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8 18: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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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息繁衍中逐步形成的，它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作为其内在特征的基本精神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对于整个民族的成长壮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认识、领会和把握其基本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发扬，推进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会起到促进作用。
从远古走来的中华文明历经兴衰荣辱，依然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培养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繁衍了无数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这些优秀文化成果的诞生、融合和传承，伴随了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进程，并在华夏子民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整个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基本精神，最终培育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内涵
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视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即指导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其既可以表现在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心理态度、生活习惯、精神信仰等抽象领域，又可以表现在建筑风格、文学艺术、器物工具等具象领域。就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言，则是指导和推动整个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外在表征和精神内核。
简而言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则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其内核实际上是优秀民族文化成果的思想集成。从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的精神；从表现形式而言，它蕴含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之中。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集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本身是文化进步与发展的结果。从华夏文明诞生之日起，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发展、壮大，
奠定民族精神的基础的，正是在传统文化长期演化、融合、提炼、萃取的过程中那些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在推进传统文化传递衍生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可以代表民族独特气质的精神因子，并最终支撑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天空。
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其实质就是在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进作用的重要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总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其实，这并不是高深玄妙的思想体系，而是早已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深植于民族潜意识之中的共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选取几个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因子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大体的描述和概括。
1．“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思想认识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为代表。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数主张天人协调，而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统一。而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循环相适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之相区别的，西方文明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对自然世界的不同理解，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内涵。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这里的“礼”是天经地义，就是自然界的必然法则，人民按照天经地义的“礼”行事，就是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样的法则运作的思想。战国时期，庄子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天与人是统一的。他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更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种派别的思想家所接受。张载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
2．“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长期以来，中国各种传统哲学派别、文化思潮的关注焦点，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者，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孔子的弟子问孑L子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是将现实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将侍奉鬼神、人死后的情况等放在无所谓的地步。而这种以儒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并最终奠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基础。
3．“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和民族进取心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孔子已经提出了“刚健有为”的思想因子，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这里“刚毅”指坚定性。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便是其生动写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固就是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本身的经历即是积极践行这一理论的生动写照，他饿陈蔡、游列国、倡仁政，作春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从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长卷来看，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有重要意义。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外族人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且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式的激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式的感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式的雄心，这些无不是民族自尊自信而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所以，才会有文天祥的那句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其根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内容和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华民族长期繁衍生息中，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所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是民族精神形成的胚胎，其本身具有无法比拟的积极性、先进性和优越性，而这正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目标相契合，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和规定内容的同时，也必然地成为其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思想意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意味着必将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但市场经济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发的盲目的力量，为减轻其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科学认识自然，培养人文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因子正恰如其分地契合了这一要求，显示了其不朽的伟大生命力。
关键词:传统文化;体育伦理;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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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住小区；以人为本；生态；文化；商业
中图分类号：Q14文献标识码： A
1 概述
人的生活离不开建筑，建筑组成居住小区，居住小区构成了我们的环境，环境是构成自然的主体,然而人又是自然的产物。居住环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生存空间。居住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世人皆知。在本景观设计中注意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在内部环境中强调生活、文化、景观间的连接，以达到美化环境、方便生活之目的。因此，处理好“自然―住宅―人文”的关系，就是小区规划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
2 西湖水岸小区项目概况
2.1 设计性质
建设一个具有文化底蕴、生态功能、自然野趣和休闲娱乐为主的小区景观规划设计。
2.2 设计范围
西湖水岸位于永昌县永昌县城相府路以东、文庙巷以西、云川路以南，建筑总面积7135.87平方米，包括罗马风情广场、番和景观区、东湖景区和住宅前绿化景观四大景观分区。
2.3 设计功能结构
罗马风情广场是一个以民俗风情、文化历史为主题，展示永昌县与罗马帝国的种种渊源；番和景观区通过景观小品展示永昌独特的风土人情；东湖景区为一个集健身、儿童娱乐为主的娱乐健身景区；住宅前绿化景观则以人为本，通过植物的搭配来调节小气候，提高小区的生态环境。
2.4 相关背景
项目所在区域位于甘肃省永昌县，该县隋开皇初并入番禾县,西夏王朝于县置永州,元封永昌王于此改名永昌路,明日永昌卫,清改永昌县,至今不革。骊轩故城便在永昌县西南。现存古骊轩城遗址、驻军营盘、古烽燧、古战场、炒铁台、蛤蟆泉、娘娘坟、骊轩亭等景点。
西湖水岸是为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居住环境，以本地骊轩文化特色为背景，结合居住小区景观规划设计，营造出一种集文化、休闲、生态为一体的人居环境。
3 小区绿化设计
3.1 设计原则
人文精神说到底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基础的 ,它是“内含在文化中的价值、境界、理想和道德追求”[1],因此人文精神必须要根植于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积淀。本方案以“以人为本、生态自然、优化融合”为原则，兼顾历史人文背景，结合当地骊轩文化特色，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景观设计。
3.2 设计理念
在西湖水岸小区景观设计中，以“文化融入生活，绿色缔造和谐，生态演绎文明，商业引领时尚”为理念，创造以人文本的诗意栖居。结合一心、两带、三轴的设计，将四大理念和四大景观分区运用于小区的景观设计之中。
3.3 空间构成
3.3.1 一心
沿小区主轴景观路至小区中心处，设中央罗马风情水景广场。中央水景广场面积达1400平方，是整个小区最大的广场，连接着别墅区和商住楼区，不仅为小区的人流作了疏散作用还为整个居住区提供室外休闲交流。
3.3.2 两带
即商业内街带和中心别墅区带。从商业价值出发，从小区西侧规划了一条商业内街，既满足了小区居民的需要又服务了周围地区。结合整体规划，中心地块设为别墅区。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渗透衍生，通过景观绿带加强了小区的绿化力度。宜人的尺度，优美的环境，精心设计的场所让小区不仅提高了档次更体现了小区“以人为本”的宗旨。
3.3.3 三轴
以连通环城东路小区人行主入口的景观带为主轴，延伸至小区内部。此为东西中轴线，宽度达到20多米，包含了番和景观区、东湖景区和住宅前绿化景观连接了小区主入口与中央水景广场，突出体现小区闲情逸致的氛围。
除主轴线外，小区还有两条南北次轴线。分别连贯商住区和别墅区。一条连贯着整条商业街，长达300米。延伸了浓郁的商业氛围。另一条景观轴贯穿着整个别墅区，景观绿化优美别致，移步异景。
3.4 建筑布局设计理念
综合考虑建筑规模、体量与基地环境的整体关系，采取商住楼与别墅分区建设的方针。围绕地块四周建立一圈商住楼，地块西北边由小高层和多层住宅延伸形成了一条内商业街，商住楼一层为商业，由于商业街的形成，使商业面积大大增加，突出商业最大化的价值体现。地块中部为别墅区，典雅精致的别墅区提高了整个小区的品质。宁静优美的周边环境，错落有致的别墅群与丰富的商住楼群内外环境共生了一种美丽、动静皆宜的丰富而雅致的生活。该小区在设计造型设计的总体风格力求清新，素雅，简洁。无论是体量构成上，还是住宅空间，水平交通空间，垂直交通空间，层次清晰，真实反应了平面结构的逻辑关系。立面造型上，遵循功能主义的设计原则，摒弃任何虚假的装饰构件，完全通过凸窗，栏板，色彩等纯建筑元素来完成立面造型，做到简洁，严谨，有节奏感。材料运用上，采用金属，马赛克和涂料等。
3.5 形态结构与规划立意
小区主要主入口位于小区西侧的环城东路的中部。南北各自设置一个车行出入口，方便住户以最便捷的路线回到居所。
3.5.1 功能结构
小区以居住为主，沿小区西面，北面临主干道做底层商铺，上层用作居住，内部则为纯住宅，户型上以两房和三房为主，兼辅别墅户型，满足当地的主流消费市场。
3.5.2 配套设施
本案配套设施完备，从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物业管理，到警卫室，公共卫生间一应俱全。社区的垃圾收集处将结合小区景观设计，以景观小品的形式存在于社区的环境景观中。同时将垃圾回收点设计成小区内可移动的“木屋”或者“盒子”，方便业主生活的同时增加小区景观趣味性。
3.5.3 交通流线
环城西路、文化巷路等城市主次干道与小区路形成内外双环的交通流线。在为小区提供便捷的交通流线的同时，也充考虑到适合做为消防车道使用。小区外环路与内环路均与城市干道有直通出入口。方便住户车行与人行的不同需求。
4 结语
本文之中的景观设计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分利用建设用地，同时兼顾周边环境的主题思想进行设计，以人为本，努力塑造一个文化式，生态式，本土式的商业居住一体化的休闲社区。通过对小区的空间设计将设计思想和理念融入其中，让我们的人居环境更加舒适自然，本地的文化体现在设计之中，表现于建筑立面，让人们更加体会到当地文化特色，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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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行业从业人员职业焦虑对策研究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恢复重建30年来迅猛发展，成绩令人瞩目。截至2007年5月23日，我国现在已有事务所6458家，个人会员13万人，执业注册会计师近65000人，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简称从业人员)近30万人，行业收入从1996年的32亿元猛增到221亿元。会计师事务所按其自身特点与规律发展的同时，体制改革和内部管理变革力度不断加大，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加快，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模式和方法仍将大量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审计理念、技术、方法。本文借鉴国外研究职业人群心理及行为专家的观点，仅就长期处于变革之中的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从业人员，面临变革的典型心理状态来分析从业人员对变革的焦虑心理，探求可能采取的积极的、有效的措施，以减少焦虑心理的影响，积极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从业人员职业焦虑的类型
按照范登伯格的定义，焦虑是那种或多或少由于情绪低落而引发对新情况、新变化明显的怀疑和可能的抵制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焦虑从类型上看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我焦虑，即每个人遇到变化时首先想到的是他自己，并经常会本能地作出反应。第二种是任务焦虑，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并与工作的程序和要求有关的担忧、疑问。第三种焦虑是作用焦虑，它包括对必须要与其共合作的同事的注意以及对处于变革之中的行业公众关系的注意。研究显示，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到人们焦虑的不同形式，就一定会阻碍行业发展的进程。
2000年，范德韦格特等人进—步对职业人群焦虑的状况和原因进行了研究，并把职业人群焦虑细分为五种。第一种是身份——结果焦虑，就是对处理组织成员和自己专业身份之间关系的焦虑。例如，当实行一种变革使人们更难以确定他们自己在组织内的位置时，这样的焦虑就会产生，它也属于上面提到的自我焦虑范畴。第二种类型的焦虑是投入或努力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下列问题：“我能用某种方式施展自己的能力吗”，“我工作和努力所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第三种焦虑即专业能力焦虑，这种焦虑很明显与第二种焦虑有关。新措施的实施必然要得到上级的认可，要求人们要用新方法和具有新的不同的个人专业能力，第二种和第三种焦虑都属于上面提到的任务焦虑，因为这些焦虑都与掌握新的方法所需要的努力和能力有关。第四种和第五种焦虑是影响焦虑和公平焦虑，它们都属于上面提到的作用焦虑。
二、从业人员焦虑的来源
研究表明，焦虑的产生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变革自身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导致职业人群产生焦虑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主要取决不同个体对组织体系变革和竞争的认识。
1.变革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变革的实施是一个没有确定结果的艰难历程，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由于变革不断突破原先的制度框架、组织结构、资源组合方式以及利益分配的格局，造成某一局部环境的动荡。这种动荡的环境不能向职业人群提供与权利、义务、任务和责任有关的清楚连续的信息，使从业人员在许多方面始终处于信息缺失状态，使原来的工作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导致其对自己在某个时段的行动结果无法预测和把握。
2.从业人员对变革的认识
从变革的动力源上划分，变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内源型的，即变革的动力主要源于行业内部特别是职业群体；一种是外生型的，即变革的动力主要源于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外生型的变革因推进的主体不是职业人员，而有可能低估现行模式下的来自于职业人群的阻力，新的规定将不可避免地对职业人群的价值标准和选择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形下一些职业人群从一开始就对变革者提出变革方案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甚至因此产生消极情绪。随着变革的持续推进，工作范围、过程和手段、完成目标、评价标准都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决定了职业人群不可能固守原来的传统，冲突由此产生。
另外，由于个体经验的不同，对于同样的变革事件，不同从业人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一项变革的目标和任务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势必会导致一些从业人员的焦虑感加重。正因为此，在很多场合下职业人群往往对履行的具体任务、按照新的方式执行能否达到目的、怎样与同伴合作、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博得领导的认可、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合理的回报、自己在变革中究竟属于哪一类、原来积累的经验、从业人员个体的情感如何在新的改革中得到体现，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感。
三、从业人员焦虑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焦虑对行业发展也是一种激励因素，但过多焦虑的存在以及长期不能消除的压力，则必然会对从业人员队伍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降低从业人员的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人能够根据得到预期结果的需要而做出的某些行为。从业人员的自我效能水平是成功变革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他们必须相信自己有应付挑战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有较高自我效能水平的从业人员一般会设置现实的目标，并采用合适的策略来达到这些目标。从业人员效能的缺乏，与对变革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焦虑联系在一起，这种焦虑，使从业人员对自己处理变化的能力以及通过某些行为能否得到预期结果产生怀疑，换句话说，就是对作为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失去信心。
2.导致从业人员产生职业倦怠，从而对专业发展表现出消极和抵制心理
从业人员对工作任务变化的焦虑、对时间投入和回报的焦虑、对自己工作影响作用的焦虑等等焦虑的长期存在，使从业人员在工作中感到精疲力竭，产生严重的职业倦怠，他们对能否解决其遇到的问题心存疑惑，或者采取回避和抵制的被动消极行为，这导致工作效率的严重降低，甚至出现离职、另谋职业等现象产生。
四、降低焦虑程度的对策建议
1.明确变革的任务和目标，减少不确定性
当前行业所依存的外部环境，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会计师事务所行业整体问题。会计师事务所行业整体的高速超常规发展，将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转移到每一位从业人员身上，新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出台，带来的处理工作生活和学习、更新知识的冲突及注册会计师等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维护，加之较为频繁的机构变更、内部职能部门的撤销、合并、分立，使从业人员在复杂的工作情境中，产生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以至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因此，要减少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降低从业人员的焦虑程度，行业内必须行动起来，通过法律、宣传等途径，推动全社会对从业人员的职责和发展目标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对于行业内部变革的程序、步骤、利益分配等应逐步建立详细的规定，使从业人员在变革中对自己要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以及采取某种行为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减少从业人员的任务焦虑和作用焦虑。
2.为从业人员顺应和推动变革提供支持性条件
从业人员在变革中的焦虑与变革条件的缺乏是密切相关的。变革不仅需要其掌握—些最新的工作观念、理论以及最新的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是为从业人员在工作中运用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创造条件.
(1)更新办公设备，增加新技术手段在工作中的应用。一方面，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进而提高其工作的自我效能，减少从业人员因怀疑自我工作能力发挥而产生的作用焦虑。另一方面，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也可以减少从业人员的工作量，有助于从业人员任务焦虑的降低。
(2)在从业人员队伍发展中应通过建立各种学习型组织、兴趣性组织，加强从业人员个体与同事之间、与领导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共同讨论和解决变革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在管理中要更加体现民主氛围和人本化的需求，让从业人员多参与有关组织发展和改革中的部分决策。营造强烈的集体意识，培养团队精神，降低从业人员员在变革中因身份和归属问题而产生的焦虑。
(3)从业人员队伍发展中必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从业人员自身发展的态度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专业发展给自己所带来的损失和利益的权衡。如同文章开始对从业人员焦虑进行分类时所论述的那样，因利益的分配而产生的焦虑(如：投入或努力焦虑和公平焦虑)，在从业人员焦虑的内容中占去了相当大的比重。从业人员职业发展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为了避免其产生投入小于收益的损失感，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努力和公平焦虑，应该在从业人员制度设计建设中，通过从业人员参与制定职业生涯计划，明确可以获得一定物质奖励作为利益回报，如：设立从业人员退休养老金培训基金和责任保险等制度，积极引导从业人员制定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推动从业人员职业化、专业化进程，进而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主体对受教育者提出的思想要求、观念要求、道德水平要求、人格品质要求，通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和人格品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负责组织调动各种教育要素与教育资源，设计教育计划与目标，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沿着既定方向运行。客体作为受教育者在本身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会在受教育过程中产生主体性，一定条件下具备主体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在各种要素关系动态变化过程中展现的，其实质是促进受教育者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人格品质的教育实践过程。
1 正确认识教育过程的基本机制
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基本机制，对于丰富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身素质和能力，对于更深刻认识和更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灵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之有效方法去逐步实现教育目标任十分有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基本机制是指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各种要素在教育目标引领下发生必要的有效的联系。基本机制不是教育方法，而是方法之原理，机制受教育规律制约。方法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运用必须要通过教育机制的桥梁作用来体现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规律，而规律也要通过机制的作用对方法进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基本机制以其自身的有效性在教育实践的具体过程中用自身的有效性推动思想教育向新境界发展。
存在于思想教育中的基本机制主要有宣讲机制、学习机制、说服机制、激励机制、调节机制、沟通机制、管理机制。宣讲机制是指通过向社会成员讲解和阐述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机制。学习机制是指组织社会成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国家时政政策的教育机制。说服机制是指用新的理论观点教育和影响受教育者的教育机制。激励机制是指教育主体遵循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特点和规律，以社会要求为依据，运用利益方式、荣誉方式、奖励方式去激发和鼓励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的教育机制。调节机制是指教育主体运用调节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心理调节、关系调节、行为调节，为受教育者创造一个和谐愉悦身心状态的教育实践活动。沟通机制是指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在认识观点上互相交流的实践活动。管理机制是指运用管理手段约束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促进受教育者达到社会要求的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机制的实际运用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必须面对受教育者实际状况，必须遵循机制在解决受教育者思想实际问题上的有效性原则。
2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由许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复杂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存在基本的矛盾和一般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是发展需要所具有的要求与受教育者现有的思想品德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要求之间的矛盾。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成员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平同社会对思想品德要求有差距。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水平，用教育的力量推动社会成员以实际行动缩小这一距离。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存在和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运行和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贯穿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分析这个基本矛盾，弄清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在哪些方面还不符合社会要求，还存在多大差距，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加以解决。要从现实出发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逐步达到社会要求的水平。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不停顿不间断进行的，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水平是需要不断提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不间断不停顿进行。社会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人的思想品德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总是表现为一个具体的教育过程的完结之后，下一个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又重新开始，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决定的。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规定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其他具体矛盾。除了基本矛盾之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矛盾，比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教育介体之间的矛盾、教育介体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都服从服务于基本矛盾的解决，实质是为了使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转化为受教育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意识和实践行为方式。
3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本质联系及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对于这一规律认识，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尽管有些学者从学理意义上作出比较严谨的界定，但如果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教育实践，任何纯理论上的界定都是有缺失的。笔者认为，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观念发展的要求以及人格状态，运用一定的教育机制、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去教育感化受教育者，不断缩小其思想品德水平与社会品德规范要求之间的距离，使其思想品德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向前行。 这个规律才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这个基本规律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社会适应规律、要素协同规律、观念接受规律来支撑而存在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活动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受国家政策的制约，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状况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应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实际状况相适应，如果无视这些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就有可能脱离实际，就不可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还存在着具体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具体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这些具体规律的存在客观的可认识的。具体规律主要有：互动规律、变化规律、内化外化规律等规律。互动规律是指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是双向的受益的，教育者的主导作用的实现，离不开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的体现，也离不开教育者的主导作用的发挥。 变化规律是指社会成员的思想品德处在变化过程之中，是可以教育和引导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是可以改变其思想观念的。内化外化规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和引导受教育者实现内化和外化，从而形成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水平的过程。内化就是引导受教育者将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品德的过程。外化就是引导受教育者将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品德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并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新问题性情况和解决性问题新情况的开放的过程，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且与社会环境不断地发生着相互作用和影响。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消除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教育功能，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朝着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成本理论；最佳资本结构；融资行为；我国上市公司；影响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0. 007
［中图分类号］ F2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0- 0012- 04
1 成本理论与最佳资本结构
现代公司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作为契约联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来了对公司企业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成本。作为成本理论的创始人，詹森和麦克林把成本理论引入到现代金融理论的框架中，认为大多的债权融资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以及管理层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他们提出了在公司过程中存在的两类冲突，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管理层无效率的管理行为，由于管理层不是所经营公司的全资股东，他们努力工作所创造的财富并不全归他们所有，所以，他们可能会接受一些并不盈利，甚至对股东财富造成损失的投资项目，企业存在净现金流量时，这种情况更为加剧。他们还会经常到度假胜地开会，拥有豪华的办公室，购买公司专用飞机等，既享受这些奢侈品，又不必承担相应的所有成本，由此产生更多的成本。股东和债权人问题主要表现为资产替代和投资过度，当公司正面临财务危机，债权到期可能无力偿还，且还有一些资金可投资时，就可能从股东角度出发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甚至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因为，若投资成功，将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以偿还负债，其对公司的所有权也能得以保留，且股东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债权人要求的固定收益。若投资失败，股东所需做的仅是在债务到期无力偿还时，把已没有太大价值的公司交给债权人，从而将股东投资决策的风险和损失全部转移给债权人。而债权人为了在公司发生财务危机后，接管的公司具有更大的清偿价值，自然希望公司选择低风险、净现值为正、且能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投资项目，或者把钱留在公司账上。然而，在既定的公司治理机制下，股东可通过其人公司管理层控制公司的投资决策，直到发生财务危机债权人主张债权接管公司为止。在此之前，债权人没有办法阻止股东采取以增加债权人风险为代价获得股东利益的决策。这就是所谓的资产替代和投资过度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债权人往往会在借款时加入一些保护性条款，可以制约管理层从事不利于债权人决策的能力，但同时也会约束管理层做出使公司市场价值增值的决策。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公司的融资行为，詹森指出，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会造成较少地使用债权融资，而较多地股权融资又会由于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加剧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资本结构的改变仅仅是股权成本与债权成本之间的交换，减少股权成本，债权成本相应就会提高，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通过权衡两者利益冲突，得到的总成本最低时的资本结构即为最佳资本结构。詹森和麦克林认为，成本分为两类：①是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关，涉及外部股权融资的外部股权成本，包括关系造成的股权融资价值损失、股东监管效应和股东监管成本；②是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相联系，涉及外部债权融资相关的外部债权成本，包括关系造成的债权融资价值损失、债权人监管效应和债权人监管成本。在我国，由于大量国有公司的存在，成本就不仅仅表现为股东与管理层、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监控、博弈和福利损失，还表现为各种共谋、寻租及资产的浪费与损失。在组成形式和表现水平上都会超过标准的成本。从形式上，我国上市公司的成本分为国有股权成本、社会股权成本和外部债权成本。
依据成本理论，最佳资本结构是由最优债权和外部股权比率决定的，企业通常采取内部股权、外部股权和外部债权3种融资方式。若给定企业融资数量，假定企业管理者持有的内部股权为S，企业外部人持有的外部股权为G，企业外部投资者所持有的债权数量为B，则企业的股权价值为S＋G，企业总的市场价值为V＝S＋G＋B。为了研究企业负债和外部股权融资最优比率的确定，假定企业的融资规模不变，那么，对于既定规模的企业的实际价值V的高低，将取决于所发生的成本大小。令负债和外部股权融资最优比率B／G＝h，设与外部股权相关成本为ACG（h），与债权融资相关的成本为ACB（h），总成本为ACz＝ACG（h）＋ ACB（h）。股权融资的边际成本为，债权融资的边际成本为。因为股权成本和债权成本反方向变动，可得出＜0，＞0。那么，最佳资本结构应该是总成本最小时的财务杠杆率，也就是边际总成本等于零时的财务杠杆率，即＝0。因为＋＝0，所以，当股权融资的边际成本等于债权融资的边际成本时，总成本最小。图1具体说明了最佳资本结构与成本的关系。
设企业外部股权筹资比率为Gl＝G／（G＋B），图1中企业外部筹资的总成本ACz＝ACG（h）＋ACB（h），随着外部股权筹资比率Gl的上升，外部股权资本的成本也随之提高，而外部债权资本的成本却因此相应下降。当Gl＝0时，即不发行外部股票时，外部股权资本的成本也为0，这时，企业所需的外部资本全部通过发行债券来筹措，债权持有者承担着较大风险，为此，企业将负担外部债权人高昂的监督成本，以及企业重组和破产的成本等，债权成本达到最高水平。当Gl＝100％时，即企业不存在债务成本时，外部债权资本的成本为0，此时，由于缺乏债务契约对管理者的约束和控制，外部股东必然要求对企业管理者实施必要的监督，股权成本达到最大。另一方面，上图也表明，债务成本的使用能起到降低外部相关成本的作用。然而，债务的利用是有限度的，当资本结构中债务增加到某种程度后，债权的边际成本将开始接近并超过股权资本的边际成本，若继续增加债权资本已不利于降低公司总成本，此时，应增加使用股权资本。所以，资本结构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指的是总成本ACz最小时的最优财务杠杆h（*），在此点上，股权资本的边际成本就等于债权资本的边际成本。
资本结构成本理论作为前沿理论，通过成本将公司治理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有效地联系起来，显示出该理论的发展潜力。但是，资本结构成本理论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企业的成本构成复杂，除上述涉及的两大成本外，还存在其他成本，如企业分权管理的成本、职工持股的成本等。②计量企业成本的难度大，计量本身的成本也很高，如支付给有关评信机构的费用等。即使如此，资本结构成本理论对于现代企业治理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基于成本理论的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分析
根据成本理论，公司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比率决定的两种成本的平衡，而股东和管理层、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问题，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公司的融资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如詹森指出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会造成较少地使用债权融资，而较多地股权融资又会由于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加剧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成本理论认为负债作为一种机制和手段，在减少上述矛盾冲突中有益处，原因在于：①通过运用负债来减少管理层控制的净现金流量；②债务付息是一种硬约束，若将现金用在浪费性的资本支出和日常财务支出上，还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违约的情况下，债权人会提起破产诉讼来请求其在资产上的权力，经理人等会因此失去暂时性的决策权和永久性的受雇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威胁会阻止管理层挥霍式投资并致力于提高资产运行效率，增加公司价值。所以，负债的控制作用在于降低管理层所能控制的净现金流量，从而保证管理层行为符合股东目标。因此，若企业实施股权融资，由于股息支付不具有强制性，因此会导致管理者无效率行为上升。反之，若企业采取债权融资，由于债务利息支付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管理者的无效率行为。若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较高，则应该增加负债融资，以通过债务利息支付形式将这些自由现金返还给投资者，以免管理者滥用这些自由现金。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方法包括股利支付和负债。然而，在我国现金股利不是股利分配的主要方式，所以，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约束管理层过度投资的方法应主要是负债。其次，债权融资会造成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成本，即在采用债权融资情况下，企业将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可能净现值为零，企业未来债权人为防止“资产替代效应”，通常会在债务合同中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限制。为此，成长型企业应尽量避免债权融资，以免由于债务合同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导致企业被迫放弃有利可图的新的投资机会，而成熟型企业由于缺乏投资机会，且自由现金流量较高，所以，应增加债权融资。为了从成本理论视角考察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自由现金流量、公司成长性与公司融资方式是否相关，本文依据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中选择的非金融上市公司类单位数量较多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制造业186个，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5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22个，对三类行业里共253个单位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对三类企业的253个单位的集合样本进行总体分析，本文运用Excel软件中Correl统计函数计算相关系数R来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及存在情况下的相关程度。
设定解释变量X包括自由现金流量（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X1、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X2）、成长性（营业收入增长率X3、总资产增长率X4）；被解释变量Y为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其分析如表1。
从表1中各相关系数R可看出，解释变量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X1与被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存在较高度的负相关关系，这些表明，在自由现金流量增加时，债权融资比例在下降，这给过度投资提拱了机会，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管理者滥用这些自由资金的情况；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X2与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都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反映出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越高，选择债权融资的可能性越大的特点。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资产负债率Y1和资产长期负债率Y3高度正相关，而与资产流动负债率Y2中度相关，这表明大部分公司属于成熟型公司，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同时，自由现金流量又较高，因此，负债融资随之增加。总资产增长率X4对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都无显著相关性，而与资产长期负债率Y3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很可能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建设期长，而成长期需要较多的长期专用款项有关，但总的来看，具有公司未来成长机会越多，选择股权融资的可能性越大的特征。
3 结论与建议
（1）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会受到相关问题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自由现金流量、企业未来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使得股权融资成本与债权融资成本比率随之变动，从而影响着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同时，也表明成本理论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有一定的适用性，应将现有的资本结构成本理论正确运用到公司的财务决策中，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对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制定以及管理者进行资本结构的最佳决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表中数据结果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增加的自由现金并没有采用负债的方式来减少，这表明由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很大可能地在影响着公司的融资行为，从而可能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或滥用资金，滋生管理层无效率行为，给投资者造成较大损失。因此，应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制度，只要投资者能够有效地行使他们对公司决策和管理层的监督权力，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股东和管理层的冲突，降低成本，并能够制约和协调管理层的融资行为，促使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
（3）我国现金股利不是股利分配的主要方式，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约束管理层过度投资的方法应主要是负债。虽然，在上述分析中，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这部分自由现金流量与负债融资是正相关关系，但明显存在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与负债呈负增长态势，没有充分利用债权融资可对成本起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一功能。因而，应有效地加强利用债权融资，防止“内部人控制”，强化公司治理，降低成本，以此来约束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或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以及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等。
（4）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发行公司债券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它是直接融资，公司债券持有者大部分为法人实体或自然人，产权主体的不同，使公司债券对公司具有相对较强的约束性，如约按时还本付息给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层带来真正的“破产成本”。因而，公司债券是一种相对较好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融资方式，应加强发展和完善债券市场，提高公司的市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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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企业诊断，又称管理咨询，就是运用管理理论及方法，在对企业或行业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找出被调查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一个或几个问题，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案。
企业诊断论文的基本思想是要找出哪里存在问题。企业诊断大致可分为两类:综合诊断和功能诊断。认为，无论是综合诊断还是功能诊断，都要求:
1.深入企业内部
诊断是在企业中找出问题，并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为企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就需要深入企业，密切关注企业。企业发展中的许多难题是企业内部原因造成的，错综复杂，涉及面广，蜻蜓点水式的诊断只能找到表面上的病因，真正的病因只有深入企业内部才能找到。切忌虚构企业或杜撰企业经营状况。
2.立场要客观
诊断对象应为某个企业实体，诊断内容应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诊断者立场要客观中立，不带任何主观意识和个人感情因素。
3.诊断方法要科学
关键词：圆周长;计算;思考
《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中指出：“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获得适应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数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目标从原来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变成了现在的“四基”。可见“数学基本思想”和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重要意义。我认为数学教师应切实理解领悟“数学基本思想”和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重要意义。要在教学过程中研究，有效探索“四基”的落实策略。
让学生经历、体会、感悟、积累、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基本数学活动经验？从静态而言，基本活动经验它是从属于学生自己的“主观性知识”，是学生经过数学学习后对整个数学活动过程产生的认识，包括体验、感悟、经验等。从动态上看，基本活动经验是过程，是经历。总之，不严格地说，有些东西可以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但有些东西是必须让学生做的，他们要经历、体会、感悟、积累、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就是“基本活动经验”。
【案例1】六年级“圆的周长”（前几年我是这样教学的）
（一）导入：这节课我们继续研究圆的周长（板书课题）
（1）指实物图片（长方形）问：这是什么图形？谁能指出它的周长？
（2）指实物图片（圆）问：这是什么图形？谁能指出它的周长？
问：什么是圆的周长？
（3）你能测量出这个圆的周长吗？（能）
（4）指实物（用铁丝围成的圆）问：你能测量出这个圆的周长吗？
（5）用拴线的小球在空中旋转画圆.问：你能测量它的周长吗？想一想圆的周长都可以用测量的方法得到吗？（不能）这样做也会不方便、不准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计算圆的周长呢？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二）为了节省时间教师边动手测量给学生看边讲解几个圆的测量。
（三）统计测量结果.观察表中数据，想一想发现什么？直接告诉学生;圆的周长总是直径的三倍多一些！任何圆的周长都是直径的3倍多吗？
（四）电脑演示（几个大小不同的圆，它们的周长都是直径的3倍多一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谁知道我国历史上最早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谁？圆的周长到底是直径的3倍多多少？请同学们带着这个问题认真读书93页，默读“通过实验”到“π≈3.14”
（五）出示例1：讲解例题
（六）课堂练习。（做大量的练习）
【思考】我以前“精讲多练”，推崇“熟能生巧”，一味的让学生死记硬背公式，然后运用公式解决问题，学生并不真的懂了。我讲的辛苦，学生也厌烦。我们大人看起来很简单的“圆的周长=圆周率乘直径，所有的圆的周长与直径的倍数都是3倍多一点”这些知识点，是灌输不进去的，在学生那里必须让他们做的，只能靠经历、体验、探索、领悟、传递、转化来获得。能灌输进去一定不是思想或经验，最多只能叫方法或技能。
现在结合我个人的教学实践我以实物为探究素材，从创设联系整节课的一个活动为主线，小组分工合作为主体，及时、适时质疑为主点来组织教学。在教学中我进行了合作式学习方式的实践与探索，初步尝试了这种学习方式给课堂带来的异常效果。
《国家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主动探索和富有个性的过程。”也就是说，学生学圆的周长数学并非单纯的依赖模仿和记忆，数学学习过程的实质上学生主体富有思考性的探索过程。所以，数学知识的探索轨迹，作为学生是否主动参与的标志，展现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
本节课探究的课题“圆的周长”，借助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从“圆周长意义”的理解，立足于学生的亲身体验和自由表达;“圆周长公式”的建构，则是借助于学生主体的测量、计算、自学、推导、论证等充分的实践活动而展开的。可以说，每个知识点的发现，都是学生自主探索的成果，而不是学生被动接受的结论。探索，作为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在本节课的教学中达到了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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