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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法概念的提出及其定位
关于法学分类方法,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以来,就长 期影响着大陆法系各国法律部门的定性。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区分成为法律体系化的基础 .(注:[奥]凯尔森着:《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26页。)作为制度的结果,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已形成了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并 因此形成法学的体系。就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法所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凡是有关公益 的法为公法;有关私益的法为私法。从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标准,凡以国家或公同团体的 一方或双方为主体而规定法律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私人相互关系的法为私法。从法律 关系的内容为标准,凡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与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而规定公民 相互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 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并将社会法视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 法域。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从各国学者 对社会法的研究和理解看,社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 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有关社会法规的总称。它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 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 大众的福利。将所有有关社会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地称作社会法或社会立法。( 注:陈国钧着:《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以维持这 种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存及其福利的增进为目的的诸法律在学术上按体系分类,称为 ‘社会法’,并被试图加以体系化。”(注:[日]星野英一着,王闯译:《私法中的人 》,《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而狭义的社会法,通常 是专指社会保障法。
德国是较早提出社会法概念并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对社会法的概念采取了狭 义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德国试行了工业社会化 政策,并开始了社会法的研究。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在德国同样存在着分歧。有人称 社会法是调整对收入(如工资)、个人待遇不足或其他特殊负担及损失进行平衡的社会支 出以及与之相关的预防和改正措施的法律部门。它还应包括对“社会弱者”提供机会的 有关法律以及有关社会救济的基本保障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 》1993—1996,第264页。)还有学者参照联合国宪章第22条的规定来定义社会法,该条 款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有权享受必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以符合其人格尊严和促进其个性发展。”因此,将社会法理解为消除社会不公平和 不平等待遇的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1993—1996,第264页。 )由于认为前者对社会法的描述不够精确并过于武断,后者对社会法的定义过于宽泛, 因此这两个定义在德国都未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学者是从《社会法典》的规定来定义社 会法,该法典第1条第1款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应有效调整社会福 利支出(包括社会救济和教育性救助)。它应协助、保证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为性格之 自由发展创造平等的前提条件;保护家庭并促进和谐;保证自由选择就业方式以谋取生 活费用;消除或协调生活特殊负担。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法,则社会法 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其他调整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 如劳动法和租房保护法,尽管它们的宗旨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弱者,但也不包括在社会法 中。因此,在通说上,德国的社会法就是指社会保障法,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
在法国和日本,社会法的范围比德国要宽泛。法国一般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 保障法。在日本,社会法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法究竟是一种法律 观念,还是根据这种观念制定的法律,都曾经引起过争论。最初,在学者的心目中,社 会法一词意味着:修正以个人的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为基本原则的近代资本主义法 的新的法学理论;根据这个修正理论而制定的法律,不属于私法、公法等任何一个旧的 法律部门,而成了新的、第三个法律领域。劳动法是其中的典型并得到了发展。随着日 本进入战时体制,社会化思想迅速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法在日本重新得到发 展,现在,社会法一词,通常被学者非常实际地肯定为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总称, 或者指社会保险及有关社会事业的法。(注: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 国外法学知识译丛?法学总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在英美国家,社会法通常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在英国,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 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利设施、抚恤金以 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厂法属于社会立法。(注: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33页。)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着的《Social leg islation》一书中对社会法的定义为许多学者所引用,他指出:“我们今天所称之‘社 会法’,这一名词的第一次被使用是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代曾立法规定社 会保障,以防疾病、灾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其立法意义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 险下的人群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我们今天使用这一名词必须包括这两 方面的意义。”(注:Helen I.Clarke:Social Legislation,(1940),P117.)海伦?克 拉克实际上也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论述社会法。就狭义而言,社会法旨在为解决各 种社会问题,是为保护经济弱者而制定的各种社会安全立法,如工业革命以前的济贫法 ,工业革命以后的
工会法、工厂法、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险法等;就广义而言,除着眼 于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在于预防社会问题,凡以改善大众生活状况、促进社会一般福利 而制定的有关法律,都属社会立法范畴。
附：1999年企业人工成本预警表（略）
今年以来，面对繁重的业务工作和重建任务，广元市旺苍县劳动保障局党组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劳动保障局的精心指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推进业务工作为主线，以灾后恢复重建为重点，以加强自身建设为抓手，以“创一流”活动为载体，以争先创优为目标，深入推进“目标考核、队伍建设、基金监管、工作运行”四大体系建设，创新思路，狠抓落实，全力推进我县劳动保障工作快速协调发展，各项业务工作目标全面超额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成效明显。
一、各项工作完成情况
（一）就业促进工作。城镇新增就业5069人，完成年度目标4600人的110.2%；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998人，完成年度目标1800人的111%；就业困难对象就业391人，完成年度目标250人的156.4%；动态消除了“零就业家庭”；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低于目标4.5%0.48个百分点；农民工在岗培训12292人，完成年度目标10975人的112%；品牌培训880人，完成年度目标800人的110%；组织农民技能培训19184人，完成年度目标17000人的112.9%；新型农民工培训1680人，完成年度目标1500人的112%；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121056人，完成年度目标11万人的110%；外派劳务输出203人，完成年度目标180人的112.8%；完成小额担保贷款532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40万元的222%；实现劳务收入7.1618亿元，完成年度目标6.5亿元的110.2%。
（二）社会保险工作。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3023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20271人的149.2%；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16008万元，完成年度目标9227万元的173.5%；养老金社会化发放达100%；机关养老保险覆盖人数11599人，完成年度目标1.1万人的105.5%；机关养老保险基金征缴6500万元，完成年度目标4700万元的138%；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47620人，完成年度目标35825人的13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3306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651万元的125%；提高医疗保险待遇10%；工伤保险覆盖人数23186人，完成年度目标19658万人的117.9%；其中农民工参保4485人，完成年度目标4076人的110%；工伤保险基金征缴381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67万元的143%；“老工伤”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达96%；生育保险覆盖人数10080人，完成年度目标0.9万人的115%；生育保险基金征缴32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3万元的139%；失业保险覆盖人数18260人，完成年度目标1.66万人的110%；失业保险基金征缴516.9万元，完成年度目标469万元的110%；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109760人，完成年度目标9.9万人的110%；其中纯居民参保49762人，完成年度目标38201人的130.3%；积极配合市局做好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基金的市级统筹工作。
（三）和谐劳动关系。建立1个和谐工业园区、4个和谐街道（社区）、4个和谐乡镇、12个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全年签订集体劳动合同195户；实行工资集体协商试点单位46户；完成劳动保障监察标准化建设任务，积极开展主动监察和举报投诉案件查处工作，开展专项监察活动5次，主动监察用人单位350户，受理举报案件49件，全部协商调解；全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80件，结案80件，结案率为100%。
（四）劳动保障综合工作。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及时报送劳动保障方面的各类报表；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全年接待信访361人次，信访办复率100%，全年未发生涉劳群体性上访事件；发挥部门职能，积极做好劳动保障综治、维稳和应急管理工作，全年未发生涉劳不安全事件；全面完成劳动保障宣传任务。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四川工人日报》、《广元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22篇；制作播出电视专题节目3期，其中省电视台一期、市电视台一期、县电视台一期；在县广播电台举办专栏节目2期，其中宣传劳动合同法一期、宣传居民医保政策一期；在《广元日报》刊发我县劳动保障工作专栏一期；日常信息工作全面完成市局下达的目标任务。
（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8月1日，我县开始动工建设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目前已完成投资920万元，占预算总投资2340万元的39.3%；全县38个乡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已经开工建设，占全县38个乡镇中心的100%；目前已完成投资698万元，占预算总投资870万元的80%；基层公共 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25个、完成总数38个的67%，社区服务站规范化建设25个、完成总数26个的96%，119个行政村配备了劳动保障协理员、完成总数210个的57%。
二、主要工作特点
（一）攻坚克难，逆势而上，社会保险工作成效显著。
旺苍是传统的工业县，资源型企业多，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全县大部分企业停产歇业、经营困难，社保基金征缴陷入困境。面对严峻的征收形势，我局始终坚持落实政策与基金征缴两手抓、两不误，以超龄参保、社保扩面为基金征缴突破口，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强化措施，攻坚克难，有效促进了征缴工作的快速发展。
1、狠抓社保扩面征缴。面对基金征收困境，我局及时组织干部职工下企业、进社区、上一线，一企一策挨家逐户做工作、抓入库，引导企业坚持恢复生产和参保缴费两手抓，积极主动缴纳社保费用。始终将基金征缴作为社保工作的主线，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结合监察、督查、审计等措施，强化基金征收入库，全年累计征收各类保险基金26744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7992万元的149%；采取政策驱动、宣传发动、服务拉动等办法，引导个体工商户和失地农民积极参保，努力扩大社保覆盖范围，不断拓宽保费征收渠道。全年养老保险扩面5019人。
2、全力抓好超龄参保。旺苍是老工业县，城镇小集体企业众多本文来源：文秘站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制和转型，小集体企业几乎全部关闭、改制，由于政策体制的原因，这些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我省关于超龄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出台后，我局迅速贯彻落实：首先是组织社保经办单位职工集中学习文件精神，全面准确把握政策；其次是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政策；最后是严格按政策规定组织超龄人员办理参保手续。在办理过程中，我局根据文件精神，制定办理程序，设立办理窗口，实行一站式服务；抽调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档案的审定、工龄的认定、待遇的计算等事宜，完整、规范地整理超龄人员档案资料，经办单位领导全程跟踪作业。全县共办理超龄人员参保手续2019人。
3、严格基金监督管理。我县以“加强控制、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为中心，以基金征收、管理、拨付三大环节为重点，全面实行基金票据“台帐化”、基金收支“无币化”、帐务结算“常态化”和内部审计“常年化”四化管理，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构建了“不能违、不敢违、不愿违”的基金管理长效防范机制，确保了基金的安全运行。今年以来，我县共安全支付各项保险待遇21605万元，未发生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违纪违规事件。
4、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局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切实解决失业返乡农民工有关问题的意见》（川府发〔20__〕43号）和《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府函〔20__〕19号）文件出台后，及时设立专门服务窗口，为提出申请的用人单位提供“一站式”服务，主动帮助企业完善“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相关资料，并及时向市局申报。全年累计为20户企业向市局申请缓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3050万元，为22户企业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311万元，为19户企业申请缓缴工伤保险费103万元、生育保险20万元；为23户企业下浮了失业保险缴费率，为所有参保单位降低医保缴费率1个百分点、降低生育保险缴费率0.1个百分点；全县有16户企业符合困难企业申报条件，涉及职工3560名。通过扶持政策的落实，有效地缓解了受灾企业的经济压力，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力地促进了全县企业的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
（二）广辟渠道，内转外输，全县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今年以来，面对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对就业工作的双重打压，我县及时将促进灾后就业和帮助返乡民工就业作为今年就业民生工程的重点，紧紧抓住灾后重建契机，充分发挥旺苍工业优势，切实加强就业服务，积极落实扶持政策，全力促进城乡劳动者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全县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1、大力开展培训。及时将因灾失业劳动者和失业返乡农民工纳入免费培训范围，打捆安排扶贫培训、阳光培训、品牌培训等项目和资金，整合农业、教育、劳动以及社会培训力量，建立了“五统一”的公共职业培训新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与灾后重建、项目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用工需求的对口链接，大力开展建筑工、焊工、钢筋工以及烤烟生产、核桃种植、茶园养护等实用、高效的短期技能培训，促进因灾失业劳动者尽快就业。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免费培训劳动者2万余人，落实培训补贴90万元。
2、加强就业援助。大力开展“灾后重建”、“就业援助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专项援助活动，累计用工信息600多条，举办返乡民工、灾后重建和地震一周年专场招聘活动7场，帮助3000余名劳动者在县内企业就业；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开发公益性岗位810个，安置就业困难对象458人，消除“零就业家庭”51户，实现了就业动态“消零”。全年落实社保补贴500万元，落实岗位补贴293万元。通过政府救助和政策扶持，先后帮助3000多名劳动者实现了自谋职业、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
3、促进内转外输。一是以异地输出稳定就业。继续加强与黑龙江、吉林等传统劳务基地的联系，积极组织劳务输出专场招聘活动，稳定对口输出规模；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寻求劳务合作，开辟新的输出渠道；积极发挥打工能人的传、帮、带作用，引导当地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今年以来，我县异地输出劳动力累计达到12.1万人。二是以农村产业帮助就业。大力推进农业改种改制和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进一步壮大了畜牧、茶叶、林果等农业支柱产业，帮助6000多名农村劳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就业。三是以灾后重建引导就业。紧紧抓住交通、水利、 电力、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大规模重建契机，充分发挥农房重建配套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广大农村劳动力积极投身家园重建，共解决近万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四是以项目建设扩大就业。去年以来，我县先后实施工业项目86个，其中包括已开工建设的“攀成钢60万吨焦化、匡山100万吨水泥、广旺200万吨水泥”等多个投资亿元以上的大项目，累计解决40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三）深入宣传，强化监察，劳动行政执法不断加强。
劳动执法是民生之盼、维稳之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实施，将劳动行政执法工作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搞好劳动行政执法既是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劳动保障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今年以来，我局继续深入宣传、贯彻《劳动合同法》，切实加强劳动监察仲裁，着力规范劳动用工秩序，劳动者权益得到有力维护。
1、大力宣传《劳动合同法》。采取印发宣传资料、搭建咨询平台、举办政策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地宣传《劳动合同法》，共印发宣传资料2.6万多份，制作宣传标语150余幅，深入企业举办政策培训班14期，培训劳动者1922人。通过广泛宣传，营造出学习、贯彻《劳动合同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用人单位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依法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监察举报案件不断增多。
2、扎实开展劳动监察。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来说更显脆弱，灾后重建下的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来说更加重要。面对全新形势下的劳动用工环境，我局进一步加大监察执法力度，积极开展“前置性”的宣传、巡查工作，及时将各类劳动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着力规范用工秩序，努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是狠抓专项执法检查。牵头组织和协调人事、公安、工商、工会等部门，先后开展了劳动力人才市场专项整顿活动、春节加班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外派劳务市场整治、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等五次专项执法检查，监察用人单位350户，督促用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408人。二是加强举报案件专查。全年累计受理监察举报案件49件，大部分涉及工资拖欠问题。我局接到举报后，及时派劳动监察大队深入企业调查取证，积极协调，特别是多次深入广巴高速路各合同段进行多方协调，累计为325名劳动者追回工资141.2万元。三是妥善处理领导交办案件。今年以来，我局对市委书记、市长批示的2件劳动监察举报案件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妥善处理。
3、积极推行“阶梯式”仲裁。深入贯彻执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进一步规范了劳动争议案件办理程序，加大案例调解力度，对实事清楚，情节简单的争议案件在进入仲裁审理程序之前，采取与当事人当面调解，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调解，发出书面调解意见等方式积极调解，使一些不必进入庭审程序的简易案件得到迅速解决。切实加强乡镇、企业的劳动纠纷调解组织建设，指导企业新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28个，建立健全乡镇、社区基层调解组织22个，初步开展了以县劳动仲裁院为中心、各有关部门全面配合的劳动争议调解平台，构建了先由劳动争议各方当事人内部协商，再由工会，社区，主管部门外部沟通，后由劳动保障部门行政介入，最后由仲裁院调解、裁决的阶梯式工作体系，有效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提高了劳动仲裁工作效率和满意率。全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80件，结案80件，其中调解结案26件，结案率和调解满意率均达到100%。
（四）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创一流”活动扎实推进。
面对日益增强的劳动保障工作职能，以及广大群众不断高涨的劳动保障服务需求，我局以机关效能建设为抓手，以“创一流”活动为载体，采取有力措施，深入开展政风行风建设，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树立了劳动保障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
1、建一流班子。严格执行“中心组”学习制度，局党组按季度定期进行集中学习，按照县委要求，扎实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提高班子的科学决策水平；大力倡导勤政之风，切实解决了领导干部工作务实的问题、亲民的问题、开拓的问题，有效地增强了领导干部的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班子的执行力和落实力；强化廉洁自律，狠抓警示教育，教育和引导领导干部筑牢了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慎独慎微，洁身端行，为干部职工树好了标杆、做好表率；切实加强“两观”教育，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思想剖析，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坚持民主集中制，班子成员在工作中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共谋发展。通过狠抓班子建设，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进一步提高，科学决策、正确决策、统揽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2、带一流队伍。结合我局实际，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职工运动会、登山比赛、文艺表演等“创一流”主题实践活动，在活动中陶冶职工情操、激发奋勇争先、百折不回的拼搏精神；组织职工深入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开展感恩教育，教育干部职工常怀感恩之心，珍惜美好生活，加倍努力工作回报社会；继续落实鼓励措施支持年轻职工通过自学、函授等方式参加学历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勤学、好学、善思、善 谋；深入推行目标管理，绩效挂钩，切实增强职工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严格机关日常管理，狠刹工作、生活、思想上的不正之风，努力培养职工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通过抓队伍建设，带出了一支困难面前不退缩、逆境当中顽强拼搏的干部职工队伍。
3、创一流业绩。通过全系统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我县各项劳动保障工作全面超额完成任务，灾后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特别是我县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工作，全年实现收入2.67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49%；紧扣灾后重建和项目建设，强化职业培训，实现了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双赢”；灾后重建进展迅速、成效明显，得到市劳动保障局的充分肯定，为四县三区提供了样板和经验；灾后公益性岗位管理规范、严格，全部做到“实名制”管理；基金监管工作得到省劳动保障厅的充分肯定，12月5日，省电视台给予了专题报道。
4、树一流形象。狠抓机关效能建设和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改进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在全局形成了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积极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局树立了清风正气和务实敬业的良好氛围；狠抓公共管理工作，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应的工作安排意见和实施方案，全局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综治、维稳、计生、安全、防邪、卫生、信息、调研、宣传、精神文明、档案管理、创“四好”班子、党风廉政和反腐败等公共目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全局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各界对劳动保障工作有了新认识，劳动保障部门的社会地位有了新提升，办事群众对我局的满意度有了新提高。
（五）抢抓机遇，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取得阶段性成效。
20__年是灾后重建的关键年。面对繁重的重建任务，我局克服重重困难，抢抓机遇，科学规划，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1、统筹城乡，科学规划。为了实现我县劳动保障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在灾后恢复重建的总体规划中，我局根据灾后重建项目和规模的调整情况，明确了重建总体规模为5203.7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900万元：一是投资2340万元，在马家渡建设8000平方米的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20__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是投资870万元，20__年底前完成全县38个乡镇保障所重建任务；三是投资1000万元，20__年底前完成劳动保障信息系统重建任务；四是投资210万元，明年6月底前完成县技工学校的原址扩建。
2、高度重视，全力以赴。为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我局及时成立了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由劳动保障局局长亲自抓、负总责，各二级经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具体做好本单位灾后重建项目的落实工作。特别是省厅刘功勋副厅长到我县检查工作后，我局进一步增派力量，加强统筹协调，保障工作条件，重建进度不断加快。
3、突出重点，快速推进。根据中央重建资金大幅缩水、县区资金打捆使用的实际情况，我县及时调整劳动保障系统重建思路，变“整体推进、全面重建”为“量力而行、重点突破”，将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确定为全县劳动保障系统灾后重建重点，整合人力、财力打造重建工作亮点，结合乡镇政权建设推进基层平台建设。一是机关办公大楼维修加固全面完成。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投资140万元，于2月中旬全面启动了劳动保障局机关办公大楼的整体维修加固工作，目前已全面完工，机关办公大楼重新投入使用。二是县级服务中心主体工程开工建设。今年年初，我县已对综合服务中心的重建进行了选址，8月初，中心重建的前期立项、选址、环评、土地预审、地质灾害评估、重建可研报告和初设方案等前期工作全面完成，8月中旬完成“三通一平”工程，11月15日挂网公开招标，12月中旬开始动工建设主体工程，目前已完成投资920万元，占预算总投资2340万元的39.3%。该中心建成后，其使用面积将达到8000平方米，我县劳动保障办公条件和办公环境将得到根本性优化。三是基层平台灾后重建稳步推进。根据全县灾后重建的总体布局，我县将乡镇保障所全部纳入了重建规划，分新建和维修改造两种方式实施重建，全县38个基层保障所分三类标准建设，即：东河、嘉川两镇按一类乡镇标准建设，三江、普济等11个乡镇按二类标准建设，金溪、九龙等25个乡镇按三类标准建设。目前，全县38个乡镇保障所已开工建设，嘉川、白水、张华、尚武等4个乡镇保障所已完成规范化建设，共完成投资698万元。基层组织机构建设不断完善，新招录用工作人员30名全部上岗工作，尚缺人员县上将结合乡镇机构改革全部落实到位；劳动保障协理员将按照社区专职、行政村兼职的模式，在“新农保”启动前全面配备到位。到明年底，我县劳动保障的“三级机构、四级网络”组织体系和功能配套、设施完备、人员充裕、流程科学、管理规范的工作平台将会全面形成。四是县技工学校原址重建全面启动。由于县技工学校中央投资部分大幅缩水，我县将技工学校的异地重建及时变更为原址重建和维修加固，目前正在公开招标，即将动工建设。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工作创新力度不够。我县劳动保障工作虽连续两年领跑全市四县三区，从今年的工作运行情况来看，由于任务重、人手紧，许多业务工作常常处于完成任务这个低层次目标，没有创新、创优的意识和精力，没有对工作亮点和工作经验进行深入挖掘和理论总结，导致一些工作没有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2、企业保费征缴更难。虽然我县社保基金征收完成情况很好，但存在很多偶然因素，如超龄职工与失地农民的参保。由于受“5.12”地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保险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参保企业的缴费能力明显下降，加之一系列特殊扶持政策的落实，导致一些企业的缴费主动性减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县企业保费的征缴将更加困难。
3、劳动维权任务更重。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深入实施，对劳动关系调整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将不断加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关系方面的矛盾将不断凸显，劳动纠纷将不断增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灾后重建 大背景下的劳动执法工作，双边维权将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不断增多，劳动监察的维权任务更加艰巨。
4、灾后重建进度不快。主要是下半年，由于县级综合服务中心的前期工作程序复杂，县上需要重建的项目很多，重建重点又放在文教、卫生上，导致我局重建项目的方案设置、挂网招标等工作一拖再拖，主体工程迟迟不能开工。
四、20__工作打算
20__年，是我县劳动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全面开启之年，是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的决战之年。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局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创新工作思路，紧扣重建大局，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进我县劳动保障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1、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省、市统筹城乡劳动保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全力推进乡镇劳动保障所的标准化建设，尽快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劳动保障工作体系和服务网络，以此为载体，全面启动城乡就业失业登记工作，统筹推进城乡就业。立足我县实际，继续落实好灾后特殊就业政策，用好用活灾后重建就业再就业资金，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就业公共服务，深入开展就业援助，稳定全县就业形势。
2、以新型农保为重点，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千方百计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大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抓好企业缓缴费用的清缴，保证我县社会保险基金的足额入库。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六次会议精神，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工作。加强医保“两定点”监管，深入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建立健全城乡医疗保险体系。深入调研，明确方案，下大力气解决我县广巴高速公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全力化解好各类社会矛盾，稳妥处理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3、以劳动监察为重点，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合同法》宣传，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促进《劳动合同法》全面有效实施。加大专项治理力度，特别是要加强节假日中相关投诉案件的处理工作，确保全年不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逐步建立企业依法用工、按照支付工资的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劳动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建设，提高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水平。实行信访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和落实应急处理预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
4、以自身建设为重点，提升劳动保障基础工作水平。广泛宣传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努力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优化劳动保障工作环境。加强对城乡统筹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为上级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加强“两观”教育和“创一流”活动，进一步提升劳动保障队伍的综合素质。抓住灾后重建契机，全力以赴推进劳动保障系统的灾后重建，特别是要抓好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乡镇劳动保障所的灾后重建，力争通过两年重建，在全县形成完善的县、乡（镇）、（村）社区劳动保障三级机构、四级网络，实现我县劳动保障能力建设大跨越，为统筹城乡劳动保障夯实组织基础。
摘 要: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对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支出口径、测评方法及实证研究等四方面内容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内涵;支出口径;实证研究
一、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研究
辽宁大学穆怀中教授是国内较早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社会保障水平需要从量和质两个角度分析。从量上分析社会保障水平,根据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有“高”和“低”之分,;从质上分析,根据社会保障支出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力是否相适应,有“适度”和“不适度”之分。
有学者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CSS)这一概念,从社会保障支出增量与经济增长幅度的比值这一相对指标的角度,引入时间序列动态考察社会保障水平。
不同学者的相关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认识,对社会保障水平的考察不仅要关注量也要关注质,不仅要静态的考察也要动态的分析,不仅要从支付主体的宏观角度分析也要从享受待遇的微观主体的角度分析。
二、社会保障水平的支出口径研究
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主要有两种界定方法:一是按照社会保障体系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先统计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四个子项目支出,再进一步加总得出社会保障总支出。二是根据社会保障支出承担主体进行统计,这些主体包括国家财政、企事业单位、城乡社会集体、社会团体等。统计时先确定每一主体的支出中属于社会保障范畴的部分,再将其加总成为社会保障总支出。但由于各社会保障部门间统计口径或指标名称不一致,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宋士云在研究中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应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将其作为一个广义的口径。而柯卉兵的研究将将社会保障支出界定为狭义上的财政支出,即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项的总和。
综合目前研究成果看,社会保障水平的支出统计中基本不包括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三、社会保障水平测评方法研究
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穆怀中教授归纳提炼出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度模型。该模型根据总量绝对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对社会保障水平的“量”进行测定,并结合相关理论定性判断是否“适度”。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庆芳较早的提出了一套测定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体系,对全国各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从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养老保险水平、医疗保险水平、救济扶贫水平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李晓青在借鉴朱庆芳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取13项评价指标构建了新的社会保障水平因子评价模型。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测度的其他方法,如段婕、林伟根据灰色系统控制理论,建构社会保障结构空间水平评价模型,将各地区保障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层次评价分析,进而实现评价标准由主观向客观、定性向定量的变化。
四、社会保障水平的实证研究
1、适度水平实证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根据穆怀中教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不同省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高利平根据对山东省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分析,对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状况做出了判断和评价,进而对山东省未来10年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进行了预测。
2、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保障水平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并没有将研究局限在社会保障水平问题本身,而是将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杨翠迎根据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适应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国际比较,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卫松采用弹性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如何使得社会保障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相适应的对策;一些学者对省域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五、研究结论和展望
虽然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存在研究理论单一、测度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指标选取不完整、指标统计口径不统一、指标权重的确定不科学的缺陷。此外针对特定区域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还需要结合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结构等一系列特定条件,建立符合本地区特点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体系。
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为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学者提出一条与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革之路,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研究将会成为以后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摘要】近几年,武汉城市化速度较快,出现了大批失地农民。为了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武汉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在解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原因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和措施。
【关键词】失地农民 就业 社会保障
一、引言
随着武汉市快速推进城市化,大量耕地被征用,失地农民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武汉市2006年统计年鉴,2001-2005年,武汉市耕地面积减少了8360公顷,造成近10万人失去土地,而且每年以2.5万人的速度增加。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普遍存在着生活无保障,征地补偿费低以及,就业难等问题,加上政府“低征高卖”和征地制度自身存在缺陷,这些问题都最终导致失地农民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因此,如何合理妥善地安置失地农民,为其提供有效的有说服力的社会保障,不仅事关失地农民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以,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
为了深入了解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研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进而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笔者于2007年1月对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江岸区、洪山区,江夏区四个区的16个村进行了实际调研,调研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以问卷和访谈为主。共发放问卷170份,其中有效问卷159份,问卷有效率为93%。问卷主要涉及失地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情况、征地补偿情况、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等。
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征地补偿费偏低
征地补偿是农民失去土地后,重建家园,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就业或创业的基础。但是,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现在的征地补偿比相应的土地年产值要低,多数失地农民对征地不满意,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按照湖北省2005年4月开始实施的《湖北省征地补偿最低标准》规定:全省分为6类地区,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8至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业人口数计算,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被列为一类,最低年产值标准为1800元/亩,最低安置补助费标准为18000元/人。东西湖区被列为二类,两个标准分别为1200元/亩、10000元/人。按照这一标准,征用1亩地的土地补偿费最低也就是1.8万元(不含青苗补偿费)。但实际中征地补偿比这个标准还低,如前述江夏区大舒村、藏龙岛新村的土地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东湖技术开发区周店社区、汤逊湖社区的土地补偿标准分别为1.2万元/亩,1.3万元/亩。如果每个家庭平均占有4亩土地,那么每个家庭也只能得到4-5万元。失地农民已经失去基本的生产资料,不能再从土地上获得收益。按照武汉市目前的生活水平,这些土地补偿只能维持他们生活几年、根本没法抽出钱来参加社会保障。况且随着被城市化,他们的生活成本无疑将增多。
2、失地农民就业困难,没有就业保障
在调查中88.7%的失地农民表示能够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的难度较大。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失地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是就业难的首要原因,159户被调查户各种文化程度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30.7%,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1/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73.3%,只有5.9%的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很明显,目前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不能适应工厂、企业的招工要求,而那些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无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就更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就业机会也只能从事耗体力、报酬低、稳定性差的简单劳动。
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上缺位,是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的另一个原因。调查结果表明,被征地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就业安排,也没有得到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基本上被村委会留用,失地农民的再就业权益受到侵犯。即使安排了工作,也只是安排到社区做清洁工人、保安人员,而且工资低,数量有限。在安排这些人员就业时,也有很大的随意性。拥有足够的人际关系资源时,才能够得到安排。这对失地农民来说,又是很不公平的。
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层次低
第一,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现行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家庭保障为主,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即生活保障功效、提供就业功效、直接收益功效、子孙继承功效、土地增值功效等。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保障。失去最后保障手段的农民本应该拿着土地补偿金从一个保障体系进入到另一个保障体系之中。可是,目前的操作实践中,武汉市并没有将失地农民作为原城镇居民对待,将其纳入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根据调查,失地农民参加最多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45.9%,其次是养老生活补贴,占15.1%,基本上没有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保障项目。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社会保障,种种问题和现实仍然使他们不安。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失地农民的问题会日趋尖锐,必然要求政府走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最前沿。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扮演着执行主体的角色,政府规定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和运行规则,制定、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并对社会保障政策负有最后的责任。总之,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扮演着分配、调节、保障和执行职能。
第二,保障水平低,难 以满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需求。除了部分家里子女条件不错的被调查者觉得无所谓外,大多数人反映保障水平跟不上物价的上涨。靠每月260元左右的基本生活保障金解决基本生活都困难,如果生病或遇到灾害则无能为力,年纪轻点可以进企业赚钱贴补生活,缺乏劳动力的老人和找工作困难的人来说,只能节衣缩食,赖以度日。 4、农村养老保障功能弱化
土地是农民养老的本钱,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养老的本钱。农村另一种非正规保障模式是子女赡养保障,但自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农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子女逐渐减少,“四二一”式的家庭逐渐增多,这意味着一个独生子女在成年后将不得不为4-6位老人养老。这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将难以承受。
现代价值观念对家庭内聚力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家庭赡养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更多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孝道”的理解似乎淡了许多,“崇老文化”失去其经济基础。而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人们工作方式的不同又不断弱化农村家庭的实际养老保障能力。
另外,农民对“养儿防老”的观念也逐渐弱化。根据159户失地农民调查数据,只有15.7%的失地农民将来养老靠子女。除以上原因外,关键原因是18岁以下的被抚养人员没有生活保障,60岁以上老人的保障水平低,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失地劳动力基本上得到一次性货币安置,没有生活保障,而且这些人员一般面临着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沉重负担,再加上找工作困难,有些失地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自己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赡养父母,甚至还要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
三、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农民失去土地,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将不复存在,但从目前来看,土地征用制度还未彻底改变,只能用社会保障来缓解对失地农民的亏欠。
1、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实际上,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本身是“新市民”,和城市居民面临一样的市场风险。因此,我们应着力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个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并且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举措,使失地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1)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梁世盛认为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要有区别、有重点地加以实施。遵循这一原则,建立武汉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思路是,根据失地农民迫切要求,建立符合失地农民现实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对武汉市159户失地农民的调查,失地农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最低生活保障(30.2%)、养老保险(25.2%)、有一份工作(23.9%)、医疗保险(17%)。因此,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包括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和就业扶持四个方面。其中保障是基础,就业是关键。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应按照国家、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人三方面合理分担的筹集原则。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受益中列支以及安排专项财政拨款;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经济积累中提取,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失地农民在各类企业就业后,必须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除了养老保险外,还应该以征地补偿费的一部分,为失地农民缴纳医疗保险金,解决他们的医疗问题,减少失地农民看不起病的困难。
(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主要考虑到社会统筹体现公平和社会供给性以及国家的基本保障义务,个人账户体现效率和保障水平以及个人缴费义务。社会统筹的水平应不低于耕种的收益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中的较高值,这是经济补偿政策的底线,也是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最低成本线;同时为每一位失地农民建立个人账户,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设计不同的缴费标准,根据集体和个人缴费的不同得到不同的保障,缴费水平可以较低但应有一个下限,并鼓励多缴费。
2、建立失地农民的就业扶持政策
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要想获得永续的社会保障就离不开自身的就业。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民由于缺乏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较低,思想观念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市场中竞争力差,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增强失地农民的竞争力,政府对失地农民应采取就业扶持政策。
首先,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根据本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和企业用工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大专院校、职业中学、技工学校和各职能部门的培训能力,把劳动保障、农业、水利、科技、建设、社会团体等有关部门和行业现有的培训基地确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构,落实培训职责和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竞争能力,开展以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通过培训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逐步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和自身素质,增强就业本领,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努力促进其上岗就业。
其次,为失地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让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待遇的同时,还要给予政策倾斜,如消除就业歧视,税收贷款优惠,失地农民就业优先安置,奖励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企业等政策。另外,县、镇、乡、村应通过兴办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村级企业,优先安置失地农民就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由于征地补偿费用较低，许多人成了“种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导致不少地方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繁发生，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不稳定因素。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从这些法律援助案件中，笔者深感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尤其是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失地农民规模和社会保障现状
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8.27亿亩，全年耕地净减少460.2万亩。按照—全国平均减少耕地620万亩和全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89亩计算，“十一五”规划期间将新增失地农民1640万，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已超过4000万。—2030年的25年间全国占用耕地将突破670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将超过3545万[1]。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除少数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以外，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已经建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而言，由于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就业安置不到位，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结合长寿区的情况，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不到位
目前各地征用土地的补偿只是对失地农民的现象性补助。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一个失地农业人口的费用为上述标准的四至六倍，征地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土地征用补偿费在经过乡（镇）提留、村社留存后，剩余部分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农户。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在2万—3万之间，中西部地区更少一些。这样的补偿标准显然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市场价值和土地的增值价值。对失地农民而言，补偿水平过低，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这样的补偿标准只能够农民维持2—3年时间，之后生活难以为继。
（二）就业安置缺乏，就业问题突出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在国有企业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岗位，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为失地农民在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岗位的渠道越来越狭窄甚至不可能，同时受城市下岗职工和外来打工者的冲击，城市中的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失地农民寻找就业岗位越来越难。加之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角色和技能的转化，择业渠道更为受限，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突出。
（三）社会保障缺乏，生活水平下降
在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我国各地政府普遍采取了一次性货币化安置。这样虽然极大地减轻了各级政府和用地单位的压力，失地农民基于眼前利益也易于接受，但事实上，发给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失地后的长远生计问题。土地是农民最稳定、最安全的就业岗位，失地后他们昔日所熟悉的农业生产技能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过程中，又无法与城镇中其他就业群体竞争。待征地补偿费“坐吃山空”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2942户失地农民所作的情况调查，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前人均年纯收入2765元，失去土地后人均年纯收入为2739元，约下降了1％。从各地的情况来看，43％的农户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11％的农户持平，46％的农户纯收入下降。[2]在重庆市长寿区，以前的征地中，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也存在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四）医疗保障被边缘化
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不少地方农民就医难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而失地农民在被转化为城市居民后，多数人不再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优惠政策，而城市中的医疗保险体系又大多未延伸到失地农民，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后又失医保，在医疗保障方面被严重边缘化。他们所得的数万元征地补偿费，除了维持基本生活，还要支付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往往由于一场大病就有可能让一位失地农民跨入城市贫民的行列。
（五）土地补偿费管理混乱
虽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对征地补偿费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土地入股分红、养老保险以及留用地等操作性不强，矛盾多，难度大，因此政府部门和用地单位都较为倾向于一次性的货币安置。但有些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经济实力不足，资金落实到位难，不得已给农民“打白条”，造成对农民征地补偿费的长期拖欠，致使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不断。同时，现行土地补偿费产权不明，管理混乱，许多村组领到征地补偿费后乱上项目，导致巨额集体财产流失，最终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六）子女上学受影响
子女的未来是所有为人父母者最牵挂的大事，因此也成了失地农民最大的心头之痛。在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中，他们凭借所得的征地补偿费供子女上小学、初中尚可，但上高中和大学便力不从心了。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及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失地农民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未来发展问题。
二、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分析
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形成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经济发展中一些体制性的
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一）城乡二元割据体制影响的延伸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不平等的待遇和严格的界限。由于这一体制的存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让农民付出了6000—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又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拿走了约2万亿元的资金，形成新时期更为严重的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剪刀差”。[3]所以说，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下“三农问题”的延伸。
（二）是市场机制下不合理的产物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划拨除外）及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该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而实际上他们在土地被征用后却没有得到这些财富。
（三）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总体趋势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县乡政府所占比重却逐渐下降。仅有的几个大税种如消费税的100％、增值税的75％、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60％都归中央和省级政府，留归县乡政府大都是零星分散，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县乡政府财权小了，而事权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多。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县乡政府普遍成了“吃财政饭”，有的甚至成为“要饭财政”。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或确保重点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更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来充实其“钱袋子”，有的甚至把经营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第二财政”，而对随之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无力顾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四）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
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曲解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方针，急功近利，最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以发展城市为名，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大搞开发区、工业园，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零地价把土地送给投资者，争相以最低廉的条件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由于政府对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存在过分看重gdp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忽视了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大量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用来进行工业开发，从而导致了失地农民大量产生。
（五）征地监管机制的弱化
其表现在：一是违规征地屡禁不止。据媒体报道，元月至五月份，国土资源系统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的土地面积却比同期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达50％，有的甚至达90％以上。[4]这些现状已对国家土地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查处不力。目前我国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绝大多数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大量耕地甚至基本农田。而对这些案件的查处，多是责成检讨、补办手续做善后手续，最终使违法征地“合法化”。过轻的处罚力度，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的责任者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土地的流失和浪费。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村级组织在征地补偿费分配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贪污腐败等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这也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的大量上访，影响了社会稳定。
（六）有关征用土地的法制不健全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是指集体所有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一征收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用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质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征用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七）失地农民整体素质上的弱势
对失地农民来说，充分就业是他们最积极、最稳妥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在教学环境、师资力量、投入等方面与城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当农村一代的中小学生相继成长为青壮年农民时，和城镇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整体素质无疑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上城镇中各类就业岗位劳动力素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人、下岗工人等对就业岗位的强烈要求，最终使失地农民中的绝大部分在寻找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思考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居有住房、就业有岗、社保有份，真正成为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这不仅是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针对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形成的原因，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
在征地补偿内容上，除了补偿土地价值、劳动力安置、青苗损失及地面附着物外，还要增加农民在30年内土地正常收益损失、土地的潜在收益损失、相邻土地的损害、土地增值的价格损失，以及农民因失去土地的各项间接损失等项目[5]。即使按现行补偿内容进行补偿，也应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标准，提高补偿标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区为例，在最近两年的桃花新区征地补偿中，按征地人口每人60000---80000元的标准一次性货币补偿。提高补偿标准，可以确保农民失去土地有能力再创业、再就业。
（二）建
立健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事实表明，低水平的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容易导致失地农民今后生活无保障，容易在农村社会产生新的贫困阶层，不利于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因此，对于土地被全部或大部分征用的失地农民，应该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应主要从征地补偿费、土地出让增值提成中列支。同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应坚持“分年龄、多层次、全覆盖”原则。比如杭州市规定，对征地时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实行一次性货币安置；对征地时在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的，给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满15年的，给予参加杭州市政府规定的“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简称“双低”）基本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50—60周岁的妇女或者又不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双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建立基本生活补助制度。[6]总之，长寿区应积极借鉴外地有益的经验，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将对社会稳定和促进失地农民自身的“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
在我国农村，由于生产力普遍较低，经济水平整体较差，农民面临养老、疾病和贫困的巨大风险。医学的进步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保障居民健康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大幅度攀升，致使农村医疗风险凸显，因病致贫已成为人们重返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风险还对生活质量造成冲击。因此，医疗保障也应该成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方面。要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以失地农民自愿缴纳为主，政府、征地主体、村集体三者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社区失地农民购买大病医疗保险。总之，解决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参与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重视失地农民安居工程建设，解决好失地农民的住房问题
房屋和土地是农民一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财产。当失地农民在失地同时又失去房屋的情况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成了穷的只剩下兜里“卖地钱”的无业游民了。有的地方虽然为失地农民建造了安居房，却因楼房价格偏高，远远地超出了失地农民的购买能力，少有人问津。在现阶段，比较切实可行的是修建针对失地农民的定向安置房，同时房价要控制在失地农民可承受的范围内。例如，重庆市长寿区为化工园区、晏家工业园区、新重钢工业园区三个园区被征地农民修建了定向安置房，—建成的定向安置房房价在500元∕平方米左右，同时在修房、分房的过程中邀请公证处介入，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欢迎。搞好失地农民的安居工程，不仅是保障失地又失房屋农民的合法权益，更是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民心工程。
（五）不断完善就业优惠政策，把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落到实处
实现失地农民的充分就业，促使他们由农村居民尽快转型为城镇居民，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为此，各级政府应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放宽失地农民就业扶持政策。对于因政府行为而失地的农民，应一律将其纳入城镇社区管理和就业范围；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在税收减免、贷款、场地等方面给予其与城镇职工同等的扶持政策。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安置失地农民就业。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开发准入门槛低、适合农民就业公益性或生产性岗位；加快市场建设步伐，为更多失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创造条件；对吸纳失地农民就业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应给予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建立安排失地农民就业数量与用地单位用地规模相挂钩制度；对“零就业”的失地农户采取特别措施重点给予照顾。三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机制。搞好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治本措施之一。在培训费用方面，应全部由当地财政列支；在具体技能培训方面，应通过订单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为主，面向县、乡、村三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青壮年农民的转岗就业能力，促使失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四是完善失地农民基本情况信息库，开展求职意向调查，为失地农民及时提供有效价值的就业信息，免费为他们提供中介服务，在闲散劳动力较多的地方定期举办劳动力市场，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介绍，积极组织劳务输出；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热线和网络，为实现失地农民充分就业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六）对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工、城镇下岗工人一样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经济能力有限，在征地过程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当他们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因寻求司法救济所需要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他们身上无法体现，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因此，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平等地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建立畅通的渠道。比如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7]使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七）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把党和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有三大诱因：一是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吃饭财政”，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地生财，再去搞城市建设；二是搞农业富不了，要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发展经济，一些地方官员共同的选择就是牺牲农地搞工业；三是gdp等经济指标是各级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把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与规范政府部门行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面落实党对失地农民优惠政策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围，把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是否满意和拥护作为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全面而稳妥的解决。
结束语
党的十七大三中全会提出：“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做到先保后征，使被征地农民基本长期有保障。”这将使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了政策保障。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建立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又可以促使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顺利进行。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春 风 拂 侗 乡
——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百姓民生纪实
“过去，减免了农业税、普及新农合、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现在，享受新农保拿55元的养老金，我们农民享了天大的福，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是农民代表何宗银老人在芷江杨公庙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首发仪式上，领到存折那一刻发自内心的感言。
芷江侗族自治县劳动保障部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保民生、强化服务促和谐”主题，把解决百姓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实践特色，狠抓工作创新，真诚服务百姓民生，促进县域经济和谐发展。
搭建就业新平台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外出劳动力返乡，为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芷江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通过县、乡镇、村三级联动，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建立健全返乡人员信息资源库；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就业岗位需求免费开设电脑、厨师、美容美发、电工电焊等10多个专业技能培训班，职业培训4450人，扶贫培训3103人，就业计划培训1650人，企业农民工提升培训1750人，提高返乡农民工市场适应能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62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8000人。组织开展“真情相助渡难关”就业援助送岗位活动，深入到企业、乡镇和街道社区了解用工需求，大力挖掘针对性岗位，采集就业岗位5900多个，推荐有一技之长的返乡农民工到县域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就业。举办 “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为返乡农民工及下岗失业人员举办了两次大型的“人才交流现场招聘会”，为各类求职者实行免费进场洽谈、求职登记、信息查询、职业指导、推荐就业的“五免”政策，达成意向就业2339人，实现城镇推荐就业1027人，实现创业带动就业291人。“以前，做木工、开车，倒不如现在养牛，一年就能赚30多万元”这是罗旧乡养牛大户陈新桥在开创“西门塔尔”肉牛养殖场后通过自主创业后得到的收获。
新农保让农民养老不犯愁
芷江县作为全国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之一，该县劳动保障部门把新农保试点工作作为服务百姓解民忧的实事来抓，建立目标考核责任制，实行局班子成员包乡镇联点，层层分解任务；建立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县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审计、公安等多部门联动，确保新农保这一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将农民最关注、最得实惠的新农保养老金发放存折发送到每个6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手里。截至目前，全县16-59周岁的适龄农民参保达13.4万人，参保率达到70%，收缴养老保险费达1300多万元，完成60周岁以上45500人的信息采集，60周岁以上的农民基础养老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发放金额达870万元。
社会保障体系显成效
芷江劳动保障部门以确保支付、扩面征缴、完善制度、强化管理为重点，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五大保险齐头并进，推动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逐步扩大，保障程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去年征缴基金达1.12亿元，发放各类待遇1.14亿元，按时、足额发放率达100%。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围绕保发放、抓征缴、促扩面这三个主要工作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完成工作任务。底征缴养老保险费3570万元，参保人数7899人，新增参保1356人；全年应发养老金4737万元，实发养老金4737万元，社会化发放率100%；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继续调整提高，月人平增加养老金110元，调整后全县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平养老金达1050元。在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征缴、清欠和发放的同时，不断加强对稽核工作的探索，把工作中心转移到服务上来，整体工作稳中有进。全县参保206家，参保人数为8475人，去年共征缴基金6964万元，为3032名离退休人员发放离退休费6712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运行基本平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面实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增参保2539人，基金征缴2516万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共支出2029万元。生育保险新增参保人数2518人，征缴60万元，支出21万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32235人，收缴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312万元。采取财政代扣、银行划帐、单位催缴、上门收缴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狠抓失业保险征缴，征缴率不断提高，共征缴189万元，基金支出101万余元。县内所有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伤保险费缴纳实现财政代扣代缴，去年全县共有170家单位11758人参保；新增扩面参保人数20__人；共征收工伤保险基金126万元；共收到工伤事故快报62起，支付工伤待遇56万元。去年以来，该县劳动保障部门还积极深入用人单位开展执法监察活动，督促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兑现农民工工资，全力保障、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共为30多名劳动者追回被拖欠工资39万元。(芷江县委学习实践办)
李海飞 谢颖
一、健全相关法制，保证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
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先天不足，除残疾人、妇女、老年人权益等方面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以外，社会保障的主要领域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至今没有法律。因此，社会保险立法势在必行。完善的社会保障立法，是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基础，是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经办机构、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权限划分的依据，也是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监管的前提条件。
社会保障税的实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应建立社会保障法与社会保障税法。关于社会保障税的优惠政策问题，如税收减免、税收抵扣等制度必须规范化，做到全国基本统一，以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对于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可以用专门条例做出特别规定。社会保障税的立法中还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管理体制问题。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短时间内社会保障不能达到全国统筹水平。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努力达到省级统筹的水平，因而初期的社会保障税只能作为地方税种，待时机成熟后，由中央与地方共享，根据地区间差异确定中央收入比例，用于调节地区间的不平衡。
二、加强征收管理，以满足社会保障财源需要
可以预测，社会保障税税基为所得额，在征管中容易遇到收入不明的问题。此外，工资制度的不规范，也加大了社会保障税征管的难度。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必须深化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对国家公务员、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作相应调整，原因是这部分人员原工资没有包含保障支出；而对企业类工资不必调整，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企业的保障已全部由职工自己负担；由于目前社会中的分配差别主要体现在发放给职工的各种补贴上，宜将已固定化的补贴加入工资的基数，作为征收的税基，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次，应实现工资性收入的货币化，建立实名制的个人工资性收入银行账户，用人单位通过银行支付工资，以利于税务部门的稽核。
三、完善预算制度，优化支出管理
社会保障税的开支，应当与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社会保障税收入是一种基金性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专门的用途，其收支应自成体系，单独管理。我国可以在目前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基础上，增加一项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更好地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即使在社会保障预算的内部，不同税目的收入也必须专门用于相应的支付项目。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不可能很高，这就限制了社会保障预算的资金来源数额。而社会保障支出又有较强的刚性，其中养老金支出规模和水平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不断增长；医疗保险支出会随着医疗服务和药品中高技术含量的增大而提高；失业保险支出则会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变化而有起伏。因此，当社会保障税收不抵支时，一般预算收入应给予必要的支持，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也应留有一定空间，以发挥财政对经济的
“内在稳定器”作用。
四、建立事权明晰、责任明确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增强监督力度
第一，各级政府内部建立协作分工的行政管理体系。涉及社会保障管理的部门有：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财税部门、金融部门。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税务机关征收，财政监督，银行发放。
第二，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中央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基金管理原则、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等重大问题。对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中央政府要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经济状况，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给予帮助。地方政府承担筹资征管、支付标准制定、社会化发放等社会保障事权，立足于自身努力，力求足额筹措资金。
第三，建立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机制。法律监督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实施全面的监督，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基金的安全有效运行。行政监督包括财政监督、税务监督和审计监督。财政监督即通过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投资管理、预算审核等手段，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中的有关行为进行经常性审核和检查。开征社会保障税后，税务监督主要通过税法的执行和日常征收管理，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收支情况及纳税情况 实施监督。审计监督是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制度，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及结果进行定期审核。以上几个方面的监督应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社会监督是指由社会中介机构，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年度会计报告进行审计，确保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并向社会公布。
五、盘活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保值增值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价的上涨和社会老龄化的到来，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不断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能否建立起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在不断积累扩大的前提下保值与增值，已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是广大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工作之后的最后保障，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资金保证，因此，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一定要避免风险，基金投资应当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已全面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此举为防止保障基金被挤占挪用，保障其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基金基本上都存放于银行，由银行提供一定的优惠利率实现其保值增值。但在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需要。建议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以保证其流动性、随时支付的需要；基金结余部分宜由中央政府掌握投向，除按照规定投资于国家发行的债券外，应当积极探索更有利的投资方式，如投资于效益高、收益稳定的公共工程和公益设施的建设等，以求得最大利益。当然，结余部分增值或亏损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人大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论文摘要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弱势群体的救助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矛盾。针对大量弃婴、孤儿存在的事实,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运用法律手段,来确认和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立法,尤其是儿童福利保障立法更是关乎弱势群体福祉的大事。
论文关键词 弱势群体 社会保障权 国家义务 儿童福利法
弱势群体在我国是确实存在的。由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国家和社会目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是不相符的。因此我们讨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问题就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权
我国宪法中并没有“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弱势群体第一次提出是在2002年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弱势群体说法提出后,学者们力图从各个角度对弱势群体下一个定义,以便明确界定这一群体的范围。无论是从法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大致都指出了该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某种不利境地。从这种界定出发,我国目前存在的数量庞大的孤儿、弃婴群体无疑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在所有我们可以称之为“弱势群体”的群体中,孤儿、弃婴是处于最不利的境地的。这种最不利的境地,是生命存续的危险。因此,本文的“弱势群体”特指这些弃婴、孤儿群体。
讲到公民权利,我们强调更多的是政治权利,是平等权,是人身自由,是财产权利,是教育文化权利,等等,很少关注社会保障权,尤其对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关注的不多。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问题,但对于全国数量庞大的孤儿群体关注的较少。以2012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以“农民工权益”为主的研究文章有215篇(通过学术期刊可检索到的),以“弱势群体保护”为主题的研究文章有24篇,但直接以孤儿、弃婴这一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几乎没有。农民工至少还有自我生存的能力,而对于大量的弃婴、孤儿,尤其是身有残疾的孤儿而言,则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生下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0多万的孤儿。衣食无着、居无定所是庞大的孤儿、弃婴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他们才是最迫切需要救助、保障的对象。
(一)社会保障权概述
社会保障权理论最先从国外发展起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比较成熟。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先后通过立法确认社会保障权是人人享有的生存权利,明确社会救济是国家和社会的一项责任和义务。基于此,欧美国家先后建立起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是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政策和制度。虽然经济危机时,这种福利政策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对于民众,尤其是生活困难、处于困境的民人来讲,则是“福音”。《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应当指出的是,作为普遍的权利,尽管讲求权利平等,《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公民只有在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的情况下,才有权享受来自于国家的保障,以维持必要的生活。这说明,享受社会保障权并非是无条件的,社会保障权的保障对象是那些处于生存困境的人。
1985年9月党中央在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雏形。”这是“社会保障”作为官方概念首次提出。但直到2004年进行宪法修订的时候,我国才在《宪法》第14条增加了一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同时《宪法》第33条、第44、45条对社会保障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虽然《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权的概念,我们也不能确定的说社会保障权已经成为明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第45条对公民的救助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规定没有明确说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而是说公民在某种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们就姑且从这一条规定来确认,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
对于社会保障权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一项体现人类理性的“自然权利”;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法律赋予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或维持其一定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的权利;等等。无论是那种角度,学者们大都明确指出公民是在法律规定的某种条件出现的情况下,即在生存、生活处于不良境地的情况下,国家应当予以救助。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条件下从国家获取物质帮助以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权利。
(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问题
有学者基于权利实现特征,把弱势群体分别区分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民事权利、社会权利、法律程序权利等 权利实现中的弱势群体。这种区分明确指出,不同的社会弱势群体,其权利追求是不同的。对于全国数量庞大的弃婴、孤儿这样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追求的权利不会是政治权利,也不会是经济权利,因为生存下去才是他们最基本的也是最首要的追求。毕竟,“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对于他们而言,生活保障权远比那些政治权利重要的多,实际的多。如果活不下去,再谈其他什么美好的权利也不过是“镜花水月”。
任何公民在特定的情况下都应当享有社会保障权,这种保障权最起码应当包括维护自身相当生活水准的权利,至少包括免于饥饿的权利。我们所强调的弱势群体,面临重重困境,之中最紧要的莫过于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但各种报道中关于少年儿童流浪、乞讨、盗窃等等新闻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群体处于何种危险境地。他们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应该从哪里来?既然社会救济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就应该由国家来提供救助,包括提供食物,提供居所,提供必要的教育,等等。也就是说,宪法所设定的规定情境已经出现,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基于国家对公民保护的社会属性,国家就应当积极履行救助、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但从民政部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实现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民政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孤儿人数约有61万,其中政府收养的不到11万,另有50多万则“流落民间”。因此,要想让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不会成为空话、沦为“纸上的权利”,国家义务的问题就不容回避。
摘要：
本文的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能力较弱的人群，比如目前城镇中有很多下岗、失业人员靠领取失业救济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或者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来维持生活。这种状况不改变，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本文从弱势群体的分类以及弱势群体和社会保障的关系谈起，结合实际，进而指出我国现阶段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社会救助
1背景链接
国务院总理朱铭基在向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一学术语，表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城镇弱势群体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如何让城镇弱势群体走出贫困，成为一个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以再分配为手段而达到社会安定目标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及社会福利。这一制度涉及到国家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它是工业化的产物，所以我们称它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
社会保障并不是只面向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体系，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公民，但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表现在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具体对象，而社会保障制度又是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基本的职责，进而以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免于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尽可能地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为历史使命。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目前很多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靠领取失业救济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或者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来维持生活，一些人甚至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住房、教育的待遇。这种情况不改变，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要顺利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分层合理、衔接紧凑、保障缜密的社会安全网，从而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2.1社会保障制度涉及的弱势群体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所涉及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群体。从理论上讲，社会救济制度作为人类生存权的经济保护制度，它的对象群体应该涵盖所有需要国家和社会帮助与支持的弱势群体，包括所有的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成员。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社会救济制度本身以及相关具体配套制度、法规的不完善，部分弱势群体实际上还没有被纳入到我国现有的社会救济制度保护范围之内。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力较差的人群[2]。具体来说，我国社会保障知道涉及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
一、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
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是“三无”人员。这部分人员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始终都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到20世纪末，他们占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了。二是贫困的失业人员。20世纪末，这部分人员在城镇贫困人口的比重急剧上升，逐渐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三是因病致贫的人员。在改革前，城镇的劳保医疗制度相当健全，很少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改革以后，旧的制度不能有效运转，新的制度一时又不能衔接上来，不少城镇劳动者由于健康原因导致收入急剧下降，因病致贫陷入生活困境。四是贫困的老年人口。由于一部分企业在破产之前没有为职工办理养老保险，有一部分企业根本不在基本养老社会保险统筹范围之列，其职工在年老退休之后就失去了固定的收入来源。还有一些人领取的退休金水平过低，由于其原来的生活处境就不大宽裕，这些居民也往往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一部分。
二、城镇新生贫困群体
除了原有的城镇“三无人员”以外，其主要包括城镇新的待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及部分离退休职工和他们的赡养人口。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业和金融、贸易等服务性行业将被迫参与到全球性的竞争中去，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有限市场竞争中生存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许多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够将陷入倒闭的危险。失业下岗人员的数量将会进一步上升，而传统行业的就业空间会进一步压缩，如何适应WTO和全球化的挑战，可能是每一个企业和城市居民今后不得不考虑的重点，尤其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单位”体制内的人群，生活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与失业下岗相伴随的是，城镇部分居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失业意味着失去全部的生活来源，加上城市相对较高的生活支出，其结果只能沦为新的贫困群体，其社会地位也将从一个原来比较高的层面急剧下降。为了生存下去，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将会被迫卷入各种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用非法手段获得经济制度拒绝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三、农民工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在其多篇文章及讲话中都提出了数量较多的城市农民工是一个具有“城市人”与“农村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农民向工人的“过渡人”,也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同时又是一个既难被传统农民认同，又难被城市居民接纳的“边缘人”。在他们身上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他们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干的那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所在单位正式职工和城市居民应有的福利待遇和其它权益,所获报酬也比较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在努力建设好一个个城市的同时，却不断地受到城市方方面面的排斥，并随时都有被解雇而流浪在街头的危险。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事实上已构成了城市社会特有的“二元结构”中的“一元”，成为城市社会特别应当关注并加以保护的一个新生群体。[3]“城市农民工长期受户籍制度、劳保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虽然离开了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己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构成我国目前社会结构的第三元”。截至目前，大多数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制造加工业
和服务业[4]。四、残疾人
残疾人是指因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导致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并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等。残疾人作为一个群体，对社会保障有着较健康人更多、更迫切的需求，但不同的残疾人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亦有着差异，如社会救助、就业保障、康复治疗、特殊教育等等。
2.2社会保障制度与弱势群体的关系
综合分析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并不是只面向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体系，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公民，但是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具体对象。而且社会保障制度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基本的职责，以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免于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尽可能地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为历史使命。它是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3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在上一部分我们己提到，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低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这里我们将国家和社会给予弱势群体的一切支持和帮助，统称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
针对弱势群体的不同需求，国家和社会给予弱势群体帮助和支持的措施有各种规模的扶贫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给予弱势群体住房保障、医疗救助、法律援助以及就业支持等。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是弱势群体社会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手段，主要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
3.1社会保障制度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
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个基本制度在内的多层次综合保障体系。因此，当我们习惯地把社会保障制度比作社会安全网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它并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一个由这三个层次复合而成的立体的社会安全网。其中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救济，它面向全体公民，没有资格限定，任何公民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都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取帮助与支持的权利，它主要满足救助对象的最低生活需求，直接面向弱势群体，包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城乡福利院以及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如医疗救助等)，这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是解除因各种原因陷入生活困境难以自拔者的生活危机。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保险，它的对象是有收入的劳动者及依赖其为生的家庭其他成员，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包括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这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是在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的同时使其免于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第三个层次则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其目的在于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社会福利以全社会的公民为保障对象，主要满足人们的发展和享受需要，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
可见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通过两方面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一是社会救济制度为现有的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需求的经济保障；二是社会保险制度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于沦为弱势群体成员。
3.2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进程绝非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的结果，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势必加速并强化国际间的交往，但全球化现象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现存国际力量的关系，并将在以后的进程中继续显示这种力量关系的特征。而这种力量关系对全球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平等与非均衡现象的显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曾指出，全球化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全球化本身，而是常常与全球化联系起来讨论的敏感问题。[5]WTO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不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因此，检讨现实社会保障政策，应当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基础。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1）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弱势群体
没有充裕的物质条件，是解决不好弱势群体的问题的，发展永远是硬道理，要继续推进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缩小弱势群体的范围，就必须注重发展的实效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还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发展观教育，“先富带后富”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是时间早晚的事情。通过发展观的教育，坚定弱势群体对共同富裕的信念，逐渐使弱势群体由弱到强。
（2）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需要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增长社会财富，因此，围绕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全球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弱势群体的问题也就日益凸现出来了。针对这一变化，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对原来重点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追求效率优先的原则，适当调整到以全体社会成员共生发展、共同富裕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政策上来，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因为这些政策的调整从根本上可以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的扩展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3）国家的财政支持应到位
毫无疑问，政府承担着保护弱势群体和主导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当然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体现在推动社会保障立法、监管社会保障运行等方面，尤其直接、具体地体现在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上。国家财政支持的到位，不应仅仅表现在国家加大对弱势群体保障资金的投入和不断扩张社会救济支出比重，而且应扩大公益性劳动事业，以工代赈，通过修路、架桥、建医院、学校、机场等吸纳更多的拥有劳动能力的社会弱势群体就业。还应该形成完善的社保基金监管机制，贯彻专款专用的原则，并且在地方上摒弃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当中。
（4）重点落实个人所承担的责任，让先富起来的居民更多地分担一些社会保障责任
目前需要落实的措施包括：一是规范工资统计范畴，根据实际工资收入征收各项应当征收的社会保险费，杜绝瞒报、漏报收入的现象，让受到救助的群体确实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让年轻的劳动者分担起中老年职工的部分责任；三是在维护孤老残幼等极端弱势群体的生活权益的同时，按照不营利的原则对相关社会福利收取服务费。
（5）推进和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和农村居民地位的相对弱势化，既体现了农村对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与社会风险的累积。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保护农村居民中的弱势人口并促使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免于沦为弱势群体，就有必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国务院于20__年1月出台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并在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管理体制、补偿模式、监督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和突破。但在农村的低保还处于探索阶段，农村的养老保障还是一项
全新的工作，这也正暴露出我们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的漏洞所在。无论是建立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还是将农民工纳入低保当中，社会保障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势在必行。（6）要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仅靠政府单一的社会支持是远远难以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的。因为就一个国家的政府支持系统而言，其主要是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来进行的，而弱势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无法纳入到政府有限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如农村中的弱势群体）。虽然，各级政府经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搞一些“送温暖”活动，扶助那些社会保障体制外的弱势群体，但说到底，这只是政府部门的一种“道德努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弱势群体问题。政府当然不是全能政府，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政府样样具备，事事恭行。但政府完全有责任把各方面的社会力量都组织协调起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真正作用。这种非政府组织至少包括各种非政府团体、慈善机构、群体组织、社区组织、志愿团体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家庭和个人。群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往往是单纯的政府社会保障无法替代的。
(7)加快社会保障立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救助弱势群体不是对弱势群体单纯的同情、施舍和恩赐。一个国家能否建立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机制，是这个国家能否成熟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宗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政府的神圣使命。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但总的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还没有形成体系，立法层次较低，多数是以“规定”、“条例”、“办法”、“暂行条例”等形式，法律效用较弱，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基金征缴以及违反规定处罚时，缺乏法律手段和强制力，削弱了社会保险的权威性和推动力。罗尔斯曾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7]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法律的推动和支持，针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我国宜出台一系列完整的《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等，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典》。也可以制定《社会保障法》的同时，制定社会保障相关法律，以一法为主，多法并行方式运做。
4结束语
综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对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总之，只有充分研究弱势群体的基本情况，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
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贯彻落实城镇建设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
为促进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县将确定为“城镇建设年”。为推进工作，平坝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挥职能作用，采取五项措施为推进“城镇建设年”工程项目建设积极服务。
一是积极做好工伤保险及预防工作。深入施工现场大力开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简化工伤办理手续，及时开展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全面推进在建工程项目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切实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
二是积极探索和推进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工作。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调查摸底，努力探索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为推动我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启动实施夯实基础。
三是积极开展就业与再就业工作。开展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宣传培训，利用发包单位和施工单位到(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用工登记备案的时机，整合县人力市场资源，积极为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开展好用工推荐服务，提高就业率。
四是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严格执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加大施工现场劳动监察力度，杜绝拖欠劳动者工资现象发生，为项目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五是依法开展劳动仲裁和劳动关系调解，维护合法的劳动用工关系。按照《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加大劳动仲裁和劳动关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积极推进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及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
人事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落实县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的
汇报材料
全县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后，我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具体要求，针对今年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对20__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谋划，确立了“紧紧围绕“一产立县、二产强县、三产兴县”发展战略，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再就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件大事，抓住人才引进、干部队伍管理和劳动用工监察三项重点，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不断强化服务，以争先分创优的意识，勤奋务实的精神，努力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干部职工队伍和离退休人员的思想稳定，为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基本工作思路。今年，我们重点要抓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引导，开拓渠道，努力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创造条件。
今年再就业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大、问题多、任务重。一是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适龄劳动力人数进一步增加。二是再就业资金有存在一定缺口。为了确保完成省市下达的再就业各项指标任务，确保社会的稳定，我们准备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足额筹集再就业资金，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到今年年底，所有进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将全部出中心，转入失业。因此，为积极稳妥地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首先要保证再就业资金足额筹集到位。计划今年要实现筹资300万的目标，以确保下岗职工出中心时经济补偿金等项费用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同时还要确保出中心后的下岗职工按月领到生活费，从而确保下岗职工出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这部分人员的稳定。
2、加强宣传引导，转变就业观念，确保下岗职工再就业率达到75以上。
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下岗、失业人员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具体要采取领导访谈、典型报道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下岗失业人员要认清形势，正视现实，自己地转变就业观念。同时，要积极鼓励他们通过非国有制、非全日制、非固定单位、临时性、弹性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就业。
二是强化就业培训，努力提高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本领。今年计划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10期，培训下岗职工1000人，真正形成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促就业的渐进就业局面，确保再就业率逐年增加。
三是积极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计划联合街道办、县总工会、县妇联、共青团、广播电视局等单位组织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通过采取在公共场所开设就业专场、社区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努力使那些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竞争力较弱的下岗、失业人员尽早实现再就业。
四是抓住我县项目建设大发展、大投入的有力契机，积极宣传，引导用人单位吸纳下岗、失业人员，为下岗、失业人员创造就业岗位，进一步拓宽他们的就业领域。
3、加大力度、落实对下岗职工的各项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省、市再就业的有关精神，今年准备制定出台《关于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的实施办法》，对自谋职业的下岗职工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优惠。调动和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利用政策，自我创业。同时，还要做好《再就业优惠证》的发放和管理工作。以规范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管理，这项工作我们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已起草了初步方案，准备再进一步修改完善，争取四月底出台实施。此外，为使上级制定的各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我们还准备联合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和督导，确保上级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为下岗、失业职工实现再就业创造宽松环境。
二、以实现“两个确保”为重点、不断完善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今年的社会保险工作，我们准备紧紧围绕确保离退休费和失业保险金按期足额发放这个目标，努力做好五项工作：
1、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广覆盖的目标。在巩固现有参保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宣传和规范管理工作。抓宣传，重点是抓好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参保的宣传工作，努力提高参保对象对参加社会保险重要意义的认识，逐步增强他们的参保意识。今年争取在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参保数量上，得到进一步扩大，为今后的扩面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抓规范管理，一是要抓好为中断养老保险关系的职工办理"接续卡"工作，为他们继续参保创造便利条件；二是要认真做好 社会保险登记工作，及时向地税局提供情况，为扩面征缴提供依据。今年，我们争取新纳入参保人数要达到1000人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覆盖率继续巩固在100；国有、集体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达要到96以上；城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要达到市局规定指标；失业保险覆盖率巩固在100。
2、抓好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费的发放工作，社会化发放率保持在100。从工作程序上，我们要坚持做到年初搞好各月份养老金支付的预测，每月20日前做出当月的发放计划，25日资金到位，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同时，要认真做好对养老金发放的跟踪调查工作，坚决杜绝人员死亡后继续领取养老金现象的发生，确保养老保险金发放工作万无一失。
3、认真做好征缴基数的核定和稽核工作，努力实现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与支出基本平衡。今年要继续把对参保单位和个人缴费基数的核定和稽核工作当做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通过核定和稽核确定出准确的缴费基数，为地税部门征缴社会保险费提供及时可先辈的依据，防止少缴、漏缴现象的发生，切实保证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做到应收尽收。年内对参保单位的核定面要达到100，稽核面要达到35以上。努力争取实现全年社会保险金的征缴与支付达到大体平衡。
4、巩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在总结上年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情况的基础上，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机制，并认真抓好落实。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年内，医疗保险基金征缴额要争取达到1200万元，以保证医疗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并为今后平衡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进一步扩大医保工作的覆盖范围，年内使参保的人数达到18000人，做到应保尽保。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还要在服务管理和降低开支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一是要抓好对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品零售药店的管理工作，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努力使他们提高服务质量，今后还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改善服务，降低开支。二是要加强对医保工作的稽核和严格外地转诊的管理。在严格管理程序，堵塞工作中的漏洞，把坚决防止不应有的医疗费"流失"现象的发生，从而达到降低开支，保证治疗的目的。三是加强对享受公费医疗的离休人员、二等以上伤残荣军、省以上劳模医疗费的开支管理，认真做好烈属及带病还乡伤残军人医疗费减免工作，使两项费用的支出比上年度降低10和控制在15万元以内。
5、继续做好失业保险征缴和管理工作，确保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社会化发放率保持在100。今年在失业保险工作中，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建立失业保险个人缴费登记制度，对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做到"无障碍接收"。二是保证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确保他们的生活。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和失业人员的愿望，有针对性的开展失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再就业竞争能力。四是要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上半年准备对失业人员再就业情况进行一次跟踪调查，根据失业人员的实际需要，通过人才劳动力市场等各种渠道，定期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努力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
三、拓宽渠道，广开门路，努力解决高层次人才匮乏与低层人才过剩的问题，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1、在开发、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规划，有针对性实施人才战略。今年，我们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研究制定我县的《人才规划》，明确今后五年人才工作指导方针、目标规划和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使人才工作做到有计划、有目标、循序渐进地开展，使其真正成为我县“人才战略”的基本规范，以保证现在人才与经济的发展大体相适应。
二是政策引导，努力培养和招拦有用人才。在高层次人才工作上，我们将坚持开发与培养为主、引进与吸纳为辅的原则。引进人才要紧紧围绕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本着“政策引导，引进急需，放眼未来”的原则，重点吸纳和引进教育、农业、工业和管理方面的本科以上的人才。培养人才，要着眼于各行业的未来需求，通过联合办学、成人教育、脱产学习等多种形式，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有一定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现有人才，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长知识，成为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根据我县实际，近期内要把培养人才，作为解决我县人才匮乏问题的主要途径。
三是立足我县实际，大力开发乡土人才。作为农业大县，我县在今后一个时期，还将需要大量的基层实用型农业人才。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开发乡土人才。在建立乡镇人才劳动力服务站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其功能，切实发挥其承上启下的作用，努力在我县建设一个以县为龙头、乡镇为枢纽、村为触角的三级乡土人才网络体系。同时，加大对乡土人才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他们的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县农业家村经济快速发展。
2、在解决低层次人才和社会富余劳动力就业方面，努力做好以后工作：
一是强化就业服务功能，大力开展人才交流和职业介绍，努力解决大中专毕业生和社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积极开展求职登记、就业指导和招聘洽谈活动，增加市场集日，由现在的每月8日、18日两次，增加到每月8日、18日、28日三次市场集日。尽可能多地为求职人员创造机会。
二是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把合同签订、鉴证、社会保险、就业培训、劳动人事等业务与市场用工、求职溶为一体，使人才劳动力市场成为“一站式”服务机构，以方便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办事。
三是加强对外联络，广辟就业门路，努力扩大劳务输出。在巩固现有国内外输出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渠道，争取年增输出量达到10以上，以缓解县内就业压力。
四是积极开展就业指导与培训。逐步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今年主要对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实施重点帮扶，实行免费就业培训，力争帮扶上岗率达到80以上。
四、进一步加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规范管理、强化培训，不断提高整体素质。
1、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公务员条例》、《干 部任用条例》和《考核奖惩暂行办法》，严格按程序做好股级干部任免、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工作，通过严格考核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调动各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努力建设一支“善谋事、会干事、干成事”干部队伍。
2、加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年内主要抓好四项培训：一是新任股级干部培训，培训率要达到100；二是公务员骨干培训，按上级需要完成培训任务；三是公务员英语培训，年底前，全面完成45周岁以下公务员的初级培训任务，并争取98以上通过考试达到合格标准；四是法律知识培训，与有关部门配合，争取全面完成市下达培训任务。
3、严格政策、程序，认真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评审与聘任工作。继续坚持两个回避的考核、评审原则，坚持量化考核与述职答辩相结合的考核、评审办法，确保考核评审结果的客观公正。同时要严格按程序组织好各类职称的资格考试工作，使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尽快走上相应岗位。
五、加大以个体私营企业为重点的执法监察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合同的管理。
1、加强对非法中介组织的检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今年要对非法中介组织进行不定期的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对干扰市场秩序的非法中介组织，要给予行政处罚，对屡纠不改的要坚决给予取缔，确保我县良好的用工环境和秩序。
2、继续深入开展就业证、劳动合同签订与履行情况和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专项检查，全年检查各类企业不少于300家。努力规范用工行为，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3、继续贯彻落实《河北省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全力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实施，按省市要求力争实现全县劳动合同制度在我县各类企业的全覆盖。主动与工商部门搞好配合，努力使新增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用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5以上。同时，要继续抓好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进一步规范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
4、充分发挥仲裁员队伍的作用，加大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力度。进一步加强仲裁员队伍的建设，根据需要调整专兼职仲裁员，同时要搞好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办案水平和办案质量，确保全年劳动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5以上。
做好上述工作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全员综合素质。按照“善谋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强全局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和作风的建设。一是以落实“十六大"精神为契机，在干部职工中大力倡导勤奋务实、开拓进取、争先创优的良好精神风貌。二是加强行风建设。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以“优化发展环境、做诚信乐亭人”为主题的行风建设活动。通过开展活动使全员进一步树立宗旨观念、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树立人事劳动部门的应有的良好形象。三是继续坚持开展业务技能练兵活动，通过抓业务训练、基本技能训练，相关知识培训，使全体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适应新形势下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二）加大宣传力度，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加强对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险法规的宣传。今年，拟定在3月、5月、9月和11月，对《劳动法》、国家公务员条例》、《河北省劳动监察条例》、《河北省市场管理条例》、《河北省社会保险管理条例》五项法规，组织开展四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同时广泛利用集市咨询、进厂讲解、举办专门培训班等多种有效的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事、劳动各项法规，逐步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继续实行百分制考核管理办法，规范内部管理。在机关内部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和实行百分制目标考核，以充分调动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全范围内营造一个在全局营造一种比作风、比干劲、比能力、比贡献，有为有位、无为无位的良好氛围，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一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客观地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转轨。我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转型等问题时，就开始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对于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如在1994年出版的《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我对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均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一） 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理解
从世界范围内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模式有两种：
1 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 system），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但是，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资金完全没有积累。
2 个人帐户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雇员的个人缴费和个人帐户的积累，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来自本人在工作期间的积累，且所积累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运作。这种模式以智利的模式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具有累积性和增长性，资金供给比较稳定，在经济波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
在现收现付模式中，政府在事实上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保障债务，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债务是隐性的；这就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提高收费标准，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干扰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的激励（incentive）机制的运行。因此，不仅许多人口压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承担现收现付模式带来的债务压力，即便是一些经济实力强、人口压力小的发达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现收现付模式的负面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模式、以及由此体系支持的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是形成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福利病”的重要原因。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个人帐户模式。
（二）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演变
在50年代，中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以企业为单位，基本上采取现收现付的模式，将社会保障成本进行代际转移。这一模式当时之所以是比较有效的，是由于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同时这一模式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随着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步趋于老化，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引起关注。1991年6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着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其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职工的个人帐户，将企业与个人缴费的大部分积累于个人帐户，以试图缓解现收现付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与此同时，促使职工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成本，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在这一模式框架下，中国的社会保障部门正逐步着手扩大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如逐步将私营企业、部分地区的农民等纳入这一框架。
不过，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模式尽管从名义上是个人帐户制度，但是其实质依然是现收现付制度，因为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同时就用作社会保障的支出了，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只是帐面上的；与原来的现收现付模式相比，其差异就是将风险分散单位由企业转变为地方政府，同时中国当前实行的新制度不仅要负担上一代人的保障成本，还要为在职一代积累社会保障资金。因此，中国当前实行的这一模式是一个名义上、帐面上的个人帐户制，在实质上是一个高标准、高负担的pay-as-you-go模式。
（三）当前中国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因此，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为推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模式及其运行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高效率的社会保障模式，应该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1）社会安全网的建立；（2）社会进行储蓄与积累的重要手段；（3）维持对工作的积极的激励机制；（4）对所有权结构形成积极的影响；（5）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体制；（6）确定适宜的收入分配目标；（7）解决失业救济及劳动力流动问题，等等。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不能适应中国正在进行的显著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不在当前年轻人口较多的阶段及时建立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政府必然会难以承担越来越庞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并且会被迫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被迫投入更大的成本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粗略的估算，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推进很快，2000年左右将进入老年型国家（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200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9000万，相当于目前欧洲老年人口之和。据劳动部门测算，基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从2025年起，中国政府将每年需要拿出5000亿――14000亿元用于维持城市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障 。显然，如果中国继续沿用当前这种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到下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胁。
其次，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老龄化社会到来后，会扭曲经济运行中的积极的激励机制。在退休职工占人口较大比重时实施当前的现收现付模式，就会使在职职工的个人所得在纳税后，一方面要负担相当比例的退休职工，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自身的社会保障成本，最后所剩余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实现有限。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在职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相当高。如果按照目前的城市职工社会保险水平和标准，并采用现收现付模式，到2020年，工资的提取率将达到32.3％，到2040年将达到40.2％。
即便是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目前也遇到了社会保障负担过大、从而扭曲正常的激励机制的问题。1997年德国的失业人口达到439万，失业率也相应达到11.4％，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社会保障降低了公众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德国联邦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如果将德国餐饮业就业者每个月的最低纯收入与社会救济
对象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子女，前者比后者多收入276马克；如果有一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41马克；如果有两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573马克。高社会保障水平甚至造成了社会救济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现象，直接导致了社会激励机制的紊乱。
与德国、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扭曲积极的激励机制相比，新加坡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新加坡公积金中的自存自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断充实个人帐户的制度设计，就有效地实现了积极的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兼容。
第三，当前的社会保障模式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为了控制社会保障的成本，当前我国对于退休职工的消费、医疗等实施不同范围的控制，如限制特定的新药品的报销等。但是，当代科技进步主要体现在生物化工、医疗器械、信息技术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为退休职工扩大消费、改善医疗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即便政府限制退休职工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在社会观念、家庭观念的影响下，退休职工所在的家庭、企业也可能会积极为退休职工创造条件运用这些成本较高的新技术，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事实上用于社会保障的成本。
第四，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所承担的巨大的社会保障职能必然会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障碍。正如我们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一书中指出的，企业运算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沉重负担，“本源的错误应该归结于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度”。现实地看，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已经成为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在企业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不少类似的问题，在比较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尝试在一些打算上市的企业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为职工建立个人帐户，从而设法解决社会保障成本对于企业改革的制约。这一做法体现了我们对当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设想和设计，我们在后面还将继续讨论。
第五，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增大居民对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大其储蓄倾向，这对于当前扩大消费、刺激内需的宏观政策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制约。
第六，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利于全社会进行储蓄和积累。
二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与方案设计
（一）建立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社会保障模式
1 我们所设计的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实施的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令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不满意的模式：政府承担了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企业的负担过大，不利于企业改革的深入；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职职工需要承担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因此，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压力和财政的承担能力，以及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当前应该建立以个人帐户模式为主导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即大幅度地建立强制型个人帐户，继续保留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对于少数高收入阶层可以通过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社会保障水平。
首先，在在职职工中大幅度、大范围实施个人帐户模式，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强制缴款、政府免税、确定严格的比例要求、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程序和制度。
其次，保留现收现付模式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这一方面可以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要求，同时，由于这一阶层的人口规模有限，政府用于这一阶层社会保障的财政负担也是有限的。
第三，对于一些高收入阶层，可以鼓励其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
但是，在这个分层次的体系中，个人帐户模式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保险和现收现付都只能发挥辅助性的职能。关于现收现付与个人帐户的利弊比较，学术界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并已经有了共识，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中，还存在不少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关系的误解，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2 要恰当处理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之所以强调社会保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能占据辅助性的地位，是由于社会保险与个人帐户模式相比存在许多内在的缺陷和弊端：
首先， 社会保险在资金运用方面，实质上是运用大多数投保人员的资金来支持少部分需要支持的投保人员，具有显著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再分配的特点，只要支出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例就可以使用，没有明确、稳定、积极的激励（incentive）机制，过分强调安全感必然会相应减少努力工作赚钱的动力，从而不利于形成对个人进行社会保障积累的激励。
其次，商业保险对于职工没有强制性的约束，而是居民的一种自愿性的金融行为；而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模式则能够通过确定强制性的缴款来保证社会保障体系获得稳定的资金供给。
第三，为了体现政府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扶持，政府一般对纳入个人帐户中的社会保障资金免税。但是，商业保险难以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具体来说，有许多保险品种的设计类似于银行储蓄，也可以说是银行储蓄的一种变种产品；如果对这些险种实行免税，就必然在商业银行储蓄和商业保险之间形成不平等的竞争格局。
第四，为了保证稳定、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供给，各国政府一般对纳入个人帐户的社会保障资金规定严格的比例要求；但是，这一点在商业保险中是难以做到的。
第五，商业保险的险种设计不能够充分满足社会保障的要求，而只能规避特定领域的风险。这是由商业保险的运作特点和基本性质决定的。
第六，在比较成功地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中（如新加坡），其政府对于将保险形式引入社会保障体系始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直到新加坡逐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之后，新加坡政府才在社会保障中引入了少部分的保险形式，如“健保双全计划”对特定的大病和大手术给予保险，花销可以超出个人帐户中的储蓄等。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保险式的社会保障安排相对而言十分有限，项目也很少 。
因此，社会保险只是一种金融产品，社会保险中的一些产品可以在规避一些特定风险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能发挥辅助性的职能。正如我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所指出的：“象我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不宜于搞过多的、与经济实力不相称的社会型保险，而需要注意保障制度与维持激励及储蓄之间的关系”。
（二）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个人帐户模式
1 当前由政府承担由旧体制向新的体制转轨中的成本的难度较大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中国社会保障模式应该是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的格局，那么，当前我们就面临一个从当前的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制向个人帐户制转轨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转轨，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认并补偿劳动者在原来体制下对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缴款并逐步积累形成的社会保障权益，这一权益事实上也就是政府对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债务，只不过在原来的体制下，这些社会保障债务是隐性的。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劳
动者在获得工资之前已经扣除了社会保障资金，但是，在原来现收现付的体制下，这些社会保障资金并没有以基金的形式积累起来，而是用于进一步的国有投资，并形成国有资产。中国当前进行的社会保障体制转轨，必然会使原来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隐性债务显性化。
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最为理想的方式就是由政府承担全部
的社会保障债务，从而为以个人帐户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健康、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启动环境。人们在总结智利成功实现由现收现付模式向个人帐户模式转轨的经验时，由智利政府承担全部社会保障成本、进而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新的模式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据测算，智利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总规模约占到其1981年的GDP的80％，债务的最高峰值为GDP的4·8％，随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25年智利政府将全部清偿所有债务。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尚比较年轻等因素，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政府为了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所需要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规模会比智利要小 。
不过，尽管中国政府可能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规模要比智利小，但是考虑到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由政府承担这一规模依然有相当的难度。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府需要承担的隐性社会保障债务规模相对较大，才使得中国政府选择了目前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制、实质上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模式。
2 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
如前所述，庞大的、需要中国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直接制约了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实施。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无所作为呢？经过我们的分析和实践探索，我们认为，从当前一些企业集团着手，我们可以逐步推广个人帐户制。
之所以选择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1）政府对于政府机关、不同形式的企业、城市和农村等不同单位的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承诺本来就是存在差别的。从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承诺强度看，可以说是从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依次减弱的。企业集团作为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承诺是较强的；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个人帐户制，能够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同。
（2）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将“减人增效”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在实施的“减人增效”的改革中，国有企业为安置下岗人员已经承担了不少成本，这些成本中可以说主要就是社会保障成本；从企业出发建立个人帐户制，可以说是对这些支出的规范化。
（3）目前一些企业集团的经营状况较好，还有相应的实力来承担推进社会保障改革的成本，可以考虑划出这些企业集团中的国有资产的5％－10％，来专门建立这些企业中的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
（4）我们在一些企业集团的公司制改造和上市工作中，已经就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尝试。
（5）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比较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和配合，进而在整个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而在当前正在实施的所谓“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由于社会保险费率上升、负担不合理等，欠交、少交社会保障基金的企业明显增加；社会保障负担重的企业出于甩包袱的倾向，参加所谓社会保险的态度十分积极，而一些社会保障负担轻的企业则设法逃避责任。
（6）将再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职能继续留在企业，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通过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能够将企业职工再就业、医疗、养老等基金社会化，相应的风险也就社会化了；企业此时可以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导向参与市场竞争，而可以较少考虑社会保障职能。
当然，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个人帐户的方案也有一些缺点，这主要包括：（1）不同企业集团之间的经营状况参差不齐，推进的难度不一；（2）会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不平等格局；（3）企业集团通过股份化改组明确国有股权，并从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股份作为个人帐户的社会保障基金，从总体上看，社会保障的风险并没有从企业分散出去，而是依然留在本企业中，这些国有股的售出需要等待适当的市场时机。
（三）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机制
在初步建立了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机制。显然，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运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设计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机制时，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在面对职工办理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和支出的环节，应该有一个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对社会保障资金实施统一的强制性管理；在这个机构中，要统一管理职工的个人帐户的各种信息，如个人的工作经历、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状况等，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信息密集型的管理，是数据收集、核查、处理量很大的管理，单独依靠准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恐难以胜任，所以还需要委托商业银行办理有关业务。
（2）由于商业银行在进行帐户管理、现金存取等方面具有特长和优势，因而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可以将个人帐户的具体管理工作委托给商业银行办理，由商业银行对这些资金进行代管。
（3）组建多家竞争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金融市场上实现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获得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而无需直接向公众吸收社会保障资金。
因此，我们设计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模式是：建立强制性的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将其资金委托商业银行管理多家竞争性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与比较典型的智利模式相比，我们的设计有以下几个优点：
（1）充分发挥了不同机构的专长和优势，在社会保障资金的不同阶段通过合理分工来提高运行效率，如商业银行的帐户管理专长、基金管理公司的资金投资专长等；
（2）能够显著节省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成本。在智利，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直接面向公众吸收社会保障资金，因而其平均花费了整个社会保障资金的29％来进行市场营销、吸引公众资金。而我们设计的方案使得基金管理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商业银行获得社会保障资金，促使其通过自身的投资业绩来吸引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基金的参与，必然会为金融市场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从而有力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3）能够促使商业银行积极增加收费型收入（fee-based income），开拓理财服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商业银行运用其广泛的分支机构网络和较高的电脑技术，通过资金管理业务，能够获得大量收费型收入。在吸收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同时，公众既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投资基金，也可以由商业银行来推荐，还可以由商业银行公众进行投资组合，这样
就会推动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的发展。
（4）整个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过程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竞争原则，有利于运作效率的提高。事实上，竞争原则体现在社会保障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如商业银行在吸收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环节、基金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吸收社会保障资金的环节、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增值的环节等。
（5）整个运作环节体系了相互制约的原则，较之原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体制，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更为严格、规范。
因此，基于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当前有必要逐步将社会保障模式从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自存自用的个人帐户制，并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这一转轨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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