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下动物园的故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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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爱德华·阿尔比（EdwardAlbee）三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被认为是继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和阿瑟·米勒之后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的首部作品《动物园的故事》（TheZooStory）于1959年在柏林首演，于次年在纽约演出。这部剧作是“日趋冷漠、物质化的社会中渴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曲哀歌”（Vision，1977:26）。两届普利策文学奖得主诺曼·梅勒称其为“最棒的独幕戏剧”。不少评论家分析了该剧的荒诞色彩。“种种的荒诞不经……折射出人类所处环境的荒诞、混乱和人类自身的本质”（Berkowitz1992:93）。剧作家运用荒诞的手法，旨在揭示人类生存环境的荒诞。阿尔比关注社会问题，并尝试为困境中的人们寻找可能的出路。他明确指出了自己的责任：“作家的责任就是担任一种超凡的社会批判者——向人们展示他所洞察的世界与人类的本相，并告诫道：‘你们喜欢它吗？如果不喜欢，就改变它’”（Rutenberg，1969:201）。因此，阿尔比在戏剧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更是为了引导世人关注社会存在的问题。通过看似荒诞的情节，剧作家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担忧和对人性的深层思考，并尝试为困境中的人们寻找出路。

二、杰利的他者地位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社会边缘化群体却饱尝痛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新兴的科技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推行的福利政策，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在《美国梦》的前言中，阿尔比却称：“（作品）捅破了在我们这块每况愈下的土地上一切都十分美好的神话”（Albee，1997:54）。当时美国社会的理想男性是“年轻、已婚、白人、城里人、北方人、异性恋者、新教徒、已为人父、受过大学教育、拥有全职工作”（Goffman，1963:128）。在《动物园的故事》中，彼得几乎达到了所有的要求，是体面的中产阶级的一员；而杰利则是社会的他者，最终走上了死亡的道路。杰利有同性恋倾向，在性属上处于边缘地位。对于自己的性取向，杰利自认为是“古怪的”（252），那么其他人对同性恋的看法也可想而知。此外，杰利家庭生活十分不幸，父母双亡，没有妻儿。他母亲曾与多位男性私通，并在杰利十岁半那年与巴雷康先生私奔。后来，杰利的母亲在异地身亡，父亲不久也车祸去世，杰利只能搬去与冷漠的姨妈一起生活。在他高中毕业的那天下午，姨妈突然倒在楼梯上死亡。杰利家庭中接连发生的不幸，导致他在社会上孤身一人，倍感无助。作为同性恋者和孤儿，杰利与外部世界的天然联系被切断。杰利属于美国社会的下层人士，家住贫民区，生活拮据。在西区的尽头，他租的房间“和另一间也是小得可笑的房间中间就靠人造纤维板隔开”（248）。在租房中，杰利的所有物屈指可数，“一把刀、两把叉子、两把匙，一大一小；三只盘子，一只茶杯、一个茶碟、一只酒杯、两个都是空的照相框……”（249）阿尔比寥寥几笔，刻画出杰利窘迫的生活状态。杰利在性属和阶级上都属于从属地位，是美国社会的他者。杰利居住的公寓充斥着各色人种、移民和同性恋，是阶级和性别身份的边缘地带，不仅意味着贫穷和失败，而且象征着隔离和封闭。在《动物园的故事》中，作为都市下层人民的代表，杰利衣着随意、形体走样、神情疲惫、孤独无依，反映了美国经济繁荣背后的阶级差异和贫富差距，揭示了美国社会边缘化群体所受到的压迫。

三、杰利对女性、自然的他者化

与身为中产阶级的彼得相比，杰利在美国社会无疑处于他者地位，但他又将女性和动物他者化。在杰利看来，房东太太与她的狗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外表丑陋，愚蠢不堪。房东太太“又肥又丑，又小气又愚蠢，又邋遢又低贱”（254），而她的狗“是只黑色的丑八怪似的畜生”（256）。其次，房东太太和她的狗都性欲旺盛。房东太太“身上还存在该死的所谓性欲”，而自己则是她“那发着汗臭的性欲的对象”（254）。黑狗的“生殖器几乎总是勃起的”（256），“从一开始它就汪汪地乱叫着向我跑来，咬我的腿”（257）。杰利认为，房东太太就如同她养的狗，一见面，就如饥似渴地跑向自己，令人难以忍受。杰利对房东太太及其黑狗加以贬低，将他们置于了他者的地位。在该剧中，黑狗是自然的代表。这种对女性和自然的他者化，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和批判的。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d'Eaubonne）在《女人或死亡》（LaFeminismeOuLaMort）一书中，提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掠夺如出一辙。她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揭示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相似之处——同处于他者的地位。该书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术语，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在生态批评兴起之初，劳伦斯·布尔曾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性，“生态女性主义在这场运动（生态批评运动）的早期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表现在把人们的注意力同时引向了性别问题，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引向了所有由以人类为标准这一思维方式所引发的病态现象上”（Buell，1999:708）。布尔的观点强调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于拓宽生态批评领域的重要性，其旺盛的生命力源自鲜明的批判性。在《动物园的故事》中，杰利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植根于父权制的生态观。“父权制具有性别歧视性质（sexist）……它的立论基础是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异，而这种生物性差异一直被视为两性本质的一部分”（Tyson，2006:86）。杰利多次将房东太太丑化，称其为“低贱的废物”，有着“该死的所谓性欲”（254）。在杰利看来，有性欲的女人是不正常的，女人应该对性事漠然处之。此外，他觉得自己爱那些娇小美丽的女士们，但爱只能持续“一个钟头左右”（252）。其实，杰利只是把女性当作满足性欲的对象，而非真心爱护她们。这反映出，在父权制占支配地位的当时社会，女性被客体化、边缘化，居于他者的从属地位。此外，杰利对黑狗的厌恶和毒害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论，即人类在与自然的交互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在美国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自然往往被视为缄默的他者。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认为：“人们利用动物，或者杀死它们，或者任意处置它们没有过错”（SingerandReagan，2010:9）。长期支配西方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让杰利习惯了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为客体。在杰利想要杀死狗的时候，两者的矛盾冲突达到了高潮。杰利表示，“我主要的感觉已经是厌恶，发火倒在其次了，所以我决心把狗弄死”（258）。杰利试图将狗毒死，使其处于被支配的他者地位，反映了杰利对动物生命的不屑和蔑视，折射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女性和自然被压迫形式的同构性，使得两者同病相怜。美国生态主义批评家戴维·佩珀指出：“在被男人剥削、在经济和政治上被置于边缘地位且被客观化方面，妇女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Pepper，1996:78）。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西方父权制文化长久以来的‘男和女’、‘人类与自然’等传统二元对立制的思维模式，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与统治，主张地球所有生命体之间的和谐平等的关系”（吴琳，2011:13）。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批判父权制生态观对女性、自然的压迫，而且抵制对少数族裔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压迫，致力于对自然、女性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群体的解放。

四、他者们合作的可能性

在毒杀狗未遂后，杰利改善了与黑狗的关系，试图与之交流。杰利自述，“我爱上了这条狗，我也要它爱我”（261）。但遗憾的是，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无效的。杰利和黑狗“怀着既悲伤又怀疑的心情互相打量着，然后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甚至“多次尝试使思想沟通，但是失败了”（263）。虽然他们达成了一种互不干扰、互不伤害的妥协，但这种疏离不是杰利想要的情感关系。杰利与狗的无效沟通，促使杰利前往动物园探寻人与动物共同生存的方式。杰利曾说：“我去那儿（动物园）是为了更深入了解人和动物共同生存的方式，动物和动物以及动物和人的共同生存的方式”（267）。在参观动物园时，杰利意识到栅栏的危害，它们干扰了动物间的交流和互动，阻碍了它们的自然发展。人为加上的栅栏和对动物不合理的管控，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掌控欲，而这种控制欲源自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不是僵硬的，不是人类掠夺的对象，而是与人和谐相处的自然”（王&李，2007:59）。正如生态女性主义强调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阿尔比通过描写杰利在动物园的所见所思，促使人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呼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其实，身为他者的杰利极度渴望沟通和被人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杰利除了说些“来杯啤酒”“厕所在哪儿”“正片什么时候上演”之类的话，不大跟人说话，因此他“每隔一阵子就想跟某个人谈谈，好好地谈一谈”（244）。孤独的杰利与狗沟通失败后，几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绝望地寻找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人，渴望听众能理解令他困扰的社会问题。因此，杰利迫切地与偶遇的彼得聊天，但后者并非合适的人选。身为中产阶级的彼得，对杰利的提问冷漠敷衍。彼得的困惑、多疑和戒备，令他无法理解杰利的故事。更糟糕的是，他未能发现杰利谈话时的绝望和无助。作为成功的美国商人的代表，彼得满足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安适的生活方式，并不会去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通过塑造彼得的人物形象，阿尔比揭露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迂腐乏味和虚伪死板。在20世纪50年代人情冷漠的美国社会，彼得对杰利的疏离是社会上的常态。“所有的生物都用栅栏彼此隔开……人和动物也总是隔开的，我这样的考察可能是不够典型的。但是，既然是个动物园，情况就是这样的”（267）。其实，动物园是美国社会的缩影，园中的栅栏象征着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这种疏离导致身为他者的杰利孤独无助，甚至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因而，在当时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急需被打破。事实上，杰利所住的公寓里，有不少同为社会他者的租户，本可以沟通互助，但他们之间很是疏远。杰利住在充斥着各色人种、移民和同性恋的贫民区，是彼得口中“不正派的地方”（249）。在破烂不堪的公寓里，“另外那间住着一个人，我[杰利]不知道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从来没有。至今从来没有见过”（249）。三个“从来没有”强调了租户之间的冷漠，没有任何交流与接触。小得可笑的纤维板隔间和身份混杂的租户体现了纽约贫民区居民的生存状况，揭露了性属、种族、阶级身份边缘化群体的困苦生活。这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是相关联的，社会弱势群体与自然同处于他者的劣势地位。更不幸的是，同为边缘化群体的他们，互不相识，更谈不上沟通互助了。他者们生活在自己封闭又孤独的世界里，难以正常生活，杰利的死亡正是对“边界、传统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挑战”（Kolin，2006:24）。通过设置杰利借彼得之手自杀这一情节，阿尔比批判了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冷漠和虚伪，警示人们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和疏离。为了打破疏远的状态，杰利前往动物园深入了解人和动物、动物和动物、以及动物和人的共同生存的方式，并试图与偶遇的彼得展开深入交流。通过描述杰利的探索和实践，阿尔比呼吁社会上的他者们像杰利一样迈出尝试的步伐，互相沟通合作，携手打破孤独和隔阂，反抗压迫和束缚。

五、结语

《动物园的故事》是阿尔比的成名经典，是美国戏剧史上不朽的名篇。在该剧的创作中，阿尔比践行了他的主张：剧作要尽量不粉饰现状，尽力改变社会，让作家承担起作为人的社会责任。阿尔比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使得他从美国剧作家中脱颖而出。在该剧中，杰利处于他者的弱势地位，但他又将房东太太和黑狗他者化，反映了在美国社会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掠夺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问题。此外，杰利的悲剧揭露了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阂。通过描写美国社会他者的状况，阿尔比呼吁他们打破隔阂，为他们的尝试与合作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因此，《动物园的故事》蕴含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作者：徐缘 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