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3 06:59:49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8篇人口问题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超级秘书网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在2004年开始实施中部崛起计划以来（中部崛起是指促进中国中部经济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项中国中央政策，2004年3月5日首先由总理提出），安徽省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安徽省在以后的发展中仍面临着几个重大问题。
1.1人口基数庞大以及增长率过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的总人口数（户籍人口）已从2000年的6245万迅速增至现在的6800多万人，十年共增加616.7万人，增长了9.9%，年平均增长达0.95%。人口问题不仅表现在增速迅猛，而且还表现在基数庞大，根据第五、六两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的人口规模都跃居全国前十位，是人口大省。一方面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不得不加大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同时破坏和污染自然环境，造成人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资源迅速减少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一些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基数的庞大且增速不断加快，致使人均GDP下降，人们用于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消费总量降低，人们消费的减少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2012年安徽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7212.05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四位，但是人均GDP只有28792元，位于全国第二十六位，仅高于广西、、云南等西部地区，而东部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如江苏省、浙江省，人均GDP已分别达到了68347元和63266元。同时就安徽省的产业结构来看，安徽省的GDP主要来自第二产业，与东部经济较好省份相比第三产业比重不足，其中第二产业中高耗能行业比重偏高，“粗加工、低技术”比重较大。所以就目前安徽省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其形势不容乐观。
1.2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且分布不均安徽省的土地总面积为13.94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45%。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的人口总量（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46%，平均人口密度为495人/平方公里，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39人/平方公里相比，安徽省表现出了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短缺等特征。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全省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很低，2008年人均耕地为1.40亩，人均淡水资源为1100立方米，人均森林蓄积量为1.7立方米，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就分布情况来看，耕地面积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区，而淡水资源多分布在皖南山地、丘陵地带，由于农业灌溉对水资源的需求很大，而水资源的分布不均致使北方平原农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不仅与耕地产生了矛盾，同时与人口的分布也产生了矛盾，如淮北平原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0.8%，地表水资源仅占全省总量的12.5%，皖南山区人口占9.8%，而地表水资源却占40.6%，人均拥有地表水量淮北与皖南山区相差13.5倍。因此，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情况下，人均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突显的矛盾更加加剧。
2安徽省发展中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作为一切活动的主体，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推力作用。但是人口作为自身因素也会产生一些列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当今国际通用标准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如果该比重达到7%，就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类型为老年型人口。2010年安徽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安徽省总人口比重为10.18%，比重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8.87%，同时比2000年增长了2.73%，比1990年增长了4.77%，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由此可见安徽省不仅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时加上医学的突飞猛进，人们的寿命不断的延长，人口老龄化是各国必然面临的问题。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安徽省的人口出生率大减，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安徽省0-14岁少儿人口仅为17.98%，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7.54%，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10.41%。由此可以看出，0-14岁少儿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并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大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25%左右的通常比例，出生率的大大降低长时间势必会造成人口老龄化比重加大。同时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赡养比不断上升，使得安徽省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目前安徽省的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比较狭窄，一般多集中在城镇地区，广大的农村地区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养老，而且安徽省又是农业大省，农村的人口比重占到了72.5%（2011年），庞大老年群体养老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加大社保的投入必然要相应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负担加重。
2.2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出生性别比值在103-107为正常范围，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则应出生男婴数量要比女婴多3-7个。
2.2.1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升高趋势，而且出生人口性别比比值要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增长迅速，尤其在1990年至2000年这十年间增长趋势最为显著，其形势不容乐观。
2.2.2城乡人口出生性别比差异大安徽省的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2年以来，城镇和农村性别比均高于107，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且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6.24，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36.88，均达到了历年来的峰值，并且，城乡间出生性别比的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2.2.3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而攀升安徽省的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孩次差异，一般情况下，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都在正常范围内，但随着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就会越严重。如2010年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13.01，已经偏高；第二孩的出生性别比迅速升高到168.32，严重偏高；第三孩及以上孩次均超过245以上。安徽省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原因有：
（1）受传统文化因素影响。中国自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时，女性地位出现不断的下降，而男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这些社会中的家族体系导致了强烈的男孩偏好和随之而来对女孩的歧视。时至至今，男性被认为“传宗接代”“祭祖送终”的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尤其在很多农村地区形成“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一些传统观念。
（2）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家庭的计划生育计划相矛盾。安徽省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规定具有城镇户口的夫妻只能生一胎，具有农村户口的夫妻在第一胎生育女孩的情况下允许生二胎。因此，很多育龄妇女在怀孕期间通过B超等科技手段来鉴定婴儿性别，使生育选择性别有了可能性，从而将会导致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尤其在二孩上。
2.3人口素质相对较低且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质是反映人口总体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一般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现在所说的人口素质大多是通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体现出来，而衡量一人的文化素质主要是通过受教育年限以及文化程度来体现。根据安徽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人口素质整体提高，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程度的人口为398.5万人，占总人口的6.67%，比2000年提高了4.43%；具有高中程度的人口为641.0万人，比2000年提高了3.08%；具有小学程度人口为1662.9万人，比2000年下降了9.48%。但是在与东部一些发达省份相比，安徽省的人口素质存在普遍偏低。同时，在总人口素质提高的同时，从人口素质分布地域方面看，高素质的人口一般多集中在城市地区，而地域广阔的农村地区人口素质偏低，人才优势多集中在城市地区，人才分布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使得广大的农村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合理的利用。同时农村人口素质的低下还表现在对资源掠夺式的经营，导致耕地减少，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等一些环境问题，将严重制约安徽省经济快速发展。
2.4劳动力年龄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就业压力增加，压迫经济发展劳动力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安徽省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段人口的增长。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虽然总人口（户籍人口）一直呈增长趋势，总人口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加。2010年安徽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4275万人，比2000年增加近250万人（2000年为4012万人），年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4.2万人。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且基数庞大势必会增加就业的压力，根据资料显示，一方面安徽省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由200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3.7%，失业率持续攀升，另一方面由于安徽省农村人口比重大，庞大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出现在农村，且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转型。如果能使这些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将会相应的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不能就会增加社会负担拖累经济发展并且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劳动力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且基数庞大的情况下，能否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振兴安徽经济的关键。
3解决安徽省人口问题的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人口问题是错综复杂的，是困扰安徽省当前以及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解决人口问题，要结合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与与经济、政治、资源、环境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只有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采取综合措施、正确引导才能解决人口问题，才能为振兴安徽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3.1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就业问题随着中部崛起计划的实施，安徽省的发展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低素质的劳动力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要不断提高安徽省的人口素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还要注意人口素质分布不合理问题。所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必须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以及师资力量的投入，尤其是一些贫穷落后偏远山区，改善其教育环境，要让更多的人有学上，能享受到教育资源，同时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到农村以及一些偏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通过学校的正式教育以及教师正确引导来改变人口素质低下的情况。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育，要加强对其专业技能的培训，尤其是失业人口的再就业技能培训，确保其具有专业岗位技能。同时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降低中小企业发展的门槛，从而能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人口的产业结构分布状况，促进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努力把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到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轨道上来。对于解决高素质人才（尤其大学生）就业问题，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自主创业，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同时对于高校毕业生要摆正心态，鼓励其到西部、农村等基层去工作，丰富基层领域，解决基层所需。再次，要注重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防止人才流失。只有这样，安徽省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才能形成永久效益。
3.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且发展迅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基础上，即所谓“未富先老”。因此，首先努力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尽量减小城乡差距。建立覆盖全省的、包括广大农村老年人口在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保障的公平、平等不仅要在社会保障项目中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中体现，也要在社会保障的其他项目中，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项目中体现；其次，要发挥政府在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监督等环节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要将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长久的制度安排，并且财政就要由现在的半到位发展为真正全面到位，确保养老保险制度落到实处，从而使养老保险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再次，要从现有的现收现付制度下逐步过度到基金积累制的体制下（养老保险的市场化），要借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如进一步发展企业年金计划以及奖励个人养老储蓄。
1.论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保险权利的保护
2.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
3.完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生育政策的探讨
4.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人口生育变化的新特点
5.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
6.论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
7.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8.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9.单独二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试析
10.人口生育和流动管制的经济后果
11.中国人口生育政策60年
12.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低在何处——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13.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14.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
15.中国出生人口的新变化与趋势
16.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17.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18.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19.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2014年中国人口论纲要
20.流动人口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影响
21.论计划生育权利义务的双重属性——以我国人口政策调整为背景
22.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23.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24.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25.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
26.滞后与压缩: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特征
27.21世纪初中国人口的生育观念——基于对山东省一项问卷调查的研究
28.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29.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30.人口生育观念嬗变与社会发展
31.迁移流动人口生育特点及相关理论——中外研究述评
32.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33.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34.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
35.苏南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吴江流动人口为例
36.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37.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38.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量化分析
39.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及其影响
40.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与人口出生率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41.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族经济——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
42.1979~2000年中国人口生育趋势:出生数据和教育数据的比较分析
43.文化适应——研究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新视角
44.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45.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以日照市东村为中心(1949~1973)
46.人口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分析
47.我国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概述
48.人口生育政策亟待全面彻底改革——基于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分析
49.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50.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响因素
51.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52.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
53.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CGSS农村微观数据的研究
54.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
55.生育政策潜在人口的结构及其二孩生育意愿——对两项大规模调查结果的分析
56.人口优化理论再探——新人口危机和国家安全
57.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
58.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
59.我国人口增长的总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预警
60.企业青年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61.云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62.外出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差异分析——以广州市流动人口为例
63.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中国生育率估计
64.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及其性别差异研究
65.生育率结构性变化与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实证研究
66.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相关人口研究问题
67.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该何去何从:近年的争论和讨论
68.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决定研究:基于工资收入获取视角
69.人口生育政策的评价方法研究
70.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
71.低生育时代的人口政策走向
72.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73.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74.东部较发达省市人口下降区人口发展趋势——基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县域个案诠释
75.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76.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
77.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
78.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健康状况调查
79.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系的缺陷与对策
80.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
81.生育率转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经济效应评估——以四川省为例
82.婚姻家庭与人口生育立法分离之探讨
83.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84.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与实证
85.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
86.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87.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研究:回顾与前瞻
88.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89.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90.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人口预测研究——基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91.中国的城镇化如何影响生育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92.人口生育问题与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策略选择——以广东省潮汕地区为例
93.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
94.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95.“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
96.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97.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来自户籍登记数据的新证据
98.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生育状况调查分析
论文摘要：财政供养人口问题涉及到财政负担和政府职能运行效率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历届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口存在的问题，为解决财政供养人口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一、我国财政供养人口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较高。从纵向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说是1:28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看，1999年中国是1:30人，印度尼西亚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 : 187人。为支付众多供养人员的工资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费，我国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出现典型的“吃饭型财政”现象，其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人的80 %--90%，政府基本上没钱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1997年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全部支出总额14.7%， 1998年为14 . 8 % ， 1999年为15.3 % ， 2000年为17.4%， 2001年18.6%。这些行政管理费中包括极不合理的公车费、接待费等支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年递增27，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1999年，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乘人员在内的耗用为3000亿元，而1999年我国的地方财政收人不到5600亿元。中国烹饪协会统计，2002年中国餐饮业全行业年度营业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公款消费为1000亿元。2003年干部出国(境)达427万人次，按每人花费1万元计算，一年干部出境就要花费4.27亿元财政资金。虽然美国各层级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也占到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之多，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贫困救济等项目，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很低。而在中国，“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主要是大吃大喝招待费和竞相攀比、极其不合理的小车费用)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却非常低。
这几年全国平均每年的财政支农资金有1000多亿元，但70%以上用在了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上，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在不少传统农区，县一级90%左右、地市一级80%左右的财政支农资金是用于“吃饭”。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我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在某种程度上讲已到了极限，财政成为“吃饭型”的财政，财政再分配的其它职能大受制约，严重影响许多重要的投人，如此发展下去，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严重受阻。财政供养人口的膨胀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不仅严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加剧了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政府的有效运作，极大地加剧了财政负担，导致各级财政陷人困境而难以自拔。政府机构每年增加一个财政供养人口，国家每年至少需要增加财政支出2万元以上。据此计算，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达600多亿元，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
二、从劳动价值理论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口存在的问题
1，财政供养人口过多造成劳动力经济学上的过多浪费
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价值是交换价值，即只有进行交换的产品才具有价值可言。“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政府机构的劳动产品并非为了交换，而主要是为公众提供一种无偿的服务，因此，其劳动产品并非商品，其所供养人口的劳动也并没有创造价值。财政供养人口越多也意味着越多的劳动力没有参加商品价值的创造。虽然政府职能对于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供养一定的人口是必须而又在所难免的，但因为其供养人口的劳动力没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因此更应该注意供养效率问题。原则上，在政府机构中，一个人能干的活决不能给两个人干。否则，在社会总劳动力一定的情况下，会减少商品价值的创造总量。
2，财政供养人口范围过大不利于所供养行业价值的创造
根据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财政供养的对象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市场不愿意或不能提供的领域，比如大型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等公共社会事业。我国在1982年、1988年和1998年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虽然在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供养人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财政供养范围过大的问题，政府职能“越位”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为政府机构所从事的劳动并没有创造商品价值，所以财政所供养的行业也就无所谓像市场上的其他行业一样，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充满竞争，因竞争产生极高效率，因效率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财政供养人口结构不合理造成部分劳动力价值无法实现
根据国家人事部统计，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中大专及以上的学历约占80 %。有些地方招考公务员时明确规定非本科及以上学历不可。不可否认，高学历、高素质的财政供养人口能较好地履行国家职能，提高政府机构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应冷静地思考，政府机构中例如文件收发等工作是否一定得是本科生或研究生。这里，不是否认收发等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对一于这些工作而言，只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文字语言功底的人就能很好地胜任。不可否认，政府职能中诸如政策制度的研究制定，法律、规章制度的解释和实施等等确实需要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参与，但不少岗位却无须这样的人才。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由三个方面决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学习费用，因此，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价值应高于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目前我国政府机构工资制度尚未能较好地体现教育程度对劳动力价值大小的影响程度，因此，往往出现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差距拉不开，也就造成高层次、高学历人才劳动力价值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
三、劳动价值论为解决劳动供养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解决财政供养人口比重大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学术界建议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构筑公共财政，一致认为应该精简政府机构，降低行政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精简什么机构，保留什么机构;哪些行政成本能带来效益，是有效成本，哪些成本是没必要花费，是无效行政成本。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抽象的人类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并非所有的劳动产品均有价值，只有进人交换系统中的劳动产品才能拥有价值，即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具有价值。为了解决财政供养人口的理论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问题。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探讨的劳动，更多涉及的是商品的生产劳动。但根据劳动价值理论，所有的商品都是劳动的产物，即便某种物品是大自然的产物，如原始森林，只要最终被拿来交换，它也必然是凝聚着人类劳动的结晶。马克思说“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要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可见，马克思所谓的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并非专指产品的生产劳动，而是指在产品成为商品之前所凝聚的一切人类的劳动，除了生产劳动之外，还应包括产品的开发、研究、包装、运输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产品成为商品之时这些劳动才创造价值。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可以理解为所有的劳动都有可能创造价值，但其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其所凝结的各式各样的劳动才真正创造了价值。这为解决财政供养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即财政供养人口的劳动与市场上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可以参与价值的创造，只要其劳动产品能推向市场。因此，政府要精简机构、削减财政供养人口，首先必须研究的是哪些职能部门应该下放到市场，解放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使它们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缺陷，如遏制不完全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或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服务，如加强监督，维护经济秩序。而对于诸如过多的行政审批制度而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职能应加以取缔;对于诸如咨询、培训等并非只有政府才能从事的中介服务应推向市场，使之成为商品的创造部门，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政府在确定职能承担范围时应牢牢把握一个原则，只要是市场办得了、办得好的事情就不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只有这样，财政资金才能退出经营性、竞争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提高财政对政权建设、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需要方面的保障能力，从而改变“吃饭财政”的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使越来越多的行业融人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增强竞争意识、提高运行效率，生产出高质优效的商品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使社会财富越来越丰富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供养人口必然牵涉到政府机构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在确定财政供养人口合理范围和规模后，将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不足的部门或行业，不仅可以避免劳动力的浪费，还可以增加劳动力所创造的效益。如图1所示，横线E表示发挥最高效益所需的劳动力数量。A行业只需三个劳动力就可创造最大效益，目前尚有一个劳动力处于浪费状态;B行业创造最大效益所需的劳动力与实际使用的劳动力相等;C， D行业实际使用的劳动力少于创造最大效益所需的劳动力。因此，通过A行业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C行业，提高了整个社会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总量。
[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3（c）-149-02
依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特点：一是人口数量多。全国总人口数达12.95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以上。二是人口素质有待提高。人口普查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仍有6.72%，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4 571万人[1]，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人口控制社会化应当成为今后人口控制的主要方式。要想使人口控制社会化很好的实施，需要生育控制的协助。
1人口控制社会化是当前人口控制的必然选择
人口控制社会化是指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人把社会生育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生育观，并自觉承担社会生育义务和责任的人口控制方式，是一种自律为主的柔性控制方式[2] 。
1．1从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我们应当选择人口控制社会化
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要求人口增长速度和素质能够朝良性的、稳定的、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也就是说如何使个人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怎样才能使人们把人口控制的需求变成自觉自愿的选择呢? 那就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使社会生育伦理规范和生育责任内化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生育意愿。
1．2 生育模式多样化的现实与生育文化主流导向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我们选择人口控制社会化
在自我中心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丁克家庭、同性恋家庭、无子女家庭也相继出现。社会开放使生育状况变得难以琢磨。另一方面，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婚育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3]。这些变化都使生育模式呈现多样化和难以控制的局面。社会变化与生育模式多样化之间的中介因素，是人们对生育的自主选择。人们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是否应当绝对自由呢? 当然不能。从社会发展的需求看，社会应当对人们的生育施加影响，应当适度限制生育选择的自由。因此，社会主流文化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引导人们的生育意愿，引导人们的“自主”选择。引导的最佳方式不是“堵”和“禁”，而是通过教育潜移默化，即社会化。
2人口控制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社会化是个人由自然人成长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个人同他人交往，接受社会影响，学习掌握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形成适应社会环境的人格、社会心理、行为方式和生活技能的过程。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信念、习惯和人格，是人们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化涉及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化是社会对个人进行教化的过程。从个人的角度看，社会化是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4]。社会要想使人口得到适当的控制，实施教化的主要途径有哪些呢?
2．1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对孩子成长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父母对于人口控制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观念。比如：一对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和“女子终究是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等思想的父母，不难想象出他的孩子思想也会受到影响。学校教育除教授他们所需要的技能外，还教授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如何应用自己知识辩证地看待事物。对于人口控制来说，加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至关重要。
2．2规范媒体的宣传
大众传媒通过筛选信息、舆论导向等方式，对当今青少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要推行人口控制社会化，就必须规范大众传媒，使他们的宣传为主流文化服务，对人类社会负责。
通过对社会大众进行人口控制的社会化实施以后个体把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生育观，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而在现实生活中，就需要生育控制协助完成。
3生育控制的伦理问题
生育控制是对人的生育权利的限制，包括对正常人生育权利的限制和对异常特定人的生育权利的限制，前者往往是一个国家为控制人口数量而制定的一种普遍的政策和法令，如计划生育政策，后者往往是着眼于提高人口质量，对一些严重影响后代生命质量的特定的育龄夫妇实行生育限制。生育控制方法主要包括避孕、人工流产、绝育等。其中涉及的许多伦理问题历来是生命伦理学关注的焦点。
3.1避孕是生育控制在人口控制过程中的主要手段之一
尽管避孕在今天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成为许多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有效手段，但在伦理学中，避孕还存在或需要解决以下的认识问题：
3.1.1 越来越先进的避孕技术推广使用后是否会引起性关系的混乱这种可能性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避孕使同生育过程可以完全分离开来，人们可以享受纯粹的性快乐，而不必顾虑意外受孕及其带来的后果，这就减轻了对后担心的心理压力， 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性观念，使婚前性关系和非婚前性关系会有所增加。那么，我们怎样解决这种伦理问题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教育，以道德和法律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
3.1.2会使人们放弃生育的义务避孕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是把婚姻与生育分离开来了，这种分离会不会使人们放弃生育的义务， 最终导致社会的利益与人种的延续受影响。
3.2人工流产
它是避孕失败的一种补救措施。人工流产伦理争论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胎儿是不是人，有没有出生权利的问题上。其他问题的解决，例如妇女对于其自身的权利和社会对更自由的人工流产法的利益，首先依赖于胎儿是不是人，是否是一个能够要求拥有权利的实体[5]。
人工流产在我国另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性别选择，造成我国男女比例失衡以及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3.3绝育
在当今我国人口控制主要应用于：一是避孕，或出于夫妇个人的考虑，或由于社会控制人口数量的需要，绝育可达到不再生育的目的；二是优生，如果夫妇一方或双方有严重遗传病，绝育可保证遗传病不再传递到下一代，也可改善人类基因库质量。绝育伦理争论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严重遗传性疾病患者尤其是智力严重低下者的非自愿性绝育上。在伦理上，我们可以从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等原则组成的伦理框架来分析和评价对严重遗传性疾病和智力严重低下者的绝育[6]。
21世纪，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和疾病，而是“人炸”，加之在现实生活中，先天性、遗传性疾病也威胁着不少家庭和人群，如何解决呢？需要进行人口控制的社会化和生育控制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张维庆.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读本[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5.
[2]马芒.人口控制社会化的决策选择[J].南方人口，2004，1：16.
[3]肖君华.现代生育伦理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优秀博硕士论文，2004，4：2.
[4]冯泽永，史玉.生育伦理与人口控制社会化[J].医学与哲学，2006，27（7）：38.
[5]H.T.Engelhardt.人工流产的本体论[A].邱仁宗.医学的思维和方法[C].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211.
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9-0088-02
一、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1.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出发，论证了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机制。从资本积累的规律看，资本的有机构成具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必要条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直接结果就是可变资本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减少。可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比重日益减少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在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很快时，对劳动力的需求甚至还会绝对地减少。但是，与此同时，劳动力的供给却在绝对地增加。因此，在资本积累中，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必然出现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地有时甚至是绝对地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却绝对地增加。这两种对立趋势发展的结果必然形成大量失业人口，即相对过剩人口。
2.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
相对过剩人口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迅速的投到扩张的部门中去，而又不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劳动力就是由相对过剩人口提供的；第二，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可以有效的调节经济周期波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起到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第三，相对过剩人口通过竞争对就业工人产生压力，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积极性，降低工资水平。
二、我国就业问题
1.我国的就业现状
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的基本形势是供大于求，就业形势复杂。从2011年城镇就业情况来看，我国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力达到1500万多人，加上900多万结构调整等因素新产生的失业人员，城镇需安排就业人数超过2400万人，我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200万人左右。2012年预计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2500万人，总量有增无减，比“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多100万人，而今年年全年新增就业和补充自然减员增加就业仍将是1200万人，城镇就业供求缺口会在1300万人左右。因此，扩大就业，稳定就业形势是我国今后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2.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我国就业形势之所以严峻是市场经济的共性原因和基于我国自身的基本国情的个性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分析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大再生产也以资本积累为前提，存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我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形成社会主义相对过剩人口。
第二，劳动力供给增长过快，劳动力需求相对于劳动力供给增长不足。一方面，我国持续的高自然增长率成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重要来源。我国总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增加到2011年的1347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为94000多万人。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潜在的过剩人口。随着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本身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年下降，劳动力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会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我国劳动力供给日益增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相对减少的，这势必造成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取代了劳动力而
上升到首要位置，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下降，而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供给大于需求，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不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而变成结构性失业人口，使得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3.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来开拓就业新领域，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拓宽就业空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型企业，扩大就业和创业规模。
第二，创业促进就业。健全创业培训体系，增强创业的理念，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业能力。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增强为创业者提供咨询服务、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的服务机制和机构以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第三，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政府应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就业信息引导，使信息能及时有效的传递。进行职业培训，努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以减少结构性失业。同时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城镇化过程，消除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更好的实现我国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
[1]马克思.资本论[M].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董克用.我国就业问题的特点与“十二五”就业规划[J].中国就业，2010-09
关键词：随着流动人口；特点；存在的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7-0088-04
流动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流动人口的出现和规模不断扩大，是我国城镇人口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表明我国不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而逐渐成为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当地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治安环境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当前，全面认真研究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对于加强社会管理、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当前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水平开始大幅提升，流动人口也随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变了我国人口总体结构。当前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模不断扩大。1995年，我国流动人口仅为5000万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过2.2亿。过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现的流动人口，如今遍布几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动已经演变为全国性现象。同时，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大。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66%，2000年流动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这个比例达到17%。
（二）结构发生变化。一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中年农民工和儿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动人口主要由年轻人组成，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特征。到2010年，流动人口不仅变“老”了，4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变“小”了，流动人口子女到城市里与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现象越来越多，全国流动儿童比例已经超过留守儿童比例。二是性别构成渐趋均衡。近几年，更多的已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出家庭化流动趋势，促使性别比趋于均衡。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
（三）低素质化。在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来自于生活贫穷、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自身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匮乏，缺乏劳动技能，且缺少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四）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国平均水平为5.5年；2000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国平均水平为7.62年；2005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国是8.3年。这主要是由于流动人口群体相对年轻，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另外，流动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流动人口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已超过300万人，拉升了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五）人员复杂化。流动人口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来源广泛，流出地多，其来去行踪不易掌握，且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危险群体。从近几年犯罪方式看，外来流窜犯罪人员相互结成团伙进行作案越来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鸟兽散，给追捕和办案、结案造成很大困难，给社会治安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
（六）行为短期化。大部分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均非正式，无正式劳动合同书，雇主或雇用单位辞退他们异常随意。再者流动人口由于从业场所和职业的多变，居无定所，多呈流动居住态势。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来，各地各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上保障了流动人口的各种权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主要是劳动合同签订和执行不规范，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的比例较低；工作时间较长，据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时，其中批发零售业68小时，制造业52小时；社会保障覆盖率不高，由于尚未实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社会保障方面的衔接，流动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项社会保障。
（二）子女教育问题。工作不稳定，流动频繁，致使流动人口子女难以得到连续而稳定的教育，受教育质量偏低。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问题也已经凸显。一些城市公办教育资源不足，不能完全满足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要求。
（三）工作技能提高问题。工作不稳定，不能接受连续的、统一的职业技能培训，不利于流动人口提高生产技能，积累工作经验，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庞大的、有技术水平的产业工人队伍。目前流动人口还无法满足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
（四）社会融合问题。由于户籍等因素，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却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特别是留在城市的愿望难以实现。这使他们存在一定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也对社会秩序和稳定有较大影响，给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流动人口的长期存在还形成了几个特殊群体，如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留守老人，造成了不少的家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