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5 05: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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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旅游供求层次问题的分析
旅游经济的运行实际上就是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矛盾运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旅游供求研究几乎成了每一位旅游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重点，同时也是解决旅游经济实践问题的理论基础。为了探寻增长点战略下旅游经济的有效增长，我们先对旅游供求层次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2]。
先分析旅游需求。旅游需求产生的最基本决定变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时间和旅游动机。在三个变量同时得到满足时，旅游需求就表现为现实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有可能进入旅游经济系统：
l当有相应的外界旅游供给保证时，现实旅游需求能够得到完全充分地实现，这部分旅游需求可以称之为符合意愿旅游需求。
l当没有相应的外界保证时，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时间不能完全消费，产生旅游需求剩余，这部分剩余就是非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
l从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角度来看，由于政策限制、旅游者向往的目的地不在我国开放目的地国名单之列等原因[3]，有一部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无法到达其消费倾向目的地，这时旅游者只能在限制的地域空间内实现其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可称为强制替代旅游需求。
l符合意愿旅游需求和强制替代旅游需求合成实现了的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真正进入旅游经济系统循环。
从长远来看，三个基本变量中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时间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旅游需求就以潜在旅游需求的形式沉淀下来，可称之为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加上非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构成总的潜在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只有在下一次旅游时才可能转化成实际旅游需求，也有可能会流失（主要是入境旅游需求）。
旅游供给也可以分为相对应的几个层次。不同的是：
l有一部分强制替代的旅游供给具有实现的不稳定性，比如由于三星级饭店在旺季时无法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从而使得一些四星或二星饭店的客房成功出租，但是一旦旅游地的三星饭店建设得到发展，这些二星、四星的饭店就可能再次沦为少人问津的旅游供给；这种状况在旅游需求爆炸式的涌现的时候表现地尤为明显。比如1999年国庆期间的得以实现的旅游供给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强制替代旅游供给，这部分旅游供给在节后的实现很可能遇到困难。
l无效旅游供给具有存在的长期性，比如有些旅游饭店已经严重亏损，但是由于存在各种退出壁垒，这些无效旅游供给将会长时间地存在于旅游饭店市场，并将对供给市场的竞争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削价竞争的根源之一。
从上述对旅游供求层次的基本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经济增长点战略条件下旅游经济有效增长的路径框架。
二、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路径框架
通过对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内含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能进入旅游经济循环，入境旅游需求可能流失，国内旅游需求可能沉淀；有些旅游供给不但不能促进旅游需求的实现，而且可能搅乱旅游供给市场，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由于总量与结构问题始终存在，所以经济增长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想使旅游经济能够有一个持续、有效、快速地增长，一方面必须着力促进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另一方面必须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推动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一）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所谓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潜在旅游需求在旅游需求转化过程中的比例，并且使潜在旅游需求尽快地转化为旅游经济进而国民经济的现实推动力量。促进旅游需求有效转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
1995年我国实行周五工作制后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的现实表明，有充足且集中的余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市场化十分重要。现在既然已将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就需要旅游需求的实现能够跳出城市周边和短途旅游方式，从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更多的市场化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长、更集中的余暇时间。关于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问题，在近期可以借鉴国外的连休制度来推动旅游发展，比如日本的“快乐的星期一经济复苏计划”，美国的灵活安排休息日的方法；中期则可以在现行劳动工作制下，通过灵活安排每周休息日来相对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比如单周休一天半双周休两天，从而将每周多出的半天在通过适当的方式集中用于旅游；远期则必须立足劳动用工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切实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探究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余暇时间的有效途径。
2.增强旅游支付能力
居民旅游支付能力的增长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既然要让旅游业发挥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作用，旅游业本身就会有强烈的政策需求，政府应该考虑对旅游产业提供充足的政策供给：在消除储蓄黑洞时给旅游消费一些支持政策。比如是不是可以利用加薪设立旅游专用户头，实行先消费后报销非现金付给制度？是不是应该重新认识公费旅游问题？是不是可以给予国家企事业单位每年一定金额的职工国内旅游专项资金（当然资金的使用要有严格规定）
3.着力于国内与出境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鉴于政策影响的有效性，旅游需求有效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内旅游和国民出境旅游上。从我国旅游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民经济的要求两个方面来看，出境旅游还不能象旅游发达国家那样引致国民旅游消费的货币回流。所以有效化的重中之重是国内旅游。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重点——国内旅游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促进措施，包括产品体系、市场体系、经营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内容[4]。国内旅游发展的政府主导战略也已付诸实践。
4.大力发展国际入境旅游
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面临的是一个举国竞争的现状。虽然我国有许多垄断性旅游吸引物，在国际旅游市场上不存在完全替代性，但替代现象的存在也是不容质疑的，而且因为出游距离、旅游成本、旅游需求的变动性等因素，这种替代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能该旅游者多年以后才会再涉足该区域，甚至不再涉足该区域。所以我们在积极发展国内旅游的同时一定要继续重视大力发展国际入境旅游：
l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树立国家整体旅游形象[5],提高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l对目标市场国进行卓有成效的促销，防止促销中的走过场与
l深化基于旅游吸引物特征的面向国际市场的旅游产品的开发
l实行旅游购物出口退税制度
l简化短期旅游签证并在更多的口岸实行落地签证或72小时免签制度
当然，潜在旅游需求激发起来，形成现实的旅游需求后，要想使这些现实的旅游需求能够真正地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即完成现实旅游需求的市场实现，则还需要旅游供给方面的保证，这也就是要有合适的旅游产品的供给，只有市场上旅游供给有效，旅游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才谈得上需求的有效。
（二）旅游供给的有效性与有效化
旅游需求具有多样性、发展性、多变性等特点，尤其是在买方经济下的“消费者第一”的新世纪，需要不断地有新的旅游供给增长来满足不断出现的旅游需求的增长点，但是这些新增旅游供给能不能有效满足旅游需求呢？这就产生了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问题。在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在重复着这样一种状况：增量不断地转化为存量，存量不断地僵化，经济的发展于是需要更多的增量来支持，于是形成了一个“增量—存量—僵化—增量—存量”的恶性循环现象。存量在经济中总是占绝对比重，所以如何有效配置经济存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旅游产业也是如此。
因此，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对旅游供给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切实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积极促进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1.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
从旅游需求的层次转化过程中可以发现，旅游需求之所以没有转化为旅游行为，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旅游供给的保证，所以旅游供给的增加是必要的。旅游供给的增加是旅游产品的增加。旅游供给增量首先是表现为作为资本物化的旅游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加。因此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将涉及：
1.1旅游吸引物的开发
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有适应旅游需求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所以，为了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首先必须考虑的便是旅游吸引物的开发。
1.1.1吸引物类型的选择
旅游吸引物的类型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然吸引物、人文吸引物、特殊吸引物等三种。作为旅游者最核心的消费对象物，不同的旅游吸引物是有不同的消费者指向的：不同的旅游吸引物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即便是针对相同的旅游吸引物，具有不同知识架构和审美背景的旅游者也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和评价。所以在开发新的旅游吸引物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旅游目的地国（地）的目标客源市场发展状况，在小国或岛国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考虑外源性的客源市场发展状况，但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旅游业，国内旅游才是旅游经济的坚实基础，所以尤其要顾及本国（地区）旅游者的成长状况。
1.1.2吸引物区位的选择
我国旅游业是在一种非常规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表现在旅游吸引物开发的区位指向上就是“轻中西，重东部”的格局。这种“市场距离[6]”思想指导下的开发思路对我国旅游产业基础的建立、规模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旅游产业确立新经济增长点地位后，这种吸引物的开发思路也应该相应有所改变，形成“稳定东部，着力中西”的新格局。这种格局的提出符合我国政府开发西部的大战略和扩大内需的大方针，也符合国内旅游者的“圈层辐射[7]”模式，同时，也符合我国旅游吸引物的资源禀赋和我国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然，中西部旅游大开发应采取何种模式、方略仍值得细细探讨，这是21世纪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1.3吸引物开发方向、规模、程度的选择
度假旅游、生态旅游似乎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那么我国旅游吸引物开发的方向是不是跟随潮流呢？这里首先要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坚持市场（或项目或产业）赢利空间与本国（或企业或目的地）赢利能力相结合，市场赢利空间是本国获得高赢利的重要前提，本国赢利能力是实际高赢利的重要保证。较大的市场赢利空间往往能够有利于旅游目的地（或地区或企业）获得较大利润，但是如果旅游目的地（或地区或企业）自身有较强的赢利能力，则即便在较小的市场赢利空间内仍能有所发展；如果自身的赢利能力较弱，则即便在较大的市场赢利空间中也难有作为。这就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在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条件下，一定要改变以往那种将吸引物的垄断性等同于资源优势、将吸引物优势等同产品优势、将产品优势等同于竞争优势；以为吸引物的垄断性天然会导致旅游经济优势的观念。当然，也不可否认吸引物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另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旅游产品存在不同的吸引半径：游乐型旅游产品具有地区性吸引力，度假型旅游产品具有区域性吸引力，观光型旅游产品具有全球性吸引力。因此，我国旅游吸引物开发的方向是否可以考虑仍以观光型旅游产品为开发主方向，辅以文化教育型的度假产品（可多考虑西部地区），再以其它多样化旅游产品为配套的较合理的产品体系。
人造旅游吸引物，尤其是主题公园的建设开发要注意保证适当的开发规模，造成集群效应，使吸引物能有效地被组合到旅游生产力体系中去。这一方面是旅游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适当的经济规模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是因为人造旅游吸引物首先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如果不能引起潜在旅游者的注意，则价值的补偿根本是不可能的；再一方面，通过有鲜明主题的公园的集群建设，可以在较小的空间转移成本的状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效用。
1.1.4吸引物的保护
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下，旅游吸引物的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我们认为，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去分析、探讨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旅游吸引物的保护应该是开发性保护，正如旅游业21世纪议程中所说的，在看到旅游业发展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旅游业对环境的有效作用，真正树立这种辨证的思想对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
1.2旅游企业的进入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持续的企业进入是保持经济活力的根本。阻止进入不是解决供给过度的根本，要想使新进入企业效率更高，不再复制重复建设的悲剧，方法只有一个：使现存企业能高效率地存在。当然，企业进入策略中依然要解决相应的选择问题。
1.2.1进入时机的选择
1.2.2进入规模的选择
以饭店为例。从投入产出状况看，高星级大型饭店的盈利状况要优于其它类型饭店，那是不是新进入的饭店应以此为最优选择呢？其实，现在的“追星”、“求大”现象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投资者的不成熟性和非理性。因为他们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以结构分析、实证分析的眼光看问题，忽视了强势管理力量在其中起的作用。
1.2.3进入市场的选择
这里的选择包括投资者进入区域的选择和进入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选择的合理与否，从小处说将影响进入企业的成长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成长潜力及成长能力；从大处说这种选择会影响整个市场的竞争状况进而影响产业素质及旅游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1.3政策供给
1.3.1产业政策区域化原则[8]
要保证宏观意义上的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提升旅游产业的内在素质，保证增长有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止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一窝蜂”现象。也就是发展旅游产业要注意把握“产业政策区域化原则”，通俗地说，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适合发展旅游产业，更不是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将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如果不能处理好旅游产业规模扩张与内在素质提高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产业的长远发展。
1.3.2投资政策：投资约束机制、扶贫资金、以工代赈
“五个一起上”投资政策的利弊现在已经分析的比较清楚。在继续执行“五个一起上”政策的同时要强化投资的约束机制，使资本筹集、资本运营、资本收益间形成捆绑式关系，实现投资行为的政企分开。
鉴于旅游吸引物的区域赋存特点，应该加强对这些旅游吸引物富集地区的有效旅游投资机制的研究，比如如何将扶贫资金的使用与旅游吸引物的开发很好地结合？比如如何将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转化为有效投入？
1.3.3财政税收政策[9]：财政支持、税收返还、旅游税
1.3.4金融政策：旅游企业上市资格、旅游建设债券
优先考虑旅游企业的上市资格，探索旅游建设债券的可行性，利用资本市场为旅游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战略提供资金保障。
2.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资源充分有效配置是推动旅游经济有效快速增长的前提。通过对旅游供给的层次分析发现，在旅游供给存量中存在无效配置的可能：
l在已实现的旅游供给中，强制替代部分旅游供给表现出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得供给能力只是一种短暂有效的能力。
l短缺原则[10]导致的潜在旅游供给存在的客观性，这部分供给能力显然没有充分利用。
l无效旅游供给由于高退出壁垒将长期存在，而且还将扰乱整个供给市场的竞争秩序，影响整个供给市场的配置效率。
考虑到旅游供给的有效与否只能通过市场来判断，供给的有效化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来完成，构筑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供给有效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的途径包括：
2.1解决制约旅游供给存量有效化的瓶颈
2.1.1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2.1.2优化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结构关系
2.2核销无效供给
2.3构筑有效竞争市场结构
2.3.1供给市场的竞争现状分析
我国旅游产业中供给市场的竞争表现为：“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并存，在某些地区或城市、在某些旅游细分市场由于进入的旅游企业数量过多，以至于市场容量不足以支撑相应的旅游企业的生存“需求”，竞争异常激烈，常表现为“削价大战”；同时在另一些地区或城市、另一些细分市场却表现出相反的状况。也就是说，我国的旅游供给市场表现为“非有效竞争”。
这种在旅游产业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与市场结构中旅游企业进入与退出壁垒相联系的，因此，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2.3.2构筑规模经济进入壁垒
主要途径是旅游饭店的集团化、旅行社的网络化。这是由旅游经济的地域分割特性决定的。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饭店的集团化和旅行社的网络化将再次成为理论研究的迫切课题。发展现实要求有关此类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而不是一如既往的规范研究。
2.3.3构筑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
构筑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主要通过品牌化战略来完成。产品差别化壁垒是竞争走向高级化的重要一环。旅游产品的特性使得在旅游产业中研究品牌化战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旅游产品的品牌化应该依赖于企业品牌的创立。旅游产品的所谓保护，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品牌战略来实现。而且品牌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资金壁垒失效的情况下能够更加有效地阻止无效进入。
2.3.4通过政府援助降低退出壁垒
由于企业从产业内退出时会产生沉没成本，这部分沉没成本如果由政府承担一部分，则将能有力地促进一些企业的退出，从而改善市场效率。
2.3.5通过企业援助降低退出壁垒
通过企业间的兼并、联合和集团化等方式，完成产业内调整，即完成产业内经营退出：经营区域退出和目标市场转向。
（三）强化旅游产业营销力度
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旅游供给没能进入实际旅游经济系统循环，产生经济效益，造成资源浪费，是因为信息传递出了问题，酒虽香，巷太深。所以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之间需要营销这根纽带。我们必须形成一套“能与境内旅游供给能力相适应，与境外旅游竞争对手相抗衡”的促销机制，包括促销费用的筹集，尤其是有限费用的优化配置：
1.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更多的营销资金
1.1各地的旅游发展基金
1.2旅行社上缴的质量保证金
2.发挥有限的促销费用的最大效用
2.1边际比较基础上优化预算地区配置
WTO在对109个国家的国家旅游局经费预算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分配到特定市场/地区的花费与该市场/地区对目的地国的重要程度不一定呈正相关。比如日本只吸收了我国促销费用的4.0%，却占我国入境总人数的22.0%。众所周知，我国旅游促销一直面临着促销经费不足的难题，那是不是说我国应该削减在其他国家（地区）的促销费用比例而增加对日本市场的投入？或者从日本市场节省一部分费用用于其它市场的促销？对这个问题，即对某一地区的促销预算的增减与否往往采取的是绝对值的比较来决定，而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运用边际产出的比较来决定增减与否。
2.2优化促销预算在各促销方式中的配置
3.联合促销问题[11]
3.1加快集团化步伐，使这种“剥削”现象转化为“内部共享”
3.2设计一套有效的“有选择性激励”机制，以保护大企业的积极性
3.3考虑在各个地方先制定出相关的联合促销的法规、制度
3.4强迫各个旅游企业参加旅游促销的联合行动[12]
3.5增强旅游主管部门的促销支付能力
3.6积极探索利用INTERNET等新的促销方式[13]
四、结语
旅游产业新经济增长点定位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如何把旅游产业真正地培育成国民经济增长点是当前业界与学界的共同任务，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初步的基础性分析框架，以此为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与读者诸君共同来完善之。
参考文献：
1.张辉．旅游经济学（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
2.张辉．旅游经济现象的深层思考（J）．旅游学刊，1996，11（6）
3.吴晓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厉新建．旅游供求非均衡与旅游经济增长（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
5.秦宇．旅游产品优化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
6.秦宇．旅游产品优化理论再思考（J）．旅游学刊，1999，14（5）
7.厉新建．旅游供求理论再认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2）
8.李树民厉新建等．旅游联合促销的困境及突围途径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旅游经济（人大复印资料），1999（4）
9.魏小安．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J）．旅游学刊，1997，12（5）
10.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何光暐主编．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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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与张辉、秦宇合作完成
[2]张辉是国内较早对旅游需求进行层次分解研究的旅游学者。Lavery在1974年提出effectivedemand、potentialdemand、deferreddemand等概念。
[3]到目前为止，我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八国。
[4]“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魏小安《旅游学刊》1997.12（5）
[5]整体旅游地形象的树立已经引起各个大尺度旅游区的重视，比如TourismManagement(vol.18NO.4June1997)曾刊登文章“MarketingEuropeasatouristdestination”。
[6]这种市场距离包括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客源地之间的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在旅游客源的非促销性原生性增长阶段，经济距离往往起着主要作用。比如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国际客源就是一种原生性的增长，基本没什么促销投入。
[7]所谓旅游客流的“圈层辐射”指的就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一种常态。由于旅游者的余暇时间有限，尤其是旅游支付能力在一定时期内的限制，一般地，在旅游效用无差异或差异较小的情况下，旅游者总是先选择离居住地较近的旅游地，然后随着余暇时间和旅游支付能力的增强，逐进选择越来越远的旅游地。当然，这还与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以及旅游者的心理类型有关。
[8]不注意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将导致吸引物开发非优化、资金配置非优化等问题，尤其是支柱产业热由中尺度向小尺度蔓延的时候。
[9]魏小安在“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旅游学刊》，1997，12（5））中已有相关论述。
[10]短缺原则与短边原则不同：短边原则暗示短边供给总能够在市场上找到相应需求；短缺原则表明由于存在结构错位，无论是长边供给还是短边供给都不一定完全得以实现。
[11]由于联合促销结果的公共性，使得在这种集体行动存在着有趣的“智猪博弈”的现象，存在着小企业剥削大企业的状况，所以造成小企业没有能力、大企业不愿参与联合促销的困境。关于旅游产业内的联合促销的进一步分析详见“旅游联合促销的困境及突围途径选择”。
抽油机井精细化管理内涵是树立管理中检查精细，生产中安全第一的管理理念。通过抽油机井检查方法创新和危险点认识思路创新引领作用，达到精细化安全管理的目的；通过健全管理制度，明确管理目标，实施管理计划，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通过员工培训，有针对性地提高抽油机井管理人员的职业素质，加强责任心教育，健全考核制度，并贯彻落实，提高公平考核，实现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抽油机井管理的“全准快清”。“全准快清”是我们抽油机井精细化管理的显著特点。“全”是指每天巡井检查的点数要全，不漏项；“准”是指能发现问题，检查出来的问题要准；“快”是指处理措施要快；“清”是指对危险点的认识要清，入脑入心，懂规避风险方法，能规避风险。“全准快清”是检查方法创新和危险点认识思路创新的目标，检查方法创新和危险点认识思路创新是实现“全准快清”的基础。主要做法如下：抽油机井精细化管理内容主要包括确定抽油机井精细化管理的目标和实施步骤；加强宣传和培训，树立企业精细化管理文化理念，营造实施精细化管理的良好氛围，转变各级管理者观念，搭建精细化管理平台，加强员工培训，夯实精细化管理基础；精细化管理中的检查方法创新和危险点认识思路创新以及案例分析，按照本质安全理论，治理抽油机井本质安全问题，抽油机井分区层次管理法的建立，抽油机井危险分区管理法的建立和案例分析；促进业务流程改造，加强制度建设，确保维护处理做到“全准快清”。
2抽油机井精细化管理主要做法
2.1确定抽油机井精细化管理的目标和实施步骤
全面推进精细化管理。在此过程中，向管理纵深发展，理顺和健全管理流程，加强制度建设，明确班组间的责任分工，健全考核项目和考核指标以及绩效考评体系，提高生产运行效率，使精细化管理深入人心，容入抽油机井管理系统各个环节，成为员工的行为规范。其实现过程分为学习分析、重点推进和全面提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宣传和培训，建立精细化管理文化。第二阶段的重点是结合实际情况，以提高抽油机井管理水平和员工规避风险水平为关键环节的重点推进。第三阶段的重点是理顺关系，完善制度，改进业务流程，健全考评体系。
2.2加强宣传和培训，树立企业精细化管理文化理念
明确精细化管理目标和内容，将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工作中；鼓励员工积极参与精细化管理，提倡全员参与，使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深入人心。结合安全生产要求和创新管理方法，进行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培训，自觉践行精细化管理要求，努力做到“全准快清”。班组自学，掌握日常精细化管理要求，不断实践，互相学习，持续提高。注重团队建设，加强精细化管理的受控性，使其发挥整体效能。
2.3抽油机井精细化管理的创新重点是解决日常工作的“六个管理区”和解决规避风险的“五个危险区”的管理新概念
根据本质安全理论，安全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本质安全，因此首先要加强本质安全管理，治理设备安全漏洞。分区层次管理法和危险分区管理法，创新点在于：创新了抽油机井管理新概念，探索研究了“六个管理区”和“五个危险区”管理新概念，建立抽油机井安全生产管理新方法。“六个管理区”包括“五率”管理区、井口工艺管理区、抽油机架管理区、配电传动管理区、文字标记管理区和井场环境管理区，管理区下面设管理项，再下面分管理点，实行百分考核制；“五个危险区”为曲柄扫及危险区、配电传动危险区、高处作业危险区、光杆闭合危险区以及井口高压危险区。此外，深化本质安全治理。同时加强培训，深刻理解新概念，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并积极运用新方法，探索抽油机井安全生产管理新思路。
2.4抽油机井分区层次管理法的建立
抽油机井管理按抽油机井结构特点依次可划分为六个管理区，即“五率”管理区、井口工艺管理区、抽油机架管理区、配电传动管理区、文字标记管理区和井场环境管理区，每个管理区下面分若干管理项，每个管理项下面又分若干个管理点，并且对每个管理点打分，实行百分制检查、定类考核。
3结束语
在中国加入WTO之初，中国与国际接轨，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大量国外企业的涌入，还有国外的管理模式与经营理念，这是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在目睹国外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为企业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与增益效果后，使得我国很多企业家为之效仿，有些企业是将自己曾经的管理方式及理念全部丢弃，完全接受新的管理理念，有些国企则是在自己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借鉴其优点，然后相互结合形成综合性较强又不同于人的管理模式，但也有很多企业，在借鉴与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某些原因对其管理模式的根源核心无法渗透了解，只是学习了管理的表象，没有领悟其内在与精髓，不但没能将自己企业的管理模式革新成功，反之弄成了四不像。
二、重视并明确精细化管理概念
1.石油企业精细化管理概念
石油企业精细化管理概念是企业预计建立一段时间的企业管理目标和成本要求。管理目标必须详细，企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以什么为目标去奋斗、以多大的经济弹性作为成本止损，这些都要在管理目标中明确指出。为了使石油企业精细化管理概念能发挥出作用表现其价值，需要企业中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位员工都参与进来，不能区域化进行，要将精细化管理概念覆盖企业全部，共同完成石油管理任务。
2.突破传统石油企业管理观念
在传统的石油企业精细化管理中，降低成本节省开支是传统石油企业管理的主要目标，以现代的角度去衡量这个目标就会发现这种过于局限的管理方式不仅无法带动石油企业的经济发展，甚至连市场的最低需求都难以满足。企业的发展必须结合时展与市场的走势，制定出有战略性的管理模式，使企业能达到与时俱进的发展。不能忽视单位生产效率，要引进高科设备与先进技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生产力的提升来营造最高的利益，在质量与效率双赢的基础上将精细化管理凝聚在价值的创造上，这样才能使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更稳健。
3.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
会计精细化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一个企业管理都不可或缺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成本，费用的支出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无时不刻不在消耗着，所以必须将成本节约任务落实到企业的每一处细节并动员企业所有人员配合该项任务，使员工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任务所在的同时还能对其进行范围分化，落实之后，要对项目的成本支出与工作时间等环节进行控制。为了调动企业员工对工作的热情和积极主动性，可以制定奖励制度，将工作量以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快最好的员工给予资金的奖励，相对的，为了树立企业管理体系的威严性与有效性，对不遵守制度不配合工作的员工或部门要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对应的惩罚措施，以此来完善管理体系。
三、推动石油企业的精细化管理
发挥出企业的人文关怀，以此来激发员工对岗位的热爱与敬业，要将石油企业精细化管理的推进建立在以企业为家的基础上。企业员工是企业的战斗力，要想提高企业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度就需要管理者将企业员工自身潜能最大化开发并运用到石油企业中，当然，这需要一定手段，如果企业管理者什么也不去做，仅靠口头的宣传与动员是无法让企业员工为此效力的，必须结合企业员工的真实需求，通过管理的协商统计出最有效的带动方式，以此来调动企业员工潜能的开发，使石油企业精细化管理工作获得支持与推进。第一，通过每一位员工的配合，在工作过程中寻找可以进行成本控制的环节，进一步完善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问题，同时对现有的节能损耗措施可能存在着不完善，若企业员工有好的建议，石油企业精细化管理者应积极采纳并且立即落实，同时给予提供帮助的员工进行奖励。企业的成本节约要从企业内部全体工作人员做起，所以企业在开展成本控制之初，要动员企业成员成本控制一定要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精打细算。第二，企业不论其规模还是企业所涉及的领域是呈多样性的，然而在这些多样性的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济效益，企业为了获得经济效益而经营各种项目，尽管经营项目不同，但目的却一致，那就是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利益，市场能否接受企业，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其结果就能得知市场对企业开展项目是否认可。基于这一点可以看出，决定企业盛衰的不仅仅是精细化管理控制策略，经营项目的产品才是关键所在，所以企业在进行精细化管理过程中一定不能影响石油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
四、结束语
摘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是哈尔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而哈尔滨市目前存在着发展环境不宽松、融资渠道不畅、产业引导与扶持力度不够、企业家素质不高等问题。为此，应该改善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非公有经济参与城市重点建设，重视企业家培训。
一、哈尔滨市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环境不宽松
哈尔滨市非公有经济发展环境虽有很大改善，但仍然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行政执法不规范、规费过多过滥、行政审批手续繁多、管理偏严、服务偏弱等。
(二)融资渠道不畅
哈尔滨市因金融环境偏紧，直接融资数额小，担保公司规模和数量有限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突出。据市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哈尔滨市非公有制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5％左右，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融资难是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
(三)产业引导与扶持力度不够
哈尔滨市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政府对非公有经济发展相对投入的精力较少，引导和扶持力度不够，产业集群规模增长缓慢。在行业准人方面，虽然国家对金融、石油、电力、军工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垄断行业已经向非公有制企业开放，政策性的障碍已经消除，但哈尔滨市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实际可操作性不强。
(四)企业家素质亟待提高
哈尔滨市非公有制企业家市场开拓能力较弱，在提升创新能力、完善创新管理、整和创新资源方面缺乏主动意识，多数企业家有小富即安的思想，进取精神不强。在关注社会发展与进步、关心困难群体、支援贫困地区等方面不够主动。
二、加快哈尔滨市非公有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创造良好环境，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要切实落实国家“非公经济36条”以及省市的《实施意见》政府在鼓励和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加大清理、废止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文件，制定出台促进经济发展的更加优惠的政策，并向社会公布，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加强对各项制度、规定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认真解决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以及刁难勒卡、政令梗阻等违规违纪问题。大力减轻企业负担，严格禁止有关单位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保护企业合法的经济利益不受侵害。要建立执法部门联合执行制度，减少到企业检查的次数，努力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条件，加大服务和扶持力度，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优质服务，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哈尔滨成为近者悦、远者来，一个投资者“高高兴兴地赚钱”、“大大方方地赚钱”和“平平安安地赚钱”的城市。51-51免费-网-欢迎您
关键词：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经营业绩
股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有着重要影响。JensenandMeckling（1976）的研究结果发现，分离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促使经理人采取多样化策略，而这种策略很可能降低公司价值。另一方面，公司大股东有动力监督并激励经理人，提高公司的业绩，即提高对企业有控制权的内部股东的股权比例，能有效地产生管理激励，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价值。Shleifer和Vishny（1997）的研究也表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将通过定量的实证分析，探讨国有股比例对其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一、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理论分析
（一）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
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公司的股权结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持股比例（或称股权集中度），一般分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三、五、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中小投资者持股比例，等等；二是持股股东性质，如政府机构投资者、银行持股等。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同。
公司治理的本质是要解决因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产生的问题。所谓问题是公司所有者为有效地监督经营者所产生的监督成本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损失。由于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在问题下，公司所有者控制机制如监督系统等将引导经理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二）文献综述
西方关于公司股权结构于公司绩效的研究基本上认为：股权分散导致两权分离，使得股东对经营者的监控力和能力随之下降，因此股东要承担经营者可能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所带来的风险，这样增加股东持股比例会导致公司价值的增加。
我国也有诸多文献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关于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问题，陈晓、江东（2000）对1995年国内A股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张（2000）以1997年的沪深A股为样本，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耿新、沈蒙康（2004）以2001年沪市A股为样本，研究得出国有股与公司绩效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前五大股东对公司业绩有显著的正影响；胡洁、胡颖（2006）的研究则得出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表现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出不确定的关系。
众多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但是ROE是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配股和特别处理的考核指标，企业对这一指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仅用这一指标来进行经验研究显然存在缺陷；而且2006年以前，国内A股市场划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样计算出来的第一大股东比例也不是很准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国有股作为其控股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更有动力和能力监督公司的经营行为，并激励经理人提高公司业绩，因此，本文假设国有股比例与其控股上市公司绩效正相关，即国有股比例越高，公司业绩越好。
（二）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择2006年12月31日国内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择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过去20多年，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0％以上，相对而言，具有比较优势；二是制造业占我国上市公司的60％以上，而且大多数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研究该类企业，更具有现实意义。另外，为了让样本更集中，能够比较深入地反映问题，我们只选取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文中所指的制造业的行业划分以证监会（CSRC）行业分类为依据，剔除被特殊对待（ST）的上市公司、部分数据不全以及数据明显异常的上市公司，最终的样本是111个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样本观测值的所有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网、我们使用EVIEWS3.1软件和Office软件EXCEL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回归分析。
（三）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本文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TA)和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CROA)来衡量公司绩效。总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反映了企业资产利用的综合效果，指标越高，资产利用效率越高。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是公司核心业务形成的总资产收益率，即主营业务资产回报率。该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总资产收益率指标被上市公司通过非核心业务进行利润操纵的缺陷。
2、解释变量的选择。本文的解释变量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1），这是由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文中的样本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即持股股东性质为国有股。虽然持股比例包含前三大股东、前五大股东以及前十大股东等多方面的内容，考虑到第一大股东的特殊性，我们只选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的选择。第一，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Level）即财务杠杆，反映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偿债能力。在有公司税的情况下，负债可以提高公司价值，但从长期来看，高度负债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内在价值。借鉴已有的研究，我们也选择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第二，公司规模。由于存在规模效应，公司规模也会影响公司业绩。由于衡量公司业绩的两个被解释变量用的都是平均总资产的概念，在此我们用平均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公司规模的替代变量。
（四）模型的设定
根据已有的研究，考虑相关因素的影响，我们提出以下模型：
RTA=C1+β1×L1+β2×Level+β3×Ln(Asset)+ε1
CROA=C2+γ1×L1+γ2×Level+γ3×Ln(Asset)+ε2
其中，C1、C2指常数项；β1、β2、β3、γ1、γ2、γ3代表回归参数；ε1、ε2代表回归残差。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我们用EVIEWS软件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第一，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4.65％，说明整个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绩效水平；最小值为8.67％，最大值为26.62％，方差为0.29％，表明各公司绩效之间并没有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二，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4.78％，反映了制造业行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的平均绩效水平；最小值为0.51％，最大值为47.99％，方差为0.77％，相对于总资产收益率，各公司差距大一些；第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为42.24％，说明了制造业行业国有股的平均水平；中国最小值为8.70％，最大值为82.12％，标准差为2.22％，说明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离散程度不是很大；第四，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8.58％，可见整个制造业行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其方差为3.16％，反映了各公司承担的风险差距也不是太大；第五，资产规模的均值为12.28，方差为1.4，可见各公司规模差距不是太大。
（二）相关关系分析
利用相关系数表，我们发现，资产负债率与公司业绩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与公司业绩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RTA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CROA的影响，公司规模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L1与Level的相关系数为-0.021733，与Ln（Asset）的相关系数为0.225477，Level与Ln（Asset)的相关系数为0.324780，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回归元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1、实证结果。我们采用EVIEWS3.1，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0LS）对回归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RTA=－0.077435+0.029882×L1－0.136680×Level+0.014471×Ln(Asset)
（0.031200）×（0.026951）（0.004156）
（0.957151）**（－5.071505）（3.481829）
F=11.02864P=0.000002
R^2=0.214768D-W=1.875966
CROA=0.114477+0.0331138*L1－0.124734*Level+0.006505*Ln(Asset)
（0.056977）（0.049186）（0.007585）
（0.581602）（－2.535997）（0.857631）
F=2.395884P=0.072258
R^2=0.036673D-W=1.968249
注：*表示标准差；**表示T统计量。其他变量同。
从上述结果来看，RTA与CRO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F检验，回归方程显著。模型并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通过怀特检验法，发现在5％、10％或2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都不存在着异方差性；D-W值显示，模型也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由此，总体看来，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及相关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回归方程还显示，RTA与CROA两者的解释变量的符号相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都不显著；而资产负债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公司规模对RTA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对CROA的影响并不显著。
2、回归系数分析。第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系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拟和系数为正，符合本文假设。从回归的数据来看，第一大股东对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的贡献要稍大一些，每提高1％的持股比例，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则可以平均提高0.0331138，而总资产收益率则平均提高0.029882。这说明国有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增加持股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特别有利于提高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但是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即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其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在统计上并没有明显的一致性。这可能在有些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于产权不明晰，还存在着严重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委托人无法对人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约束，从而影响公司业绩。第二，资产负债率系数。资产负债率拟和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明公司的负债对其经营业绩有负面影响。资产负债率每增加1％，资产收益率将减少0.136680，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减少0.124734。总资产收益率比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受到的影响大一些。这可能由于企业集中精力于其核心业务的发展，即使提高资产负债率，核心业务的报酬也不会出现巨额减少。第三，公司规模系数。公司规模拟合系数为正，对总资产收益率显著，而对核心业务资产收益率则不显著。可见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能够提高总的资产报酬率，但可能由于一些公司引进了其他业务，而没有加强核心业务的发展，使得核心业务的报酬没有明显增加，从而整体上核心业务资产报酬率并未呈现明显的规律性。
四、结论与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在资产负债率以及公司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国有控股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其控股公司的经营业绩，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并不显著。但本文只是针对单个制造业而做的分析，且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政策因素对其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非财务指标也会影响公司绩效，本文并没有将这些因素量化纳入模型中来，因此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1、范琦.中央企业持股比例对其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07(6).
2、陈晓,江东.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J].经济研究,2000(8).
3、耿新,沈蒙康.我国上市公司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3).
关键词：农村旅游新农村建设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
农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有百年以上历史，新西兰、爱尔兰、法国等国家把乡村旅游作为稳定农村、避免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手段，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加拿大、澳大利亚、东欧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把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旅游局从2006年开始大力推介“中国乡村游”或“中国和谐城乡游”，旨在推动城市和农村实现旅游资源共享、客源互动、共同繁荣，这对促进城乡交流和协调发展，建设和谐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已建成的三万多个旅游景区(点)，一半以上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据测算，全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4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2亿元人民币。本文就这一形势下如何进一步重视发挥好农村旅游的功能，解决好农村旅游目前所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农村融入到现代旅游大潮之中，促进和谐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探讨。
1农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众所周知，农村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农村旅游是我国旅游产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应该是农村，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1.1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要的物质基础，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农村地区发展农村生产的重要内容。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丰富农村生产的内容，还能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有些乡村为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农民自愿退耕还林还草，治荒治污，出现田园风光与山水风光浑然一体的景象。有些乡村对农产品等资源进行深加工，生产富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商品、纪念品和工艺品，还为城市宾馆直供绿色农产品。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方，同时照样发展种植业，但都产生了附加值，有力促进了生产发展，拓宽了传统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农民由种粮为主转向种养植业全面发展，由务农为主转向农商并举。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第一产业、推动了第二产业、拉动了第三产业，进一步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了现代农业体系建设，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1.2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旅游开发可为旅游目的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关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旅游收入可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美元-3美元，旅游业1个直接就业岗位能带来5个间接就业机会。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重较大，不少地区土地贫瘠，耕地较少。发展旅游业是其脱贫致富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农村旅游具有劳动密集、人员需求多层次性等特点，且投资较少，收效较快。这就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容易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如云南大理、丽江一些村镇的农民，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的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当地农村的就业人员比发展旅游业之前以前增加了8-10倍，实现了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就地市民化，旅游经营户的收入平均达40万元以上。
1.3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
旅游业属于现代服务业，乡村旅游同样需要对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配套发展，在产品运作过程中需要使用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进行产品设计、营销及规范化服务，搞好内部管理和经济核算，处理好各种分配关系。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和现代管理概念的引入使农民自主决策、民主决策意识增强，一些农村纷纷成立各种协会，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村的基层民主管理，加强了政治文明建设。
1.4有利于农村形成先进文化与文明风尚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业是提高农民素质、培育农村文明的重要手段。旅游不仅带来人流、资金流，还带来信息流、观念流，发展旅游业能促进农民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树立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促进农民参加各种培训、外出学习参观，参加技能比赛，从而使农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促进农民主动学习旅游服务、礼仪礼节、科学种养、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知识，使农民在与外来游客交往中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从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文明素养和旅游审美情趣；同时旅游者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而且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文化知识，从而促进了乡村地区与城市的交流，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人们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形成农村良好的文明风尚。
1.5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农村旅游使人们走进自然、认识自然，促进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增强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乡村旅游消耗资源少，环境成本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变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形成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当地珍贵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乡镇，通过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使广大农民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促进了当地环境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增强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展乡村旅游的策略
2.1统筹规划，政府引导。
发展旅游确实可以促进新农村的全面发展，但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够发展旅游。为此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旅游，不能一哄而起，无序开发。同时政府应该认识到旅游业的重要作用，对城镇旅游业的发展加强引导：第一，通过宣传引导改变城镇居民落后的旅游消费意识，树立新的消费观念。第二，通过有关媒体的宣传，使人们全面了解旅游业，了解旅游产品的丰富性。第三，不断完善健全有关的旅游法规，规范旅游经营行为，以法治旅，为居民出游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第四，做好法定假期的落实工作，如条件允许，还可适当延长带薪假期。第五，联合组织编制辖区内的农业旅游开发规划，指导本地农业旅游健康发展，防止农业旅游开发的冒进现象发生。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三资企业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对于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的行业中，村级企业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稳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业中，乡、镇、村或街道这一层次的企业平均效率明显高于县级以上的企业。这表明，处于比较低的等级层次的、均为计划外的民营企业，往往比那些较高等级层次的、主要是计划内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业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业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
可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业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这种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关系逐渐“辐射”开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论。
姚洋（1998）分析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对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这种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非国有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变无人负责为有人负责，从而达到节约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国有成分的增加还可能对全体企业从两方面产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迫使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这种效应称为内部效应；（二）外资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它企业中去，这种效应可以称为外部效应。
姚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作为样本，首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这12个大类行业的生产函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33%。可见，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这些统计结果也充分地证明了非国有成分对提高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内部效应。
那么，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国有企业的外部效应如何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行业中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的数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提高0.2%和1.1%；但是行业中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同等数量的增加却使得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应说明，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也对本行业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后者的负外部效应说明，尽管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自身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它们的增加却对行业内其它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后一结果的一个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产品的积压，因而减低了效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封闭性较强，不轻易转让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四、结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介绍和综述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我们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对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严肃的实证分析，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全面的决策参考。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国有企业效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其它因素中，产业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垄断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垄断性的效率来源。地区因素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等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
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其它非国有企业相比都要低，这与国外关于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所有制结构、行政隶属等先天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有进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间，这也许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引进得以实现。
国有企业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国有企业对整个企业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政府应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其它非国有经济成分的生长，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尽量交给市场去完成，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结构达到自然的均衡状态，这也许是中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刘小玄、郑京海，1998：《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经济研究》第1期。
刘小玄，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张军，1998：《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第6期。
华民，1994：《世界主要国家国有企业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整体性原则，即从国有经济的整体出发，搞好搞活国有经济。
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与改组的目标，就是要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保证重点，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而不是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国有经济调整与改组途径的选择。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体现整体性原则。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立足存量资产的调整，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必需进入的领域，依托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更大力度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不必进入的领域，坚决地退出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主导性原则，即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是不要国有经济，而是要去其枝叶，壮其主干；不是削减国有资本的绝对量，而是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业，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的控制和发展；对竞争性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力量的控制和引导；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此外，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一些体现制度特征和国家利益的特定功能，这包括：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在那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应有利于上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和特定功能的实现。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实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同时，收缩战线，扶持重点，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坚持规模化原则，要有利于国有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的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方面的实物化，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国有资产存量难以通过流动和重组得到优化，这既影响国有经济的效益，也影响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资产能否顺利地流动。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遵循流动性原则，要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能够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多方面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其进行调整，不能仅着眼于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状态，而应在这一过程中，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机制。通过新机制的建立，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使优势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劣势企业能够及时被兼并和破产；通过新机制的建立，使国有经济能够及时进入必需进入的领域，及时退出不必进入的领域。因此，对存量国有资产的调整，必须遵循创新的原则，着眼于新机制的建立，使增量国有资产的进入，不是对不合理的存量布局进一步强化，而是一开始就依托新的机制，具有自我调整和优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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