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0 09: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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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教材教学 内化外化 知行合一
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知行对立与知行合一等关系中阐述了如何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问题，认为要使学生通过“这一本”的学习达到自觉地去学其他“无数本”的永恒教育和修为目的，必须创设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并整合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从而达到入眼入脑入心入境的境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由《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有机融合而成的一门新课程．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为主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基于此，本人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探索，感觉到在该门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尚有几对关系必须厘清。具体来说：
一、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大学生的诸多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素质．它的优劣或好坏。决定着大学生的整体素质的性质与方向。而上好这门课的目的旨在培育和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使之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但要真正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仅靠《基础》这门课薄薄几章内容是不够的，“十处树木，百年树人”，这首先就要从教育理念方面有所突破。处理好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对刚人校的学生来说，对薄薄的《基础》课很容易产生错觉，加上中学已有所涉猎，对该课程的学习有轻蔑的倾向．会局限于对一些理论概念的掌握，而忽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长期修为的实践意义。因此，教师必须首先树立对该课程永恒教育的理念。要知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动态的永恒的课题，必须始终以学生为本，以开放的阳光的智慧的心态明确告诉学生．学习该课程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是每个学生毕生都要不断地磨砺和锤炼的过程。教师的职责在于启发和引导学生不单单去学“这一本”．而是要通过学“这一本”自觉地去学其他的“无数本”：不单单是蜻蜒点水学一点概念知识，而是要系统地学“大部头”；不单单是大一这一年“必修”的课。而是大学四年甚至毕生都“必修”的终身课程．必须兼收并蓄，用全人类的道德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其次，需要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心智健康成长的人文环境。因为思想道德修养教育不只是几位任课教师的事情，任课教师在这里只起个直接牵引的主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氛围。需要上至校长下至普通教师各个层面的配合．所有授课或不授课的教师都能担负起为人师表的职责．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教书育人的环境，使校园真正成为“道德良种”的培育基地。如果我们的教师本身不能为人师表或经常以调侃甚至搞笑的话语解读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或者整个高校校园充斥着各种权钱、权色交易的“潜规则”或学术腐败，连培育人才的环境都被异化、被污染，那么即使是编有再好的教材和拥有再好的任课教师。对学校的人文环境来说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恐怕是难以肩负道德重任的。
《基础》课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应是单一的灌输和被动接受，重在开启、重在点拨、重在举一反三。在教育过程中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要创新实践教学环节。要把实践教学纳入考核评价的范围，探索出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引下的教育实践，就是既要重视课堂教学，更要重视课外教学；既要重视理论教学，更要重视实践教学。
二、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
众所周知，要上好这门《基础》课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是这是一门必修的又被人误认为是务虚的公共课，对大学生来说，专业课才是他们将来找的学习缺乏内在动力。二是课程内容中学有所涉猎，教材内容自学也能看懂，加之书中有些内容理想与实现存在反差。增加了教好这门课的难度。三是这是由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并而成的一门新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新探索，内容多，全面掌握有一定难度。四是大多高校上这类课都是大班。课堂人数多，师生互动交流难。针对以上几种情况，要提高《基础》课的教学效果，真正使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课程。就必须抓教材、抓教法，必须厘清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问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教材本身而言，《基础》课是经过教育部审定的重点学科和重大攻关项目，有自己的体系，这是不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照搬照抄就形成教学体系了；就教学而言，教学源于教材、离不开教材。因此作为教师，首先必须吃透和熟悉教材，深刻领会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认真消化教材内容，把握教学目的与要求、重点难点，将教材作为备课、写教案，形成自己教学语言体系的基本依据。这是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第一步。其次，必须将教材体系有序地转化为教学体系。教学体系是紧紧围绕教材而又不拘泥教材的一种融合了教师辛勤劳动的思维成果，是教材有机的延伸和补充，它立足于教材，又深化和充实了教材，是教材体系艺术化、生动化和形象化的体现，目的是通过教师在课堂激活静态教材的辛勤劳动即时地将教材重要信息双向互动地传达给学生。这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形成一个中心内容并围绕这个中心来组织课堂教学。其三，整合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有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加以施教。其特点和优势是变单一的教学模式为综合的或多样的教学模式。避免了过去在教学方法改革中往往简单地用一种方法去取代另一种方法的片面性。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侧重面应该有所不同的。道德教育在于以现实的道德楷模的人格魅力和身边的人与事去感化、感召和影响人。在教学过程中应给予学生恰当的激励、赏识、理解和帮助，努力创设一种和谐、愉悦、智慧、民主的情境氛围，多给学生提问、回答的机会，注重讨论式和启发式活化课堂教学，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和以形示人，带动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升华人生理想，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而法制教育不要贪多求全，要突出重点．要有针对性，要联系当前的法制建设进程以及学生生活实际，重在法律思维、司法伦理和法律职业技巧的初步训练，适当创设技能演练的模拟场，采取体验式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形式，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趣味性。
三、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的关系
思想道德教育切忌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教学环境下，过分而单纯地注重知识的传授．把大学生当作一只机械的“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没有思维的碰撞，没有知识的消化吸收，没有感性到理性的交融，使接受者感受不到知识的价值和乐趣，缺乏对道德、法律等知识原素自愿自觉的追工作安身立命之本。对这门课求，缺乏对人生美好生活、健全人格和阳光心智的向往。使整个教学过程变得机械、呆板而又显得程式化，这显然是一种“授之以鱼”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最终导致学生被动、依赖、丧失主动性，过于服从权威和教条，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所以，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停留在此。不仅要“授之以鱼”．让大学生充分掌握并拥有这条“鱼”，把“鱼”牢牢拽在手上。同时更重要是要“授之以渔”．让大学生学会和掌握捕鱼的方式、方法，利用这种方式、方法去渔猎更多的“鱼”，使教育的目的能与受教育者的身心活动相融合，成为一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潜移默化的心理活动过程，充分开发大学生的自学潜能，使大学生养成一种对思想道德知识学习的自觉追求。真正塑造学生的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何况，思想道德修养是每个大学生毕生都要修为的漫长过程，且仅靠一二本薄薄的教科书是无济于事的，要靠社会实践的磨爬滚打的历炼，在实践中去百炼成钢。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文化中早就存有不少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道德观点，有些闪烁着智慧光芒能求仁求义求忠的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采撷和去吸纳，成为当代大学生赖以终生学习修为的事情。再如法律知识浩如烟海，想通过十来个学时的法制教育使非法律专业大学生都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点到为止，引发他们对法律学习的兴趣，如果片面地去追求传授应用性法律知识，必然挂一漏万。通过这十来个小时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领会法治精神，培养现代法治观念，这才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关键。所以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重点应该是法治观念的正确引导，尤其要重视培养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
四、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的关系
《基础》课是一门政治性、伦理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很强的课程。大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系统的学习，能够把所获得的道德理念、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和认知。进而启迪自己的心智和灵魂，外化为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修养的能力，从而成为高尚思想道德品行的履约者和实践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内化与外化教育交替融合的过程。因此，《基础》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是辩证统一的。内化教育是外化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内化教育就没有外化教育：外化教育又是内化教育的外显和表现，没有外化教育．内化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实际意义。它们互相渗透，内化教育中有外化，外化教育中有内化。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我们不能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谁比谁重要，而应该用内化于心的教育成果推动外化于形教育．用外化于形的教育实践巩固内化于心教育，使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因此要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切忌仅仅停留在《基础》课考试的分数高低或写一二篇读书笔记的好坏上，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有的大学生对思想道德和法律知识的内容耳熟能详．对主要观点背得滚瓜烂熟、平常也能侃侃而谈，但在日常道德的修为上不一定能得到大多同学的认同，而那些平时成绩平平、不太声张、说话有点迟钝迂讷的学生反而是道德的楷模或佼佼者。赢得同学们的赞同和认可．究其原因是由于前者对思想道德的核心价值观理解不透彻、思考不深人、认同不到位，没有真正把这些价值观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成为自己身心的一部分。实际上内化于心过程就是要使大学生真正信奉，把得到的知识、理解和判断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和认知，使这些价值观人眼入脑人心入境，把外在要求变为内在需要、把他律的思想道德原则转化为内在自律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过程。内化得越迅速，说明思想教育的成效越明显；内化得越彻底，说明核心价值观树立得越牢固，就像盐融于水一样成为自己生命血液中的营养，这样才能铸造和培养出自重、自尊、自信，思想品质堪称一流的大学生。
五、知行对立与知行合一的关系
在这里，“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包括知识、知觉、思想、认识等：“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包括行为、行动、践履、实践等。因此，“知”与“行”关系，也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思想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目前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最忌讳的是知行对立和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行而无知”，“行”就缺乏力量支撑。因为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行为，所以思想道德行为离不开思想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相得益彰。如果不去履行、不去修为，不能算是真“知”。“知”是为了更自觉地“行”，“行”是对“知”的最好检验和落实。如果知行脱节，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不愿意身体力行；或者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那么，培育思想道德核心价值观就成了“豆腐渣工程”。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存在知行对立或知行脱节的情况．大学课堂教学在整体上缺乏现实感和生活感。积极的、主动的参与大班听课毕竟不是大多学生发自内心的驱动力，有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才来听课，目的并不在于追寻自己本身思想道德素质的优劣。而在于猎取现实的可增加将来就业砝码的分数的高低。学生潜意识里注重的是专业的书本世界和未来的就业世界，因而存在着一种疏远于当下思想品质的训练和健全人格的煅铸，没有心思和闲暇去发掘去培育自己道德的修为。甚至现实的就业用人制度会牵引着他们走向一种既定的生活和学习模式。导引“知”与“行”走向的分离。难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当前高校应该关注思想道德教育知行脱节的倾向。高校思政教师更应积极探索并建立“知行合一”“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论文摘要]一直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讲课大道理多，内容枯燥乏味，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本课程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教学实效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实效性
一、整合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变系统讲授为专题讲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容十分丰富，讲授的道理很多，过去本课程基本上采用系统讲授的方式，力争面面俱到，但由于教学时间十分有限，最后这种讲授往往变成泛泛而谈，理论讲不深讲不透，实践教学也无法进行，学生对所学内容没有什么印象。而专题讲授则可以突出重点，集中时间和材料，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讲深讲透，达到解决学生现实思想问题的目的，所以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上，部分教师采取专题讲授方式，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针对大学生身心特点，紧贴教材内容，把社会外在要求和学生内在需要结合，把教学内容分为十个专题，即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及成长规律；大学生的学习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大学生身心健康与调适；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民族精神的培育；人生观的形成和价值观的选择；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宪法原则的领会与宪法精神的遵从；社会主义基本法律制度的具体与深化等十个专题，这样既能突出重点，又能把问题讲解透彻，而且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调动学生思考，探索问题，围绕专题广泛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集中解决学生现实思想问题，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说明力和有效性。
二、结合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基本教学方法还是应该以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教师的讲授使学生明白作为一个大学生应如何做人，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加强教学时效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在教学中重点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一）讨论、辩论式教学
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教育对象的主动能动性，激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辨能力，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他们关心政治，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但是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往往认识不清，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正面回答他们，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因此，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专题讨论或者辩论，引导他们自己去寻找资料，寻找答案，弄清以前认识中的错误所在，激发学生思考的主动性积极性，养成创新的学习态度，通过课堂讨论，分组辩论，师生共同交流探讨，改变了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局面，不仅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他们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锻炼学生敏捷思维，开阔其视野，并在相互讨论中，对与错的争辩中分清是非，受到启发和教育，从而确立正确的观点。
（二）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教学
大学新生进校时，普遍有许多不满意，不适应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确立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是一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想干什么，将要到何处去，能否被他人认同的一种感觉。这个时期的学生，失落感强，专业思想不平稳，对自己的前途目标迷茫，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用大量的，喜闻乐见的事例去启发引导学生，例如在讲授适应转变，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这一专题时，先以大学阶段在人生道路的重要作用为起点，从生活、工作等方面引导学生树立信心，找准方向，立志成才。这一方法的使用，不仅改变了原来说教的入学教学形式，而且能够为学生在确立自己的成才目标上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内容，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师“讲”与学生“讲”相结合方式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教师的课堂讲授是必要的，它可以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但是，适当地变换师生的角色，让学生自己依据专题内容讲课，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融洽师生关系。每学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第一次课，教师会根据教学内容，选取相关题目，学生从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课外查找资料，制作课件，撰写大纲，上课时由学生讲授，最后老师点评总结，这种做法不仅激发了学生问题探究问题的热情，而且对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活跃课堂气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直接影响教堂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适当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对提高教学效果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影视教学是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方式，形象生动的画面，优美动人的解说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能有效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愉快地接受教育。因此，笔者在教学之余经常关注一些时政节目，收集和积累了大量影视资料，这些影视资料片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和启迪，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式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方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学科。该课程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学生中普遍关心或普遍存在的政治、思想、道德、心理等方面实际问题，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使他们加深对理论的认知与理解，帮助其逐步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在讲授中，要特别注意针对一些难点、热点、疑点问题进行讲授。
三、利用人生发展设计工作室，加强师生联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授好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学生，大多的教师运用较多的是，通过教学中的提问、讨论，进行师生间的沟通，
了解其思想，为其解惑，但是由于时间有限，这种了解往往不够深入、全面。课堂教学中涉及到大学生个人发展与前途命运思考的很多问题不可能在课堂上完全解决，大学生遇到的各种人生困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课后以各种方式找自己的思政课老师谈心、寻求帮助。鉴于此，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胆创新，以高校德育实验室的形式，成立了“人生发展设计工作室”，作为思政课教师在课后与学生互动交流、对学生进行跟踪关怀的重要场所，工作室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后延伸，打通了课堂教学与课后衔接的教学通道，通过在工作室的工作，教师们“零距离”地面对学生求助，和学生密切相处，与学生深度访谈，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处于种种人生困惑中的学生。通过在工作室与学生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还能够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和学生关注的的热点难点问题，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既可缩短师生间的距离，还可以为教学积累具体真实的素材，使课堂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和理论水平
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效，教师的素质及理论水平的提高是重要方面，首先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发自内心地相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要热爱高等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学生，有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人格魅力，是大学生做人的导师和行动的楷模。其次，教师还应当具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及相关的综合知识以及高超的教学艺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设计到多门学科，教师没有广博的知识很难讲好这门课，故要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一方面需要教师博览群书，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教师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表述能力和努力培养善于打动人心，沟通心灵的艺术感，把问题讲得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第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时代性，还要求教师必须不断的吸收教学的新资料，新信息，对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要进行一定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使自己的教学讲授既是有理论性，又具有一定得时代感。
论文摘要：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贯彻“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对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使学生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知行统一，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知行合一；以行为本；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程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职教育不断走向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背景下，“基础”课教学也需要不断改革创新。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育人为本；要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要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重视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因此，在高职“基础”课中贯穿“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的教育理念，可以促进《意见》所提出的大学生思想教育目标的实现。
高职学生的特点
高职学生的价值观 如今，“90后”学生逐步成为大学生的主力。与“80后”学生相比，“90后”学生在价值观取向方面更偏向于个体而轻集体，更偏向于物质而轻精神，更偏向于现实而轻理想，更偏向于时尚而轻传统，这给高校育人工作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另一方面，“90 后”学生刚刚迈进成人的大门，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于形成阶段，还有很强的可塑性。为此，教育工作者更需把握他们当下的价值取向及相关学习特点，以促进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高职学生的学习劣势 高职学生在学习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同于一般大学生的特点。高职生入学成绩普遍偏低、基础普遍较差，进高职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在高职学生中表现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上进心、求知欲，厌学情绪比较浓。
高职学生的学习优势 高职生虽然与普通高校学生存在差距，但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具有活跃的思维，且动手能力、专业技能和适应性都比较强。另外，高职学生一般都对实习课程具有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体现在学生积极参与的要求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学生对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上。但由于思想认识肤浅，使得他们对思想道德教育存在一定的逆反心理，思想活跃但却相对散漫。因此，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存在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的现象。因此，要改变传统的“基础”课教学模式，提倡知行合一的理念，以提高教学效果。
“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的课程理念
知行关系，简言之，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是“行”的理论储备，“行”是“知”的实践转化，“行”对于“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知”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知识最终必须落实到行为上，其效果必须通过行为及其结果才能体现出来。
但“知”、“行”之间不是直接转化，它需要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知”、“行”之间是有效转化，还是有名无实。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仅仅是抽象地相信完善的人格的价值，还不足以防止过失的发生。坏的习惯必须打破，好的习惯必须培养。然后我们才能有希望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就高职学生学习而言，“知”是知识储备；“行”是实践；知行并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扎实地学好知识。因此，需要运用先学后教、案例讨论、习惯培养等教育手段，引导、促进由知到行的转化这一环节，增强转化的自觉性，加快转化速度，提高转化质量，才能使学生所学的道德知识导向正确的行为表现，使之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促进全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的教学模式
“基础”课既是理论课，又是实践课，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突出“基础”课的实践性，在加强道德和法律教育的同时，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知行统一，更要重视规范向实践的转化，引导大学生通过知行统一进行自我修养。
先学后教——激发学生的行动意识 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强调教学活动中人的因素，以人为中心，把人放在根本位置上。因此，从根本上确定以学生为主体的地位；把学生看成是积极的社会实践的探索者，而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先教后学，促进知行合一”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创造性发展，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学生自主性、探究性地“先学”辅以教师针对性、引导性地“后教”，最后配合学生练习和发散性思考，才能真正做到从了解到理解的知与行的统一。教学过程可分为“预习—讨论—引导—练习”，学生先预习课本内容，再针对未理解的部分进行讨论，学生对较难和仍未理解部分进行问题设计，并互相提问，教师对学生的互问互答进行引导、点拨、讲解。最后，教师再以练习对学生加以强化训练。所谓“先学”，并不是学生漫无目的地学，而是在教师简洁、明确地提出学生学习目标、自学要求并进行学前指导后，学生带着好奇、疑问在规定时间内学习指定内容。在进行引导时，教师应根据所教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思维特点，设计具有启发性、层次性的问题。所谓“后教”，是指在学生充分自学后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式学习。对于学生通过自学能够掌握的知识，教师不做过多讲解；对于仍不能理解的知识，学生在教师引导和点拨下进行讨论或让已掌握的学生讲解，最后教师进行补充。教师必要的讲解应是精要而且有明确指向的，能有效促进知识的升华和提高。这样，教师以合作者、促进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学生学习中来，打破以往教师“填鸭式”教、学生被动学的刻板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可推动学生个性发展。要改变传统的教师一人讲的模式，要让学生真正参与进来，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要转换到“教学组织者”的角色上来，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将传统的“问答”变为师生之间的“对话”，有效激发学生的行动意识，实现学生的“知行合一”，在课堂上真正做到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案例教学——促进课堂知识的实践转化 案例教学是指通过一个或几个独特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让学生在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过程中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案例教学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原理具体化，让它们处于一定的情境之中。这样，学生更容易激发兴趣，也更容易把握、理解这些概念和原理，从而将知识转换为行动前的理论储备。在教学中，教师可广泛地阅读有关的资料，选择与授课内容相吻合的案例，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提高他们参与案例研讨的积极性；学生根据提纲和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各小组可推举代表发言；针对讨论的内容、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讨论的表述方法等方面进行小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论语》开篇讲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谓“学习”，就是指“学”了还要不断地“习”。因为只有不断地“习”，才能温故知新；只有时时地“习”，才能熟能生巧；而对许多东西，也只有不断地“习”、时时“习”，才能“习”而成“惯”，才能变“知道”为“做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指出：“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则谆谆教导我们：凡是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化为习惯，只有熟练得成了习惯，才能一辈子也用不尽。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陶行知，原名文?F，后改名“知行”。所谓“知行”，即万事一定“知道”在前，而后才有“行动”，因此，这两者的关系应是“知”在前，而“行”在后。但他后来发现，“知道”相对容易，最重要、最关键的应是“行”，而世人最容易忽视的也是“行”。于是，为了警示世人，他最终将“行”置于“知”之前，把自己的姓名由“陶知行”改为“陶行知”。通过这些案例的讲解和讨论，既可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可为学生实践所学知识提供有益的现实参考，从而使案例教学有效起到促进知行合一的桥梁作用。
习惯培养——理论落实于实践 学生仅仅理解和掌握知识还不够，最主要的是要落实于行动。行是知识、能力、觉悟的集中表现，在这方面，理论教学后还要注重对学生提出行为要求，以期培养习惯，形成自觉，从而完成理论知识的实践转化。为了使学生坚持下去，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可注意给学生布置行为作业。例如，在讲“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时，要求每个人践行其中的某项具体内容并谈体会，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等。在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观念”时，为了增强学生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可动员学生给学校、班组和教师提建议，并履行一定的监督职责。为了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跟进考察，还可制定行为考察表。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爱国、爱民及前途、理想方面；道德修养；学习态度及成绩；法制观念；集体观念；恋爱观念；心理素质与个性发展状况；体育锻炼等。上述各项都有具体内容，各方面的表现分别评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等级。通过考察，对学生的行为起到督促检查的作用。总之，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是教学的根本目标。这一环节要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从而促进学生素质的切实提高。
综上所述，“知行合一，以行为本”教学模式的三个环节——先学后教，激发学生的行动意识、案例教学，促进课堂知识的实践转化、习惯培养，理论落实于实践，是高职“基础”课教学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三个方面。实施“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促进学生把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结合起来，把道德法律知识的学习与行为修养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知行统一。高职教育工作者应与时俱进，根据新形势、新变化，不断提高教育实效，促使学生知行合一，真正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
论文关键词：教材教学 内化外化 知行合一
论文摘要：本文从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知行对立与知行合一等关系中阐述了如何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问题，认为要使学生通过“这一本”的学习达到自觉地去学其他“无数本”的永恒教育和修为目的，必须创设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并整合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从而达到入眼入脑入心入境的境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是由《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有机融合而成的一门新课程．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为主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基于此，本人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探索，感觉到在该门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尚有几对关系必须厘清。具体来说：
一、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大学生的诸多综合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素质．它的优劣或好坏。决定着大学生的整体素质的性质与方向。而上好这门课的目的旨在培育和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使之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但要真正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仅靠《基础》这门课薄薄几章内容是不够的，“十处树木，百年树人”，这首先就要从教育理念方面有所突破。处理好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对刚人校的学生来说，对薄薄的《基础》课很容易产生错觉，加上中学已有所涉猎，对该课程的学习有轻蔑的倾向．会局限于对一些理论概念的掌握，而忽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长期修为的实践意义。因此，教师必须首先树立对该课程永恒教育的理念。要知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动态的永恒的课题，必须始终以学生为本，以开放的阳光的智慧的心态明确告诉学生．学习该课程的人生意义之所在，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是每个学生毕生都要不断地磨砺和锤炼的过程。教师的职责在于启发和引导学生不单单去学“这一本”．而是要通过学“这一本”自觉地去学其他的“无数本”：不单单是蜻蜒点水学一点概念知识，而是要系统地学“大部头”；不单单是大一这一年“必修”的课。而是大学四年甚至毕生都“必修”的终身课程．必须兼收并蓄，用全人类的道德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其次，需要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心智健康成长的人文环境。因为思想道德修养教育不只是几位任课教师的事情，任课教师在这里只起个直接牵引的主导作用，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氛围。需要上至校长下至普通教师各个层面的配合．所有授课或不授课的教师都能担负起为人师表的职责．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教书育人的环境，使校园真正成为“道德良种”的培育基地。如果我们的教师本身不能为人师表或经常以调侃甚至搞笑的话语解读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或者整个高校校园充斥着各种权钱、权色交易的“潜规则”或学术腐败，连培育人才的环境都被异化、被污染，那么即使是编有再好的教材和拥有再好的任课教师。对学校的人文环境来说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恐怕是难以肩负道德重任的。
《基础》课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知识性、综合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课程，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应是单一的灌输和被动接受，重在开启、重在点拨、重在举一反三。在教育过程中要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要创新实践教学环节。要把实践教学纳入考核评价的范围，探索出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引下的教育实践，就是既要重视课堂教学，更要重视课外教学；既要重视理论教学，更要重视实践教学。
二、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
众所周知，要上好这门《基础》课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是这是一门必修的又被人误认为是务虚的公共课，对大学生来说，专业课才是他们将来找的学习缺乏内在动力。二是课程内容中学有所涉猎，教材内容自学也能看懂，加之书中有些内容理想与实现存在反差。增加了教好这门课的难度。三是这是由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并而成的一门新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新探索，内容多，全面掌握有一定难度。四是大多高校上这类课都是大班。课堂人数多，师生互动交流难。针对以上几种情况，要提高《基础》课的教学效果，真正使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课程。就必须抓教材、抓教法，必须厘清教材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问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教材本身而言，《基础》课是经过教育部审定的重点学科和重大攻关项目，有自己的体系，这是不可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照搬照抄就形成教学体系了；就教学而言，教学源于教材、离不开教材。因此作为教师，首先必须吃透和熟悉教材，深刻领会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认真消化教材内容，把握教学目的与要求、重点难点，将教材作为备课、写教案，形成自己教学语言体系的基本依据。这是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第一步。其次，必须将教材体系有序地转化为教学体系。教学体系是紧紧围绕教材而又不拘泥教材的一种融合了教师辛勤劳动的思维成果，是教材有机的延伸和补充，它立足于教材，又深化和充实了教材，是教材体系艺术化、生动化和形象化的体现，目的是通过教师在课堂激活静态教材的辛勤劳动即时地将教材重要信息双向互动地传达给学生。这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形成一个中心内容并围绕这个中心来组织课堂教学。其三，整合各种教学方法的优势，有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加以施教。其特点和优势是变单一的教学模式为综合的或多样的教学模式。避免了过去在教学方法改革中往往简单地用一种方法去取代另一种方法的片面性。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侧重面应该有所不同的。道德教育在于以现实的道德楷模的人格魅力和身边的人与事去感化、感召和影响人。在教学过程中应给予学生恰当的激励、赏识、理解和帮助，努力创设一种和谐、愉悦、智慧、民主的情境氛围，多给学生提问、回答的机会，注重讨论式和启发式活化课堂教学，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和以形示人，带动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升华人生理想，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而法制教育不要贪多求全，要突出重点．要有针对性，要联系当前的法制建设进程以及学生生活实际，重在法律思维、司法伦理和法律职业技巧的初步训练，适当创设技能演练的模拟场，采取体验式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形式，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和趣味性。
三、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的关系
思想道德教育切忌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教学环境下，过分而单纯地注重知识的传授．把大学生当作一只机械的“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没有思维的碰撞，没有知识的消化吸收，没有感性到理性的交融，使接受者感受不到知识的价值和乐趣，缺乏对道德、法律等知识原素自愿自觉的追工作安身立命之本。对这门课求，缺乏对人生美好生活、健全人格和阳光心智的向往。使整个教学过程变得机械、呆板而又显得程式化，这显然是一种“授之以鱼”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最终导致学生被动、依赖、丧失主动性，过于服从权威和教条，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所以，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停留在此。不仅要“授之以鱼”．让大学生充分掌握并拥有这条“鱼”，把“鱼”牢牢拽在手上。同时更重要是要“授之以渔”．让大学生学会和掌握捕鱼的方式、方法，利用这种方式、方法去渔猎更多的“鱼”，使教育的目的能与受教育者的身心活动相融合，成为一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潜移默化的心理活动过程，充分开发大学生的自学潜能，使大学生养成一种对思想道德知识学习的自觉追求。真正塑造学生的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何况，思想道德修养是每个大学生毕生都要修为的漫长过程，且仅靠一二本薄薄的教科书是无济于事的，要靠社会实践的磨爬滚打的历炼，在实践中去百炼成钢。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文化中早就存有不少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道德观点，有些闪烁着智慧光芒能求仁求义求忠的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去采撷和去吸纳，成为当代大学生赖以终生学习修为的事情。再如法律知识浩如烟海，想通过十来个学时的法制教育使非法律专业大学生都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点到为止，引发他们对法律学习的兴趣，如果片面地去追求传授应用性法律知识，必然挂一漏万。通过这十来个小时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领会法治精神，培养现代法治观念，这才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关键。所以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学重点应该是法治观念的正确引导，尤其要重视培养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尊重、对法律的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
四、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的关系
《基础》课是一门政治性、伦理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很强的课程。大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系统的学习，能够把所获得的道德理念、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和认知。进而启迪自己的心智和灵魂，外化为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修养的能力，从而成为高尚思想道德品行的履约者和实践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内化与外化教育交替融合的过程。因此，《基础》课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内化于心与外化于形是辩证统一的。内化教育是外化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内化教育就没有外化教育：外化教育又是内化教育的外显和表现，没有外化教育．内化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实际意义。它们互相渗透，内化教育中有外化，外化教育中有内化。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我们不能人为地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谁比谁重要，而应该用内化于心的教育成果推动外化于形教育．用外化于形的教育实践巩固内化于心教育，使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因此要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切忌仅仅停留在《基础》课考试的分数高低或写一二篇读书笔记的好坏上，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有的大学生对思想道德和法律知识的内容耳熟能详．对主要观点背得滚瓜烂熟、平常也能侃侃而谈，但在日常道德的修为上不一定能得到大多同学的认同，而那些平时成绩平平、不太声张、说话有点迟钝迂讷的学生反而是道德的楷模或佼佼者。赢得同学们的赞同和认可．究其原因是由于前者对思想道德的核心价值观理解不透彻、思考不深人、认同不到位，没有真正把这些价值观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成为自己身心的一部分。实际上内化于心过程就是要使大学生真正信奉，把得到的知识、理解和判断内化为自己的想法和认知，使这些价值观人眼入脑人心入境，把外在要求变为内在需要、把他律的思想道德原则转化为内在自律的思想道德品质的过程。内化得越迅速，说明思想教育的成效越明显；内化得越彻底，说明核心价值观树立得越牢固，就像盐融于水一样成为自己生命血液中的营养，这样才能铸造和培养出自重、自尊、自信，思想品质堪称一流的大学生。
五、知行对立与知行合一的关系
在这里，“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包括知识、知觉、思想、认识等：“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包括行为、行动、践履、实践等。因此，“知”与“行”关系，也就是指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思想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目前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最忌讳的是知行对立和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行而无知”，“行”就缺乏力量支撑。因为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行为，所以思想道德行为离不开思想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相得益彰。如果不去履行、不去修为，不能算是真“知”。“知”是为了更自觉地“行”，“行”是对“知”的最好检验和落实。如果知行脱节，坐而论道。夸夸其谈，不愿意身体力行；或者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那么，培育思想道德核心价值观就成了“豆腐渣工程”。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存在知行对立或知行脱节的情况．大学课堂教学在整体上缺乏现实感和生活感。积极的、主动的参与大班听课毕竟不是大多学生发自内心的驱动力，有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才来听课，目的并不在于追寻自己本身思想道德素质的优劣。而在于猎取现实的可增加将来就业砝码的分数的高低。学生潜意识里注重的是专业的书本世界和未来的就业世界，因而存在着一种疏远于当下思想品质的训练和健全人格的煅铸，没有心思和闲暇去发掘去培育自己道德的修为。甚至现实的就业用人制度会牵引着他们走向一种既定的生活和学习模式。导引“知”与“行”走向的分离。难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当前高校应该关注思想道德教育知行脱节的倾向。高校思政教师更应积极探索并建立“知行合一”“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论文摘要]教师的教学魅力是影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的教学魅力主要体现在“实”“近”“活”三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教学魅力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魅力——“实”
1 教师的人格实在。要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基础课教师就要增强其自身的公信力，这要求基础课教师除了应善于传道授业解惑外，还要注重加强自身的人格魅力。具有魅力的人格通常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乐观积极向上的心理人格。(2)正直坦诚善良的道德人格。高尚的人品对学生的感染与影响将是长远的，基础课教师要想教好学生做人，自己首先必须高尚。(3)民主平等具有亲和力的法律人格。教师能否在课堂上营造一种和谐活泼的氛围，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关键在于教师有没有一种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以学生为友的心态和亲和力。(4)善辨是非具有创新意识的智慧人格。教学效果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智慧，一个反应灵敏、善辨是非善恶、在日常教学中充满着创新创意的教师，学生必然会被深深吸引，从而利于其教书育人。基础课教师除了应具备以上四种优秀品质外，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必定会为其人格增色。
2 教师的知识厚实。教师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做到满腹经纶，要具备纵深、复合、广博型知识结构，同时还要不断更新已有的知识，始终站在学科、社会的前沿。只有这样，学生才会为你的学识魅力而倾倒，并深深地信服你。
教师的学识魅力首先表现在对其所教学科的精通。基础课教师要深刻领悟教材主旨，对其逻辑结构烂熟于心，对教材要有高度的驾驭能力。基础课的使命说到底就是教学生做人，其育人目标是要培养内在人生观科学、外在行为素质良好的合格公民，教材要坚持由内到外、内在引导与外在规范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弄清楚了基础课的育人目标与育人理念，在上课时就能目标明确，并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教学，就能在思想、道德与法律三者之间穿梭自如。教师在精准掌握教材的同时，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更要有纵深的了解，这样才能讲准、讲透、讲深。基础课教师除了是一个专家外，还应当是一个大杂家，应当具备复合、广博的知识结构。基础课说到底是教学生如何做人的一门课程，做人的学问可以说涉及方方面面，到底怎样做是对，怎样做又欠妥，这需要基础课教师具有高度辨明是非的能力，更需要其具备渊博的知识，事事想在学生之前，学在学生之前，否则信手拈来的一些毫无考证的零星琐碎片段连自己都无法说服，又如何去让自己的学生信服。因此。具备复合、广博型知识结构会让教师教得有底气，说得有根据。学生也会因为教师渊博的学识魅力而信服和喜欢上教师。此外，教师的学识魅力还体现在教师对最新知识的把握和运用上。“90后”的学生不太喜欢纯理论的枯燥乏味的说教，他们更热衷于时尚新鲜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以时尚新鲜的方式接受理论知识。因此，基础课老师不但要有精深、广博的知识，也要学会把握时代的脉搏，始终站在学科、社会、科技的前沿，掌握最新的信息，用最新最时尚的知识魅力吸引学生。
3 传授给学生的东西终生实用。所谓学以致用，即学生来学你这门课就是要在实际生活、工作中派得上用场。否则，学生会问学这门课要干什么用?实际上，基础课的使命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做事的，可见，这门课具有不同于一般课程的超强实用性。一个老师工作再认真负责，教案、课件做得再好，但讲的东西若学生认为没用，学生也不会买账，不会认为其是个好老师。因此，坚持教学的实用性是基础课教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教师必须要解决的首要课题，解决好了这一课题，学生必然就会喜欢上这门课，基础课的教学魅力也就水到渠成了。因此，基础课老师要大胆创新、想方设法，努力做到让学生想上这门课，爱上这门课，要让学生觉得学这门课不但今天有用而且终身受益，真正以不可抵挡的教学魅力吸引学生，从而切实增强基础课的教学实效。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魅力——“近”
1 教学内容贴近学生。基础课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应该始终将这门课的使命(教学生做人)牢记在心，唯有如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案例或其他教学载体时才能时刻提醒自己，这些东西学生愿意昕?不愿听哪来的教学效果?不愿听又如何实现教其做人的目标?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教学载体时，一定要以贴近学生为基本原则，讲学生自己的事，讲学生身边的事。讲他们即将面对的事。教师要做到用他们身边的真实典型案例传授他们所渴求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实际上，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在学习、交往、集体活动、恋爱、兼职、求职、心理等热点问题方面的困惑很多，在远离父母、远离亲朋好友，必须独立面对、解决一切的情况下，在大学相对宽松的学习生活环境下，他们热切渴求良师益友的指导，这种渴求欲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关键就在于基础课老师能否把握其需要、了解其心理，并在平时的教学中做到对症下药。因此，基础课教师要努力去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所忧，讲学生想听的东西，讲对其有益的东西，用学生想要的方式去讲，做到有的放矢。
2 教学方式学生乐于接受。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每当教师在对着课本或PPT讲理论时，学生抬头率都不高，而每当教师讲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时，几乎所有学生都抬起了头。这充分说明，科学理论需要鲜活案例的激活，才会变得有生命力。关于如何培养人的基础课教学，如果没有关于人的鲜活案例那只能是没有任何实效的枯燥说教，可以说，没有案例就没有基础课。因此，基础课教学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案例教学，教师要善于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并在师生互动中使其受感染、受教育，从而切实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与魅力。当然，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精选主题突出、能很好驾驭的经典案例，而不能信手拈来那些毫无考证的琐碎案例，也不能是主题不突出的案例的堆砌，更不能是性质错误而误导学生的案例，坚决守住“学术研究无禁区，但课堂教学有纪律”的底线。此外，“90后”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看着动画长大，打着游戏娱乐，成长于高度动感的世界之中的，他们喜欢用感官刺激的方式接受新知识而排斥空洞枯燥的理论说教，因此，案例教学中优秀视频案例资料的作用不可或缺。而实际上，优秀的视频资料的震撼、感染、教育作用有时比老师的讲解更有效，因此，基础课教师要选好用好视频资料。当然，更要注意把握好度，在视频的长短、使用视频的频率上做到恰到好处，不能依赖视频资料。
3 教师语言与学生没有距离。语言魅力从一定程度上讲直接决定学生的到课率、抬头率，直接决定教学的效果。教师的语言魅力主要体现在其语言的时尚性、亲切感、感染力与幽默感上。首先，基础课教师要做到语言表达流畅准确，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要真正发挥其语言魅力，还必须在时尚性、亲切感、感染力与幽默感上下工夫。基础课教师若能用学生的语言传经授道，学生将会觉得是多么的亲切和乐于接受，如果再加上一些学生所热衷和追捧的时尚因子，学生一定会拍手称快，并在这种亲切感中耳濡目染，接受熏陶教育。其次，基础课通常都是一百人左右的大班教学，其教学难度远大于小班教学，如果教师整个课堂都是在用一个语调慢条斯理地讲授，不难想象在这种课堂上学生将一定是或昏昏欲睡，或交头接耳，或玩弄手机，或干脆溜之大吉。因此，洪亮、抑扬顿挫、富有激情的语言讲解魅力是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其参与到你课堂中来，使你的课堂教学具有感染力的关键所在。此外，生动形象、幽默风趣是语言魅力的法宝，这是寓情理于快乐笑声之中的最高教学境界。实践证明，凡是自觉到课率高、课堂上抬头率高、教学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一般无不具有幽默风趣的特质。西方有些国家甚至将是否具有幽默感作为评价教师优劣的标准之一，看来这还是很有见地的。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魅力—“活”
课堂教学的好与坏最起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死”还是“活”，“死”指的是严重缺乏学生参与、只有老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且学生没有收获的死气沉沉的课堂教学，“活”指的是有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互动良好且学生收获丰厚的参与式课堂教学。
1 静参与。静参与是参与式课堂教学的起码要求，也是底线。参与式教学绝非指整堂课或一次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学生在弄(实习实训类课程除外)，笔者认为那是借学生的主体地位推卸教师自己主导责任的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或至少是不懂基本教学规律的做法。笔者认为，静参与主要是指教师在讲课时不要整堂课都坐在电脑前自己讲自己的或读PPT而不管学生的反应，不要总是只有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种腔调，这样的课堂就是没有学生参与的死的课堂。与此相反，教师要在课堂上张扬些，要多走动，要善于运用自己语音语调，善于运用自己的眼神、表情、手势等各种肢体语言做绘声绘色的讲解，目的就是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真正让学生参与到自己的课堂教学中来，让学生跟着你的思路走，并学到知识受到启发，让课堂活起来。这是一种看似死、实则活，看似静、实则动的真正参与式教学，并且是具有真正实效的课堂教学。这是课堂教学的最基本形式，也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进行的。
2 动参与。动参与是参与式教学的常见形式，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师生互动教学。“教学”，顾名思义，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个方面，它是双方相互作用的一种过程与活动。因此，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完全由教师唱独角戏，动态的参与式教学即师生互动理所当然就成为我们必需的一种教学形式。动参与教学要求教师要善于采取演讲式、案例式、启发式、讨论式、辩论式等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的兴趣，使其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在师生互动的参与式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通过设疑-诱思-导理，即通过学生演讲、讨论或教师直接从导人的案例、问题人手，结合学生所关注的热点提出一些他们关心但有疑惑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去积极思考、讨论，然后在学生辩论、师生互动中正确加以引导，让学生学会明辨善恶、分清是非，进而让其受到启发，最终达到课后能自觉践行的目的。
3 心灵参与。参与式教学的最高境界应是心灵的参与，这需要师生之间具有高度的默契，也取决于教师健康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和生动活泼的教学艺术所散发出来的无穷魅力，更需要基础课教师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想学生所想、忧学生所忧、教学生所需，以自己的爱心、真心、真诚去感动学生。要教会别人做人，首先自己要高尚，基础课教师作为大学生名副其实的心灵工程师，理所应当将这一课堂中心灵参与的最高境界作为我们毕生追求的目标。
［论文摘要］文章对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和内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变革能够促进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教育的全面提高，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论文关键词］职业需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教学改革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快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基于职业需求，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和实践，对提高教学质量、增强课程的教育功效具有现实意义，对提高高职院校大学生整体素质、满足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需求、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
一、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的意义及现状分析
1.课程改革的意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我国高等专科、本科教育的公共必修课程，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体现，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头等大事。新形势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必须深入探索和研究。笔者结合高职院校课程教学实际，联系各专业的职业特色，针对其职业需求的普适性和特异性，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研究。以水利专业为例，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职业需求为依托，在培养学生基本道德素质的基础上，培养其专业应具备的诚信、忠诚、抗压精神；以计算机专业为例，侧重培养知识产权意识等。
2.课程改革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快速发展，使得职业分类和职业岗位不断增加，为职业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面对社会上众多职业，每一个求职人员都应该对自己的职业需求有客观的、合理的、科学的分析，保持合理的职业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因此，基于职业需求的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来说，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步伐必须加快，缓解高职院校毕业生走出校门面对职业需求的压力。虽然部分高职院校在教学方式、课程考核方式甚至课程体系方面等进行了改革尝试，但教学效果均不理想。教学改革和实践步子较慢，可供借鉴的经验较少。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思路
要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与职业需求相融合，以转变思想观念为先导，以课程建设为重点，以优化教学内容为核心，以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以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为突破口，以改革考评体系为环节，以多渠道教育为依托，以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感染力为着力点，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1.改革教学内容，把教材体系变为职业体验教学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生命力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回答大学生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课改中要将职业需求的实践性、应用性与国家统编教材的理论性、指导性结合起来，形成符合高职院校学生实际的教学体系。“职业体验式教学法”是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特点，通过创设实际或虚拟的情景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教学内容，使学生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构建知识，发展能力，产生情感，激发兴趣，生成意义的教学形式。将“体验式教学法”应用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中，在不脱离原课程教材基本要求和精神的前提下，以教材为蓝本，结合学生思想、知识、生活实际，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职业体验教学。可以组织各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在原教材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实际对教材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补充和完善，并针对各专业学生岗位需求特点开展职业专题教学。
2.改革教学方法，使校企合作实现职业体验式教学。首先，针对不同专业，在教学中广泛运用案例式、讨论式教学方法；每个专题运用一个典型企业案例，结合企业实际开展企业文化课堂讨论。其次，加大多媒体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的应用，每位任课教师课前认真收集典型案例，结合精品课程网站中丰富的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课后训练和拓展知识的空间。最后，开展课程教学方法研究。通过调研和教学实践，汇编典型教学案例、讨论题目和课件，并加以推广运用。
3.改革考核方式，建立学校和企业综合评价体系。课程应结合各专业顶岗实习和职业体验活动，学校和企业对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意识进行综合考评，将传统的“知识记忆”考核改为“知识应用”和“学以致用”考核。加大职业体验考核分值，逐步树立职业道德认知与实际行为、理论知识与职业实践、日常思想状况与关键时期表现相结合的科学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反映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道德品质。
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内容和拟解决的问题
1.课程改革内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应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方面入手，针对各专业职业需求现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可以促进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教育的全面提高，培养企业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深入企业进行职业体验专题教学研究和实践；在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上，结合高职院校的特点和专业实际需求开展研究；联合用人单位建立突出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教学资源库和测验试题库，反映职业需求的特点；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建立课程教学资源网站。通过课程改革，促进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依托职业需求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2.课程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巩固公共基础课应有的地位，解决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教学改革，使学校职能部门、教学系部、任课教师和学生全员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切实解决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将党和政府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关方针、政策和要求落到实处，克服教学中学科化偏向，过分注重专业课、轻视人文课程的问题，使教学规范化。第二，基于职业需求，在原有课程教材的基础上，扩充职业道德的内容、扩展职业道德训练，使课程职业道德内容更加具体化，增强实效性。第三，通过教学改革，彻底改变课程教学中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学生思想和生活实际，脱离学生成长、成才和就业实际的问题。第四，通过教学改革，改变旧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用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丰富的影像教学替代简单说教、填鸭式、我讲你听、我讲你背、我写你记的教学，使课程教学生动起来，使枯燥的理论鲜活起来，使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入脑入心，最大限度地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第五，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用生动的内容、科学的方法吸引学生，改变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被动状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第六，解决学生成人、成才过程中遇到的思想和法律实际问题，使学生学会成人、成才、成功。
四、结语
总之，应把职业道德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结合起来，并联系各专业实际把职业道德专业化、具体化，从而使课程进一步适应职业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要建立学校和企业综合评价体系，实现考核方法的“三个转变”。结合各专业顶岗实习和职业体验活动，由学校和企业对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意识进行综合考评，将传统的“知识记忆”考核改为“知识应用”和“学以致用”考核，将传统的课程结业考核变为贯穿学生在校期间的长期评价，将传统的任课教师单方考试变为企业和学校的综合考评。
【摘 要】现如今，许多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次人生幸福的同时忽略了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的义务。文章从赡养抗辩权透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关键词】赡养抗辩权；抚养义务；赡养权；赡养义务；法律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沦丧。比如说，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体现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时候，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恶意地不抚养、放任孩子，使他们失去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失去了信心，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没有犯罪，但是在他们的心理永远都会留下一片阴影，这成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潜藏因素。
对于这类事情，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进行完整调整和规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条文或者是法律原则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规定了遗弃小孩只有到达情节恶劣的时候才构成犯罪，才能剥夺父母老年的赡养权。其他的情形比如说，父母只给钱抚养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给钱抚养也不教育，或者遗弃小孩但是没有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律都不能调整或规范，而这个时候靠的仅仅是道德的调整。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不好，那个父母狠心，但却不能为这些孩子做什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也规定了他们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子女可以要求他们给付抚养费用，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救济措施，唯一的救济方法也只不过是社会舆论谴责一下，并不能切实的给以未成年人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道德谴责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承担，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从而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一、什么是赡养抗辩权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权是指：父母在子女未成年时没有善意的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时，成年子女得享有对其年老父母赡养义务的抗辩权利。善意履行包括为子女健康着想，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抚养不但包括物质的抚养也包括精神的抚养。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算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子女，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目前，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因为家庭原因，父母或离婚，或疏于管教，或放纵任由。对于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父母，法律并没有规定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和调整，仅规定了在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父母连这一规定都违反的时候，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余下的也只是由道德进行谴责。但是，道德的谴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道德化的法律。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确赡养义务的抗辩能有效的解决履行未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一个父母，当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善意的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便会失去老年被人赡养的权利时，或许鉴于法律的威慑力，父母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孩子。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古话，但大家是否想过，你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试问，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会对你尽孝吗？关爱是相互的，抚养和赡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同态复仇。同态复仇是屠戮的，残暴的，混乱无秩序无休止的报复行为，而赡养抗辩是合法的，合理的，是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
二、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赡养抗辩的法理基础如下：
1.道德不能穷尽一切，法律是弥补道德缺陷的有效规范。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一系列缺陷。比如，非确定性易导致过度弹性、自觉自律性易导致缺乏普遍有效性，非普遍性易导致标准多元化，过多至善理想性易导致缺少宽容和衡平。它们使得道德治理相对于法治而言，不能作为单独的国家治理方式而起作用。换言之，法律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在防止人性缺陷方面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唯有法律化的制度文明方能提供一种既能使坏人改过自新又能使好人不蜕化变质的可靠机制。所以当父母不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时，而违反这样的义务又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制裁性的法律后果时，仅依靠道德谴责尚不能实现本质秩序时，应将这样的道德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2.抚养和赡养是互负对等给付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不可能在他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逃避责任，而在日后却可以享受他原本应履行义务而得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义务的履行才有权利的享有，有权利的享有，必定有义务的履行。
3.公正的法律是体现正义的法律，正义的法律包含道德化的法律。正义的法律笔者认为包括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和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执行性的法律。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又包括纯正的技术性法律和内涵丰富的法律，而道德化的法律正是内涵丰富的法律的体现，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向，法律不应该仅具有技术性而无内涵性，有内涵有人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法，才是真正具有正义核心的公正的法律。
4.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婚姻法赋予未成年子女受父母保护和教育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对未成年人依法进行保护，孩子这一国家未来的源泉就很容易被恶性的世界观侵蚀，从而使人才更替出现断层。因此，“德教”应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爱的教育，由自爱到爱人、爱国、爱动物乃至爱所有优秀的传统教育并形成良性循环。
三、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1.家庭抚育既是道德调整的内容，也是法律调整的内容。道德偏重于强调抚育的精神方面，法律偏重于强调抚养的物质方面。由于道德和法律起作用的手段不同，导致实际生活中家庭抚育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所失衡。抚养义务人履行物质赡养义务较好，履行精神抚育义务较差；抚养权利人在精神抚育权利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并未因物质赡养权利的实现而感到幸福、快乐。因此，从法律重视这一问题，是实现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要求。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道德是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执法和守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法律是内在道德提升的外在条件。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跨越道德的底线，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服从道德的正义性价值取。法律能使道德规范化，使其上升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使其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威慑力，和权威性。道德对人的约束，是从内到外；法律对人的约束，是从外到内，两者是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赡养抗辩权立法创意来源于道德对不善意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的谴责，而通过对赡养抗辩权的立法又可以提升人们的内在道德修养。由此，赡养抗辩权不再是法律和道德的背离和相对，它将法律和道德有机的结合起来，原来仅能依靠道德来约束恶意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现在可以通过法律调整得以实现，从而有法可依，有法可惩。使得那些漠视道德的人不能再漠视法律。
2.赡养抗辩权不但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法律与道德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混为一体：
（1）法律和道德虽然都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功能主要是明确规则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指示和预示，是人们在进行行为操作的时候有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是从人们的内心调整人的行为，使其调整具有自觉性，体现一定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赡养抗辩权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就意味着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父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时候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否则就有可能承担失去年老由成年子女赡养的法律风险，因此就使得人们行为时有明确的方向性和预示性。而道德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能尽心抚养孩子的父母在道德层面上体现是内在的优良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他们对子女的爱，所以他们在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依靠的仅是道德的自觉性的体现。
（2）法律和道德两者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法律以有形的形式直接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方法，而道德则是以隐形的方式调整社会秩序，由内而外的控制人的外在行为。在立法上明确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统治阶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群体，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法益，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群体，同时他们也是国力的生力军，如果不以有形的法律对他们的受抚养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还仅是以道德这种隐形的社会秩序调整方式来调整就有可能会造成恶性循环。
（3）法律和道德的效力也不一样，法律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而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其约束性有存在局限，仅仅是依据道德谴责，或是社会舆论来实现起效力。赡养抗辩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原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谴责得以在现实实现，有了强制力和执行力。综上所述，赡养抗辩权弥补了道德机制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们有各自功能，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效力都不一样。
四、赡养抗辩权体现着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优秀立法精神
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体现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完成的不单单是自己家庭延续的职责，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延续的使命。对子女的关爱，抚养，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要求，将这一道德要求上升到法律规范的保护，是道德法律化的最好体现。而婚姻法将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加一规定和调整，以这一道德为立法基础，蕴涵道德要求，正是法律道德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有必要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1.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符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2.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重要途径。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思想，是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制约下的德治的结合，离开法治空谈德治或离开德治奢谈法治，都不可能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正确结合。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其重要途径。
3.在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过程中应当警惕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轻视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的作用，不能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混同起来，曲解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正确认识德治与人治的区别。
五、赡养抗辩权法律地位突显的必要性
1.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少年儿童，家庭、学校应把尊敬长辈，爱护老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他们从小懂得敬老尊老是晚辈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民进行有关家庭抚育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把《宪法》、《婚姻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宣传教育，使公民自觉自愿地履行抚养义务，维护抚养权利，促进关爱未成年人，爱护幼小，托起明天的太阳等风尚的形成。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一美德上升为法律规范，有助于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规范之下调整家庭关系，促进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
2.在立法中明确赡养抗辩权的地位，有助于从道德和法律中提升人性。赡养抗辩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它明确了应当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先行义务。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一句古话，明示着有因必有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千年古训。要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其应当履行本应履行的义务时却逃避履行，那么我认为，他当然的应该不享有由于履行此义务而带来的相应的权利，子女在成年后，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得享有赡养抗辩的权利。只有明确这样的相应因果，才能使人们明白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抚养和教育义务的相应法律后果，规范日常行为，从而在法律和道德中提升了作为一个人本应具有的善良和负责的人性。
3.突显赡养抗辩权的法律地位是正义的法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称:“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与善德的制度”
（1）奥古斯丁主张:“法律就是正义。”
（2）格老秀斯指出:“法律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
（3）简言之，法律应以正义作为其主导性价值早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正如:“法律若以正义实现为追求，该法便是善法；舍弃了正义的价值标准，法便是恶法。恶法不为法，人人有权予以抵抗。”
（4）同样，道德所体现的内在精神也是对社会理想的追求。理想性是道德的灵魂。道德总是想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同时也包括人类所一直执著追求的公平与公正。
因此，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时不抚养他，不教育他（她），使他（她）的物质生活和心理健康遭受损害，而这个受了损害的孩子长大后还要赡养他的不称职的，甚至可以说是逃避法律责任的父母，这样的法律是正义的吗？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吗？笔者认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六、结语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现代法治国家，不但公民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更要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要使平等享有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美国法学家米尔恩指出:“其实并非如此: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是在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中展示出来的。但是，在得以具有超越职责要求的行为之前，必须先有职责。圣徒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概念是以义务概念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圣徒和英雄们比道德要求于他们做的更多。”我们当然不能忘掉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够让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滥用权利，我们应该树立独立的法律意识，在法律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中升华正义的法律。
「摘 要“见义勇为”这一古老命题因为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而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探讨。笔者从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作为切入口，提出了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了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并提出见义勇为行为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远非一种法律关系所能概括。由于民法的保障、刑法的保障、刑事诉讼法的保障、劳动法的保障等并不能起到必需的保障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保障应定位于社会保障法范畴，由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负补偿责任，然后有国家向有关行为人追偿。
「关键词见义勇为，法律和道德，社会保障
2002年5月28日凌晨4时，在安徽省芜湖市，青年教师谢小云见义勇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妻子林金华及女儿生活无着，将被救助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辩双方的焦点集中在救火是不是谢小云死亡的直接原因，以及被救助者有没有义务赔偿等问题上。新芜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原告林金华胜诉，并责令被告支付3万元赔偿。这是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1].但这起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所引起的对“见义勇为”这一古老命题的讨论似乎要远远大于对这一案例本身的讨论。而事实上我国法律对此类问题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以下角度来探讨如何保障见义勇为行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概念的提出
（一）我国古代对“见义勇为”的概念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道德标准。
（二）国内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
1、国内地方性法规对“见义勇为”的规定
《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的是“除职务上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行为”。
2、国内学术界“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
有学者提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有学者从民法角度上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表述为：为了使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利益避免或者减少损害而做出合乎正义的行为”[3].有学者从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见义勇为应是指公民为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遭受侵害，奋不顾身，勇敢地做出的正义行动”[4].也有学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认为：“见义勇为一般是指当他人或国家、集体、社会的权益受到损失和侵害的时候，不顾个人利益，维护非己权益的行为”。[5]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见义勇为的概念表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
为此，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首先必须不负有特定义务。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局等。另外，企业为维护正常的安全经营秩序也会聘请一些工作人员，如商场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员等。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他们对违法行为以及游客溺水的紧急情况有救助的义务。如《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人民警察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可见，他们虽然实施的见义而为的行为，但是基于职务和义务上的原因，是不得不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其次，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因为构成见义勇为的基础或前提必须是有“义”的存在，而“义”是指社会正义，当然也包括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良心”，而“良心”则只能专属于自然人，因此，法人或其它组织不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第三，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如抢险救灾、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因此要与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一般的好人好事和助人为乐不需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区别开来。
（三）国外对见义勇为行为概念的表述和“见死不救罪”的设立
在国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精神，道德义务逐渐介入法律，不作为犯罪的义务开始扩大到道德领域。挪威、瑞典等国法律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在下列情况下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1）他认识到他人处于危难境地；（2）营救他人对自己并没有危险。《法国刑法典》（1994年）第223－7条新增一项罪名“怠于给予救助罪”，该罪规定，任何人故意不采取或故意不唤起能够抗击危及人们安全之灾难的措施，且该措施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事实上，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刑法典中，都有“见死不救罪”这项罪名。它们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行动救助，或能够唤起求助行动，对本人和第三者也没有危险却故意放弃救助的，要处数年的监禁和罚款。埃及法律就规定对有能力而拒绝向危难者提供帮助的人处以一年监禁和罚款最少1000埃磅的处罚；对有某项专业技术的人，如果需要利用他们的专业救援危难者而他们却有意避开，则对他们加倍惩罚；对自己不帮助别人而收到政府机关的命令后仍不执行者，则视为与罪犯同罪。
而与此相适应，在2001年人代会上，刘如琦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议案，他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立法内容应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上海市政协委员也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他们认为“光靠社会道德、政策倾斜、领导呼吁是不够的，惟有法律才具有强制性、普遍性、稳定性。现在有的国家设有‘见死不救罪’，各地对于见义勇为的奖励也有一定办法，这些都可以借鉴、总结[8]”。这些都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理由，然而笔者以为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立法者和普通民众更应该从西方社会所提出的“理性人”角度具体分析利弊得失，得出合情、合理、合法的结论，作出真正合乎“社会正义”的结论。
因而笔者虽然赞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条件下，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舆论的强制力不足以防止反道德行为的发生”，“利用法律手段使部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必须手段。这个由道德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就是道德法律化过程”[10].但现代法学则倾向于使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相对分离的理论，他们认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我们不能把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法律化，我们不能用法律制裁的方式去惩罚那些违反具有较高要求的道德恶行。我们应该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寻求完美的和谐和平衡。所以，笔者不赞同设立“见死不救罪”。理由如次：
（1）、从设立“见死不救罪”的法理基础看，笔者认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足够的法理基础
美国著名法学者波斯纳在其著作中对道德与法律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谈到道德的约束力时，他认为，道德确实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是一套对于他者（others）的义务，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义务。道德需要人们自觉遵守。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Fuller）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进步，则会受到人们的赞赏；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按照富勒的说法“愿望的道德” 是不能转化为法律[12].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在道德价值这个等级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比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博登海默认为两类道德中，第二类则不能转化为法律规则[13].
因此，笔者以为设立“见死不救罪”缺乏法理基础。因为见义勇为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那么必然会使道德“法律泛化”，使每个人陷于自卫之危险境地。那样的法律必然会是独裁与专制的法律，那样的法律也必然是自然主义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所争论的“恶法”，而为执政者所不采。
（2）、从现实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见义勇为者均具有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如日本的志愿者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拥有一定的工具、具备一定技能，才去做些见义勇为的事；在香港，是不允许百姓进入救火现场的。所以，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在中国的中学和小学的政治读本中已经删除了以前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如赖宁等。这或多或少对我们是一个启示。
由此可见，无论从立法基础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设立“见死不救罪”都缺乏合情、合理、合法性。所以笔者认为不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分析
（一）无因管理说
有学者提出：“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属性上，应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比较无因管理和见义勇为的概念及构成要件，两者极其相似，只不过无因管理在外延上包括见义勇为行为。由于见义勇为通常是在危难情况下做出的，且行为者一般要冒着一定的危险，故“见义勇为行为属于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无因管理行为”。
但笔者认为：比较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两者在很多方面虽然确有相似之处：如首先，主体具有相似性。行为人都是没有事先接受委托，又没有这方面法律义务的人；其次，行为意图具有相似性。行为都具有阻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意图。一般情况下，他人事务不得任意干预，否则构成侵权。但是见义勇为和无因管理行为法律赋予它们合法性，并加以提倡和鼓励。第三，行为人都是出于维护他人的利益而实施必要的行为。第四，见义勇为者和无因管理人都可能为其行为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第五，行为人都不要求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只要求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即可。
但是应当看到，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毕竟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1）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无因管理人既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或其它组织。（2）见义勇为是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无因管理则既可以是事实行为，也可以是法律行为。（3）见义勇为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正在发生现实的侵害[16]，如违法犯罪或灾祸。假想的或者并没有发生的侵害，则不能予以防止或制止。无因管理发生的前提条件是本人对自己的事务或财物一时失去控制，不能进行管理。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可能会出现利益丧失的危险。（4）见义勇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中，则有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中，只有管理人和受益人两种主体，没有侵害人。（5）在见义勇为中，见义勇为者受到的损害，可来自违法犯罪行为，也可源于自然力。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所受的损失，只是付出管理的必要费用。（6）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是为防止他人的合法权利受危害而实施的行为，但大部分无因管理行为都不具有紧迫性和危险性的特征。但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行为人所作出的行为一般是在有紧迫性和危险性的情况下作出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毕竟跟民法上的无因管理不能等同。所以，笔者认为将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定性为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欠妥。
（二）契约说
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不“无因管理”而是合同行为。此观点认为，在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第三人发出了要约，而见义勇为者则依此要约作出了承诺。因此他们之间便成立了一种合同关系。
但笔者认为：契约说存在诸多不足。因为见义勇为者和受益人之间是不以设立、变更、终止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而仅仅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这种行为与契约或合同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见义勇为者更多的是以保护社会安定、有序等公共利益为目的，其行为体现了良好的品行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出于订立合同的目的。
（三）公平责任说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公平责任原则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笔者认为：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由此可见，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前提是各方当事人都无过错，根本不存在有过错侵权人，即对当事人的损害不存在侵权人或侵害人。这显然不符合见义勇为所体现出的三种法律关系。
（四）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
从刑事上来说，见义勇为人的见义勇为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行为，而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
但笔者认为：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显然不够全面。因为见义勇为行为显然不仅仅发生在刑事领域，它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也不仅仅是刑事关系。如路人为救助落水的儿童而见义勇为显然不是刑事司法协助行为。
（五）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紧急避险行为。
但笔者认为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显然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无因管理说”、“契约说”、“公平责任说”、“刑事司法协助行为说”、“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说”都不能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给予合理的解释。因而它们也就不能给见义勇为行为者给予合情、合理、合法的保障。
笔者以为，见义勇为行为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法律关系。首先，见义勇为者与第三人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 “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 以及《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二条“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其次，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而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1.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2.管理人主观上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3.管理人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行为。由此可见，在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者之间形成无因管理法律关系。再次，第三人和见义勇为者之间形成侵权关系。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适当的补偿”
三、对见义勇为行为保障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颁布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山东、湖北、河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0余县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这些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
从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受益人要求赔偿自己受到的损害的权利；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制度赋予见义勇为人员向加害人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刑法上对于暴力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因而对于见义勇为人员有间接的保护作用；劳动法在关于在用人单位与因为见义勇为而伤残的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上，给予职工的特殊保护；社会保障法上的工伤保险、公费医疗或者医疗保险等制度使得见义勇为人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在医疗卫生（行政）法上，医院应当对于所有的危急病人予以及时的救治（否则有关医护人员应当承担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当然效果及于因为见义勇为而负伤的人员。
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地方性见义勇为保障法规的出台还是现有的法律保障机制来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障都是杂乱的、无绪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有有权机关出台的法律、法规。
四、社会保障法保障机制的提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见义勇为立法应定位于社会保障法范畴。具体来说，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因为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所以笔者认为，还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15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事实上，社会保障法不仅能够明确规定受补偿人的范围、补偿的原则和标准、获得社会保障待遇的条件以及待遇标准，而且能够规定社会保障机构为受补偿人提供咨询、解释和说明以及社会保障待遇的义务和责任，能够规定社会保障机构对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在受补偿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供法律救济的职能等问题，因而对于国家和受补偿人都具有约束力。因为国家本身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它用于纠正错误、弥补损失的所有财力、物力、人力均取之于社会成员，并且无须征得社会成员的同意。一个没有责任能力但又全权在握的主体，其行为方式一定是轻率的。
其次，从司法实践来看，现有的救济途径显然已经不适应价值多元和主体多元并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而事实上，我们发现在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关系中受益人有两个：一是私权利受益人被救助人及亲属；二是公权力受益人政府，施救人延伸履行了警方对公共秩序的管理职责，警方理应、补偿不足的酬金奖励、表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对见义勇为行为给予补偿。
再者，笔者认为许多人之所以能见义勇为，正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之所以能奋不顾身，正是基于对社会的信赖。所以公民的见义勇为行为的真正意义是其个人与社会的提倡与响应之间的契约，而不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的契约。所以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首先理应由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国家来负责，而不是完全由当事人个人承担。 “鼓励、支持和倡导见义勇为当无疑义，但并非民法一部门之任务”[23].
也许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的追偿人林金华在庭上庭下一再强调的一句话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一条人命不能与3万元划等号！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在英雄献出生命之后一点不成比例的补偿”。
【论文关键词】：新闻自由； 社会道德； 法律与道德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 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 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 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论文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 法律基础 实践教学 教学实践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
信奉，即个体人在认同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行为实践的情感体验，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向。道德和法律价值信念是人们在内化和外化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对转化为内心信念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价值及其真理性坚信不移，它是系统化的道德法律认知和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的结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的较高层次和阶段。信奉阶段除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高度自觉性、主动性外，还具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坚定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信奉的关键是“信”，其特点是对道德和法律有关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实践感悟、情感体验，坚信其认识的正确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并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烈的情感，它是激励人们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和法律信念坚定，则认识必然深刻，情感必然强烈，意志也就愈坚定，行为则愈自觉。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对稳定性，是指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转化为其自身意识和自身需要后，不会因为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动摇，相对稳定并持续地实施某种符合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行为。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进入信奉阶段，标志着两个飞跃的阶段性实现和完成。在信奉阶段，受教育者主体不仅能够依据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对稳定的实施道德和法律行为，而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
诚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片面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或者片面强调实践教学而忽视理论教学的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论文摘要]一直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讲课大道理多，内容枯燥乏味，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本课程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笔者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教学实效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实效性
一、整合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变系统讲授为专题讲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容十分丰富，讲授的道理很多，过去本课程基本上采用系统讲授的方式，力争面面俱到，但由于教学时间十分有限，最后这种讲授往往变成泛泛而谈，理论讲不深讲不透，实践教学也无法进行，学生对所学内容没有什么印象。而专题讲授则可以突出重点，集中时间和材料，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讲深讲透，达到解决学生现实思想问题的目的，所以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上，部分教师采取专题讲授方式，遵循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针对大学生身心特点，紧贴教材内容，把社会外在要求和学生内在需要结合，把教学内容分为十个专题，即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及成长规律；大学生的学习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大学生身心健康与调适；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民族精神的培育；人生观的形成和价值观的选择；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宪法原则的领会与宪法精神的遵从；社会主义基本法律制度的具体与深化等十个专题，这样既能突出重点，又能把问题讲解透彻，而且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调动学生思考，探索问题，围绕专题广泛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集中解决学生现实思想问题，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说明力和有效性。
二、结合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基本教学方法还是应该以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教师的讲授使学生明白作为一个大学生应如何做人，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了加强教学时效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在教学中重点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一）讨论、辩论式教学
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教育对象的主动能动性，激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辨能力，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他们关心政治，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但是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往往认识不清，甚至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正面回答他们，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因此，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专题讨论或者辩论，引导他们自己去寻找资料，寻找答案，弄清以前认识中的错误所在，激发学生思考的主动性积极性，养成创新的学习态度，通过课堂讨论，分组辩论，师生共同交流探讨，改变了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局面，不仅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他们提高综合分析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锻炼学生敏捷思维，开阔其视野，并在相互讨论中，对与错的争辩中分清是非，受到启发和教育，从而确立正确的观点。
（二）采用启发式、案例式教学
大学新生进校时，普遍有许多不满意，不适应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确立自身的“同一性”，“同一性”是一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想干什么，将要到何处去，能否被他人认同的一种感觉。这个时期的学生，失落感强，专业思想不平稳，对自己的前途目标迷茫，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用大量的，喜闻乐见的事例去启发引导学生，例如在讲授适应转变，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这一专题时，先以大学阶段在人生道路的重要作用为起点，从生活、工作等方面引导学生树立信心，找准方向，立志成才。这一方法的使用，不仅改变了原来说教的入学教学形式，而且能够为学生在确立自己的成才目标上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内容，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师“讲”与学生“讲”相结合方式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教师的课堂讲授是必要的，它可以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但是，适当地变换师生的角色，让学生自己依据专题内容讲课，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融洽师生关系。每学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第一次课，教师会根据教学内容，选取相关题目，学生从中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课外查找资料，制作课件，撰写大纲，上课时由学生讲授，最后老师点评总结，这种做法不仅激发了学生问题探究问题的热情，而且对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活跃课堂气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直接影响教堂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适当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对提高教学效果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影视教学是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方式，形象生动的画面，优美动人的解说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能有效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愉快地接受教育。因此，笔者在教学之余经常关注一些时政节目，收集和积累了大量影视资料，这些影视资料片使学生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和启迪，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式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方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学科。该课程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学生中普遍关心或普遍存在的政治、思想、道德、心理等方面实际问题，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使他们加深对理论的认知与理解，帮助其逐步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在讲授中，要特别注意针对一些难点、热点、疑点问题进行讲授。
三、利用人生发展设计工作室，加强师生联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要授好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学生，大多的教师运用较多的是，通过教学中的提问、讨论，进行师生间的沟通，
了解其思想，为其解惑，但是由于时间有限，这种了解往往不够深入、全面。课堂教学中涉及到大学生个人发展与前途命运思考的很多问题不可能在课堂上完全解决，大学生遇到的各种人生困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课后以各种方式找自己的思政课老师谈心、寻求帮助。鉴于此，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胆创新，以高校德育实验室的形式，成立了“人生发展设计工作室”，作为思政课教师在课后与学生互动交流、对学生进行跟踪关怀的重要场所，工作室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后延伸，打通了课堂教学与课后衔接的教学通道，通过在工作室的工作，教师们“零距离”地面对学生求助，和学生密切相处，与学生深度访谈，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处于种种人生困惑中的学生。通过在工作室与学生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还能够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和学生关注的的热点难点问题，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既可缩短师生间的距离，还可以为教学积累具体真实的素材，使课堂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和理论水平
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实效，教师的素质及理论水平的提高是重要方面，首先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发自内心地相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要热爱高等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学生，有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人格魅力，是大学生做人的导师和行动的楷模。其次，教师还应当具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及相关的综合知识以及高超的教学艺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设计到多门学科，教师没有广博的知识很难讲好这门课，故要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一方面需要教师博览群书，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教师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表述能力和努力培养善于打动人心，沟通心灵的艺术感，把问题讲得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第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时代性，还要求教师必须不断的吸收教学的新资料，新信息，对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要进行一定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使自己的教学讲授既是有理论性，又具有一定得时代感。
现代性社会的两大规范体系——法律和道德在不时的冲突和亲合。这种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迷惑以至于无法消除迷惑。即使是诸多的学者无论是前时的还是当下的，在诸如社会学、法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等上诠释着这一普遍而深奥的问题，并建立起各自的理论体系。虽有所共识，但仍旧无法达成和谐的一致。依然站在各自的领域内无休止的“争吵”着，谁也无法统合人们的认识。人类思维方式的不合一致及矛盾本身具有多角度思考的特性，决定着争论是必然的。这也昭示着法律和道德这一永久以来的矛盾体将是人类探讨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的永恒主题。
一、 法律的原初状态
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并非是人类产生时所带来的“自由圣经”。它的产生由其自身的社会轨迹。按马克思的观点，法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调整人类关系的手段。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中，生活在一种低下且和谐状态中的人类，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需求是不存在的。所以并没有适合它的空间。因此，我们不得不设问：在那时是什么使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即使它很低下？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谁”在支配，它又是如何支配的？而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那种原始的和谐的社会体系怎么会崩溃，即使它在慢慢地脱离低下？这时的利益关系又是由“谁”来统协的，并是如何统协的？
当古猿进化成原始人，古猿群成为原始人社会，并且各自为生存而“奋斗”时，他们就深深地烙印着利益分层（利益分层是这样一种体系结构：利益具有不同性，不同的利益具有主次，高低，大小之分。因此，按照一定利益标准可形成一个阶梯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类的利益趋向总是从高到低，从主至次，从大由小的。也就是说人类在选择利益时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功利选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存在着各自的不同利益，即使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外部特征，利益差别依然是实在。由于原始人自身固有的缺陷和自然条件地恶劣，造成生产力极端的低下，以至于个人无法独自生存。因此他们在本能运动的驱使下认识到“由于社会合作有可能使所有的人比任何孤军奋斗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不同的人就不得不谋求联合，走共同生存地道路。并最终在最原始、最本能的生存目标支配下合成一体。虽然人类为着同一的最高利益而暂时地基本一致，但是利益的不同性永远存在，也就意味着利益分层仍旧发生着作用。即使在被最根本且最高利益所掩盖和压制的它，依旧是不安分的。所以，同样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产生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任由它自然的随意放肆。因此，就需要一些普遍的被原始人共同接受的原则加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于原始条件下，并根基于当时最高利益下的原始的朴素道德观念，在这种现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负起了沉重而光荣的使命，充当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诚如恩格斯所言“一切问题都有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这种朴素的道德观念一直在“努力而勤奋的”工作着。在整个原始社会期间人类是靠这种自身的“最神圣的氏族法规” 维系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使其不断地进化发展。即使战争这一极端的纠纷争执方式的实际运用也是道德观念支配下发生的。
原始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一套基本一致的利益分配方式，同时又规定了对社会合作所产生之利益负担恰当的分配原则。虽然普遍而原始的道德观念由社会需求产生并以其自身的规律运作，但这主要不靠外在的物理性强制才被当时的社会中的人所遵循。而是人类对道德的认同，一种内在的信念，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伦理体系得以建立，乃是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希望创造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的强烈愿望。” 而“共同的伦理准则有利于增强社会的聚合力，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一个稳定且团结的人类社会显然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故而拥有正义、勇敢、刚毅、善良秉性的个人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人也是按照这种基本的体制实施行为，因而也愿意让自己容入整个社会。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于和谐的道德社会，也使利益的道德协调趋向于一致，不至于过分的动荡。
在普遍道德观念约束下的人类行为，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意味着行为总沿着道德原则设计的方向实施。因为利益分层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以不时地变换结构。所以在偶然地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可能并且事实是：人的自我约束是如此薄弱，以至于也会破坏道德原则。那种“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 的相反面也不时地出现。这种不确定而且不稳定的内在心理促使道德原则去寻找一些外在的非物理性力量加以补救，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氏族领袖的威信，普遍的社会压力，对死亡的恐惧等都在这方面发挥着他们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手段并非完美无缺，其本身的固有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外在的补救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在原始社会中，它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整个原始社会和谐的秩序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规则体系之上的。因此，称它为“原始法”是毫不过分的。
然而秩序的荣耀并非是永恒的。人类自身的和社会的进化使我们更多、更好的认识自己和自然以及社会，并逐步地改变自我并“驾驭”起它们。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所难免，自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程度在渐渐地降低，利益分层体系的结构在发生着变化。生存作为最高利益的地位被人类追求以生存为基础的个人美好生活所取代。因此，原本统一于原始道德观念下的联合体也在逐步的分化。经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的洗礼，个体作为独立的生产者最终形成，从而加速利益分层结构的再变化，导致原始道德规范体系的最终瓦解。因为它无法抵抗住在剩余物质增长并被氏族贵族占有进而私有化情况下所孳生的物欲、情欲、贪欲等私欲的攻击。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先生深邃的洞察力：私有财产给予人类心灵以巨大影响，并引起了人们性格的新特点的出现；它在英雄的野蛮人中已成为强有力的嗜欲了。确实，被恩格斯称为“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的道德规范体系在那些新生的人类性格特点面前是那么的弱不禁风，以致于一吹即到。这种在同一形式下的非实质一致的社会意识冲突被最终决定性的激化了，从而导致了冲突双方的公然的激烈的对抗，以致于原有社会制度的彻底崩溃。无怪乎恩格斯先生论道：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当然，某种制度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死亡，某种调整手段的弱化也非调整的失败。相反，历史的规律是，将出现更有利、更符合新社会的制度或调整手段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而这种或这些新的制度应该是承继了旧制度的某些合理特点，并创造性的带有新特征的，从而能够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体系。
在利益向着多元化发展时，利益分层的内容在不断的充实并且结构在反复的调整，因此，众多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情况下分化出来，产生了同一规范体系下的矛盾——道德冲突。但是它们却无力以约束自身来调整其自身的矛盾。因为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并不足以把已产生的人类私欲抑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反，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段因其固有的缺陷而放纵了人类的私欲。在“纯朴的道德高峰”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已融入道德的外部非物理性强制方式，由于过多的依赖于道德原则，也逐渐失效。因此，在此起彼伏的道德冲突下，为了存续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势必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克服道德固有缺陷的有效制度。
历史选择了法律，法律在这一契机下最终伴随着私有而来，并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着它巨大的优越性和顽强的战斗力。“只有在共同利益分化为众多的个体利益并导致普遍的利益冲突，仅靠道德、传统和舆论不足以有效维持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基本秩序时，法律的产生才成为必需和可能。” 进而法律成了道德冲突的协调者，是社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且维护着它产生后的社会秩序。当这个社会的自我运行或调控陷入到极端地不可解决地道德“陷阱”中，并不断地分裂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同时又不能有效地摆脱这些冲突时，为了这些冲突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我和整个社会毁灭，更为了这个社会在由表及里的层次上保持相对的和谐状态，就设置了一种表面上临驾于社会，实质融于社会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法律。它最基本的作用是缓和冲突并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可见，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 ，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 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 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二、矛盾的运动——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 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性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 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愿望虽然美好，却过于理想化。期盼或要求人们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前进而不去做相反的运动，是合理的。但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遵循于此，则是不确定的。唯一可确定的是没有道德和法律，这些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要道德和法律的现实存在，期盼和要求的内容就有实现的一天。因此，理想化的愿望需要实践。
道德的法——法律与道德的互动
前日与一位律师朋友讨论民间地震预报研究活动的时候，谈到了预报的法律问题。
我国《防震减灾法》第16条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而《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13条更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我问这位朋友：近来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杨智敏屡屡通过网络媒体个人预报意见（以前还称“只是内部学术交流探索，不要当信息”，后来却表态说“宁可错报接受指责，那怕只有1%的希望我还是要说的”）。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是否应认为其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
那位朋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认为：谁有权地震预报并不是处于地震灾区的人最关心的问题，而利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压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却可能是历史倒退。这位朋友的话确实反映了目前我国相关领域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国家法律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对地震预报意见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而另一方面公众又迫切希望获知预报信息，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类似的矛盾在医学界同样存在：我国对行医资格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是当肿瘤医院的专家们对癌症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没有行医证的民间术士接收病人开展癌症治疗，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合法？从道德角度来看：所谓“有病乱投医”，当专家们对不治之症束手无策的时候，换一个江湖医师总是多一线希望，哪怕他没有合法的资格。病人维护生命的权力不可以用法律手段剥夺。同样，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不少网友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专业机构地震预报不过关的情况下，听听民间人士的预报意见（哪怕是“大仙”也好）没准还能蒙对几个地震，总比坐家等死要强，何必那么顾忌法律上的教条呢？
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标准？这是个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地震预报问题上的对立观念正是法律和道德冲突在这一领域的集中表现。众所周知，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从道德意义上讲，公众感受到地震威胁，希望获知地震预报意见，这完全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与关心亲友安全的考虑，这种需求对灾区群众来说尤为强烈。而从法律意义上讲，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毕竟更多的人还要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他们的利益也应该被维护。如果任由个人散布预报意见，今天杨大仙说西部要震，明天李大师又说东部危险，势必造成股市狂跌、外商撤资、经济衰退、全国人民惶惶不可终日的动乱局面。要是国际奥委会根据某位大师的预报意见宣布拒绝来京，咱们这奥运会还能不能办？
笔者此处还想再举一个例子。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当年胡万林非法行医一案。事后法律界曾经有人指出：若不是治死人命，胡无证行医严格来说并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11条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满三年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也就是说，为了发展传统医学，我国法律竟不自觉默许了非法行医行为。只要是传统医学，就可以先治病，后考试。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漏洞，于是便出现了胡万林无证行医的畸形案例。这一事件反过来也说明国家从法律上加强医师执业管理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为了治疑难杂症而放宽对江湖术士们行医资格的要求，不知还要有多少人冤死于“杨万林”、“李万林”之手。那样做从道德上确是给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却损害了更多数人的健康利益，这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防震减灾法》对于地震预报意见的规定也不是没有漏洞：“任何单位或者从事地震工作的专业人员关于短期地震预测或者临震预测的意见……不得擅自向社会扩散。”但对于民间爱好者（非专业人员）却没有加以限制。所以国家才会在《地震预报管理条例》中加上第13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散布地震预报意见及其评审结果。”笔者认为，这种规定不应视为是“利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压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相反，《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扶持地震预报的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地震预报水平。”支持民间人士开展地震预报研究，与任其向社会散布预报意见并不是一回事。
笔者以为：法律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只能代表更多数人的利益。目前地震预报管理的现状应该是一个利益均衡的结果，也许日后政府会采取动态地震危险等级等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措施，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但作为一名法治社会的成员，我们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首先应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生命无价”便使天平倾向于道德一端。
教师职业道德是根据社会的道德要求和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进行的职业道德规范。
一、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选择
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选择是指教师在职业活动中，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做出某种行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的判断，这种行为选择体现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正确与否，都会直接或间接对受教者产生深刻的影响。教师对其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是维护教育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条件。教师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应注意如下两方面：一是行为选择是否存在自由意志。人的行为既然是在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通过社会关系表现的主观意志活动，就应该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离开了社会属性就失去了行为的意义。同时，人的行为必然发生一定的结果，要使行为人对所发生的结果负责，就应当承认行为选择存在相对自由意志，否则，行为人不该对此行为承担责任。教师的行为选择也是如此，在职业活动中，既要受教育法律、职业道德的调整和制约，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自己的意志支配其行为，体现教师的职业道德。二是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教师职业道德行为不仅涉及到行为主体个人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受教育者、教育事业直至社会的利益。由于教师的行为选择不同，实现的价值也就不同。能否选择正确的行为，实现有利于受教育者、教育事业和社会利益的价值，关键取决于教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是影响教师价值的重要因素。此外，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是影响价值取向的因素。教育实践中，经常遇到主观动机与行为结果不一致的现象，有些教师在选择行为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行为的结果则往往偏离价值取向，这种教育行为的选择不能实现社会需求的全部价值。所以，教师的行为选择取向寓于职业道德之中，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中，必须注重职业道德。
二、教师职业道德的法律责任
素质教育的实施，要求教师职业道德行为中要具有法律责任。教育法制不仅保障教师的权益，也要求教师应履行法定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一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要规范法律行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选择并实施的某种行为是有一定法律价值的，例如教师与学校订立的聘约合同、教师与学生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等都具有法律意义。不论教师选择什么样的行为形式，都将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二是教师在职业活动中要承担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对教师职业道德行为有着特定的规范，例如《教师法》第七、八两条，各从六个款项规定了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教师要依法对学生负责，如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品行和学业成绩等等。再如学生旷课，教师应查找原因；对有着逆反心理的学生，教师应讲究一定的方法加以引导；对于差生，教师不得歧视、排挤。有的教师对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实施打骂、侮辱甚至伤害，属于违法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价值
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很重要，既包括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建设，也包括教师个体的德性完善。教师职业道德的建设具有利己和利他的双重价值。一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完满可以使教师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指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教师必须拥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以身作则，才能影响好、培养好学生，让学生的成长过程奠定道德基础。教师德性的发展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教师德性的获得和提升是教师生命的表达和潜能的释放，有助于教师明晰教育工作的意义。二是教师职业道德对教师敬业乐业、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有重要价值，能优化教师队伍，调节各种教育因素充分发挥效力，是学校和教师队伍取得社会良好评价和有力支持的感召力之所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是相铺相承的。教师既要有较高的师德又要有较强的责任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职业道德，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专业水平。教师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是教师胜任这一神圣职业的重要保证。教师德性利己利人，价值重大；教师责任是法律规范，必须担当。教师要坚持依法从教，提升个人师德品质，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重要人生目标，自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实践有意义的人生。
作者：贾冬莲 单位：长春市二道区青少年宫
一、调查主要结果
从总体上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2013－2014学年度第2学期10所文科学院2013级本科学生以及2014－2015学年度第1学期6所理工科学院2014级本科学生的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运行情况是高度认可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把自评互评纳入“基础”课程考核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较好地测评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给予了学生更多交流机会和展现平台，是当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但与此同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现行的“基础”课程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两支队伍”融合等问题呈现憧憬与期待、抱怨与不满、疑问与忧虑相交织的复杂心理。
（一）自评互评有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但对“基础”课程改进教学方式存在憧憬与期待。“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作为试点班级的任课教师，您认为本次改革试点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有推动作用吗？如果有，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问题时，有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持肯定态度，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拟定和设计对于提升“基础”课程课堂教学质量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而且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遵守校院规章制度等。除此之外，依托自评互评，能够有效推动“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有针对性地结合行课学生客观实际和学院人才培养方案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进而使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均取得较大改善。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习惯于按照教材章、节、目内容进行循规蹈矩的逐条讲解，我们认为这种按照教材篇章顺序进行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略显僵化、生硬，明显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改革导向不符，它不能够解决教学知识要点多、教学计划课时少、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教学效果质量差等突出问题。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13位任课教师对“基础”课程改进现有教学方式、方法存在憧憬与期待。
（二）自评互评有助于测评学生基本素质
但对“基础”课程现行考核方式存在抱怨与不满。“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本次试点改革中有哪些值得肯定或不足的地方？”这一问题时，10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体现了测评公正、机会平等、团结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初步做到了综合测评学生的课程理论知识习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思想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但是，有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对个别学院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管理过程的松散化和随意性、成绩测评的简单化和趋同性等问题存在不满情绪，对校、院关于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配套进行的课程平时成绩改革导致课程平时考核繁琐化、量化课程作业导致作业质量贬值化等问题存在抵触情绪。调研发现，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来规范自评互评管理，强化平时课程考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何使“基础”课程考核方式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使刚性约束与柔性管理相结合，在克服以往考核方式存在“重智轻德”、“高分低能”等弊端的基础上，真正达到“释压减负”、“知行合一”，既取得教学质的提高也获得考核量的平衡还迫切需要全面的统筹规划。
（三）自评互评有助于“两支队伍”融合
但对构建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存在疑问与忧虑。“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回答“您认为怎样能更好地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和学工队伍的融合？”这一问题时，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使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与学工队伍长期存在的“人为分裂”或“二元对立”等错误思想倾向有所遏制，有利于“两支队伍”的亲密合作。依托自评互评，“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主动与任课学院学工部门负责人联系，全面了解对口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熟悉行课学生专业的发展前景和毕业的就业现状；同时，学工部门负责人（辅导员、班主任、副书记、书记）率队深入课堂随机听课，既了解任课教师的授课特点，观察行课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使没有上过“基础”课的学工部门教师较好地熟悉“基础”课程教材内容。通过课前交流、课后反馈，任课教师和学工部门负责人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宽泛的接触和更为紧密的联系，使“两支队伍”能够群策群力、协同分析本院学生在课程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一套稳定、持久的长效机制并没有构建起来，“两支队伍”融合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二、调查现状分析
当前，我校“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成绩与问题依然并存。我们既要清晰看到“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对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明确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推动作用，对促使校、院人才培养体系科学化、完整化的助推作用，也要深刻认识“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其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结合调研情况，我们认为只有选择正视现存问题，善于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辩证、客观、公正地看待“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现状，才是推进我校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自评互评意义尚需突出强调
“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考，而是多侧面、多视角地考量每个学生的教育自主性、参与自觉性、表达自如性，甚至管理自治性。它既是一次常规的课堂教学，又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课程学习；它既是一次规范的过程考核，又是一次与众不同的随堂考试。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包括班主任、辅导员、副书记等学工系统负责人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提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比重和分量，提升学生对“基础”课程的心理认知和情感认同，真正让当代大学生做到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与课程考核严肃性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愉悦接纳“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过程中，达到受教育、长才干，锻炼自我、完善自我的作用。
（二）自评互评指标尚需删繁就简
在具体实施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学院制定了涵盖明德与守法两大汇报板块的学生课外思想道德培养与综合表现评价体系，要求学生必须在不低于5分钟的时间段内至少汇报6方面内容：（1）在成都大学的自我定位与本期发展情况；（2）人生理想及自我实现的准备；（3）身心和谐发展情况；（4）学习目标与达成情况；（5）日常生活道德践行情况；（6）个人法治、规则意识及遵守情况。它内在地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概括能力和良好的表达能力，旨在促使学生较为全面地去反思自我、认知自己。然而，不少班级学生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根本来不及汇报完上述内容，这就带来了汇报者汇报时蜻蜓点水、草率应付，点评者打分时无从下手、盲目给分的问题。我们认为学院还迫切需要根据具体院情进一步整合测评体系中的指标内容和具体维度，以利于学生汇报时特色鲜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学生点评时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评分客观。
（三）自评互评过程尚需规范管理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学生参与“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态度是积极的，考前准备也是认真、充分的。但是，教师们认为学生在参与自评互评考核过程中仍旧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学生在自评汇报时嬉笑怒骂、嬉皮笑脸，主题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观点不集中，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一些互评学生在听讲时心不在焉、心神不定，有的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充耳不闻，甚至有个别学生耍手机、看小说、睡觉等。还有一些学生在提问时乐于提一些与测评内容无关的哗众取宠话题，甚至说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激进言语，还有个别学生在自己汇报完以后对其他同学汇报不上心，存在故意迟到甚至旷课缺席现象。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自评互评考核过程，形成一套严格管理和严肃纪律的自评互评考评制度，营造一种相对严肃、紧张、活泼的测评氛围。
（四）自评互评配套尚需丰富完善
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现行做法具有率先垂范的作用。但是，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强烈呼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够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所有问题，“基础”课程不能包打天下。同时，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介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功能和价值同样不能无限拔高，仅仅依托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来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还是势单力薄的。13位“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认为：在课程平时考核方面，要适度增加一些小测验，以重点考核学生对重大现实问题、敏感问题或者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能力；在随堂考试方面，要尽可能地设置一些开放式的、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回答的问题；另外还需要配套进行“基础”课程网络化教辅、计算机考试等措施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三、对策与措施建议
基于调研情况分析，上述问题的形成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的内涵建设力度不够导致了课程的含金量不高；二是“基础”课程教学方式的创新性不强导致了课程的吸引力不强；三是“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约束性不硬导致了课程的严肃性不够。基于此，我们认为“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统筹兼顾，以利于推进“基础”课程自评互评考核方式建设和改革的科学化发展：
（一）培养专家型人师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在自身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等内涵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要打造一支自身素质硬、理论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高素质、高学历、高职称专家型“基础”课程任课教师队伍。那么，如何把现有的“基础”课程“经师”培养成专家型“人师”呢？我们认为校、院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力度外部引进优秀人才以外，更要注重内部培养，加大师资培训支持力度。要给予“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多的课程观摩、学术交流、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的机会，定期组织省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同行开展以交流经验为主的教学研讨，定期组织“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参加新课程标准、新修订教材、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还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个性特点、价值取向……以利于“基础”课程任课教师更新现有知识结构，掌握先进教学手段，夯实专业技能基础，完善教师道德人格，进而有效驾驭自评互评考核方式改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
（二）倡导网络化教辅
古语说：“凡益之道，与时皆行。”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础”课程任课教师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因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单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普遍满意度较低，更是不满足于网络教学资源的匮乏，他们大都欢迎课堂讨论、分组讨论、小组辩论、网络教辅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双主体”教学形式。鉴于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方面虽然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网络缺失的教学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取得理想的预期教学效果。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当代“90后”大学生“无时不网、无处不网”的现实状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基础”课程任课教师不仅要在常规授课方面下功夫，广泛开展专题教学、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等，还要充分利用好网络教学平台等新媒体，主动走进学生的网络生活，借助网络化教辅扩展自评互评的边界和功能。
（三）增设计算机考试
自评互评考核方式的成功试点，使“基础”课程最终形成“平时、随堂、自评互评”三位一体考核方式。实践证明，这样的考核方式实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改革的重大突破，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三位一体”考核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主要不足在于考核刚性不强，致使学生的分数普遍偏高，及格率大幅度提升。这就造成部分学生对“基础”课程学习的不重视，存在“想考高分不容易，想不及格也不容易”的错误心理。面对这一问题，“基础”课任课教师一致认为，应增设计算机考试方式，重点考核“基础”课教材中最基本的概念、原理等知识，形成“四位一体”考核方式，以确保“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总之，扎实推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考核方式改革任重道远，还迫切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现有成绩基础上持之以恒地探索和努力。
作者：岳鹏万君曹游宇何翠微单位：成都大学
一、开展分层教学的必要性
从2010年起，我校进行了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在教学过程中推行“行动导向法”，实施“项目教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也进行了项目教学的系统化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学生存在智力、兴趣爱好、前期知识储备等方面的个体化差异，以统一的教学项目和评价标准去应对所有的学生，势必会造成部分学生学有余力而部分学生达不到教学目标的情况。根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人在满足吃饱穿暖等低层次的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need）和安全需要（Safetyneed）之后，就会产生被尊重的需要（Esteemneed）和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need）等方面的高层次需要。如果学生能顺利地完成课程所要求的教学项目，就会获得“高峰体验”而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追求这种体验的行为动机，可以推动课程的学习。相反如果不能完成课程的项目任务，会使学生产生挫败感，导致对课程的厌烦感，教学效果不能保证。为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有必要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与其能力相匹配的项目任务，使得所有的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产生主动学习的心理动力。
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分层教学的实施
（一）分层的方式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采取无差别的方式，教学项目任务。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把学生按甲、乙、丙、丁四个层次分组。在这个基础上，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不同的项目任务，确保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发展情况动态地调整教学项目的难度，乙组的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升到甲组。甲组的学生不能胜任该组的项目任务，也可以调入乙组。
（二）统一授课和分层辅导相结合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为了保证授课的效率，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集中式的班级授课模式开展。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授课的方式是一致的。为了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程度，我们采取“统一授课，分层辅导”的方式。对于接受程度比较好的甲组和乙组的学生，强调“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教师帮助点拨为辅”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丙组和丁组的学生则以“帮助”为主，重在带领学生学习。目的在于引领学生在各自的“最近发展区”发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需求,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心理因素的积极作用。
（三）关注学生的自尊，避免分层教学的负面效应分层教学的目的在于激发不同层次学生的习潜能，使不同层次的学生获得适合自身的发展。然而，给学生进行分层，难免会给学生贴上“三六九”等的标签。尺度把握得不好，会给处于低层次的学生带来心理阴影，对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对“分层”的操作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在分层的过程中，弱化“层”的概念，强调“分”的原则。
（四）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的评价方式为了配合“项目教学”的实施，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采用了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方式。1967年美国哲学家斯克里芬（M.Scriven）首先提出了过程性评价(formativeassessment)的概念。随后，过程性评价被美国教育家卢姆（B.S.Bloom）应用于教育实践中。过程性评价将评价对象过去的表现跟现在相比较，或者把被评价的个体的有关侧面进行相互的比较，从而得到评价的结论。这种评价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能及时、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中的情况，评价更为真实、客观。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地将评价的结果反馈给学生，可以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到自己阶段性的学习效果，促使学生积极地进行反思和总结，端正学习的态度，调整学习的方法和心态，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虽然过程性评价有着终结性评价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教师工作量大，不同教师对评价标准的把握主观性大等缺点。相比之下，终结性评价具有评价效率高，客观性强等方面的优点。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过程性评价的补充评价方式。
三、分层教学的实施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在班级集中式授课的组织模式下，对课程《职业道德与法律》进行教学改革，采用分层教学的形式，可以迎合各种层次的学生的心理需求。有效地解决了后进生和优秀生之间，获知进度不均衡的矛盾，使所有的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乐”，从而有效地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分层教学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项目式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职业道德与法律》不同于专业课，项目的主观性较强，项目难度的界限不好界定。另外，在教学的过程中，授课教师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准备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资料。如何解决这些分层教学在实施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是一个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程秀鸾单位：广西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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