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1篇赫哲族口头文学传承与战略研究,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赫哲族口头文学概述 赫哲族主要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冲击形成的三江平原地区,集中居住在三乡两村,历史上以渔猎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赫哲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境内赫哲族人口仅为5373人,但是这样一个人口基数较少的民族却创造出异常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人类古往今来的文学生产活动及结果,从所用媒介的角度划分有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翼(西方学界也多这样表述。英文用oral/writtenliterature,中国学界用‘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较多)”[1]。赫哲人通用汉语,有本民族语言但无文字。赫哲族口头文学作品讲述部分以汉语为主,演唱部分则多用本民族语言,说一段唱一段,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风格。赫哲族口头文学作品按照本民族艺术形式,主要分为“伊玛堪”“特伦固”“说胡力”等三种类型。
(一)伊玛堪
赫哲族称说唱文学为“伊玛堪”也称“依玛堪”,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艺术形式,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类似于汉族演唱类曲艺,但题材更宏大。伊玛堪以唱为主,唱词通俗直白,讲究合辙押韵,不加任何器乐伴奏,全凭演唱人丰富娴熟的技巧吸引听众。伊玛堪“曲调的运用,多是即兴的,有男调、女调、老翁调、少年调、高兴调、悲伤调和凄苦调,它们的基调都是‘赫里勒调’,但也混杂着萨满调。伊玛堪的唱腔高亢而嘹亮,带有浓重的粗犷的山野气息”[2]。伊玛堪“浓缩了赫哲族历史文化的精华与血脉,影响并激励着赫哲族世代生产生活的价值取向和生存观念”[3]。伊玛堪最早可能源于萨满跳神活动,演唱者多为萨满,有一定的宗教渊源。在赫哲族口头文学作品中,伊玛堪的篇幅相对较长,字数从几万至几十万不等,主题以英雄莫日根复仇、征战、婚姻为主,故事情节通常包括主人公历经磨难、摆脱奴役、奋起抗争,最终成为部落首领,率领族人远征,战胜兽精鱼怪和劲敌,重建家园,过上和平安定生活。《西尔达鲁莫日根》被赫哲人称作“开天辟地头一个英雄故事”,后期经过系统搜集整理的有《安徒莫日根》《满斗莫日根》《香叟莫日根》《希尔达鲁莫日根》《马尔托莫日根》《毕尔达巧克乔莫日根》等50余部,其中,《满斗莫日根》说唱可达8—9个小时。口头文学研究不但关注作品本身,同时也关注故事
传承的“歌手”。说唱伊玛堪的歌手被称为“伊玛卡乞玛发”,意为“聪明智慧才华超众的人”。伊玛堪以家族传承和社会传承为主,主要靠耳听心记、口口相传,伊玛堪歌手是“本民族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又是本民族文化的创作者”,从20世纪初期至今,赫哲族民间已经形成三代伊玛堪歌手[3]。每代伊玛堪歌手群中都有几位“秀异歌手”,是传唱伊玛堪的灵魂人物,但是近年来随着时代变迁,赫哲人的娱乐方式、生活方式剧变,同时一些老歌手逐渐谢世,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听众越来越少,伊玛堪逐渐失去了传唱的土壤,传承形势不容乐观。
(二)特伦固
民间传说,赫哲语称为“特伦固”,主要包括族源传说、英雄传说、风俗传说和自然风物传说等。传说是广受民众欢迎的一类民间口头艺术,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民间故事的使命是在一个农人晚间从辛苦的劳动中疲乏地回来的时候,使他得到安慰,感到快乐,使他恢复精神,忘掉繁重的劳动,使他的石砾的田地变成馥香的花园……同圣经一样地阐明他的精神品质,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4]赫哲族族源传说反映了赫哲人对本民族历史以及民族关系的认识。《七兄弟》讲述了一次部落混战之后,只剩下苏、毕、傅、尤、吴、葛、卢等七兄弟存活下来,他们在山里同吃同住,后来苏老大带领葛、卢两位兄弟去往依兰哈拉,毕、傅、尤、吴等四兄弟走到松花江、黑龙江、混同江和乌苏里江,如今的七姓赫哲人便是这七兄弟的后裔。《白城人的后裔》讲述了岳家军大败金兀术后,金兀术带领百姓和士兵逃到黑龙江边后分头逃散,在江边居住下来的叫“奇楞”,沿江往西走的叫“索伦”,沿江往东走的叫“赫金”。这类族源传说折射出明显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和弟兄民族历史心性,对于赫哲人了解先民征战、迁徙、融合的历史具有积极作用,也为了解古代东北地区各民族交往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赫哲族的自然风物传说反映了本民族对特定自然现象、地理环境的认识与解释,具有一定的自然崇拜观念。《月亮里的姑娘》讲述了伯雅木其格被公婆虐待,晚上外出打水向月亮祈祷,便上了天,从此住在月亮里。《北斗》中的笨女婿因为笨手笨脚惹怒老岳父,正在老人持刀欲砍笨女婿时,旋风把老丈人、丈母娘、笨女婿连同晾鱼架刮到天上,变成了北斗七星。《彩虹》中的老玛发虎口救人,被赠送一条五彩腰带,因为阴雨连绵不停,玛发便把腰带抛到空中止雨。人们备受感激,将此事编成了故事。《天河》中的乌哈沙特为给额娘治病,被萨满送到天河捕鱼。额娘去世后乌哈沙特再次来到天河,被白胡子老爷爷留下来守护天河。《射太阳》中的莫日根从小苦练箭法,长大后在东海边射落了两个太阳,被射伤翅膀的两个太阳变成了日耳。此外,还有《青龙山与寒葱沟》《七女峰》《老头砬子》等传说对地方风物传说对赫哲族聚居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以解释,赫哲族人热爱家乡山水草木,在编织富有幻想色彩的传说时糅进本民族日常生活的碎片,使传说兼具幻想性、趣味性和真实性。别林斯基指出:“风俗习惯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一个没有面孔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想。”[5]赫哲族在渔猎生产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产生了许多相关的风俗传说。《滑雪板》《熟皮子工具的来历》等解释了赫哲族常用的生产工具的来源;《赫哲人为什么不戴狗皮帽》《三月三、九月九节日的来历》解释了赫哲族日常习俗;《挑女婿习俗》《考媳妇》《比武招婿》等反映了赫哲人的婚俗观念;此外,还有很多动植物传说,如《天鹅姑娘》《圣开列》《黑瞎子和狐狸的故事》《鲫瓜子、乌鸦和黑瞎子》《蛤蟆、耗子和四不像》《梅花鹿为啥丢掉一双眼睛》《狗鱼、船丁子鱼和嘎牙子鱼》《狐狸挨打放臊气》等,诙谐幽默地讲述了赫哲族经常接触的动植物的相关习性。总之,这些传说“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风貌和心路历程,带着不同的时代印记,是赫哲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录,超越了平常的民间文学作品,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6]。
(三)说胡力
赫哲族称民间故事为“说胡力”,是赫哲族中故事、童话、寓言和笑话和新故事等的总称。说胡力短小活泼,语言通俗易懂,深得赫哲人喜爱,它反映了本民族各方面的生活,在内容上又与特伦固有众多重合之处,有时并没有严格的文体区分界限。作为渔猎民族,赫哲人极为重视捕鱼、叉鱼的技术,《叉鱼能手莫尔高》《神叉苏布格》等展示了渔民高超的捕鱼技术;《猎人和狼》《姑娘和猎人》等狩猎故事中描绘了赫哲人的狩猎生活场景;《害羞的丈夫》《打猎的故事》《找丈夫》《坏心眼的后妈》《三个媳妇》《分家的故事》等家庭故事富于教谕意义;《金鲤鱼和黑龙的故事》《干坏事的鱼泡》《白兔与灰兔》《蝴蝶和瞎蠓》《刺猬和黑熊》等动物故事富有趣味性。
二、乡村振兴与赫哲族村落现状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以农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自足的状态和结构,但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乡土社会不断遭受冲击,产生了诸如农村人口外流、农业凋敝等社会问题和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等社会现象,大量自然村濒临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大量消失的自然村中,少数民族村落消失占比不少。少数民族同胞大多聚居在交通封闭、经济发展较为滞缓的乡村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失使民族村落空心化加剧,某些民族村落甚至无声无息地在城市化的喧闹中消失”[7]。赫哲族世代居住在三江平原地区,这里渔业资源丰富,捕鱼是赫哲族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春季捕捞各种杂鱼,夏季休渔期整修渔网、渔具,秋天是捕鱼汛期,大马哈鱼、鲟鱼、鳇鱼等应有尽有,冬天则进行小规模捕鱼,如凿冰眼、拉网捕鱼等。此外,赫哲族聚居区毗邻完达山脉余脉,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夏捕鱼做粮,冬捕貂易货”,但这种传统生活方式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境遇。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赫哲族总人口4640人,城市人口1612人,镇1181人,村1847人,城市人口比例约为35%,村、镇人口比例约为65%[8]。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赫哲族总人口5373人,城市人口3205人,镇927人,乡村1241人,城市人口比例约为60%,村、镇人口比例约为40%[9]。可以看出,近二十年间赫哲族村镇人口比例明显降低,城市往往凭借便捷的生活条件、丰富的就业岗位、较高的教育水平等吸引年轻人,乡村社会的主体力量流失严重,这也意味着乡村传统面临全面衰退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0]。在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通过“厚植文化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思想支撑。因为没有乡村文化振兴,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11]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2]。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涉及农村的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方面,赫哲族口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和资源,能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提供借鉴与服务。
三、以赫哲族口头文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一)助力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首先要聚焦经济发展,赫哲族聚居区位于我国最东北端,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利用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资源形成特色文化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
1.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
旅游的目的是为了体验差异,乡村与城市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空间,近年来乡村旅游逐渐兴起,人们从城市远道而来到乡村观光休闲,归根结底是为了体验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乡村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建筑景观可以视为一种旅游产品,“乡村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为旅游者凝视(tourismgaze),提供旅游吸引物方面的供给”[13]。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不应该照搬一般旅游景点的“观光+购物”模式,而是在文化体验上下功夫,变物质消费为文化消费。赫哲族聚居区多山多水、多草多林,高纬度地区冬季有奇特的冰雪景观,夏季则凉爽舒适,“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再结合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会成为可持续性开发的旅游资源。赫哲族民间传说《青龙山与寒葱沟》《七女峰》《老头砬子》等传说以瑰丽奇幻的故事讲述了本地自然景观的来历。《青龙山与寒葱沟》讲述了一对赫哲族老夫妻晚年向树神求得一子,取名寒葱。寒葱长大成人后,在一位老神仙的帮助下修炼了过人的本领,这时北方来了一条兴风作浪的青龙为害家乡,寒葱为了拯救家乡的父老乡亲与青龙搏斗,青龙被降服后变成一座大山。寒葱也在与青龙搏斗的过程中身负重伤,为了防止青龙今后继续作怪,寒葱变作一片片寒葱,如同利剑一样生长在青龙山上压制青龙。这类民间传说兼具山水美、人性美和文化美,可以为民俗旅游增添别样的吸引力和附加值。
2.发展手工艺文化产业。
“手工艺是乡土文化的重要遗产,它具有传承和更新乡土文化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创意来提高村落的经济效益,提升村民的物质生活质量”[14]。赫哲族的鱼皮文化、桦树皮文化历史悠久,鱼皮衣、鱼皮画、桦皮篓、鱼骨饰品等手工艺品十分精美且独特。赫哲族是唯一用鱼皮制作衣服的民族,这些鱼皮服饰美观大方,带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如水纹和云纹,体现出赫哲族独特的水崇拜的文化观念。此外,赫哲族平时主要以打鱼为生,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云彩变幻与天气变化紧密联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对云的敬畏心理。总之,这些民俗产品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可以结合民俗旅游为村民创收。
(二)传承乡村文化
“在发展民俗旅游的过程中,节日往往因其集体性、表演性和娱乐性受到特别的青睐,很容易从日常生活中凸显出来,并进入到更广泛的公共文化领域”[15]。乌日贡节是赫哲族集民间文化、体育竞技于一体的节日盛会,“乌日贡”在赫哲语中为“吉祥喜庆”之意,作为一项民族节日,它是晚近发明出的节日传统,诞生于1985年,1988年正式定名为乌日贡大会,最初为三年一届,1997年后改为四年一届,为展示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展、振奋民族精神而服务。乌日贡大会为全方位展示赫哲语语言、服饰、饮食、音乐、体育等提供了舞台,在为期两天的大会上,人们纵情欢唱,演唱伊玛堪、嫁令阔,吹奏本民族乐器口弦琴,进行叉草球、顶杠、鱼王角力等民间游戏,以此来赢得“莫日根”称号。尤其是在大会期间进行故事说唱比赛,利用新媒体将伊玛堪进行影视化展示和传播,既有利于口头文学作品的活形态传承,实现民间口头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能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提升乌日贡大会文化“知名度”,将其打造为蒙古族那达慕大会、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等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盛会。
(三)构建和谐礼治乡村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其秩序是‘礼治秩序’,这种秩序的运行具有巨大的惯性,它不需要外力来维持”[16]。费孝通认为:“礼并不是靠一个外来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17]口头文学是村民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作品中蕴含的道德观念和精神价值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是构建和谐乡村、礼治乡村的重要黏合剂。伊玛堪中莫日根不畏艰辛,敢于与邪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对于塑造乡民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意义,如在《希尔达鲁莫日根》中,英雄希尔达鲁为父报仇,制服乌鲁古力、山主等邪恶势力,为民除害。民间传说《好心人和坏心人》传递出赫哲族人民惩恶扬善、自食其力的价值观念。《找丈夫》中讽刺批判了丈夫始乱终弃的行为;《坏心眼的后妈》批判了后妈虐待孩子最终自食恶果的行为;《金鹿的故事》《大雁的故事》《分家的故事》等倡导家人之间要讲信修睦、相互理解,否则会导致家庭破裂;《巴彦老头选新娘》讽刺巴彦老头嫌贫爱富的行为;此类家庭故事是培育良好家教、家训、家风的重要工具。《打红围的故事》中年轻人因爱讲大话而遭老人耻笑,倡导年轻人应谦恭慎言。《玛夫卡的传说》中玛夫卡和弟弟莫日根二人出猎。弟弟莫日根勤劳勇敢,先后打死老虎、野猪、熊瞎子,最后受伤而死。而哥哥玛夫卡则懒惰懦弱,打猎途中逃走,最后流落森林,变成了“黑瞎子”,富有警示意义。总之,这些民间口头故事或鼓舞心灵,或发人深省,蕴含的道义观念不仅塑造了村民一生的立身资本,而且对于构建和谐乡村、推动乡村基层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乡村振兴战略是直面危机的挑战,是积极应对乡村衰败问题、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性举措。在乡村振兴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组织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的主要群体也是农民。因此,必须在农村文化建设中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他们的主体性是否发挥,决定着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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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国庆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