
进入WTO以后，我国农业连年保持了较好发展态势，农产品进出口价格保持平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使两个问题逐步显性化：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某些农产品的质量差距；二是农产品出口数量的迅速扩大，将导致贸易磨擦增多。持续的逆差现象也表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实践表明，应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包括加强国外市场调研和销售渠道开拓、调整农产品出口品种及其比重、加快发展有机农产品和加工品，这既有利于破除国外技术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金额，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又可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改善外部经济环境。
3.3打破“绿色壁垒”
要打破“绿色壁垒”，就要加快农村产业组织创新，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抗绿色壁垒风险的能力；提高农产品质量检验检疫标准，促进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使我国产品标准和相关环境标准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尽快建立健全有效的农兽药残留监控体系，改进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在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施绿色营销策略，走品牌战略之路。
3.4积极防范出口信用风险
企业要建立信用管理体系，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员工考核和培训，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管理方式，入国际保理业务等。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出口企业信息交换平台，采用信息共享的方式将恶意诈骗的外国公司资料予以公布，防止更多的出口企业受骗上当。
参考文献
［1］石广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第一，交易方式网络化和交易市场垄断化。网络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电子方式所进行的贸易或商务活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交易磋商、签约、货物交付、货款收付等大都在全球电信网络上进行。其交易的产品主要是数字化产品，也有实物产品交易。目前，网络贸易发展十分迅速，2002年全球网上贸易总额高达3490亿美元。网络贸易将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领域中一朵鲜艳的奇葩。由于跨国公司垄断了国际技术创新的70%-80%和国际技术贸易的90%，因此，在国际交易市场中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日益加强。
第二，交易对象高级化和利益分配两极化。在科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今天，国际贸易交易对象逐渐高级化：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的构成中发展十分迅速；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都普遍重视科技的开发研究，实行科技发展战略，把高科技产业作为制高点。(2)世界技术发明创造与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也是加快国际技术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3)与技术贸易有关的社会条件日益完善，尤其是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努力，为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法律环境。(4)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使各国的经济合作与依赖进一步加深，国际技术交流更加频繁。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两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即所谓“中心－化”趋势。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发达国家“中心化”和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发明与创造中处于不对称地位，发达国家基本垄断了世界科技发明与创造；在国际贸易分工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发达国家也处于领先地位。
第三，发展动因知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知识产业为主要标志的知识革命迅猛发展，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以智力资源和知识要素占有、分配、生产和消费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将代替资本成为竞争的根本要素，智力资源的丰缺盈余程度将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禀赋状况的重要性日益被削弱，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渐被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所代替，科学技术知识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因。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科学技术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也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获得的。
二、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的贸易对策
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采取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加大科技投入，加速产业升级换代。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竞争能力高低的根本性因素，这也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发展国际贸易的关键。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新机制，进一步解决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其次，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这是我国面向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它阻碍了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第三，要改善科技投入渠道单一，科技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第四，要树立技术创新意识，发掘、培养、保护高技术人才，加强产学研结合，鼓励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转为企业，培养产业技术的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知识经济的关键是知识的商业运用，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因此，面对知识经济的发展，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加快科技的转化，加大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战略取向。而且我国目前基本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可能性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共享性、可学性、易传播性、变动性和经济效应外溢性特征。现实性主要是指有两大发展机遇可以充分利用，一是国内科研机构和国家科技投入体系正在面向市场经济改革，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合势在必然，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加快科技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推进企业技术改造；二是国外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以知识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即加大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的比重，把一些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继续发挥其“剩余的价值”，这对我国企业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2.发展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网络贸易日益成为拓展海外的贸易的重要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网络贸易具有传统贸易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贸易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生产厂商也从中受益，通过网络企业可以开辟新市场，增加了贸易机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消费者也可以获得好处，网上虚拟的世界市场，价值规律发挥更充分，激烈的竞争使产品质优价廉，一些特殊商品成本下降的好处可完全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消费福利得以提高。然而，我国目前高级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缺乏，网络基础设施滞后，企业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贸易在未来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没有形成网络贸易的国内环境和市场，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反差。因此，必须从以下几点来切实推行网络贸易的发展。首先，要进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教育与宣传，培养计算机专门人才，树立网络贸易意识；其次，要加强网络贸易方面的各种立法，特别是电子认证、保密、网上交易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最后，国家应制定一些优惠措施，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网络贸易，开拓国际市场，争取跟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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