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0 1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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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
市场本意是指“贸易”或“贸易的场所”,西方市场含义从原初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交换的物理空间、人们的聚集以便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权利”,到近代的市场意味着“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从那时起,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朱国宏,1999)。当前,主流经济学仍然把市场视为理性个人决策者基础上的价格机制。
从历时维度梳理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可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论点中得到体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把市场的主题定义为市场与劳动的分工及市场对价格的影响;马歇尔的边际主义学派分析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生产者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尔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自发秩序的市场,排除外在干预如国家、法律等;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强调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效问题;以及二战后以诺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对市场的研究——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制度。
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的研究忽视了“市场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复杂的市场现象简单化为纯经济问题来处理的弊病。当然这其中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市场理解——把市场视为一种制度,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正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经济学理论是关注市场的,(而同时)它也正是造成一种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们很少将注意力关注于市场理论”(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经济学文献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制度即市场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认为“经济学家宣称要研究市场,但是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市场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为模糊”(Coase,1988)。
市场现象是复杂的,正由于市场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学自身对市场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努力,促使了对市场研究的“社会化”。与此相应,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的古典作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实质是一种社会性的构成形式,市场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韦伯强调的权力竞争的市场——在市场中发生的社会行动往往是以竞争的形式开始而以交换的形式结束的;波兰尼在《大转变》一书中力图进行的工作就是认为具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并由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与尼尔•J•斯梅尔瑟(NeilJosephSmelser)在《经济与社会》中,他们主要是在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中阐述了社会体系支撑下的市场。
瑞典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强调市场是各方间通过交易而维持的不断发生的一种固定互动模式;美国的社会学家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从市场的制度角度出发,认为一个稳定的市场需要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场的问题上,弗兰克•道宾(FrankDobbin,2008)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的作者们,特别关注影响市场形成与演化的四个因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型、社会网络以及经济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认为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国发展的一种他们自己独特的市场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构成了市场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1960)、《区隔》(Distinction)、《经济的社会结构》(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经济人类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纲要性阐述。布迪厄对市场问题研究的切入,主要是应用他的场域-资本-习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验似乎是对我们现有经济发展理论之主要原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市场营销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宁人在沪建构钢材专业市场为例,探讨周宁人的市场营销实践所带来的理解市场建构的新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山县现在却有6万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边从事钢材贸易行业,周宁县人在上海的几十个钢材贸易专业市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钢材专业市场内部运作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近十多年来周宁县人纷纷涌入钢材专业市场从事钢材贸易行业,而不是其它的行业,钢材是同质性强且资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场中竞争强烈的企业如何获得利润从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及钢材专业市场的发起、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变化机制是什么。
二、营销场域:市场运作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一)“场域-资本-习性”及其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创建了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风格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布迪厄的理论虽然艰深,但有一组核心概念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即“场域-资本-习性”。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提炼出一般的场域理论分析方法的同时,“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最深刻的逻辑”(布迪厄,2007)。针对本文研究的钢材专业市场,这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根据钢材市场具有的特有运作逻辑,寻找钢材专业营销场域的“本土”性的现实机制——经验的特殊性。
要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理解市场的运作,首先必须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性思维”;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倾向行为哲学——习性概念,这是分析与理解营销场域的关键;第三,要理解不同场域有不同的“逻辑与运作规律”。场域具有“场域的同构性”特征,即“差异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场域-资本-习性”的一般特征与分析营销场域的方法和步骤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主要是认为“社会科学无需在这些极端(行为与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为也包括结构,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其场域与习性概念的分析体现了关系性思维的分析特点:“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些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而习性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与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布迪厄,2005)。习性体现了“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s)”两层含义,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习性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为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促结构化的结构是习性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布迪厄,2005)。总之,习性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表示行为的身体基础与认识基础,强调创造性、生成性,但同时又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如戴维•斯沃茨阐释道,“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理论”(斯沃茨,2006)。
何谓场域,布迪厄曾如此定义:“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场域即游戏的实践空间,场域运作与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场域的结构形式,特别是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获取更大的利益,以便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争斗的空间。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包含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种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有四种形式:即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和符号资本。资本与权力是相连的,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场域空间中位置,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经济资本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认为习性、资本和场域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1)习性取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资本的占据而构成;(2)场域对习性是形塑关系,同时场域制约着习性;(3)习性对场域有认知的建构关系,场域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和利益,值得行动者去投入的世界;(4)资本与场域是相依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5)场域是一种网络结构,如果没有资本,空洞的结构也是没有意义的。
布迪厄认为根据事物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特性,说明了不同场域具有差异中的相似性——场域具有同构性特征,即“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沃尔茨,2006)。这是布迪厄场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也是场域理论的解释原则。正基于这种观念,本文提出的“营销场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依据。
另外,布迪厄认为开展场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骤是: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描绘出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群体是为争夺在这个场域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分析行动者带入他们在场域中的相应位置的习性,以及他们在竞争场域中追随的社会轨迹(包亚明,1997;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沃尔茨,2006),这为人们分析营销场域提供了研究进路。
(二)营销场域:一种市场运作的分析范式
营销场域理论的基础假设主要包括:其一,人类的行为无法用理性行为假设分析,更多地是考虑行为合法性,表现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习性”实践上;其二,行为的选择偏好来自特定场域,即经济性行为是嵌入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制度、规范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选择的偏好。营销场域中的行动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场结构中寻找资源。
营销场域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可以定义为营销场域里各个行动者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构型,强调营销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竞合关系的社会实践空间。这样理解的市场其特征主要有:强调市场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互动、市场出现统治结构或联盟、能勾画出市场中行动者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结构,以便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行动者明确占有资本与它们之间的转换以及强调习性的实践性。
从概念化的意义上看,营销场域理论必然是一种市场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市场被概念化为场域的一部分,或者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场域,它主要说明的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市场的动力机制问题。比如以价格为例,价格是由该营销场域的结构所决定,而非其他,这与经济学分析市场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价格不能决定整体结构,而整体结构能决定价格”(Bourdieu,2000)。针对作为场域部分的市场,布迪厄强调经济生活主要是由行动者与特定的行动习性在营销场域的遇合,同时市场深受某一完整的经济场域影响。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包括了不同位置间公司的权力关系,它通过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的联合与竞争加以维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处于被支配地位(挑战者),它们之间一直充满着竞争。另外,在这一场域之外,尤其在国家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某个产业政策的变化,在市场内部的竞争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场域理论贯通了微观实践习性个体与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具体的市场起着桥梁中介作用,即市场传达了个体的实践引起社会的变化,同时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动通过具体营销场域而影响场域中个体的策略抉择。
布迪厄关于市场的最经典论述在于《经济人类学原理》一文中的表达:“人们所说的市场是两个互相竞争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总和,正如齐美尔所说,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种‘非直接的冲突’基础上,即依赖于通过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场域结构。该场域内的行动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强化着这种权力关系,他们往往变相使用所能运用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纵国家权力”(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强调行动者在场域中实际占有的位置、客观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竞争,从而不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布迪厄用“场域-资本-习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场中个体、企业、企业组织联盟,以及市场甚或营销场域之外政策层面的关系。
三、案例:上海周宁人的钢材专业市场
人们可以对钢材专业市场做这样的理解:从物质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为具体的钢材交易市场,同时从市场承载的内容与功能看又是钢材商品流通的领域,是利益相关人的社会关系枢纽与窗口,它还连接和反映着特定文化、制度与政策的环境,并且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再生产”的机能。做这样理解的钢材市场,恰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概念化市场所具有的意蕴。由此,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专业市场可以理解为:它是由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驻的行动者——周宁人及相关利益者(企业家、商人、雇工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利益者,如当地政府等)占据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行动者凭借各自拥有的特定资本与具有的习性,在一定的营销场域中生活、经营与管理,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地创造、建构、经营和不断再生产身处其中的市场与自身。周宁人是通过在实际情境中不断调整其行动策略的(遵循“习性”实践逻辑的),这种策略是构成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心态结构的基础,是市场与市场参与的行动者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塑,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的结果。
闽东山县周宁人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闯大上海的习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历史上迁徙文化的影响,以“走的越远越好”的社会心理为驱动;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观念强,在外出务工经商者的族亲隐射中形成习性的“前结构”铸模形态;第三,每年春节期间沪上老板小车闹山城,成功人士的创业事迹给平常宁静的山县笼罩一层厚厚的创业商业气氛,创业文化习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宏观政策支持,也为周宁人到上海务工经商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把市场当作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看待,它注重“场内”运作以及与“场外”场域的互动。应用营销场域理论理解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市场,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单纯价格机制问题,更应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结构。这样理解的市场,其“场”中有鲜活的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竞合)、场内行动者和场域本身文化的功能体现与意义表达,以及营销场域与场外权力场的关联,等等。
摘要:把营销概念化为皮埃尔•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营销场域就是一个市场实践的社会空间。运用营销场域理论,对周宁人在上海经营的钢材市场可作这样的分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中,周宁人把这种境遇内化为自身习性并融合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本,形塑了一个在上海从事钢材贸易和拥有几十个钢材市场的庞大群体,这是一个行动者与市场同质双向建构的市场现象。
关键词:营销场域;场域-资本-惯习;钢材市场
一、金融行为相关理论及其局限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金融市场发展速度的逐渐加快，金融系统在经济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而这也使得整个经济体系逐渐向金融化方向发展，近年来金融市场蓬勃发展，这不仅仅是突显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也引起经济体系的金融化。金融行为其实是一种将社会资源社会话转移的形式。从规模和影响程度看，金融社会已然是当代社会的基础。因为金融蕴含巨大的风险，每次的金融危机对于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破坏的威力将更大。因此金融行为必须成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通过对其研究，揭示背后的社会因素作用。金融行为的研究将金融行为作为一种经济社会行为，积极推动了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学的相互发展。
作者:刁月杰 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文章解读了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市场的结构特征。与西方国家的稳定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不同，我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我国政府在市场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构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市场场域的生成是建构在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自身的再生产。笔者解析了关于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关键词]市场；市场结构；社会网络；场域
1 背 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流经济学很早就意识到离开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难以担当起解释中国现实的重任。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有大量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对应用社会学的方法开展市场过程的研究进行了界定。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什么是市场？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弗雷格斯坦，2008）如何对人和不确定的环境进行管理以创造市场的稳定性等。
弗雷格斯坦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和持续的推动作用；治理各种交易的有效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缺少基本的政治制衡力量来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被那些既掌控着政府又控制着企业的人所汲取。”（弗雷格斯坦，2008）如果弗雷格斯坦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推进改革开放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范式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否说明我国有一种内生的文化模式或制衡力量在支撑着市场的稳定性的达成和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呢？我国市场内部的行动者用以创造和稳定他们居于其中的方式是什么？市场场域中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创建并实现稳定的？这些问题需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关系、权利、意义作为解释的核心要素对市场提出一种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
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主张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把深入挖掘出的区域市场的政治文化特征运用到对市场理论的分析中去，他认为：“那些致力于创建市场社会的国家各不相同的经历表明，通向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现有的发展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路径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恰恰有助于我们识别不同国家之间在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方面所表现的异同之处……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在应对中国问题时那些由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模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系统地挖掘整理。”（弗雷格斯坦，2008）
由此，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比社会网络和制度两种分析方法，对如何研究我国的市场过程展开探讨。笔者主张运用弗雷格斯坦以场域为分析单位的制度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我国市场的社会结构特征并解析了有关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2 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市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认为市场是“生产者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White，1981：517）。怀特指出，只有当行动者在其行动中考虑到彼此的时候，稳定的生产市场才成为可能（White，1981）。格兰诺维特扩展了怀特的这个观点，认为所有的经济互动都集中在社会关系之中，及他所说的“市场的嵌入性”（Granovetter，1985）。
弗雷格斯坦认为市场是一种场域，它不仅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而且依赖于社会中更为一般的使在位者的权力得以保持的规则。市场场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某一特定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即供求平衡）往往会置市场中所有的企业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价格机制促使所有企业以低于其他企业的价格出售物品和服务，这就对企业财务的稳定性造成了威胁。市场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系统，凭借这一权力系统，在位（支配）企业采取策略和方法实现自身稳定，并再生产出他们相对于挑战（受控）企业的地位。
弗雷格斯坦关于市场和市场结构的论述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持续的再生产出他们的位置”（White，1981）的论述基本一致，在怀特关于市场概念的基础上运用了市场场域概念使得市场作为一个建构过程的观点更加突出。笔者认为，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区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
3 我国市场的结构
3.1 关于市场制度社会建构的两种分析模式
在涉及探讨市场制度问题时，社会学界并非只是在玩有关市场概念的游戏，每个学派都致力于建立关于市场的有潜力的社会学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市场制度的建构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市鑫侍獾暮诵穆厶庵一。社会学界最具典型性的研究模式，分别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式和以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制度分析模式。
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四个共性特征：一是都寻求对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的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阐释；二是都认为市场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三是都认为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是能动的建构过程；四是社会学有关市场的核心议题是市场稳定化问题。
3.2 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有的社会学家把这个转型期描述为生产市场的过程。笔者认为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我国的市场结构必须首先遵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对于市场问题分析的共性特征：把市场本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市场是一个建构的社会过程；对于市场的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对于市场如何实现稳定的研究，即生产市场与市场的再生产如何使市场自身实现稳定。
^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构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市场场域的生成是建构在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由于行动者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的不同，生成了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笔者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作为研究我国市场的结构的框架。
第一，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对法律、产权及其他交易规则进行保护，对公路、学校、基础设施等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进行持续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公共秩序，维持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从外部来看，各级政府持有或控制的企业客观上形成了竞争，这些竞争使得某个地区或者某一层级的政府控制市场和进行寻租变得十分困难；从内部来看，政府有一套严密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制衡了核心权力的寻租行为，保障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三，在市场生成的过程中，市场场域中的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形成竞争。在位的企业要么由政府直接所有，要么由与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持有，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的竞争使市场场域形成，由于场域中的行动者的结构位置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市场的稳定性得以达成。
第四，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四类规则――产权、交易规则、治理结构和控制观。行动者之间的合约履行主要依靠于地方性网络关系，其次依靠于以上四类规则，四类规则的实施同样是以地方性网络关系为基础的。
正是这样的市场结构保证了我国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互动并使互动的稳定性得以达成，当然，这些研究命题还需要日后大量经济社会学者通过经验资料加以论证才能真正丰富社会学关于我国市场问题的讨论，以期获得对我国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本土阐释。
摘要：大学作为非营利组织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组织结构，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定的财务风险。大学财务风险有其特殊性，更具隐蔽性、破坏性、复杂性和政策性等。大学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其资金流转只是为了维持和发展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事业，在筹资方面有较强的政策性，在开支方面不具备补偿性，在产品方面没有盈利性，在周转方面缺乏再生能力等。文章以系统论、委托理论、准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对大学财务风险进行经济社会学分析，为大学财务风险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财务风险;经济分析;非营利组织
大学（本文中的“大学”特指“公办普通高校”）作为非营利组织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组织结构，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定的财务风险。大学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与企业相比大学财务风险有其特殊性，更具隐蔽性、破坏性、复杂性和政策性等。
本文以系统论、非营利组织理论、准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对大学财务风险进行经济社会学分析，为大学财务风险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一、 大学财务风险是整个财务体系的风险――系统论
1. 系统论。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一般系统论，首创系统论以整体性概念为核心，认为系统中的各部分是可以产生各要素在独立状态下所不能产生的整体功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系统论的主要特点是“整体性和全局性”，站在整体和全局高度考虑和研究问题，注意系统内外各部分的有机结合和联系，使它的存在与发展符合人的需要，达到优化目标。
2. 运用系统论来分析大学财务风险问题。H Felix Kloman和Yacov Y Haimes将信息技术科学、系统论、控制论等技术运用于企业风险管理，认为企业风险管理要素的观点是基于企业作为“系统”这一结构的。同样，大学财务风险管理要素的观点是基于大学作为“系统”这一结构的。大学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院（系、所、中心）、部门（直属单位）等单位组成的，是各单位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的、有机运行的人造经济系统，同时，大学受（财务）管理体制、制度、政策、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大学财务风险是整个财务体系的风险，不仅取决于学院（系、所、中心）、部门这些相关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且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要对大学财务风险实施有效的控制，必须综合考虑各因素与环境对风险控制系统的影响以及该系统对各因素与环境的反作用，站在整个大学的整体和全局高度来定义和设计整体的控制体系。
因此，大学财务风险控制系统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由若干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开放系统，根据外部环境，综合考虑内部因素，对各要素的功能、结构及其制衡关系做出相应动态性的制度安排，使整体效能最大化方，具有一定财务风险防范功能的组织结构。
二、 大学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理论
菲力浦・科特勒认为，从满足人们需要的角度出发，社会经济可以划分为三大部门：企业―第一部门，政府―第二部门，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
1. 非营利组织理论。有三种代表性的理论，从不同的维度对非营利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进行了解释：
（1）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韦斯布罗德Weisbrod（1974）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企业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无法获得利润，是无效率的，因此，企业在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时存在“市场失灵”。虽然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时，为使每个消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人分担相应的成本，可以通过征税等强制的调节手段，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物品时，面临诸多限制，如在公共决策方面的约束，仅能满足中位选民的偏好，所以，在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存在“政府失灵”。非营利组织是“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之后的替代衍生物，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不足和缺陷。
（2）合约失灵理论。汉斯曼Hansmann（1980），认为当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时，在某些领域如日托、医疗、教育等，对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很难做出客观准确的评判。由于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必然会利用其信息上的优势地位欺骗消费者，就会发生市场（合约）失灵现象。非营利组织具有的“非分配约束”特性，所以在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时，非营利组织具有绝对的优势。
（3）第三方政府理论。萨拉蒙Salamon（1981）认为：非营利组织执行着政府的目标，代为政府执行公共权力，当低效率、非专业以及非普惠性等方面的不足，社会通过第三方政府形成的组织来增加政府提供福利服务。萨拉蒙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出了“志愿失灵”。
2.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界定。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定义：民间非营利组织包括依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强调该组织不以营利为宗旨和目的。①
在财税部门的文件指出非营利组织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教活动场所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组织”，强调公益性或非营利性。②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属于公益二类。③
总而言之，非营利性、正式性、公益性等是中国大学的基本特征，大学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是非营利组织。
3. 运用非营利组织理论来分析大学财务风险问题。Tuckman和Chang（1991）提出了关于非营利性组织的财务风险的概念，并假设了资产比率、年收入的集中度、管理费用比率、经营利润率四个财务风险指标为非营利性组织可量化指标。Janet S. Greenlee和John M. Trusse（2000-2002）运用多元逻辑（Logit）回归的方法对1985年～1995年美国慈善组织的财务风险进行了预警分析，并建立了回归模型。Elizabeth K. Keating，Mary Fischer等（2005）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年收入（Generate Revenues）和捐赠（Endowment Sufficiency）两个财务风险指标。
在我国，大学作为非营利组织，不仅具有非营利组织的一般特点，而且还有着其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大学的财务管理随着教育环境的变化面临着复杂化的局面，由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无风险管理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管理，大学贷款风险持续冲高、投资损失加大、资金管理风险频发。1999年以后，由于教育投入跟不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进程，银行贷款与财政拨款、学费收入并驾齐驱，成为大学经费来源的第三大渠道。2008年己迎来还款高峰，借款资金本身不能带来收入，利息一般由事业基金来弥补，但是，由于部分高校的银行贷款规模大大超出其财力承受能力，面临着巨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偿还基建欠款的压力，导致支付能力不足，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科研的运行，此时，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弥补，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收支失衡的风险。因此，我们在研究大学财务风险的相关问题时，就可以运用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来对其进行分析。
三、 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具备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准公共产品理论
1. 准公共产品的界定。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认为，公共产品是指用于满足社会公共消费需要的物品或劳务，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产品，会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具有三种特性：（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non-divisibility），整个社会共同享用公共产品的效用;（2）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ness），增加额外的个人消费，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3）享用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在技术上没有合理的办法，将拒绝为之付费的人排除在公共产品的享用范围之外。公共产品的特性将引起公共产品消费的免费搭便车问题，只有依靠政府强制性的融资方式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私人产品是指只为购买它的消费者单独享有利益的产品或劳务，不产生外部经济效益，具有严格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和竞争性（Rivalness），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准公共产品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产品，具有外部性和不充分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2.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1）具有一定范围的非竞争性和可排他性。高等教育就具有一定范围的非竞争性和可排他性。在大学可容纳学生人数的边际范围内，教育不会因某公民的教育消费而使其他人失去教育消费的机会;但是由于受大学规模的制约，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获得教育机会，一些人占用了高等教育资源，另一些人将不能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学费这种价格机制把一部分无力负担学费的人群排除在外。
（2）高等教育具有正外部性。一方面受教育者获得知识和技能后，增强了社会竞争能力，在工作中除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个人收入，还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所以，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但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还会产生的公共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增进社会福，利推进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等等。
假设MC代表边际成本，MPB代表边际个人收益，MEB代表边际外部收益，MSB代表边际社会收益。当教育投入达到P1时，则培养的人才数量为Q1，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个人收益（MC=MPB）;当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变为人力资本后，边际社会收益为等于边际个人收益与边际外部收益之和（MSB=MPB+MEB）。根据MC=MSB=MPB+MEB，培养人才的数量应该位于Q2点，则教育投入应该位于P2点。
3. 运用准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大学财务风险问题。高等教育是大学提供的产品，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特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范围的非竞争性和可排他性、收益正外部性。在发挥高等教育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政府也应参与提供，尤其是在筹资方面，可以实施多元投资格局。
根据1996年～2008年期间数据统计表明（如图2所示），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主要的资金来源，占据半壁江山（48.54%），对财政拨款的依赖性强;学生的学杂费收入已成为财政拨款之后的第二大资金来源（29.02%）;社会捐赠办学所占比例仅占总量的1.06%。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初步形成了政府、学生及其家庭、高等学校、社会个人及机构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格局，但是，多元化投入体制的框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筹资风险――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是资金短缺的重要根源;学杂费的提高受到了收入瓶颈约束;社会捐赠所占比例极低。
摘 要：合作社就其初衷来讲是一个弱势群体联合起来的自助经济组织，自1844年罗需代尔先锋社成立以来，各个种类的合作社便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中国当代新形势下，新型农村合作社在市场上进行营销是合作社经营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对新型农村合作社的问题及经济社会学思想和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总结梳理，在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探究了新型农村合作社的营销问题。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农村合作社；市场营销；结构功能主义
一、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经济社会学，是把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分别看做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从这种观点出发，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外延的独立分支。”[1]经济社会学概念最早于 1879 年由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创立，后来在社会学家韦伯的关注下发展。经济社会学自出现以来几经周折。在19世纪末时曾盛极一时，随后没落。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运动，形成了现在的新经济社会学。
1890―1920年是古典经济社会学时期，许多此时期的社会学家为这段辉煌的岁月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主要有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
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是他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关于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围。马克思通过社会背景下的分析，提出了“阶级利益”的概念，认为阶级利益产生于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之后。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属于经济学方法，他选择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经济和社会现象，强调利益关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说明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韦伯积极地接受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经济学思想，他把经济社会学添加到主流经济学中。他在1923年所著的《经济与社会》是经济社会学初步建立的标志性成果。韦伯在这本书中首先从个人开始讨论“经济行为”及“行为的经济取向”，然后探讨了“经济组织及其分类”、“经济的形式合理性和实际合理性”，最后分析了“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各种“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影响[2]。齐美尔对这一方面最大的贡献是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在这部作品中，他对现代文化中的货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并且，齐美尔还创建了各种经济类型，揭示了“挥霍者”和“守财奴”这两种经济类型的行为特征等。至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家开始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为复兴经济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提出社会学者应研究经济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格兰洛维特著名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一文发表，宣告新经济社会学的正式成立。
二、营销含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经营现状
对于营销的定义，本文采用美国营销协会（AMA）的定义：“营销是计划和执行关于商品、服务和创意的观念、定价、促销和分销，以创造符合个人和组织目标的交换的一种过程。”这一定义把营销看做沟通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商业活动过程，同时兼顾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管理的过程对营销进行定义。更进一步来说，营销是一种观念，主要体现在满足顾客的需要。从营销开始投入到商业活动中，营销观念便已经产生。通过调查也可以知道，对营销的效果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管理者的营销观念；此外，营销也是一个需要管理的过程，与财务、技术管理不同，营销较为注重分析和策划，强调对市场的分析，并据此制定市场策略。同时，营销也是一种心理和智商的比赛，营销的环境不断变化，因此它也需要不断的创新。实质上营销就是一个关注顾客需求，并满足顾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随之发展。我国当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在于农民的自我服务与民主化经营，在并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紧紧围绕着维护农民权益，符合农民自身的根本利益。家庭联产责任制度使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和人身的自由，正因如此，这些常年在劳动第一线的农民才可以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带来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出现土地分散经营和用牲畜耕地效率低的弊端。在很多对合作社社长的访谈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相似的经历，在20世纪90年代时，那时还是年轻人的他们已经开始意识机械化农业的重要性。于是，有能力的年轻人率先通过机械化发展致富，而后经验积累，在2004年合作社之风开始吹进乡村之时，他们联手其他村内大户能人创办农村那样的合作社。时至今日，随着合作社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目前合作社的数量较多，仅在吉林省就有上万家，但规模都较小。在这些合作社中，像梨树县下属的果乡合作社那样的早已注册了自己的商标，但是这些合作社在营销问题上仍存在较大限制。在200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了标准的法律规范，为其发展提供了法律保护。但是由于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业发展程度不同，法律只是按照全国的平均水平制定的，这一现实也就导致一些发展情况较差的农村的农民合作社无法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在对外销售方面更是得不到保障。此外，当地政府也在合作社营销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笔者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合作社无法进行顺利销售，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相关部门“管太多”造成的，在中国农村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行政权力对经济权利的过度侵蚀。
合作社营销，是以合作社这种比较特殊的组织形式为平台，进行顾客需要的研究和满足顾客的需要的过程。通过合作社这一平台，可以实现农村小生产者的规模生产，给其带来更多的利益，让其在市场上的话语权。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较多发达国家合作社营销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三、经济社会学视角下合作社营销策略探究
在经济社会学视角下，人们主要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学的四个研究途径包括建构主义、功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批判结构主义，其中结构功能主义体现了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和和谐发展的观点。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3]，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帕森斯强调，目标的获得、对环境的适应，将社会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控制。合作社的营销问题从本质上来讲是满足人的社会需求，促进协调发展的问题。在合作社中，对于内部结构功能的调整对于营销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合作社营销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商品，即合作社农产品的营销策略中。产品在市场营销中是最基本的因素，通过商品的交换才可以满足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合作社盈余的目标。在合作社营销过程中，农产品的营销策略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目前我国大多数合作社发展的初期，生产经营的产品大多是单一种类。但随着合作社发展扩大，一般合作社会经营多种商品，来保持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和满足社员和市场的多种需要。在发展扩展产品种类的策略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产品的级别上下的浮动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作社发展高档产品是正确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原有高档产品的冲击。
2.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的生产
对于市场的需要进行及时的了解来调整产品的生产。例如，绿色农产品是中国农产品市场始终是一大空缺，部分农业合作社在自身条件适当的情况下增加生产会对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市场上已经过于饱和的产品也要进行调整减少生产。
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为我们研究经济行动提供了两种视角，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并未脱离经济学的单一结构，而新经济社会学从“嵌入性”概念入手，研究方法上表现为多元化特征。主要从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对上述两种理论进行分析比较。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内容摘要：新经济社会学是经济社会学的当代演进，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也随之兴起。在基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经济现象、管理科学的过程中，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成为了跨学科分析的主要理论工具。本文通过梳理和对比新经济社会学中这两大理论的核心观点，总结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异同，并认为二者是和谐统一的一对概念。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引言
经济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末，先后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分别是20世纪初的形成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复兴阶段（刘少杰，2009）。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经济社会学的当代演进，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科学（曹德骏、左世翔，2012）。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所提出的反驳。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设在Granovetter等学者看来是某种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人的能力，没有看到社会网络及其规范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其研究必然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管理理论的补充和纠正，值得我们借鉴并加以丰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有关嵌入性问题》一文的发表，他开创了经济社会学的全新时代，由此也奠定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来研究经济行为的恰当理论基础（汪和建，2006）。随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引起了众多学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关注，渐渐成为了研究经济管理类各种问题的关键方法和重要视角（耿新，2010）。
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社会网络研究、市场研究、企业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将通过理论梳理的方式比较研究其中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理论综述
新经济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这一理论建立在三大基础性假设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第二，经济行动将追寻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第三，经济体制是社会学的构建。由此，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结构表现为网络的形态，而经济现象嵌入在社会结构这一网络之中，一切经济行动都是对社会结构的投资活动。
（一）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后来Bott（1971）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将社会网络明确定义为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第一次将社会人（actor）、社会联系（social ties）、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会网络理论体系中，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及结构洞理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弱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关系及其“桥”作用的理论。联结是社会网络的节点，按照联结的强度可以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从概念上讲，弱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刘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义了四个判定维度来衡量关系强度，即互动频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亲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动频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关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会关系属于强关系，反之则属于弱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强关系中的个体往往在性别、年龄、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关系中的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朱晓霞，2011）。由于社会群体当中具有相似性的个体成员通常拥有类似的信息和资源，因而强关系网络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关系网络中，个体成员的差异带来了异质性的信息和资源，具有更大的潜在效用。
事实上，社会网络中的不同团体，往往就是通过一两个团体成员之间的个人联系而形成联结。既然是两个不同团体，那么这种关系必然是弱关系。对于这一发现，Granovetter提出了“桥”（Bridge）的概念，认为弱关系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充当了传递信息的桥的作用。后来，一些学者继续对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展开研究，研究结果与理论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进一步修正了他对弱关系理论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关系都能发挥信息桥的作用，但信息桥一般都是弱关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还认为弱关系是联结社会微观与宏观结构的中介（刘少杰，2009）。在他看来，由于小规模网络正是通过弱关系而彼此联系，而宏观网络则是大量小规模网络的集合。因此，通过分析小规模互动网络中的个体关系，有助于理解宏观社会结构的运行规律。
简言之，弱关系理论的提出是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学者论证了社会网络对于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实际价值，也提出了创造价值的网络结构原则（李校生，吴波，2009）。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桥的概念为后来Burt提出结构洞理论奠定了基础。
强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强关系是维系社会团体内部关系的纽带。强关系带来了信息和资源在社会团体内部的重复传递，导致了团体成员间信息和资源的重复冗余（罗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来，强关系的价值是低于弱关系的。然而，后来的学者（Bian，1997;Burt，1992）通过不断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认弱关系具有信息传递作用的同时，提出建立在信任与义务基础之上的强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更具优势。Burt（1992）的研究也发现，具有冗余信息和资源的不相联结的网络成员间的结构洞才是建立信息桥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弱关系和强关系并无本质区别。与此同时，在对于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强关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Bian，1997）。强关系以信任为基础，以“人情”为媒介，让不同成员在社会网络之中结成了稳定的小圈子，从而使行动者更好地获取了信息和资源（朱晓霞，2011）。
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结构洞》一文，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所谓结构洞，即是两个行动者之间关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种网络状态（刘少杰，2009）。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缝隙，即某个行动者和有些行动者之间彼此联系，但又与其他行动者不发生直接联系，这就在网络中形成了不直接联系的“洞”的形状。这种缝隙的消除必须依赖于第三方行动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结构洞中，第三方行动者占据着核心位置。弱关系理论和强关系理论都只是讨论了关系双方的好处，而没有探讨第三方的优势，而结构洞理论则看到了第三方从网络结构位置中获取的“洞效应”（Hole Effects）。当然，一旦不直接联结的双方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渐取得了联系，那么结构洞也就会随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认为，社会关系的缺失形成了结构洞，而结构洞正好“桥接”了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社会团体，这正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讲，首先，行动者拥有结构洞可以获得信息上的优势。结构洞将不同社会团体中的冗余信息进行交换传递，带来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扩散。第二，行动者通过结构洞取得了控制优势。面对不同种类的信息需求与供给，掌握结构洞的行动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传递过程，甚至成为专门经营关系网络的网络企业家。第三，结构洞上的行动者更具创新优势。这类行动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也获得了更高的创新能力（刘少杰，2009）。总之，掌握结构洞越多的网络成员，更能为自己和相应团体带来好处，这种特殊的位置优势蕴含着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完全可以转化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综上，结构洞理论是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的发展。与Coleman的封闭网络理论不同，Burt的结构洞理论是一种开放网络理论。他看到了重复信息对于封闭网络之外成员的价值，并将这一价值上升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更加确切地描述了社会关系对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的作用，这也为丰富传统竞争优势理论提供了一条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会资本的理论涵盖面很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因占据特殊位置而能够获取利益的能力，即社会关系的价值创造力。纵观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Coleman从社会规范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Bourdieu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Portes等从能力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第一，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历程。从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关系的“场域”和“资本”的概念。场域是有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场合或领域，即一张社会网络;资本一般包含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三类。Bourdieu认为三种资本在场域中实现相互转换，并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而获取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的总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资本三分法和场域转换观点，实质上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了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即社会网络就是社会资本。随后，Coleman（1994）对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展开了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交换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即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会资本是依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特殊联系，是一种能力的表现。Burt（2000）认为结构洞就是社会资本，是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的最终竞争优势。最终Lin Nan（2001）对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代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一般共识。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社会网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由此，这一定义也解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基本特征（刘少杰，2009）。一为，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二为，社会资本具有一般经济资本的增值功能，能够为拥有者带来更大的回报;三为，社会资本本身是一项投资活动。第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阐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重要价值。其一，社会资本包含了一条因果链条（李校生、吴波，2009），即因为特殊的社会结构优势，便利了行动者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这一观点包含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网络嵌入和网络资源。其二，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 Kwon，2000）。不同的行动者对于不同商业目标的追寻，使得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径庭。简言之，在不同的场景中，社会资本具有极强的权变性。其三，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关系和Burt的结构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网络结构，所以网络中的行动者始终处于活跃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同时，变化着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剧了网络的变化。因此，社会资本会随着网络结构的调整而变化。
第三，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研究。在企业研究领域，企业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具有规范、价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会网络的集合（Westlund，2003）。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范钧（2011）将其概括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业获取内外部知识、资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提高了来自企业合作伙伴的利益回报，开拓了企业创新的来源，是现代企业获得成长的重要资源。
嵌入性观点与资本概念的和谐统一
嵌入性是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观点，资本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发现许多相似的内容。
（一）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观点
嵌入观点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来，经济活动通常具有三种形式，即互惠交换、市场交换和再分配。经济活动的开展受到社会制度、规范、习惯等因素的制约，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发生的。因而经济活动是“嵌入或纠缠”于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的。后来，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进一步探讨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关系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认为“弱嵌入性”的现象更为普遍。事实上，一方面，在传统经济社会学领域，帕森斯等人的观点过度夸大了社会系统对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作用，把行动者视为文化价值规范的偶人（刘少杰，2009），因而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将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视为完全理性个人，忽视了人的绝大部分社会化属性，因而是一种“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观点。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Granovetter既反对传统经济社会学的过度嵌入性观点，更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零嵌入性观点，而折中地认为经济行动的嵌入性是间接受制于关系网络的一种“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种嵌入关系不仅包含了社会网络规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还考虑到了经济行动的经济和非经济动机（刘少杰，2009）。这一表述第一次明确了经济行动在内容、目标及过程方面对于非经济行动或制度的依赖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论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观点的意义。弱嵌入性观点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渐渐成为了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边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观点创新了学术界对于一些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在市场定价、经济绩效及制度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体来说，第一，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解释了市场中的产品定价过程。经济学理论原本认为市场竞争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但买卖双方对于社会网络的嵌入常常使得产品的真实价格背离竞争性均衡价格。第二，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绩效的提升。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励、监督，这些都与生产效率有着密切关联。第三，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影响了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形成。产业中关键人物的社会网络构建过程，是对既存经济组织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组织或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技术经济效益（刘少杰，2009）。
随后，嵌入的观点便活跃于网络与组织（Nohria & Eccles，1992）、经济社会学（Lie，1997）、联盟网络理论（Gulati，1998）、社会资本（Ports，1998）及组织与战略等众多研究领域，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类型。对于嵌入的分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主要包括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垂直嵌入与水平嵌入、认知嵌入与文化嵌入等类型（张荣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将嵌入性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是嵌入人与人互动形成的关系之中的;另一类称为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关系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关系的影响，如各种规则性期望、相互赞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则等（陈钦约，2010），关注以信任为基础的对偶交换行为;而结构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等因素（朱晓霞，2011），重视网络整体中群体关系的影响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划分为关系性和结构性，但他们认为关系性嵌入说明了社会网络的亲密程度和动态变化，而结构性嵌入反映了行动者在网络内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具有相对静态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学者将嵌入划分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两类。垂直嵌入指行动者所在的当地阶层与他所处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阶层性连结;水平嵌入是指行动者所处网络在社会性和文化性范围的渗透（张荣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则认为垂直嵌入是指社会网络中不同层次间的联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网络层次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具体的划分标准可按照地理范围、网络结构以及公司内部层级的不同作出划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学者认为，嵌入性应划分为认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认知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决策对原有思维意识的嵌入，即行动者对于周围环境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为。这类原有认知包括了伦理、道德、情感及审美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制约行动者决策的理性规范。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动者的行为还要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网络的集体理解力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包括组织共同价值、正式规范等文化因素。
总之，不论嵌入概念应当如何分类，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共识早已形成。
（二）社会资本的共识与分歧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歧到共识，再从共识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二十世纪，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即社会资本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具有回报性的资源投资（Nan Lin，2001）。然而，在这一共识的背后，围绕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为深刻的争论愈发激烈。究竟社会资本是关系还是资源、是集体还是个体、是结构还是行动？对于这三对矛盾的解答是当代经济社会学领域的讨论热点（刘少杰，2009）。
社会资本：资源还是关系。社会资本究竟是社会关系还是社会资源呢，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科尔曼（1999）曾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社会资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质资本，是一种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无形资本。并且，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即具有生产性。获取社会资本有助于人或组织对于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然而，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大量学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种特殊的资源源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Burt（1992）更将社会资本强调为一种从他人身上获取好处的机会和资源。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折中的思路来看待社会资本，比如Foley & Edward（1999）认为社会资本即是“网络加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的资源和单独的社会网络都不是社会资本。由于没有加入行动者的动态因素，静态的资源与网络并不能为行动者带来实际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学者看来，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人、作为社会资本运转渠道的社会网络以及作为社会资本内容的潜在资源，这三者的动态组合共同诠释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动而活跃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潜在资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集体还是个人。目前，社会资本的集体论被广泛接受，而个体论只适用于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等特定问题的研究。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某个团体为了维持团体的团结和控制而进行的投资。集体社会资本往往具有明确的界限，体现了强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会资本集体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密集性和紧密性（林南，2001;刘少杰，2009）。集体的边界和内部的团结仅仅解释了社会资本的部分特征，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开放网络间的联结实现流动和增值。即网络完全有能力将不同团体的内部社会资本进行连接。针对网络间的沟通，Granovetter、Burt等学者都做了大量论证。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个人与集体，其实是嵌入社会情境的两个层次。个人是嵌入集体之中的，集体又是嵌入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就很容易忽略社会资本的行动主体―人。尤其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看重个人社会资本，从而忽视了社会资本集合的整体效应，也是对社会资本理解的一种偏误（王凤彬、李奇会，2007）。
社会资本：结构还是行动。既然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的投资，那么对于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应该强调网络结构的作用还是行动者个体行为的影响呢，传统社会学理论并未达成共识。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尽可能折中了这一分歧。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被称为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刘少杰，2009）。他认为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即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与个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获利。传统社会资本研究强调了社会结构视角，而林南却创新地加入了个体的选择行为这一因素，从而统一了结构与行动的观点，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会资本》一书中提到的，人的选择行为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必须坚持在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关系中层层展开。
结论
经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嵌入思想强调了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动态的行动者行动与静态的网络结构，二者共同揭示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质。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以资源、结构和行动为核心。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资源是一切投资活动的目标，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行动者及其行动是投资活动的参与者。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包含了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变化的投资过程。正如刘少杰（2009）所说，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换言之，社会网络理论解释了行动者如何通过社会关系中的联结实现信息、资源的获取以及能力的提升，这本就是一种结构与行动的结合。而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点表明：第一，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第二，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增值资源;第三，社会资本也是一项投资活动（刘少杰，2009）。即社会资本是资本视角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反映了社会资源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陆德梅、朱国宏，2003）。
综上所述，在本文看来，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但中心点都是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互动而展开的。因此，本文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可以为行为人带来经济资源的合作关系集合。换言之，社会资本最终将表现为能够获取的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因而社会资本就是动态的社会网络。
摘 要：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仍有部分学生因为贫困而在丰富的大学生活中步履艰辛，如果能够很好的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教育救助，那么对于他们或者是整个社会都会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我国的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方式等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完善性建议。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经济社会学
一、经济社会学的定义及其研究的重点
（一）经济社会学的定义
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把经济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社会学分支科学。
（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斯梅尔瑟认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重点是研究经济行为本身，即这些经济行为如何与不同的角色和集体结合在一起，何种价值观念使这些经济行为得以合法化，何种规范和制约手段使这些经济行为得以调节、管理。第二个重点是研究经济背景的社会学变项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会引出更大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课题，如公共政策、劳资冲突、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等。
二、中国的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方式
（一）我国当前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体系概览
（1）注册入学的教育救助方式：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可以向就读学校申请绿色通道救助，以解决临时无力支付学费但必须要注册入学的问题。
（2）关于支付学费的救助方式：①国家助学贷款；②奖学金的救助；③学费减免救助。
（3）解决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的救助方式：①助学金救助；②勤工助学救助③困难补助。
（4）社会资助方式。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可依据各社团组织的规定、教育部关于认真做好2006年高等学校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向社团组织申请社会资助。
（二）我国针对贫困大学生实施教育救助的情况
从近几年的实践看 ，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对保证考入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贫困大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有很多贫困生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1）贫困学生的认定问题：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标准，而“标准”又是一个动态概念。在实际的操作中，学校很难对学生日常的实际消费水平进行累计，也就很难以此为标准对学生进行贫困的判定。
（2）受救助的不平等性。①校际间的差别当前救助资源的配额，不同的学校间差别很大，学校综合实力和知名度对于获得救助资源的多少有着巨大影响，名牌大学拥有绝对优势，综合实力较弱的学校得到的捐助相比之下较少。②各项救助偏向成绩好的学生，成绩差的学生很难得到救助。高校在“困难补助、减免学费、社会资助、勤工俭学”等诸种资助中，几乎每项都与学业成绩挂钩。成绩不同，资助程度也就不同。
（3）重视物质救助，忽视“精神资助”。高校在部署贫困生救助工作时，视线主要放在学生的经济困难上，而对影响学生健康发展的心理问题和意志薄弱问题考虑较少，而学生最需要的恰恰是必要的心理疏导和意志扶持。
（4）救助主体较为单一。在实施对高校贫困生的救助中，其发挥主要作用还是政府，民间救助、社会救助、企业救助都还没有成为主要力量。这样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被救助的学生数量。
三、经济社会学对于中国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救助分析及建议
（一）建立合理的贫困学生的认定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在贫困大学生建档时，如果制度不完善或者是本身存有缺憾，那么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使用。所以要建立的制度包括软制度与硬制度，一方面要靠法律、各种规章制度来规范贫困生的认定过程，另一方面要加强道德意识层面上的宣传教育，软硬兼施。
（二）明确教育救助真正的价值目标
价值目标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过艰苦的、长期的探索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追求，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价值取向则是人们围绕如何实现价值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主体牢牢把握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方向，使之既要从现实的具体情况出发，把价值目标与现实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寻找到实现价值目标的最佳途径；又不能使这种“寻找”运用或“结合”离开价值目标或者背离价值目标。对贫困大学生实施教育救助的价值目标本应该是帮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但是对于现在的情况而言，应该是从本质上帮助他们脱贫，这种本质是指贫困生获得自我发展、独立的能力，真正的从心理或是生理上脱贫。
（三）网络嵌入性：获取丰富社会资源
将嵌入性引入到网络的社会结构中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社会网络的主体之间存在着关系的嵌入，同时，网络又是社会资源的载体，资源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主体之间通过关系的嵌入传递着社会资源。贫困大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处于这样的社会网络之中，可以向学校申请教育救助，利用自己所处的社会网络来获得更多的资源，如可利用学校安排的实习，或者是由学校提供的消息可以申请校外的教育救助，当然，除了学生自己，校方也可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来联系企业、社会团体，为贫困生的救助联系多方赞助，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四）提高贫困生自我的社会资本
持社会资本能力观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他们更加注重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如何利用已经建立的社会资本获取资源。如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贫困生进入到大学之后，应该审时度势，多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在这种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自己想要的资源，不断提升自己这种获取资源的能力，只有把自己的这种社会资本不断提升，贫困大学生也才能更快更好的脱贫。
摘 要 本文通过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来分析民俗旅游这热点。笔者试图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热点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社会行为。通过两个角度中的行为与互动来看待民俗旅游中的参与主体、主体间的互动与主体理性行为的内在价值。
关键词 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 民俗旅游
1问题的提出
何为民俗旅游？指的是消费者离开常住环境到有地方民俗文化的当地消费的行程。而民俗文化的范围又涵盖物质民俗文化、社会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三大方面。
民俗旅游属于高层次文化旅游之一，能让游客获得“新体验、获乐趣”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民俗旅游已成为眼下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同时被政府运用权力资本引导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
2新经济社会学解释
民俗旅游大热是各参与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造成这样的热潮行为选择的各种因素除了是有个体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个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因素。
2.1造成民俗旅游大热的几个重要因素框架
参与主体、环境以及参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理性选择角度来看得出民俗旅游不仅是参与民俗旅游众多主体的个体行为，还是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从而实现众多参与主体之间利益的相对均衡。那么，参与主体、选择行为和关系互动就构成了理性选择中民俗旅游的主要研究对象。
2.2参与主体
可以分成旅游消费者、经营管理者、政府及当地有关人员。行为：对于民俗旅游中关于民俗传承以及保护开发的问题一直是重点研究对象，也是困扰民俗旅游发展中的一个矛盾问题。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参与主体追求个体的最优行为；一方面是参与主体的行为受到其它条件限制而无法做到绝对客观理性引发的矛盾。互动行为：当中的参与主体多是根据自己所需所得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和行动，但是根据自己利益所得进行选择的时候往往容易导致结果并非是当初所设想的那般理想状态，很多时候是一参与主体获利另一个参与主体受损。不过因此，各参与主体之间行为就会相互牵制，导致不能单单一个参与主体获得最大利益而随意采取行动。但通过改变组合间关系，平衡各参与主体的最大利益，还是能得到最大利益化的。通过两个方面来帮助：一是参与的主通过体价值理性行动而产生社会价值的内在优势；二是各主体之间实现理想互动。
2.2.1社会价值理性行动的内在优势
民俗旅游是需要通过对民俗内在价值了解而提出新价值伦理的一个体系活动，实现民俗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才会更长远的发展。民俗旅游伦理体系中，人是主体，资源是客体；民俗旅游景区是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客体，而各参与主体之间互相为客体。为此，体现出经济效益、民俗效益、社会环境效益。
（1）经济效益。从本质上说，开发民俗旅游就是利用民俗资源从而创造不同以往的享受来满足游客们的猎奇心理从而获得经济收入的旅游。对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利益就是要能有一个高质量的经历保证，这也是民俗旅游吸引人的地方；对上层管理者而言，也要考虑到管理者的经济效益，否则很难利用更多投资开发更具特色的民俗资源。因此，参与民俗旅游的所有主体者都只有互相包容、遵守经济规律才是得以让民俗旅游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2）民俗效益。民俗效益是民俗旅游最为关注的重点对象。没有民俗资源谈不上民俗旅游，更不可能吸引旅游者们前往消费。民俗资源多依靠景区当地的自然环境或者先天事物，通过当地学者、民间艺人的发掘打造，加上当地政府的投资宣传的互相配合才能逐步建成一个具有消费价值的民俗旅游景区。但想持续地享有效益就必须学会平衡民俗资源，既适当打造开放又不能过度发掘甚至造假，否则易造成仪式化误区，降低消费者前往的欲望和口碑。
（3）社会环境效益。民俗旅游可谓是当今最受推崇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形势，对各个参与主体都会有效益。但总体来说对社会环境效益最为有益，有利于发展当地民俗地区经济。通过民俗旅游对当地餐饮业、住宿、交通等裙带关系方面都有经济推动作用；同时宣传当地社会经济环境进行招商引资；利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发展。民俗旅游自然重点在于民俗，民俗资源的吸引力就是刺激旅游者们消费的经济爆点，当地政府和旅游管理者可以通过开发独特的民俗资源，不但继承且宣传民俗文化同时激励消费者们愿意花费投资进行保护，又可以促进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团结，增强凝聚力。
2.2.2各主体之间的理想互动
民俗旅游中三个效益都会对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产生较大影响。各个参与主体与民俗旅游的资源景区互为联系，相互带动，构成一个个互动网络环节，来以此达到理想平台。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俗旅游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因素的旅游互动，在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研究时候，就不可只从微观层面来审视民俗旅游中的各个参与主体行为的规范与否，还应当从宏观层面来看待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和他们遵守经济神话规范所带来的各种效益，如此一来，将给民俗旅游带来更广阔的研究景象！
【摘要】经济社会学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以其对于经济规律与社会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把握，对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学习可以为环境法研究提供思路和范式，更给予思路上的启发。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 研究范式 经济规律
一、经济社会学理论简述
经济社会学定义。经济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以社会学家介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为特点，反思和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经济社会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至今在国际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名称和定义，
第一次给经济社会学下定义的是，1976年的，斯梅尔瑟，他认为：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研究经济背后中的社会学变量同非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研究经济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群体，经济与社会分层，第二个部分：研究经济行为本身，经济行为是如何把不同的角色和集体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对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研究包括地位体系，权威关系，权利系统等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 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 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 然而， 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 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 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 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 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 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 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 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 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 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 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 也就是说， 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我国的经济社会学发展现状。我国的经济社会学界1985年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经济社会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中国学者的经济社会学定义，：“经济社会学以经济和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社会学应该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把经济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既要研究经济政策也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随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社会学领域发表和诸多的著作，并且以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介绍—经济社会学对于我国的市场转型的指导意义，以及我国的自身的经济社会学学术发展的角度去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学的从产生到发展。
二、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理性选择理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
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这三种都是典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其他诸多的小范围理论，本文暂不赘述。
对于环境法的借鉴意义：①揭示了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经济本质。环境被视为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复合性的资产，他提供了维持他们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如同其他资产一样，我们要力图避免对这项资产不恰当地过低估值。环境为经济提供了可以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消费品的原材料以及使这种转化得以顺利运行的能量。最终，这些原材料和能量以废料的形式又返回给了环境。环境的资产这一经济属性根本特征是能量和物质的稀缺性。也就是可利用的极限性。也就是能量和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这条定律意味着从环境流向经济系统的大量能量被积累起来或者以废弃物的形式返回给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环境资源的分配和能量运转达成最大化的平衡。②揭示了环境资源法的效率价值。正如波斯纳所说的，正义的第二种含义---是效益。对于善法和恶法的概念，应当引入经济社会学中的关于效率的定义，所谓善法，不仅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规律。富有效率，能够促进和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这样，效率也是我们的一个要追求的目标。而我们在将资源分配给不同主体的时候，应该实现资源的配置功能，基于不同的权利给资源带来的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其其后所产生的效率效应。
经济学可以摒弃过去的法学的，以正义和公平作为衡量目标，可以从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成本分析，能够指出哪种法律制度的规定更能实现机会均等。促进经济的效益。这种法的经济效率价值分析的经济实质，在于揭示法所反应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规律也就是经济规律。而规律作为符合事务的本质的法则，类似于“自然法”和“正义法”。③揭示环境资源法改革的均衡目标。均衡分析时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使得单个决策者能够按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标准选择最佳行为方案，仅是实现了个体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均衡。个人不再有激励选择其他的行动方案。所谓的法律均衡是法律供给适应法律需求。不存在过剩，也不存短缺。通过将经济社会学引入到环境法的研究中，可以实现环境法资源分配以及代际分配之间的均衡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
摘 要：经济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一门交叉学科，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它的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来说大有助益，主要体现在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视角选择，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社会性本质与实现经济法之经济目的方面。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经济法；社会性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摘 要：从西方经济史来看，经济繁荣需要发展贸易。健康的市场环境是贸易的保证。需要政府明晰和保护产权。市场离不开政府的保护，而政府又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因此，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苏联的经济史证明专制体制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经济繁荣不能无视政治体制的影响，民主政体对于发展经济是必须的。但是民主政体形成的众多分利集团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共容利益是民主与经济间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市场；政府；体制；共荣利益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一直非常微妙。亚当斯密强调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资源可以达到最优配置。但是经常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于是政府进行干预。然而政府过多地干预会扰乱甚至扭曲市场。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研究这两个概念本身，远远无法认清这种关系的本质。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有各自的逻辑，各自受到其他某些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各自影响着其他一些因素。
本文试图引入更多的概念，从更大的背景中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理出一条逻辑链。并讨论经济繁荣、利益集团、民主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经济繁荣不能无视政治体制的影响，民主政体对于发展经济是必须的。共容利益是民主与经济间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戈兰诺维特（1985）认为经济行为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交易者的社会关系。而且，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在经济生活中创造了信任。这里尚没有必要过早得出如下结论：社会关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提倡甚至强调社会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交易行为存在很多违规操作，强调社会关系会进一步形成利益群体。奥尔森（2007）指出，分利集团为本集团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并不关心社会总体的经济和福利，它们只关注狭隘利益。而且，分利集团只做短期的打算和投资，而不会进行长期的资本投入。所以分利集团阻碍经济发展。在一个并不规范的市场中，存在大量违规操作，如果分利集团再利用违规操作、彼此共谋、攫取利益，从短期看，必然损害中国经济发展，这种损害的后续效应尚且无法估量；从长期看，扰乱市场秩序、危害市场规范，甚至破坏法律，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如果要从这种失序中恢复过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诺斯（2009）通过考察欧洲中世纪的几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案例，表明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面临马尔萨斯循环的时候，英国和荷兰通过发展商业和贸易，并且在此过程中发展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成功发展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循环；而西班牙法国通过其他方式最终以失败告终。
交易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因为市场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一个大市场可以保证产品和销售条件的专门化。设立了永久性的交易所。从日常进行的大量的交易中逐渐形成了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因为这些标准的交易方式降低了谈判费用（诺斯，2009）。
贸易得以成功实施，必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明晰产权的界定，并且可以强制保障合同的执行。登姆塞茨（1994）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他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和对未来的有效预期，激励资本向有更高收益的区域流动。基于产权而形成的契约，也必须有制度作为保证。如果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合同无法被有力地执行，理性个人会通过不履行合同来获取利益，机会主义将会盛行。
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所以不论在何处，制度总是掺杂着一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成本的部分。总体的市场是一个各种制度的混合物，有些能提高效率，有些则降低效率（诺斯：2008）。制度的存在，（1）可以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防止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2）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3）激励创新。（4）使得交易行为可以预期，从而激励长期的资本投入。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奥尔森（2005）也认为：“没有适当的制度环境，一国将被迫局限于从事自我是实行交易。”
制度被有效执行，而不是形同虚设，关键在于政府的权威和执行能力。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来保障制度可以成功有效地运行。而且这种权力必须具有强制性。在无法正常执行合同时，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而且理性的个人具有通过违反合约获利的机会和激励，所以只有当交易费用上升到超越他通过违反合同所获得的利益时，他才不会违反合约。任何理性的个人都可以这么做。而且，大规模的集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谁都不在交易过程中放弃违反合同获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奥尔森（1995）指出了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运用强制力或者选择性激励。如果没有强制力，如果交税这样的集体行动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强制性的、凌驾于一切的权力和权威只能交托给政府，因为只有政府具有使用强制力甚至暴力的合法性。奥尔森认为导致经济繁荣的一个条件就是有可靠的、界定清晰的个人产权，而且由政府来保障个人产权。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允许政府干预市场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政府和市场的配置才是最优的？
奥尔森（2005）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专制体制失败的必然性，任何私人领域的激励机制都站在破坏法律的一边，庞杂臃肿的官僚制度必然产生腐败和无效。他提倡市场型政府。政府有足够的权利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为避免政府走向专制，它还必须受到权力的约束。因此需要民主政体，至少是代议制。在这些民主体制中，质度的设计使得权威机构的决策最大可能地服从于广泛的利益。
通过引入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奥尔森理论，从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考察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其实还牵涉到其他因素，单独理解它们是片面的。逻辑关系链条其实很清楚了：
经济繁荣贸易交易市场环境制度保障执行权力政府限制权力民主
可见，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牵涉到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行为也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市场与政府看成经济与政治各自的代表，那么显然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实质上是隐藏其背后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这条逻辑链来看，处于中间的关键位置的是制度。从这一系列的逻辑关系来做整体把握，就能更好地理解诺斯（2008）的核心观点：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如果单纯讨论经济领域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和资源的自动达到最优配置，而不考虑政治体制的影响作用，那么一切努力必然是片面的，最终也一定是徒劳的。
民主政体意味着权力的分割、制约和监督。未经分割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或者一个集团中，结果必然是专职独裁体制。一个集团的专制虽然相比个人独裁有更多的权力分散，但是集团利益是一种共容性利益，使得集团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质性，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所以很难期待利益集团内部的权力制衡。利益集团往往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损害整体上的经济发展。或许其危害甚至不止于此。
关于经济和民主的关系，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奥尔森对于分利集团的作用的阐述（奥尔森，2005、2007），在书中似乎隐藏着这样一个矛盾：权力一旦分割必然导致利益集团的产生，因为权力总是伴随着有利可图的机会。从利益的激励来看，这些分利集团会继续寻求权力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随着权力结合的利益的计划时间变得很短，它也不会考虑到社会利益。但是分利集团之间的行动至少可以对于权力形成制衡。分利集团一方面追求狭隘利益和短期利益、阻碍经济发展，一方面分利集团的存在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不可缺少的“群众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经济繁育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矛盾？
看上去，利益集团的存在似乎成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体。然而，这种矛盾并非全然无法调和。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提出共容性利益的概念，虽然他还没有成熟发展这个概念前就去世了，但是至少给我们解决这个矛盾关系提供一条道路。
当分利集团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共容利益，那么它们会更多地从整体上并且长期地考虑公共利益，愿意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税收至少是一个共容利益，税收制度的改革为挖掘这一共容利益提供很大空间，并且税收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公共物品被提供出来使得更多的社会成员从中获益，显得非常关键。虽然在奥尔森的理论中我们只能找到这样只言片语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探讨的话题，试图更大规模地扩大利益集团的规模并且挖掘更多的共容利益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中国当前的利益集团本身为数不少，但是这些利益集团涉及到的获益的社会成员却并不多，所以本质上利益集团的规模还是没有大到足以代表社会中的多数人并且成为一个代表共容利益的团体。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发展涉及更多人利益的团体，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挖掘共容利益。
摘要：竞争平衡作为团体职业运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直被认为是职业体育良性运行与否的重要标准。运用经济社会学研究思路，采用历史与比较分析法，将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放在特定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网络中进行分析。认为：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缘起于职业体育全球化前的经验性总结，带有明显的单一联赛考察视角和片面的经济性目标追求，并依托其考察对象的高水平，成为西方职业体育运行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当今职业体育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竞赛结构的拓展以及收入来源变化，对该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此外，作为先发强势职业体育经验积累产物的竞争平衡理论对后发职业体育运行模式的适用差。因此，结合我国职业体育实际状况，应强化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性，提倡非均衡发展战略以谋求超越发展。
关键词：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缺陷；非均衡发展
从人类知识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旨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含有经世济民的的本源性理念。在主流经济学的论断中，资源稀缺是基本理论前提，诚如罗宾斯（2000）[1]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换句话说，在谋求推进人类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学需要借助或依赖于资源稀缺的理性手段，回答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最终目标的问题。即经济学更多是关注如何达到经济目标的过程，研究稀缺手段在市场互相竞争与合作之间的配置问题。正是在这种理论导向下，以研探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及其实现过程的福利经济学走上历史舞台。在福利经济学研究视线中，有关竞争平衡的研究首推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即竞争均衡的经济是帕累托有效的。这一定理向人们提供了对于竞争性市场经济保持信念的智力基础[2]。职业体育作为一种竞技体育的市场运行模式，其包含归属市场体制的本质内涵。按照C·E·林德布鲁姆（2002）[3]的市场体制概念，职业体育则具有按照市场配置资源，协调职业体育相关群体利益的制度体系的内涵。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则要保障市场在竞争中实现效用最大化，一方面市场要充分挖掘竞争手段在稀缺资源配置中的价值，发挥市场价格、利润等媒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协调相关利益制度安排上，又要兼顾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引下，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理论得以产生，并成为竞争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运行表征上，职业体育竞争平衡就要力图维持职业体育联盟内资源配置的平衡化，保证各球队实力的均衡，特别是球星的分布平衡。
回到现实，作为团体职业运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竞争平衡一直被认为是职业体育良性运行与否的重要标准。不过，近年来北美职业体育联盟却呈现颠覆过往传统，球星分布更加集中的特征。如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就显现出凯尔特人“三巨头”的巨大成功，到热火队“新三巨头”的炙手可热，结果2010—2011赛季全明星赛的东部阵容中7名球员来自这两支球队，无疑考验着联盟传统运行理论根基。而当前的欧洲足球职业联赛中，也往往呈现一两支球队集中过多优秀球星的强势格局，如西甲的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德甲联赛的拜仁慕尼黑，意甲的国际米兰等。2010年第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中，以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两队为班底（主力阵容中拥有10名两队球员）的西班牙队一举夺魁，拥有多名拜仁慕尼黑球员（5名主力球员）的德国队也取得佳绩。上述现象揭示的特征显然有违职业体育竞争平衡。作为后发的我国职业体育也出现了相类似的状况，特别是恒大集团的介入更将问题进一步激发。继强势出击职业女子排球联赛，又高调打造广东恒大足球队，该队冲超成功后的重金引援，购买了数名国脚级球员，打破了原有中国足球联赛的竞争平衡，使得反腐打黑后的我国职业足球再次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面对现实挑战，有必要重新检研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本研究力图运用经济社会学研究思路①，将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放在特定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网络中进行分析。在探究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理论渊源的基础上，采用历史与比较分析法，探究其存在的理论背景和现实缺陷，并结合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实际，考察我国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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