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社区建设困境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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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疫情的反复肆虐，城市治理面临更大的风险，如城市未来发展环境、治理方式以及基础设施风险等。这些风险是极具不确定性的。正如文军所言：“不确定性是风险的首要表征，其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如何在不确定中规避风险，加强城市韧性能力已然成为学者的研究焦点。我国未来城市发展面临的风险灾害挑战将会日益加大，需要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城市风险灾害治理能力。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关键落脚点，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建设韧性社区成为当前乃至今后的社区治理方向。韧性社区指的是社区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迅速动员社区主体，整合社区资源，将社区恢复常态化状态的能动型社区。因此，韧性社区本身需具备能动型多元主体、协调有序的治理模式以及韧性的环境这三个特点。基于此，本文从共生理论视角分析建设韧性社区的困境及研究路径，以期为韧性社区相关研究做出微薄贡献。

二、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对韧性社区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外学者研究的综述整理、对当前社区韧性评估、影响因素测定以及韧性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及路径。基于本文研究重点，着手对建设韧性社区相关内容展开综述。根据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对此展开研究：

（一）从气候灾害视角来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出现，建设韧性城市面临严峻考验。气候灾害的复杂性加剧了城市面临的风险。社区作为建设韧性城市的一环，需要提升社区自身的韧性能力，来应对未知的挑战。杨丽娇等通过类比不同韧性社区评价模型，提出了社区动态韧性曲线模型。社区在遭受外部自然灾害打击时，往往会表现出社区功能下降的情况。

（二）从公共应急治理视角来看。韧性社区建设是对社区突发公共事件的检验。社区作为城市规划中的一部分，其建设应契合韧性城市的规划，要提升社区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赵鹏霞、朱伟等以雄安新区为例，提出建设韧性社区可从物理空间、社会环境等方面着手评估社区韧性程度，并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建设韧性社区。当前，国内社区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组织力不强等问题。因此，学者指出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融入数字技术等科技手段，完善韧性社区管理体制。施生旭、周晓琳等也提到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建设韧性社区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和完善应急治理机制，以此提升社区应急治理效能。

（三）从后疫情视角出发。社区面对“理论型社区”与“体验型社区”双重交叠阶段，在后疫情时期，提升社区韧性、弥补社区短板极为关键。王优优从现实疫情防控中提出在后疫情时代应重点从组织、基础设施、制度等维度提升社区韧性。有的学者认为国内可以从加强制度政策、塑造开放性空间体系、增强社区自组织能力几个环节构建韧性社区。刘佳燕等将韧性与社区风险治理相结合，提出将风险治理渗透至社区各个方面，从而构建框架、提出对策。此外，随着数据全球化，韧性社区建设可能会面临技术性问题。洪祎丹、宋维尔等认为社区可能会因为目前社区信息孤岛问题导致社区“信息失灵”。对此，徐顽强认为，社区应从数字技术着手，加强社区资源整合能力，提升社区技术韧性，为建设韧性社区提质增效。

（四）从公共安全视角来看。毕鸿昌认为，城市社区规划、社区管理、社区居民素质等均对建设韧性社区产生影响。因此，社区建设应提升居民、居委会等主体的安全观。从现实层面来看，社区中的公共安全还与政党嵌入、制度有密切关联。部分学者提出需要以社区治理主体、客体、目标等为重点要素，以政党嵌入方式为突破口，建立社区公共安全体制。如上所言，气候灾害、应急管理、公共安全以及疫情视角这几个方面是对建设韧性社区最多的研究视角。既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关于韧性社区建设方面的文献大多是基于疫情背景，从制度、技术层面来提出建议，但是社区中多元主体对于韧性社区建设的参与感如何还有待研究。第二，关于建设韧性社区的对策方面，从韧性环境、韧性治理主体等方面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

三、运用共生理论分析建设韧性社区的框架

（一）共生理论内涵及适用性分析。“共生”一词最初起源于希腊语。1879年，生物学家德贝里最早提出共生的概念。共生是指不同物种间密切生活在一起。共生最典型的特征为相互依存、存在共同利益。随后，柯勒瑞和刘威斯进一步区分了共生、互惠共生、寄生、同种现象、不同物种生物体间关系。高夫更进一步区分各种不同程度的寄生、共生与共栖的概念及联系。生物学界对共生的定义主要强调的是生物间共同生存的一种密切联系的状态。随着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共生一词在社会学、管理学、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均得到深入发展。共生理论包含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三个要素。共生单元由两个或多个共生主体组成，主体间在共生系统中相互依存，融合共生。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协作模式。自共生理论被学者熟知后，该理论便广泛被众多学科领域运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学者对共生理论适用性展开分析。刘志辉、沈亚平认为公共管理领域需要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协作，主体间所处共同的治理环境。互惠共生的协作模式也与共生理论所提及的概念相吻合。共生理论对韧性社区建设的适用可主要从以下几点分析：第一，居委会、居民、政府、物业等多元主体属于共生关系。伴随着我国几十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政府权力逐渐社会化，向基层赋权。居民有参与韧性社区治理的权利，在参与中往往会表现出渠道不明确、参与表面化等问题。这需要主体间的双向沟通，也就形成了共生关系。第二，秉持着“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社区若要充分发挥社区资源，调动社区居民以及其他主体的积极性，建设韧性社区，需要从互惠互利协作的治理模式着手。第三，韧性社区包含共生环境。不仅包括共同的生活环境，更包括共同的政治环境、制度环境。

（二）基于共生理论的韧性社区建设框架。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三个方面对目前建设韧性社区面临的问题展开分析。从共生理论视角研究韧性社区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梳理社区各主体的角色以及影响社区韧性的因素。结合既有学术成果，在共生单元上，从共生角色展开分析；共生模式主要以社区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困境分析；最后，建设韧性社区离不开完善的治理环境。在疫情非常时期以及常态化时，社区的应急响应制度、社区居民参与韧性社区建设的法律法规、智慧社区建设制度等方面均会对建设韧性社区产生影响。采用此框架分析为提升社区韧性水平提供经验。

四、共生理论视角下韧性社区建设中的问题

（一）共生单元中主体角色不明晰。在韧性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社区共治单元的角色仍待明晰。其一，从社区居民的角色来看，扮演着参与建设的角色。而目前，居民对韧性社区的理解存在偏差。其二，居委会的双重角色表现为角色冲突。一方面随着国家社会治理权力下放，居委会被赋予更多权力，为建设韧性社区出谋划策；而另一方面为了贯彻落实社区治理精细化，居委会不得不忙于“应付”政府交代的事务。因此，二者产生冲突。其三，社区精英往往扮演居民“领头羊”的角色，旨在带领居民积极参与到建设韧性社区的活动中。但现实来看，精英往往会出现寡头势力，不利于社区持续发展。

（二）共生模式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亟待加强。社区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是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要选择。赫尔曼·哈肯认为“协作治理是一个基于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从当前社区协作治理来看，社区主体间协作仍存在不足。第一，居民、社会组织等参与不均衡。一方面居民对建设韧性社区的参与度不够高。随着城镇化工作不断落实，社区出现了“外来居民”，居民间的信任感难以形成，社会资本凝聚力较弱，未能较好地发挥团体力量。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不深入。社会组织参与韧性社区建设的制度、资金支持不足，难以深入参与韧性社区建设。第二，社区协作结构失序现象严重。正如贺芒所言：“利用公共服务资源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是社区职能中非常重要的职能。”当前，社区协作治理存在非对称性以及关系异化的治理困境。从前者来看，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呈主导地位，居委会、物业、企业等主体在韧性社区建设中表现为资源不均等的情况。此外，我国采用中央、地方层级管理的管理模式，正所谓“上面千层线，下面一根针”，政府制定的政策需要靠居委会等基层领导干部落实，但现实中政策可能会受到信息失真的影响，导致最后的治理效果偏离政策。从后者来看，社会组织、居委会往往会因为资金、制度、技术等依赖于政府，从而发生关系异化的问题。

（三）共生环境韧性仍需进一步提升。社区环境是影响韧性社区建设的外部条件，也是共生单元的外部保障。2019年至今，疫情的不断肆虐暴露出社区治理环境的短板。共生制度韧性不足。完善的应急制度体系可为落实防控社区危机保驾护航，但现阶段，社区对于非常态化的应急制度体系还有所欠缺。共生技术韧性薄弱。尽管我国一直推行智慧社区建设，但各地区建设水平差异化明显，其实际运行与顶层设计不匹配。社区的领导干部、群众往往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开展技术软件培训，但运用效果甚微。共生文化共同体尚未形成。文化是一个社区的象征，不仅包含社区文化活动，也包含社区凝聚力、价值观的形成。随着传统时期的“熟人社会”不断瓦解，城市社区已经逐渐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社区的文化更多与各主体的利益挂钩。在发生洪涝、地震或是其他公共卫生事件时会使社区居民的内心产生心理阴影，从而影响对韧性社区的参与深度。

五、共生理论视角下韧性社区建设对策

基于对我国当前社区治理中所表现的问题的回应，本文认为建设韧性社区应以建设智慧社区为契机，明晰各单元主体角色，形成和谐的协作治理模式、相对适宜的共生环境。具体建设框架如图1所示。（图1）

（一）明晰多元共生单元角色定位。韧性社区建设的基础是多元共治单元明晰角色，将角色定位精准化。从居民来看，要扮演韧性社区建设的参谋者，及时针对当前社区在社会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做及时反馈；要扮演社区的建设者，积极参与社区应急相关的志愿服务。从政府来看，要做韧性社区政策的指引者，为居民参与建设提供合法渠道。对居委会而言，要进一步明晰双重角色定位，将更多注意力转移至提供公共服务。于社区精英而言，需要明确“领头人”的优势，避免寡头主义出现。

（二）打造韧性社区的多元协作模式。第一，政府应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多元主体间的权责界限。第二，政府应给予居委会适当的权力，做到责权同时下放；规避企业在参与韧性社区建设过程的技术风险；加快智慧社区建设的步伐，实现技术治理。第三，居民要切实明确主人翁的地位，提升居民主体性，真正在社区建设中有所为。第四，社区要继续夯实党的基层支部建设。社区要发挥党组织的带头作用，引领居民参与韧性社区建设。

（三）“制度+技术+文化”共生治理环境。营造和谐的共生治理环境。第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十四五”时期，“韧性社区建设”被纳入到应急管理规划中，这为完善应急管理制度提供保障。为了全方位监测社区危机，应树立全周期管理制度，从“社区预防-危机处理-社区恢复”三个方面对社区韧性程度进行闭环管理，做到全程跟进。完善的制度体系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第二，要加快构建智慧社区，打造社区数字化共享平台，并将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相结合，避免出现“技术空心化”的现象。此外，应积极培育技术管理人员。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也有助于提升社区韧性。第三，社区多元主体应培育社区文化共同体，提升凝聚力；塑造独具特色的文化韧性。

综上所述，我国对韧性社区建设相关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从共生理论角度研究的较少。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共生理论视角下的韧性社区建设困境以及发展建议。结论如下：从共生单元来看，政府、居民、居委会、社区精英等要明晰各自扮演角色；从共生模式来看，共生单元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营造和谐的协作治理模式；从共生环境来看，社区需要建立全周期的制度体系，打造以数字技术平台为依托的智慧社区，培育文化共同体。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研究视角的创新。既有研究主要从突发公共危机、公共安全等角度展开，本文从共生理论角度对当前韧性社区建设进行困境分析，并提出对策。

作者：石仲贤 单位：天津商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