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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汉语语法学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文学在国外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收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
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
在西方，所谓“参与式”教学又称“合作式”教学或“协助式”教学，其核心问题在于感性、主体性、身体、对话、日常生活。早在古希腊时期，教育家苏格拉底用“助产术”的引导方式教育青年，即为通过平等对话提出问题，使人陷入思考、参与、反思和探求之中，最终积极主动地在合作的基础上使问题得以解决。柏拉图对话的写作方式及论著可谓为参与式教学法的最初成果。1779年，美国总统华盛顿提出大学要进行课程改革、实行选课制，这成为学生参与课程体系设置的新举措。1795年，德国美学家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提出“游戏说”，即是对学生进行参与式教学的美育原则，因为游戏体验本身就有主体的参与价值,“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在参与式教学法中，教学活动即是游戏，由此可见，旅游美学就是这样一门“游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更适合参与式教学法的实践与推广。20世纪以来，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耐基指出参与重于说教。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发展了情境教学法，最终目在于引导学生参与到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去。前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兴趣的秘密何在》中强调人人希望成为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其中，人是具象的、实体的、存在的，“请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彼得•克莱恩将学习分为接触、综合分析与实际参与等三大要素。20世纪50年代，参与式教学法正式源自英国。21世纪至今，英国剑桥教育集团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大卫•斯茂菲尔德《学习环境的变革》推崇“为孩子建设学校”的教育理念。英国彼得•泰勒《如何设计教师培训课程———参与式课程开发指南》侧重于参与式教学法的教师培训。美国学者布鲁克斯《建构主义课堂教学案例》号召现代教师应该成为创设环境吸引学生参与的建构主义教师。美国坎贝尔《多元智力教与学的策略》及拉泽尔《多元智能教学的艺术———八种教学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美国兰格、科尔顿与戈夫《学生学习合作分析：促进教学相长》建构教学中的参与、合作、探究文化。
二、参与式教学法理念的哲学界定
目前，参与式教学方法是国际上普遍推崇的一种教学方式，广泛应用于教学、培训和研讨中。参与式教学法（ParticipatoryTeachingMethod）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参与式”是英国社会学家在国外开展国际援研究时总结出来的一套社会学理论，即只有当地的人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援助项目中，援助项目才能取得成功。此理论争相被教育工作者引进教育教学领域中，逐渐形成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强调学习者的广泛参与，实践与他人平等对话、交往、合作及创造，特别强调在“主动学”、“做中学”、“体验中学”、“学中合作与创造”。从词源学上讲，名词“参与”（Participatory）的词源是由动词“参与”（participate）+名词后缀-ory组成，1833年开始通用。“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democracy）1965年被证实开始使用，这个术语来自学生的抗议。因此，“参与”（participate）成为人的自由、平等与和谐的表征。参与式教学法首先涉及人的问题。参与式教学法是学生感性认知、主动合作、交流和对话、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教学理念，“一旦他们进行了合作，他们的目标也就与别人的目标一致起来。”参与式教学法要求教者以人本主义的生命平等观，引导学者发现成功的途径，提高学者的批判意识，发展学者的自主坚强能力，帮助学者实现自我价值；学者在平等的合作丰富个人日常生活体验，产生新思想。此外，参与式教学法还给学者带来与他人交流的愉悦，引发他们对他人的关爱和关注，促进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凡是能够最大限度让参与者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中来，任何有效的方法都可视作参与式教学方法。
三、参与式教学法的哲学基本问题
参与就是教与学的主体主动地走入、介入、投入、融入在交往、行动、思考、体验与创造的状态之中，参与始终渗透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因此，参与式教学法涵盖的哲学基本问题主要有五个层面。
1.感性问题。
感性即感性的人的活动，表示知觉到和感觉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将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的存在，在感性的活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学习就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所以，教学的起点始于人的感性活动，最终达成改造世界的目的。现行教学方法大多有些本末倒置，参与式教学方法就是要将“倒立”的教学理念再“倒立”回去。
2.主体性问题。
现代哲学回归到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体与生活世界，寻求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主体性原本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用语，所指的是“具有坚强的主体性格的自由自在的（尽管只是形式地）个性，”其形式是独立自足的，这种独立自足只能实现在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之中。因此，主体性问题即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不仅指涉教师，更指向学生。纵观中国教育史，从最初以学生群体为重心，到教师的个体淹没了学生的个体，不仅是教育的失败，而且是人性的回落，即包括教育如何关注师生关系的问题，又包括教师怎样看待学生的问题，是否将学生看作是与教师一样的、平等的、自自的人的问题。无可质疑，学生与教师都是教育教学的主体。
3.身体的实践问题。
人本主义注重人的发展，强调人的身体也是学习的载体，学习不仅需要大脑思考，首先需要身体的参与。因此，参与式教学法首先关注的是教育主体的身体问题，保证自由平等的实践活动得以真正展开，“真正的教育绝不容许死记硬背，也不奢望每个人都成为有真知灼见、深谋远虑的思想家。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而实践的特性是自由游戏和不断尝试。”积极的身体参与能够给学习者更多的创造空间，让他们主动探索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像中国传统教学那样完全忽视学习者的身体，将学习者的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填满，最终使学习者成为“北京烤鸭”。
4.对话问题。
参与式教学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和对话关系应存在于教学活动的一切方面，使教与学筑成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强权的关系，主要涉及对话与交往的合法有效性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教育分为经院式、师徒式与苏格拉底式，“从教育的意义上看，教师和学生处于一个平等地位。教学双方均自由地思索，没有固定的教育方式，只能通过无止境的追问而感到自己对绝对真理竟一无所知。因此，教师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并加强这种责任感。这是苏格拉底的‘催产式’的教育原则。”这种教育原则的前提源于对话，只有在对话交往中真正的学习才会发生，“人生于社会之中，这是人的宿命。现在，人们之间的交往，除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外，更主要的是基于一切人的利益考虑。平等主体间的交往只能基于这样的理解：平等地关注所有人的利益。”
5.日常生活问题。
论文关键词：含“up”动词短语用法集锦
他由他的叔叔抚养大。
2) He was well brought up.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2.cal up召集中学英语教学论文，征召(入伍)；使人想起，回忆起；给……打电话
1) Hewas called up and left school last year.
去年他就应征入伍离开学校了。
2) Don'tcall anyone up during the night.It's bad manners.
不要在晚上给人打电话。不礼貌。
3.do up收拾，修理中学英语教学论文，打扮(漂漂亮亮)，包，扎中学英语教学论文，扣1) The house needs doing（或to be done ）up. 这所房子需要修一下。2) Do up your hair，its all loose. 头发都散了，扎上。4.give up放弃中学英语教学论文，让
1) He gave up his seat to anold man.
他把座位让给一位老人。
2) She gave up her job to lookafter her mother.
她放弃了工作来照顾妈妈。
4.hold up举起，承受……的重量，坚持(顶住)中学英语教学论文，使不能行驶(前进)
1) Can you hold up such a heavystone?
你能举起这么重的一块石头吗？
2) We were held up for 5minutes in a traffic jam.
在交通阻塞中我们被耽搁了五分钟。
5.keep up坚持，使斗志不低落，继续中学英语教学论文，维持
1) Keepup！Then youwill succeed.
坚持！你一定能成功。
2) Keepup your spirits.
保持斗志不要低落。
6.look up 向上看；尊敬，仰望；（在词典、参考书等中）查寻；拜访
1）He is looking up a wordin a dictionary.
他正在字典中查词。
2）I looked him up on myway home..
我在回家的路上看望了他。
7.make up构成，编造中学英语教学论文，和好，弥补，化装中学英语教学论文，配制
1) Fourdoctors and seven nurses make up the medical team.
四名医生和七名护士组成这个医疗队。
2) Maryhas already made up with her husband.
玛丽已同她的丈夫和好了。
3) Theactors were making up when we arrived.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演员们正在化装。
8.pick up捡起，接(某人)上车中学英语教学论文，染上，学到，恢复健康中学英语教学论文，整理，(情况)好转
1) Wheredid you pick up the cold？
你在那儿感染上了感冒？
2) Hepicked up English while he was studying in London.
他在伦敦学习期间，学的英语。
3) Heis beginning to pick up.
他的健康正在渐渐恢复。
9.put up举起中学英语教学论文，建造，张贴，住宿，为……提供食宿
1) Heput up his hand to catch the ball.
他举起手去接球。
2) Thehouses were put up in 1976.
这些房子是1976年建造的。
10.take up拿起，开始（从事于），占据(空间或时间)
1) Whendid you take up basketbal.
你什么时候开始打篮球的？。
2) Whendoes the new president take up his post？
新总统什么时候就任？
Exercises：
选用上面所学词组的适当形式填空：
1.In order to keep fit，you should _____ smoking.
2.He stopped his car to ______an old woman.
3.He _____ awonderful story to explain his absence.
4.When he was fifteen,he ______ a foreign language.
5.The scene_____ my childhood memories.
6.My sister ______ in the countryside.
7.You can ______here for the night.
8.I_____him as my teacher.
Key answers：
1.give up 2.pick up 3.make up 4.took up
《古代汉语》隶属中文专业骨干课程之一。该课对学生古书研读、美学鉴赏、历史比较、理论思维及写作等能力的培养都大有助益，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教学实践证明，《古代汉语》是极难上好的一门课。该课缺乏现实“实用性”，不能直接增强学生追求的“社会能力”，学生认为其无就业意义。加之这门课以讲析为主，教学手段单一，缺乏灵活性，课程安排知识多、课时少、系统性不足，历来被学生公认为“三最”课程：最枯燥、实用价值最少、考试最难拿分。改革《古代汉语》教学方法，祛除传统教学弊端，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古汉语课教改中，互动式教学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互动教学能够最大限度第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他们的学习自觉性与主动性，增强他们的教学参与意识，促使他们加大课堂投入力度，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互动式教学法在《古代汉语》课中的具体应用实践
《古代汉语》作为传统上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程，如何应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呢？实际上，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在《古代汉语》课中实施互动式教学，就是加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度，改变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单纯听者角色，使他们成为听者和言者，促使他们变被动听讲为主动探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性地学习，从自己对知识的探索实践中自主获取、掌握知识。在《古代汉语》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围绕三项内容，通过三项载体，让学生对教学内容做出反应，与教师形成互动交流，落实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方式。
（一）学生与教师教学互动三项基本内容
1.探究即学生对教师所讲授的知识进行深入体会、细密梳理、认真辨析、总结归纳、融会贯通、切实消化吸收后加以反馈的学习行为。在充分掌握所学知识基础上，学生以某种互动形式对所学内容，如课文主旨大意，予以陈述、阐释、演讲，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独立见解，力求论述翔实，有说服力。学生的学习——反馈过程是一个探索、钻研、深究的过程。该过程强调学生对知识领会、概括、应用，注重学生将知识用好、用足、用出水平。学生在探究中学习，在探究中实践（表达），对学到的知识不断加深理解，同时更进一步地对其予以灵活运用，形成一种创造性学习。2.质疑中国学生课上表现多是“不违如愚”③，教师讲什么就接受什么，从不质疑。古汉语课应培养学生的反诘精神，让学生学习中具有鲁迅所言“从来如此，便对吗”④的不盲从态度。《古代汉语》课现有教材都出自名家、名校、名出版社，其内容似乎都是定论。但我们发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细化，原有的一些注音、注释、结论等有应该商榷或纠正的地方。教师应鼓励学生对教材及教师授课内容质疑、纠错。只要学生的论说有见地，有新思想、新观点，能自圆其说，教师就应多加鼓励，比如增加平时分等。此外，还应在课堂内外开展讨论，找出质疑点的真伪，进一步提高学生认识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学生搞研究、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找准学路。3.评析即学生对课上所学内容予以分析、评论。评析环节是学生教学反应的最高层面。在此阶段，学生对知识的认识达到理论思考高度，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辨方式，深刻认识问题的本质与规律。同时，学生也形成了对传统观念、共识定评的分析、批判态度，不盲信权威，不人云亦云，独立思考，有主见。评析中，学生可以评述教师对教材解说的观点是否恰切、全面、深刻，也可以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就所学内容搜寻新的参考资料，在现代学术视域下，从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等各种新视角对课文内在涵义加以多元化审视、考量与解读，自出机枢，发表新观点，给出新论断，形成对学习内容的扩展与应用。评析互动注重学生的表达特色与独创性，鼓励自由发挥性学习。
（二）互动式教学的三种载体
1.提问提问是互动式教学最基本、使用频率最高、最简便易行的坏节。它是双向的，学教育科学2015年第8期即教师提问学生与学生向教师发问，在互动式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生向教师提问题，一般是请求解答疑点，或发表不同看法；教师提问学生，包括对其所学知识掌握情况的检查，对其创造性予以提示、启迪与引导。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应注意三个方面。首先，宜浅不宜深。多数学生习惯于教师满堂灌、注入式教学方式，初始接触学术讨论，囿于学术素养不深、读书不多、学识不够，尚不具备驾驭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问题的能力。因此，问题深浅适度十分重要。其次，宜小不宜大。学生阅历浅，缺乏知识积累和学术积淀，自行搜集材料寻找答案的能力尚弱。因此，讨论议题不宜过大，否则不好把握，讨论难以展开。教师应选择一些学生感兴趣，具有适度挑战性，学生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自行解决，并能从中获取成功喜悦与自信的题目。再次，宜新不宜旧。古汉语课也应站在当今知识前沿谈古论今。讨论题目应参考最新考古发现、科研成果，让学生根据最新学术动向，参与讨论，辨别真伪，获取新知。如网上现传发现孔子遗书《子寿终录》，学生可利用所掌握的古汉语知识，对该遗书真伪进行辩论，以求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2.讨论讨论是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一种主要方式，可以分为全班讨论、小组讨论、整节课讨论、插入式讨论、课上讨论、课余讨论等多种形式。在讨论环节中，教师要坚持“以知识积累为基础，以能力提高为目的”的原则，以40%的时间与精力讲授知识，而将60%的时间与精力投在对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上。同时，鼓励学生求新求异，给学生思考的空间、想象的天地，增强他们的扩散性思维能力。讨论议题要有目的性、针对性、趣味性。论题应该是教学关键点、学生学习难点、与教学拓展相关的现实热点等，既有研讨价值，又能引起学生兴趣。讨论要有前期准备。教师要有指导方案，学生要有发言提纲。教师要注意引导讨论围绕主题与焦点进行。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发问，争相抢答，提高思辨，形成共识。通过讨论式学习，使教学内容得以深化与扩展，使学生牢固掌握专业基础，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3.多样化教学实践活动《古代汉语》课教学中，除提问与讨论这两个主要、日常互动环节外，还可以开展其他多种不定时教学互动活动。安排辅导学生开展小型、有一定要求的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科研能力。又如，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为其演讲做前期准备，使其就讲演的论点、论据形成就绪的思路，增强其口头表达的系统性与准确性。再如，就有故事情节的古文，像《段于鄢》《齐桓公伐楚》《晋灵公不君》等，组织学生排演短剧小品，表达他们对原文的现代解读，展示其现实意义。此外，教学互动活动可以从课上延续到课外，从教学周延伸至假期。如举办暑期“课题研究”培训班，加强文科教学的实践环节，带好科研实习。总之，互动式教学的各种形式，目的均在于助推学生深化、巩固、应用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求新求异精神，发展他们的思维与表达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古代汉语》课互动式教学效率
(一)蒙汉双语远程平台上的案例教学
实践现状具有开放性、互动性、网络性、虚拟性特点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借助网络平台给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下，作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责任教师，尝试着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展开蒙汉双语案例教学。2012年，内蒙古电大文法学院开始着手构建蒙汉双语网络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并开通了网络学习平台。自蒙汉双语网络教学平台开通以来，《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负责人根据该课程的专业特点并按照现有网络学习支持服务平台进行了一些探索。首先，为学生提供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教学资源，如考核说明、教学大纲、教学辅导、期末练兵、案例分析等。在考核说明中通过不同的节点明确了相关知识点，并在此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了相关的案例。要求学生根据个人的需求，进行案例分析讨论，进而掌握案例中的知识点及考核点。其次，利用蒙汉双语教学平台上的蒙语讨论区，与学生们进行实时和非实时的案例分析、讨论、点评、回复等。并按照网上教学的设计和安排，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实时或非实时地进行课程学习。将一些翻译成蒙语的案例传到平台上，要求学生进入讨论区，参加案例讨论。通过点评、回复功能参与和指导学生的案例讨论。远程教学平台记录了每个学生在网上的学习行为。
(二)网络平台上的蒙汉双语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案例教学中运用的案例应当具有典型性、针对性和现实性，而且要与课本内容相吻合。在进行不同阶段的教学内容时，各种类型案例的难易程度要循序渐进。案例的设计必须考虑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尽量使难度呈梯度增加，使学生由简入手在逐步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在实践教学中，蒙汉双语法律专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网上案例教学虽然已经启动，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1．蒙古语案例资料来源匮乏，缺少蒙语案例汇编
是蒙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蒙古语也得到了普遍适用，但在法学领域中蒙古语的运用仍然很薄弱。随着信息时代的蓬勃发展，虽然蒙古语的媒体及远程平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媒体有法律方面的专题节目，由蒙古族法学专家们对法律现象进行分析解答。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案例少之又少。《行政诉讼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使用少数民族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所以，在内蒙古地区尤其蒙古族聚居的各个盟市的公检法机构都有蒙古族工作人员，且实践中也都能够运用蒙古语。如最典型的就是锡林郭勒盟各旗县的法院在审判全过程基本用蒙古语进行。虽然，审判实践中有很多运用蒙古语审判的案件，但这些案件没有能够汇编成典型案例集运用到教学实践上。这是蒙汉双语法律专业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案例教学最主要是要有案情。案情可以由教师编写，也可用法院审判的实例案情。毕竟教师的实践是有限的，法院的审判实践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案例教学中采用法院的审判实践对法理知识的教学会更有效。
2．学生对蒙语法律术语的掌握不规范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及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本课程主教材为中央电大出版社出版，皮纯协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教材全面、系统阐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它是本课程的基本教学依据，也是复习、考试的基本依据。也是蒙汉双语法律专业的学生必须使用的教材。因此，在蒙语平台上进行蒙语案例教学时需要进行大量的翻译。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对法律术语的表述不一，按照个人的意思随便翻译。虽然在讨论的过程中态度都很积极，但对传上去的案例理解不透彻，进而给分析、探讨和寻找答案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蒙语学习评价平台不完善
内蒙古电大远程平台虽然创建了蒙语平台，但由于多种因素仍处于初建阶段，不够完善。目前该平台设立了最基础的一些栏目，如课程大纲、课程考核、讨论区等。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情况，应当设立学习评价栏目。
4．学生的参与趋于零散
蒙汉双语的学生来源大多是各旗县的在职或非在职人员，且基础不一，大家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大多数参与答疑的学生都是切身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有的是不会使用蒙语输入法，无法在线与老师进行交流，只能是通过电话解决问题。
二、在远程网络平台开展蒙汉双语案例教学的可能路进
(一)搜集大量典型案例进行译编
首先，案例教学不可缺少案例事实材料。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效率，我在教学实践中努力搜集有关行政法方面的案例事实材料，将这些案例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分出各章节相关案例，最后汇编成案例集。在上传案例时，除了案例事实材料、思考讨论的问题之外，还为学生提供案例涉及的背景资料以及难点提示等。当然也可将一些具有影响的未翻译的经典案例的超链接发给学生供其参考，以获得大量的与案例内容相关的其他信息。
(二)规范《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出现的法律术语
为了提高学生独立阅读、思考、分析案例的能力，我要求学生首先对本课程的法律术语进行熟悉。在熟悉术语之后，根据教师在课程主页中提供的相关参考资料深入思考，独立分析案例，得出结论，最后利用网络平台的讨论区，直接向教师传送自己的结论，如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提出疑问。
(三)完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
在网络平台的案例教学中，教师除了评价学生分析案例的逻辑性、完整性之外，还要将学生在网上参与讨论的情况纳入评价范畴来考虑平时成绩，如学生参与讨论的次数、与其他同学网上协作讨论的情况、与教师互动的状况等。通过远程教学平台对案例教学的全程实现自动记录和监控，为网上案例教学评价提供了评价的客观依据。所以，蒙汉双语远程平台需要完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迫在眉睫。
(四)设立激励机制促进小组讨论
［关键词］国学语文；汉字；使用手法
［中图分类号］H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6-0088-02
纵观大学国学语文课本，进行实际分析比较就不难看出，大学国学语文课本重复少、跨度大、进度快。仅仅通过国学语言课本充分适应大学国学语文的学习，具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应根据大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帮助其完成国学语文的过渡，完成国学语文的历史经典文章衔接。把深奥的生字、新词、文意浅显化，把抽象的语法修辞具体化、形象化，把丰富的教学内容生动化、艺术化，使大学生接受更快、印象更深。健康、准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
在大学撰写论文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认识汉字的特征，提高使用汉字的能力
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集实用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为世界、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汉字是现行人类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也是现今人类使用的最先进的文字之一，在现阶段和今后很长的时期内，汉字仍然是我国记录汉语、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工具。这一结论已在20世纪得到我国文字专家、世界文化史学家、计算机专家的肯定和证实。
（一）汉字具有实用性
汉字简洁、醒目、灵活、稳定，便于识读。我国文字专家经研究认为：在世界各种文字中，汉字最简洁。据有关专家核实，在联合国使用的同一文件的各种文本，中文本最薄，使用汉字少，简洁、经济。同一份内容的中文版、英文版报纸的篇幅之比是1∶1.8。对于熟悉中文和英文的人来说，读中文比英文要快得多。汉字醒目，汉字是方块字，有立体感，远看清晰，一目了然；汉字灵活，书写方式自由，可以横写，也可以竖写；汉字稳定，汉字从2000年前的东汉许慎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至今，可以说汉字基本稳定不变。受过汉语教育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直接阅读中国古代书籍。
（二）汉字具有科学性
汉字是复脑文字，它不同于使用拼音文字的外文，拼音文字是单脑文字，是靠大脑的左脑记认字音和字义，而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综合利用大脑，左脑记认字音、字义，右脑记认字形，左右脑均衡协调合作，开发人的大脑，调动左右大脑一同记忆，这对增强智力有独特的功效，有助于智商及思维能力的发展。汉字更适用于电脑打字，汉字打字速度数倍快于外文，外文打字每分钟约200字母，汉字可以每分钟打200个汉字。
二、加强国学语文字词的识读，扩大大学生词汇积累
识字、写字，辨词、组词，是学习国学语文重要组成部分，“文字和词汇是阅读、写作的重要基础”。字词训练，在大学应当继续受到重视。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也规定：学生要掌握汉字3500字左右，主要依据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常用字表》、《通用字表》。大学生在此基础上到底应该掌握多少常用词呢？据专家统计，大学生应掌握常用词3万左右。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汉字是书面语言的基础，而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有人把二者形象地比喻成水泥砖石与高楼大厦。如果大学生认识字、词达不到一定的量，词汇不丰富，就不能建起语言的高楼大厦，就很难提高语文水平。因此，只有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和词汇，扩大词汇量，才能提高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在初学阶段，学生识字任务较重，字词教学理应先行一步。识字是学习语文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文字工具，才能攻克识字难关，这符合学生学习语文的客观规律。从我国历史来看，古人就认为学习汉语以认识汉字为先，认识汉字就是在学习汉语。所以，古代使用的教科书如《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以及《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沿用千年之久的教材和古书教法，无一不是采用“识字、读书”、“读书、识字”的汉语教学方法，这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吸收和思考。当今社会，如何解决大学语文字词教学这个重要问题，还是应当先从识字读书入手，抓住认识汉字这一关键环节，并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例如，电脑、录像机、录音机、幻灯片等，调动一切手段来学习语文，这样才会少走弯路。
三、国学语文字词注释的学习和运用
字、词注释是学习国学语文的组成部分。字、词注释是学习字词、掌握字词基本概念的重要环节，重视和学习字词注释，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可以使学生掌握一定数量的字词，也是扩大、丰富学生词汇量的学习途径。字词注释告诉学生，凡注释、注音的字和词都是新字生词，这是学习识字的目标，是认识字词的关键。因此，学生一方面要加强识读，不断巩固，另一方面，要认真领悟，辩析字词的形、音、义，通过多读、多写、多练，并从课文词句中加以领悟，方能达到解释、书写字词的能力，也才能使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得到提高。对于语文课中的新字、生词，教师要全盘考虑。首先，应根据字词使用的频率进行区分。汉语字词使用可划分为使用频率高的常用字词、使用频率较高的较常用字词、使用少的非常用字词及生僻字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以常用字词、较常用字词为主，非常用字词为辅，要能达到读字、词能知形、义，写字词能知义、音，达到字、词的听、说、读、写，并能熟练、正确地运用字词。其次，要让学生了解字词的基本知识，掌握字词释义的体例。字词语义可分为单义和多义，也可分为同义、近义、反义。语文课本中的字词注释与字典、词典中的释义有所不同，因此，教师要指导学生先学会语文课本中的字词注释方法，然后学字典、词典释义的方法。汉字可分为单义字和多义字，在单字条目里，一般都是根据字形部分所立的本字，注释字的本义，由源及流，到转义、引申义、比喻义、通假义等，按照史序，结合音序，绎述字义的演变和发展。汉语的词也可分为单义词和多义词。单义词，学了课本词语的注释，就可以掌握词语的意思，但学到多义词，学生要掌握多义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才算是掌握了这个词。
四、字词书写规范和要求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规范性，如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等，语言文字也是如此。大学语文学习的对象是学生，首先应该考虑使用的语言文字要规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在大学语文课中无论是大作文，还是一般应用文的写作等，都应该用字规范，必须严格正字，书写正确、清楚、整洁，使汉字形体标准、规范。杜绝错字、别字、怪字、造字，使用汉字要符合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汉字使用标准。郭沫若先生曾为《人民教育》杂志题写过这样一段有关使用汉字的话：“培养学生写好字，不一定要人人都成为书家，总要把字都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但要成为书家，那是另有一套专门的练习步骤的，不必作为对于学生的普遍要求。”汉字是记写汉语的符号，它必须要随社会的发展、教育的需要而发展。因而，所使用的汉字一定要规范、准确、健康，符合今天的语言习惯，这有利于学生对汉字、汉语的学习和使用，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正确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又在领会课文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文字的认识。
在国学语文字词教学中，要抓汉字“六书”中的音、形、义，其中字形教学就是教学生写字和练字，这是语文字词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让学生练习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要求书写准确、工整、美观。古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总结了一整套书写程序规则，即执笔、笔画、笔顺、间架、结构、行距、章法，需要我们学习发扬和吸收。书写汉字，准确是目的，规范是基础，临摹是手段。首先要学习写字的基本知识，掌握执笔方法、笔划规则和笔顺，通过描红、摹帖、临帖、读帖，循序渐进，刻苦实践，达到一定的书写汉字的能力。大学生学习书法、练字，不仅能使学生掌握写字的技巧、得到美的享受、加深对所书写的语文字词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书法艺术的兴趣，陶冶性情，提高修养，锻练意志，坚定毅力。在提高使用汉字交流的效率和准确性的同时，书法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汉字的形体美、方块位置美、整体象形美，加之抽象的线条组合美、简练的线条造型美，可以表达复杂的思想情趣，从而成为我国独有的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它是智慧的中华民族爱美、向上的民族精神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好的书法作品，能使人联想、感知到汉字的结构美、点画美、章法美，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汉字是我国独有的艺术瑰宝，独具艺术魅力，给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增添了奇光异彩。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左民安.细说汉字部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3］左民安. 汉字例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关键词：文化研究 大众文化艺术 法兰克福学派 伯明翰学派
20世纪的学术界，有两股社会思潮颇引人注目，一是横贯整个20世纪的西方思潮；一是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并一直勃兴至今的英国文化研究。两者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者对哲学、社会学、美学等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者对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开拓性和旗帜性的学科奠基和学术建设的作用。在两股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学派为理论建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作用，它们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形成的一个学术观点大致相同的学术流派。由于他们标榜社会批判，以社会批判作为立所宣言，所以该派又称为“社会批判理论”。该派学派成员包括第一代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等人，及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和施密特等。
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个以成立于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个旨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文化研究中心为阵地的左翼学术流派。学派成员包括：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逊、斯图亚特・霍尔和费斯克。
这两个学派各处于两股明显相异的学术思潮中，耕耘着各具特色的学术花园。但是，两块园地并非完全没有交叉，园地里的学术之花也并非完全没有相似。两块花园连接的区域叫做文化，两块花园里都绽放着一支叫做大众文化艺术的花朵。对于文化，甚或大众文化艺术，二者在理论观点上有个比喻，法兰克福学派可以比作“火”，而伯明翰学派可以喻作“水”。火者，至刚至热，趋向极端；水者，至阴至柔，趋向中庸。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艺术观，正如烈火，充满火焰般的燃烧一切的批判精神；伯明翰学派，恰似流水，平静客观，随山岳河川缓缓流淌，润物无声。
水与火，一阴一阳，自然不容。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既为水火，当然更多显现的是差异。二者在理论取向上，前者极端，后者中庸。
一、对待大众文化艺术，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持猛烈批判的激进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艺术的研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文化的高雅和通俗的绝对二分标准，站在精英主义的学术立场，认为大众文化艺术不同于纯正艺术的理想模式，而把对现实批判的特权归属于高雅文化，认为大众文化艺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必然产生剥夺大众创造性思考的后果。
（一）关于文化或者艺术
霍克海默的《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集中阐述了艺术同大众文化的不和谐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的束缚既然必定要引起反抗，这反抗同样见于已经变得个人化的艺术领域。艺术作为超脱于现实世界的精神事物，具有一种乌托邦性质，它能够唤起人对自由的回忆，而使流行的标准显得偏狭和粗俗。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性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没有任何联系了。
（二）关于“文化工业”及科学技术
在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批判上，阿多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上。在他看来，“大众文化艺术起码存在这样几个弊端：‘大众文化艺术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艺术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艺术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大众文化艺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艺术的关切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他在《单面人》中指出，当科学技术加盟到整个社会的运作时，文化的性质不得不发生改变，即文化的“单向度”化。马尔库塞意识到，“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三）关于大众文化艺术的客体――受众
阿多诺认为：“大众绝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他认为，在一个全面物化的时代，大众是无力和被动的。因为物化的意识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大众的抵抗力早已被软化消弭，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被收编。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大众在文化工业中占据的其实不是主体地位而是客体地位，他们不是机器的主体而是附件。消费者并非如文化工业鼓吹的那样是个体面的皇帝，他们不是主体而是对象。
二、对待大众文化艺术，伯明翰学派总体上持客观的中立态度
伯明翰的学者们把文化的内涵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落脚点上，并抹掉精英偶像的光环，把文化主体拓展到更为“低级”的人群。在他们的主张中，文化不再仅是“经典”，更是来自普通的日常生活。
（一）关于文化
霍加特对文化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文化的用途》中。他默许文化的朴实、低俗性，认为家庭和邻里的文化，是一种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文化的用途》以强烈的‘实践批评’精神，尝试去‘阅读’工人阶级文化，以寻求显现在其模式和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文化进行了全面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文化的概念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体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文化是一种无知、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是威廉斯早期的文化观，在后来的《漫长的革命》中，他又进一步把文化定义予以发展，第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以不同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第三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在威廉斯笔下，文化概念终于突破了高雅文化的囿限，去掉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们的精英文化情结。文化不再是狭义的垄断，文化只是普通的。
（二）关于大众文化艺术
在消除了文化的高级与低俗之分后，伯明翰学派自然的就将文化从原来的精英调整到平民的角度来分析普通的文化，或曰大众的文化。
霍加特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充分合法性，“工人阶级的艺术基本上是一种‘展示’（而不是一种‘探索’），是对已知事物的一种表现。”他在《文化的用途》中避免了两点，“一是把无产阶级文化贬得一无是处，低劣或者粗糙；二是滥情的接受，这同样很糟糕。”
作为深受利维斯主义影响的新左派首领，霍加特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态度难免混杂模糊，而到伯明翰学派的舵手威廉斯这里，学派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清晰态度就真正地显现了。对于技术发明，威廉斯则认为：“只有当它被挑选来进行生产投资时，只有当它为了特定的社会用途而被有意识地发展时――即当它作为一种技术发明转向可以恰当地称为一种可以得到的‘技术’时――其普遍的意义才开始。”“被技术化了的大众文化艺术是少数派的现代主义的敌人……技术被谬误地认为必然带有这种内容，而在行动和反应两方面，少数派艺术却对它本身和一个异己的技术世界丧失了信心。”这里威廉斯要强调的是――技术本身并无罪过。
（三）关于大众文化艺术的主体――消费者
作为左派评论家，霍加特及其他“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们，无一例外地将大众文化艺术的受众指向到了工人阶级。
霍加特提出，工人阶级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充满偏见，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但是在工人阶级大众自得其所的领域，他们个人的、感性的世界中，他们的交谈就像小说家，每一种逸闻都给描述得绘声绘色。他们交谈中的主导价值是友谊、得体的热情、豪放坦诚。正因于此，工人阶级大众可以是天真无邪的，一旦诉诸他们自己的价值，就像婴孩一般幼稚，就像广告的目标所向。所以他们也容易受到欺骗。
霍尔对大众文化艺术的解读，来自于他的那本名著《编码/解码》。该书中，霍尔清楚地感受到了受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他认为观众可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给“统治话语”解码，认为观众的反应未必一定是机械的。统治意识形态用选定的意义来编码，将往来事件的解释公之于众，似乎它们是自然的、理性的。观众却尽管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码。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对于文化尤其大众文化艺术的理论探索，更多的是鲜明的差异，它们一个高调举起精英主义的旗帜，站在勇猛批判的立场，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文化哀叹，一个低调扛起平民主义的旗帜，站在大众的立场，相对客观中庸地建构着大众文化艺术的主义和内涵。前者如火，后者若水，水火相遇，不存不容――这当然是在一般情况下，在特殊条件下，有足够的温度和燃烧气体，水火也可相容。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范围的差异，并不排除小范围的相似。比如晚年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艺术态度的转变，对文化受众认识的细微变化；本雅明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艺术理论的反向补充，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进化母乳。而伯明翰学者霍加特，对大众文化艺术的商业属性的厌恶，以及对无产阶级受众创造性和防御力缺乏的认识，某种程度上还是暗合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大众文化艺术批判观的。
参考文献：
[1]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
[2]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文化研究网（http：//）.
[4]陈刚.穿越现代性的苦难.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5]雷蒙德・威廉斯，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一）潜意识本能流露期（先秦—1323年）
从先秦时期具有语法分析资料的《墨经》开始，一直到1323年元代卢以纬虚词专著《语助辞》出版前的这段漫长历史中，人们对汉语语法的认识还处在本能反映状态，完全是一种兵来将挡的架势。但“今人用现论、方法分析出的语法现象，或是从语言事实中概括出的现论、方法，古人有所感性认识，以具体的分析事实表现出来”[1]（着重号由笔者添加）。各种语法现象及语法规则已然潜在呈现给人们，但人们并未觉察；在讲经论道注书时，遇到解释一些遣词造句的规则，无意中就流露出语法分析。在这个阶段，人们的语法意识应该不具备，但各语法要素（词、词组、句子）、语法研究方法、语义关系均有所涉猎。如：（1）《经》名：达、类、私。《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俪。将名词分为抽象名词、个体名词和专有名词三类。（2）《墨子•经上》：“谓：命、举、加。”《墨子•经说上》：“谓：‘狗犬’，命也；‘狗吠’，举也；‘叱狗’，加也。”暗指出汉语的三种基本句式：“名—名”主谓判断句、“名—动”主谓表述关系的叙述句和“动—名”述宾关系的非主谓句。（3）“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谷梁传•桓公二年》）。词句似在分析汉语语法中的虚词和语序，实际却是展示当时的社会尊卑有序观念。此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南宋陈骙的《文则》。《文则》堪称我国第一本语法修辞专书。全书主要讲经、子等书的修辞句法问题。相比之前著作语法观念的零星、琐碎，《文则》则是对以前资料的概括性总结，从宏观层面抽象理性地总结了助辞的作用、类别和句法。但陈氏也仅流露出一丝语法意识，如说助辞作用是理清文路，指出倒装现象等；从众多实例中归纳出一些句法规则，如“先总而后数”、“先数而后总”、“先总之而后复总”等，实为当今复句、多重复句和句组结构关系的分析。现人对当今的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关系和句型句式均有涉及，还出现了“句法”、“语法”、“语病”、“实字”、“虚字”、“死字”、“活字”等语法术语；但无论是对词、词的组合、句式的分析，还是对语法术语的运用，古人都只是机械地、下意识地进行，并未意识到汉语语法的存在；而且，对语句的分析分散于一章一句，只是古人讲经道义时的一种陪衬、一种附带；也就是说，“这些书不是径直的对语句作语法分析，而是各书的论述中表现出了语法分析，也可以说是从各书的论说中我们发现其中蕴含有语法分析。”[2]
（二）朦胧欲试、初露锋芒期（1324—1897年）
语序和虚词是汉语语法特色。古代对虚词的专门研究者不少。从元泰定元年（1324年）出现了卢以纬的虚词专著《助语辞》（原称《语助》）到清代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前的五百多年里，语法学者对虚词的研究可谓入木三分。专著数量不少①，且著述随着时日推移而日渐深刻、准确、丰富；最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著作除《语助辞》外，还有清代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经传释词》三书。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虚词专著是对前人约两千年学习成果的总结，尽管深受词义训诂影响，但又不同程度地摆脱其束缚；它们不仅阐释虚词意义，更偏重分析句法功能、结构关系、结构统置、句式特点等，意即这些书不是所谓的“虚词字典”，而是一本语法书，只不过研究对象只是虚词罢了。当然，这些作者仍没明确意识到“语法”存在，只是朦胧感觉到分析词义外，还要结合语言事实分析其用法。这较前一阶段是有进步的。如：（4）毋（《助语辞》）。禁止之词。韵书云“女”中加一直，禁其勿为奸邪之意。又“无”字与之通用。……诸书中又“亡”与“无”通，只是俗语“没”字。其有“毋亦”、“无亦”、“毋乃”、“无乃”、“毋宁”、“无宁”之类，此“毋”字，却是带“莫”字之意。（5）以（《助字辨略》）。《左传•昭公十三年》：“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杜注云：“不共晋贡，以鲁故也。”愚按：“鲁故之以”，犹言以鲁之故，倒文也。（6）者（《经传释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或指其事，或指其物，或指其人。或字者，或言也者。《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曰：“王氏（指王引之）在对虚词进行分类的同时，还对一些虚词的语法作用及语法意义作了详尽的描述。”除大量虚词专著外，这一时期的常规性语法知识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运用于蒙学的语法教材《对类》和“文法”术语，这说明此时古人多依据文法（句法）构造作训诂考据，较之前一阶段，此时是有一定朦胧意识地观察句子的结构规则以及辨认句子结构规则运用的正误。划分词类能依据词在句中的位置和词义特征，还对句法结构、句法语义关系、语法分析方法、古汉语特殊句式等进行了阐释，甚至还能结合语用因素考虑语法知识。如：（7）“茸，草茸茸貌。”盖草初生之状之茸，“鹿茸”盖取此义。……形容之词，单音与重言同（《说文句读》卷二）。（8）“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念孙按：“良马”本作“马良”，与“家富”相对为文（《读书杂志•淮南子•人间•良马》）。（9）“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犹“于”也，此倒句也，“何世于起”犹言起于何世也。……安、于一声之转，故“于”字或通作“安”（《经义述闻•大戴下•何世安起》）。
（三）自我能动表现期（1898—今）
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犹如石破天惊，它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开辟了中国语法学的第一块里程碑；继它之后，汉语语法著作犹如雨后春笋般冲土而出。从1898年到今天的一个多世纪，汉语语法学的历程既充满荆棘坎坷，又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与值得思索的韵味。范晓先生说：“20世纪中国的语法研究，主要是中国学者向国外的各种语法学说学习和借鉴。”[3]的确如此，尽管中国语法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汉语语法学的存在，但由于语法理论的缺乏和历史因袭的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语法学者多是用国外语法理论的外衣套用在汉语语法现象上。当然，在借鉴基础上，我国语法学者最终认识到汉语语法的特殊性，并能对外国理论兼蓄并收、合理运用，将汉语语法学推向更深一程。依据这一阶段语法学者对汉语语法研究特点，分为两个小阶段。
1.假借参考寻求自我期（1898—1966年）。语法学者们习惯于把《马氏文通》到1938年的“文法革新”称作语法学的“模仿时期”，“看来似乎可以作出定论，其实不然。首先，应该肯定《马氏文通》是参照了西洋的‘葛朗玛’，《新著国语文法》也确有仿照英语语法之处，但这是学术交流的正常现象……其次，两部著作都存在符合汉语特点的创造，例如都放弃了西洋语法的形态部分，都注重句法。”[4]而《马氏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者清醒意识状态下的产物，在中国没有任何一部完整系统语法著作依靠的情况下，借鉴拉丁语法是可理解的，何况马氏并非事无巨细均依拉丁，“也继承了一部分旧有的说法”[5]和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助词”一说）；所以说，《马氏文通》一书及此后一直到1966年这段时间里产的语法著作都只能说是在阐释汉语语法自身特点和创立汉语语法自身体系的意识下，采用了假借、参考国外语法理论的手段。这一时期，无论古汉语语法著作还是现代汉语语法著作数量都是可观的。其中，不乏参考西方传统语法的语法著作，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暂拟系统”和苏联语言学；也有运用美国结构主义理论确定语法观点和创作语法著作的，如陈望道依据“功能”，从配置（组合关系）求会同（聚合关系）来决定词类；方光焘的“广义形态说”、陆志伟的“同形替代原则”；以及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胡附、文炼主张用词与词的“结合关系”来区分词类，熙的《说“的”》和《句法结构》，等等。不可否认，假借参考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寻求自我汉语语法的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语文杂志社编的《汉语的词类问题》（一）、（二）和吕冀平著的《汉语的主宾语问题》，对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以及主宾语的判断问题提出了符合汉语特点的见解。
2.审视批判、追求至善期（1978—今）。这一时期，汉语学家从单纯模仿西方语法理论走向自主总结汉语语法现象和挖掘汉语语法规律，从而尽力摆脱模仿、寻找自身的研究路径。这一阶段的语法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最大的亮点是出现了一批自觉整理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和著作。如果说假借参考努力寻求自我阶段仍是在西方语法理论影响下的追求之作的话，而林玉山1983年发表的《汉语语法学史》就正式开启了汉语语法学者清醒意识并研究汉语语法学的大门。它“是我国第一部从上古到当代、系统而又完备的汉语语法学史，起了某种奠基性的作用”[6]，是名符其实的“汉语语法学史的奠基石”[7]；大门开启，原先被禁锢于门内的语法学者们蜂涌而出，接着出现了一批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和著作，分别是马松亭的《汉语语法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1997年修订本改名为《中国语法学史》）、董杰锋的《汉语语法学史概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林清的《汉语语法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邵敬敏的《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和《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年）》（商务印书馆，2011）。这些语法学史学者均按照汉语语法学本身发展脉络，对汉语语法学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邵敬敏最具代表性。他分为酝酿期（西周—1898年）、草创时期（1898—1936年）、探索时期（1936—1949年）、发展时期（1949—1978年）、创新时期（1978—今）。
其次，选择引进的西方语法理论必须契合汉语本身语法规律。寻求自我特色，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敞开胸怀，在吸收鉴别中发现自身规律与特色。故在这一阶段，汉语界针对汉语重语义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进了西方的功能语法、认知语言学和俄罗斯的语义学派。代表作有：戴浩一、薛凤生主编的《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搜集了《汉语使成式的语义》、《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形式主义、功能主义与汉语句法》等13篇论文，多是从功能语法观探讨汉语特殊句式和特殊语序；张伯江、方梅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沈家煊的《不对称与标记论》和《“有界”与“无界”》，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汉语语法化的历程》、《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诞生及其影响》、《汉语语法的类型学视野》等；张家骅等著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等等。在探索汉语语法现象和总结汉语语法规律时，学者们以西方理论作为理论基石或阐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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