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30 11:05:48
绪论：在寻找写作灵感吗？爱发表网为您精选了1篇保险法律论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迪您的思维，激发您的创作热情，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简介
我国1995年制定的《保险法》，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本文约5000余字，试从保险立法中“近因”原则的缺失；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隐藏；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缺陷；并从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对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现代化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摘要:国产品责任保法律制度相当滞后。本文在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 缺陷 完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2．完善《保险法》中有关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
(1)确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法律对保险人的抗辩义务没有规定。但在现行保险条款框架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关于诉讼抗辩不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已经严重地损害着被保险人的抗辩利益。因此，保险人应当承担诉讼的抗辩的义务。这是在诚信原则下，对保险人提出的最低要求。(2)确定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为保护第三人的权益．应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实际上是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可以直接提起赔偿之诉其理由主要是随着责任保险理论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利
益的公益性越来越受重视，必然要求法律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3)将合同责任纳入产品责任保险范围。责任保险损害赔偿通常将合同责任排除在外．这已不适应责任保险发展的需要。因为合同责任虽可借助于信用保证保险加以分散但对赔偿义务人有追偿权，因此不具有分散义务人“责任的机能，有违义务人投保的本意。而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在承担保险责任后．对赔偿责任人没有追索权。所以合同责任应当可作为责任保险的标的。(4)建立强制性产品责任保险制度。依照民法通则规定从事高空、高压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损害赔偿其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因此一旦发生这些案件索赔金额相当高常发生经营者无力赔偿的情形。而且经营者产品责任保险意识不强、保险产品也屈指可数。因此有必要实施强制产品责任保险让那些与人民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的产品强制保险，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平衡经营者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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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5年新《公司法》的颁布，加重了董事责任和义务，一方面保证了公司董事、经理在进行决策、经营的过程中，更能勤勉自律；另一方面也会压抑公司董事、经理的创新性，在具体业务操作中会影响到其才智的发挥。因此加大力度，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势在必行。董事责任保险能合理地降低因可以理解的经营过失而导致的责任，发挥董事经营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关键词： 董事义务；董事责任保险；保险利益
一、董事责任保险的历史沿革
20世纪30年代，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得到了最早承认并被广泛使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专门以公司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为对象的保险可以说是董事责任保险的最初形式。当时，欧洲各国还没有类似的险种。美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较快发展，法律实践的重心也相应地由补偿转向保险。美国几乎所有州的公司法均规定公司具有购买董事保险的权利。80年代以后，美国股东代表诉讼急增，诉讼额增大，给广大保险市场造成了危机。许多保险公司从董事保险业务中撤出或者降低最大保险金额，提高保险费。此外，对申请加入董事保险的公司进行严格审查，对业绩较差、董事责任风险较大的公司不予签订董事保险合同。
英国虽有高昂的律师收费，但针对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的诉讼远没有美国频繁，因而英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并不象美国那样红火。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由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责任险的做法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一般都不开设这一险种。日本于1980年由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对董事保险进行专项研究。1990年三井海上保险公司首先取得日本政府的认可，开始发卖董事保险，次年其他保险公司也取得了政府认可，在日本全面开展了董事保险业务。
我国2002年1月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允许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保险，以解除董事的后顾之忧。随后，平安保险公司于2002年1月24日率先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由于我国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时间较短，董事的民事责任制度、利益保护机制存在的立法缺陷，这些都成为董事责任保险开展的巨大制度障碍。
二、公司董事责任保险的概念
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又称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其英语表述是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简称“d&oinsurance”。关于董事责任保险的涵义，学界分歧不大。董事责任保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由公司或者公司与董事、高级职员共同出资购买的，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过失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而被追究其个人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该董事和高级职员进行责任抗辩所支出的有关法律费用并代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广义上的董事责任保险除上述内容外，还规定保险人应当负责赔偿公司根据董事责任和费用补偿制度对有关董事和高级职员做出的补偿。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
以责任保险的效力基础或依据为标准，董事责任保险可以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又称为法定责任保险，是指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必须向保险人投保而成立的责任保险。自愿责任保险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而订立的责任保险合同。根据美国联邦证券法，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纳斯达克的所有上市公司都被要求投保董事责任险。这样做有利于在董事个人的财产不足以赔偿所导致的巨额损失时，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应主要采纳强制型责任保险。
按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基础不同，董事责任保险可划分为索赔型责任保险和事故型责任保险。索赔型责任保险，是指第三人向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请求索赔的事实首次发生在责任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则保险人应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保险。此类型保险，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董事责任保险的填补损害功能。事故型责任保险，则指保险人承诺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因为约定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损失予以补偿。但该约定的事件，仅以对第三人有所影响而在保险单约定的期间内所发生的事件为限。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事故型保险不宜过多采用，因为在这种类型的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或在多长时间以内发生难以预测。
三、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一）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职员的责任、义务日趋增多，董事法律保护机制的构建势在必行
世界各国在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上逐渐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董事会成为公司运行机构的中心，其职权得以急剧膨胀。在此情况下，董事、经理的职权必须受到约束，否则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无从保障。各国公司立法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职责的方法主要有：一方面，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中明定董事对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董事的注意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另一方面，法律赋予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提案权、质询权、派生诉讼等，同时建立监事会、独立的审计人、外部董事等制衡机制对董事的权力予以约束，以抑制经营者滥用权力的行为。
公司董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的加重，积极方面在于，可以促使经营者更加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增强企业管理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消极的方面在于，太重的责任有时会造成经营者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挫伤其积极性，最终促成其以保守姿态经营公司，因此有必要引入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二）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利益相关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公司一旦卷入经济纠纷，诉讼标的一般都数额巨大。对于公司来讲，董事做为自然人，董事的个人财产对公司的损失弥补，只能是杯水车薪，无补于事，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受到严重损害的可能。董事在承担责任后，可能得不到二次补偿而陷入破产人的窘境。对于公司的利益相关人来讲，多数情况下其承担经营决策失误赔偿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不通过保险公司转移绝大部分赔偿责任，则投资人、债权人、股东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三）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确立，适应了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迅猛发展，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董事的权利和义务日益增多，公司特别是跨国性的大公司，对公司董事经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董事经理的责任、义务呈多样化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适应当前的发展趋势，积极构建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四、我国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2001年8月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建议“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标志我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不仅获得理论界较为广泛的认同，而且成为实务界的现实需要。2002年1月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该规定把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公司扩大为所有的上市公司董事。2002年1月24日平安保险公司推出“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业务”，又把责任保险的范围扩大到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平安保险公司的这一业务事前得到中国保监会的批准。继平安保险公司之后，其他保险公司也纷纷开始研发董事责任险。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单是国外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移植到我国的最初成果，也是本文讨论国内董事责任保险情况的主要依据。在平安保险公司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时，咨询者很多，但真正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公司不多。这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不无关系，因此笔者对构建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保险范围的完善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立法层次低，覆盖面窄，董事责任保险的受益人应不仅包括控股公司，还应当包括被控股公司的董事及高级职员，因为公司的高级职员在履行职务中和董事面临同样的问题。投保公司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还应包括非上市公司，不管公司规模大小，其董事都有权利转移自身的风险。董事责任保险不当行为的范围应该是董事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就其过失给公司和第三者造成的损失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其他与职务无关的行为或者故意行为给上述客体造成的损失，均不应列入保险范围。
（二）保险品种的完善
各国的董事责任保险一般包括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和公司补偿保险两种。而且，这两种保险互相关联，保险公司都加以提供，而由投保公司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不能只选择公司补偿保险而不选择董事个人责任保险，但相反却可以存在。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董事补偿制度，公司补偿保险没有存在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将来法律规定董事补偿制度时，保险公司应配套推出公司补偿保险。
（三）保险费支付的完善
当今各国的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原则上由公司支付，纳入公司财务预算中。但必要时，规定由公司和董事共同担负保险费，即公司负担保险费的绝大部分，被保险的董事负担另一小部分，目的是以防止董事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产生依赖，增强其责任感。我国立法者可考虑在将来修订《公司法》时规定公司和董事等高级职员共同保险条款，即保险人赔偿损失的大部分，其余一小部分则由被保险的董事自己承担，并且这部分损失不得由被保险的董事或公司以任何方式投保。
摘 要：文章指明了养老保险的概念、特征及其在保障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等方面的积 极 作用，阐述了人们享受养老保险的资格与条件。养老保险已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被各国政府所 重视。
关键词：养老保险 法律制度 资格 条件
在我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使这些老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使其能够安 居乐业，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养老保险。所谓养老保险，也叫老年保险 ，是指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因年老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出社会劳动领域后 ，由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强制性是社会保险的共同特征，此处的养老保险就是一 种社会保险，因此，也要通过国家立法，依法强制实施。当然，商业保险中也有关于养老的 保 险条款，但它属于自愿保险，是否愿意投保以及投保多少，均由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自愿所为 ，不受国家强制性规定的限制，与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是两个概念。世界上多数国家均已 实行社会养老保险，这些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养老保险法律、法规，强制征收养老保险费（ 税），建立了养老保险基金，并规定了养老保险的待遇项目、享受条件及给付标准。
第二，养老保险的基本对象是劳动者，即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当 然，也有少数国家在普遍养老金制度中包括非雇佣者，其前提条件是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 .
第三，养老保险是劳动者在年老时退出社会劳动岗位后，才开始发挥其作用。养老对于 在职的劳动者而言，只是一种期待权，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按规定退休以后，才能享受 养老的现实权利。这一点也与普通商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不尽相同，商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 可以约定享受养老保险的年龄，这种约定通过保险条款的有关规定和投保人的意愿而定。例 如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国寿金色夕阳养老年金保险条款中，在投保时便可以 约定从55周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也可以从60周岁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
第四，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为退出社会劳动后的劳动者提供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以保 障其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和待遇标准是法定的，其物质基础来源于养老 保险基金，其最后责任人是国家，可见其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第五，养老保险实行基金化和社会化服务管理。基金化和服务化管理的社会化，是社会 保险最根本的特征。该特征在养老保险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养老保险基金在社会保险基金 中所占份额最大，退休人员的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是社会保险化服务管理工作的基础。
养老保险在保障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 养老保险保障了劳动者在年老时退出劳动后的基本生活，保护了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权利。养 老保险制度通过强制征收养老保险费（税），建立养老保险基金，规定一系列的诸如享受条 件、待遇标准及支付办法等制度。保障功能是养老保险制度固有的基本功能，养老保险制度 其他作用的发挥都要以此为基础。其次，养老保险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 的内部激励机制来实现的。通过规定养老保险待遇标准与工作业绩挂钩的办法，尤其是与就 业关联的养老金直接取决于缴费标准，缴费年限及工作年限。这样，对于那些长期勤奋工作 、对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劳动者，退休后就可以享受较高的养老保险待遇。最后，养老 保险制度正是通过内在的社会互济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充分发挥其保障基本生活与促进发展 的功能，既安定人心，又激励进取精神，从而从整体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稳定社会、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既是养老保险立法的根本目的，又是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总体 功能。
从法律角度出发，根据其实施的主体与强制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基本养老保险 、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所谓基本养老保险，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强制实施， 涉及面较广，是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而补充养老保险则是指在养老 保险的基础上，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为本单位的职工建立的一种追加式的或 称辅助性的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是指从一定的年龄开始缴纳相应的养老保险费， 具有储蓄功能，因此，称作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此外，养老保险从理论角度出发，根据国家对养老保险承担责任方式的不同与发挥作用 的不同，可以将养老保险分为强制储蓄型、自保公助型、国家福利型和国家保障型四大类。 强制储蓄性养老保险也叫储金性养老保险，其雏形是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职业保险基金 ”，由国家实行强制储蓄的一种社会养老保险。它通过国家立法强制要求雇员与雇主各自缴 纳等额的保险费，共同出资建立特别基金，作为专款分别存入每个雇员的账户，作为雇员的 存款；当被保险人发生事故（即生、老、病、死、伤残和失业）时，连本带息一次性发给本 人；在少数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分期领取年金，或者将存款留给其继承人。这类养老 保险的理论基础是由雇主和雇员个人承担资金责任，国家对养老保险不承担任何资金责任， 其现实基础则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能力。自保公助型的养老保险又称作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 ，它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理论依据，国家承担养老保险一定的资金责任。该理论起源于俾 斯麦时期德国的养老保险，后被美国、日本等国家仿效。它强调养老是个人的事，因此，应 以 自保为主，国家予以一定的资助。国家福利型养老保险起源于英国，其理论依据是“福利经 济学”，后被瑞典所发展，是国家借助于财政经济政策，保障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从而缓 解社会矛盾。它把养老保险作为一项福利政策，依法实施，并设有专门的主管法院，监督执 行。它还强调享受待遇的普遍性，除普遍养老金发行的对象为所有老人外，退休人员还享受 与收入相关的年金，该类型的养老保险的主要资金责任，养老金的支出来源于一般税收，基 本由国家与企业共同负担，个人不缴纳或者只须缴纳少量的养老保险费。而国家保险型养老 保险是以社会保障学说为理论依据的。该模式首创于原苏联，我国目前也采用该制度，它是 由国家宪法把以养老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本原则确定下来，老有所养是公民 在宪法上享有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保证。个人无须缴纳养老保险费， 退休金的支出，全部由国家和企业负担，工会可以参与决策与管理。
以上是从法律、理论的不同角度对养老保险所作的分析，从而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享 受养老保险的资格与条件。
被保险人的退休年龄、工龄、投保年限，居住期限与公民资格等都可作为享受养老保险 待遇的资格与条件，关于退休年龄，多数国家规定了年满60—65岁可以退休。法定的退休年 龄低的可达45岁，高的可达70岁。世界上不少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男女有5岁的差别，但也 有半数之多的国家男女平等，退休年龄一致。把年龄作为享受养老基金的基本条件，这是根 据人们有权利获得休息与悠闲生活的原则，同时根据人们进入老年后，许多人自然处于工作 能力减退阶段的情况确定的。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付养老金最为合适呢？如果支付年龄偏 低，则保险费用就偏高，而如果支付年龄偏高，则又难以适应人的身体机能变化的状况。况 且退休年龄的高低还会对国家人力资源和补充性的私人年金制度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适度的退休年龄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关于工龄条件，各国之规定也不一 致，短的15年，长的40年。至于工龄是否作为领取退休金的必要条件，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 同的投保职业其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实行个人缴费制的国家，多数以投保年限或缴费年限替 代工龄条件；在不实行个人缴费制的国家，工龄则成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关于投保年限或 者缴费年限，只有少数国家规定只要3年或5年，但多数国家规定要15—20年才能成为合格的 年金领取者。关于居住期限和公民资格，一些国家规定必须在本国居住满一定期限或者具有 该国公民资格，才能成为年金的领取者。如在新西兰，被保险人须年满65岁，并在最近20年 居住在本国的，才能领到养老保险金，在此问题上，国际上一般采取对等原则。
通过以上对劳动者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探讨，我们深切感到养老保险已作为一项法律制 度被各国政府所重视。由于养老保险会受到通货膨胀和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养老保险调整机制，从而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 稳定社会，这也必将是一件涉及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摘要:国产品责任保法律制度相当滞后。本文在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 缺陷 完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2．完善《保险法》中有关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
(1)确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法律对保险人的抗辩义务没有规定。但在现行保险条款框架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关于诉讼抗辩不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已经严重地损害着被保险人的抗辩利益。因此，保险人应当承担诉讼的抗辩的义务。这是在诚信原则下，对保险人提出的最低要求。(2)确定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为保护第三人的权益．应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实际上是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可以直接提起赔偿之诉其理由主要是随着责任保险理论的不断发展，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公益性越来越受重视，必然要求法律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3)将合同责任纳入产品责任保险范围。责任保险损害赔偿通常将合同责任排除在外．这已不适应责任保险发展的需要。因为合同责任虽可借助于信用保证保险加以分散但对赔偿义务人有追偿权，因此不具有分散义务人“责任的机能，有违义务人投保的本意。而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在承担保险责任后．对赔偿责任人没有追索权。所以合同责任应当可作为责任保险的标的。(4)建立强制性产品责任保险制度。依照民法通则规定从事高空、高压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损害赔偿其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因此一旦发生这些案件索赔金额相当高常发生经营者无力赔偿的情形。而且经营者产品责任保险意识不强、保险产品也屈指可数。因此有必要实施强制产品责任保险让那些与人民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的产品强制保险，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平衡经营者的经营风险。
［摘 要］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路，并在国内首次建立了重庆市和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以解决城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问题。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业发展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在城乡统筹的农业发展中，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科学、合理地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以金融支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 城乡统筹；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我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问题，历届政府都将“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采取了农村费改税、免除农业税、联合医疗保险等惠民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在我国工业经济飞速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由于我国农地面积广阔、农业就业人员基数大、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农业发展举步维艰，城乡经济、文化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仍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已被写入了 “十一五”规划。我国农业问题有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必将迎来高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必然要求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要让更多的优惠措施、更多的公共服务进入农村，建立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农业在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的前提下，要积极、稳健地搞活农村经济，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为此，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农业信贷，加大对农业的经济投入力度。通过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积极有效地在广大农村开展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增强农民防灾、抗灾能力， 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我国农业发展有重大的促进意义。我国应在分析城乡统筹发展与农村金融体系支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城乡统筹发展与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
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逐步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城乡统筹发展，应结合我国农村实际，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体现于以下方面：
首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分散、个体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抗灾能力差。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口多，人均占有耕地不足，小农经济的发展历史悠久，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一直占据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由于我国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农业灾害频频发生，农民的抗灾能力较弱。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用于保护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成本、农业生态恢复成本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8%、27%和36% ［2］。
其次，由于长期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农民的现代经济、生态农业观念不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由于经营分散、规模小，部分农民至今仍“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由于许多农民缺乏突破传统农业生产而转向经营现代农业的理念，经济型的绿色农产品生产不足；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牛耕火种的情况在我国农村仍然存在。
农业灾害历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障碍，必须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克服这一问题。因此，从立法的角度建立有效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从减轻农民损失的角度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之一［3］。
二、城乡统筹发展与农业保险支撑
城乡统筹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方面，从思想上要改变过去重工业、重城市而轻农业、轻农村的观念，将工业促农业、城市带乡村、城乡协调共同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要通过农村体制改革和农村政策调整打破城乡界限，加大公共政策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将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减少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由于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迅猛，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城乡统筹发展的提出，有利于缓解和逐步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是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国传统农业单一经营模式的改变，是农业经营与农村金融协调发展的需要。我国农民素有依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容易禁锢农民的思维：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主要是依赖于气候、地理、水文等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辛勤劳作，而忽视金融运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快速促进作用。农业金融的运作和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农村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更多的农副产品走进城市，更有利于农民经济思维的形成,农村经济的繁荣有赖于农村金融的拉动。
其次，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农业保险的运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金融体系的建立，是城乡统筹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农业保险又是农业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采取的种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仅仅能从外因的角度有利于农业发展，但是，农业的发展仅仅靠政府的扶持并非长久之计，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不是缺政策环境，而是缺少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法律机制。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入农村内部，从内因的角度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能够规范农业保险的运行，为农业的发展建立金融支撑。
第三，农业保险可为农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城乡统筹发展，侧重于围绕如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这一主题，而现代农业的发展缺少农业保险，则是不完善的。发达的保险业是商品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任何行业的经营者，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营风险，采取将风险由特定的一个主体转向由不特定的众多主体承担的保险经营模式，有利于生产经营者长期稳定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也不例外。因此,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分散和保障作用有利于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立法以及运作状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概况
农业保险具有不同于普通商业保险的特殊性，其发展对国家的政策、法律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我国在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几乎为空白
［4］。 同时现行相关立法也缺乏可操作性。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业保险运作状况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的正确引导，我国农业保险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
我国《保险法》在附则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种附则规定在于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是在重点考虑之外而为法律的完善而增加的，本身在《保险法》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从1995年以来，《保险法》已经实施了13年，但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法却未见踪影。现行《农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根据该条，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农业保险投保实行自愿原则，并不仿照美国、印度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强制保险，并鼓励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5］；另一方面，这一法条规定也过于原则，并没有涉及如何建立民间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等方面，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在国家政策方面，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规定：“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方式的创新，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些政策的先后出台，显示了政府对农业保险重视、明确了当前政府积极发展农业保险的态度，但是，其与《保险法》、《农业法》的上述规定一样，都有可操作性不强的弱点，难以有效实施。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情况
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保险。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在农业保险运作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
1．经营环境
此处的经营环境主要是指农业保险的基础环境——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意识状况，这一基础环境状况不佳是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实施不力的直接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充足，农民外出务工的意识还未形成，因此农业发展迅猛，并扮演着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的基础角色。农民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努力使农地增产、家庭增收。1982年推出的农业保险政策，以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增强农民抗灾能力为优势，在全国广大农村迅速铺开，并取得积极的效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其心理愿望已经不再停留在80年代吃饱饭、穿暖衣的水平上，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劳动力投入为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开始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得出了进城务工比在农村种地合算的结论，民工潮开始了，西部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城市，开始将财富梦付诸实践，有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亿人
［6］。这批人几乎都是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农民正在对农业生产失去兴趣，农业保险处于停滞状态。
2．经营主体
我国农业保险政策刚刚推出时，由于其新颖性而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发展迅猛。此时，国内的大部分农业保险业务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同时，在局部地区由地方保险公司经营地区性农业保险，如原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后更名为：中华联合财险公司），这两家企业在我国国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时间最长，经验也较为丰富。2004年后，保监会先后批准在国内成立几家地区性农业保险公司，它们包括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等［7］。从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商业保险公司数量在增多，这表明我国农业保险由独家经营转向多家经营并存的阶段。
3．经营状况
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首先在国内推出农业保险产品，并广受农民欢迎。在此后近十年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状况良好。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黄金时期。1992年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每况愈下，截至2004年，农业保险发展每年平均负增长5.9%［8］，保费收入跌入谷底，我国农业保险实施面临失败的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创建和实施。
4．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状况
一方面，我国农业保险设计存在缺陷，农业保险产品的种类、覆盖面有限，特别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农业保险更为薄弱；另一方面，农民年均收入低，承担农业保险费用的能力较差。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采取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模式，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其偏向于在自然灾害较轻的地区开展保险服务，但受灾较轻地区的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并不高，而在重灾区，农民即使有愿望，也很难购买到称心如意的农业保险产品，现有农业保险的商业经营模式难以调和供需矛盾。
四、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
基于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的具体国情、农业保险立法以及运作状况，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必须着力克服以上问题，使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能够切实地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的风险负担。目前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当解决以下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保险法律形式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规范我国保险业规范经营运作、调整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但是，其立法精神主要是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分散各行业经营风险为目的，其采取的是商业化保险模式［9］。这一立法精神并不适合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农业保险主要体现政府对农民、农业的扶持，应当采取政策性保险的模式。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实践证明，我国不能单一地采取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模式，而应在农业保险领域更多地引入政府的干预和引导、监督和管理。其次，如果将农业保险纳入现行《保险法》的框架予以构建，不仅在法律规范上难以调和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矛盾，也难以使商业保险与农业保险在法律规范中做到和谐一致。
因此，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即制定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农业保险专门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应循序渐进。由于我国制定《农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则等基本问题尚处于法理探讨阶段，且在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制定《农业保险法》较为困难。目前，可以通过先制定一部《农业保险条例》，待运作成熟、并经实践证明切实可行之际，再考虑制定《农业保险法》。
（二）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
1．自愿保险原则
是指农民在投保时间、地点、投保对象、投保标的物种类等方面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农业保险自愿原则已经由我国《农业法》明确规定， 2002年修订《农业法》时保留这一原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我国农业人口众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范围较大，若实行农业保险强制原则，则政府在保费补贴以及保险金补贴方面负担过重，虽然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政府也难以承担巨大的农业保险费用开支；另一方面，我国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至今还没有承受农业巨灾风险的能力，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6年四川、重庆的旱灾，均造成上千亿元的农业损失，若实行强制保险，国内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有如此巨大的财力为此善后。所以，实行自愿原则，还是我国当前农业保险的较优选择。
2．政府引导原则
是指政府通过采取种种措施，诸如保费补贴、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方式，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其中。由于我国政府财力有限，不得不放弃强制保险的模式，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尽量使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更广、受益农民更多。采取这一原则，实际就是政府对参加了农业保险的农户一方面补贴其保费支出，另一方面采取其他如农业灾害防范技术指导、农业生产小额贷款等配套措施，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这一点与美国的实际强制保险原则具有相似之处，美国采取的模式是：农民若不参加特定的农业保险项目，即不能获得政府对农户特定的扶持［10］。
3．独立经营核算原则
是指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对其农业保险业务和其他财产保险业务分开经营、独立核算。这一原则是由我国农业保险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即农业保险不应纳入普通商业保险运作的模式中。首先，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定位为政策性保险，“惠民”的本性决定其由政府主导开展；其次，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除管理费等运作费用的支出以外，在政府农业保险基金的扶持下，商业风险小；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同样可以在灾害发生较少的年份赚取利润。应当指出的是，不纳入普通财产保险运作模式，是指不像其他财产保险一样，保险公司以赚取利润为第一要务。
4．政府补贴原则
就是指政府补贴参保农民的部分保费支出以及发生巨大农业灾害时补贴保险公司部分保险金，是我国农业保险得以顺利运营的重要保障［11］，实质上就是指政府对参保农户以及保险公司进行补贴。
（三）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是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的政府主导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政府主导下的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是指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但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审查［12］。由于农民的部分保费以及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赔偿的部分保险金来源于政府，故政府监督、审查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经营情况具有很强的可实施性。同时，我国的一些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等具有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经验，且配备有农业保险理赔、核算等专业技术人员，让其继续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可以节约政府的管理、培训等成本。此外,还应逐步探索、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农业保险，特别是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并开展农业保险活动。
（四）农业保险基金和政府补贴
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及时到位，并专款专用。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严格的程序，防止该基金在农业保险开展过程中流失。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通过政府审查合法的方式支出。农业保险基金的使用有两个方向：第一，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保费，具体补贴比例应视财政能力和投保农民数量而定；第二，用于补贴商业保险公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的保险金支出。农业保险基金来源于政府财政预算，并通过划拨的方式，独立建账、管理。至于农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建议由国务院授权农业主管部门进行。政府补贴，主要内容包括补贴的对象、补贴的数量、补贴的范围以及补贴的方式等。
有学者认为，再保险应当是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当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13］。再保险从国外立法来看主要是指由政府成立农业保险公司，专门为在国内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如美国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10］。日本也采取由中央统一向国内共济会提供再保险。
然而，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农业保险基金”的情况下，再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将成为多余。因为，一方面，农业保险基金与农业再保险都是由政府组建，在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救助这一点上具有共性，若二者同时建立，难免重复；另一方面，农业再保险的建立需要创建一套新的机制，即使像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不具有经营农业再保险的经验。因此，在现阶段以不设农业再保险为宜。
（五）保险合同及保险理赔
在保险合同部分，可以参照《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以及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细节。保险合同部分应着力体现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尊重农民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同时，规定投保人，即农民，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民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
在理赔部分，建立集中理赔模式，避免农民单独理赔带来的诸多不便，即灵活地划定某一辖区的农户集体提出理赔要求，并由保险公司的理赔技术人员统一评估、集中赔付；规定农民理赔请求的期限以及保险公司调查、核算以及赔付的期限，以体现农业保险的效率。
总之，在我国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将金融支持引入农村，必将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献身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热情，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必将对我国农村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城乡统筹发展，必定要围绕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问题，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对规范性地分散农民的经营风险具有重大的作用。这一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保险法律制度。
摘要：面对体育领域对体育保险的迫切要求，体育保险业作为体育相关产业的重要分支，我国的体育保险业正在努力与国际体育保险业接轨。通过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访谈法，对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体育保险业的体育政策、法规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体育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体育保险 政策法规 对策分析
一、何谓体育保险
体育保险，是指体育保险人收取一定的保险费并且承担相应的体育风险的一种保险制度。体育保险不仅具有保险的一般功能特征，还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体育运动本身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喜爱运动、参与运动的人员众多，而且覆盖面广；二是体育保险多以一年或几年的短险为主，涉及寿险、财产险、再保险。不同的运动项目涉及不同的险项、险种设计、费率厘定，和运动项目的特点结合紧密；三是体育领域广泛存在大量风险，且风险的发生未及性强，因此对保险这种分摊风险损失的工具需求量极大。
体育保险作为与体育产业关联性极强的体育相关产业，为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并且有助于规避体育运动本身存在的自然风险，起到防范训练和比赛风险、安定运动员生活、保障中国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作用。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2800亿的投资计划所形成的巨大保险市场引来了国内外保险公司的激烈竞争，也为我国的体育保险产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机遇。所以，对体育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国外体育保险的发展概况
在发达国家，体育保险是国家体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合理的体育保险制度，不仅是运动员、体育工作者、体育健身者、体育团体等进行体育活动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各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利基石。
(一)美国体育保险业的基本情况
美国是世界上保险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目前各类保险公司已经发展到5000多家。美国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体育保险公司，70年代以后美国体育保险业进入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专门的体育保险公司。目前，美国的体育保险已经成为美国保险业的重要经营内容和巨大的保险市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美国的体育保险主要采用商业保险的运行方式。美国体育商业保险涵盖了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等领域，且体育保险内容丰富，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经营多种体育保险业务。在险种设立方面，既有面向职业体育的运动伤残保险、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责任保险、医疗赔偿保险；也有面向业余体育的巨灾医疗保险、超额医疗保险、普通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集训营保险；还有面向学校体育的大学体育保险、中小学学生意外保险、中小学体育保险、大学橄榄球比赛和中学全明星比赛保险、校际重大医疗保险，以及天气保险、体育指导员和官员保险等。在体育保险机构中，既有盈利性保险机构，也有非盈利性保险机构；既有专业的体育保险公司，也有兼营的体育保险业务公司；既有商业体育保险，也有社会体育保险。美国的国民有很强的保险意识，几乎所有喜欢体育运动的人都参加了体育保险。
(二)日本的体育保险业发展概况
日本的体育保险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占的比重大、覆盖范围广，健全的体育社会保险保证了日本各种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体育活动的开展。日本的《体育安全保险》在其体育社会保险体系中具有代表性。体育安全保险是日本体育安全协会设立的一种专门的体育保险(日本体育安全协会是日本文部科学省从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创建于1970年1。该保险是日本保险项目最多、保险范围最广的一种体育社会保险，它既适用于群众体育活动又适用于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并且包含突然死亡等险种，对于我国的体育保险有着很现实的借鉴意义。另外，日本的体育保险对象也很广泛，除了面向专业体育运动员及教练员等相关人员的保险外，还有面向大众体育运动的保险，其中包括涵盖外国留学生的体育保险。日本体育保险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将体育保险制度纳入国家的法制建设。涉及体育保险方面的法律主要有《新保险业法》、《健康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老人保健法》、《体育振兴法》、《日本体育、学校健康中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不仅保障了体育保险的实施，使体育保险有法可依，而且在体育保险领域中关于保险的各项制度、管理技术、实施对象、运动员参保意识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度被世界各国所仿效。
(三)澳大利亚体育保险业的发展
在澳大利亚，据休闲和运动常务委员会的《澳大利亚体育保险概览》介绍，同美国一样，职业运动员享受法定的社会保障。同时，商业性的体育保险还为体育活动参加者提供了广泛的服务。澳大利亚充分认识到风险是体育活动的本质性，因而制定了完备的体育保险安排。有代表性的是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于1978年通过的《体育损伤保险法案》，该法案要求为体育活动参与者的损伤和疾病提供保险保障。另外，澳大利亚的个人体育保险计划还为体育组织中所有成员提供责任险。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澳大利亚体育保险中的公共责任险的覆盖面达到了百分之百。
(四)其他发达国家体育法中关于体育保险的规定
法国政府1984年7月颁布的《体育活动法》第37条和第38条，直接与体育保险有关。第37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为开展活动签订保险合同，为其所应负责任投保该等保险合同应承保体育运动组织、活动组织、被建议人和运动员的民事责任。”第38条规定：“体育活动组织应告知其成员投保人身保险的益处，以便在其受到意外伤害时提供保障……”意大利体育法明确规定：“职业俱乐部保险将运动员收入的4％一5％作为保险费用。”
德国虽然并不是世界上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但他们在运动保险规则制定方面却是整个欧洲最严谨的。球员们不但在受伤的时候可以领取到保险金，而且在退役之后由于“国家保险”的存在，他们也可以保证衣食无忧。
总之，体育保险现已成为发达国家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体育保险法规均比较健全，而且多数发达国家都规定体育协会乃至俱乐部举行体育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教练员、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法规上的规定确保了体育保险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体育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
(一)我国体育保险业的起始与发展
我国的体育保险业起步较晚，最早提出体育保险的设想是在1995年3月，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提交议案，要求为那些曾为我国体育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于2002年进行了修订。该法第92条规定了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有：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
我国正式涉及体育保险是在1998年9月28日。在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所有奥运项目的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获得了运动员意外伤残保险，此后不断扩大。但由于保险业本身的赢利性与体育活动的特殊性，在体育保险发展初期，保险公司承保不仅赚不到钱，而且还要承担更大的赔钱风险。所以，一开始体育保险权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福利保障。到目前为止，我国现行的体育保险法规仅有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优秀运动员伤残等级标准》和《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两部层次较低的体育部门规章。并且，互助保险只是转嫁风险的初级阶段，其保险资金大部分来自社会和个人的赞助，只是一种特殊的抚恤金，面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保险应该是商业保险。
(二)我国体育保险的立法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随着《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人管理规定v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评估人管理规定》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陆续出台，中国的保险法规体系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但是我国体育保险法制滞后于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更滞后于现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具体而言，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业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1)体育保险的经营主体数量少、规模小、专业化程度差。(2)国民体育保险意识薄弱。由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人们对参加保险采取匾避态度，且大多局限于财产和人身方面。(3)体育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4)体育保险险种单调。(5)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机制。(6)体育保险的专门人才数量少、素质低。由此可以看出，国内体育保险发展滞后的现状，与我国作为一个世界体育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同时，也不能适应我国迅猛发展、市场前景广阔的体育产业。
(三)加快我国体育保险业发展的对策
第一，政策扶持。政府应颁布和出台扶持与提升保险业整体实力的政策及有关规定，为将来保险发展提供不可忽视的引领作用，以有利于健康富有活力的保险市场的培育与完善。体育保险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可通过建立风险基金、减免税、补贴保险费、承担保险机构经营管理费等措施辅助体育保险，可成立政府性的体育保险公司。未来的体育保险市场，应该是以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及政府扶持的互助性保险机构为辅的保险体制。
第二，建立健全体育保险法制体系。今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时，应增添和补充有关体育保险和体育保障方面的基本内容，并对基本的体育运动保险、体育赛事保险作出强制性规定。要以《体育法》为核心，制定在体育领域内实施该法的有关体育保险市场的相关配套法规，逐步完善体育保险市场法规体系，规范体育保险市场秩序，促进我国体育商业保险健康、持续发展。
第三，加强行业监管，规范行业发展。中国保监会、国家体育总局应代表国家行使对体育保险业的监管。在体育保险全面改革开放的今天，应当加强监管、规范市场和借鉴国外发达的体育保险业监管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保险监管体系，修订有关规章制度和操作方法。
当保险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发展并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保险人面对的法律环境存在着市场经济起步初期的诸多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影响着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保险人在过去研究内部管理和如何发展业务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法律环境研究得甚少,更多的是教育职工依法办事,而没有很好地研究如何争取一个好的法律环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为我们业务的发展争取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
一、改善保险法律环境具有客观必然性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深入的要求。保险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对整个市场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保险业必须在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地发展,才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影响和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保险业同国际惯例接轨。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使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已成定局。这一切,都要求必须有一个完备公正的保险法律环境作保障。也只有这样,保险业才可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
2、这是我国保险业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保险市场逐步开放,市场主体逐年增加,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保险的服务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中国保险业在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活动也将会进一步丰富和复杂。保险市场多主体、竞争行为和业务多样化以及中介人活动、业务创新活动等都需进一步完善的法律环境来作保证,也只有在更完善的法律环境中,才能使保险业管理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
3、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的要求。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法律建设,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我国法律均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整个法律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对法律的迫切要求,完善和充实法律条文已摆到议事日程,完善保险法律,同样刻不容缓。
4、这是保险经营实践提出的要求。在具体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人、被保险人、中介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同社会有关职能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大量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业务活动中难以避免的,有的问题,比如行政干预、违规竞争、曲解法律条文、明目张胆的骗赔案等,与保险法律环境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保险经营实践也迫切要求一个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
综上所述,建立一个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是当前形势的客观要求。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新时期的法制建设,为创造良好的保险法律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加上对外国保险市场管理的不断了解,为我们提供了法律借鉴的经验。因而,我认为,改善保险法律环境不仅必须而且可能,具有客观必然性。
二、当前保险法律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1、原有法律中不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条文,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育。
2、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条文,使个别人借用,违背了公平原则或法律本义,挫伤了保险人的积极性,有些法律条文本身无过错,但容易造成误解。
3、举证极其困难,使保险人望“证”兴叹。
4、以全民法制意识为土壤的司法腐败现象形成的执法不力的问题,出现正不压邪的现象。
三、保险人争取良好法律环境的对策
1、对有关保险法律条文进行专门的研究,通过有关组织,争取立法部门对有关不适合目前形势或易引起异义等可能造成不平等竞争或权利义务不平等的条文进行修改,从法律上为保险业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也使保险监管部门更好地依法监督。具体可以做如下工作:(1)组织专人对涉及保险的法律进行一次专门的研究,对易产生歧义的条文或存在的漏洞提出修改意见。(2)广泛借鉴外国、特别是保险业发达国家的经验。(3)通过人大代表、保监会等渠道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议案等。
2、在注重保险自身形象宣传的同时,要突出有关保险法规的宣传。要特别重视宣传《刑法》第183条、第198条和《关于严惩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关于对金融诈骗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有关规定,利用法律这把利剑,威慑和预防犯罪。对保险人来讲,宣传《刑法》这两条比宣传保险法更重要。
3、在职工中普及法律教育,依法办案,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第一现场就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实践证明,不少案件的举证不足,关键是涉案初期,就没有按照法律要求的规定办事,及到诉讼举证时,环境、条件已被破坏,给诈骗活动留下了漏洞。因此保险人目前一要在职工中进行普及法律教育,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懂法、执法水平;二是建立相对专业的律师队伍,为保险人护航;三是建立办案律师参与制度。比如大案、要案,疑难案件必须有律师参与勘查取证等规定,力争把好第一关。
4、承保签单慎之又慎,谨慎严密。保险承保签单是合同的起始,如有疏忽大意,会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在当前的实践中不乏其例。目前投保单询问简单,验险把关不严,职工风险意识未同社会风险行为同步,买方市场条件下的收费心切等都是导致目前承保屡屡出现问题的原因。虽然目前许多问题可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但随着法制的健全,人们会把诉讼看成经常使用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核保、严把承保关这一问题,如同把住“病从口入”关一样,须慎之又慎,严之又严。比如建立验险、签单、核保责任制,同经济挂勾;积极推行核保师制度等。
5、配合社会有关部门,特别是司法部门宣传和呼唤司法公正。目前国家正在严厉打击司法腐败,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要以各种形式支持司法公正。同时要加强有关保险案件的宣传,特别是胜诉案件的宣传。要据法据理力争,争取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要突出保险是合同行为的宣传,突出保险基金特殊性的宣传。
论文 关键词： 农村 养老保险 法律 制度 思考
论文摘要：建立健全与 经济 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关键是要根据我国农村的现状建立适合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指农民为使年老不能再从事劳动时的生活有保障，在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间内缴纳部分保险金，在他们达到一定年龄后，有权向国家或有关保险机构申请养老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存在问题
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适用的仍然是根据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经过十多年的运行，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方案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也已逐渐显露出来，具体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养老保险建设缺乏法律的有力支撑
实践中的主要依据，一是1992年颁布实施的《方案和1995年颁布实施的通知》，以及一些相关法律中关于应该重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则性条款。二是相关文件内容：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积极探索适合小城镇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六大报告中的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三是有关领导关于重视“三农”问题和农村保障问题的讲话。由于没有关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专门法规，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各地在制定本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时找不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只好各自为政，把办法确定为暂行办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和长期性、稳定性。另外，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基金的流失现象严重，严重影响了基金的正常运转。
2．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结构错位
农村养老保险运行多年的实践表明：资金来源问题是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只规定了国家应对保险资金的筹集给予政策扶持，而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财政责任，在集体经济日益薄弱的情况下，这样的“软约束”必然导致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参保者缴费负担重，保障水平低且参保人数不断下降。据测算，在199071999年期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者人均累计农村养老保险费仅230元，月均养老金仅3．5元，根本无法保证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结构错位是导致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的根本性制度原因，我国应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3．管理体制不顺，监管不力，流失严重
其一是管理体制不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存在条块分割的现实：民政部门管一块、卫生部门管一块、社保部门管一块、这种条块分割的现实造成了政策协调、资源共享等诸方面的人为矛盾，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推动和开展。其二是养老保障基金管理和增值问题较多。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应该遵循征缴、管理和使用三分离的原则，互相制衡，从而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即保值增值)。在
其次，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对于社会保险问题，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 法律 框架，包括国务院的决定和省一级落实国务院决定的法律，但还没有出台国家层次的专门法律。在我国农民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立法者必须提供适当的制度保证，宏观上应尽快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对该制度的实施作出明确规定和统一筹划，使之有法可依，规范操作，克服随意性，使城乡社会保险在宏观上达到统一。
第三，制定保护农民权益的综合性法律。我国在立法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和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如全国人大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特殊保护的法律。但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和受 教育 的程度不同，农民在就业竞争、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明显处于弱者的位置。因此，要尽快制定和出台保护我国全体农民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护法》，用法律确定农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最后，制定专门的农民社会保险法》。西方发达国家的 农村 保障都是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实行的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险。如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并在1957年扩大到全体农民。日本在1971年，丹麦、芬兰在1977年，美国在1990年也都建立了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而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基本上是本着自愿、量力的原则，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性。所以应当就农民的社会保险专门立法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民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其性质、对象和标准，规范权利义务和责任，使农民的社会保险工作开展有法可依。
2．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上，我国走的是一条“城乡分割保障”的道路，国家承担了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部分建制成本，却忽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有学者说得好，“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所有的资产，不是城里人独有的资产，更不是国有 企业 职工独有的资产”。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 发展
论文 关键词： 体育 保险 政策法规 对策分析
论文摘要：面对体育领域对体育保险的迫切要求，体育保险业作为体育相关产业的重要分支，我国的体育保险业正在努力与国际体育保险业接轨。通过 文献 资料法、数理统计法、访谈法，对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体育保险业的体育政策、法规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体育保险业的 发展 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何谓体育保险
体育保险，是指体育保险人收取一定的保险费并且承担相应的体育风险的一种保险制度。体育保险不仅具有保险的一般功能特征，还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体育运动本身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喜爱运动、参与运动的人员众多，而且覆盖面广；二是体育保险多以一年或几年的短险为主，涉及寿险、财产险、再保险。不同的运动项目涉及不同的险项、险种设计、费率厘定，和运动项目的特点结合紧密；三是体育领域广泛存在大量风险，且风险的发生未及性强，因此对保险这种分摊风险损失的工具需求量极大。
体育保险作为与体育产业关联性极强的体育相关产业，为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并且有助于规避体育运动本身存在的 自然 风险，起到防范训练和比赛风险、安定运动员生活、保障
总之， 体育 保险现已成为发达国家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体育保险法规均比较健全，而且多数发达国家都规定体育协会乃至俱乐部举行体育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上保险。同时，教练员、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法规上的规定确保了体育保险的健康 发展 。
三、我国体育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
(一)我国体育保险业的起始与发展
我国的体育保险业起步较晚，最早提出体育保险的设想是在1995年3月，11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提交议案，要求为那些曾为我国体育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建立伤残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于2002年进行了修订。该法第92条规定了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有：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
[ 论文 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 法律 缺陷 完善
[论文摘要]我国产品责任保法律制度相当滞后。本文在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随着 现代 工业 的 发展 ．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 工业 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 法律 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2．完善《保险法》中有关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
(1)确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法律对保险人的抗辩义务没有规定。但在现行保险条款框架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关于诉讼抗辩不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已经严重地损害着被保险人的抗辩利益。因此，保险人应当承担诉讼的抗辩的义务。这是在诚信原则下，对保险人提出的最低要求。(2)确定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为保护第三人的权益．应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实际上是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可以直接提起赔偿之诉其理由主要是随着责任保险理论的不断 发展 ，责任保险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公益性越来越受重视，必然要求法律赋予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3)将合同责任纳入产品责任保险范围。责任保险损害赔偿通常将合同责任排除在外．这已不适应责任保险发展的需要。因为合同责任虽可借助于信用保证保险加以分散但对赔偿义务人有追偿权，因此不具有分散义务人“责任的机能，有违义务人投保的本意。而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在承担保险责任后．对赔偿责任人没有追索权。所以合同责任应当可作为责任保险的标的。(4)建立强制性产品责任保险制度。依照民法通则规定从事高空、高压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损害赔偿其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因此一旦发生这些案件索赔金额相当高常发生经营者无力赔偿的情形。而且经营者产品责任保险意识不强、保险产品也屈指可数。因此有必要实施强制产品责任保险让那些与人民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的产品强制保险，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平衡经营者的经营风险。
一、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实施中的不足
“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五大险种之一，又称年金保险或老年社会保险，指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保障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中覆盖人群范围最广的险种。
1、农民工参保不积极
在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与相应的措施由各地方政府大都出台的现状下，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依旧低迷，参保率持续走低。数据显示，至2008年末，共有21891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其中，有2416万人为农民工群体，22978万人为外出农民工。农民工参保率约为10．SI0k。明显低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目前，初级发展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掣肘了我国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子女、家庭和土地才是广大农民工群体养老的真正来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良好。因此，谋生于城市的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缺乏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更有甚者，毫无相关概念，种种原因造成了这一群体对社会保障的犹豫态度。
2、保险关系转移困难
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区域壁垒的存在，造成了养老保险模式过多而各地标准不一的局面。诸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模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独立保险模式等等。大致可以分为农民工群体加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独立养老保险制度。各地的政府出台不同的保护政策，地方保护色彩浓厚，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及其困难。
3、退保率居高不下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近3亿的农民工群体养老保险覆盖率小于20%，居高不下的退保率为又一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持积极态度的各地政府前后出台各种政策欲尽量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然而，收效甚微，企业与农民工群体的反响并不积极。据统计，“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的企业主为80%:拒绝自我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占83．2%;从未买过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占比90%以上。”
二、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困境的制度原因
1、法律保护主体模糊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法律意义上并未对“农民工”做出具体界定，农民工群体的各项权利义务、劳动法律上的概念，均没有相关依据。执法、司法及各种社会机关在处理农民工的相关问题时无法可依。因而，对“农民工”这一社会科学的概念予以法律意义的界定，对于农民工相关问题的解决为必要之步骤。再者，时代产生“农民工”是这个概念，这一我国户籍制度存在的所下产生，法律领域之外的概念，正是由于其“法律意义的缺失，助推了这一特殊群体遭遇不平等待遇时往往选择隐忍，面临权利和义务上的不平时无处维权。想要落实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在当下城镇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政策改革的大背景下，清晰界定其法律范围内的含义必不可少。
2、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参保方式的问题
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的多元化并不能弥补参保方式单一所带来的缺陷，具体来说，大多数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低下，由于原本就存在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障意识淡薄的农民工群体，金钱给付的参保方式无疑是对其本身就不积极的参保态度雪上加霜。物价上涨、个人和家庭开支加大、在自身和家庭的生存问都面临困境时，农民工群体几乎没有剩余的金钱用于养老方面。单一的参保方式无疑是另一重大症结。
3、制度救济的不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下，利益最大化的各企业不愿意并采取各种方法拒绝或逃避为其所雇佣农民工缴纳保险。鉴于经济发展、推动就业以及改善经济环境等因素的考量，各地政府往往采用了“不告不理”“不作为”等方式来处理农民工的维权问题。追求权益的法律成本亦为这一弱势群体的一大负担，长时间的信访程序、大量精力的注入等因素的叠加，致使放弃自己的权利成为应对不公的常态。
4、基金的保值增值
社会统筹部分和个人缴纳部分共同组成养老保险费用，作为个人账户组成部分以外的社会统筹部分，其管理的不透明，资金去向的不明确、管理机制的不完善，资金分配背后的行政权利干预等等问题均为社会保障资金实现保值增值目标的障碍。资金的管理控制权是行政权限界定体制，城乡统筹对接问题的核心。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的责任不明，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划分不清、地方色彩浓厚的资金分配模式等因素，致使有限的养老保险基金面临不断增长的退休人员入不敷出。
三、农民工养老保险法律完善
1、农民工概念的法律界定
劳动者是法律概念上农民工的首要之意，在受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享有与其他劳动者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之外，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法律应为其提供更多的特殊保护。欲有针对性的保护这一群体的权益，厘清其法律概念是当务之急。这里，参考各位学者对于农民工这一概念的有关界定。陆学艺认为农民工“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不享受公费医疗等劳保待遇，离土又离乡，在城市的厂矿、机关、企业、商业、服务业劳动”。余红认为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介于市民和农民之间，也介于工人和农民之间。从出生地和户籍制度上来说，他们是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工人、经商人员、个体服务人员。”笔者认为，可将其定义为:拥有农业户口，长期或短期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不享有城镇居民各种补贴等待遇的群体的总称。
2、打破一元化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方式
(1)抵押财产参保
以“以物养老”为参照，当农民工群体所累计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年限在退休时已然未达到标准，用自有的房产或财产作为抵押，银行或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以抵押的资金作为养老保险费用，以满足资金的供给。这样，为资金短缺的困境找到一个出口，同时，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亦不受影响。
(2)劳务出资参保
以根据劳动合同法，明确某类为地方基础建设、安全做出持续贡献的人员(例如清洁工、社会保安人员等)政府可以给予相应的养老保险于在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一定年限上的人员。这里，以劳务作为参保的必要条件，有在法律上的可实现性。然而，如何在劳务出资参保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间找到平衡，这这一参保方式的一大难题。
(3)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参保
据资料显示，“以土地回保障制度”在2004年于江苏省台州市实施，农民工群体参与社会保障可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为条件。然而，当农民工群体与社保部门处于民法上的平等主体地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必须一法律制度为基础。在根据农民工群体的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的制度框架下，以土地使用权为参保条件无疑为当下单一的参保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3、完善各项监督机制
(1)加强对企业的监督
据我国《劳动合同法》，有缴纳社会保险的责任的企业拒不缴纳，责令其缴纳并加相应的收滞纳金;与之对应，相关法律也多采取对于违法企业处以罚金的出发措施。这一违法成本与企业的利润相较而言显然不足以阻碍企业违法的脚步。此处，可参照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对企业的直接管理人员予以处罚，或限制企业进入相关市场的资格。只有违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所获收益，才能有效减少相关企业的违法现象。
(2)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资金的财政监管。农民工养老保险事业以养老保险金的安全和增值为其健康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其管理包括主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金收支和运营，主要是指资金募集、投资运营、资金支付等;二是资金日常管理，主要是指资金财务管理、会计核算、资金监督等。资金管理各个环节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资金管理系统。目前，由于社会各类中介机构发展程度较低，资本市场还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规范以及制度环境尚未具备，所以要采取严格限量监督的模式。独立的监管机构，对资金运行和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规定和监管，包括资金的征缴、资金的筹集、管理、发放等环节进行财政监督，并在每个会计年度末进行绩效考核等一系列有效举措。
作者：张云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本文作者：姜涛 单位：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农业是人民生存之本，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农业也是一种弱质产业，农业生产要面对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近年来，极端气候引发的我国多起自然灾害，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使农业生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以上，受害人口2亿多人次，其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即使2011年我国大部分地区取得了大丰收，但由于市场风险，很多农民不收反亏，成为了农民的灾年。为了分散风险给农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各国都在逐步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其中，农业保险是一种重要的风险转移工具。在统筹城乡背景下的今天，我国农村金融业的发展也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介入和保驾护航。农业保险源于西方国家，它是专门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通过农业保险，可以聚集和建立起农业风险基金，能够及时有效地补偿农业灾害损失并迅速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地消除农业风险的不良影响，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可以说，农业保险既是农业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及原因
自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上海、黑龙江、新疆等地启动了农业保险试点。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开展了农业保险试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风险保障和经济补偿功能日益凸显，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较快，作用逐步发挥。虽然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但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仍然在低水平上徘徊。究其原因，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农业保险宣传不到位，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不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保险从建立到完善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农业保险则刚刚起步。我国农业生产长期“靠天吃饭”，许多农民没有风险防范意识。农民普遍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对农业保险这一新鲜事物一时半会还难以接受。很多农民存侥幸心理，祈望老天风调雨顺，取得一个好收成。甚至还有农民错误地认为这是政府或有关机构向农民变相收费。因此，有效地推广农业保险首先面临的就是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知水平的问题。第二，农业保险实际发展不良，主要原因在于农业保险的高投入低补偿的现状。农业生产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其具有受灾频繁、广泛的特点，导致其风险损失率高，加之农户与农作物种植的分散，业务成本加大，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从国外实施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来看，农作物保险的费率一般在2%-15%之间，低收入的农民花了大代价取得的补偿却十分有限，这也导致了向农民收取保费十分困难。据介绍，在云南省的临沧市、西双版纳州启动地方政策性甘蔗保险试点地区，每亩基本保险金额为600元，每亩保费为25.5元，各方分摊原则为：省级财政承担45%，市级财政5%，县级财政10%；龙头糖业公司20%，种植户20%。德宏州下属盈江县的24万亩甘蔗遭灾获得了230万元的保险赔付。按此计算，平均每亩的赔付不足10元，甚至低于保费。这显然难以覆盖此次灾害所带来的损失。大灾来临时，即使参保的农户利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另外由于没有技术性较强的专业仲裁机构，灾害损失难以确定，赔偿金额很难在保险公司与农户之间达成一致，勘察定损困难，极易出现理赔纠纷。这些原因都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投保积极性。第三，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农业保险难以推广的最主要原因。我国的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应属于政策性保险的范围，要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就离不开相应的法律的支持，世界上各国的农业保险都有相应的法律匹配，如美国1994年即颁布了《农作物改革保险法》，该法一经颁布，美国农作物的保险投保率大大提高。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予以扶持，地方也没有管理条例，农业保险的业务开展所依靠的是上级有关部门的红头文件，诸多问题形成了法律真空。
二、国内外农业保险法律体系的简单
对照从各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来看，农业保险的发展都是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基础的。通过国家相关法律的健全和完善，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如美国1938年制定《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该法随着美国农业及农业保险政策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修改和完善，其内容既包含保险标的、组织机构、再保险等规定，也包含联邦政府的救济计划等。1994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对农作物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使美国的农业保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规定不参加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将得不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使得农作物保险成为一种变相的强制保险。法国通过《农业互助保险法》界定和划分了农业互助保险社应承担的风险范围；颁布《农业指导法》对农业保险的经营与发展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制定《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项目、保险责任、再保险、保险费率、理赔计算等予以了明确确定。此外，法国政府还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实行强制性保险，规定对主要农作物和主要饲养动物实行强制保险。日本在20世纪早期就制定了《牲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等法律，1947年日本将相关法律合并后制定了《农业灾害补偿法》，从而确立农业保险的基本运行模式。从现行的体制看，日本采取强制性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和饲养动物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作物和饲养动物则实行自愿投保。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即开办农业保险，但1958年中断。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基本是在商业保险的框架内试验，农业保险的供给难以满足农业对保险的需求。近几年尽管有关部门对农业保险的改革进行了专题调研，但对决策影响不大。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农业保险法，只能执行规范商业性保险活动的《保险法》。
三、完善我国农业保险法律体系的几点建议
第一，低费率高补贴。各国在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同时，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使农民能够买得起保险，政府往往对农民支付高额的保费补贴，从而调动农民运用农业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的积极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二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相关的业务费用补贴，从而减少其经营方面的损失，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为了使财政补贴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有的国家还建立了专门的基金，对农业灾害进行补偿，并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产品，与农村公共医疗和义务教育一样，它的社会公益性决定了其更需要政策的扶持与推动。
第二，对农业保险经营者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了提高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积极性，很多国家采取了税收优惠的措施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如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对农作物保险免征一切税赋，并且通过其他法律鼓励各州政府适当提供农作物保险专项补贴，经营农业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除缴纳1%-4%的营业税外，免征其他各种税收。
第三，对农业保险进行专门立法，完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针对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在我国要建立长效稳定的农业保险机制，避免政府行为的随意性，有必要通过立法方式对农业保险加以规制，从而使农业保险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正常运行，政府、投保农户、保险机构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通过立法，对农业保险的性质、保障范围、经营原则、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界定、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参与主体、收益主体以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加以厘定。农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性的保险，其呈现“三高”、“两低”特点：“三高”指的是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两低”表现为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低、保险机构利润低。鉴于此，商业性保险公司往往不愿进入农业保险市场，因此把农业保险作为商业保险来经营不切实际，兼之农业保险的大部分产品属于准公共物品，其具有非盈利性特点，这类产品不适宜进入竞争性的保险市场，必须要由政府参与和介入，并给予财政补贴。由于农业保险的这一特殊性，各国的农业保险一般不适用《商业保险法》，而往往是通过专门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规范其制度和行为，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协调运转。
同时，农业保险体现着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国家一般都要承担相应的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社会责任，国家一般也要求农业保险的经营不得以营利为目标。在很多国家，法律甚至将农业保险规定为强制性保险，要求农户必须购买。因而，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或者其他保险法律的规定就不能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为此，国家需要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农业保险法，从而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贯彻国家对农业保险予以扶持的政策目标。我国《农业法》第46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我国《保险法》第186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抵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保险，首要的任务应当是为农业保险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通过尽快制定《农业保险法》，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经营目的、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责任以及相关机构对农业保险的监管等，规范农业保险，并把一些相关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只有把我国的农业保险纳入法制轨道，使农业保险有法可依，一种长效的防范农业灾害的补偿机制才能有效运行。目前，世界上已有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国外农业保险之所以发展迅速，并取得成功，就是在农业保险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始终把立法和完善法律制度作为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内容来对待。因此针对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应通过制定《农业保险法》确立适合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健全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促进农业保险科学发展。法律法规体系是农业保险基础制度体系的重要核心和基石，是农业保险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完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摘要：
2013年黑龙江特大洪涝灾害、2014年辽宁特大旱灾和海南两次台风、2011年泰国洪水和2012年美国特大旱灾，都出现了创纪录的赔付，给相关国家保险体系的运行带来较大冲击。外国政府均视农业保险为保障农业发展、规避农业生产风险的重要措施，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恰恰在农业保险制度保障上呈现出了薄弱的态势，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政策法规较为欠缺，至今仍没有一部完整《农业保险法》出台，这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在我国，只有尽快构建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体系，才能真正使农业保险工作开展有法可依，从根本上促进农业生产健康发展，进一步巩固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
关键词：
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农业政策性保险
一、农业保险概述
（一）农业保险的定义农业保险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农业保险指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以及农户及其家属的人身保险，再加之有关农业的其他物质财产保险。狭义的农业保险仅指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本文所分析和研究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问题，限于狭义的农业保险范畴。
（二）农业保险的法律性质关于农业保险的法律性质，因本文讨论的是狭义的农业保险，仅保障种植业和养殖业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而带来的物质性损失，不保障广义的农业保险中所涵盖的农户和家属的人身损害，按照保险的标的决定保险性质的原理，农业保险理应为一种财产保险；且农业保险是以现存或将来可得的利益为保护对象，也理应为一种权利保险；基于社会的其他成员即使并未对农业保险付出费用，但某种意义上均间接享受了农业发展稳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的惠处，因此农业保险也具备一定社会公益性质。农业保险应当被认定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虽然，从农民不购买农业保险就不能获得赔偿这个消费的角度，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私人产品的性质，但农业保险这种产品更是以保证广大农民从中获益和农业生产稳定性为基本前提，且独立单位的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消费数量的多少，不会影响其他农户对该农业保险消费的可能性及数量，这符合私人产品非竞争和非排他的特点，因此更接近于公共产品的性质，所以将农业保险定性为“准公共产品”是比较妥当的。
二、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一）相关法律制度缺失放眼近十年，2006年底，在国务院法制办、中国保监会、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积极倡导下，启动了《农业保险条例》的起草工作。该条例对农业保险的性质、费率水平、保障范围、经营模式、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方式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2008年，结合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提案，中国保监会积极开展试点工作，起草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草案）》。从2009年新《保险法》内容来看，还是几乎没有关于农业自然灾害保险法律的规定。关于农业保险优惠政策，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免征营业税之外，目前也尚未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但总的来说，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对农业保险进行规定，地方上也没有完备的管理条例，目前农业保险的业务开展所依靠的是上级有关部门的红头文件，诸多问题形成了法律真空，这使得对农业保险的保障和服务仍处在一般水平上。
（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形式单一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导致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缺失。在农业保险较为发达的国家，可以发现经营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农民自发的保险合作组织。但在我国农业保险实践中，商业性保险公司承担了主要的农业保险业务，对农业保险承保的多种组织形式的尝试非常有限。
（三）政府的推动和扶持力度不足农业保险的法律政策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参与并扮演主要角色。虽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的分散工作，2007年至2013年连续7个中央“1号文件”对此项工作提出要求，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但总的来说，政府在对农业保险的支持上仍带有一定随意性，在支持的力度和方式方法上存在障碍，其应发挥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职能不够清晰，间接制约了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四）农业保险经营技术存在难题保险业的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可保之风险”，二是满足大数法则和概率论。显然，农业风险因具有无法控制的巨灾风险，属于“不可保风险”。将农业保险视同为普通的财产保险，并简单、机械地套用普通财产保险技术，对农业保险技术的复杂性、特殊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不足，是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技术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五）金融保障机制的欠缺我国农村虽然已建立了较大范围内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但是在实际运作上，还是存在农业贷款难、农民投资理财难、农村资金短缺等现象，农民收入低、处境忧，当然会造成农业购买需求下降，进而制约农业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本着非盈利性、、政府扶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等基本原则，对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提出如下建议：
（一）农业保险专项基金的管理在我国已建立农业保险基金用于应付特大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大额保险赔付。但关于基金的经费来源、基金的管理应有更严格的规定。建议法律明确规定，基金可以来源于以下几种渠道：国家财政对巨灾的常规性支出、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收取的农业保险费固定比例支出、向各种金融机构的贷款、社会捐助。基金的管理职责可交予专门成立的“农业保险监督局”（该局负责监管经营行为、规范承保对象、提供补贴、提供再保险、筹集巨灾风险基金、宣传农业保险相关知识），在国务院的授权下，经费通过合法的程序，经过审查方可支出，同时附有专款独立账户管理。此外，专项基金的建立与农业保险再保险均为政府组建、救济商业保险公司的举措，两者存在一定的重复性，此点也应纳入政策中权衡考量。
（二）巨灾债券的发行基于资本市场的实力，发行巨灾债券时机已到。债券发行人与分保公司签订合约，投资者将资金贷放给债券发行人，取得息票形式的利息和最终返还本金的请求权。当约定条件巨灾风险发生时，债券发行人可以延期支付债券本金和利息，甚至有可能完全免付，而发行债券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职责；当约定的巨灾风险未发生时，发行人应在规定的时期内返还本金和利息，回报率要高于市场同类其他债券的回报率。作为一种保险衍生产品，巨灾债券型的融资方式，使得农业保险资金“入市”，已获得广泛认可，进一步突破了农业保险风险分散途径的局限性。
（三）政府扮演的角色关于税收优惠方面，我国对农业保险的税收支持仅局限为《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第6条规定减免营业税，这对于风险高、利润薄的农业保险的帮助还相当有限，建议可以大幅度减征乃至免征保险组织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所有税务，如所得税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减免。关于补贴方面，“农业保险补贴的资金来源应以中央财政为主、省级财政为辅。”补贴一般分为由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和由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者提供业务补贴两类。当国家财政充裕时，应对农业保险加大补贴力度，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关于贷款方面，政府提供专业贷款，可以建立相应的贷款风险保障基金，如果发生事故，农民无法偿还贷款的，由该基金负责向银行赔偿贷款，农户在贷款时可以缴纳一定金额保证金，当然，如果可行的话，政府可以要求有贷款的农民参加一定范围内的强制保险。
（四）成立农业保险咨询机构我国农业生产范围广泛、农民人数众多，要政府和少数的农业保险机构完全承担起农业保险的宣传责任，恐怕涉及面过广，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建议政府在制订《农业保险法》的同时，应将农业保险宣传机构的设置考虑进去，不仅可以设立依托于地方各级政府的咨询机构或者在内部设立独立的咨询部门，也可以充分发挥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功效，与农民深入接触，培养农民自觉防范风险的意识并间接起到提高其科技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五）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由于农业保险涉及面广，有农业、民政、财政等各个方面，所以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应当一并配套进行修订和完善，例如《灾害救助法》、《商业保险法》、《农业法》、《农业保险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等，同时也健全农村商业金融贷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土地流转经营等方面的法规，使它们与农业保险基本法共同形成一个高层次、高质量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作者：万灵娟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近些年来，混合经营的金融模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在混合经营下金融保险法律制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对我国金融保险制度造成了挑战。现通过分析混业经营的优点、缺点以及与金融保险法律制度的关系，并且了解我国混合经营趋势下金融保险法律制度面临的挑战，还要分析我国借鉴和学习其他发达国家混业经营立法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来更加规范混合经营下我国金融保险法律制度。
关键词：
混合经营；金融保险；挑战；对策
一、分析混业经营的优点、缺点以及与金融保险制度的关系
(一)分析混业经营的优点首先混合经营模式可以通过利用多种有限的资源进行损益互补，促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发展，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实现范围经济。其次，混合经营还可以形成金融各个领域的相互渗透，从而形成金融超市，使客户获得更全面，更便利的服务。还有，混合经营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我国应该通过混合经营来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的金融业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二)分析混业经营的缺点现阶段，我国实行混合经营模式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这会给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和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使混合经营的经济风险较大，还有混合经营会加大金融监管的难度，增大金融监管的经济成本。
(三)分析混业经营与金融保险法律制度的关系混合经营与金融保险法律制度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只有混合经营的快速发展才能加快促进我国金融保险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另外，当我国金融保险法律制度更加健全时，才能使政府用法律的形式来干涉金融市场行为，使金融市场得到公平安全的发展，才能使混合经营得到正面效应的发挥。
二、分析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下对金融保险法律制度的挑战
(一)国际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混合经营在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使我国金融业也必须紧随时展的潮流而不断发展和壮大混合经营，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西方发达国家也早已对发展混合经营而制定了更加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使混合经营的缺点逐渐减少，对我国发展混合经营提供了经验，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另外，在金融保险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分业经营模式的弊端暴露较多，极易诱发较大的经济损失，限制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使我国必须要从分业经营逐渐转变成混合经营。
(二)我国金融保险法律制度对混业经营的管理存在隐患现阶段，我国金融保险法律制度对混合经营的管理存在着一些隐患和缺陷，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严格，比较疏松。我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及时完善相应的金融保险法律制度，这不利于混合经营的健康发展。另外，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管理也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法律效力较低，没有明确的规定对混合经营加以有效科学的监管，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还有我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相关的金融信息的不够及时、准确、全面以及透明，使混合经营的监管难度进一步增大。
三、分析借鉴和学习其他发达国家混业经营立法的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发展金融混合经营方面与其他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我国学习和借鉴其他发达国家混合经营立法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具备健全和完善的金融体系和相关的法律制度，就极有可能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金融危机，例如，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了世界经济的萧条，严重阻碍了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国的金融制度要充分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应该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调整，这样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使之更加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另外，我国在制定混合经营立法工作时可以相对缓慢一些，要首先做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发展，在坚持基本的混合经营立法的监督理论和原则基础上可以有效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损失。还有，我国并不是要完全的复制其他发达国家在混合经营立法方面的制度，应该结合本国实际的政治文化国情，综合考虑我国金融市场经济大发展现状，将混合经营立法进行本土化处理，才能使我国的金融混合经营立法得到严格规范的管理，才能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动荡，使我国的混合经营得到有力的发展环境。
四、提出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混业经营下的金融保险法律制度
(一)树立安全与稳定的理念，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目前，为了有效完善我国现行的金融保险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首要的就是树立安全与稳定的理念，既要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坚定地实行分业经营法律制度，还应防止过严限制混合经营的发展，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方面的宝贵经验，大力鼓励金融业发展和创新，以此降低金融业的风险，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建立健全相关的保险、证劵等金融法律制度我国现阶段必须建立健全相关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度，当前，我国的金融业还处于初级和不稳定的时期，因此，我国应该继续巩固和完善分业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让其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面对我国出现了混合经营以及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状况，就应该不断的改革和调整现行的《银行法》、《保险法》以及《证劵法》等等金融法律以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只有更加重视和完善我国相应的金融法律制度，适当放松限制，建立健全金融法律，并且与金融市场协调发展，才能更加规范混合经营的健康发展，才能提高我国金融机构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实力。
(三)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和经营管理工作面对我国金融混合经营不断的发展和壮大，随之产生的越来越多金融控股公司也难以加强对其有效地规范管理。因此，我国要借鉴和学习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基础上，尽快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项立法工作，整合和修改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并且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规则，规范其成立的条件和程序，规定其业务方位，还要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等，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混合经营下的金融保险法律制度，促进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加强对其他相关的金融法律制度建设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较大，金融制度涉及的范围较广，需要不断的改善与金融混合经营相关的其他法律制度。首先，我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行业内部的相关法规和具体部门的规章制度，使银行、证劵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各个部门能够遵守相应的法律，维护风险管理和消费者保户的利益，同时促进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发展。另外，我国还应加强对金融行业外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参照欧美发达国家在企业集团，公司方面的法律制度，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出现垄断和隐私泄密等为题，以此更加完善混合经营的法律法规。
五、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金融保险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我国一定也会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将原来的分业经营逐渐转变成混合经营。通过了解混合经营可以实现范围经济以及形成金融超市等优点，同时也存在着经济风险较大，金融监管的经济成本较大等缺点，而且也认识到混合经营与金融保险法律制度相互作用的关系，使混合经营在面临国际金融趋势以及当前相关金融法律不健全的重大挑战下，就必须学习和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在混合经营立法方面的经验，并且通过树立安全与稳定的理念，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建立健全相关的保险、证劵等金融法律制度；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和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加强对其他相关的金融法律制度建设等等合理有效的措施，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混业经营下的金融保险法律制度，以此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葛杨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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