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发展；机遇
一、低碳经济发展背景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低碳技术几乎遍及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部门，在这些领域，低碳技术的应用可以节能和提高能效。
2007年9月8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联手应对。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清洁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气候变暖是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其中人类社会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所形成的温室效应是气候变暖的根源。
鉴于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的威胁，早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15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订了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公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截至2006年11月，公约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89个缔约方。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又签订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2006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后京都”问题，即2012年之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2007年8月2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预备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工业化国家应力争在202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5％至40％。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该议定书设立了三个具有灵活性的机制，即排放额度贸易机制、共同履约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尤为引人瞩目。“清洁发展机制”是由《京都议定书》第12条设计、规定的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控排温室气体领域协作双赢的新颖模式。它允许承担控排义务的国家,在另一国投资能够减少排放量的项目，而减下来的排放数额可返还投资国，用以冲抵其本身的减排义务。相比在本国改造企业排放设施所需的成本，发达国家情愿通过CDM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例如，在欧盟国家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如果需要80—100欧元，在发展中国家则仅需要5—6欧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可通过CDM项目获得部分资金，同时又引进保护环境的先进技术。总之，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CDM合作中共同得利,在全球范围又有利于实现《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任务，可谓在全世界开辟了国际投资、贸易的创新领域和创新模式。
基于CDM机制的森林低碳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于开展CDM低碳项目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各自的吸引力，因此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CDM低碳试点项目已经开展起来。截至1998年，在世界各地开展的CDM低碳试点项目已经达到27个。到2005年6月，仅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就已经提交了130多个林业低碳项目建议书，其中包括中国广西项目在内的大约20个项目进入了准备实施的候选之列。预计到2017年，这些项目产生的低碳将达到1000多万吨。“中国东北部敖汉旗防治荒漠化青年造林项目”是《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我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首个林业“低碳”项目。在第一个有效期的5年时间内投资15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万元，其中意大利资助1150万元），在内蒙古敖汉旗荒沙地造林4.5万亩，使约2500名当地农民和林场工人受益，该项目实施的总体目标是提高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能力，并将首次尝试以森林低碳为途径，将防治荒漠化及改善沙区生存条件与增加荒漠化地区农民收入相结合，填补了我国森林“低碳”项目的空白。
除森林低碳项目外，世界各国相继在能源、交通、电力、建筑等温室气体高排放行业实行推行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澳大利亚将从2011年开始试行排放配额交易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排放配额将由政府发放，也可以通过交易获得。全国几千所学校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鼓励家庭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以及对澳大利亚使用核能进行可行性研究等。
英国自2001年4月1日开始征收气候变化税（CCL）。该税是向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住宅及交通部门、居民除外）征收的一种能源使用税。英国同时还成立了碳基金。碳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目标是通过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从中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碳基金的资金用于投资方面，主要有3个目标：一是促进研究与开发，二是加速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
葡萄牙一直倡导再生能源发电，葡萄牙2006年用电总量中的36%源自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水利发电、风力发电和生物质发电等。
我国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比较低，但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前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预计2050年，我国能源消耗将占世界能源总消耗的60%左右。基于此，发达国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温室气体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国际减排压力和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多方面的要求，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十分紧迫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
2007年5月23日，国务院下发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要把节能减排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检验科学发展观是否落实的重要标准，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是否“好”的重要标准，正确处理经济增长速度与节能减排的关系，真正把节能减排作为硬任务，使经济增长建立在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2007年6月3日，中国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方案》规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国际与国内、当前与长远,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地区规划，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为改善全球气候作出新的贡献。
二、低碳经济研究目的
近百年，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气候的显著变暖，全球气温升高0.3℃～0.6℃，中国的气温在近百年来上升了0.4℃～0.5℃。20世纪50—80年代升温比较明显的是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西部。1909—2002年的近百年来黑龙江省夏季气温气候基本态的变化处于相对暖期。气温变率基本上保持着加大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表现为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全球温室效应已经引起黑龙江省气候的异常变化。
如何制定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限制高碳排放行业的盲目发展，控制我省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黑龙江省目前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现状不容乐观。2006年，全省废水排放量11.6亿吨；COD排放量49.8万吨，氨氮5.27万吨，二氧化硫51.8万吨，氮氧化物45.87万吨，烟尘53.8万吨，粉尘12.56万吨，固体废物1.03万吨。2006年全省工业行业废气排放总量达到5991亿立方米，排放量大小依次为火力发电、非金属制品、石油加工及炼焦、燃气生产和供应、化学原料及制造、水泥制造、金属冶炼、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造纸。
但是，黑龙江省的低碳资源潜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据2006年末的统计数据，黑龙江省拥有森林面积2007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43.6%；耕地面积1151.6万公顷；水资源总量727.9亿立方米；湿地面积434万公顷；草原433万公顷。
森林、耕地和湿地在吸收、固定二氧化碳中均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进一步界定森林、耕地和湿地的这一特殊功能，如何对低碳经济进行科学评价并通过货币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基于这些问题，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结合黑龙江省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规划，在低碳经济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对黑龙江省碳源分布和低碳潜力进行计算分析。通过对黑龙江省低碳市场的现状及特点的分析，找出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完善我省低碳市场交易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制定我省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依据。
三、低碳经济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机遇
低碳经济是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综合性很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低碳经济将会极大地扩展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因此，开展对黑龙江省低碳经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可以使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抓住难得的机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实现黑龙江省“十一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黑龙江省是我国资源大省，重工业、高耗能产业集中，长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了区域性的水环境、生态系统破坏。黑龙江省“十一五”规划的总体目标主要有：
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
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25%，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一二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8∶54∶38，现代农业初具规模，六大基地基本形成，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耕地保有量控制在117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我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设生态大省。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我省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十一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2.低碳经济可以推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低碳经济积极倡导生物质能源和再生能源利用。在粮食主产区等生物质能源资源较丰富地区，建设以秸秆为燃料的发电厂和中小型锅炉。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等建设沼气工程，合理配套安装沼气发电设施。大力推广沼气和农林废弃物气化技术，提高农村地区生活用能的燃气比例，把生物质气化技术作为解决农村和工业生产废弃物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大规模开发和建设风力发电，促进风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热利用，在偏远地区推广户用光伏发电系统或建设小型光伏电站。通过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清洁能源革命，可以极大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为黑龙江省农业发展提供机遇
2006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017.6万公顷，其中水稻208.9万公顷。农作物，尤其是水稻在控制温室气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农业低碳措施主要有：选育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推广水稻半旱式栽培技术，采用科学灌溉技术，研究和发展微生物技术等，有效降低稻田甲烷排放强度；研究开发优良反刍动物品种技术，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降低畜产品的甲烷排放强度；进一步推广秸秆处理技术，促进户用沼气技术的发展；开发推广环保型肥料关键技术，减少农田氧化亚氮排放；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和少（免）耕技术，增加农田土壤碳贮存。
大力发展以低碳经济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对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为黑龙江省水利建设提供发展机遇
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东北和华北地区干旱趋重，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
温室效应对黑龙江省水利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黑龙江省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161立方米，接近全国人均水平；耕地亩均占有水量仅460立方米，远低于全国亩均水量1430立方米。黑龙江省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目前地表水工程利用能力仅为29%，利用水库调蓄利用的水资源仅占5%，工程性缺水矛盾突出。
面对温室效应的挑战，黑龙江省应通过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完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和推行节水等措施，力争减少全省水资源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治水思路，在加强堤防和控制性工程建设的同时，对于生态严重恶化的河流，采取积极措施予以修复和保护。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和水权转让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水利工程投融资体制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加强水资源控制工程（水库等）建设、灌区建设与改造，继续实施并开工建设一些区域性调水和蓄水工程。
全省水能资源开发潜力大，水能技术可开发量约9870MW，发电量约270亿kWh。集中分布在南部、北部山区和黑龙江干流，多数电站开发条件较好。要把发展水电作为促进黑龙江省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化低碳经济方向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做好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工作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加快水电开发步伐，因地制宜开发小水电资源。
目前，东北黑土区大约为20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约有1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24292平方公里增加到2000年的45106平方公里，由于受资金和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水土流失治理速度十分缓慢。低碳经济中的森林低碳，尤其是《京都议定书》中的CDM清洁发展机制，为黑龙江省治理黑土区水土流失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机遇。
5.为黑龙江省林业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
为实现从国家最大的原木供应基地向林业生态大省的转变，“十一五”期间，黑龙江省将通过构建林业生态、林业产业和生态文化三大体系，实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林业工程。据预计，到2010年，黑龙江全省有林地面积将达到2141万公顷，林木总蓄积达到17亿立方米，森林覆被率提高到47%以上，林业总产值提高到500亿元。实现林区生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一直以来，制约黑龙江省公益林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难以建立完善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一个难点在于如何准确、合理地确定补偿标准。通过对低碳资产进行科学的评价，可以为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参考，从而促进黑龙江省林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提供生态功能区的服务功能。黑龙江省作为我国最主要的林区，是巨大的“低碳”，通过对黑龙江省低碳问题的研究，积极开展CDM项目，能够吸引负减排义务的国家来我省投资造林，从而带动我省林业发展。
6.为合理计算绿色GDP指标提供帮助
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由此可见，绿色GDP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绿色GDP占GDP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低，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度越高。绿色GDP由于能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因此，克服了GDP固有的缺陷，成为新发展观指引下引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对公正地评价社会经济增长进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有深远意义。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建议将绿色GDP引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去。然而，在绿色GDP的计算过程中，自然资产损失特别是环境成本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确定和计量成为问题的难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构成环境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黑龙江省低碳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合理地确定二氧化碳的排放成本，并为其他自然资产损失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参考，从而为绿色GDP指标的合理计算提供理论指导。
7.为黑龙江省将来可能承担的二氧化碳减限排义务作准备
1998年5月29日，我国签署了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虽然暂时我国还不负减排义务，我国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还不是很高，但排放总量很高，约占全球总量的13.6%，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保护全球气候方面承担的相应义务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很有可能在将来承担起减排义务。作为林业大省的黑龙江省更是责无旁贷，因此，加强对我省低碳问题的研究，尽早做好减限排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超级秘书网
8.为低碳交易提供理论指导
导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气候变暖的根本经济原因是无偿、无限制地使用地球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地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作为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进行有偿的分配，形成有效的交易机制。根本途径是在全世界首先按国家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权，形成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换交易机制，然后在各国国内单位和个人之间也要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分配和交换交易机制。无论是国际间的低碳交易还是国内的低碳交易，在低碳量和价值量的确定方面都应有较为准确的依据和标准，对我省低碳问题的研究可为确立这方面的标准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2]李俊峰，马铃娟.低碳经济是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制[J].世界环境，2008，（2）.
一、普京经济思想的基本特色
普京在出任代总统前夕，就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阐明了他对俄经济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发展的基本构想。此后，他以该文的思想为基础，不断对俄经济发展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经济思想。概括来看，普京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赶超”特色，具体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后，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步伐，以促进俄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造，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普京认为，俄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俄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过去十年改革使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但由于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未接轨，以及过去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俄经济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名份，从而饱受西方贸易歧视却难以有效反击。（注：Тамже．）为彻底改变被动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后的新形势加大对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欧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宣布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承诺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谈判，尽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业不太赞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强与企业沟通的同时，要求政府争取在2003年底前领到“入门券”，以其推动俄经济尽快按国际规范运作，在竞争中提高素质。
二、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系统的经济思想形成之后，如何落实无疑成为一大关键。鉴于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期限的远景发展战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这一判断，在普京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俄罗斯于1999年底成立了由现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主持的战略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各派著名经济学家和议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专家，负责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4月该中心制订出《俄联邦201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草案，后经政府反复讨论修改，于6月最后形成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和《2000-2001年政府优先任务》。前者是对俄未来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者则是对最近一两年具体执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针》从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俄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应达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总体设计，并定出了阶段性目标，成为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方针》提出，今后十年内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5%，加上卢布在十年内可能会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1.5倍，即由2000年的约2050亿美元增至4570亿美元。年通胀率将由2000年的约20%降至2004年及以后的不超过10%。年外贸出口额由2000年预计的846亿美元，达到2004年的887亿美元和2010年的1042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则要分别达到459亿美元、707亿美元和95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2000年底的约19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亿美元，2010年达524亿美元。十年内居民个人消费将增长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3，占人口4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占10%的最穷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于14倍。（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针》对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总体构想是：第一阶段（2001-2003年）将把经济调整、保障所有权和平等竞争作为改革重点，第二阶段（2004-2010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领域，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保证高水平的经济自由，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因素是保障所有权和公平的竞争条件；在经营、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中清除行政障碍，关闭亏损银行，降低税收，实施负责任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领域，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会帮助；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会福利，提高各种福利和服务的质量；努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在中老年时期享有应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领域，确实贯彻明确划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与责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地方自治，逐步将国家部分职能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机关对所通过的决策应负的责任；改革司法体系及国家其它护法机关；恢复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的可控性和运转效率。
为保证中长期计划落实，以该文件为指导，由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如：“俄罗斯森林工业发展纲要”（2000年5月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燃料开采指标”（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动力发展战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联邦电子商务发展目标规划”（2000年6月）、“俄罗斯七年铁路改革计划”（2000年10月）、“俄罗斯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罗斯与外国到2010年前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构想”（2001年6月），“俄罗斯国防综合体2010年前和长远发展规划”（2001年11月），“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长期计划正是通过这些部门或行业规划，被落实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基本方针》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文件中所规定的指标绝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实或超额完成。如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1年俄GDP达到9.04万亿卢布，按当年官方平均汇率1美元兑30.14卢布计算，约为27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5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032亿美元，不仅超过了文件规定2004年887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距该文件所定2010年1047亿美元的指标已相差不远。（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汇储备达到380亿美元，与计划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俄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不仅是务实和稳健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还有些“保守”。
三、俄罗斯经济前景评估
俄经济正处在1998年危机后的持续增长期，虽然期间有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达6.6%，累积增长达20%。2001年9月以来，受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下降影响，俄经济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长3.8%。没有迹象表明俄经济会在今明两年内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中，或再次跌入负增长。目前的增长率显然不能达到俄总统的要求，且受多种因素制约，俄未来几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难以达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长期计划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长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体似可作出如下判断：
(1)2002年将是增幅“下降年”。从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转换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趋旺是近三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卢布贬值和进口减少、国内生产形势趋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长因素的潜力正在耗尽，加之随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开始自主定价，原来按国家计划，低价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体制已被打破，生产企业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所需能源和原料，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严重影响到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俄国内能源价格平均上涨15%，按有关专家测算，要使能源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未来还应再涨15-20%。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生产国对俄能源压价出口大为不满，多次以反倾销调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须将能源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基本统一，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将对俄能源和其它生产企业造成更大压力。此外，俄企业还普遍面临设备老化，人才紧缺、产品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因素合力“发作”，构成2002年经济增速低迷的态势。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8%，略高于政府计划的3.4-3.6%。工业仅增3.2%，农业增4%，固定资产仅增1.8%，外贸还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strana.ru.23,09,2002.）经普京批评后，俄政府对今年的增长计划调整为3.9%，这虽与普京的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甚远，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认为，这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问题年”。目前俄国内经常提及有关“2003年问题”，主要是指2002年俄经济的多数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克服，其惯性还会持续，并将继续制约俄经济增长，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为“困难年”。具体原因包括：首先，劳动生产率依然不高，难以保障其与劳动工资和消费增长相适应，因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正如俄总理在国家杜马作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时所承认，俄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工资增长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义上整个工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而实际上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实际为8%比5%。为实现社会稳定，俄总统和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规定从2003年起，包括军人津贴、退休人员和学生的生活补贴以及给贫困家庭的补助都要逐渐指数化，这无疑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未必有直接帮助，但肯定会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其次，经济部门之间的投资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出口部门特别是能源领域吸纳投资占俄全部投资的2/3，而其它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增反降。以近两年为例，在工业总投资中，对石油开采就占33%，冶金、天然气和电力分别占13%、11%和10%，而机器制造和轻工业仅占7%和0.5%。这种投资结构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吸纳投资多，一旦出口因国际市场变化受阻，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国家欲扶持的领域很难吸引到投资，因而发展缓慢。其三，技术创新滞后影响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于整个90年代技术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虽然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有所上升，但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总量和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技术创新投资的近一半主要用于购买设备，用于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资金不到20%。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工业产品中的比重2001年仅占3.1%，出口产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不到1/5，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俄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将处于弱势。其四，正值还债高峰期。债务偿还一直是俄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也严重影响着俄经济发展。据俄财政部长库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债总额为1283亿美元，占俄GDP的48%，政府的目标是在还清今年的约140亿美元后，到年底将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国际认可“安全线”内。据俄政府资料，2003年俄预算总额为770亿美元，而已被列入预算的外债偿还额高达173亿美元，约占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2/08/15）其五，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影响。去年以来，受美国经济下降拖累，西方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导致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俄经济中出口占GDP近1/3、出口产品中石油又占1/3，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敏感度显而易见。据俄有关专家测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就相应下降0.4-0.6个百分点，年出口收入减少20-21亿美元，财政税收减少8-9亿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也相应减少。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这种低增长可能还要维持1-2年，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结束，（注：中国社科院《重论动态》课题组：“关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七种观点”，《新华经济》2002年8月27日，第3页。）这就意味着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预计2003年也只能维持3-4%的增长率。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对俄经济又是一个转折点，渡过这一年，人们就将增加对俄的信心和投资。（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strana.ru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为“好转年”。俄政府认为，在渡过2003年的“转折”后，俄经济增长应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规范、持续增长的目标挺进。近年来为整治俄经济环境，当局参照国际经济体制和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经济交流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政府近日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0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其中对下一阶段经济改革、通胀控制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和目标。纲要提出，国家将通过落实一系列高效机制和补贴部分贷款利息，优先对社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国防工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将对高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给予支持，将努力确保在资源出口领域内的“重要国际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8/2002）。政府还计划在2004年实现“无盈余”预算，以加大对社会和经济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求将通胀率由2002年预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计划实施50项促进俄各地区发展的联邦计划，其中包括《远东和后贝加尔201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通过加速地区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果俄争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这对俄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欧美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也会相应取消部分过去针对俄的歧视政策。世界经济也许能在此期间走出增长“低迷”期，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这对能源出口占重要地位的俄经济将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间每桶俄石油的国际市场价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的预测，2004年经济增速就能达到5.4%，2005年则可达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长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罗斯拥有未来成为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如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和较大的出口生产规模，强大的军工和机器制造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以及日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将引入“当代世界最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俄经济予以尽可能彻底的改造，使它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释放，从而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对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俄政府持谨慎乐观态度，所订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俄经济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性等。俄经济界对中长期发展前景的评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赞同政府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普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俄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专题报告认为，“俄拥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可能条件”，只要实施“全面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广泛制定和采用稳定、公开、透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未来10-20年内，经济“可以”并且“应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2001-2015年的俄经济也做了较乐观的分析，他们把这1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GDP增长率应为6-8%，投资增长8-12%，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7%。他们甚至预测，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第二阶段为2009-2015年，GDP增长率为3-5%，这一阶段虽然长幅有所下降，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到2015年俄将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信息工业以及其它节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将在俄整个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俄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的专家看法与上述预测有所不同，认为2010年前，俄经济将一直面临如何在促进增长与加快结构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问题。为保障经济增长，政府将继续执行鼓励能源和军工生产及出口的政策，但能源生产成本将逐年增加。如每桶俄原油的成本价有可能从2001年的13.6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5.9美元和2010年的19.5美元，而石油产量却不会大幅增加，相反可能减少。按俄联邦“能源效益经济”计划预计，俄石油产量将从2001年的3.48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3.60亿吨和2010年的3.60-3.70亿吨；而能源部“2020年前能源战略”预计，将从2001年的3.48亿吨减少到2005年的3.08-3.27亿吨和2010年的3.05-3.35亿吨。（注：“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1999-2001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19-27.）能源部认为，如果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不能维持在23美元以上，2010年前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能维持2-3%。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所谓循环经济，是一种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建立在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工业—资源再生”的封闭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循环经济的提出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研究，拓宽了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相联系，90年代的知识经济研究给循环经济赋予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而非机械工程学规律来指导经济生产，既考虑工程承载能力，又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造成生态系统退化；承载能力之内的是良性循环，使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地发展。
环境保护与经济快速发展共存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无数实践显示，循环经济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大会上，提出：“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就不能持续进行。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却不断增长，如果这两方面关系处理不当，必然导致生态的恶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之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循环经济以协调人与自然为准则，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循环经济通过延长生产链条，推动环保产业与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可以从根本上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缓解经济发展和资源不足的矛盾；循环经济是以保护生态和最有效的利用资源为特征，有利于产业结构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结构转变，促进经济结构向绿色化转型，有利于推动社会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许多地方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令人担忧，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增长，但能源消耗量巨大，我们每创造1美元利润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目前，很多产品正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如不尽快走循环经济道路，则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必然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因此，我国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只有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行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才能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经济模式和技术支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环境污染与生态安全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并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立足于我国21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和经济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正确理解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原则
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模式；第二种是以“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过程末端治理”模式；第三种就是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多重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这一点看，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其出发点在于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实现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协调统一。农业生产技术模式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废物，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因此，循环经济发挥作用的重点是工业生产，一般说来，循环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体现就是生态工业，基本原理是工业生态。1989年，原通用汽车公司研究部副总裁RobertFrosch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加工业的战略》一文中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工业生态学是指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工业生产的一门新兴学科，将工业生产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封闭体系，将一个单元产生的废物作为另一个单元的营养物，这样，区域内彼此靠近的工业企业就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于生态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按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循环经济也可以分为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和社会大循环三种模式。企业小循环模式是指企业内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废料回收生产技术和推行污染排放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全面建立节能、节水、降耗的现代化新型工艺，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区域中循环模式是指以生态工业链或生态产业园区的形式出现，把不同的工厂连接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得一家工厂的废气、废热、废水、废物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这种生态链可以扩大到包括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在内的不同产业领域。社会大循环模式是指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引和群众的微观生活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减量、再用、循环”（即3R）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再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循环原则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末端处理负荷。换句话说，就是资源投入最小化、废物利用最大化、污染排放最小化、生态系统最优化原则。具体说来，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并应用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生产者应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者应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生产者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消费者应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高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利用，实现废弃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量排放。针对产业链的全过程，通过对产业结构的重组与转型，达到系统的整体最优。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提升环境容量，实现经济体系向提供高质量产品和功能的生态化方向转型，力求生态经济系统在环境与经济综合效益最优化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加大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良好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全民意识，是一件事关中华民族兴衰的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能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好的生存空间，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携起手来共创美好家园。为此，我们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着重说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使得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深刻领会发展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
2.做好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究，加强循环经济知识普及教育。循环经济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个供人们炒作的时髦概念，它是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全新经济模式，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包含许许多多具体内容。动员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朝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方向进行研究，形成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循环经济使用技术，尤其是那些盈利较多并且污染非常严重的经济组织，它们是应用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重点单位，也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矛盾最突出的单位。我们目前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研究出能够让企业获利的循环经济应用技术，能够使得企业在追求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获取自身利益，否则很难实施。同时将循环经济知识普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中小学课程中，系统地安排循环经济的相关内容，使他们获得关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识；在职业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开展利用循环经济的技术培训和开设循环经济专业，培养出一大批掌握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技术人员和从事循环经济使用技术的研究队伍。
3.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施循环经济的有效保证。我国现有的环境法规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对根本解决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不强。要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励支持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使法律法规能真正起到预防污染和绿色导向作用。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借鉴日本等国经验，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明确工业废物和产品包装物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建筑废物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单位要适当缴纳一些费用；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4.建立新的经济核算制度，变传统GDP为绿色GDP。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我国干部政绩的标准。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我们对发展人与自然有了新的理解，中央形成了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所以我们应设计一套直接以社会基本需要为依据并有助于促进对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加以有效利用与保护的绿色GDP经济指标体系。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宗旨。从国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1]戴美艳.品牌的青岛现象[J]维普资讯
[2]杨玉平.“青岛现象”地域因素之我见[J].山东：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3]钟朋荣.青岛模式VS温州模式谁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选择？[J].发展论坛2005.(9)
[4]周京.温州文化底蕴与集群经济发展[J]温州：温州论坛2005.(2)
[5]高彦彦，杨德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J]温州大学学报，2006.(2)
[6]浙江商人网2005年3月16日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农民工。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综合体，每个学科或学科分支所处的文化位置、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不同。政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所以，以人为主体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是什么新看法。它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方面来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人的发展经济学则是以经济运动规律为基础揭示人的发展的规律性，揭示人的发展是怎样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想状态，探寻达到理想状态的现实途径。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人们对人的发展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其理论根据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的着重点则是以人的本性为依据，批判现实中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种种表现，然后依据人的本性设计一种社会模式理想方案，实现途径则是通过宣传其美好情景动员人们为它而奋斗。
另一种观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一旦从现实的人出发，立即就发现社会中的人都是有差别的，他们的利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用工人要求从资本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有尊严有地位；而资本家则要求尽量巩固这种阶级差别，以便独自垄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特权。所以，恩格斯曾作自我批评说，他起初希望一下子解放全人类，后来发现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获得解放的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根本并不要求从现有秩序下解放，而是要求维护现有秩序。恩格斯说这是我“自作多情”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指空想社会主义所阐述的理想社会），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①这首先是指为走向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差别的缩小，也包括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程度和管理能力。
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不去深入研究、理解现实社会和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及变革的现实条件，而是想当然，总是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作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如果我们总是以先知者自居，把努力主要落在去设计人的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方案，让人们去实现它，而不去认真深刻研究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条件，不研究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个人解放的实际决定作用和找到实现这一点的社会力量。那我们就容易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犯过的错误。现实的发展将不会理睬你那些设计方案。历史过程必将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前行。这一过程看起来不怎么“理想”，甚至粗俗，还充斥着丑恶的东西，但却是走向人的解放的现实的步伐。
所以，我们讨论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建立，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前提，以保证我们的努力能取得重大科学成果。
为此，我提出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1）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还是由先知先觉人士根据人性要求，提出理想目标，由大众去实现的过程？（2）人的解放是历史过程，还是思想过程？（3）人的发展是从低级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还是人的本质异化到复归的过程？（4）在具体实践方面，重点放在个人根据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看法、否定现实、设计人全面发展的和谐美景，还是深入研究经济的实际发展进程，即研究实际的历史进程，从中揭示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际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发展过程。
用关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现实活动着的人的头脑、了解人的发展的趋势，自觉地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奋斗？
下面，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根据社会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的要求去实践的结果。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是伦理道德或法学问题。后者不能给我们指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从而也会轻易地被人所否定。另外，也不能指明实现它的现实历史条件、物质条件和具体途径。
有人说，人的发展即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说法没有正确地指明人的发展的实质，因为这里所说的“人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说明它的内容是什么和是由什么决定的。离开人的社会性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
另外，把人的发展归结为抽象的人的本性的形成和发展，就导致另一种看法，即把人的发展过程表述为人的形成——异化——复归的过程，这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从抽象人性出发很容易陷入道德伦理的论证，诉之于社会公平正义要求，对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没有什么用处。在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前，道德说教从未停止过，中外都不例外。我国孔子的仁爱、世界大同思想讲了几千年，对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及自由解放，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起到稳定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作用，改变的只是帝王统治的方法。
黑格尔甚至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
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②欧洲也有类似情况，从古罗马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乏爱、人道主义的宣教。他们的道德说教也没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爱也并未因此落到每个人身上。
在资本阶级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期，从一般的“爱”发展到举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旗帜，但是这些也只能限于口号、愿望，不管它怎么好听，而其结果却是一个更加严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大多数人继续受苦受难。20年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帜，但他实际上是只讲“人道”，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结果，不仅人道主义没有实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被少数垄断寡头压榨的处境。整个经济发展大倒退，更谈不到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追求不仅是“一文不值”，而是成为一种罪恶。
这并不是说不要人道主义，不讲伦理道德，但是应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不乏伦理道德的诉求。实践表明，只有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它才有影响力、号召力，才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才能结出果实。这个果实并不是人道主义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客观历史规律决定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位学者说“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心”，这表明他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唱了反调。
生产力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本的物质基础，这首先是由于人们如果没有保证个人生存的基本物质资料的满足，就谈不到发展、自由和解放。另外，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每个人必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使自己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最后，生产力和适应它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和解放的不同阶段。最初，单个人力量极端薄弱，只有结成一个或大或小的集体才能生存。所以，马克思把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定义为人的依赖关系。包括原始社会的家长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几种社会生产关系顺序发展也是人的解放过程的依次进展的阶段。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下，个人的解放首先为少数人所垄断，被剥削阶级只能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发展服务，被剥削者也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解放。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从封建式的人身依赖关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还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因为这时还不可能具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需要有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过程。根据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需要一个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是商品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依赖货币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狭隘局限，使人们建立了全面的联系，从而也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立了更优越的生产关系条件。人的发展进到第二个阶段，即物的依赖阶段。这时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建立，人的命运由物的命运决定。但是只有在这种关系下，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才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从而才能创造出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开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谈人的解放和自由，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这里与所谓道德伦理无关，也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人的解放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人性、道德问题。
所以，可以看出，人的自由、解放不是主观意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的结果。自由就在于根据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生产力，这才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从动物界解放出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有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最初当人从动物界刚刚分离出来的时候，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谈不到自由，只有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本身也随之不断发展，个体的能力不断增大，从而日益不断地取得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③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④这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历史活动的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而不是由人们为了某种理想刻意追求的结果。
恩格斯说：“唯有借助于这些新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⑤马克思的《资本论》可说是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最全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
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拼命地从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时指出：“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⑥由此，马克思说，正是资本家这种狂热追逐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他才受到尊敬。“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价值。”⑦这里表明他已经抛弃了从道德伦理方面去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科学观点。
资产阶级所推动的大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过程。他说：“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⑧毋庸置疑，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以牺牲工人的幸福为代价的，这是消极方面，不过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对工人是一种灾难，但它“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⑨大工业的发展尽管给雇用工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生活更加不安定，但它的积极方面也应当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说：大工业“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⑩这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但“一种历史生产形式（指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还阐述了大工业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带来很大冲击。马克思谈到对旧的家庭关系的影响。他说：“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发展的源泉。”
工厂的自动化过程，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者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不是出于某些先知者的头脑，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大工业、机械化迫使人们不断变换工种，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它使人们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也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活动时间，去从事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计算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人们从简单繁琐的一些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的劳动变得更符合人性的、更有尊严的和不带强制性的自由活动。这一切都表明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自然史过程。
我现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作为上述分析的结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下面，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和方法，探讨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原则和创立人的发展经济学新学科的有关实践方面的问题。
二、从实践方面谈谈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们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共产主义，但什么是共产主义？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奈斯比特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国大趋势》
中说，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定义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定义二是‘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民主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
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定义是复述了马克思的话，意思是说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他说的第二个定义是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面貌，这里是指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对此，马克思有准确的表述，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约·奈斯比特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显然没有显示出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
实际上，共产主义并不是有两个不同的定义，马克思在不同的地方，的确对共产主义做过不同的表述，但这并不是共产主义有不同的内容，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针对当时的主要任务，而强调某个方面。上述作者所说的第一个定义是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必须经历的现实途径，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途径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以达到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所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空想社会主义者正因为不懂得这一点而被确定为空想社会主义。
第二个定义则是根据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趋势所确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面貌，即在这里所有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个人都无差别地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完全消灭了少数人的发展依赖于更多的人丧失自由发展条件来实现的不平等现象。
既然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这也就成为我们工作的长远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人的解放目标不能靠“爱”、“公平正义”来实现，而只能“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这也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意义所在。
下面，我按照马克思指出的“人的解放是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谈谈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问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个人争取个人解放、全面发展的现实的历史活动来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谈谈：一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显示了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现实途径。这一途径不是从思想中去找，而是从群众的现实活动中寻找；不是发明什么办法，而是在群众的历史活动中发现具体途径。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践着人的全面发展。
同志的《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特别提出了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把自主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大工业的发展，是每个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因此，研究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首先应关注全体工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广大工人群众日益得到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能为我国最后实现每个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先是资产阶级成为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代表，他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使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从土地和手工工具中解放出来，成为无产阶级劳动大军。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广大工人个人日益得到相对全面的发展。但是，这一过程也是以遭受极大苦难为代价的。
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一直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在我国由于历史环境，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又在此后的组织经济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我国工人阶级已无可怀疑地成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工业化和信息化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使工人阶级在各国都成为一个人数迅猛增加、比重持续增长、素质迅速提高的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国当然更是如此。也正因如此，我们党高度重视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工人在全面发展方面日益进步。
同志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实践表明，工人阶级如果不牢牢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技能，不最大程度地得到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把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广大工人群众的全面发展是最后实现每一个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经途径和现实手段。
工业中高科技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就是一个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获得解放的过程。举一个服装行业的例子，服装行业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我国服装制造企业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对工序和工艺进行优化配置，有效地解决熟练技工相对紧缺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提高了服装生产水平。同时，企业对科技进步更加敏感，技术改造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一些服装企业通过计算机系统，实现集成控制服装吊挂流水线。在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各设备和工作也按产品工艺顺序排列，劳动对象在运输线上呈链索式单向流动，最大限度地减少辅助作业及设备间隔时间，实现生产过程的高度连续性。一些无线射频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用，将优化、革新服装供应链结构，使我国服装产业通过效率、质量、服务手段的比较优势得以提升。如今的服装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融合了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产业，机械化、自动化为主的技术手段作用上升，人工成为辅助因素。这使工人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为了推动每个工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在今天，除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工人更多地解除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掌握全面科学的生产流程。此外，在物质生产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发展的条件下，应在财富分配上更向一线职工倾斜具有了突出的意义。当前，提出全面推进“体面劳动”
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增加一线职工的工资，进一步改善劳动条件。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部分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水平和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收入偏高、增长较快，劳动密集型竞争行业、私营企业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偏低、增长较慢。这种状况就会使得工人只能陷入日常最低生活的操劳中，无暇从事学习、受教育、钻研技术和教育子女。
这怎么实现全面发展？
改善劳动条件是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的基础。目前，我国仍然存在一些企业不能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职工超时加班现象仍然普遍，加班工资标准不落实，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等。必须引导企业增加劳动投入，改善劳动条件。否则就等于剥夺了广大工人发展自己的机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在推动各种社会经济差别的消灭，这是促进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如此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的活动半径大为提高，能更方便地迁徙，更加顺利地往来于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为消除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
高速铁路的发展，改变的不只是距离，也改变了个人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让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旅行，拓宽了个人的视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各地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均衡，使西部大开发工作更易展开，逐步消除各地财富、地位，甚至语言上的差别，这当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高铁的发展也推进了城铁化的发展，一些城镇将得到较快发展，这大大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更接近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武广高铁的建成，加速了长沙市的变化。武广高铁全部开通后，长沙将成为铁路枢纽，发展将获得更大的辐射区域。一方面长沙城市规模将迅速扩大，辐射、服务的半径将不断延长；另一方面长沙内部的空间结构也将发生变化。随着武广新城的崛起，单中心的城市格局将向多中心格局转变，从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待沪昆高铁修通后，变化将更大。通过高铁这个快速通道，长沙和珠三角、长三角、武汉城市圈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的时空概念发生了变化。产业的承接转移、分工合作有了通畅的渠道，城市的辐射效应也更强了。更重要的是区域统一市场将确立，影响经济要素正常流通的行政区划界限将不断被打破。
当然，在同一个经济区域内部，城市间的同城效应将更为明显。武广高铁使长沙与株州、益阳、娄底、邵阳、衡阳、永州等城市之间形成了“2小时经济圈”，在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资源优化配置中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切，首先有利于、加速了人与人之间重大差别的消失，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均等发展和自由发展打下物质基础。武广高铁的贯通，带来的不仅仅是区域发展机遇，对当地群众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进而是思想方式的改变，是人的解放的重要步骤。铁路沿线，特别是车站周围的农民都将很快地转变为市民，农民住进了崭新的居民小区，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转变，文明素质必将得到很大提升。许多新城的居民都开始开展各种培训，进行“新市民”教育。这显然必将大大促进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消失，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
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也决定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必然趋势。大城市的吸引力是无法阻挡的。当前，全球人口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方式都在推动人口向大的中心城市聚集。上海每小时都在增加30名居民。大城市的发展带来人的居住问题。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城市郊区的简易房屋中，这当然不利于人的生活质量和个人的解放。所以，必须解决为所有的人提供有尊严的居住条件问题。这又表明，不受限制的城市扩张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扩张对能源和交通运输资源的需求是合理发展无法承受的。因而又是不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我们从人的发展出发，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城市化过程中避免自发发展过程中的弊端，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居民中的不平等方面，以利于人的发展。
我国工业化和大工业的发展使人口逐渐向工业集中地聚集，农民脱离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化是大工业发展的结果。但应看到，这个过程如果自发进行，必然造成许多畸形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化过程的快速发展，导致了“贫民窟”现象。如果不加以规划和治理，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避免这种现象出现。例如，有的地区出现了“大学生村落”，10余万蜗居的“蚁族”发出了警报。
当前，人们在谈论我国城市化进程时，局限于纯经济方面，只说这是如何通过发展经济、产业转型、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怎样去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条件，逐步纳入城市生活，变农民工为市民，这些都是现实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实际的。但是缺乏的是从这里探索农民个人的解放问题，没有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审视经济发展过程。
这就应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这一发展的必然过程。要赋予全社会的城市生活方式新内涵。
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其基础就是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其内涵就是使农村人口到城市里的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使他们在劳动中逐步获得全面发展，个性日益得到解放。为了使每一个个人都更快地获得这种机会，城市化也必须在全国得到均衡发展。
我国城镇化面临人口众多、资源紧缺（资本缺乏）问题，正确处理城镇发展与农村人口转移的关系，我们认识到这对人的发展和解放意义重大，就应自觉为解决转移过程中的问题服务，把对务工农民的公共服务搞好。
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是扩大内需，即国内生产与消费的增长不平衡的问题。有的人单纯从经济方面，从再生产过程的比例关系角度思考问题是不够的。应首先从我们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国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树立这一长远目标。由此看来，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全民的素质，这是实现最终使每一个个人都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个人这一理想目标的重要步骤。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党和国家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
为扩大内需，我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底，按照“快、重、准、实”的要求，有关部门安排了四批3800亿元的扩大内需中央投资，用于六个方面10多万个中央投资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对于扩内需、促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电下乡不应只看到是一种扩大内需和推销的商业行为，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它也是大大推动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措施。电视是20世纪的一大发明，大大地改变了人的生活。电视是人们获得信息、认识世界的最便捷的方式，也是媒介穿越时空距离、拓展人类资源和能力的最佳例证。电视是填弥知识鸿沟重要高效的工具，让处于“知识贫困阶层”的人们便捷地获取知识，改变命运，广泛用于教育。广受欢迎的电视剧中传递的生活方式，让很多贫困地区的女性减少了生育。电视促进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并通过知识普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电视显著地让社会更文明、更开放、更进步了，它以强大的影响力推动着社会进步，这大大有利于人的发展。当然对于它的负面影响，也要尽力杜绝。
（二）一场宏大的实现个人解放的历史活动。
历史的发展不是少数精英设计和执行的，而是广大群众的活动创造的。我们很幸运地直接看到这场震撼世界的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这就是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的活动，这是明明白白地争取个人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活动。它不是由少数精英提出和组织的，而是广大农民追求个人幸福，改变自己劳动条件的自发活动。这场活动并不是农民为了什么远大理想，而是为了摆脱受苦的环境，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现实目标。
大工业是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客观物质技术基础。农民转化为工人是他获得解放的必经过程。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亿的农民离开了农村和土地，涌向城市，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历史活动。这场活动实质上是农民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运动。很显然，这场历史活动不是在某些精英设计的美好理想的指引。
他们还根本不知道所谓的伟大理想，但他们在行动上这样做了，他们只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希望摆脱整年从事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不人道的劳动条件。艰苦的劳动、贫困的生活、缺乏受教育机会，这一切阻碍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坚决地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向自由发展之路。
相对来说，城市里的人较早地获得了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条件，特别是富有的人首先具有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正是这些情况吸引了广大农民奔向城市.进城当了农民工，在私人企业里并没有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每天12小时的劳动，加班没有加班费，极低的工资，有时还受到人格侮辱。特别是他们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妻子儿女，终年不得回家团聚，这些同样是不人道的。
人道不人道本身不可能成为选择的标准。但他们知道进城务工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现实途径。进城打工使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新生活方式。他们宁愿忍受这些痛苦，这不是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所能解释的。
关于农民工，不要仅仅把他们看作弱势群体、照顾对象、同情对象，实际上他们在创造历史。我国的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东南沿海珍珠串般的新兴城市的崛起，主要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使我国的面貌大为改观。
据最新的研究，我国农民工大约有2.3亿到2.4亿人，其中“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万人。相比他们的前辈，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学历较高，很多都是高中毕业生，物质要求也高，生活标准在向城市居民看齐，选择工作时，轻松、体面、报酬高和发展好的工作是他们的首选。他们说，他们决不会像他们的父母亲那样在城里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他们认为，父辈进城打工是为了生存，他们进城则为了寻梦。在城市生活的洗礼中，逐渐更新着价值观，酝酿着人生的“转型”，向“白领”进军，甚至自己当老板。
这种情况也迫使有些招工的私有企业改变原来的剥削方式，不能再那样工时长、待遇低，迫使企业必须正视现实，建立让“80后”、“90后”农民工可以安心工作，持续成长的机制，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加大技能培训力度，给他们职业发展空间。事实表明，单是农民拥有强烈的获得自由解放的愿望是不够的，他们到城市来，要能生存，就要有就业的企业。
可是谁提供企业的生产要素，谁提供资本？在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条件下，国有资本是有限的，不可能吸收从农村转移来的亿万农民到这里就业。资本是农民进城务工，从而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我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外资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纷纷来我国建厂；同时对内放手发展个体、私有企业，从而为亿万农民进城就业创造了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要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利用了外资、内资，尽管存在着剥削，甚至是严重的剥削（当然对不合法的剥削是要铲除的），但客观上却是导致农民走向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必然途径。由此可见，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出发来探讨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人的解放是不会有多大帮助的，是没有实践意义的。
农民脱离土地，成为雇用工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对此马克思说道：“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因此也同时使社会的形成因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在我国的这一过程就不同了。进城的农民工保留了农村中的土地，家还留在农村，家庭的分离与团聚，以及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度，成了应对工业发展周期波动和缓解失业矛盾的“安全阀”。
“农民工”的形式是我国农民获得解放的一个中间步骤，防止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现象。这个实际的农民解放的过程和形式，也不是由人们主观设计的，不是从思想中产生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客观历史过程。
所以，谈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当前应当给予农民工问题以极大的关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从人的发展的视角，研究经济发展中怎样对这个过程起推动作用。从实践中研究现实情况的发展，主要不是主观主义地凭空想象什么办法。
首先认识这是一种自然史过程，是生产力发展必然造成的趋势。我们的任务就是通晓这种必然趋势，研究实践历史运动过程中的现象，把握住这个趋势，然后，用我们的理论认识，提高自觉性，为这个客观的必然趋势寻找更好的实现步骤，加速这个过程。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农业农村本身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要求城乡共同发展，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2010年一号文件对当前和今后的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就是“五个把”：一是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二是要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三是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四是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五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这五句话不仅对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指导，而且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新趋势：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一些经济学家建议赶快把农民聚集到城里来的做法并不正确。这些经济学家忘记了生态和能源的承载力。调查显示，一个城市居民消耗的能源相当于三个农民。这也表明，我们一定要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即个人的解放是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
从1996年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至今，我国的城镇人口从2.99亿增加到6.22亿，增长了108%，但同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却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7万平方公里，造成了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另外，许多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忽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冲出农村争取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农民工，怎样在新的条件下融入城市生活还在探索中。这些方面，从人的发展视角考虑问题，应当是首要问题，但某些地方的领导人对此却非常冷漠，视而不见，甚至导致许多的发生。例如，强制拆迁、强建项目、低价土地流转。真有点像英国资本积累时的“羊吃人”、“房吃人”的重演。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
30年来，我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办乡镇企业；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以城市为目的地，异地暂居流动；第三次浪潮则是以长期居住为目标，甚至举家迁进城里，彻底从农村脱离，农民工市民化。我们应当对这些现实过程作深入研究。农民工现象体现着个人解放的必然趋势。
农业发展到工业化，农民通过演变成工人，小农生产的破产到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大规模进行，农村居民逐渐转变为城市居民，这就是广大农民实现个人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成亿的农民离开农村奔向城市，正表现了个人争取自由解放的必然趋势和规律性。
这个规模比资本原始积累剥夺农民，把他们推向城市的规模要宏大得多，当时的过程是在资产阶级的主导下进行的，农民经历的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极端痛苦。我们今天的过程是在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与资本原始积累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是通过剥夺农民强制实现的，而是农民为争取个人幸福和自由解放的目的而自主进行的活动，他们在农村拥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集体土地，并没有被剥夺，还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而进城务工。这极大地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保证农民向工人转化过程中，消灭了阶级对抗，农民工的生活得到更快提高，从而使个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遭受到的损害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页。
②任仲平《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9月2日。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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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③《东京梦华录》卷二。
④《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29页。
⑤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社馆，1963年版，第438页。
⑩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紒紜矠《东京梦华录》卷八。
紒紝矠宋代张舜民：《画墁录》。
紒紞矠《梦粱录》卷十九。
紒紟矠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紒紡矠谢涌濠：《艺术研究论丛》，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紒紤矠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紒紥矠《东京梦华录》卷三。
区域经济，顾名思义是“区域”加上“经济”之后两个概念的结合。经济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产物，包括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而区域首先是一定的地理范围概念。至于具体的内涵和定义边界。目前还很难以界定。因此.“区域”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加上“经济”这一专有名词，形成的“区域经济”往往不容易被理解。 这一点无论是学界还是在实践的经济活动中，都有所体现。“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子系统，通常指国内特定地区的国民经济”：“大的区域经济可以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经济区，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田；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省际壁垒是区域经济的最大障碍”，这种理解很显然是将区域经济看作是一个国内跨越省际边界的经济区概念。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宏观部委将涵盖多省市或多城市的区域经济活动称之为区域经济，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概念；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概念都反映了这种认识。地方政府更多地将自己所管辖的行政区看作一定的区域经济，例如将行政区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分为城市经济、农村经济两大部分，然后整体看成是区域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往往将区域经济直接理解为宏观经济。 那么区域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边界在哪里？许多学者试图在回避这个问题，认为区域经济是指人类经济资源总量稀缺、赋存不均或不能完全流动的前提下，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特定的区域相结合的复合体。但这种解释仍未完全揭示出区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的理解在理论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亦即区域经济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是空间属性。区域经济是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问题，是空间维度上的经济展现。二是中观性。区域经济是一种承上启下，并有着自己的区域特点的中间性、非均衡经济，是一种介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三是相对开放性。区域经济通常在内部具有相对一致的制度、体制和运行规则，而对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四是动态性。区域经济相对于国家宏观经济来说，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亦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其经济范围可能发生变化。 基于此，要完全理解“区域经济”，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区域的概念问题。 一、区域与经济区域概念辨析 目前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正如区域经济学家H.理查森（H.Richafdson）说的“精确地定义区域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宁可回避这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异，各个学者从自身对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解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展开对区域经济学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构建。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区域经济学科的不成熟。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只就经济学对于区域概念的讨论做出分析。区域的经济学观点主要指从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待区域的一些观点，西方经济学者对于区域概念的理解也是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的，但这一类观念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艾萨德开始就侧重于将区域作为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 （一）经济学中“无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一般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时，往往做出简单但不太符合现实的假定，即所有生产和消费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这样就剔除了空间因素这一极其重要而很棘手的变量。最简单的例子是运输成本，这种运输成本是因生产区和市场区的空间分离而产生的。一般经济学视这种成本为一种生产成本，并认为降低这种本的主要途径为运输技术的改进和发展。然而，如果调整厂商的生产区位，则可以避免这种额外的成本，或大大节省运输成本。正如贝克曼所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把它让给了区位论”。从这种角度去理解区域时，区域是一种无限空间，可以由点、线、面来表示，但不包含范围。人们经常接触的空间是地理空间，可以用点（位置）和线（距离）来表述；如果研究的是不同产业或不同人之间的“距离”时，这种空间是一种模糊空间，可以用“模糊位置”、“模糊距离”来表述；如果研究的是“核”与“”的关系，则这种空间为佩鲁的“受力场”，可以用“核”与“受力的通道”来表述。在与这种纯粹空间有关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区位决策问题。 （二）经济学中“有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当然.传统经济学有时候也从有限空间角度去理解区域概念。这时的区域，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可以用点、线 、面来表述，而且还包括了一定范围。人们平时讨论的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区际经济发展差距、区际劳动分工与贸易等所涉及的区域都属于这种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包含某种边界，尽管这种边界是较模糊的。胡佛、理查森等学者对区域概念的理解就是这种有限空间。胡佛指出：“把区域视为一种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处理的数据和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同样，聚合体能够简化对信息的分析过程.这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大量相互依赖的单元或活动而这一整体又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的综合时尤其重要。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一聚合体对于管理、计划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需的。从这些可以看到.最适宜的区域划分应遵循行政区域疆界”。从胡佛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从这种角度所理解的区域，必然包括在某一主权国家的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它拥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权，或中央政府的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控制权。区域应该理解为有限空间。正如胡佛指出的那样，每一个地区必须包含至少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这也就是国内学者常常引用的区域概念：区域是由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或者城市、农村、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组成。 （三）近年来对区域的一些新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艾萨德的基础上演化出两种探寻区域本质的研究流派，一个分支是强调聚集的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代表性的有藤田、克鲁格曼等，新经济地理学派在《空间经济学》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区域下定义，但指出“区域就是一定的经济空间，是各种形式的收益递增和不同类型的流动成本相互平衡作用的结果”。另一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更加侧重区域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基础，杨小凯等从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思想出发，深化了艾萨德等人的区域专业化分工认识。认为专业化与市场交换是产生区域差异的基础.提出区域是一种经济组织，它是随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新兴的区域经济学观在我国学者的著作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如郝寿义、安虎森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上述思想，提出了自组织的概念。 （四）“经济区域”概念的重新界定 通过前面的回顾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而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一些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概念则强调是一种经济组织。安虎森尝试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来解释区域的形成.进一步认为：“以城镇体系为核心的区域空间是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划分或安排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某一生产要素或某一产业产出量的大小（组织的非拓扑性质），它还反映了网络组织和网络的方法效应（组织的拓扑性质），这种拓扑性质可以通过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表示。”这种将区域抽象为一种经济组织，有其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可接受性。但是，却丢失了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特有的空间内涵。因为，区域的概念脱离不了“空间”。区域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企业”概念那样被无限度的抽象为制度或组织。但是，安虎森对于区域的概念的定义，给出两点重要的启发。第一，经济学，特别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区域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区域；第二，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具有网络结构和网络性质。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理解的区位、经济功能区等相关概念，可以给经济区域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不同。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自身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客观的区位之间相互结合，形成一定的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区域。这种功能区一般是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表现为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存在着等级网络结构，形成经济功能区之间的纵向分解网络结构：而不同能性、相对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则通过部门分工、地域分工，形成横向联合网络结构。这种纵向的分解网络结构与横向的联合网络结构彼此并存，相互重叠，构成了经济区域。 基于此，可以将经济区域定义为：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在这一定义中，居住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商业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农村地区 也可能归类于一种经济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可能有其自身的等级性。一方面，每一类经济功能区不同等级构成一种网络结构：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另一种网络结构。正是这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彼此之间的叠加，才形成了相应的经济空间。 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演进 前文对区域.特别是经济区域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重新解释。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分析区域的经济研究内容，有必要进一步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个概要分析。 （一）古典区位论、古典贸易理论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J.H.杜能提出的农业区位理论.经济学家A.韦伯提出的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学家A.廖什提出的市场区理论，地理学家w.克里斯塔勒提出的城市区位论，开辟了研究空间问题的新领域。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者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D.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古典贸易理论，力图揭示空间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贸易的发生。这些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区位科学理论和贸易理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支配下的现代区域经济学 二战之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若干年是重建国家经济秩序时期。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一个相互重叠而且实际上很弱的制度体系。经济管理被认为是国家的事。而国内经济管制经常是围绕着大萧条时期传下来的制度来设计的。战后很长时间内，区域经济学被宏观经济学所主导，国家经济体被假设为国际贸易的基石，是贸易计算的边界以及贸易谈判过程和利益的边界。在这个国家边界和影响力的世界里，区域时而被讨论，但是都被理解为国家内部的集团，而不是次国家单位。在这一背景下，新古典经济理论用来描述地区间贸易发生和空间经济规律。其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完全竞争下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区的单位要素价格相同、地区间的运费为零等。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要素报酬的地区差异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来达到均衡，即所谓的市场机械主义。这种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关于区域经济集聚和增长的主要理论.并广泛以数学模型加以表达。 几乎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学家W.艾萨德的倡导下，出现了跨经济学与地理学的“区域科学”，“区城科学”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理论和方法，加入了地理学者所重视的空间要素，而且通常以数学模型加以分析和论证。在艾萨德的领导下，区域经济学者开始关注区域增长和产业区位、区域经济差距、城市化的模式、区际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政策等方面关于区域的问题。进而，形成了区域经济研究的地理学派、制度学派、管理学派及随后的计量学派等。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当代区域经济学研究 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经济迈入了一个充满着巨大经济变化的时代。区域经济学成为关注以下同题的学术探讨领域，即经济变化背景中的空间范畴和规模经济、这些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驱动力以及全球经济变革中的地方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次区域”与“超区域”并存：“地方”作用与“国家”作用同时提升，这都为当代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更多地是在城市上和城市群基础上的区域之间组织，而不是完全被国家空间所决定。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次国家区域和超国家区域的经济重要性不断得到提升。在欧盟经济中，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已经开始削弱国家的社会契约，实质上取代了有关共享财富和权利的国家综合性协议。但是，很显然国家在比较优势方面依然十分重要。在知识产权、人力资本和金融等领域，国家层面上的管制方式都会深远地影响位于国界内的企业和产业的全球和区域贸易潜力。在此基础上，当代区域经济学形成了几个学派。例如、“新经济地理学派”、意大利学派和加利福尼亚学派、区域竞争学派等。 三、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重构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困于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在此基于上述分析，给出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域形成问题 主要研究非均质基础上，空间的不完全竞争，如何导致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经济区域的边界问题。 （二）区 域经济发展问题 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影响要素、运行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等问题。 （三）区际经济关系问题 主要研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区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产业协调发展以及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关系研究的核心是“建立区域之间相互依赖或合作的制度安排或秩序”。 （四）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治理问题 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地方与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和地方各种区域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区域治理等问题
杨瑞龙较早地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制度供给短缺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的结论。王小鲁评价了改革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认为资本形成加速对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更重要的贡献来自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傅晓霞等通过分析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指出体制改革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班玲认为经济发展的最终源泉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技术创新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技术创新如果没有制度创新的支持,即使经济一开始有所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制度创新非常必要。聂艳晖以索洛纳尔逊同期模型为基础,建立包含资本、劳动体现型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而对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进行了测度。薛宏雨以所有权、交易费用和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包含制度要素在内的经济发展模型,考察了1978—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定量测算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后得出市场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张新杰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时,主要考虑到了地区间的差异性,因此他对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综合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对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论述和理论性的总结,对于沈阳经济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历史背景又上升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老工业基地,还没有基于大量事实和数据的较为严格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对CD生产函数进行改进,引入制度因素,构建广义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计量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所选取的各个变量经过数据处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消除多重共线、序列相关等问题后,方程整体和各个指标变量显著,符合各自的经济意义。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比较合适,能够较好地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产出弹性为0.487,即资本投入每变动1个百分点,GDP变动0.487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靠投资驱动的。2012年沈阳经济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0199.6亿元,比1999年的576.85亿元增长了近18倍,年均增长率约22.77%,远远大于GDP的增速。投资拉动了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增长,也可能导致投资过热现象出现。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超过劳动投入,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62,与资本投入弹性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沈阳经济区应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劳动力投入的弹性最小,说明沈阳经济区依靠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已行不通。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时代,沈阳经济区的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沈阳经济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和技术人才。
三、结论
与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比,构建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广义生产函数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沈阳经济区的设立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制度创新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①沈阳经济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足。虽然中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仍需提高,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②沈阳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带相比,在吸引外资、人才等方面竞争力不强;
③政府角色还没有向“服务型政府”真正转变,市场机制还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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