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和治理引导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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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选取微博辟谣平台披露的1159条与肺炎相关的网络谣言作为研究对象，从谣言来源渠道、谣言议题类型、谣言呈现方式、谣言传播动机、谣言说服方法五个维度对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网络谣言的生成和传播机制以及治理引导策略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在谣言萌发期，权威信息缺位成为谣言产生的根源；在谣言爆发期，民众居家隔离，媒介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因为谣言具有极强的迷惑性，民众作为素养缺失和抗疫的统一体，推动了谣言的传播；随着得到控制与政府积极回应，谣言蔓延趋势得到一定控制。研究认为，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实现信息透明、明确传谣民事侵权主体责任、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是网络谣言治理之本。

关键词：肺炎；网络谣言；生成机制；治理引导

本文通过对谣言进行文本分析，探讨期间谣言的传播特征，从根源到宿主深入剖析网络谣言成因，力求为网络舆情现代化治理提供决策依据［1］。

一、网络谣言相关类目建构

本研究以微博辟谣平台的谣言为例，检索出2019年12月8日（武汉卫健委通报首例确诊病例）至2020年4月26日（武汉宣布在院肺炎患者清零）的1159条谣言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明确网络谣言的生成和传播路径，首先对文本进行类目建构，主要从谣言来源渠道、谣言议题类型、谣言呈现方式、谣言传播动机、谣言说服方法，确立五个类目。

（一）谣言来源渠道

根据微博辟谣平台发布的辟谣信息对谣言进行判断，有三种情况。第一，微博辟谣平台已明确提及谣言来源；第二，微博辟谣平台未明确提及谣言来源，但写有“网传消息”“网传”等字样；第三，微博辟谣平台完全未提及的，通过微博、百度、搜狗搜索后对谣言发布来源进行时间梳理与统计。据此，网络谣言来源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a微信（458条），b微博（80条），c个人（156条），d其他网传消息（453条），e其他（12条）。

（二）谣言议题类型

谣言可划分为多种类型，本文主要从内容属性角度对文本进行分类，谣言议题可分为十类：a感染隔离情况类（440条），b病毒原因科普类（15条），c防疫知识类伪科普（153条），d交通出行管制类（62条），e复工开学通知类（62条），f社会保障防护物资类（73条），g其他政策通知类（118条），h境外及输入类（119条），i各界援助类（105条），j其他（12条）。

（三）谣言呈现方式

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言，当今社会，图像、符号的大量生产和消费前所未有［2］。随着视觉技术的不断进步，视觉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模仿—复制—虚拟的过程，网民沉迷在虚拟空间的一个个视图之中。网络谣言的形式也出现了可视化、多元化趋势，谣言的呈现方式可分为以下四种：a文字（881条），b“文字+图片”（166条），c“文字+视频”（96条），d“文字+图片+视频”（16条）。

（四）谣言传播动机

网络谣言的传播分为造谣和传谣两个阶段，其中，谣言的产生源于谣言制造者的自为性行为，谣言的扩散则是谣言传播者的选择性行为，皆与人的主观动机存在密切关联［3］。本文重点关注传谣阶段，将传谣者的心理动机分为两类：a有意传谣（916条），b无意传谣（243条）。

（五）谣言说服方法

美国学者霍夫兰在《传播与说服》中对传播技巧中的说服方式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前者指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服对方，后者指营造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感染对方。谣言说服方式可分为两类：a诉诸感性（8条），b诉诸理性（1151条）。

二、中谣言的传播特征

（一）谣言的传播周期

肺炎谣言的传播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谣言萌发期（2019年12月8日—2020年1月20日），谣言爆发期（2020年1月21日—2月13日），谣言衰退期（2020年2月14日—4月8日），谣言结尾期（2020年4月9日—4月26日）。微博辟谣平台肺炎谣言传播周期的数量统计如图1所示。

1.谣言萌发期

2019年12月8日，武汉卫健委通报首例确诊病例，成为肺炎萌发的起点。此时，由于人们对肺炎感到陌生，并不知其危险性，关于此类谣言只有零星几条。谣言来源渠道为微信、网传消息和其他渠道。谣言议题类型与疑似病例感染有关，如2020年1月1日“武汉出港航班发现疑似传染病人”。随着肺炎感染的人数急剧增加，人们的危机意识增强。此时谣言呈现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为“文字+图片”形式，采用诉诸理性的方式无意传谣。

2.谣言爆发期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证实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后，网络谣言数量呈暴发式增长，日均谣言传播量达18条。此时，谣言涌现于各个媒介，微信、个人和其他网传消息为谣言爆发期的主要传播渠道。而谣言的议题由谣言萌发期的感染隔离情况类逐渐多元化散播，转向防疫知识伪科普类、交通出行管制类、社会保障防护物资类、其他政策通知类。因为此时全面暴发，出现了道路封锁、车辆禁止出行的情况，且病人过多，医疗物资极其短缺，所以关于这一议题的网络谣言纷至沓来。谣言呈现方式更加多样化、视觉化，不再是“文字+图片”的单一传播，转向文字、图片和视频的交叉并用。谣言传播采用的说服方式依然是诉诸理性的无意传谣。

3.谣言衰退期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月13日公布12日湖北省新增肺炎病例达最高峰值。此后，谣言数量呈递减趋势。谣言来源渠道主要是微信和网传消息，谣言议题以感染隔离情况类、防疫知识类伪科普类、境外输入类为主。此时，逐渐缓解并得到较好控制，谣言议题转向肺炎的预防、治疗。3月国外大规模暴发，大量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境外输入也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大量谣言随之而来，如“呼市一酒店有意大利发热人员”。谣言呈现方式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片。谣言说服方式是诉诸理性占主导。在传播动机上，多是无意传谣。

4.谣言结尾期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此时微信和网传消息成为谣言的主要来源。在谣言议题上，以感染隔离情况类为主，伴有交通出行类、复工开学通知类议题出现，这与防控得到有序控制，人们对复工、开学的愿望更加迫切有关。谣言的呈现方式以文字形式为主。谣言内容的说服方式以诉诸理性为主。传播动机多是无意传谣。

（二）网络谣言的二次传播现象

在肺炎期间，网络谣言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一条辟谣刚出，另一条谣言又起。这不仅仅与互联网极强的流动性有关，还与谣言传播的特性有关，其内容往往经过二次传播，被人有意或无意地转发、编造、扭曲。嫁接旧图，虚构新象，让谣言呈发散式裂变，再加上公众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谣言广泛传播，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

1.谣言的直接转发

分析微博辟谣肺炎谣言文本发现，谣言的传播以用户转发为主，每个转发谣言的人都促进了谣言的传播。网络谣言来源主要是微信和其他网传媒体。微信包括微信群和朋友圈，其他网传媒体包括各个媒介空间。如“王某称刘某疑似患有肺炎并大量转发”，这些转至朋友圈、微信群的内容，又将被其他微信好友转发，传播力巨大，破坏力极强。

2.谣言的加工再造

除了无意转发谣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对内容进行加工再造，推动谣言传播，如“武汉市红十字会向上海医疗队收取6%～8%捐赠服务费”。对此，武汉红十字会于1月27日凌晨，通过官方微博“博爱江城”发表声明：所有工作流程中均不存在收费现象。作为社会救助团体的武汉红十字会在期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公众的焦点，其一举一动备受关注，正因如此，关于武汉红十字会的各类谣言才如此盛行。

三、网络谣言的生成和传播机制

若想厘清谣言的传播机制，必须从源头、传播渠道、传播内容、接收对象等方面进行分析，从政府、媒介、公众层面，探讨网络谣言的生成及传播机制。笔者认为：信息缺位是谣言产生的根源，媒介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谣言内容具有迷惑性，民众媒介素养缺失易轻信谣言（见图2）。

（一）权威信息缺位是谣言产生的根源

奥尔波特认为流言的流通量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涉及该问题的证据暧昧性之乘积成正比［4］。的迅猛蔓延所产生的情绪也在群体中传染，各时间节点下政府的政策使得公众意识到事件的重要性。初期，权威信息滞后，无法满足民众需求，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民众对主流媒体的期待，民众开始通过其他非正式渠道获取信息，权威信息缺位成为谣言产生的根源。

（二）媒介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

网络媒介为谣言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平台。对造谣者来说，网络使得造谣成本低、风险小，谣言能在网络平台上大肆传播。而民众居家隔离，只能依靠网络与外部取得联系，多数网民是在无意间传谣，如“成都市民可通过天府市民云APP预约口罩”。初期，医疗物资紧张，民众转载此条信息初心是为他人提供获取口罩的途径。可见，媒介本身就成了谣言传播的温床。

（三）谣言文本具有迷惑性

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技巧化的说服形式，使谣言“披上了一层外衣”。大量谣言时间、地点明晰，甚至涉及官方权威机构，佐之以图文说明，突出内容的可靠性，且采取诉诸理性的说服方式，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误导性。

（四）民众媒介素养缺失，成为共情抗疫的统一体

法国学者勒庞增指出“群体的基本特点，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5］。网络背后聚合的人群，很可能是迷茫和从众的。面临重大，他们出于对家人、朋友的关心，会转发某些未经核实的信息，这使得受众成为素养缺失并共情抗疫的统一体，难以抵抗谣言。

四、网络谣言的治理引导策略

基于肺炎谣言传播特征及生成和传播机制，下文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网络谣言的治理引导策略。

（一）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实现信息透明

面对重大灾害，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积极配合，弥补信息缺陷，将最新消息公之于众。同时，政府要及时跟进民众舆论热点，为民众答疑解惑，这不仅能避免谣言蔓延，还能提升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二）明确传谣民事侵权主体责任

政府虽然已经出台相应的谣言处罚措施，规定其法律责任依据，但没有明确传谣行为的主体责任。网络谣言的出现，与网络运营商、网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法律需要进一步延伸至网络空间，明确划分造谣的主体责任，以营造和谐的网络环境。

（三）提高公众媒介素养

期间，很多人受情绪影响，复制转发信息而不作求证［6］。媒介素养低下成为民众信谣传谣的主要原因，其缺乏理智的头脑，加入了乌合之众的狂欢。民众需要增强问题意识，政府与媒体也应该向其积极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与网络道德规范［7］。

五、结语

本文对1159条网络谣言的传播和文本建构特点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时期，谣言的呈现方式、传播形式、传播动机及说服方式不尽相同。在网络谣言的生成和传播机制中，权威信息缺位是谣言产生的根源，而媒介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由于谣言文本本身具有迷惑性，媒介素养缺失并作为共情抗疫统一体的公众易轻信谣言，并且网络谣言会出现二次传播的情况。因此，相关部门应对网络谣言进行引导治理，积极阻止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

作者：尹小伊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